庸才当道：西汉王朝败亡路线图

charles

（21）专权之路（一）：自固营盘，钳制对手

　　王凤就任首辅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四处网络人才以自助。

　　他很幸运地把一位当世“高人”纳入幕府，成为自己的核心智囊。此人便是宣帝朝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儿子杜钦。

　　杜钦是一位才子，在京师“衣冠”（当时对士大夫及贵游子弟的统称）圈子里的知名度非常高。长安当时还有另一位同样知名的人物，叫杜邺。二人的字都是“子夏”。杜钦有一只眼睛失明，“衣冠”们便称他为“瞎子杜子夏”，以区别于杜邺。

　　杜钦对这个称呼非常反感，便琢磨出一个办法，把自己头上的冠戴做得出奇的小，宽、高只有两寸，看上去非常另类。于是大家便心领神会，便称他为“小冠杜子夏”，杜邺为“大冠杜子夏”。

　　杜钦此人“少好经书”，“为人深博有谋”，算是那种把书读得通透而生智慧的人，不是个普通的儒生。

　　杜钦的兄长杜缓时任太常，位居九卿之首，曾与王凤的父亲王禁私交甚笃。有了这层关系，二人的合作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王凤知道杜钦因为眼睛的缘故不喜欢做官，便在自己分管的系统内为他谋了个“大将军军武库令”的闲差，后来索性直接把他安排到自己的大将军幕布府里去，“国家政谋，（王）凤常与（杜）钦虑之”。

　　王凤的第二个重要举措是收编谷永。

　　谷永也是一位饱读经书的儒生，曾于建昭年间(公元前38年—前34年)因御史大夫繁延寿（即李延寿）的举荐任太常丞。

　　此人是元、成二朝有名的言官，特别喜欢上书议论朝政及评价皇帝的得失。虽然他在上书时常有不敬或冒犯之语而令天子怏怏不快，但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正好元、成二帝均好文辞，便也没有太多和他计较。

　　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夏，刚刚就任丞相的王商（宣帝舅族的代表人物）策动了一场针对王凤的大讨论（后文详述）。

　　在这场大讨论中，数十名应对者都把矛头齐刷刷地指向王凤。只有谷永把矛头指向许皇后，杜钦随后跟进。二人成功为王凤解了围。

　　这是谷永欲与王凤结盟的一个明显信号，于是王凤便把他擢升为“光禄大夫”。谷永趁机投怀送抱，专门给王凤写信，表达感谢和效忠的决心。其时张禹也是光禄大夫，但有多项加官，实际地位远在谷永之上。

　　王凤对谷永的“收编”，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深藏玄机。其妙有三：

　　其一，王凤虽然身为首辅，位极人臣，但在朝中还远未形成“我言一出便鸦雀无声”的绝对强势局面；甚至时常有不同的，甚至是直白的反对声音出现。

　　西汉王朝有一个传统，国家的重大决策要事前提交公卿大夫们公开讨论。在这样的公开讨论过程中，如果没有能人站出来策应，王凤便很难施展得开拳脚。

　　即便是非公开的讨论(通常是一对一地向皇帝上书)的情形之下，也有可能被政敌占了上峰。

　　在这种情况下，王凤便需要一位“超级枪手”来与自己互为犄角。有一些他本人不方便直接出面发表意见的问题，需要这位“超级枪手”站到前台来和政敌交锋。

　　王凤的这个想法大概由来已久。3年前，即建始元年，他任首辅还不到10个月，便因“兄弟五人同日封侯”而遭到谏大夫杨兴等人的弹劾，幸亏当时的政坛新秀薛宣帮他解了围。

　　然而，这位“超级枪手”的人选，必须符合4个条件：

　　1.此人必须具备足够的经学素养，最好还要有出众的文采。

　　西汉王朝从宣帝开始，便逐渐在表面上形成了“经义治国”的风气，重大疑难问题的判断，如无明文规定或无本朝先例可循，便以对“经义”的解读为参照。元、成二帝都是儒家经学的虔诚信徒，因此，此风气在元、成二朝愈演愈烈。一位大臣如果没有深厚的经学素养，非但会被朝臣们讥讽，也不可能对皇帝有任何说服力。成帝偏好文辞，文采风流的臣子必定会占很大的便宜。

　　2.此人必须具备非凡的雄辩能力和逻辑推导能力，而且还要有敏捷的反应。朝中大儒云集，各种论调常常防不胜防。只有这样的素质才能在关键时刻担当“舌战群儒”的重任。

　　3.此人必须拥有“敢犯颜直谏”的公众形象。这样的形象容易先入为主地赢得公众的同情分，不但会给政敌造成极强的杀伤力，同时也是一副自我保护的结实铠甲。

　　4.此人必须完全、彻底地效忠自己。同党一旦反水，便比毒蛇还要致命。

　　谷永完全具备上述4个条件，自然成为王凤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其二，在收编谷永之前，这个角色是由杜钦来担当的。

　　成帝即位之初，杜钦便在不多的几次出手中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他甚至具备一个谷永没有的优势：观点独到，气势非凡，论述简洁而严密，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杜钦已经不适合再担当这样的角色了。原因之一是他此时已经颜面扫地。成帝即位之后，王太后下诏广采良家女充实后宫。杜钦上书，引经据典地力陈女色之弊，提出“帝娶九女”的一整套完整理论。杜钦的一个侄子曾与王太后的妹妹王君力私通，适逢事发。成帝对杜钦上书的反应也非常精妙：不对他的观点做出正面的回应，只是把这件事通报给他。杜钦一时羞愧难当，甚至提出了辞职。

　　此事从此便成了成帝拽在手里的一个把柄，也成了杜钦的一块的心病。

　　同时，杜钦是王凤最倚重的智囊，王凤也要他从朝议中彻底解脱出来，潜心发挥更大的价值，不宜冲到前台来。即便没有谷永的出现，王凤迟早也会把他解脱出来。

　　收编谷永，正好解放了杜钦。

　　其三，彻底钳制张禹，解除其可能产生的威胁。

　　张禹除了和王凤“共领尚书事”之外，还有一项名正言顺的职责：对朝中事务发表意见（光禄大夫）。王凤收编谷永后，也把他提拔为光禄大夫，虽然没有张禹身上的那些加官(诸吏、给事中)，但至少在名义上与张禹的这项职责相重叠。

　　王凤此举，颇有些类似现代球类运动中的“盯人战术”。让谷永“盯死”张禹，免得让后者“独领风骚”。如果张禹有任何不利于王凤的言论的话，谷永便可以在“议论”的层面，名正言顺地做出针锋相对的回击。

　　谷永的地位虽然远不如张禹，但锐气和才气均远胜之。有了王凤的暗中支持，在张禹的窝囊与怯懦面前，谷永的底气十足，份量便也成倍增加。

　　谷永看紧张禹，王凤便可以放下心来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除此之外，王凤还有一个“救身圈”，便是他的妹妹王太后。王太后是原本只是一位普通女子，是历史的偶然把她一步步推到了母仪天下位置。她还在成帝去世后的20余年间，鬼使神差地成为影响帝国命运的平衡木。

　　王太后对成帝的特殊影响力，与三个因素密不可分：

　　其一，成帝在漫长艰险的太子生涯中，因受先帝更立太子的烦扰，尝尽了无助与忧惧。母子二人在这一段同受冷落的岁月中相依为命。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坚定了深厚的母子之情。

　　即使在成帝君临天下之后，他在王太后的眼里，首先是自己唯一的儿子，其次才是一国之君，对他更多的是母亲对儿子的溺爱。成帝好色，王太后便四处张罗“采良家女”来充实后宫，只为让自己“苦尽甘来”的儿子尽可能生活得高兴一些。为此，她全然不顾别人的劝谏，甚至杜钦和王凤以“好色折寿”的理由相劝，她也全然不顾。

　　其二，西汉王朝始终奉行“以孝治天下”国策，按当时的观念，太后享有当然的影响力。

　　其三，成帝本人的性格是柔情多于决断。

　　在此后与王氏外戚集团的冲突与纠葛过程中，许多个关键时刻，成帝虽然心如明镜，而且胜券在握，但却都因为柔弱寡断，而在下最后决心之前选择了放弃。

　　这样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独立于母亲王政君的影响力之外。

　　王凤是王政君的大哥，也是王氏家族的代表和顶梁柱。他把王太后这个关键的筹码运用得恰到好处，不仅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最后的“救生圈”，使之成为自己与成帝之间一个重要的回旋余地和缓冲地带，更重要的是，他巧妙地利用王太后对成帝形成一种微妙而有效的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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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专权之路（二）：制服宿敌，肃清障碍之一

　　外戚辅政的身份虽然给了王凤特殊的威力，但此时朝中各大外戚集团势力的较量还处于各不相让、伯仲难分的胶着状态。

　　王凤并不占绝对的优势。他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削弱其他外戚的力量，否则便不足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成帝即位时，许嘉任大司马车骑将军一职已有8、9年，但他并未深度参与中央的日常政务，因此王凤没有过多在意他的存在。深谋远虑的杜钦提醒王凤说：别看今天许、王两家相安无事，但许嘉身居重位，且有许皇后做内应，即便你处处尊之敬之，也难免哪天因“轻微细渺之渐，必生乖忤之患”。

　　正好许嘉年事已高。王凤便设法做通了成帝的工作，策免了他的大司马车骑将军职务，授权“特进”的荣誉职务。

　　许嘉的光荣退休，标志着许后一族被成功“解除武装”。

　　如果荐退许嘉是防患于未然的话，那么，消灭王商便是清除前进道路上的最大现实障碍。

　　这个王商与王凤的一位弟弟重名，同样是当年拥佑太子的功臣。他是宣帝生母王夫人的侄子，素以肃敬敦厚著称。

　　王商早在宣帝朝时，曾继承父亲的侯爵后便把家产分给了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自己却分文不取；后因“行可以励群臣，义足以厚风俗”而拜为诸曹、侍中、中郎将。“侍中”一职在西汉王朝是加官，在名义上可以算作是皇帝的近臣，并有出入宫禁的特权。王商在元帝朝升任右将军、光禄大夫，以外戚重臣辅政。

　　成帝即位后对他非常敬重，迁为左将军。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三月，王商接替上年年底因擅自兼并土地被免为庶人的匡衡，出任丞相一职。

　　丞相一职在“三公”中原本排第一位，自从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首辅）之后，便排在了第二位，居首辅之后。

　　王商的气质雄沉威重，身材高大，英俊帅气，阳刚气十足。在他担任丞相的最后一年，他曾在未央宫白虎殿接见匈奴复株累单于。单于拜谒，他起身离席迎上前去，不料把身高平平的单于镇呆了，“（单于）大畏之，迁延却退。”

　　成帝闻知此事后感叹道，“此真汉相矣！”

　　杨肜是王凤的儿女亲家，时为琅邪太守。某年，琅邪郡一连发生了14起天灾。根据官学（儒家经学）的解释，这定然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失德所致。

　　于是王商便抓住这个机会，安排部属查究此事，企图趁机剪除王凤的羽翼。

　　王凤出面替杨肜通融，专门找到王商说：天灾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况且杨肜也是个不错的地方官，是不是可以暂且不予追究，留待以后再议？

　　王商根本不理睬他，直接上奏天子，建议罢免杨肜。

　　王凤看王商不买自己的账，便直接去做成帝的工作。王商的奏书报上去后，便被成帝压了下来。

　　此事虽然应付过去了，但凭政客特有的敏感，王凤马上意识到，王商这是在向他发出对立的信号。

　　如果不先发制人必将受制于人。这是官场的基本原理。王凤开始派人暗中收集王商的黑材料，一待时机成熟便发动总攻。

　　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关内连续下了40多天的暴雨。有传言说，长安城内马上就要暴发大洪水了。

　　这个传言越传越离奇，越传越可怕，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终于有一天，这种恐惧心理像决堤的河水一样突然暴发，“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呼号，长安中大乱。”

　　成帝亦被惊动，亲自在未央宫前殿召集公卿大夫商议避水之策。

　　王凤建议各位太后、皇帝、皇后及嫔妃们可乘御船，官员及城中百姓们则可登上城墙。此议得到朝臣们的高度赞同。

　　但王商却冷静地说：自古以来那些无道昏君统治下的国家，尚且不会招来洪水淹城。如今社会安定，政通人和，天下太平，社会和谐，怎么有可能突发洪水呢？这一定是以讹传讹的谣言。如果贸然上城墙，反而会加剧百姓的恐慌。

　　成帝只好作罢。

　　没过多久，待长安城人心稍定后，朝廷派人去调查，果然发现是谣言。

　　这个事件为王商挣足了面子和威望，他成了最大赢家。朝中大臣们都发自内心地钦佩他的睿智与持重；成帝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赞赏了他的高论与镇定。

　　最尴尬的是王凤，他对自己的失言深感惭愧。

　　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王商的逻辑荒诞不经，他的判断不过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而且，如果我们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又没有准确的判断或情报(当时确实不可能有)的情况下，王凤的意见无疑是最明智的应急预案。但是，在2000年前那个“经义治国”的国度，人们坚信天灾必因人祸而起，没有人会怀疑王商的“真知灼见”。

　　王凤深感惭愧的却是自己的经学素养不够深厚，才不能有王商一般的“睿智”与冷静。

　　这个事件再次提醒王凤，王商此人不可小觑。如果再不对他实施精确打击，继续听任其坐大，必将使自己的未来政治空间被挤压殆尽。

　　但他也深知仅凭一己之力，无论如何也奈何不了这个众望所归的对手，于是便明智地选择了再次与史丹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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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专权之路（二）：制服宿敌，肃清障碍　之二

　　自从许嘉退居二线后，成帝虽然在表面上做出一副委政于王凤的架势，但他显然并不服气，在暗中支持王商。

　　这一年年底，丞相匡衡被免为庶人。丞相一职空缺了3个多月，一直到建始四年三月，成帝才最后下定决心由王商接任，以便让他和张禹共同对王凤形成夹击之势，有效钳制这位日渐独断专行的首辅。

　　这项任命对王凤显然非常不利，但更不利的还在后头。

　　就在王商履新之后的当年夏天，成帝便召集数十名“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讨论去年冬天发生的两起天象——同一天发生的日食和地震。

　　此时，王凤在许嘉退位后“专揽朝政”才仅仅数月。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讨论中，许多人都把矛头直指王凤“专权”，把他说成是这次灾异的根源，唯独谷永和杜钦巧妙地把它归结为许皇后的失德。

　　按照正常的官场逻辑，王商应该是这次大讨论的始作俑者，至少是幕后的积极推动者。他的目的在于借自己蒸蒸日上的势头一鼓作气地向王凤发动一场胜算在握的猛烈攻击。

　　王商在此之前便应该客观地评估了王凤的支持率，甚至有可能做了不少“地下工作”——“帝元舅大司马大将军王凤专权，行多骄僭。（王）商议论不能平（王）凤……”

　　退一万步说，即便王商对参与议论的儒生们估计失误，也不会引火烧身，因为这两起天象发生的时候，他还没有当上丞相。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成帝对绝大多数人的观点(归咎王凤)置之不理，偏偏以“（谷）永与杜钦为上第焉”。不仅如此，他还把二人的奏书交给后宫传阅。而此时，许皇后之宠正甚，以至于达到“后宫希得进见”的程度。

　　王凤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估计王商心里的迷茫与困惑倒是高高地悬了起来。

　　对于如此戏剧性的结局，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只能是：成帝原本并不是真的想把王凤怎么样。

　　这位舅舅从小就对他呵护有加，尤其难忘的是，在他艰难的太子生涯中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是舅舅陪伴在他左右，给他温暖和鼓励。这样的“患难亲情”并不是谁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成帝或许只是想敲打一下王凤，或者只想有限度打压一下他的气焰，为刚刚上任的新丞相增添更多的份量。

　　正是如此整齐划一的舆论导向，让成帝对王凤有了些许同情和内疚，他甚至会怀疑此前对舅舅的提防是不是有些庸人自扰。为了显示他并无为难王凤的本意，才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戏做足，令后宫传阅谷、杜二人的奏书。

　　如果此事真的是王商策动的，那么他未免太心急了。他机关算尽却终有一漏：没有准确把握成帝的性格。数年以后，王凤阵营的叛逆者王章，也是因为犯了同样的错误才丢了性命。这是后话。

　　这个事件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成帝看到王凤如此“不得人心”，反而会放松对他的警惕。

　　这是所有不自信的庸才主子的共性。他们之所以能够“放心”地任用众所不耻的小人，任由他们上窜下跳，除了需要通过他们来满足自己某种不光明的诉求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这些小人的群众基础很差，不用担心他们“喧宾夺主”。反之，对那些才德不负众望的能人，倒是需要处处设防。

　　这样的后果让王商偷鸡不得反蚀一把米。虽然输得并不算惨，但却很憋屈。

　　但王凤的反攻由此拉开了序幕。他豁出去了，就是拼死一搏也要把王商拉下马来。

　　但这个时机让王凤足足等了5年。在这5年间，王凤广举贤才能吏，逐渐在中央和地方形成了可观的势力，具备了向王商发动总攻的综合实力。

　　自古以来的官场文化，上至宫廷朝堂下至山野乡村，只要有政治和权力的地方，就会有“站队”的风气。一旦形成派系，便会有人自觉或自发，主动或被动地要表明自己的立场，选择投靠哪个阵营。

　　和下赌注一样，站队有站队的风险，也有站队的收益。站得越早，局势越迷离，站错队的风险就越高；如果有幸站对了，收益便会非常多。相反，站队越晚，局势越明朗，站错队的风险就越小，但收益也会很少。

　　西汉王朝也不例外。王凤一派的势力渐成气候之后，自然会有许多的趋利避害者主动加盟进来。其间既有君子，也有小人。

　　太中大夫张匡便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显然没有谷永那么敏锐和勇敢，所以一直等到了河平四年（公元前28年），在王商都已经做了5年丞相之后，二王实力对比已经非常明显时，他才站出来，死活要蹭到王凤的阵营里去。领导身边的近臣，自古以来都是这副德性。

　　张匡虽然投靠得晚是晚了点儿，但时机却恰到好处。

　　这一年三月，又发生了该死的日食天象。往往在这个时候，便会有人兴奋无比，有人忧惧不安。作为丞相，王商“难辞其咎”。

　　张匡率先吹响了指向王商阵营的冲锋号。

　　他在上书中来势凶猛地列举了王商的三宗“失道”之罪，把他说成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臣：

　　其一，闺门内乱，父子相忤，不思悔改。

　　张匡说，此前频阳耿定便上书，告发王商与父亲的小老婆私通。他的妹妹与人淫乱，事发后又受他的教唆，指使下人杀了奸夫以灭其口。他和自己的儿子有矛盾，儿子便想借此机会告发他（儿子告父亲为封建伦理道德所不耻）。事情败露后，面对天子的追查，他非但不思悔改，还心生怨愤。

　　其二，企图借女儿的肚子来“篡权”。

　　用张匡的说法，王太后召王商的女儿入宫，王商先是借口说她有病没法入宫，后来又骗得李婕妤的信任，把她送到李婕妤宫中。张匡以吕不韦和春申君来比喻王商，说他怀有叵测之心：“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欲有秦国，意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见王无子，心利楚国，即献有身妻而产怀王。”

　　其三，蓄意发展宗族势力，囤积财富，蓄养私奴数千人——暗示他有谋反的企图。

　　以上三宗罪如果成立，便一定是灭顶之灾。

　　“闺门之乱”确实是王商的一个硬伤。当初耿定上书发难时，他便意识到幕后主使者必是老冤家王凤。他感觉大势不妙，这才意识到早应该都女儿送到宫中，争取赢得成帝的宠幸，以便策应自己在朝中的斗争。于是便私下去找圣眷正隆的李婕妤，恳求她出面把自己的女儿纳入宫内。

　　王商出此下策，显然已经被对手的攻击逼得方寸大乱，但他却万万没有料到反而被张匡演绎成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惊天大阴谋。

　　李婕妤原本是班昭仪宫里的一名侍女，叫李平。因姿色过人，大度的班昭仪便把她献给成帝享用，后得宠，赐姓卫，故亦称卫婕妤。

　　张匡一方面做出一副欲置王商于死地而后快的架势，另一方面，还故意把自己上书的内容透露给了王凤的忠实盟友，左将军史丹。

　　史丹和王商若论私情是儿女亲家（王商的儿子王俊娶了史丹的女儿），但论要论“政治立场”，却是针锋相对的敌人。西汉王朝的大臣们也很“讲政治”，“立场问题高于一切”，儿女亲家这层亲戚关系不会影响史丹在大是大非上的“政治立场”。

　　况且史商把女儿嫁到王家，看起来像是派过去的一个“卧底”。按张匡的说法，王俊写好上书要告发他亲爹，却被他自己的老婆把它拿回了娘家给史丹看。“（史）丹恶其父子乖忤，为女求去”。这个说法显然是在为史丹开脱。张匡深深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自己在城门放火，切不可殃及史丹这条谁也不敢得罪的大“池鱼”。否则，史丹会很生气，后果会很严重。

　　史丹看到了张匡冲在最前面，并且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便再无后顾之忧，于是便联合其他重臣一起，要给王商致命的一击。

　　他们上书说，王商“位三公，爵列侯，亲受诏策为天下师，不遵法度以翼国家，而回僻下媚以进其私，执左道以乱政，为臣不忠，罔上不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成帝立即把他逮捕入诏狱。

　　但成帝素来敬重王商，对张匡、史丹等人的险恶居心洞若观火，于是便批复说：不予追究。

　　事态的发展已成骑虎之势，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王凤便再不可能作壁上观。《汉书》中只用了短短4个字——“（王）凤固争之”，便传神地再现了王凤的努力与威力。经过几年的经营，他此时已今非昔比，即便是如何处置“丞相”这样的天子重臣，也是一言九鼎。

　　成帝拗不过王凤，只好下诏确认了王商的“犯罪事实”，对他进行了全盘否定，要求“使者收丞相印绶”。

　　这显然是成帝的缓兵之计，因为他在这个诏书中，专门强调要赦免王商之罪，或许是等这股风头过去之后再重新起用他，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做惯了人上人的王商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

　　被罢官才3天，王商便发病吐血而死。

　　王凤深谙“除恶务尽”之理，于是趁热打铁把在朝中担任“附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等等要职的王商子弟亲属，悉数出补为地方官，以避免他的后人卷土重来。

　　不仅如此，王凤还指使同党上书，建议收回王商的爵位和封邑。

　　成帝迫于王凤、史丹等人的压力，违心地牺牲了自己的股肱之臣，心里自然也不痛快。他不但对这个上书置之不理，还反而迅速下诏，令王商长子王安嗣爵为乐昌侯。

　　两个月后，成帝任命张禹接任丞相，企图重新形成对王凤的制衡。但张禹显然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

　　王商不仅是儒家经学的热情追随者，也热衷于把它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武器。当年的琅邪太守杨肜便因为本郡灾害频呈，才险些栽在他的手里；他后来还在长安城洪水之乱中挣足了面子和人气。这些都是儒家经学思想给他带来的好处，但如今，同样的思想却又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或许这就是人间宿命的讽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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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被架空的皇帝

　　把丞相王商这个最强大的对手消灭之后，王凤多少有些忘乎所以了。

　　成帝这时才彻底反应过来：自己的舅舅远远不像儿时的记忆中那么可亲可爱。他哪里是一个臣子，简直像一位专制的父亲。

　　在王凤眼里，成帝永远是一个没有独立能力的孩子，虽然这时候已经30岁，这个年龄在当时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中年人”了，况且他即位已达9年之久，但没有王凤的允诺，这位皇帝除了斗鸡走马玩女人，什么正事儿也做不了主。

　　大儒刘向有一个小儿子叫刘歆，很小的时候便精通《诗经》、《尚书》等儒学经典，长大后，诸子、诗赋、数术、方技等诸学无所不通。刘向是今文经学的大家，刘歆则是古文经学的泰斗，父子二人均可称作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两座里程碑。

　　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有人向成帝推荐这位稀世大才子。同样热衷于经学的成帝便把刘歆召来亲自考察，结果他的应对卓然超绝，令成帝喜出望外，马上就想任命他为中常侍。

　　中常侍一职其实只是一种荣誉性的虚职，主要授予皇帝的近臣，使之能够给事于天子左右，以备顾问应对之需。

　　但就在成帝命人取来中常侍衣冠，准备行拜官之礼时，左右近侍都来提醒他，说这件事情还没有向大将军王凤汇报呢。

　　成帝不以为然地说：这是小事情，不用向他汇报了。

　　左右皆惶恐，叩头谏阻。

　　成帝无奈，便亲自找王凤去说要拜刘歆为中常侍；没有料到王凤死活不答应。

　　成帝竟然也没有办法，只得放弃了这个想法。

　　其时，王凤家族的子弟均分据朝中要职，担任卿、大夫、侍中、诸曹等等职务，实际上把成帝架空了。

　　政治是权力的游戏。权力的基础是影响力，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命令与执行的关系。成帝虽然贵为天子，拥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但是负责执行和传递皇帝意志的大多数重要的角色，均已被唯王凤马首是瞻的人占据，只有王凤才能真正影响到他们的行为。于是成帝这个皇帝也就成了“名誉职务”，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

　　当时，成帝、王太后及王氏外戚集团都有一个共同的焦虑：成帝没有子嗣，并且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如果长此以往，他驾崩之后传位于其他兄弟子侄，便意味着王家的权势和帝国的命运都将面临令人难以想象的变数。

　　朝野上下左盼右盼也盼不来一个皇子降生，王氏外戚集团便归咎于许皇后的“失德”。

　　在强大的压力下，成帝便采取了“省减椒房掖庭用度”的策略，大概是想借此弥补许皇后所失之“德”，好让皇室能够尽快获得天赐之子。

　　所谓“椒房”，亦称“椒室”，在当时是皇后所居宫殿的代称，有时也用作“皇后”的代名词。当时在皇后居住的宫殿内，多以花椒和泥涂墙壁，不但能够散发出怡人的芳香，还能发挥冬暖夏凉的功效；并且，花椒多籽，有“多子”之义，于是便有了“椒房”或“椒室”名称。

　　所谓“掖庭”，泛指皇后以下各位嫔妃及宫女居住之所，“掖”字有“旁边、辅助”之义。

　　由此可见，成帝这一次对后宫用度的省减，应该并非仅针对许皇后一人，所有的嫔妃及宫女们都有份。

　　但唯独许皇后对此颇不平。她聪明地意识到这是王凤之流使的坏，以皇后之尊难以忍受这些臣子们的摆弄，同时，也可能是对成帝在王凤面前表现出来的怯懦早有不满（此前，其父许嘉便因为王凤而被策免），或许是多年的专宠给了她足够的胆量和脾气，使她竟然专门向成帝上书，表达了自己的幽怨和抗议。

　　成帝专门赐书，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其实在这种时候，许皇后要是足够聪明的话，她应该忍辱负重，多给自己的丈夫一些理解，或许情况便不至于太糟糕，但她没有这么做。

　　帝、后二人为了这个问题一来二去的争执，使本来就心烦意乱的成帝开始对她失去了耐心，逐渐移情别恋于更加通情达理的班婕妤，以及李婕妤，应该还有王美人。

　　不久，王美人便怀上了成帝的龙种。

　　许皇后的姐妹们则更加失落和愤慨，于是她的姐姐，平安刚侯夫人许谒便想出了一个恶毒而愚蠢的办法，用一种名为“媚道”的巫术来诅咒王美人和王凤等人。

　　事发之后，王太后震怒不已，下令把许谒一干人等抓了起来，先拷问后诛杀；同时废了许皇后，把她幽禁在上林苑的昭台宫。

　　从此以后，成帝后宫新欢渐多，但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也没有能够如愿产下龙种。

　　大概是因为在这方面“劳累过度”，成帝的变得体弱多病起来。

　　转眼就到了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

　　这一年，定陶王刘康来进京朝见天子。适逢成帝又在病中，刘康的到来给郁闷和无助中的成帝带来了难得的温暖和希望，心情便有了明显的好转。

　　王太后毕竟心疼自己的儿子，于是便爱屋及乌地对这位曾经的对手分外的热情，不再计较多年前的恩恩怨怨了，对刘康的赏赐也格外的丰厚，竟十倍于其他王侯。

　　成帝希望弟弟刘康的到来能够加强自己的力量，改变目前这种受制于王凤一党的憋屈处境。他对刘康说：我至今还没有儿子，人命无常，一旦哪天有不测，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你了，不妨就留在我身边吧。

　　明眼人都能够品得出这些话里隐含的未尽之意。

　　成帝的病情渐渐好转起来，刘康便也留在了长安，住在自己的国邸中。每天入宫侍奉成帝，成帝对他也越来越亲近倚重。

　　刘康留京不返，与成帝朝夕相处，使王凤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

　　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日食的天象。王凤便借题发挥，向成帝提出是因为刘康留京不返封国，才导致了不祥的天变；让他把刘康遣返回定陶国。

　　成帝迫于王凤的压力，不得已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

　　在刘康辞行之时，兄弟二人竟然“相对涕泣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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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背后一刀

　　成帝被迫遣返刘康，使他与王凤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这一切早已经被京兆尹（京师“三辅”之一）王章看在眼里。这个王章与许皇后的姐夫平安刚侯“王章”不是一个人。他开始蠢蠢欲动，决心要“该出手时就出手”，企图抓住这个机会大有一番作为。

　　王章一生为官，政绩平平，素以敢直言挑战权贵著称。他在元帝朝便被擢升为左曹中郎将，曾因弹劾如日中天的石显而被罢官。

　　成帝即位后，经王凤的大力举荐，他才得以重新被起用为谏大夫，不久便迁司隶校尉。因此，王凤对他有再造之恩。

　　王凤在日食天象上做文章，逼着成帝遣刘康回封国。王章随后便同样利用日食天象，上密奏请求皇帝给他机会，当面陈述大臣之过。

　　王章在面见成帝时，列陈王凤三大罪：

　　其一，遣定陶王刘康回封国，实为想孤立天子，使社稷无可传承之人。

　　其二，迫害丞相王商，实为独揽大权。

　　其三，以适宜生子为名，把原本已经许配他人的小妾之妹张美人纳入后宫，居心叵测。

　　王章直言不讳地建议成帝策免王凤，重选忠贤者代之。

　　王商之死和刘康之遣，本来就让成帝对王凤心怀盛怒；如今听王章这么一说，便如遇知音，深以为然，于是请他尝试着推荐可以取代王凤的人选。

　　王章便再上一道密奏，推荐时任琅邪太守的冯野王。冯野王是冯奉世将军的次子，元帝昭仪冯媛的弟弟。成帝为太子时便素闻冯野王为当世名臣，知其声望远在王凤之上，便欲倚之以代王凤。

　　从此以后，成帝每次召见王章，都会屏退左右，密谋如何策免王凤，起用冯野王。

　　王章的“反戈一击”，对王凤的杀伤力至少有三重：

　　其一，王章本人素有不畏权贵和刚正不阿的正面形象。谁要是被这么一个人攻击，谁就会成为他这种正面形象的对立面。

　　其二，王章是因为王凤的举荐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在官场中自然被人当作是王凤阵营的骨干成员。他的反戈一击定然让人理解为不堪忍受王凤“失道”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作为王凤阵营的骨干成员，他的揭露或批判便有了不容置疑的可信度。

　　其三，王凤被自己力挺的人公然反叛，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

　　但成帝和王章万万没有想到隔墙有耳：王凤的堂弟王音时任侍中，成天在宫中进出，王章每次进见，他都躲在隔壁偷听，然后一五一十地向王凤报告。

　　这一切显然大大出乎王凤的意料。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顿时忧惧得不知所措，方寸大乱。

　　杜钦献计，让他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一方面上书谢罪请辞，另一方面想办法发挥王太后的作用。

　　王凤于是依计上书谢罪。

　　王凤的这份“罪己疏”，言辞恳切悲凉，从文中无懈可击的逻辑性来看，更像是杜钦的文风。

　　“（王）太后闻之为垂涕，不御食。”

　　王凤的“罪己疏”果然激发了成帝内心深处的亲情，使他油然而生悲悯怜惜之意，愤怒和敌对的情绪一下子便烟消云散。他反倒过来安抚王凤继续安心辅政，勿生它念。

　　王凤的为政作风虽然强势霸道，但素无谋逆之意，此番波折令他羞惭难当，心灰意冷，真真切切地动了称病引退的念头。

　　杜钦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苦苦相劝，他才勉强重返工作岗位。

　　这下该轮到王章倒霉了。

　　成帝为了向舅舅证明，自己原本无意策免他，而是一时受王章的蛊惑。为了证明自己的无心和无辜，他指使尚书弹劾王章。

　　然后，成帝再把这个弹劾奏章批转廷尉查办，定了王章一个大逆不道之罪。

　　成帝此举绝非一时糊涂，而是他的窝囊本性使然。当年王商策动针对王凤专权的大讨论时，他便以类似的手段，向王凤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如今不过是故伎重演。

　　王章死于狱中，他的妻儿被流放合浦郡(今广西合浦)。

　　合浦郡是西汉王朝定点的流放地，许多被犯罪的王公贵戚和政府官员都被流放到这里。

　　虽然历代史家都异口同声地把王章当成一位飞蛾扑火式的慷慨悲壮之直臣，但如果纵观其一生的作为，尤其是这个事件的始末，便不难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分子，和前朝的萧望之没有什么两样。

　　王章并不是一个胸怀社稷心忧天下的人。他年轻时在长安求学，贫困不堪言，与其妻寄居在别人家的牛棚里。

　　那时北方的牛棚四面透风，冬季天寒，通常都织一副厚厚的草席来裹在牛身上，以免被冻死。这草席被称作“牛衣”。

　　王章某次身患重病，连条被褥也没有，更没有钱看病吃药，只好躺在牛衣中听天由命。病困交加的现状让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以为自己从此起不来了，便向妻子诀别，请她另谋生路。念及自己的遭遇，王章不禁泪如雨下。

　　他的妻子见状大怒，呵斥他说：你看看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哪一个的才学能够超过你？如今身处逆境，你不是努力打起精神自强不息，反倒在这儿哭哭啼啼的，真是丢人现眼!

　　这便是典故“牛衣对泣”的出处。

　　这是关于王章年轻时奋斗史的唯一记载。从这个侧面我们不难看出，他奋斗的原始动力，和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一样，只不过是追求个人的前途而已。

　　在西汉王朝那样的环境中，敢为直言而冒死亡之险者，无外乎有两种动因：一是心忧社稷；二是险中求富贵。

　　如果王章是一个心忧社稷的人，以《汉书》的文风和立场，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在这方面的点滴事迹“忽略”掉。——《汉书》始终在刻意把王章树立成一个勇敢正直的“忠臣”形象，但奇怪的是，却没有关于他如何心忧社稷的半点儿记载。这只能说明王章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表现。

　　因此，王章的动因，应该是为了在“险”中求富贵。

　　《汉书》“王章传”中有一处细节：在准备上书弹劾王凤之前，他们夫妻二人有两句非常简单的对话，如今读起来，不仅生动形象，非常贴近生活，更是耐人寻味——

　　王章的妻子企图阻止他弹劾王凤，便对他说：“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耶？”

　　王章没好气地回答道：“非女子所知也。”（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

　　在这段对话背后，应该隐含着如下背景：

　　其一，王章此前定然与其妻说起过要弹劾王凤的想法，二人因此出现严重的分歧，否则她不可能在他临行前还做最后的劝阻。

　　其二，王章定然与她分析过弹劾王凤的“好处”，而这个“好处”一定与个人的富贵密切相关。换言之，王章定然会向她说过这样的想法：通过弹劾王凤来获得更大的富贵或升迁。否则，她不可能在阻止他时说：人应当知足，难道你就忘了当年牛衣对泣的悲惨情景了吗？

　　如果王章向妻子解释弹劾王凤的动机不是出于个人目的的话，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人当知足”。

　　其三，王章的回答恰恰说明了前两点分析是合乎逻辑的。他说，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大概是再没有耐心跟她啰嗦，因为他自认为已经把利害得失分析得很透了。

　　话又说回来，王章选择那个绝佳的时机出手，如果不是因为成帝本人的性格缺陷，定然不会对王凤手软。

　　王章的错误就在于，他始终在以宣帝为模子去套元、成二帝，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客观分析和清醒面对后者的真实本性。当年挑战石显失败后，虽然被罢了官，但却保全了性命，得以在成帝这里继续东山再起。他显然对挑战王凤的危险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还有一个旁证：王妻并非等闲之辈。王章死后，她携儿女远涉合浦，便在那里做起了珍珠生意，迅速发了大财。这是后话。

　　以王妻的智商，她早已经认识到王章此行必定凶多吉少，说明她也曾为王章的这个决定之成败进行过细致深入的分析。《汉书》里用了几句话来描述这个情节：“书遂上，果下廷尉狱，妻子皆收系。”一个“果（下廷尉狱）”字，显然是为了证明王妻分析之正确。

　　总之，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章对王凤的攻击，绝非为天下社稷所计。

　　王章为政一生并无多少可圈可点的建树，“挑战权贵”几乎成了他博取功名的唯一手段。

　　他在宣帝朝末年进入仕途，初为文学小吏，稍后便迁谏大夫。宣帝晚年时逐渐养成了“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毛病，对那些敢于弹劾权贵的言事官，有一种特殊的青睐。

　　王章升任谏大夫后，屡屡因此获得宣帝的欣赏，使他的“敢直言”风格名满朝廷。但这段从政经历也给王章带来了一生的影响，使他把自己一生的职业价值定位在所谓的“敢直言”或“挑战权贵”上，正是这样的定位使他最终没有能够超越自己的宿命。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王章的所谓“敢直言”绝非史书所说是出于“忠直”：他历事宣、元、成三朝，元、成二帝都是出了名的“昏君”，多有荒唐之举，但却不见王章有过“劝主之谏”。——他不是看不到天子的毛病，而是不敢也不愿得罪他们。

　　从纯粹个人的角度来讲，绝大多数人的职业生涯都会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价值基础，这个价值基础往往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我定位。职业价值基础一旦形成，便会成为影响人一生的宿命性元素，或因之而兴，或因之而亡。

　　在宣帝朝那样的政治环境中，王章的职业价值定位逐渐形成。元帝即位后，他被擢升为左曹中郎将，其地位仅次于九卿，与太子太傅之类的列卿相等。

　　王章在元帝朝敢于弹劾石显，除了源自职业价值定位之外，还与他的一个错误判断相关：他以为元帝纯粹是被石显这样的奸佞小人迷糊了双眼，却不知道这正是元帝本人的权术使然(本书前文已有交待)。

　　在这样的错误判断下，王章等人便会自然而然地生出另一种侥幸的欲望：如果帮助元帝认清石显的嘴脸，自己便会是最大的功臣，前途将不可限量。

　　但这正是王章的迂愚之处，也是他在成帝朝犯下了同样错误的根源所在。

　　但是，这一次的代价显然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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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投错胎

　　“王章事件”是成帝的皇帝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王商和王章两人的策动下，他与王凤的两次正面交锋都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都不是王凤有多么强大，而是他自己在关键时刻战胜不了自己的弱点。他输给了自己。

　　或许成帝对自己也彻底失望了，从此便不再有任何独揽乾坤的企图，而是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方式，任由王凤及其继任者们摆布朝局。他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声色犬马的极度享乐上来。

　　王章被处死后的几个月，次年（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夏天，光禄大夫刘向上封事（密奏），长篇大论地从各个角度分析了刘氏皇统面临的危机，希望成帝以祖宗社稷的大局为重，“援近宗室”，“黜远外戚”。

　　成帝看了刘向的奏书后，专门召见了他，虽然“叹息悲伤其意，”最终却只说了一句话：先生不必再说了，我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

　　说是这么说，但未见他有任何动静。

　　从“王章事件”发生到结束的全过程，冯野王始终没有参与过，甚至并不知情，他那时远在琅邪郡做太守。但王凤不可能放过这位声名卓著的政治宿敌，他必须趁着胜利的大好形势彻底解除来自冯野王的威胁。

　　冯野王也是个聪明人。当他获悉“王章事件”后，便忧惧成病，于是向朝廷请了3个月的病假。病假期满后病情仍不见好转，朝廷便批准他续假（即“赐告”）。冯野王便携妻儿回到杜陵老家寻医问药。

　　杜陵就在京师长安附近，估计冯野王寻医问药是假，借机回京刺探风声是真。

　　汉代官吏的休假，除了冬至日和夏至日等“法定节日”（时称“日至”）外，还有3种休假：

　　第1种是每5日休1日的“休沐”（在皇宫值班者是每10日出休1日）。

　　这种假日有些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周末，最早是为了让官员们经常有时间洗澡，别弄得臭烘烘的影响朝廷的脸面。

　　第2种是“宁”，是丧假的专称。

　　第3种是“告”，是因功或因病的休假，分为“予告”和“赐告”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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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3次考核均功居上等者，可以获得一种特殊休假作为奖赏，称为“予告”。

　　如果官员的病假期超过3个月，就要被免离现职，等待重新分配。但是，如果经过上级批准(俸禄二千石以上者须经皇帝批准)者，可以不免职，带印绶归家治病，这种情况称为“赐告”。冯野王此次归家，便是属于“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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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凤为了打击冯野王，便事先通过了一项新规定：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在地方官即为太守或王国相）赐告期内也不得归家。

　　然后，他再指使御史中丞上书弹劾冯野王，说他借“赐告”养病之名，私持印绶离开工作岗位回到老家，是犯了不敬之罪。

　　杜钦素来敬重冯家父子的品行和才能。他向王凤求情说：这个规定本身就不合理，“予告”和“赐告”都是“告”，为什么后者就不允许归家呢？再说了，冯野王获赐告在先，朝廷新令颁布在后。新法不究既往，如此处罚冯野王恐怕有失刑赏之信。

　　王凤自然不会采纳。杜钦聪明一世，在这个问题上却犯了糊涂——王凤必须要拿下冯野王，让那些企图效仿王章的人彻底断了他们的念想。

　　冯野王固然是不幸的。他最大的不幸并不在于曾经遭遇石显弄政。许多人都在元帝朝遭到石显迫害而在成帝朝重获新生，但他却偏偏又碰到王凤这个冤家，便永远没有了希望——谁让他是一位品行双优的外戚呢？

　　如果冯野王没有外戚的背景，以王凤之爱才，定然会竭尽举荐他担当重任。但他偏偏又是外戚，王凤如果举荐他，无异于养虎为患。

　　可怜的冯野王在元帝朝便被石显压制，成帝朝却又遭遇王凤这样的劲敌。

　　王凤不但罢了冯野王的官，还为了他开创了西汉王朝的一个先例：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郡太守和王国相）“赐告”之假也不得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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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三面“旗帜”　之一

　　自元帝以后，西汉王朝选拔人才的标准，多以“经学”素养的高低为凭。但王凤却是个例外，他举荐人才，只看治理能力的高低。在他辅政的11年期间，帝国出现了自武帝以来最壮观的“人才济济”的局面。

　　王凤举荐的能臣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三位：“敢死之士”王尊、“草根丞相”薛宣和“官中大侠”朱博。

　　王尊素是孤儿出身，靠自学成才步入仕途，素以“敢死”著称。他一生五起五落，皆因刚直不屈。

　　元帝末年，东平王刘宇（宣帝之子）倚仗为皇室至亲，骄奢不守法度。几任国相都拿他没有办法；朝廷便再派能臣王尊为东平国相。

　　王尊奉皇帝的任命诏书去王府报道。刘宇根本不理睬他，把他晾在王府的庭院中。等了许久不见刘宇出来，王尊只好返回驿舍吃完饭再回去接着等。

　　好不容易等到刘宇出来接诏了。他的王太傅却在一旁阴阳怪气地高声背诵《诗经•鄘风》中的《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这显然是在讽刺王尊不懂礼数，说他没有等到王爷出来接诏便归舍就食，分明是想给他一个下马威。

　　王尊向王太傅高喝道：你不要在我面前持布鼓过雷门!

　　“雷门”是会稽城的一座城门，其上置有大鼓；以布为鼓是不可能发声的。“持布鼓过雷门”是当时的一句谚语，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少在我面前班门弄斧!

　　刘宇大怒，转身便进后宫去。王尊也不甘示弱，也转身便走出王府回到驿舍。

　　初次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

　　刘宇平时喜欢带着几个小厮私出王宫，在封国里任意驱驰，去姬妾们的娘家四处串门。

　　按当时的礼制，国王出行必须要有官属跟随，并且要一路“鸣和鸾”而缓行，以示皇家威严。所谓“和鸾”，便是王车上的铃铛，挂在车前横木上者为“和”，挂在车架上者为“鸾”。

　　刘宇微行出王宫，显然有违礼制。

　　王尊上任后便把主管车马的厩长狠狠训斥了一顿。对他说：如果王爷再让你驾小车出行，就叩头争之，告之以礼制。

　　这是敲山震虎之策，厩长自然便把他的话传给了刘宇。

　　不几日，王尊依礼拜见刘宇。刘宇便不再像前几次那样骄横了，一本正经升堂接见。

　　王尊却对他说：我来东平国为相时，同僚们都以为我此行必死无疑，纷纷来为我吊孝。天下人都说，大王之勇不过是仗势自己的尊贵身份而已，算不上是真正的“勇”，只有像我这样的人能称得上真正的“勇”。

　　刘宇顿然色变，目视王尊良久，想找借口杀了他，于是便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先生能不能把身上的佩刀取下来让我瞧瞧？

　　王尊抬起胳膊，对在座的侍郎说：如果我真把佩刀取下来呈上去，大王必定会诬陷我企图行刺而格杀我。请你们帮我解下来呈给大王吧。

　　刘宇以前就听说过王尊不好对付，如今又见他把自己的心思猜得通体透明，便不敢再为难他了。于是专门设宴款待他，双方酌酒相对甚欢。

　　王尊好不容易降服了这位桀骜不驯的王爷，没想到刘宇的母亲公孙太后却不服气。

　　她上书告了王尊一个刁状，说他“为相倨慢不臣，王血气未定，不能忍”，还说他们母子早晚会死在他手中，如果皇上不把他召回去，她就要自杀以示抗议。

　　于是，王尊便被元帝免为庶人。这已是他第3次被免。

　　王凤非常欣赏王尊的才干，初任首辅不足2月便奏请增补他为军司马，进而擢升为司隶校尉。

　　成帝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将石显调离朝政中枢后，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二人奏请免之。王尊便弹劾匡、张二人，说他们在元帝朝时便贵为三公，明知石显“专权擅势，大作威福，纵恣不制，无所畏忌，为海内患害”，不及时上奏天子责罚之，而是“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怀邪迷国，无大臣辅政之义”。

　　匡衡且惭且惧，免冠谢罪，上缴丞相及侯印绶以请辞。

　　其时成帝刚刚即位，并不想为难先帝重臣，于是便指使御史丞弹劾王尊吹毛求疵，中伤三公大臣，把他贬为高陵县令（今陕西高陵县）；对匡衡则是好言相劝，还赏牛赏酒相挽留。但是，群臣大多“是王而非匡”。

　　王尊被贬为高陵县令后数月，便因病第4次被免。

　　正逢南山（今秦岭）人傰宗聚数百人为盗，朝廷拜弘农太守傅刚为步兵校尉前往剿匪，历时1年多仍未能擒其贼首。有人建议王凤另选贤才为之。王凤便举荐王尊为谏大夫兼京辅都尉，行使京兆尹职权。

　　王尊只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便彻底清除匪患，于是迁为光禄大夫兼京兆尹。

　　3年后，因对朝廷使者无礼，第5次被免。“吏民多称惜之”。

　　湖县三老(负责地方教化)公乘兴等人上书为王尊鸣不平，称颂其为京兆尹期间的卓著政绩。于是朝廷便重新起用他，先是任徐州刺史，后迁为东郡太守。

　　东郡当时的辖区在现在的河南濮阳一带。黄河流经此地的一段叫做瓠子河（位于濮阳西南），是西汉时期黄河洪灾频发的地区之一。

　　王尊任东郡太守后，便遇到河水暴涨，几近翻堤，随时都有决堤的危险。百姓们惊恐奔走。

　　王尊亲率官员百姓前往河边投沉白马，祭祀水神河伯。他亲手执圭璧，让巫师发愿，祈求以身填堤，企图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换取地方百姓的平安。

　　当晚，王尊便驻扎于危堤之上。数千官员百姓争相叩首阻止他，但他坚持不离开。没过多久，河水继续上涨，越过河堤，河堤也开始局部坍塌，官员百姓尽皆四散奔逃。但王尊却纹丝不动，只有太守主簿（掌文书簿籍和印鉴，为属吏之首）一人泪流满面陪在他身边。

　　数年后，王尊死于东郡太守任上，“吏民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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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三面“旗帜”　之二

　　薛宣是王凤初任首辅不足2月时举荐的另一位能臣，此人同样没有出众的“经学”修养。当时他还是一名小小的县令，王凤素闻其能，便一路提拔他做了御史中丞，全面负责对全国刺史的监察。

　　其时，王凤诸弟一日内五人获封侯。随后不多久便发生黄雾弥漫终日的天气。

　　成帝召集公卿大夫们讨论其缘由，谏大夫杨兴等人认为是因为王氏封侯违背了高祖之约（非功臣不封王侯）。言事者多附议。

　　这是王凤在成帝朝遭遇的第1次挑战。他忧惧不堪，向成帝提出辞呈。成帝不许。

　　其实杨兴这个人的名声一向不好。他从不坚持什么立场或观点，一生以察言观色为所长，游走于朝廷各股势力之间，见机行事，被称为“倾巧之士”。

　　不过，杨兴之所以敢发难刚刚担任首辅，但还没有开始“专权”的王凤，大概也有成帝的暗中支持。成帝之用意，与3年后支持王商搞的那场大讨论基本相同（本书前文已有交待）。

　　这时候，刚刚在朝廷崭露头角的薛宣站了出来，他全面分析了当时各地方官员的吏治之腐败：“臣窃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措各以其意，多预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是故乡党缺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薛宣进而指出，帝国如今最大的威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薛宣的观点可谓着情着理，入木三分，其他人无法反驳，终于使重围之中的王凤得以解脱。在西汉王朝“以经义治国”的基本理念之下，大概也只有像薛宣这种经学造诣不太深的官员，才能有如此敏锐的洞察能力和一针见血的分析能力，他没有被经学的教旨蒙蔽住自己的双眼。

　　此后不久，薛宣先后任临淮、陈留两郡太守，展露出过人的行政才干，分别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两郡“政教大行”，“盗贼禁止，吏民敬其威信”。

　　朝廷稍后便任命他代理左冯翊。左冯翊是京师“三辅”之一。

　　京畿重地从来都不好治理。辖区内高陵县令杨湛和栋阳县令谢游是两个很难对付的官痞子。他们贪婪、狡诈而又桀骜不驯。薛宣的前任曾多次想把他们拿下，但都无果而终。

　　薛宣到任后，杨、谢二人登门拜见，想看看这位新长官到底是个什么货色。薛宣一方面以好酒好肉热情款待他们，另一方面则暗中派人收集其全部罪证。

　　薛宣看杨湛稍有悔过之意，且有敬上之心，便把他的所有罪行及奸赃全部写在简牒上，密封后交给他。对他说：官员百姓们对你的反映全都记在了这个简牒上，有人告你监守自盗；但我向来敬重你，而按朝廷的法度，贪赃十金(西汉时多指白银)即为死罪。我实在不忍将你法办，所以才以密牒相告。希望你自己掂量掂量，进退取舍悉由尊便。今后还有做官的机会。如果密牒中所言非实，请你重新封好后还给我，我还你清白。

　　杨湛自知罪证已被掌握，而且薛宣语气含蓄委婉，并没有伤及他的面子，当即便解下印绶请辞；从此对薛宣感恩戴德，终无怨言。

　　栋阳县令谢游却自以为是知名大儒，没有把薛宣放在眼里。

　　薛宣便下正式文件公开批评了他，在悉举其罪赃后，责令他认真反省，等待朝廷另派新县令接任。谢游接到公文后，亦呈印请辞。

　　薛宣为官赏罚分明，判决公平而必行之。他每治一地，均明晰条令以为众纪，而且对待下属多仁恕，爱人而利之。

　　阳朔五年（公元前24年）正月薛宣经谷永举荐，任御史大夫。

　　顺便再说说谷永这个人。他虽然是王凤物色的“超级枪手”，常依仗王氏势力，上书言事多无忌讳，常有冒犯之语。但观其一生的政论，无论是切谏天子或后宫之过，还是举荐良才或抨击庸官，均无不妥之处；观其一生的立场，只有在当年投靠王凤时发生过一次反复，其后亦无更弦易张的记录。因此，班固说他一生40余次上书言事，“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明显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薛宣任御史大夫后仅3个月，丞相张禹退休，他便即继任为丞相。

　　薛宣的做事风格非常细致周到，好立规则，事事都得有个章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切要努力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政”。

　　当时丞相府受理民事诉讼官司，和今天一样也是要收诉讼费的。薛宣当上丞相后便立了一个新规矩：诉讼费不足1万钱者不予受理。

　　诸如此类的规矩还有许多。但当时的帝国官吏多为儒生出身，受不了这么多的约束，便众口一词抨击薛宣为官“烦碎无大体”，凡事管得太细，不会抓大放小。

　　更倒霉的是薛宣从来没有拜过名师研习经学，在当时的官僚们看来，等于是一个没有“文凭”的草根丞相。如果是做地方官，只要政绩好、百姓拥戴，倒也无妨；但如今做了丞相，和成帝这么个“经学天子”朝夕相处便不是件轻松的差事。

　　薛宣没有这种光环，大概更不会娴熟地引经据典，那么他的任何说法和做法都会首先遭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这些人自然也少不了成天在成帝耳朵边阴阳怪气地讥讽他，况且，成帝本身也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表面光鲜其实糟糠，判断不出好坏与能庸。时间一长，他便开始越来越看不上这位曾经政绩卓著的“草根丞相”。

　　但是看不上归看不上，成帝还是让他做了6年的丞相。这倒不是成帝多么宽宏有耐心，而是他根本就懒得费心去琢磨要不要换丞相的事情。

　　自从“王章事件”之后，成帝便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更对朝政失去了兴趣。他早已在绝代佳人赵飞燕姐妹、李平，还有一位绝代“男佳人”张放等人的身上，找了解脱和快乐。美好的爱情生活已经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生活空间，哪里还顾得上区区一个薛宣？

　　但是薛宣似乎却不太识趣，就在成帝陶醉于“双性恋”的美好爱情中时，他却偏偏充当了新任首辅王商（王凤之弟）的炮灰，企图唤醒这位在醉生梦死的天子。

　　薛宣和御史大夫翟方进一道，上书请求成帝把张放赶回他的封国。这个动议立即赢得了太后王政君的高度赞同——成帝到现在还没有儿子呢。在王太后的压力之下，成帝只好把自己的“亲密男爱人”两度外派为地方官。

　　成帝这个人脾气虽然好，但事关爱情的“大是大非”，他也决不含糊。他本来就看不上薛宣，更没想到这位草根丞相不好好珍惜自己的荣华富贵，竟然敢“棒打鸳鸯”到天子的头上。

　　人心最痛是失恋。皇帝也是人，尤其是成帝这样的“情圣”，自然更不会例外。失爱之后的切肤之痛终于令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下定决心要好好整治一下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否则便难解心头之恨。

　　要找借口并不难。

　　去年（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八月，邛成王太后突然驾崩。帝国当时已严重虚脱，加上事出仓促，竟然拿不出钱来给这位德高望重的太皇太后办一次体面的丧事。情急之下，朝廷只好在三辅地区征收专项赋税以应燃眉之急。

　　还有另一个借口也可供成帝使用。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广汉郡（今四川金堂）人郑躬聚集万余人起事，占领了4个县。当地州郡制不服他们，薛宣直接从朝廷派员前往，也不能克。成帝最后拜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发兵3万人，旬月之间即平息之。

　　于是，成帝便把这两件事重新翻出来，对薛宣来了个秋后算账，罢其丞位，夺其爵位，免为庶人。他还顺手一枪，把“帮凶”翟方进也连降两档，由位居三公，越过九卿直接降为列卿一档，俸禄由1万石降为2千石，贬为执金吾。

　　成帝策免薛宣，原本只为泄愤，并没有太多周密的准备，甚至没有考虑由谁来接任丞相一职。以至于薛宣被免之后，朝中竟然20多天没有丞相主朝政，亦无御史大夫主监察。后经大多数朝臣竭力举荐，翟方进继任为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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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三面“旗帜”　之三

　　在被王凤举荐的人中，朱博恐怕是最有趣的一位。此人非但缺乏“经学”素养，简直就是一位武夫，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能臣。

　　朱博“为人廉俭，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贱至富贵，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夜寝早起，妻稀见其面”。

　　他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勇猛仗义，机灵多智，喜交天下宾客。元帝朝的名门公子萧育（原前将军萧望之之子）、陈咸（原御史大夫陈万年之子）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他曾经辞去官职，营救被官员石显迫害的陈咸。

　　后经陈咸推荐，朱博获得王凤的赏识和器重，从一名县令做起，不多久便升任冀州刺史。

　　武帝曾把全国分为14个主要的监察区，分设专职官员负责监察各区官吏及豪强。其中，京师及近畿7郡为一个监察区，由司隶校尉负责；全国其他地区共设13个州刺史部，一部一州，由州刺史负责。冀州便是这13个州刺史部之一。

　　朱博本是武官出身，并不熟悉文法，如今却做了冀州的最高监察长官，当地的官吏自然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刚刚上任时外出巡视，途经下辖一县，便有数百吏民挡道请愿，把县衙挤得满满当当的。

　　一位从事请他暂留此县接见请愿者，处理完毕后再出发。

　　朱博知道这位从事是在试探自己的深浅。他一方面令人速备车驾，随时准备继续赶路；另一方面，令人通告请愿吏民：如果是检举县丞、县尉等本县地方官，请自行找太守府申诉；如果是检举郡太守，请等我巡视完各县返回刺史治所（在鄗县）后，再去申诉；如果是民为吏所冤或报告盗贼或民事诉讼，请找主管部门办理。车驾准备停当后，朱博出门坐在车上接见请愿吏民，三言两语便让四、五百人纷纷领命散去，有如神驱。

　　当地官员大惊，没到料到朱博的应变能力如此之强。他事后调查证实，这一次“请愿事件”确实是那位从事在背后捣的鬼，于是当即诛杀之。从此以后，州郡上下无不畏服其威严。

　　朱博后来曾任琅邪郡（今山东诸城一带）太守。

　　琅邪人盛行一种风气，做事喜欢拖拖拉拉(故作从容之态)，为人喜欢自高自大。朱博刚刚到任，太守府的主要吏佐都不约而同地打报告请病假，回到家里躺着不来上班。

　　朱博百思不得其解，便问其故，某官对曰：下官不敢!按本郡惯例，新太守到任，应派人向官佐们问候致意，大家才敢返回岗位继续工作。

　　朱博闻之大怒，拍案而起，骂道：齐地小儿竟敢给老子立规矩！

　　他当即把官员们全部召集起来，亲自面试，选拔可用者重新任命职务，悉数罢免称病归家者。一时间，被罢了官的人纷纷穿着白巾灰溜溜走出府门，其情其景蔚为壮观。在西汉王朝，凡是官吏被罢免或地位卑贱者均着白头巾。

　　郡中大惊。

　　太守府门下掾(类似太守办公室主任)赣遂对朱博的做法甚为不平。他依仗自己是当地名儒，便带领门徒数百人，故意动作舒缓地对这位新长官行拜谒之礼，以示不服与抗议。

　　朱博便对主簿说：赣老先生不懂为官之礼，你去教他如何拜起，直至娴熟为止。又对各功曹佐吏说：你们这些官属都穿着大宽衣、大裆裤，行动起来非常不方便；从今天起，每位掾史都必须衣不曳地，至少要离地3寸。

　　按当地的着装习惯，衣服要拖到地上才够气派。但朱博却不管这一套，硬是逼着他们把裤子剪了3寸。他任琅邪太守数年，竟然使其吏民风气大变，与楚、赵两地趋同。

　　朱博在治理琅邪期间，常令下属各县起用当地豪杰为官，因其文武之才而施用之。如果遇到县里有严重匪患或其他非正常状况，他便以公函讹责之。对尽力办差而又成果显著的官员，必加厚赏；对心怀鬼胎而又不称职者，则立行诛罚。

　　豪强大户们因此慑服。

　　姑幕县（在今山东诸城西北）曾有8人结伙在县庭中杀人报仇，但官府却一个也没有抓到。

　　太守府负责缉拿要犯的贼曹掾史请命前往姑幕经办此案，朱博找了个借口把他留下，不遣；其他方面的负责人也纷纷请命，亦不遣。

　　于是他们便请出太守府丞帮忙说情。

　　朱博对府丞说：我认为县里自有县令、县丞负责此事，太守府不宜参与，难道你认为太守府应当参与吗？

　　这时，阁下书佐（类似今天的文书）进来，朱博便口授檄文道：太守府严告姑幕县令、县丞，关于你县汇报贼情之文已收悉，本檄文到达之日，县令、县丞各就其职。此事系游徼官王卿未尽全力，请务必尽力办案，不得有误。

　　檄文是一种专门用于责备下属的公文。王卿收到檄文，惶怖不堪，一家老小都惊慌失色；于是便昼夜奔驰，10余日便捕得5人。

　　朱博于是再发公函褒赏他说：王卿心忧公务，且成效显著，收到本函即携带记功簿到太守府叙功；部掾以下皆可留用，渐捕余贼。

　　这就是朱博惯用的驭下之术。

　　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朱博擢升左冯翊（京师“三辅”之一）。

　　他在治理左冯翊期间，虽远不如薛宣那么文理聪明，但也有使下属尽力奉公的手段：或奇谋诈之，或勃然诛之，严宽收放总相宜。

　　当地有一个叫尚方禁的豪强大户，年轻时私通人妻，被人砍伤面颊。

　　按西汉制度，毁容者不得为官。左冯翊府功曹因受尚方禁重金贿赂，故意为他隐瞒，谋求守尉之职。

　　朱博听说了尚方禁的情况后，便找了个借口专门召见他，果然发现此人脸上有疤。

　　于是，朱博便支开旁人问他道：你脸上的疤是怎么来的？

　　尚方禁自知事情败露，吓得连连叩首谢罪。

　　朱博笑道：是个男人都难免会有这种事儿，你不必惊慌。本官想为你洗刷前耻，既往不咎任用你，你能效力吗？

　　尚方禁又喜又怕，答道：属下一定会拼死效犬马之劳！

　　朱博便严肃告诫他道：不要对别人泄露你我今天的谈话。你如果在外面了解到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尚方禁从此便如报救命之恩一样效忠朱博。他夙兴夜寐，侦察部中盗贼及其他潜伏奸情，甚有成效。朱博便擢升他为县令。

　　过了许久，朱博召见当初收受尚方禁贿赂的那位功曹。他关上房门，痛责其受贿之罪。然后又扔给他一支笔，让他自己记下一句话：累计收受一钱以上，不得私吞；敢有半句假话就砍头！

　　功曹惶怖，便坦白其奸赃，无论大小均不敢隐瞒。

　　朱博见他没有撒谎，便令他入座，教育他要悔过自新；然后再扔给他一把刀，让他把刚才记下的话全部削去，然后令他退出去，仍然安心去当他的官。

　　这位功曹从此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马虎懈怠；朱博则继续拔擢之。

　　几经沉浮之后，朱博当上了廷尉，位列九卿。

　　廷尉是西汉王朝主管司法的最高长官。全国每年的断狱总数都要汇总上报到廷尉署；各州郡的疑难案件要报请廷尉判决；廷尉还可以根据天子诏令逮捕或审判有罪的诸侯王或朝廷大臣。

　　但是对朱博来说，当这个廷尉，无异于坐在风口浪尖上过日子。他不熟悉律法。于是，这位曾经无所畏惧的“官中大侠”便也有了恐惧的时候。

　　按西汉制度，廷尉的属官有正监、左监﹑右监各一人；各监还有各类掾史（专业助手）。这都是些比猴还精比狐狸还狡猾的官油子。朱博最担心自己这个门外汉被他们卖了还要帮着点钱。

　　但这样的局面依然难不倒他。上任伊始，他便召见正监典法掾史，对他说：本官是武吏出身，不通法律，幸有众贤扶助，便可无忧了。但是，本官治州郡、断刑狱也已有20年的时间了，耳濡目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感觉三尺律令，人情事理尽出其中。请你和廷尉正监共同把以前的疑难案件整理出几十起来交给我，我为你们“臆断”之。

　　正监以为朱博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便将这些案件上报给了他。

　　朱博把属下所有的官佐悉数召集来，让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坐下，逐个问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断其轻重，所断十中八九。

　　于是，官佐们均被他的远见和才能所折服。

　　朱博每任一新职，大抵都会使出诸如此类的奇招，使官属们不敢欺瞒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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