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特使与两岸的秘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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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记者 段宇宏

　　在人们的记忆中，自从1959年西藏叛乱后，达赖便开始与中央政府誓不两立，双方在对骂和相互丑化中对峙至今。但在这种对峙背后，达赖派出的特使却始终保持着与海峡两岸颇为频繁的秘密接触。
　　1959年3月17日夜，达赖喇嘛化装成一名普通士兵，在“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的护卫下离开拉萨，前往印度，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在整个中国内部而言，达赖始终保持着与国共的接触。1960年代，与达赖特使秘密接触的另一端是台北，1979年之后，转移到了北京。
　　1990年代之后，达赖方面与台湾的交往日益频繁，但由于岛内自解严后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交往的性质与意义，与之前已截然不同。

　　身份独特的“邮差”
　　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这些秘密接触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
　　嘉乐顿珠曾经与国共两党很多高层人物打过交道，从蒋介石、蒋经国到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胡锦涛……“文革”之后，与北京方面两次开启高层接触，嘉乐顿珠都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作为达赖的兄长，娶了汉族女性为妻，能说一口流利汉语，曾在达兰萨拉“流亡政府”内阁任职，与国共两党、康巴游击队、美国中情局、英国人、印度人接触甚深，这种独特身份，使得嘉乐顿珠成为各方力量博弈中的桥梁。
　　中共视嘉乐顿珠为藏独势力中的头号人物；国民党方面曾想把他培养成“心向中央”的地方领袖，后来又认为他意图分裂西藏，对其心生厌恶；海外激进藏独分子指责他拿了中共的钱，往北京跑得特别勤。而用嘉乐顿珠自己的话来说，他只是当了几十年的“邮差”。
　　嘉乐顿珠比达赖喇嘛要早几年离开中国。1952年，毛泽东希望嘉乐顿珠率西藏青年代表团进京，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大会，然后加入中青代表团出席奥地利维也纳的世界青年大会。但他却取道山南地区流亡印度，这正是达赖几年后出走的通道。
　　嘉乐顿珠毕业于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该校前身为1927年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是国民党在“训政”时期培养政治、经济、外交人才的主要基地，1946年与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1954年在台湾复校。1947年之前，该校的名誉校长一直是蒋介石。
　　当年在南京读书的藏人，有很多是贵族子弟。嘉乐顿珠入读这所学校，国民政府用意不言自明。嘉乐顿珠在校期间学习政治与历史，还拿到了蒋介石的奖学金补贴，并与其同学，汉族女孩朱丹结婚。

　　在各方势力中穿梭
　　二战后的中外局势风云变幻，注定了嘉乐顿珠的传奇经历和复杂的政治角色。
　　对共产主义的担忧和恐慌，使得美国开始在全球采取遏制共产主义的措施。对于中国而言，则是积极干预台海和西藏事务。中情局与嘉乐顿珠的故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的。
　　西藏的叛乱并非始自1959年。1955年，因反对“民主改革”，最先在西康地区出现了由康巴藏人组建的“雪域护教志愿军”和“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这两支游击团队组织严密，尤以后者为甚，转战各地，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游击战。
　　嘉乐顿珠的出走，根据他自己的解释，是不想跟着藏人反对**d，也不想帮**d做事得罪藏人。在当时，他的确是热门人物，甚至苏联克格勃也与之有过接触。一个具有特殊身份，才20岁出头的小伙子，开始穿梭于各种力量之间。
　　康区出现叛乱后，美国中情局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他们找到身在印度的嘉乐顿珠，希望其能联络康巴人，物色人员出国受训，策划藏区针对中共的游击战争，并承诺给予大力援助。
　　据“雪域护教志愿军”头领普巴本多年后回忆，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在与之交涉时曾警告“不要和美帝国主义分子嘉乐顿珠等人联系”，但这一警告反而启发了普巴本，他开始不断派人到印度去找嘉乐顿珠。
　　不久之后，印度噶伦堡派人前来接洽，并带来了嘉乐顿珠的一封信。嘉乐顿珠要求他们选派一些人出去受训，并向他们打听1957年第一批空投到大陆的受训人员下落。
　　在与“雪域护教军”接触之前，嘉乐顿珠已物色了一批康巴人送往塞班岛受训。国民党到台湾后，发起“反共抗俄，光复大陆”的运动，其情报人员频繁与康巴人联系，希望组织他们赴台接受训练。
　　根据第一批赴塞班岛藏人的回忆，他们之前打算去台湾，嘉乐顿珠与他们联络后，建议他们去美国，他们才放弃了赴台计划。1957年3月21日晚，嘉乐顿珠驱车将一些康巴人送到印巴边境，渡过西里古里河进入孟加拉，之后飞往塞班岛。
　　1958年，受训后的洛才和阿塔被空投回藏，想通过帕拉（达赖管家）与达赖进行私人会面。他们带着CIA交予的任务，希望达赖能公开表态要求美国援助，使得美方的介入更加名正言顺，但这一任务未被完成。
　　美国方面的文件则显示，由于无法获得达赖的公开表态，中情局最后绕过了达赖，与游击队之间建立直接合作关系。
　　对于嘉乐顿珠来说，借助“国际力量”帮助“西藏抗暴运动”是他的目的，只要于此有利，都可交往。但美国人似乎并不在意“西藏独立”，只想在**d国家进行滋扰，影响稳定。达赖多年后回忆此事时也承认，美方对“藏独”并不关心，关心的只是“反共”，并感慨美国后来对他们的“出卖”。而台湾方面，国民党也以“反共复国”、“五族共和”、重建“大中华民国”等作为原则与嘉乐顿珠及游击队接触，对其“藏独”主张也毫不关心。
　　除了“反共”这一共同点外，各方的目的南辕北辙，这种合作无比诡异。“四水六岗护教军”被解放军围剿，撤退至尼泊尔木斯塘建立基地。1970年代，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得到改善，游击队因此失去援助，后在与尼泊尔政府军发生冲突中被剿灭。达赖出走到印度后，其诉求从“抗暴”日益明显转化为“藏独”，又与台湾的目标严重冲突，双方也断绝了联系。

　　从秘密访台到秘密访京
　　嘉乐顿珠当时看重的是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他曾经写信给“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希望借助其在联合国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帮助西藏独立。
　　1959年3月，蒋介石在台发布了《告西藏同胞书》的文告，这份文告成为国民党各部门处理西藏问题的最高原则。但达赖与嘉乐顿珠等认为文告对“西藏地位”表述并不明确。
　　达赖与嘉乐顿珠等人日益强烈的“藏独”诉求使得台湾方面疑虑重重，态度越来越犹豫。嘉乐顿珠等人也对台湾方面在宣传中把他们视为“反共爱国（指中国）”的“难胞”非常不满，他们反对台湾把西藏问题称为中国内部问题。
　　1960年，国民党中常会讨论：“达赖喇嘛与嘉乐顿珠旨在宣传西藏并非我国领土之一部分，为将来策动西藏独立铺路之阴谋……西藏问题，我们的立场，当然坚持是国内问题。”
　　会议上说，嘉乐顿珠愿受台湾的援助，但汇款必须寄给达赖。对于嘉乐顿珠，因为其一贯主张西藏独立，且为从事西藏独立活动最强烈之人，奉蒋介石指示，不再与之联络。当时台湾方面已很不信任嘉乐顿珠，也为后来双方争夺流亡藏人埋下伏笔。
　　与印度、美国、台湾方面的联系，嘉乐顿珠偏重于政治接触和争取“外援”，而木斯塘“康巴游击根据地”军事方面的工作则由他的助理拉莫才仁具体负责。
　　国民党逐渐察觉，嘉乐顿珠接触的目的是想借助美国和“中央”支持而达到“藏独”，于是开始绕过他，在木斯塘游击队中进行策反工作。
　　拉莫才仁在接受台湾记者采访时曾透露，1963年，台湾“国防部”第二厅一个叫格德仁波切的人来到木斯塘游击根据地总部大吉岭，建议藏人跟台湾合作，由台湾支援，委派指挥员。
　　嘉乐顿珠写信给“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后，得到的表态是，对方对“西藏独立”不关心。因此嘉乐顿珠开始在藏人中宣传，不需要台湾的支援，不要台湾派人。木斯塘方面随后便枪毙了格德。
　　但是台湾方面的情报人员仍然陆续渗透进来，策反了很多“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的藏人参加国民党。入党那天，这些藏人都站在蒋介石照片前宣誓，拍了照片寄回台湾。以安多藏人贡唐催成为首的十三部被台湾策反成功。他们不向“流亡政府”纳税，不服从其管理，并大骂其为“流亡政府”。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还接走一些噶伦，在台成立了另一个噶厦政府。这让嘉乐顿珠等人非常头疼，以至于当时在木斯塘游击队的训练中，台湾被列为“抗暴”的次要对象。
　　1963和1964年，嘉乐顿珠三次秘访台湾，与蒋经国会面，参与会面的还有国民党秘书长唐纵和情报单位的负责人。会晤的目的主要是“沟通关系”，解决双方的“冲突”。嘉乐顿珠希望台湾停止在他们内部搞“破坏”，应该承认和支持达赖领导的政府，并向全世界进行呼吁。
　　但这一沟通没有取得成效，嘉乐顿珠只带回了一封蒋介石给达赖的亲笔信。信中，蒋仍然把西藏问题视为“反共抗暴”，这自然不能令达赖满意。此后，达赖方面断绝了与台湾方面的任何官方联系，直到李登辉时代才逐渐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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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赖出走后，与北京方面的官方接触完全中断。大陆“文革”结束，拨乱反正，1978年的一天，邓小平委派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菊生在港找到嘉乐顿珠，主动提出和解意愿，并希望他能去北京看看。此时的嘉乐顿珠已在“流亡政府”中任职。
　　嘉乐顿珠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异常兴奋，李菊生告诉他，“可以当天去当天回”。嘉乐顿珠回印度请示达赖并得到同意后，以私人身份访问了北京。
　　1979年元月，在李菊生的陪同下，嘉乐顿珠赴京，住在圆明园附近一处招待所。邓小平与他在人民大会堂见面时，像老朋友一样握手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住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人士，为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而前来。”
　　中断了20年联系之后，达赖方面与北京重新开启高层接触，建立对话管道，并最后促使达赖提出“中间道路”。


　　嘉乐顿珠频繁赴京
　　嘉乐顿珠接触过无数国共两党领导人。被视为“藏独”重要人物的他，对这些领导人都颇具好感。嘉乐顿珠曾对媒体说，他最崇拜孙中山和蒋介石，邓小平的爽直率性令他感动，胡耀邦的开明务实让他印象深刻，胡锦涛对西藏情况了如指掌，令他惊奇。
　　“大家往前看啊，希望达赖喇嘛能早日回来”，邓小平与之会晤时告诉他，除了“西藏独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邓小平坦诚地说，以前在西藏的工作有很多错误，很多人受到迫害，但不光是西藏，其他地方也一样，包括他自己也不能幸免。邓小平还扭头问了一下在场的乌兰夫：“你被关了几年？”乌兰夫答：“坐了9年牢。”
　　嘉乐顿珠在会晤中向邓小平提出三个要求：开放中印边境，使流亡藏民可以回去探亲；恢复班禅的自由；由达兰萨拉方面派遣藏语教师回藏搞教育。
　　这3个要求邓小平很爽快地答应了：“我马上派人去处理，恢复班禅的职位，我们委任他做政协副主席。”派遣教师一事，嘉乐顿珠只说初次派几十人，以后逐年增加，但邓却豪爽地称，应该派1000人来。
　　经过首次接触，到1980年，达兰萨拉方面先后派出三批访问团到达西藏。达兰萨拉方面称，访问团赴西藏后，到处遭到群众包围诉苦，令他们无比震惊。嘉乐顿珠将情况告之李菊生，李向中央汇报了情况。
　　1980年3月，胡耀邦主持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非常开明、著名的“胡六条”。座谈会纪要以中央31号文件下发全党。胡耀邦和万里5月又亲赴西藏进行实地考察。此后，座谈会形成了惯例。
　　1981年7月，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嘉乐顿珠，交给他“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五条方针”邀请达赖回国定居，要求达赖不要再纠缠历史，1959年的事，忘掉算了；允诺达赖回来后，其待遇不变，可以让他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达赖何时想回来，只要发个声明就行，如取道香港到广州，派一名部长去迎接，坐飞机回来就举行欢迎仪式。
　　这次会谈中，嘉乐顿珠向胡耀邦提出“大藏区”问题，胡耀邦答道：“这个你是第一个提出来，以后慢慢再研究。”
　　1989年的拉萨骚乱后，嘉乐顿珠去北京，邓小平希望他与胡锦涛见个面，胡锦涛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正在北京养病。嘉乐顿珠与胡锦涛聊得很多很细，从政治、经济一直到拉萨的公厕和野狗，胡锦涛一一给予解答。
　　“很不错，很谨慎，很务实。”这是嘉乐顿珠对胡锦涛的评价。


　　交锋和矛盾
　　邓小平邀请达赖回国一事，嘉乐顿珠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表示，当时很多人都不主张达赖马上回国。此后达兰萨拉方面声称，在实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达赖不便回国。
　　“五条方针”中提到，达赖可以回国，但是不要去西藏了，这一句引发了很多风波与争执，出现了“达赖回国会遭软禁”的传言。时任统战部长的阎明复后来补充了这一说法，表示达赖是宗教领袖，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中央政府方面多次声称，欢迎达赖回国是真诚的也是急切的。
　　而达赖认为，中央政府有意把问题缩小至“达赖个人安排”，而不是与之商讨西藏问题。达赖回应，西藏问题不是他回去和地位的问题，而是藏人的“自由”和“人权”问题。在达赖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中，也一再重申他的这一立场。两边的目标完全不同，初期接触毫无成效。
　　通过嘉乐顿珠与北京的接触，达兰萨拉方面急切想知道北京对达赖方面所提要求将作何安排。1981年3月，新华社香港分社通过过嘉乐顿珠向达赖作出回应：原则上同意达赖在拉萨设立联络办事处以及派遣教师，但开设联络办的事最好暂缓，双方应通过香港或中国驻印大使馆进行接触；担心达兰萨拉派来的教师不习惯物质贫乏的西藏生活，建议此事也暂缓实施，但部分老师可先暂时派到国内的民族学校，然后再逐步进入西藏。
　　达赖方面后来同意不在拉萨开设联络办事处，但对于派遣教师一事却甚为殷切。为了打消中央政府的疑虑，达赖方面作出保证：“我们希望你能重新考虑这件事。老师们将只专注于教育事务而不会从事任何的政治活动，因此没有必要担心这件事。”
　　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建立信任感，达赖还于1981年3月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1987年，嘉乐顿珠访问北京的时候，拉萨发生骚乱，当时的统战部长阎明复对他说，“这是受你们指使发生的”，并通过他向达兰萨拉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备忘录。达兰萨拉方面也不甘示弱，回了阎明复一封辩解信，同时发泄了颇多“怨气”，比如1981年达赖写信给邓小平，没有回复；向邓小平提出的要求也没得到满足……
　　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后处于大转型时期，不安因素非西藏独有，但涉及民族问题，所以格外敏感。据称，胡耀邦当年辞职时，曾被指责在西藏搞“贵族主义”。
　　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批评胡耀邦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有问题，走“上层路线”，“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邓力群说，胡耀邦到西藏考察后，得出一个错误结论：中央每年给西藏的五六个亿，80%用在汉族干部身上了，并且胡还点名批判了工作搞得不错、但是有点左的阴法唐（曾任西藏自治区区委第一书记）。
　　1980年代以来，藏区常有“事件”发生，都对双方的接触产生不良影响。每当有不稳定因素出现，中央政府便强调“达赖集团”策划煽动、借接触之机到西藏搞分裂活动；达赖则要求中央政府公示证据，并指责中央政府缺乏诚意。一方面在友好地秘密接触，一方面公开对骂不断，在国际上的角力从未停止。即使在1989年，西藏实施戒严后，达赖还建议双方在香港会谈。
　　随着中国内部局势的变化，中央政府与达赖的接触和对藏政策与1980年代初相比，有收紧的趋势。


　　接触再度开启
　　达兰萨拉方面，希望与中央政府直接“谈判”，而北京却只愿意“接触”，不愿进行达赖方面要求的“谈判”。达赖派出的考察团和代表团，北京只当做是回国访问的海外藏胞，可以受到高规格的礼遇，立足点是希望他们回国了解祖国和西藏的发展，尽量不涉及政治对话。
　　中共领导人也在极力寻找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思维。1988年9月，中央政府向达赖传递出愿意“谈判”的信息，并表示时间地点由对方定夺。
　　据海外媒体的报道，后来因为达赖方面提交的“谈判代表”名单中有一个荷裔美籍国际法教授瓦尔特，使得这次原本定于日内瓦举行的谈判最终夭折。瓦尔特从小就参与“国际支持西藏运动”，并成立了相关组织。
　　班禅1989年1月28日圆寂，北京于2月7日向达赖喇嘛发出邀请，望其在2月15日来参加班禅追悼仪式。本来这也是一次机会，但达兰萨拉方面推脱称，由于时间仓促，达赖不能成行。
　　从1979年至1993年，据达兰萨拉的统计，达赖共派出4个考察团，两个代表团回国访问，而达赖的私人代表，更是经常性地前往北京，与中央政府会晤。1993年，中央政府与达赖因分歧过大、缺乏互信，中断了正式联系。
　　1980年代中后期，达赖开始加大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力度，并赴美国和欧洲，公布了其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方案，并取得“成效”。
　　中央政府在各个场合均宣称，只要达赖放弃分裂祖国的企图，公开宣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谈判的大门永远敞开；达赖方面则声明，早已提出中间道路，不追求独立，紧抓住当年邓小平“除西藏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的承诺，指责中央政府。这成为了双方最大的矛盾。
　　1990年代中后期，虽然达赖一直热衷推行西藏问题国际化，但处在经济巨大发展中的中国，中央政府对与达赖进行接触，似乎不像以前那么热心了。
　　倒是2001年，达兰萨拉开始着手恢复联系的工作。最终还是嘉乐顿珠再次出山，第2年他以个人的名义回国访问，并在藏区参观了一个月，再次敲开了达赖与中央政府之间关闭了多年的大门。
来源：2008年第15期 总第292期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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