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独钟——麦克林托克传记》

浮云过眼

伊夫林.凯勒 著 赵台安、赵振尧 译


　　三联书店的编辑要我为一九八三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获得者麦克林托克的传记《情有独钟》写序，向读者介绍这位献身于（或者按本书的书名读为“钟情”于）科学的女生物学家，这使我想起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八三年上半年的时候，我的一位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观点鲜明地提出麦克林托克应得诺贝尔奖的预测。当时麦克林托克在中国还鲜为人知。我将文章推荐给了《自然杂志》。后来文章发表了。过不多久就传来了麦克林托克得奖的消息。我感到很欣慰。这位遗传学伟大先驱者终于得到了科学上的最高荣誉——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诺贝尔奖，从而确立了她在遗传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我以为，科学的发展犹如一条滚滚的长河，无数的科学发现和发明推动着它，使它奔腾向前。不少杰出的科学家以其非凡的思想站在长河潮流的前头，指导着科学的发展。由于他们的发现和发明，很快为科学本身所证实，他们就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这些都是“幸运儿”。象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华生和克里克的DNA双螺旋模型的假说，都马上得到了科学界的承认，为它们的作者赢得了诺贝尔奖。人们表彰他们，给他们以巨大的荣誉，这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在科学的发展中，也有一些“奇特”的人们。他们的思想往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在的时代，而与当时“正统”的科学潮流有分歧，甚至背道而驰。他们甘冒被人不理解的风险，以其独特的方式探索，并坚持真理。这些具有非凡勇气的人们，同样推动着科学长河的发展进程。但人们在认识这点时，则往往要在很久以后，因此许多科学家无法看到自己的成果被承认。这是何等的不公正啊！
　　本书主人公麦克林托克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非凡思想的奇特人物。她生于一九0二年，一九二七年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后，一直从事玉米细胞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这也是她终身从事的事业。她的工作得到了摩尔根和埃默森等科学巨擘和其他人的支持，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成就可以与当时正飞速发展的果蝇遗传学相媲美。一九三九年，她当选为美国遗传学会副主席。一九四四年，成为美国全国科学院院士。翌年，担任了美国遗传学会主席。到此时为止，她始终是遗传学主流中的中坚人物。在当时风盛轻视妇女的美国科学界，她被公认为是仅有的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周围是一片赞扬声。
　　然而就在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之际，麦克林托克开始了后来证明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转座的研究，并在六年后发表了论文。但是，这一实验是远远超越时空的，在当时，即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都没有人能理解和接受。她的威望从光辉的顶点跌落下来了。她游离于科学的主流之外，被遗传学界摒弃了。
　　幸亏麦克林托克长寿，使她亲眼看到了自己的非正统理论为她重新赢得了声望和荣誉——诺贝尔科学奖。这虽是一种为时过迟的承认，但对她本人而言，毕竟是值得庆幸的（诺贝尔奖不授予已逝世了的科学家）。
　　我认为，作为科学家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不仅应该授予那些处于科学长河主流的科学家们，而且也应该表彰象麦克林托克那样离开主流，默默地进行探索的那些具有非凡勇气的科学家们，特别是急功好利的西方世界更应如此。这就是我为何向《自然杂志》推荐我那位学生文章的原因。
　　第二件事与本书的书名有关。一九七八和一九八四年我两次访美时，都在冷泉港麦克林托克的实验室里见到了这位科学巨匠，当时就想起四十多年前（约一九三五年），我曾在这个实验室里度过了一个暑期，同她经常在一起打网球、讨论问题。她对我的瓢虫色斑镶嵌显性现象的发现，极感兴趣。根据她当时在玉米中转座现象的发现，向我提出一个可供进一步研究探索的假说方案。可惜那时我回国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继续这方面的工作。而她却五十年如一日，现虽年逾八旬，仍在继续从事玉米细胞遗传学的研究，且很关心中国遗传学的研究动态。
　　在和麦克林托克告别之际，我突然想到，在她一生之中，有过两个光辉的顶点，她现在继续在实验室里进行的研究，也许再也达不到可与她四十年代未相比的成就，也许不会再次赢得象现在这样高的荣誉，但她仍留在卖验室里，执着地进行她的探索和追求。这又是为何呢？
　　麦克林托克终身未婚，她的一生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也许，她未曾有过象爱情一类的儿女之情，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确实麦克林托克是有“情”的，她的“情”，正如本书的书名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是“钟”于遗传学，“钟”于科学事业。她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荣誉，都献给了她所“钟情”的自然科学了。读完这本传记，就可以知道麦克林托克的“情”之所在了，而我上面提出的问题，大概也能找到圆满的答案了。
　　最后，我要向读者进一步指出，本书虽是一本人物传记，然而，对生物学工作者，以及对生物学有兴趣的读者来说，此书还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值得一读。书的作者E. F. 凯勒是美国东北大学的生物数学教授，曾从事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她对麦克林托克所研究的领域有深刻的了解，在为麦克林托克作传的同时，化了大量的笔墨介绍了分子生物学这门新兴学科。因此，此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门学科的科学记载。译者赵台安和赵振尧多年来一直分别从事生物学研究及文化方面的工作，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文字上的功力，使此书能正确地表达了原著的思想和风格。我的学生王身立和洪贤慷又为全书作了校订。这些无疑使本书的质量特别是专业知识方面的得到了较好的保证。除此之外，美籍学人张鸿翼先生向三联书店推荐本书，业亲自热忱撰写介绍此书的文字，在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发表，使中国读书界得以了解此书的内容，这也是值得我们提及和感谢的。
　　我谨向“钟情”于科学的读者推荐这一本书。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序
序
这本书是一部传记，其中部分地描述了一个人，但主要描述的是这个人与其所致力的学科的关系。这就是关于巴巴拉.麦克林托克——一位科学家，一位被她的同事认为是自行其是和眈于幻想的人，同一门学科——遗传学——这两者怎样相互影响的故事。遗传学在最近数十年里，由于其令人惊奇的发展和戏剧性的变化而崭露头角。书中写到的人及其研究的领域都是当时当代的，都诞生于本世纪初年，并在协调一致和共同繁荣中进入了成年。在麦克林托克还是一个青年科学家的时候，就已达到了公认的水平，这在当时是没有妇女能够想象的。但后来的岁月却把她和她的研究领域带到了独特而歧异的道路上去。麦克林托克于是悄然隐退了。今天，在她和遗传学分路三十年之后，又会合到了一起，而麦克林托克的名字又回到了现代生物学的中心。
　　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开始研究，并且在实际上帮助创立遗传学（还有细胞学）这门在那时还很年轻的学科是相当早的。当她被国家科学研究院授予金伯奖时，她的同事马库斯·罗兹概括了她从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所取得的成就。他写道：
　　在巴巴拉·麦克林托克惊人的、卓越的研究工作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些研究全部出自她自己的劳动。她在没有任何技术方面的帮助的情况下，依靠她自己无限的活力、对科学的彻底献身精神、她的创造力和独创性，以及她的敏捷与绝顶聪明，获得了一系列在细胞遗传学的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重大的发现。
　　之后，在她四十五、六岁的时候，由于她对玉米细胞遗传学的研究，使她形成了那样新颖的和激进的概念，以致她的同事们连“听”都难听得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学术交流的困难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革命——分子生物学的革命进入了舞台的中心。它的成功是如此富有戏剧性，以致到六十年代未，看来好象没有什么基本的问题有待解答了。这出戏剧的主角之一雅克·莫诺德就能这样说：“生命的秘密吗？在原则上，如果不是在所有的细节上，大部分是可知的。”看来这种说法并没有为麦克林托克的细胞遗传学的复杂性留有地位。
　　今天，由于生物学惊人的新发展，人们对麦克林托克的工作的注意在不断增加。她早在三十年之前就描绘过的许多发现，如今在生物学中引起了反响。特别是很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麦克林托克发现的遗传因子的“转座”，现在已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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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六十年代未，基因都被看作是简单的单位，以一条固定的直线顺序排列，从而控制着生物的发展。如果有人设想遗传因子能够自动地从一个位点移到另一个位点，甚至从一条染色体移到另一条染色体，那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而麦克林托克曾断言：重新排列在遗传机制和控制方面，有可能起关键性的作用，则似乎更不合情理了。但是在五十年代初，麦克林托克就已经证明：在丛一个染色体位点向另一个位点的移动中，遗传因子给细胞带来了新的指令，而且，它们的这一移动是自行“安排”的。
　　转座的新证据（现已在分子水平上）开始在六十年代后期出现。在过去的十年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有关遗传因子流动，亦即转座的实例，这表明染色体补体（染色体组）具有一定程度的流动性。这一情况至少是和过去二十五年里在生物学方面占支配地位的概念结构相抵触的。随着遗传流动性的发现，我们对遗传程序的概念也改变了。现在可以想一想，与其把顺序看作静态的、直线的、刻在DNA顺序上的信息，倒不如把它看作动态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基因的移动是本身程序的一部分，我们要问：指令从何而来？麦克林托克的回答是：它们来自全体细胞，来自生物体，或者来自环境——这一思想严重地打乱了正统的遗传学。近年来，生物学家曾确信适应进化的幽灵已被埋葬了。但麦克枚托克的工作却使环境影响遗传学的意见重新抬头。
　　在最新的发展中，对于那些看到了生物学新革命内在因素的人们来说，麦克林托克的名字，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种口令。哈佛大学的马修·梅塞尔森相信，“她将作为非常微妙而复杂的遗传学新理论的创始人载入史册。而这一理论现在还只是朦胧地被了解。”
　　在冷泉港以麦克林托克为名的实验室的走廊尽头，她依然是一个不可企及的形象。在她所理解的转座和她的同事们所理解的转座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转座的被重新发现，并不是根据她所研究的成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麦克林托克一直置身事外。她注意到，直到今天，她的支持者们也几乎并没有真正理解她所说的。尽管她同他们有着和睦的关系，而且她已出了名，但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在关键时刻依然是个局外人。
　　在多年被忽视以后，勇气和真理终于打垮了偏见和冷漠，献身精神得到了报偿。这段历史如果作为传说来读，是能使人发生兴趣的。但真正的故事则是既复杂而又富有启发性的。这是一个关于科学知识性质的故事，是个人和团体的动力缠绕成一张网，而这张网却限制了科学的发展的故事。
　　一种新的思想，一个新的概念，在某位男子或妇女的幻想深处诞生了。但是要使这种概念成为科学理论的主体的一部分，还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才行。因为个人只是社会的一员。反过来，集体的努力也为新思想提供了生长的场地。科学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是在个人创造力和公众承认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相互作用有时很复杂，但始终十分微妙。有时候，这种相互作用失败了，个人和社会之间就产生了隔阂。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家常常会丧失信誉。但愿不发生这样的事才好。或者，更理想的是，宁愿先发生这样的事，然后再翻转过来，这样，我们就有特别的机会去了解不同意见在科学上的意义。
　　已巴拉·麦克林托克的故事使我们能够探索在科学上不同意见出现的条件、它所起的作用，以及它所反映的许多价值和目标。它使我们去问：兴趣、个人和集体在科学知识的发展中都各起了什么作用？所有的科学家都在寻找同样的解释吗？他们所提的问题都一样吗？不同的分支学科之间，在分类法上存在着差别，它们能否殊途同归呢？当科学家们在提出问题、寻求解释、运用分类法当中出现重大分歧时，这些分歧是怎样影响他们之间进行交流的？总之，为什么麦克林托克发现的转座未能被她同时代的人所接受呢？我们可以说，她对生物学机制的想象力，同她的同事们所寻求的那种解释相距太远了。而我们有必要去了解那距离是什么组成的，那分歧是怎样发展的。
　　托马斯.库恩曾经提醒我们，在科学上发生改变意见（或不改变意见）的情况时，“不应轻视这种现象：科学家是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人。”他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以及社会本身的形成和改造的动力上，对比之下，我们则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集中在“自传和人物的特性上”。这种特性，使科学家个人倾向于信奉一套特殊的方法和哲学，在某个领域里去抗拒或接受那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潮——而且往往是同社会的基本情况背道而驰的。因此，这本书就需要双管齐下，既作为传记，又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它的出发点就是：承认科学是个人和社会高度努力的产物。
　　这本书主要想描述一位科学家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部分是学习所得，而部分是自发产生的。在当代生物研究的世界里，麦克林托克的风格就是标新立异。她对个人、对差别有着强烈的爱好。“重要的是培养一种能力去发现一个异乎寻常的籽粒并使它可以被理解”，她曾说过，“如果（有什么事情）出了格，那必定有个原因，你就得查明这是怎么回事。”麦克林托克认为，过分把注意力集中在类别和数字上，会鼓励研究人员忽略差别，“把它们称为一个例外、一种畸变、一种污染”。她认为那代价是太昂贵了。她说：他们看不到“周围在发生什么事。”
　　在一个世纪之前，麦克林托克有可能被归到博物学家的行列中去。但她和那种人截然不同。博物学家研究的重点是观察，而本世纪的科学则注重实验，根据麦克林托克自己和周围的人的描述，她在某种程度上已成功地将这二者极好地综合在一起。想象力在她的实验研究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是她理解力的关键。那些对其他人来说只是解释或者推测的问题，对她却是训练有素的直觉。麦克林托克将她特殊的观察和认识技巧综合起来并推向前进，她的这种能力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能及得上。她自己无法确切他说她怎样“知道”她知道了些什么，她讲到，有些推理是不能用语言来正确表达的；她强调指出自己“对生物的钟情”的价值，她的措词听上去好象是神秘主义。但正如所有优秀的神秘主义者一样，她坚持极度严格的风格；而且正如所有优秀的科学家一样，她的理解是由高度的专心乃至钻进了她所研究的材料中去而形成的。
　　按照巴巴拉·麦克林托克自己的归类，她是一个遁世的隐士。她不希望自己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她宁愿隐居独处和自由自在。当我第一次向她提出我的写作计划时，她说，她太自行其是的故事，不会引起别人的兴趣。但是我争辩说，正因为这个原故，那才有启发性。而在访问的过程中，在她强调自己是怎样从例外的、“异常的”事例中获得了某些结果这一点上，我的直觉得到了肯定。
　　我终于渐渐地理解她的故事的价值主要在于她的独立性。因为她所寻求的、对她来说是“一目了然”的简单事物，却几乎不能被有象她同样学术造诣的同事所理解。我于是考虑要着重讲述清楚她这个人和她的工作的相互关系——即她的研究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的，由于她经常与她所工作的社会处在几乎要破裂的状态，所以她的故事所提出的观点，自然不可能符合那个强有力的变换着的潮流，而引起同行们的兴趣。
　　在与麦克林托克交谈了几次之后，我同她的很多同事也谈了话。他们的评论帮助麦克林托克正确地回忆了自己的过去。有些曾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把她看作经典遗传学家；有些人则对她敬而远之；其他的人还只是到最近才认识到她的意见是十分正确的。我很快发现，为了要理解我所听到的故事，我得象六十年代初一个分子生物学的学生一样学习一门我从来不需要学的学科。在已出版的这本书里，我尽可能为读者回顾一下我自己的学习过程。
　　在第一章里，我把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生来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历史源流作一简略的速写，第二章是麦克林托克自己回忆形成她性格的童年岁月。贯穿其余各章的是她的事业直到今日的发展，我们可以陆续听到巴巴拉·麦克林托克所讲述的，并逐渐与她的同事们的语言文字交织在一起的事情。
　　末了，我希望我所描绘的肖像对三部分人有所禆益。对那些不是生物学者的读者，这本书将向他们介绍一个不熟悉的世界；对那些读过经典遗传学的人，这本书则将介绍在教科书上所描述的玉米遗传学的主要里程碑之后所出现的为人熟知的名字；而那些在当代研究工作中处在前列的职业生物学家们，可以把这本书作为一本有关的“术语”书来读——大量的论著勾画出了一门与其它领域不同的、独特的研究领域的发展。而最重要的是，《情有独钟》这本书是叙述一位妇女的科学见解的故事，这种见解逐步地——虽然并非不可改变地——使她同研究主流的论著隔断了。我在写这个故事时，一直试图了解创造力与其得到确认之间、个人和团体之间、这个团体的和另一个团体的科学见解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构成了麦克林托克的故事，而且一般来说，也构成了科学研究戏剧的基础。
　　伊夫林·福克斯·凯勒
　　一九八二年十月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第一章     历史的回顾

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第一次接触到遗传科学时，这门学科还非常年轻，只比她的年龄稍大一些。虽然在她诞生的前两年，即一九00年，人们已重新发现了孟德尔的著作，但是直到一九0五年，还没有创造出“遗传学”这个词；而“基因”这个词则直到一九0九年还未被人承认。甚至在那以后，它的定义还是不清楚的，因而当然也就不会被认为是在生物体内部依赖生物体而存在的一种物质实体。基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用来使一些规律有意义而已。而根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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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规律，遗传特性是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一九0二年，一位美国研究生沃尔特·萨顿和德国动物学家西奥多·博维里各自独立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辉煌的思想：细胞学家所研究的孟德尔“因子”，亦即基因，是与细胞内部染色体的结构有关系的。
　　在麦克林托克一九一九年到康乃尔大学以前的年月里，已经有足够多的证据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基因和染色体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些证据大部分来自哥伦比亚大学T.H.摩尔根的“果蝇室”。从一九一0年到一九一六年，摩尔根、A. H·斯特蒂文特、H.J.马勒和C.B.布里奇斯对果蝇的染色体和基因进行了研究，获得了证实基因和染色体之间存在着关系所必需的大量证据。在这个实验室里诞生了细胞学科学。通过对有特别明显特征的生物（例如果蝇，它的主要差异是眼睛的颜色和翅膀的形状）进行杂交或交配，研究人员试图将生物的连续世代特征与特殊的（X或Y）染色休的特征互相联系起来。有了这些成果，遗传学家就能根据孟德尔遗传学大胆地假设出一个物质的基础。到一九一五年，已有了十分充分的证据，从而使得摩尔根、斯特蒂文特、马勒和布里奇斯能够出版他们的划时代的著作《孟德尔遗传机制》，第一次试用染色体理论的术语来解释遗传学的全部原理。以后的年代就是热烈的论争和T.H.摩尔根废寝忘食地进行工作的年代。那时，甚至象伊文·威廉·贝特森这样的早期孟德尔理论的辩护人，也曾反对为遗传学假设一个如此“唯物主义的”基础，而摩尔根自己早年也曾这样反对过。但是，随着证据的不断积累，要向染色体理论提出挑战就越来越困难了。大部分不在大学里工作的生物学家，特别是农业学校的生物学家，对于新的生物学的热忱，一直比不上他们在大学里的同行们。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哥伦比亚大学所研究的仍然是可疑的“抽象物”。虽然早在一九一一年摩尔根就竭力主张“细胞学要为实验证据提供所需要的原理”，而在农业研究方面，细胞学工作仍不是一个优先考虑的课题。
　　一九二七年，巴巴拉·麦克林托克获得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植物学博士学位，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摩尔根果蝇室使细胞学和遗传学联姻所引起的轩然大波还没有波及到康乃尔大学。也许其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康乃尔的遗传学家研究的是玉米而不是果蝇。在康乃尔大学的R.A.埃默森的影响下，玉米植物已成为研究遗传学的最有力的工具。玉米棒子上籽粒的颜色鲜艳易辨，几乎图解式地表明了遗传的特征。果蝇每十天就向遗传学家提供一批新的一代，而玉米则成熟得较慢；实验人员有充分的时间可对每株植物进行细致的了解，并追踪其一个世代的发育情况。但是，尽管人们对遗传学已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却几乎还没有分析过玉米的染色体。麦克林托克还在读研究生时，就已向她的康乃尔大学的同事们证实，玉米遗传学象果蝇遗传学一样，不仅可以通过培育这种生物观察其后代生长的情况，而且还可以通过显微镜检查染色体来进行研究。这样就跨进了遗传学奥秘的新的窗口，这件事对整个遗传学未来的发展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麦克林托克用一种刚由细胞学家约翰·贝林发明的重要的新染色技术成功地鉴定和描绘了玉米染色单体的长度、形状和模式。这项工作一经完成，她就可以把育种实验的结果（遗传交叉）同染色体的研究结合起来。在以后的年代里，麦克林托克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把玉米提高到可以和果蝇竞争的地位。同时也为她自己确立了美国第一流的细胞遗传学家的地位。一九三一年，她和学生哈里特·克赖顿在《国家科学研究院记录汇编》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证实在性细胞形成时所发生的遗传信息交换，是和染色体物质交换一起进行的。这叫做“玉米细胞学和遗传交换的相关性”。这一研究成果，被称为“真正伟大的现代生物学实验之一”，它使得研究人员终于无可辩驳地获得了遗传学的染色体基础。詹姆斯·彼得斯在他的《遗传学经典论文》一文中介绍了麦克林托克的这项工作，文章说：
　　现在我们终于取得了一个分析，把最后的一个链环装到了链上，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细胞学的证据和遗传学的结论之间的相关性，那是如此的有力和显而易见，以致你无法否定它的正确性。
　　这篇论文被称为实验遗传学的里程碑。不，它不止是里程碑，它是这门学科的一块奠基石。
　　整个三十年代，麦克林托克在康乃尔大学，在加州理工学院，接着又在密苏里大学，不断地做实验，不断地发表文章，这加强了细胞学和遗传学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也使之复杂化了。一九三九年，她被选为美国遗传学会的副主席，一九四四年成为国家科学研究院的院士，一九四五年担任遗传学会的主席。
　　在被选入国家研究院的那一年，她开始了一系列的实验，使她得出了“转座”的结论，现在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她事业中最重要的一项成果。然而在当时，只有她自己那么想，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她的结论似乎太激进了。如果说一九四九年在麦克林托克的事业里是关键性的一年的话，那么对遗传学历史来说同样也是决定性的年份。不过原因却与麦克林托克无关。就在这一年里，微生物学家奥斯瓦德·艾弗里和他的同事科林·麦克理奥德和麦克林·麦卡迭发表论文，证实DNA是遗传的物质基础。
　　麦克林托克的事业是在生物学思想发生重大革命的时刻开始的。现在她又目击了另一次同样重要的革命。关于分子生物学诞生的故事，现今已被讲述了多次，在这个故事里，既有紧张而又富戏剧性的事件，又有有声有色的人物；它时而是快速的行动，时而又是孤注一掷的战斗。到五十年代中期，分子生物学的风暴席卷了生物世界。看来它已解决了生命的问题。它给生物学带来了一个需要探究的全新的世界和一个用科学语言进行阐述的全新的模式。而在这个需要探究的世界里，麦克林托克的工作，看来却越来越带有个人的风格，越来越不引人注目。
　　一九三八年，物理学家马克斯·德尔布吕克把注意力转向了遗传问题，他争辩说噬菌体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研究生物自身复制的理想材料”。噬菌体是一种亚细胞的和亚细微的粒子，只是在最近才被确定为生命的一种形式。一九四一年夏天，德尔布吕克在冷泉港实验室安排和萨尔瓦多·卢里亚见了一次面。两人开始合作。这一合作开创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先例。四年以后，德尔布吕克第一次举办了夏季噬菌体讲座，以“向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传播新福音”。 德尔布吕克讲授大纲的核心是“探索基因的物理学基础”，不单对基因在染色体上的物理学位点进行探索，而且也探索组成并解释遗传机制的物理学实际定律和分子结构。一九五三年，因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DNA的结构而使这一探索得以实现。从它的结构上，沃森和克里克能够推断出DNA是怎样执行遗传物质所必需的功能的，也就是说它是如何复制和表达的。这是一个欢快的时刻，按照沃森和克里克的说法，遗传信息是以密码形式贮存的，也就是说，如所周知， DNA是“生命的母分子”。遗传信息传到RNA这种中间物分子上。通过一系列奇迹般的物理-化学的变化过程，随后RNA就作为合成具有遗传特征的蛋白质（或酶）的模板。信息从DNA到RNA到蛋白质——这幅图画就这样形成了，它是有说服力的、令人满意的，同时具有相当权威的。弗朗西斯·克里克把它称为“中心法则”。这个名称被接受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生物学家们继续经历了那种发展和激动，那情景是科学的革命时期才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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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幅速写画的许多方面同信奉牛顿学说的物理学家们所描绘的宇宙图画非常相似。两者都是从高度机械论考虑问题的，看上去只有细节是忽略了。两门学科的每个基本定律都尽可能用最简单的体系明确表达出来——对物理学家来说，是两个质点的相互作用，对生物学家来说，则是最小最简单的有生命的生物——噬菌体或者仅比噬菌体稍大稍复杂的细菌。几乎所有的分子生物学工作者所研究的细菌都是大肠杆菌。从大肠杆菌到其余有生命的世界，可能只是一小步。据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人雅克·莫诺德说过，对大肠杆菌是正确的，对大象也就是正确的。少数生物学家，其中包括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继续研究着较高等的生物，但最有朝气、最有前途的年轻的工作者们则已转而从事噬菌体和细菌的研究工作。玉米遗传学的术语，一度是训练所有生物学家的主要内容，很快就变得难以理解了。
　　假使许多生物学家相信自己已基本了解了这门学科，他们有时候必然会感到所有能引起兴趣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剩下来的只是撰写论文的工作了。在六十年代末期，许多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已在寻找新的领域，以投入他们的精力和天才。
　　事实证明，如果认为生物学家们对这门学科已研究到了尽头，这种担心（或者对这情况感到满意）就为时过早了。对大肠杆菌是正确的，对大象却是不正确的；正如后来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对大象甚至常常不正确。科学史上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正当满怀信心地向目标迈进的时候，却增加了许多使人感到恼火的和出人意外的资料。在以后的十多年里，新的发现层出不穷，使过去很单纯的画面，大大地复杂化了。根据许多人的理解，那是对中心法则的根本挑战。
　　克里克最初是这样清楚地表达中心法则的主要论点的，“一旦‘信息’进入蛋白质，它就不能再出来。”信息只从DNA流向RNA再流向蛋白质。这一论点的主要关键是，信息发源于DNA，之后，它是不可更改的。
　　中心法则的原始形式无法说明这样一个事实：细胞所制造的蛋白质，看来是随着细胞的化学环境不同而不同。到一九六0年，雅克·莫诺德和弗朗西斯·雅各布进行了关键性的修正。莫诺德和雅各布制订了遗传调节的原理，它考虑到了环境控制蛋白质的生产率这个因素，但仍保留了中心法则的基本原则。他们设想蛋白质是被DNA译成密码的，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涉及到许多开关，每一个开关都可以开和关一个转译蛋白质密码的基因（或称为结构基因的基因群），按照他们的理论，开关本身是两种不同的遗传因子——操纵基因和调节基因——构成的。它们同一个特殊的化学基质一起，抑制或激活结构基因。有关的化学基质的有效性是由细胞的化学环境依次决定的。
　　经这样一修正，中心法则现在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扎实了，应用的范围也大大地扩大了。至少在原则上，它看起来已使酶控制这一困难领域得到解决并且具体化了。确实，信息现在“能够从蛋白质中出来”，但仅仅是以调节蛋白质生产率的形式，DNA以特殊的开关对蛋白质的生产率进行控制。这里所介绍的这一反应仍完整地保留了中心法则最基本的特征：从DNA流出的信息仍然是单向的。这项成果，使雅各布和莫诺德在一九六五年同安德烈·尔沃夫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在大西洋彼岸，巴巴拉·麦克林托克从一九五0年起就曾试图使生物学家们注意她所证明的玉米“控制因子”。一九六0年末，当莫诺德和雅各布的论文在《汇报》上发表时，她是这篇论文的最热心的读者之一。她满怀激动地给她的法国同行以完全支持，并迅速在冷泉港召开了一次会议，把他们的工作与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比较。此后不久，她在一篇论文里详细阐明了这一比较。她先把论文送给莫诺德和雅各布，之后送交《美国自然科学家》。霍勒斯·贾德森在《第八个创造日》中报道了分子生物学的革命，“他们因她迅速支持而高兴。”
　　麦克林托克的研究工作，不仅被传导到了不同的大陆，传导到了更为广泛而复杂的生物，而且可以说，传导到了不同于莫诺德和雅各布的生物学世界。作为分子生物学家，莫诺德和雅各布集中力量研究大肠杆菌。而麦克林托克，作为一个经典遗传学家，则研究玉米。莫诺德和雅各布用生物化学分析作为工具，测定重要的遗传交叉的作用。而麦克林托克使用了博物学家更熟悉的技术——她观察玉米叶子和籽粒的彩斑和模式，以及它们在显微镜下所显示出来的染色体的表型。他们寻找的是分子的结构，她则寻求概念的结构，把有关的结构以及结构与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结合起来，就能证实这一概念的结构，并使之成为现实。他们所使用的工具、技术和术语，符合他们所研究的生物体、环境和时间。从一九四四年开始，麦克林托克的工作应归入经典生物学的范畴。它首先是前分子的。在开始，甚至在证明遗传物质是DNA的时候，麦克林托克还是领先的。与此相对照，莫诺德和雅各布的工作则完全渗透了分子生物学时代的精神，中心法则时代的精神。但是，他们同麦克林托克一样，相信调节结构对遗传水平进行操纵，存在着两种调节基因。麦克林托克证明控制因子在结构基因的附近（基因直接控制特征），它看来同雅各布和莫诺德的“操纵”基因很相似；她的“激活”基因，则同他们的“调节”基因相似，而能独立定位。麦克林托克在论文里，把玉米和细菌作了比较；在这两个例子里，“‘操纵’基因将只对它自己系统里特殊的‘调节’因子有反应。”
　　但有一个基本特征两者是不同的。在麦克林托克系统里，控制因子并不在染色体稳定的位点上——它们活动着。事实上，这种改变位置的能力——转座（如麦克林托克所命名的那样）本身可能就是被调节基因即激活基因所控制的一种特征。这一特征使现象变得更为复杂，而在与她同时代人的心目中，就较难接受了。虽然大家都知道，病毒DNA能够插入寄主细胞的DNA内，接着自行脱离，但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在某种环境下，正常的DNA细胞能够重排。这个概念是对中心法则的严重挑战，有许多理由可以将它推翻，尽管中心法则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的地位就已极为牢固地树立了。如果一部分DNA能够象麦克林托克的工作所指出的那样，能够对另一部分DNA所发出的信号作出反应而重排的话，如果这些信号本身象雅各布和莫诺德的调节因子所清楚表明的那样的话，那么，从DNA流向蛋白质的单向信息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因为这一根据染色体组以外的因素而定的基因的顺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将使得信息向回流，即从蛋白质流向DNA。麦克林托克没有把这一想法弄清楚，但经过她的解释，玉米染色体组的组成显然变得非常复杂而超出了中心法则所允许的范围。
　　在五十到六十年代，对许多生物学家来说，转座听起来好象是一种杂乱无章的思想。此外，对玉米遗传学知之甚多的人士越来越不能领会那些能证实麦克林托克得出的激进结论所必需的非常错综复杂的论点。最后，还须指出，麦克林托克是多产的。重新刊载在彼得编的《经典遗传学论文集》中的麦克林托克早期同哈里特·克赖顿合写的论文中，用警告的口气对他们的论文作了介绍：
　　这不是一篇很容易理解的论文，因为在进行彻底的分析后要记住的条条很多，而忘掉任何一条都会妨碍对这篇论文的理解。无论如何，掌握这篇论文部能给人以强烈的感受，从而能够掌握需要全力以赴方能掌握的任何生物学方面的问题。
　　比较新的论文甚至更难理解，当她在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三年，尔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发表这些思想的时候，尽管事实上她很早就有了无懈可击的研究者的名声，还是很少有人听取她的见解；很少有人理解她。她被描写成“难以理解的”，甚至“疯狂的”。甚至在一九六0

浮云过眼

年，当她概括了雅各布和莫诺德系统和她自己的系统之间的相似之处时，也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九六一年，雅各布和莫诺德在他们的一篇主要论调节结构的论文中竟忘了引用她的成果。他们后来称之为“一个不愉快的差错。”然而，当年夏天，在他们写给冷泉港专题讨论会的总结摘要里，则确认了她的成果：
　　远在细菌的调节基因和操纵基因揭示之前，麦克林托克就以其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工作……揭示了玉米里存在着两类遗传“控制因子”，它们之间的主要相互关系是可以准确地比作调节基因和操纵基因的……。
　　没有提到转座，虽然这篇摘要的另外一处在评论玉米里发生的转座时说，这是“两个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区别。”
　　十年以后，当许多人期望着分子生物学自然而然地向前发展时，开始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意想不到的观察资料。其中令人吃惊地发现细菌染色体组的因子明显地向“周围跳跃”。这些因子被称为“跳跃某因”、“转座子”或“插入因子”等不同的名字。在许多情况下，观察到转座子具有规律性，和二十年前麦克林托克所观察到的非常相似。确实，它们看上去比较类似她的控制因子，而与莫诺德和雅各布的调节系统不同。其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用一种新的术语，DNA的术语进行描述的。
　　从第一次发现细菌的跳跃基因以后的十年中，明显地发现在一些非常巧妙的调节结构中，遗传因子能够起主要的作用。无论是遗传因子的移动，还是它所起的作用，都比雅各布和莫诺德所想象的更为复杂和更为多样化。例如，在许多情况下，调节作用可能是由方向——向前或向后——决定的，同时转座因子重新插入。这两种方向，在机能上，与不同的遗传转录相符合。除玉米外，酵母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性质截然不同的发育变化的第一个真核系统。这些变化是从受控制的基因重排所产生的。现在，果蝇的许多发育突变，也可追踪到转座。甚至在哺乳动物中，也能稍稍看到遗传的流动性。对小鼠免疫系统的研究表明，免疫球蛋白DNA在常规上是受广泛的重排支配的。这有可能解释迄今为止未能说明的抗体的差异。
　　冷泉港今天差不多是新的研究转座的中心。巴巴拉·麦克林托克从一九四一年起，就在冷泉港生活和工作——她依然过着相对说来是离群索居的生活。四十年来，她以一种隐而不露的、含蓄的风格，在生物学变革的盛衰中找到了栖身之地。直到最近，她的追随者也为数寥寥，并且都是虔诚的、与世隔绝的。
　　对那些想探听隐藏在麦克林托克这个名字后面的那个人和她的工作，并试图了解她的工作是怎样适应现代生物学的人来说，学习这门学问，他们觉得是一种特殊的荣幸。其中华盛顿卡乃基学院的尼娜.费得罗夫就是这样一个有志于了解麦克林托克遗传学分析的分子基础的热心人，对她来说，阅读麦克林托克的论文，成了她生活中“最不平凡的学习经历。”“就象一本侦探小说，我简直不能放下。”
　　现在公众的褒奖和名望看来要闯进麦克林托克多年来的默默无闻和含蓄状态。最近几年间，荣誉开始不断飞来。一九七八年，布兰代斯大学鉴于“麦克林托克博士这样一位卓绝的科学家，没有受到正式的承认和尊敬”，选她为该校罗森斯塔尔年度奖金获得者，嘉奖她对科学界所作的“富于想象力和重要的贡献”。一九七九年，她被授予两个名誉学位——一个是洛克菲勒大学，一个是哈佛大学。哈佛大学表彰她说：“一位意志坚定、勇敢无畏的科学先驱，她对细胞所作的深刻的、广泛的研究为深入了解遗传现象开辟了道路。”一九八0年，美国遗传学会“由于她的出众的才华、创造力、独创性和全心全意地献身于研究”而向她致敬。一九八一年，她的名字成了公众瞩目的中心，那一年她第一次收到麦克阿瑟荣誉奖金——每年六万美元的终身研究员基金，免税。她的故事成了报纸、电台的新闻。过了一天，她接受了著名的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和以色列沃尔夫基金会一笔五万美元的奖金（那年的第九次颁奖）。拉斯克的褒奖注意到她的发现的“不朽的影响”“直到最近，尚未受到充分的赞赏”。一九八二年秋天，当她同萨萨默·托尼加瓦共同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霍维茨奖时，评论家对过去霍维茨奖的获得者，接着又获得诺贝尔奖的出现率作了评论。
　　麦克林托克所关注的是“一下子太多了”。《新闻周刊》描述说，她坐在一屋子新闻记者面前感到“非常不自在”。“我一点也不喜欢出名，我只想躲到实验室的一个僻静角落去。”
　　但是，她的课题究竟是怎样会成为历史的最新一章而超然于个人的好恶之外的？她耕耘了三十年以上的沃土将要在何等程度上展现梦幻一般的前景？她自己的叙述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时期乃至全部遗传学的历史吗？要知道科学时代的精神，是不能单从科学或历史的文献中学习到的，我们需要知道那些创造科学的人——男人和女人——的生活和个性。在以后的几章里，我们将通过麦克林托克自己的回忆和其他人的回忆简略地复述这段历史。第二章独处的能力
　　在曼哈顿东四十英里，沿25A路，恰好在冷泉港城前一英里，长岛生物学实验室的招牌又小又不显眼，很容易被人忽略过去。而通往实验室的那条叉路朋汤路上又没有任何标明那是一条主要道路的标志。每年夏天一开始，大学实验室的步子就放慢了，从全世界来的生物学家们聚集到这里，一起工作或研究，或只是会见并分享彼此最近的成果。一年一度的专题讨论会，招致了特别多的一大群人，以致实验室的有限设备被过分地使用，超过了容量。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人，聚会，交谈，涌向海滩和大路，充满了生气。从六月到九月上旬，朋汤路对这些生物学家们来说不再是一条乡村小路，而是一条中心大动脉。
　　冬天的时候，知道冷泉港的人就较少了。当夏日会议的激奋平静下来，来访的科学家们离去之后，只留下很少的生物学家。天气转冷了，海滩上空寂无人，树叶也萧瑟变黄。于是当地的科学家就能回到他们的研究中去，不再受到干扰。而那些人则去折磨他们在大学里的和市区研究中心的同事们去了。在这儿，既没有城市的灯光来分散注意力，也没有大…（碧声注：原文缺失）

第二章     独处的能力  

在曼哈顿东四十英里，沿25A路，恰好在冷泉港城前一英里，长岛生物学实验室的招牌又小又不显眼，很容易被人忽略过去。而通往实验室的那条叉路朋汤路上又没有任何标明那是一条主要道路的标志。每年夏天一开始，大学实验室的步子就放慢了，从全世界来的生物学家们聚集到这里，一起工作或研究，或只是会见并分享彼此最近的成果。一年一度的专题讨论会，招致了特别多的一大群人，以致实验室的有限设备被过分地使用，超过了容量。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人，聚会，交谈，涌向海滩和大路，充满了生气。从六月到九月上旬，朋汤路对这些生物学家们来说不再是一条乡村小路，而是一条中心大动脉。
　　冬天的时候，知道冷泉港的人就较少了。当夏日会议的激奋平静下来，来访的科学家们离去之后，只留下很少的生物学家。天气转冷了，海滩上空寂无人，树叶也萧瑟变黄。于是当地的科学家就能回到他们的研究中去，不再受到干扰。而那些人则去折磨他们在大学里的和市区研究中心的同事们去了。在这儿，既没有城市的灯光来分散注意力，也没有大学里的命令来干扰他们。冷泉港对那些在这里安家的人们，提供了和平宁静的气氛，这是大部分实验室所体会不到的。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驱车去冷泉港，想用磁带和纸张记下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的沉思和回忆。多年以前，我作为大学毕业生，曾在长岛生物实验室度过一个夏天，我记得看到过她，自制、冷淡、甚至有点古怪。她从实验室进进出出，或者孤寂地在林子里或沙滩上散步。我虽然同她在同一幢楼中工作过一个短暂的时间，但却从来没有同她交谈过，也没有造访过她的实验室。她所研究的领域同我所研究的分子生物学有一条很宽的鸿沟。但在当时，象大部分人一样，我甚至连好奇心也没有。二十年后，当我重回旧地时，实验室的背景似乎仍象田园诗那样宁静。秋末，金风开始送凉，红日碧水绚丽如昔。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与我学生时代所熟悉的夏日的冷泉港不同的形象。这是一个隐遁的、富有浪漫色彩的独居的形象。在那儿，工作就是一切。

浮云过眼

　　在麦克林托克的实验室里我找到了她，虽然用实验室这个词来形容那个地方并不适当，因为它使人觉得更象是一个世界。当然它是我所待过的最“住宅”化的实验室了。她的办公室就在实验室的隔壁，深藏在一座以她的名字命名（一九七三年）的混凝土大楼里，而办公室的简朴正是唯一引人注目的方面。长岛海峡的小港距她的窗口不过投一石之遥。从我上一次看到她这些年来，几乎看不出她本人有什么改变，只是剪得很短的头发稍稍染了一层灰色，脸上添了几道皱纹而已。她宽松的裤子和衬衫仔细地熨过，但显然摒弃了女性的式样。她措词和活动的简略、她衣着的式样、她行动和谈吐的方式——都表现得过份节俭，她对礼仪和职能的审美观点，看来是同时代相对抗的。
　　当我驱车在外时，我记起了别人对这个人的看法，他们是这样描绘她的：“令人畏惧”、“难以接近”、“才智超群”、“目光敏锐、永不满足”，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实际上，她以令人惊异的热情欢迎了我，并立即直接和我交换意见。而且，谁在主导着这次谈话，那是毫无疑问的。她把我安顿在她桌子后舒适的椅子上，她自己则坐在靠背椅上面对着我，似乎倒是我该首先接受访问的。我尽我所能地介绍了我本人的情况，我的经历和我的兴趣。于是我们交谈起来。几分钟的功夫，我们就进入了持续达五小时之久的第一次谈话。尽管她不愿意接受采访，我们还是谈了妇女和科学，谈了她的生活。
　　她不理解她的生活怎么可能会使外界发生兴趣。当然，她也不认为她的经历对于妇女能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她对此是深信不移的。她太与众不同、太异乎寻常、太“闹独立性”了，因而想象不出对其他妇女有什么用处。她没有结过婚，她从童年到成人从来没有追求过对妇女来说哪怕是最一般的目标。她对她所谓的“装饰躯干”毫无兴趣。经过一番努力，我逐渐说服她让我记下她的生活。我争辩说，恰恰因为她的故事是如此的不落陈套，所以是重要的。
　　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的大部分生活就是独处，物质上、感情上和智力上的独处。但凡是见过她的人，却没有一个人会怀疑那是一个完美而标准的生命，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也许最好的形容她的状况的词是“自主性”。自主性，和随之而来的对世俗前程的漠不关心，成了她的标记。那非凡的“独处的能力”（精神分析学家D.W.温尼可特语）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说，麦克林托克生来就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人和一个开拓者。她的母亲是纯粹的美国血统，父亲的双亲则都是凯尔特族移民。桀骜不驯的个性可能是她“个人奋斗”道路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巴巴拉的母亲萨拉·汉迪·麦克林托克是一个喜欢冒险的勇敢的妇女。如果萨拉·赖特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汉迪的独生女——一门联结最受尊敬的两个海厄尼斯家族的婚姻，其世系可追溯到“五月花号”（一六二0年英国清教徒初次去美洲时所乘的船）。萨拉（受洗时取名“格雷斯”）生于一八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她的母亲当年就去世了。萨拉被带到加利福尼亚，由舅母和舅父抚养。他们是在一八四九年的淘金热中被吸引到那里去的。但在事实上和想象中，海厄尼斯依然是她的故乡。几年以后，萨拉·汉迪已经是一个有四个孩子的成年妇女了，她成了“五月花号后裔会”的会员和“美国革命女儿会战后分会董事会”的会员。她自己刊印了一册优美的诗集，而使得家庭的历史也浪漫化了。
　　这些诗颇富于怀乡的谜力，描绘了一幅她的以航海为业的新英格兰祖先的栩栩如生的图画。其中最有色彩的是萨拉的祖父，哈特瑟尔·汉迪。他十二岁时就乘船出海，到十九岁时已成为他自己船的船长。汉迪船长被描绘成一个喜欢开玩笑，有独立精神的、富于幽默和机智的冒险家。这本书卷首的引语是“不要挤进去看别人怎样做，如果你想那样做的话”。这是萨拉的格言。如果她的父亲不是那样做的话，她的祖父也是那样做的。
　　本杰明·汉迪是一个严厉和正直的人，一个公理会的牧师，他甚至从远方就对女儿的培养施加强烈的影响。从加利福尼亚回家后，萨拉·汉迪已长成一个有高度修养的有吸引力的青年妇女，一个有造诣的钢琴家，一个业余诗人，同时又是一个画家。但当到了考虑结婚的时候，她不得不同她父亲苛刻的判断作斗争。本杰明·汉迪对他女儿的所有求婚者，大抵都不赞成，而对托马斯·亨利·麦克林托克的反对尤为激烈。托马斯·亨利一八七六年生于马萨诸塞州纳铁克，是不列颠群岛移民之子，按汉迪的标准算是一个外国人。而且他还就读于医学院，无法养家活口。但他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有毅力的青年，这给勇敢的、有独立精神的萨拉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违背了萨拉父亲的意志，在一八九八年结了婚。那时，年轻的亨利·麦克林托克即将从波士顿大学医学院毕业。
　　萨拉拿出自己的那一小笔继承来的钱，帮助她丈夫付清了医学院的欠债。接着，在没有从汉迪牧师那里得到任何资助的情况下，他们建立了一个家，开始在缅因州，接着在新罕布什尔州，后来又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很快断断续续地发展成为一个家族。马乔里在一八九八年十月出生，米格农在一九00年出生，巴巴拉则出生于一九0二年六月十六日。儿子受洗时起名马尔科姆·赖特，但一直被称为汤姆，是在一年半以后出生的。
　　据麦克林托克自己讲，她的“独处的能力”始于摇篮。“我母亲常常在地板上摆一个枕头，给我一件玩具，就随我去了。她说我从来不哭。不吵着要东西。”麦克林托克说，她的性格使她的双亲在她四个月时就把她的名字改掉。他们原来选中“埃莉诺”，认为那个名字特别女性化和精巧。他们很快就又决定用“巴巴拉”，认为一个女孩子这么不同寻常，这么坚忍，起这个名字更合适，听上去更男性化。这个家族的传统使他们希望有一个男孩，所以她和她的祖父一样取名为本杰明。
　　据马乔里的叙述，他们的母亲在第三个孩子出生时，生活上就受到了严峻的压力。她肩负着对新添的四个孩子的培育责任，但她对此事的艰辛却没有准备，她又得不到任何帮助。要等麦克林托克医生开业来养家还要很多年。那时，很缺钱用。于是妻子教授钢琴挣些钱，并试图在同时为她的艺术兴趣留一席之地，相对地，麦克林托克医生也尽其所能帮助她（“她爱孩子们”），但第四个孩子出生所带来的压力使这位母亲精力的耗损达到了极限。巴巴拉也饱受了这种血缘所带来的冲击力。巴巴拉和她母亲的关系从一开始就相处得紧张，而在汤姆出生一年之后就更甚了。巴巴拉因而被送到在马萨诸塞州的婶母和叔父那里。她满怀激情地回忆起她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岁月，这样的生活时断时续地直到她到了入学年龄为止。“我非常快活”，她骄傲地断言，她“绝对不”想家。
　　她叔父是一个鱼贩子，她特别喜欢同他一起旅行，坐在他的马车里，先到鱼市场，接着到乡下去。“一个有特大嗓门的大个儿，他经常呛喝‘要鱼吗？’那些家庭妇女答应着跑出来。”后来他叔父买了一辆卡车，麦克林托克把她对马达的兴趣追溯到那一天，她看着叔父经常在新机器抛锚时忙个不停。
　　机器、工具和机械技能是叔父和父亲两人间的纽带。“我父亲告诉我，五岁时我要一套工具。他给了我一套不是大人用的工具；这套工具虽然正合我的手，可我认为它们不合适。虽然我不想告诉他，这不是我想要的工具。我所要的是真正的工具，而不是小孩于用的工具。”
　　当巴巴拉回到家里时，她和母亲的关系比过去更为疏远了。她母亲想拥抱她，她回敬一声“不要！”看来她们之间的紧张状况只会加剧。她经过思索，认为他们似乎应该对她不同寻常的自负负责。总之，她的这个传奇般的家族使巴巴拉长成为一个孤独的、有主见的孩子。
　　一九0八年麦克林托克一家移居到纽约的布鲁克林区，那里还是半乡村式的。孩子们进当地的小学，后来进伊拉兹马斯厅高小。那时，他们家庭的经济情况略有好转，一家人可以到长滩尽头歇夏了。当时那地方还是荒凉的未开发的乡村。巴巴拉回忆说，她的父母都希望孩子们学会游泳。“我记得我很早起来，带着狗出去散步。我常爱一个人待着，就沿海滩散步。”黄昏时，周围没有一个人，她用她自己所发现的独特的方式跑出去散步：“你笔直地站着，背完全挺直，你实际上就浮起来了。每一步都有节奏地浮起来。你忘记了疲倦，你感到无比的欣快。”多年以后，她读了玛格丽特·米德的文章，她才知道，她的秘密别人也知道，那是西藏的和尚——“游方喇嘛”，也曾修习过的同样的技能。
　　童年时代，她最宝贵的经历就是孤独。她是一个贪婪的读者，最喜欢只身独坐，紧张地，专心一意地，“思考事物”。独坐使她的母亲感到担心。“她总觉得有些不对头，”巴巴拉回忆道，“我知道确实没有什么不对头。我坐在那里想我的。”但与此同时，她母亲显然也欣赏巴巴拉的苦思冥想。她有一个笔记本子，记载了巴巴拉的一些思想。她母亲曾记下了巴巴拉对科学所作的种种解释，而巴巴拉只记得起这么一件事：“我母亲在碾草毒做草莓松饼时（我不知道那时我几岁，但肯定非常小），我留意地看着她。‘现在我知道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了，’我说，‘那是从草莓上来的！’”
　　巴巴拉喜爱音乐，但她母亲给她上的钢琴课不久就停止了，因为她弹钢琴时特别紧张，使麦克林托克夫人认为弹琴对她没有好处。换了一个钢琴教师也没有好多少，于是钢琴课就全停了。“那种紧张的程度，那种思想感情，妨碍了意境，我把它们看得过分困难了，因而使我几次中途退学。”
　　大体上，父母鼓励每个孩子要有他们自己的兴趣。对父母来说，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孩子们的喜爱都是越出常规的。如果巴巴拉不愿上学，那么她就不去。她的兄弟姊妹也一样。有时候，她停学一个很长时期，一学期或更长。她回忆起其中很特别的一次：她怕到学校去，因为教师干扰了她：“她看上去如此丑陋，不单肉体上丑陋，而且性格上丑陋，感情上丑陋。”虽则她现在认识到她的图画象是一幅漫画。“我依然能够看到那幅漫画，我依然能够看到它在活动。”她的父母知道她感情上受不了，决定不再让她上学（“我父亲看来是一个儿科专家，因为他非常理解儿童”）。
　　在巴巴拉家里，学校仅仅是作为“成长的一小部分”。从一开始，巴巴拉的父亲就采取了与众不同的立场。他明确告诉学校的教职员，不得向她的孩子们布置家庭作业，一天六个小时在学校就已经太多了，根据马乔里的说法，父母所关心的不是孩子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而是他们怎样去做。麦克林托克还记得，当她父母发现她喜欢溜冰，“他们就给我买了他们能为我

浮云过眼

弄到手的最好的冰鞋——最好的鞋和溜冰装备。每逢溜冰的好天气，我就到美景公园去溜冰而不去上学。”等学校放学以及她弟弟和弟弟的同学们回家后，街上就成了运动的天地——垒球、足球、排球以及球队。为了参加体育活动，她需要有合适的衣服。
　　“那时候，”她回忆说，“我们不是上店铺去买衣服。而是有一个裁缝师傅到我家来为姑娘们缝制衣服。”她很早就坚持并劝说她的父母（“他们总是默许我做要做的任何事情，他们认为这对我很重要。”）让她做和她的衣服同样料子的灯笼裤，“这样我就可以做我要做的事。我可以打垒球，我可以踢足球，我可以爬树，我可以和我弟弟以及大楼里的人一样，有个完全自由的时间。”她记得那时她没有女朋友，只有男朋友。

　　“有一次，我出去打垒球，也许是去打排球，或者诸如此类的活动，大楼里一位妇女把我叫到她的屋子里去。我走上楼梯，走到她的前门，她请我进去，对我说，现在是我该学习去做姑娘们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了。我站在那里注视着她。我什么也没说，转过头来回家去，我把碰到的事情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走到电话机跟前，告诉那妇女，‘别再干这种事了！…
　　这并不是说巴巴拉象家里的其他人一样。恰恰相反，父母亲都觉得她与众不同。在别的方面，大家也不觉得她比别人更具独特个性，“巴巴就是巴巴”，正象她姐姐所说的那样。她的父母甚至急切地要保护这些不同之处一至少直到青春期是这样。再有，她的成长状况并没有超出顽皮姑娘的范围，而且“变得和其他姑娘们一样了”，特别是当她开始显示出“智力上的要求”时，她的母亲至少得操心她的将来了，
　　青春期过后，她要干“那种姑娘们不该干的事情”是越来越明显了。对体育的爱好让路给对知识的爱好。“我喜爱知识，”她回忆说。“我爱知道各种事物。”在伊拉兹马修斯厅高小，她发现了科学。解答科学难题开始使她滋长着一种快乐。“我解答问题的方法常出乎教师的意料之外……我请求教师，‘请允许我……看我能不能找到标准答案，’而我找到了。那真是一种巨大的快乐啊，寻找答案的整个过程就是一种纯粹的快乐。”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国防军被征召入伍，麦克林托克医生作为军医被遣往海外。艰难的时光又来了，麦克林托克夫人不得不增加教授钢琴的钟点。在孩子们的青春期，他们的父亲不在家。由他们的母亲独自作出很多关键性的决定。每个孩子部有几种选择，但最小的女儿可能是其中最难作出选择的一个。
　　马乔里和米格农都是中学的高材生，瓦萨大学向马乔里提供了奖学金。但考虑到经济情况，并担心受过高的教育可能会使女青年不肯结婚，麦克林托克夫人说服她的长女不去上大学。马乔里成了一个职业竖琴师，并且，象她母亲一样，是一个有天赋的钢琴师。在对是否过舞台生涯的问题经过短时间的摇摆后，两个姑娘结了婚，马乔里参加了华盛顿广场乐团，米格农到芝加哥流动演出。
　　但麦克林托克夫人对她的两个最小的孩子却束手无策。她唯一的儿子汤姆完全脱离了家庭，按照她祖父的传统，在十几岁时就逃出去航海了。巴巴拉的兴趣使她更加不愿接受母亲的指导。当巴巴拉学习的兴趣越来越强烈时，麦克林托克夫人就关心起她女儿的前途来了。巴巴拉回忆说：“她甚至怕我会成为一个大学教授。”她担心巴巴拉会变成“一个奇怪的人，一个不属于社会的人。”她还知道，成为一个大学教授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巴巴拉也开始认识到她的道路是艰巨的。后来她常常回忆她早年的一件特别有意义的小事：“我们大楼里有一个球队，同另一个大楼的球队进行比赛，我也去了，我当然希望能参加比赛。我们到了球场，男孩子们决定我不能上场，因为我是女孩子。恰巧对方球队少一个队员，他们就要求我替补。结果我们把我原来的队彻底打败，因此在回家的路上，他们骂我是奸细。哦，当然那是他们的不是。但在那时我才明白，我只是更改了一个现实：我是一个女孩子，却干了女孩子们想不到要干的事。”
　　在中学期间，巴巴拉发现，她得思考，“直到得出我应该怎样处理我那与众不同的情况的结论为止。”她勉强地承认，这一过程是不容易的，她说：“我发现我处理问题的方法是别人所不欣赏的，因为那不是一般的处理方法，那使我很痛苦，但我要承担后果”，她说，“为了那使我感到无比满足的能动作用，我要承担后果。我就是要那样去做而丝毫不去考虑那种痛苦。我不是自夸，但我决心照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办事，这是我保持头脑清醒的唯一方法。在中学里、在大学里、在毕业以后以及继之而来的时期我一直按照这种方式处理问题。这已经习以为常了，不管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必须要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巴巴拉的父母虽然没有直接支持她对科学的兴趣，或者说没有支持她的精神生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许开创了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先例——他们都极度尊重自主。除了母亲过甚其词地议论过关于妇女受高等教育的杞忧外，几乎不存在任何压力要她与社会的期望保持一致。
　　象她母亲年轻时一样，她也不理会父母的反对。一九一九年她到康乃尔大学在农学院注了册。虽然此举对于家庭来说似乎是新奇的，但追溯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就丝毫也不会感到意外。妇女从十九世纪就开始从外围进入了美国文学和科学的王国。进入本世纪后，象她这种阶级和出身的妇女都十分活跃地争取受到了较高的教育。单在新英格兰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办了五所女子学院，还有很多主要的大学改成男女合校。
　　利用向妇女开门这一新机会的大部分是上层和中上层阶级的妇女。她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通常都是从英国来的或者是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凯尔特族人。许多人选读了理科。

　　半个多世纪以前，玛丽亚·米奇尔在发现一颗新的彗星后被选入了美国艺术科学研究院。后来其他的人（她们中间有莉迪亚·沙特克、安妮·江普·坎南、科妮莉亚·克拉普、埃伦·斯沃洛·理查兹和内迪·史蒂文斯）进一步开创了先例。在米奇尔的领导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掀起了一个鼓励妇女进行科学研究并帮助她们从事科学工作的运动。到一九二0年，妇女们受到科学训练的比例空前提高。五十年以后，当她们的代表降到了还不足以前的半数时，妇女们回首往事，不胜惊奇羡慕之至。
　　除了女子学院之外，当时有两所大学特别乐意吸收学理科的妇女。那就是芝加哥大学和康乃尔大学。康乃尔大学创立的信条是，教育就是“任何人学任何学科”。一八七二年，第一个妇女入学。一八七三年，萨奇学院破土动工。捐助人亨利·W·萨奇在奠基石上刻上了这样的预言：“只有当有文化的、受过教育的妇女胜任了更新更广阔领域的工作，人类才能达到高效率。”为了报答萨奇的捐助，康乃尔大学保证“对妇女教育提供并永远给予跟男子同样广泛的便利”。
　　即使事实租幻想未能完全吻合，但在本世纪初康乃尔大学还是开始吸收了很多动机高尚的女青年。她们追求知识分子的生活，精力非凡，并屡获成功。一九二三年，即巴巴拉·麦克林托克毕业那年，康乃尔大学的二百零三个理学士学位，就有七十四个授予妇女。这些数字包括了家庭经济学学院和旅馆管理学院的学位，但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单是农学院，妇女就占了大约百分之二十五。在文学院，男女比例约为四比一，毕业时获得优等生荣誉的有三分之二是妇女。在同一班上，一半以上的学生奖学金是给予妇女的，毕业生中研究人员的实际比例也大致如此。这些奖金的大部分是理科方面的：物理学、数学和生物学。
　　麦克林托克想不起她第一次是从什么地方听到康乃尔大学的，或她是怎样下决心去康乃尔上学的。但很早她就决定了：她要去学院，她要进康乃尔大学，（她的姐姐非常骄傲地回忆说，当巴巴拉要干什么事时，那就是一切了。）这一次她母亲不只是杞忧了，而是极力表示反对。而她父亲此时仍在海外的部队里，经济异常拮据。看来巴巴拉要打败仗。一九一八年，在她中学毕业前一学期，她到职业介绍所工作。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她才十六岁），白天她忙于和人们谈话，把他们安排到适当的职位上去，下班后，下午和晚上，则在图书馆里度过，获得教育。“我有一张计划表，——我已经读了哪些课程——我将要以各种各样的方法自学，”巴巴拉说，“即使我必得靠自己的活，我也要取得与学院同等的教育。”
　　时近夏末，她父亲从欧洲回来，在这场争论中，他的砝码显然加在了巴巴拉一边。“一大早上……在我上班之前，我母亲说她已跟爹爹谈过我的情况，决定让我上大学。她打电话给去康乃尔大学的一个朋友，问康乃尔什么时候开学。那个姑娘说康乃尔大学下星期一开学，而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是M的则在星期二上午八时注册（麦克林托克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M——译注）。我上班去，母亲就到我中学去查看证书之类的东西，但她两手空空地回来了。星期一我仍坐火车去伊萨卡，把自己的住处安顿好。星期二上午八时，我排在一队姓氏是以M开头的人中间。每个人都有一张表，唯独我没有。当轮到我时，管理注册的人对我说，‘你什么都没拿到。你怎么能进去呢？’恰好在这时，屋子里有人大声叫我的名字，很响，我们两人都听见了。他说，‘请稍等一下，’走进去同什么人说了几句话，又退出来，说‘拿着这张表，上前去。’我一直没有打听出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所发生的一切我犹如坠在迷雾之中。但我就这样进了康乃尔。一定有人为我做了些什么，但我不知道。那不过是一个巧合。我所关心的只是我进了大学。入学后上的第一课是动物学，这恰好是我完全入了门的。现在我做了我真正想做的事，在整个大学阶段我一直是欢欢喜喜的。”
　　很明显，巴巴拉喜欢的就是事情“恰好发生”的那种想法。她认为应该用与别人不同的准则来衡量她，这一类事情恰好支持她的意见。可是她的姐姐却肯定，藏在这种奥秘后面的，明摆着是她母亲的足智多谋。“母亲是最能随机应变的，一旦下定决心，她将全力以赴，务使巴巴拉被录取。”
　　康乃尔大学是巴巴拉的全部希望。农学院是免费的（这也是最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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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注册的主要因素），虽然如此，钱仍然是烦恼之源。部分是由于确定不了她的钱维持多久，而部分却是由于麦克林托克的热忱。她一开始登记了许多超出她接受能力的学科。“我登记了一门学科，但是如果我认为太吓人的话，我就把它撂开，那样就记我一个Z。当我读到三年级时，我发现我有一大堆Z了。”
　　这种作法使注册办公室有些头疼，在别的情况下，这最终会妨碍提早毕业。但正因有了那种拘泥于形式的旧制度，才使得后来巴巴拉能够不理会外界的种种干扰。康乃尔大学的生活实在太有趣了。
　　“有许多在学院里学到的东西，在外面通常是学不到的。你要同形形色色的小组、社团接触，你可以从来自不同地区的具有不同背景的人那里得到知识……学院恰似一场梦……我在康乃尔结识了很多人，我和许多姑娘（主要是犹太姑娘）很熟。那时非犹太人和犹大人之间是严格隔离开的。我喜欢这个小组。我们住在宿舍里，有两个是同房间的。她们在塔楼上有两间屋子，我们经常在这里会面。”她喜欢她们，甚至花时间向她们学习意第绪语（一种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因为她们同康乃尔其他的人全然不同。
　　这个小组（埃玛·温斯顿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她后来是纽约犹太人的领导人，另一个是劳拉·霍布森《君子协定》一书的作者，少数非犹大会员之一）显然以巴巴拉为其社交的核心。她是小组里唯一的科学家。
　　但是如果说巴巴拉喜爱这“分离开的”小组的话，那并不是因为她在班上同学中间感到孤立。她姐姐马乔里回忆说，巴巴拉在大学一年级时，最喜欢交际了，这同她孤寂的童年形成了戏剧性的对比。她“看了招人喜爱”，她多次受到邀请——当她回家时她母亲和姐姐“真太高兴了”，她是如此成功地参加了学校生活，第一年就被选为一年级女大学生的主席。一个妇女社团也想拉她入会，但当她发现她同寝室的人只有她一个人被邀请参加时，她谢绝了邀请。“这些姑娘是非常好的姑娘，我立即意识到有些人是社交圈子里的，有些人则不是，”她回忆说。“这里有一条把你归入这一类或那一类的分界线，对此我不能接受。因此我想了一会儿，就悔了约，从此保持独来独往。我就是受不了那种区别对待。它是如此的令人震惊，使我永远没有真正恢复过来。甚至到现在我仍强烈地反对名誉团体。我属于一帮子人，困为如果我要工作就不得不如此。如果我失业了，我就敢说‘不’。我必须遵照职业的规矩办事，但我只是不去和私人聚会……可是我必须加入那一帮子。”她姐姐马乔里认为可能因为这种反作用，在大学一年级时破坏了巴巴拉的吸引力，使她倒退回去公开地宣称她将不遵守公认的一切准则。
　　在那些年里，她订了许多有关生活方面的准则，什么是她能接受的或不能接受的，什么是她愿意接受的或不愿意接受的——她是始终不渝的。比如她决定，作为一个大学生，她再也不能总为长发操心了。她把头发剪短，并且为此曾同当地的理发师有过一段“长长的哲理性的交谈”，她的新发式第二天在大学里引起了轰动，波及到整个大学校园。此后不久妇女短发式就成了时髦。不过在一九二0年，“不管怎么说，有些事是来得稍微早了些！”两年以后，当她当研究生时，出于同样个人的原因，她觉得她不能穿其他妇女穿的那种衣服和裙子到玉米地里去工作。她到裁缝那里定做了一条宽大的运动裤，大家都管它叫做“灯笼裤、这是个“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的问题，我不能再穿其他人过去所穿的那种衣服了。”
　　但是，最重要的尚待解决的问题不能是她跟男子们的关系了。在最初两年里，她是男女同校的学校中的一个女学生，要出去赴很多约会。“接着，我终于决定我必须加以区别对待。我记得曾经动过感情，我喜欢几个男子，但他们都是这种类型或那种类型的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他们和我并非萍水相逢。我感觉到了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上的依恋，不过就是一种感情上的依恋，如此而已。”对此她很清楚，她就要卷进去了：“这种依恋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了解我所遇到的每一个男子，没有什么可继续的。我就是不适应同那些人密切交往，我一直不适应，甚至连我的家庭成员也如此……我没有那种使自己依恋于任何人的强烈需要。我就是不觉得。我永远不可能懂得结婚。甚至到现在我还真的不懂……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方面的需要。”
　　另一方面，并不是因为她所选择的专业的梦幻取代了她的感情。没有什么表明麦克林托克的生活是按某种事先设计的计划行事的。“我从来没有觉得我需要继续干什么事，或者我要把力气花在某些特殊的努力上，”她说，“我记得我做了我要做的事，而绝没有想到什么专业。我只觉得我过得好极了。”
　　但是不管是由于冲动，还是由于环境的影响，在她大学三年级末了的时候，她完全走上了成为一个职业科学家的道路。当我问她在那么多人们所熟悉的科学家中是否有她的祖先的时候，她看来知之甚少。在她的家庭里，虽然她的父亲是一个医生，但没有人对科学有兴趣，她父亲对她特别疼爱（在很多方面，她是他的宠女），但在她或她姐姐的回忆里，他从来没有和她讨论过科学方面的事情。她记得在中学时她就非常喜欢物理和算术，但她不知道有任何一位导师或者某个中心人物，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对她能够起到表率作用。她记得只有在她上大学三年级的期中，在她读完了一门特别激动人心的课程（遗传学）之后，她个人对这门学科的兴趣，是因为接到教授要她参加遗传学研究生课程学习的特别邀请而进一步受到激励。从这以后，她就非正式地获得了研究生的身份。给了她一个小房间，她可以自由听课。虽然还需要一年半，她才能得到足够的学分去补足她以前积欠的“z"，而能正式毕业。但到这时，就不复有问题了。“我知道我只能继续干下去。”然而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使她的研究生身份合法化。她回忆说：“植物育种系不接受任何女生，至少他们不愿意接受女生当研究生，而遗传课是在那里讲授的，”麦克林托克回忆说，“他们也破例接受一些人，但不收研究生。不过在植物学系，我也读过细胞学的课程，那是我非常喜爱的课程（它是一门主要研究细胞和染色体工作的课程）。因此，我在植物学系注册作为研究生，主修细胞学（染色体工作），副修遗传学和动物学。”除遗传学和细胞学之外（农学院设置的课程），她还选了很多动物学的课程，不选的课，她就旁听。
　　迄今为止，根据回忆所浮现的麦克林托克的肖像只使我们略略瞥见了她的特点，这些特点是至关紧要的，它刻画出了一个科学家的形象。麦克林托克在童年时代就有惊人的自主性、果断，以及专心致志等能力。成年以后，她一直保持着她幼时的那种专心于事物的能力，其程度确实是异乎寻常的。
　　这种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她希望得到“身体的无拘无束”，她曾品尝过这一无拘无束的滋味——一开始是一个小女孩“飞”向海边，之后，是在她全神贯注地进行研究的时刻。“身体被撂在旁边了，”她说。“我常常希望我成为一个旁观者，而不复是别人所知道的‘我’。”有时候她甚至想法忘掉自己的名字。她笑着讲述有一次她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我记得，我想那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选修了地质学，而且我确实喜爱地质学。哦，每一个人都要通过期终考试，没有人能豁免。可我不能坐等考试。我太喜欢这门课了，我知道他们要问的，我全能够回答。我恰恰通晓这门课，我比课程知道得还多。所以我不能坐等期终考试。开始他们发下一些蓝册子，试题在第一面上，你得写上自己的姓名。哦，我可不能让写名字耽搁了时间，我要看那些试题。我于是振笔直书。我太高兴了，我就是非常喜爱这门课。万事如意，但当我要写名字时，我却记不起来了。我不知道怎样才好，就在那里呆着。我实在大为难了，我不能问别人我自己的名字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们会认为我是一个怪人。我越来越紧张不安，直到最后（花了大约二十分钟）我才想起来了。我就想，非要用身体去干这些事情实在可厌。至于发生了些什么事啊，我看见了什么啦，我在想些什么啊，什么是喜闻乐见的事啊等等，那才重要得多哩。”
　　麦克林托克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以及在科学上创造性想象力的源泉，同样也以其它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之一便是音乐。在学院她选修了一门和声学，因此她必须写些音乐作品，以便教授演奏。“‘你是怎么会想出来的呢？’他问我。哦，我没有把理由告诉他，我想出那些作品，是因为没有其他东西可想——我没有任何经验。”她在这门课程上所积累的经验对她大有好处，在大学四年级时，她参加了一个临时凑成的“爵士”乐团，在当地演奏低音班卓琴。
　　她回忆这些时忧喜参半。有一次，当时她已经是研究生了，她非常劳累，她在舞会上演奏：“我想我在演奏整个节目时肯定睡着了，最后，我醒过来问那个萨克斯管吹奏者，‘我睡着了吗？’‘没有，’他说，‘你演奏得很好。’但我知道我是在睡眠中演奏的，我是完全无意识的。”到她在研究生院的第一年末，她有点勉强地退出了小型爵士乐队。“我不可能象这样熬夜而又得到足够的睡眠。”由此看来，事实上她的全部热情都已被生物学吸引住了。

第三章     成为科学家

一九二0年以后的几年里，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在康乃尔农学院作学生，教过她的大多数教师是称赞她，对她抱有好感的。“康乃尔最令人高兴的一件事就是能够结识教授……即使下课以后，我们仍可在一起交谈。”莱斯特·夏普，植物学系的一位细胞学教授，每星期六上午都向她个别讲授一次细胞技术课程，后来，夏普成了她的论文的指导教师。麦克林托克十分灵巧，后来成了夏普的第一位助手。在读研究生时，她继续从事她自己的研究。“夏普本人不是一个搞研究的人，”麦克林托克回忆说，“在早年他做过一些研究，但是后来他主要从事写作工作。他写了一本细胞学教科书，这是第一次出版这种类型的书——在文献总结方面，他有非常杰出的才能，但他从不搞研究。”麦克林托克说，她自己是有“研究头脑的”，夏普也完全支持她。“他给我的正是自由，充分的自由，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这样的安排并不合她的意。到读研究生二年级时，她已经知道她想做的是什么了。在前一年，她受雇于另一位细胞学家担任助手，她发明了鉴定玉米染色体的一种方法，能辨别出每一条细胞染色体——这使得长期从事这个问题研究的雇主感到吃惊。“是的，我发明的这种方法他也可以做，但我在两、三天之内就把它掌握了，而且我干得十分干净、俐落、漂亮。”她的雇主对她的成功有点不高兴。“我从来未想到我从他手里夺走了什么；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啊，就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到了将一条染色体与其它染色体区别开来，而且如此简单！他盯着的地方刚好是错误的，而我却看着另一处。”他们之间的友谊可能完结了，但麦克林托克的事业却开始了。麦克林托克发现自己正“朝正确的地方看”，她打算花几年的时间接着干下去。
　　其时，贝林刚发明了进行细胞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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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新技术，大大地简化了用显微镜研究染色体结构的切片制备方法。对于细胞学研究来说，技术是绝对必要的条件。而在制作细胞制片和染色时，则一切有赖于设计精巧操作谨慎了。贝林对洋红压片方法经过了种种改进，使得它特别适合于研究玉米，并可观察到每一条玉米染色体分裂和复制周期的全过程。
　　染色体在细胞核中。在细胞分裂前期，首先看到染色体变成长细丝。在适合的条件下，可看到这些“丝”沿长轴加倍。这样，每个染色体包括两个半染色体，即染色单体，集结在染色体称之为着丝粒的部位上（或附近）。在整个分裂的第一阶段（前期），染色体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粗，细胞经历了两种类型的核分裂——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虽然它们在开始的时候很相似，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分裂。
　　在有丝分裂时，细胞通常进行自身复制，核膜溶解，细胞核与细胞质正式分离，前期随之结束（见上图）。在下一阶段（中期），出现纺锤丝结构，从核仁相对的两极幅射状发出；染色体本身附着于纺锤丝上，在纺锤体的中部成线形排列。在这个过程中，着丝粒分裂，这样染色体的分裂就完成了。在第三阶段（后期），两条新的染色体，由着丝粒牵引着，沿纺锤体朝相反的两极移开。最后，在末期，在每组子染色体周围重新形成核膜，生成两个完整的细胞核，每个细胞的染色体同原来的细胞相同。
　　有性生殖的生物体除具有复制正常细胞的机制外，还需要有产生配子细胞的另一机制。配子细胞的染色体不是二倍体，而是单倍体。这一机制是减数分裂。在主要的一些方面，它与有丝分裂不同。正常细胞中的二倍体包括两套同源的染色体，每套来自一个亲本。减数分裂时，每条染色体并不分裂，互补的染色体一起排列着（见上图）。这一接合过程（即联会）发生在前期的中途，即在被称之为偶线期和粗线期的时期。之后，在双线期，每对染色体又稍分开，在染色体组交换染色单体时可看到交叉。（在减数分裂时发生了交叉，这一最基本的核分裂形式对于遗传学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前期末，纺锤体出现了，两条互补的染色体象在有丝分裂时那样继续分裂，它们开始沿纺锤丝互相分开。第一次分裂周期之后就是第二次分裂周期，这一次染色体通过纵裂进行复制，结果产生了四个核，每个核的染色体都是单倍体。
　　这些过程和谐而又奇妙，这种奇迹般的配合，使得对分裂本身所进行的染色体动力学的研究引人入胜。但到了二十年代中期，由于人们已普遍接受了染色体是基因的载体这一概念，因此，对染色体的研究就转入象遗传机理研究这些特殊感兴趣的问题上去了。然而，如何在遗传学和细胞学研究之间作出调整却成了大问题。遗传学研究的两种主要的生物材料是果蝇和玉米。虽然果蝇属细胞的每一条染色体现在都已能识别，但它们是这样的小，以致无法辨清它们的结构。可以看到染色体，甚至可以计数，但它们只是“染色体”——人们很可能会把它想象为象“小孩”那样的一窝苗。已知玉米的单倍体有十条染色体。现在、麦克林托克发现她能够辨认每一条染色体了，每一条都给了一个标记——数字，从一到十，从最长的排列到最短的。她发现每条染色体都有独特的形态学特征——长度、形状，以及本身的构造等。有的染色体可以由臂长、在前期沿染色体出现的念珠状的结构模式，以及着丝粒的相对位置而区别开来。在不同的遗传世系中，某些形态特征大不相同，这表明有可能利用这些特征作为特殊遗传特征的标记。特别是可在某个品系的次短的染色体（麦克林托克标为第九对染色体）的一端找到一个明显的、染成深色的结节。在以后做实验时，这些主要的特征将成为测定遗传图的重要标志。
　　作为一个遗传学家，马库斯·罗兹是这样描述这一发现的：
　　现在可用玉米进行详细的细胞学分析，它优于到现在为止所用的任何其它生物。麦克林托克一连好多年发表了一系列非凡的论文，明确地确立了她作为细胞学最重要的研究者的地位。
　　一九二七年，麦克林托克还不满二十五岁。她完成了研究生学业，获得了植物学博士学位，并被聘为讲师。这时，她已明确地制订了下一步的工作蓝图，她还没想到要离开康乃尔：“现在看来我想做的都是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可对当时在康乃尔的遗传学家或植物育种学家来说，却不那么显而易见，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在果蝇身上，已证实“连锁群”（遗传的基因组）在特定的染色体上。“我想在玉米中做同样的事——记录特定的连锁群，并把它与特定的染色体联系起来。毫无疑问，我所设计的这个方法是非常完美的。因此我留在康乃尔做这方面的工作。”
　　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麦克林托克需要帮助。“在当时，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遗传学家：一类是育种人员，除育种外什么都不干，另一类是从事染色体研究的人。这两种人并不聚在一起，甚至工作的地方也是分开的。”麦克林托克想让他们联合起来，因此她设法与在玉米育种方面比她懂得多的人进行合作。“搞遗传学的人不可能懂得这个。不仅如此，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有点疯了。那些同我一起从事研究的人只是些将要陆续退出的人。”所以这很可能影响她的工作进程，但是，“我认为，显然这正是我要干的事，因此没有办法使我停下来，”于是她不得不将另外一半的研究工作也接过来。“一切顺利。我很高兴我这样做了。”
　　麦克林托克具有惊人的和出类拔萃的洞察力。要理解这一点，最好是对一些历史性的事件作一回顾。麦克林托克本人是这样解释的：“细胞学所研究的是染色体和遗传体系之间关系的问题，在当时尚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虽然在果蝇中这个问题已解释清楚了，但在其它生物中却还没有得到解释。当然，在以后，这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了。”根据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说法，在一九二七年以前的几年，几乎所有的生物学家都接受了遗传的基础是染色体这一观点。而早在这以前十多年，布里奇斯和斯蒂文特就已通过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实验，对果蝇染色体上的孟德尔因子进行了定位，提出了直接的细胞学的证据。但是，即使如此，就拿果蝇来说，细胞遗传学仍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正象早些时候曾指出的那样，果蝇的染色体非常之小，在显微镜下，仅能看到相对来说比较大范围的总的特征。在每一条染色体上都有特殊的遗传标记，其定位的工作现正扎实但又缓慢地进行着。对一些科学家来说，这一工作看来是一次纯属零敲碎打的冗长试验。对其他那些仅仅知道基因具有物质基础的科学家来说，特别是对那些主要兴趣在于培育良种农作物的遗传学家来说，即便这一成果是推理性质的，也已经足够了。正是对遗传过程的物质特征进行了长期的追踪之后，人们才打开了细胞学的窗户。巴巴拉·麦克林托克是这样认为的，从事果蝇细胞学工作的生物学家们无疑也是这样认为的。许多在理论上具有相当重要性的新问题（例如基因的相互关系、遗传变异的机理等）会提出来，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麦克林托克的首要任务是对每条玉米染色体上已知的遗传特征的标记进行定位。虽然相应的工作在果蝇中已充分地开展起来，但在植物中却几乎还没有开始。挑中玉米有两个明显的理由：第一，遗传学家对玉米比对任何其它植物都熟悉得多；第二，根据麦克林托克的新技术，玉米染色体要比果蝇染色体看得详尽得多了。之后，直到一九三三年，T.佩因特发现了巨大的果蝇唾液腺，这一情况才完全变了过来。但在当时，由于玉米染色体的结构十分精巧，用其进行分析，远比果蝇来得好。
　　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已取得遗传学硕士学位的熟悉果蝇工作的人来到康乃尔。他后来在康乃尔从事玉米研究并最终得到了遗传学博士学位。他到处参观，打听别人在做些什么。他来到我们的大实验室，有许多人正在工作，他走到我的小实验台前问我正在做些什么，我告诉了他。唷，他变得十分激动，四处向人解释我所试图做的工作的意义。结果，我又被迫上了马。”
　　这个人就是马库斯·罗兹。当时是一位年轻的研究生，后来成了遗传学学科的带头人。他和麦克林托克的相遇在两个人的一生中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他们毕生友谊的开端，从这种友谊中两位耕耘者不断地得到收获。对于麦克林托克，罗兹在当时是她非常急需的智力上的伙伴：“这一切对于他是那样的显而易见，”麦克林托克回忆说，“他懂得我试图做的而当时别人所不做的事情。”对于罗兹，麦克林托克使他接近了一个新的领域：“他想进入细胞遗传学的领域，他看出这里有一个机会。打那以后，就象他的到来和跟我谈话一样，他突然成了玉米细胞遗传学家。”
　　乔治·比德尔是当时麦克林托克生活中所出现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比德尔因为（和爱德华·塔特姆一起）提出“一个基因，一个酶”的假说而在分子遗传学的发展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这一假说得到了关键性实验的证实，比德尔、塔特姆和乔舒亚·莱德伯格因此分享了一九五八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但在当时，乔治·比德尔还是个新来的年轻的研究生。他在内布拉斯加的玉米地里长大。玉米遗传学成了所有这些科学家终其一生钟情的事业。
　　将这些天才的年轻人吸引到康乃尔来的磁石首先是罗林斯·A·埃默森，他是当时最重要的玉米遗传学家。他作为指导教师、植物育种系（不对女子开放）主任，以及作为研究生院院长受到他的学生们的爱戴。埃默森创造了一种刻苦工作、热心研究和开诚布公的气氛，这使得他的实验室，用他学生的话来说，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但至少对罗兹来说，接下麦克林托克的工作甚至更为激动人心。从一开始，罗兹就承认“她就是有些特殊”。
　　当埃默森的研究范围仅限于通过育种进行玉米遗传研究的时候，麦克林托克已在细胞学的工作上开辟了新的领域。那时，可以研究的各种新问题将麦克林托克、罗兹和比德尔吸引到了一起。关于遗传学基本假说的细胞学证据，过去一直只是通过果蝇实验得出，现在植物也能提供类似的证据了。而且，通过对其进行细胞学分析，人们可以开始设计出一种遗传学的方法，并凭借这个方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染色体上基因的排列顺序所经历的一代至一代的变异。
　　表克林托克回忆说，“我们是一个小组，全部目标明确。我们常常开会讨论问题，但没有让教授参加——只是我们和其他一些人讨论。”查尔斯·伯纳德、哈罗德·佩里，以及H. W.（皮. 威. ）李等三人加入了这个小组，还有象杰出的遗传学理论家刘易斯·斯塔德勒也频频出席会议。遗传界的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认为，这段时期，从一九二八年开始，延续到罗兹和麦克林托克离开康乃尔为止，是玉米遗传学的黄金时代。到了一九三五年，这段时期基本上过去了。我们手头有一张在黍谷举行的一次午餐讨论会上所拍的照片，它作为历史性文件而保存下来。它表明巴已拉·麦克林托克——一个衣着漂亮的、娇小的年轻妇女一一坐在四个颀长、瘦削的人身边（其中多数是年轻人，而埃默森教授也曾经多次参加这样的聚会），她的眼里闪烁着可被描写为“愉快的一瞥”的热烈的光芒。
　　今天，马库斯·罗兹和乔治·比德尔都已年近八十。他们仍一直在种玉米。罗兹在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比德尔在芝加哥大学，马库斯·罗兹又高又壮，一眼看上去很象是一个中西部的农民而不象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事实上，他两者兼而有之。罗兹喜欢谈论他的老朋友，他热切地向人炫耀他那林木葱翠风景如画的园子，兴高采烈地回忆起那旧日的时光，每一位科学家都有其自己独特的对世界的看法——这既可以从其他人那里，也可以从他所研究的学科那里得到反映。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爱好——这一爱好打上了他本人个性的印记。罗兹的个性是以心胸开阔、慷慨大方和热情奔放为标志的。自一九七四年退休之后，他一直天天在实验室上班，没有请过一天假。他热爱他的工作，你无法想象他会以比较悠闲的方式度过他的余生。他还是他，一周七天单调的工作。但是他喜爱他的朋友们和同事们的风格，同样也很喜爱玉米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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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起他在康乃尔最初的那些日于，罗兹进一步证实了麦克林托克关于他在她和那些遗传学家之间扮演和事佬角色的说法：“有一件事足以使我增光——从一开始，我就承认她是好样儿的，远胜于我，我对此毫不抱怨，我赞美她。因为——毕竟——事情是这样的显而易见：她就是有那么点特殊。”根据罗兹的说法，她是他们这个小组的真正的灵感。“我爱巴巴拉——她是惊人的。”
　　五十多年之后，看来他没有理由要修正他早年对麦克林托克所作的评价。“我知道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但我真的认为麦克林托克才是唯一的天才。”
　　麦克林托克的大多数同事知道她的性格非常开朗，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她有点不好对付。罗兹解释说：“巴巴拉不能容忍傻瓜——她是聪明绝顶的。”显然，至少在有的时候，她对那些跟不上她的人缺乏耐心，也没有人懂得麦克林托克工作的意义。按照罗兹的看法，这两个因素使得麦克林托克在与遗传学家的交往中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当然，他们全部接受染色体是遗传的基础这个观点，但是“进展并不很快。”麦克林托克把细胞学和遗传学两门学科结合起来，其精确和详细程度之高，对于他们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学生们知道她的工作的意义，但是一些年龄比他们大的人却不知道——他们对什么东西都充耳不闻。”
　　乔治。比德尔的回忆则较少特色。按照现代的传统，他无疑是一个生物学家。他对遗传体系的分子机理更感兴趣，因此早就与麦克林托克的工作不发生关系了。但是他回忆起她的细胞学才能时怀着极大的尊敬。他也记得她的奔放的热情。一九六六年比德尔在为纪念马克斯·德尔巴吕克六十诞辰文集所写的一篇自传摘要中，回忆了他早年在花粉不育性方面所作的细胞学的工作。他谈到：“她分享了我的热情。对巴巴拉·麦克林托克来说，她已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很难劝阻她不对我们的细胞学准备工作提出解释。当然，她做这项工作时的效率比我高得多。”他还记得有一次他要和麦克林托克联合发表文章，麦克林托克只不过让他解释一下他自己的资料就把他难住了。说到这里他大笑了起来——他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作出解释——但那时他被激怒了。他还记得他们常在玉米地里便餐，把那里当作一个“重要的场所”。就他个人而言，虽然他从未感到亲近过麦克林托克（“她和我们其余的人不一样”），并与他称作的“神秘主义”保持着距离，但是他仍对她表示由衷的尊敬。“她是无与伦比的！”即使他自己并不是她“那种素质”的人，他仍用了“奇妙的”、”惊人的”、“做了最高级的工作”等来赞美她的工作。在退休后，作为芝加哥大学的名誉校长，比德尔回到了玉米地。他打算在他的余生致力于玉米起源的探索，麦克林托克和他对这一课题的看法显然并不一致。
　　对麦克林托克来说，旧日的时光是特别令人愉快的——在康乃尔的玉米地里，同时接二连三地出文章。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她共发表了九篇论文，详细地叙述了她所作的探索：在玉米染色体形态学方面；在成功地将细胞学标记与已知的遗传标记联系起来方面。她的每一项探索对遗传学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她记得罗兹和比德尔给了她许多支持和激励，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我们正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就我们三个人。”他们满怀信心地在一起工作，他们开始得到了人们的承认，但麦克林托克与其他两个人之间，却默默地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康乃尔对于罗兹和比德尔只是沿着一条有明确目标道路走出的第一步。这些年轻人指望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辉煌的、埋头苦干的、充满机会的历程，而对于麦克林托克，前面则是一条未知的道路。她只是做她所想做的，“绝对没有想到出人头地”。可以这样说，她是不会现实得想到要出人头地的，在巴巴拉·麦克林托克时代，具有科学知识的妇女都宁可当技术工人与教师而不当科学家，科学对她们只是一种爱好而不是谋生手段。研究员的职位是轮不到她们的。 允许妇女担任的大学里的职位绝大多数只限于助教，偶尔还有讲师。她们可以在女子学院任教，或者，她们可以嫁给科学家，而在她们的丈夫的实验室里工作。于是对大多数这样的青年女子来说，这一切就是对她们热爱科学的全部报偿了，她们已安于这种状况。而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则不然，她不能，也不愿安于在她性别方面强加给她的限制，而不管这种限制来自何处。也许，她不曾想到过“出人头地”这个词，但是她也不想接受任何替换方案，而其他科学妇女看来是愿意接受这样的方案的；她知道她是谁，她属于何处。她钟情于研究，她干得非常出色。
　　另一位来自玉米细胞遗传学黄金时代的妇女（她虽然比比德尔、罗兹和麦克林托克要小，但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看法。一九二九年夏末，一位年方二十的名叫哈里特·克赖顿的韦尔斯利大学的毕业生来到康乃尔的植物学系。一九三一年，她和麦克林托克共同署名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为遗传学的染色体基础提供了确证，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
　　半个世纪以后，克赖顿博士成了韦尔斯利大学的名誉教授，她是一位体格健壮、举止随便的妇女，比较高，比麦克林托克高出半英尺多，容貌俊美、坚定，神态威严，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充满自信，并从中享受到一种乐趣，她说话时声音低沉，由于长期大量吸烟而变得嘶哑。她显然十分喜欢讲故事，特别喜欢谈那早已过去了的时代。
　　克赖顿前一年春天从韦尔斯利大学毕业后，师从康乃尔的玛格丽特·弗格森。弗格森博士在二十八年前就在康乃尔获得了博士学位，她鼓舞着许许多多的青年女子，她在韦尔斯利执教多年，以比其他任何地方训练出更多的女植物学家和植物学家的妻子而闻名。仅在康乃尔，就有四位植物学教授与韦尔斯利的女毕业生结婚，她们仍然是积极的科学家，在其丈夫的实验室里工作。
　　韦尔斯利毕业了大量的女学生，她们在其它科学领域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事实上，在一九二0年以前，韦尔斯利是培养美国科学妇女的最高学府。这些妇女通常都到那些为培养女科学家提供方便的学院继续深造。在植物学方面，她们主要到康乃尔或者威斯康星大学。哈里特·克赖顿作为一名研究生来到康乃尔的时候是古植物学家皮特里博士的教学助理。但是，她刚到康乃尔的第一天就被介绍给巴巴拉·麦克林托克。麦克林托克不拘礼节，随即问她：“你想学什么呢？”克赖顿不知道——也许是细胞学，也许是植物生理学。“噢，”麦克林托克说，”我愿意把你介绍给夏普博士；我想学习细胞学和遗传学更好些。”
　　到这一天结束之前，哈里特·克赖顿的全部研究生培养计划部制订好了——而且一切部按照麦克林托克建议的那样，她主修细胞学和遗传学，选修植物生理学，夏普担任她的导师，但是实际上，在这以后她是由麦克林托克负责了。麦克林托克向她提出的建议包括如何研究，住在何处，什么是该避免的，什么时候才能避免。“这是任何人能够给予我的最好的指导”，克赖顿回忆说。这一年到植物系就读的还有两个妇女，她们和哈里特·克赖顿最初的计划一样是想取得硕士学位，克赖顿认为，无论如何这是朝着博士学位必要的第一步。麦克林托克解释说事情不是这样，她接着说，如果克赖顿攻读的是博上学位而不是硕士学位的话，植物学系就更会对她认真看待了，克赖顿同意了，欣然采纳麦克林托克的建议。
　　克赖顿是个妇女，麦克林托克是因为这才选中她的吗？根据哈里特·克赖顿的讲法，这是一个妇女得倾全力才能完成的工作，“我不知道。在那些日子里我想得没有那么多，或者至少她没有这样讲起过。”克赖顿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麦克林托克已经开始预感到她将要离开康乃尔，正在找一个人以推荐给夏普当助手，克赖顿回忆起当时在康乃尔积极活动的理科女大学毕业生组织——S D E ，麦克林托克鼓励她参加，虽然麦克林托克本人并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S D E ，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组织，在二十年代初始于康乃尔大学的时候一度只有四十个人。“每个人部参加了。”在开始的时候，它的抱负是为理科女大学毕业生提供一个活动中心。但是，到了哈里特·克赖顿时代，她们已不再把它当作一个家看待了，但作为社会和智力团体，它继续起着作用，其成员不时地聚会吃饭。至少，它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受过训练的妇女互相结识，但是对她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说，智力和社会生活的主要中心是在实验室。克赖顿作为一个科学妇女从自己的实验室里所得到的大于她从S D E 会上所得到的。她大概看到，大学创始人埃兹拉·康乃尔所主张的“任何学生部可以受到任何学科的训练”的这个自由的梦想在院系这一级就受到了挫折。例如明斯小姐（卢埃·明斯，园艺系），虽然享有盛誉，但到了五十岁时仍还是一个讲师。明斯小姐的情况给了克赖顿深刻的印象，在以后一些年里，当克赖顿选择工作时，这个阴影一直笼罩着她。
　　当时，克赖顿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科学。细胞学分析技巧十分精密，难度很大，非付出大量的精力不可。但是克赖顿发现她正在学习一些更有用的技术，她正学习跟着麦克林托克论文中的方法一步一步地走。她回忆说，即使在当时，许多人就已发现因为愚钝而“很难跟上”麦克林托克。她发现，有时候麦克林托克并不根据前提就作了推理，而事实上，麦克林托克却回答了“你当时可能会问的问题”。这种推理能力是麦克林托克的思想所擅长的，麦克林托克正在讲述的往往正是“你可能会问的问题”。这种推理能力也使克赖顿受益不浅，它帮助她建立起自信心，而这种自信心在应付麦克林托克提出的高标准问题时是很必要的。“她很快就看到了事物，而不那么快看到的人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
　　冬去春来。一九三0年春天，麦克林托克提出了一个问题要克赖顿继续干下去。麦克林托克认为通过染色，她已观察到在第九对染色体上有一个结节，利用这一纯系玉米，最终有可能在遗传交换和染色体交换间建立关系，遗传学家认为这一关系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提不出证据。（当一个生物体同时具有两亲本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与在通常情况下连锁的两个基因相对应时，可观察到遗传交换。“连锁的”基因通常是一起遗传的，因此被认为是在同一条染色体上的，大多数遗传学家认为这个事件的物质基础是成对的染色体的部分进行物理交换，新组合产生的染色体的基因一部分来自父本另一部分来自母本。）
　　麦克林托克已经测定了位于同一染色体上的基因连锁群的特殊位置，并正绘出其它细胞学标记的形态。所有这一切是通过在同一染色体上靠近两个截然不同的遗传标记的两个细胞学标记来完成的。同时，通过追踪由植物的遗传交换（交配）所新产生的两组标记就能很容易地确定这些交换是否同时发生了。麦克林托克所培养的遗传学和细胞学标记的种子使得克赖顿进入了玉米遗传学这门学科的大门。
　　研究玉米遗传学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为了使生长季节尽可能地长，必须尽量在最温暖的地方种植玉米——通常是在朝南的山谷，夏日炎炎，暑气逼人，一大清早，天还不太热，工作就开始了，并要连续工作一整天，需要不断地给幼苗浇水以防它们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