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古币著录和有关问题的探讨.王贵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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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古代的货币是丰富多彩的。除了传世的大量古币外，据报刊报导，在近三十年中各地出土的古币数量相当庞大，这些古币，不仅是古代文明和货币经济发展的见证物，新出土的古币，往往又是考古断代的重要资料，所以向来被历史学家和考古学界所重视。同时，由于它本身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自古以来就成为古物收藏家的猎取物，形成被广泛引起兴味的学科，即钱币学。一枚小小的古代铸币，或多或少会反映出当时的货币政策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史影；而钱币本身的质地（币材）、铸文及美化造型，对研究当时的治炼技术、工艺水平、文字、书体以及验证历史号等方面，往往提供在史书上找不到的可贵资料。上下几千年，历代遗存下来的货币，品类繁多，数量巨大，是一门小中见大的学科。    钱币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离开实物就难得要领，还需要具备广泛的历史知识。但过去的一些钱币学家重视实物、却忽视探讨历史文献，而一些研究货币史的学者却是相反，存在两相脱离的现象。只有把这种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才能促进钱币学和货币史研究的发展。坚持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可避免少走弯路。本文试就这一精神，按照题目谈谈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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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理古代钱币就是要去伪存真，恢复其历史价值，从而对研究和总结我国货币发展演变的历史，提供系统的实物资料，以继承发扬光大的我国古代货币文化。这一门学科，在我国是包括在金石学范围之内。金石学创造始于北宋，而钱币学发生已有一千五百年左右的历史，比金石学早得多。没有继承就谈不到发展，钱币学也不例外。我国著录钱币有着优秀传统，从而也促进了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发展。现将历史钱币谱录的存佚情形，作一粗略介绍。

    著录研究钱币实物的专著，至迟在南朝萧梁时代（503-557年）就有了，因为这一时代的顾恒《钱谱》已经引用过了一部有姓佚名的《刘氏钱谱》，这位刘氏应该是早过顾恒的前代人。《隋书。经籍志》著录刘潜（484-550年）的《泉图记》三卷。此书隋时已佚，与顾恒引用的《刘氏钱谱》书名既不合，又是一亡一传，当不是一部书。《崇文总目》著录梁人顾协（470------542年）《钱谱》一卷，也久已亡失。为后世转相称引的萧梁时代钱币学著作，只有顾恒引用《钱谱》一卷。此书为《隋书。经籍志》收录，著明撰者是顾恒，次列佚名的《钱图》一卷。这两种书在著录程序上，显然不是同一个人的著作，而且《唐书。艺文志》只著录顾恒有《钱谱》一卷,可见《钱图》一书别有撰者。洪遵见过顾恒钱谱》，并且且推崇此书，在其所著《泉志》序言中说，古代钱币“岁益久，类多烟没无传”。“梁顾始为之书。凡历代造立之原，若大小轻重之度，皆有伦序，使后乎此者可以概见”。据此则知顾氏之书，当是在南渡后的中后期或元时亡失的，唐宋两代的钱币谱录之作，也多已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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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直斋书录解题》、《宋金石佚书目》、《历代钱谱目录》等所载，散佚唐人钱币书三种，五代一种。宋十种。借此略可窥见我国古代钱币学发达盛况一斑。旧谱得传于今者，唯南宋洪遵《泉志》十五卷一种，此书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但世无宋、元刊本，以《永乐大典》本为最古，其次是嘉靖间钞本，这两个本子不知尚存世否？现在伟世的最古刻本，是胡震亨、毛晋在万历年间所刻《秘册汇函》从书本。此书是明徐象梅以已意补绘图，为后人所诟病。向称谨严的《四库全书总目》，犹对《泉志》所附图形批评说：“他如周太公泉形圆函方，犹有《汉书。食货志》可据。若虞丰商泉，何由识而图之？且《汉志》云太公为圆函方形，则前无是形可知。（洪）遵乃使虞丰商尽作周泉形，不亦廖耶？”其实，这是四库馆臣失察之故，徐象梅把《泉志》说成“阅千余载而迄无刻本”《是无稽之谈，图既不精，六书也未见高明，和洪遵原书并无直接关系。然而，洪志得传于今，还是有赖于徐绘本得传于今的。《泉志》的内容分正用品、伪品、不知年代品、天品、刀布品、外国品、奇品、神品、压胜品等九类，这种分类法不足取，洪氏只是沿用前人成法而已。他在这部书中，大量引用正史、笔记、钱谱，在引文之后往往加上按语，前人著录和个人见解泾渭分明，语语有根据，著述态度堪称严谨。如所著录的永光、景和、两铢、应天、永隆、天德等钱，证之今日传世品，无不吻合。辽钱和朝鲜、日本以及安南的一些古钱，是他最先著录的。 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的铜、铅乾亨钱，也是他最早最详尽著录的。书中抄录旧说，承袭了某些前人的错误，但瑕不掩瑜，不会影响这部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把它视为早期钱币学的一部经典著作，并非囿于往古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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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两代用宝钞时间长，铜钱铸额不大，钱币学方面的著作不多，有几部关于纸币的书。就中以元马端《文献通考》中的《钱币考》二卷，内容较详实，体例也有创进，从货币起源到宋钱，而以纪述两宋钱监鼓铸和纸币为详。在明代十百七十余年，钱币学专著而有传本的只有明初董 的《钱谱》，此书质量不高，只是补记一些年号钱而已，可能不是完本。除了已佚的几种内容无从考见外，别有几种如《钱神志》等，并非是钱币学方面的志著。

    清代的钱币学空前发展。到了乾隆、嘉庆年间，由于考据学兴，钱币学可谓盛极一时。一直到晚清，鲍康、李佐贤诸人著书立说，倡导钱币学甚力，在清代二百六十年中，刻印、排印和影印前代和清人的钱币学方面专著近六十种，这还不包括一些书的重刊本数，也不在少数，难以作较精确统计。由此见我国的钱币学遗产是非常丰厚的。

    在清人的专著中，出现了中国钱币学史上的第一部官修钱谱，即乾隆十五年（一七五零年）梁诗正等人奉敕纂辑的《钱录》十六卷。此书是附在《西清古鉴》之后，原本是开花纸印，堪称纸印精良，却是一部价值不大的书。此书先秦古币部分，多是照描徐象梅的古币图象，且沿用《路史》之说。年号钱描样也失真，采摭文献也不详备。除了把“汉兴“钱归之为李寿是一种创见外，别无可取。嘉、道以后，影响较大的是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和张崇懿的《钱志新编》二书。前者把刀布断归春秋战国，打破了以往附会为三皇五帝造币之说；后者著录域外之钱较多，考据也较为审慎。关于先秦刀布诸币，过去对其铸造年代一直没有确识，长期来多是沿用《路史》的说法。自《古金所见录》一书出，方始一扫旧说。其实最初提出这一见解的，却是成书于乾隆间的《选钱斋笔记》。此书作者吴钧，除了对先秦钱币有新知创见外，对年号钱也间有心得之悦，又纪录一些铸造的事例。这是一部文字雅洁，体例较严谨，称得上清人钱币谱录中较优秀之作，但此书从来刊行过，只有传钞本流传下来，见到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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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钱币数量多、而又较严谨，要算倪模的《古今钱略》三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和李佐贤（竹朋）的《古泉汇》六十四卷，以及李佐贤与鲍康合编的《续泉汇》六十四卷、补遗二卷。此三书著录丰富，向称钱币学善一巨制，虽说间有少数伪品，但也无关宏旨。综合考证和作刀布释文的，有蔡云（铁耕）的《癖谈》六卷、马昂的《货布文字考》四卷，各有创见，为清人钱币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戴熙的《古泉丛话》、鲍康的《观古阁泉说》和高焕文的《癖泉臆说》、《谈泉杂录》等，纪述钱币学界的佚闻逸事，文字隽可读。刘喜海（燕庭）的《嘉荫 论泉 句》及叶德辉（焕彬）的《古泉杂咏》，属吟咏之作，注文间纪旧闻，有裨多识。著录新坑出十古币的，则是朱枫的《古金待问录》、万光炜的《古金录》二书，虽说没有什么创见，却是纪录出土地望最早的成书。吴文炳的《泉币图说》、金锡 的《晴韵馆收藏古泉述记》、盛大士的《泉史》、夏葵的《退庵钱谱》、许元恺的《选青小笺》、谢坤的《钱式图》、唐与昆的《泉币汇考》、王锡启的《泉货汇考》和费锡申的《巽斋所藏钱录》等，或著录自藏，或汇录所见结集成书，其中有考据详赡的，有著录出谱之品者，也有收录假钱和考证欠详实之处，成绩不等。但如道光年间刻本孟逸冈的《泉布统志》，体例紊乱，文词芜杂，竟至收入伪造一批唐宋宝钞，翻阅开来有不知所云之概。但他最早提到的大齐通宝，说是齐黄 钱；它也是最早著录西字和巩字康熙钱的，并附有满文。质量高的书，不等于没有缺陷，质量差的著录也会间有佳处，被砂拣金自在读者。

    在清代刊本中，著录钞币形制，要推鲍康的《大泉图录》；论述钞币利弊的专著，则是王鎏的《钱币诹言》、《钞贯说》和许楣的《钞币论》。还应该提到的是，往古对楚印子金的著录，多类小说家言。自清李光洛始记录出土地及形制、重量等，而成专书的则是龚心钊的《楚金爱考》一卷，光绪三十年刻本。这是我国第一部记录金币的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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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人的钱谱里，很难找到一个假钱都没有的，号称专家的李佐贤，其《古泉汇》犹不免收有赝品。一部钱谱里，收到的都是假钱，这种情况也少有。所见嘉、道间广东的几种钱谱，有的所收全然是仿造成先秦刀布线拓。广东距内地遥远，难能见到刀布，钱商翻铸古币既能射利，摹拓伪币墨本亦可**。这种旧造的假钱谱，所见所藏有四五种之多。民国初年，广州造假钱的以潘家为著称，罗伯昭（沐园）在《南汉钱史》中说：

    世传有折十大铅“乾亨”、“大有”、“白龙”等，文字不古，铅质不旧，据（陈）仲壁告我，乃广州潘某所伪作，不足道。

    案：“潘某”者，即潘六如，南海人。潘氏有学识，善鉴古，在广州文德路开设尊古斋古玩店。他造了不少假古钱牟利。往承老画家枢先生见赠所藏潘氏伪造古钱联拓及其标价留底，这批伪币资料，不仅为粤中钱币学界添一掌故，对后世鉴古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民国初年研究钱币的风气也还是比较盛的，平津有“大方”（方地山）“小方”（方若）称胜一时，上海则有丁福保、张叔驯介导钱学甚力。继则有“南张”（叔驯）、“北方”（若）对峙之盛。张氏钱币已流往域外，方氏钱币为陈仁涛所得，解放后展转归国家所得。罗伯昭后起，成就甚大，其藏品一万余品于一九五七年尽数献给国家，在谱录方面成书的，以方若（药雨）的《药雨古化杂咏》和罗振玉的《四朝钞币图录》一卷、考释一卷为著称。他如关百益的《方城币谱》一卷、《义州盟刀谱》一卷、《泉景》四卷，戴葆庭（足斋）的《足斋泉拓》、罗伯昭的《沐园四十泉拓》等为著，前三种是传拓新坑出土品，后二种是著录希见古币。以出书多，影响大来说， 推丁福保先生。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零年，他先后影印和编纂出版了十四种谱录，就中以《古钱大辞典》、《历代古钱图说》二书为著称。图说一书成书在后，对检索钱币图象资料，后者更为适用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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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解放后，由于国家对考古的重视，对大宗出土的古币和比较重要的发现，都做了指导，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出土纪录等可靠材料。这一优越条件，是已住时代所没有的。三十年来，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价值的论文。这些论文的特点，大多是研究新出土的货币资料，改变了过去那种侧重传世品研究的倾向。在货币史的著述上，已故彭信威先生做了较为突出的贡献。他的《中国货币史》，从一九五四年初版问世，到一九六五年第三版增订本，显示了彭氏是重视对货币实物的研究，同时，他又是提倡货币比较学的研究方法，过去的货币史家却很少注意这些方面的研究。

    探讨历代钱币形制，正史《食货志》等固然是重要，而历史有关钱币方面的专著更应该熟悉的。前人留下来的研究成果甚是丰厚，需要我们去扒疏整理，这是一件事半功倍、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一些稀有的图录资料，如商承祚教授所藏的《古货全稿》，是应该影印以传的，其它的古籍，也应该有计划有选择地进行整理复印一些。

    下边谈谈研究钱币本身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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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我国古代的金属铸币形制，《史记.平准书》说：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集解》：孟康曰：二十两为镒）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这一记述，与出土传世的先秦铸币形制多相符合。货币的钱、布（铺），是从农器的钱铺蜕变出来的，两者的形制是有别的。太史公在这里所说的钱，可能是指这类铲形空首币，也有可能是指后来成为货币通称的钱的圆形铜铸币。刀则是从工具削刀所由出。贝，当是指铜铸仿贝。这种铜贝，解放前后出土数量都不少，还有包金铜贝，数量则不多。这两种铜贝，制作逼真，腹空而有齿，宛如真贝形状。只是铜铸龟币之说，到现在还未见有人例举物以说明《史记》的记录正确与否。根据我的观察、揣摸和排比，得出的见解是，司马迁说的龟币，不但有，而且传世数量甚多，这就是已住所谓的“蚁鼻钱”“鬼脸钱”。前者称谓始见于宋人的记载：“鬼脸钱”云者是后世之称，直到近代一些钱币学家则认为是仿贝的铜铸币，因谓之铜贝，其后多从此说。这种铜币，就形制而言，与铜仿贝判然有别。所谓“鬼脸”，很象是龟背纹的图案化，取缩首缩尾四足的龟的形状造型。有些范铸阴文全（即金字）、君、圻等字，有些是一组文字。我认为战国时楚国所铸行的、过去被说成是“蚁鼻钱”、“鬼脸钱”，当是《史记》所说的龟币（笔者别有说）。

    考史验物，可知我国的货币不但起源早，金属铸币产生也早，而且是由实物货币独立发展成为一种货币文化。这从先秦的接近原始形态的铸币上，可以看出它们递变的遗迹。在秦统一中国前，以形制区分，列国的铜铸币大体中以六大系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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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币系   铜铸仿天然贝形；
龟币系   铜铸仿龟背形，即所谓的蚁鼻钱、鬼脸钱；
钱币系   铜铸仿农器钱形；
布币系  铜铸仿农器布形：
刀币系    铜铸仿削刀形；
圆形币系   铜铸各类圆形币。

    此外，近代在山东出土的四朱、三朱铜币，形制不一，一般作方形，略如印玺形状，少数作圆穿圆形，文字分阴文和阳文，有东阿、陈、高安、驺、高柳、丞相、高阳、临 等字，出土数量都甚少。文字有的作小篆，有的作汉隶，可能是在山东一些地区的地方铸币，有的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东西，钱币学界对这类铜币的断代尚有争论。就其方形一种而言，确属中国铸币史上的异制，但流通不广，有如昙花一现，对其后铸币形制没有什么影响。

    贵金属铸币则有楚国金铸造的印有方格子版的金币，铃压印文有郢爰、陈爰等，故古人称为“印子金”。金版厚薄不一印文多少不等，过去发现最多印文有十十几万，少者一两方，边缘切得不规则，连西安等地也发现。近年有江苏省盱眙县发现有一块有五十四印，这是前所未见的。出土的地区广和数量之多，说明在楚国是被广泛使用的。属于先秦时期的贵金属铸币，近年在河南省扶沟县出土了银铸的空铸的空首布和实首布两种，这是空前发现。可见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已经铸行金银币了。

    秦统一币制，结束了战国时期币制纷杂的局面，铸行半两钱，钱圆函方，重如其文。汉初承秦制，仍铸半两钱，但减重为八铢，继铸半两钱，到了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年）铸五铢钱。从汉初到隋朝七百年中，其间虽说是币制变革繁杂、而鼓铸五铢不废。这除了民间已习惯使用“五铢”钱外，而且它具备了形状合用，轻重适宜等特点，其后历代的年号钱，尽管名目不同，而小钱的形状，还是从五铢形制演变来的。唯一的例外，是王莽铸行过六泉十布和货币等异形币，但行使时间都不长，很快又恢复了圆钱。说到钱币学的研究对象，在过去一般是包括上自先秦各种古币，下限到清朝末年，所以也称为古钱学。在三十年代前后，一些钱币学家把钱币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包括历代古币、机器版铸造的金银币、铜币和纸币和四大类。现在提出的历史货币这一概念，似乎应当包括各种古币和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现代货币。也就是说，凡是在历史上起过支付作用的货币，即：

（一） 历代各种币材的铸币；
（二） 历代古钞及其钞版拓本；
（三） 机制金银币；
（四） 机制铜元；
（五） 机制纸币；
（六） 革命根据地的货币；
（七） 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现代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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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七类货币，都应当被列入收集、研究和收藏的范围。中国历代金属铸币，不但形制独特、美观，币材也是丰富多彩，有金、银、铜、铁、锡、铅、镍、铝、锌等金属。历史上有不少铸钱名手，王莽时的铸币以精致著称于世。他的货币以及初铸大泉五十、货泉、布泉向以垂针篆闻名。宋徽宗时的钱文有的是他亲手所定，瘦金体的崇宁、大观大小钱，无不精美。金海陵王时的正隆元宝。金世宗时的大定通宝，都制作美妙，为钱币学家称道的。这些钱的共同特点，是书法美秀，炼铜技术高，铸造精整，范铜效果之精良不让机制币。但这些美品妙制，并不都是为钱币收藏家所见重，原因是传达世数量大。被收藏家所追求往往是稀见品，以至孤品，宋的铁范铜铸钱和清代制钱的样钱等，过去一枚动辄数百元。版别上一点差异，文字点划上的某一部位的些许不同，只要是流传少，身价就会高多少倍，自乾、嘉年间，翁树培提倡研究钱币版别，收集宋代对钱的风气顿开。在日本也重视收集中国的对钱，日本已经有专载对钱的《符合钱志》。钱币学是研究钱币的形制、制作、文字及币材质地等特点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中国古代的钱币文物遗产异常丰富，需要探讨研究的领域宽广。就广东而言，近年出土的大量古币，说明至晚在南朝以来，窑藏的风气较普遍。广州自唐代设产市舶司以来，就是对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都市，广州地区出土古币之多，正是反映了这一历史情况。传世古钱数量大，要在社会上加强宣传，把它做为珍贵史料看待，以促进货币史的研究工作和钱币学的日益发展。

     古代钱币是具有历史、科研、艺术和经济价值的。唯其如此，翻砂假造名贵钱以牟利的现象，也就所在时有。据鲍康说，道、咸年间西安一些高手作的假钱，直可蒙蔽法眼。乾隆年间钱币学家金忠淳，在他的钱拓中就有一些伪品。这些钱的制作精神和文字气息，确是达到了乱地步。据文字资料，北京、南京、开封、杭州，西安和广州等地，都有过作假钱的记录。在传世的名贵钱中，假钱的数量比真品要多得多，这给整理工作带来了困难。但只要看得多了，有经验，细心，假钱总会有蛛丝马迹可寻。近承麦英豪同志见告，知广州效区出土一批仿铸古钱，并获见实物。又得读《广州南岗出土一批仿铸古钱》一文，由知这批后铸钱的出土经过。见到实物，是两个钱铸成一联，尚未锉断，也未磨边。这些年号钱，上限到唐开元通宝，下限到清康熙通宝，其间还有日本的宽永通宝与宋丰通宝合成一副钱开元通宝与明永乐通宝、宋咸平元宝与康熙通宝各成一钱联。可知这批钱当是康熙中或稍后鼓铸的。可能是清初开海禁后，广州商人铸造的对外贸易钱。过去还没有这类钱的出土纪录，值得重视。这些钱虽然不是假名贵钱以鱼目混珠，确是为今后的鉴定工作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由此可见，不但珍贵的名品存在着真与假的问题，寻常品也有真品与翻铸钱相杂的例证。辨伪识真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问题是难能做到目验多。一个人的阅历有限，这门学问的确是学无止境。前人总结经验说，要会看制作精神，懂辨色，辨声，在鉴别上就会畅通无阻。我对古币研究不深入，对这一经验之谈，只是稍有领悟。有比较才有鉴别。对实物接触多，日久就能理解此中道理。收集、著录是整理古币的基础工作，而鉴定的准确与否，是决定基础优劣的。只有把鉴定这项工作做好，才有可以搞好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