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罢工”斗老板 相声终于同工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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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寿臣先生曾经说过，“侯宝林对相声有功”，这句话引发了侯宝林之子侯耀华的极大兴趣，究竟是什么样的功劳呢？他几经查访，又和父亲聊天，直到看到父亲写的“回忆录”（片断），侯耀华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有功”之说引发了 侯耀华的兴趣
作为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儿子，侯耀华的演艺人生不能说不受其父亲的影响，但在公众场合，侯耀华一般并不怎么谈起父亲。一是偏见太多，如像侯耀华的演艺才华完全得益于父亲侯宝林，要不是侯宝林的儿子，他也走不到今天，等等。其实，作为侯耀华来说，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他是侯宝林的儿子不假，但除了血缘关系，他的演艺才华，基本上可以说与大师无关；二是提起父亲，侯耀华说他总觉得不安，好像只有说了父亲，才能肯定自己的位置似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侯耀华时时都在刻意回避。在一次随谈中，他就谈起了侯宝林大师鲜为人知的一段往事——
作为一名著名相声演员，在父亲去世后，方成先生曾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句话对父亲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海内外，尤其是大陆演艺界、文艺界，以及民间大量的纪念、研究父亲艺术风格、艺术成就和艺术生涯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
除了感谢、除了自豪、除了发扬光大父亲的艺术精神，作为父亲的儿子，说什么似乎都是多余。只不过，张寿臣先生（继“穷不怕”、“万人迷”之后的又一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的一句话，却引起了我的思索。张寿臣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侯宝林对相声有功”。
乍听起来，无非是一句大白话，可仔细琢磨琢磨，话里却有话。父亲本身就是一相声演员，“有功”是自然的，苛刻一点说，那就是他的工作。而张寿臣先生不说“贡献”不说“发展”等等应当是肯定父亲成就的话，但说了个“有功”，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后来几经查访，又和父亲聊天儿，直到看到父亲写的那些个“回忆录”（片断），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解放前相声艺人 地位极其低下
在解放前的天津有很多曲艺场子。第一流的大场子有燕乐、小梨园、大观园，还有后来的庆云等；第二流的场子有宝和轩、大观楼、玉壶春、玉茗春以及后来的群英等等。
一般的第一流的场子，总有几个著名的演员在那儿撑着。没有这些个台柱子，第一流的场子就撑不起门面；二流的场子和第一流的场子相比，就只有二、三流的演员在那儿演出，而且有规定，一天只准演两场，多了不行。
燕乐当时开设在天津的南市，不在租界；小梨园在当时法租界泰康商场；大观园在当时的法租界天祥市场。虽然小梨园和大观园只有一条马路之隔，但观众不一样。一般住在英租界所谓有“身份”的人，不到大观园去，喜欢到小梨园。为什么呢？他们都觉得小梨园的场子正规，是曲艺场中的正统地方，节目也比较文明。
相对而言，凡能进小梨园演出的演员，在当时天津观众的心目当中，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著名演员，或者就是“大腕儿”了。
大观园的观众大都比较“新派”，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潮”一类的人，认准了一个大观园，他们也不大到其他地方去。
这个时候，侯宝林已经在燕乐干了好几年，也就是说，他已经是著名的相声演员了。
到了1944年，侯宝林进了小梨园，唱“末二”，另一演员“小彩舞”压“大轴”。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末二”就是倒数第二个节目，“大轴”就是最后一个节目，也叫压轴戏，或者是压台戏。唱“大轴”的行话又叫“攒底”，一般都由有绝活的著名演员来担当。“小彩舞”是著名的京韵大鼓演员骆玉笙的艺名，按照当时的习惯，一般都是由京韵大鼓“攒底”。
侯宝林到了小梨园不久，“小彩舞”便摔了腿，歇了起来。按照当时的行规，一旦“大轴”演员有意外不能上场，唱“末二”的演员就有责任替“大轴”演员“攒底”。这样，“小彩舞”一歇起来，侯宝林就替她“攒底”儿了。当时，“万人迷”（名李德锡，著名相声艺人）跟刘宝全同台时也是这样。
说到这儿，侯耀华说，这本无可厚非，到现在都这样，只是，那时的曲艺场子又有一个极不合理的规定，“末二”和“大轴”的收入悬殊很大。比如刘宝全唱“大轴”每月的薪金是600元，另外还有菜金补贴什么的，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看不见的“灰色收入”；而说相声的“末二”可就惨了，每月只有200元上下的收入，从来就这样，也不知道谁定的。
随后，侯耀华说，他琢磨了一下，这可能跟当时的阔人们附庸风雅有关。只要这些阔人们一高兴，他们就能捧红个角儿。所以，和其他演员比起来，京戏演员的地位最高。这地位一高，收入也就多；收入一高，也就可以和阔人们交朋友了，而朋友一多，也就有很多阔人“票友”。比如清末年间，就有很多满族子弟喜欢“玩票”。
相对于京戏而言，相声虽然历史悠久，最早可以上溯到秦汉俳优、唐朝参军戏，直到清朝大约同治或再早一些年间，即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表演方式。但由于表演者多是贫苦的艺人，表演的目的又是供人发笑而借以谋生，所以也叫“卖艺”。按现在的说法，那就是当作商品出卖的，逗笑赚钱，说不上所谓的艺术表演。所以，曲艺也就叫“杂耍”或者“玩艺儿”。
当时有的相声内容低俗，有些“艺人”为了赚钱自个儿不把自己当人看，相声本身生存的空间，也就在贩夫走卒之间。久而久之，即使是颇有名声也知书达理的艺人演出，也只能划地为场，“撂地”演出。
后来，慢慢才有一些著名的相声演员可以登台演出。比如早期艺名为“穷不怕”的著名相声演员朱绍文，据有关资料记载，他“腹有诗书”、“品识高尚”，是个落魄的大知识分子；还有张寿臣老先生，从他改编的相声段子（如《珍珠翡翠白玉汤》、《连升三级》）来看，他的文化根底也实在不低。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学识高深的艺人的加入，相声也才从“撂地”摆摊进入茶馆、场子，可以登台表演了。自然，能登台表演的也是艺人中的佼佼者，比如张寿臣、马三立、常宝坤等老先生。
但是，能登台演出却并不意味着相声演员地位的变化，与京戏相比，曲艺界的票友也没几个。清朝末年的王府中尚有“拢子”（即王府中单养一批唱曲艺的艺人，他们有自己的用具，叫“拢子”，后就代指这批艺人）存在，到了侯宝林他们这一代，相声的票友就少了。相应的，地位就更加低下，仅从收入来看，我们就可以略知一二了。
侯宝林据理力争 “罢工”斗老板
侯耀华说，同样的劳动，同样的靠演艺吃饭，怎么就会被人看不起呢？而且那点收入还有明文规定？
正因为有这些规定，我父亲替“小彩舞”攒了两个多月“底”，收入也还是那么多，没有增加一文钱。
仔细想想，这给谁谁都会来气。
后来，因为大观园的“攒底”能力比小梨园“小彩舞”的能力差一些，拉不住观众，这下老板就想了，要想拉观众，就得配一个硬一点儿、有号召力的“末二”。想来想去，就把我父亲调到了大观园（这两家是同一个老板）充当“末二”。
我父亲这一去，情况是有了些变化，可是，不管是谁“攒底”儿，只要我父亲的相声一说完，台下就得走人。有时哪怕是刘宝全唱“攒底”，不等唱完两段，也要走好些人。
说到这儿，其实挺有意思。按照当时的讲究，一台曲艺节目得有“四梁四柱”，要有四个硬一点儿的节目:一档好相声，一个好单弦，前面有一个好的梅花调，或者再加一个王佩臣的乐亭大鼓，这“四梁四柱”配齐了，一流场子的门面也就撑下来了。要少了这些，或者哪一项不行，观众首先就不买账。
这下老板急了。急什么呢？他“四梁四柱”都有，但问题是演“大轴”戏的演员“攒”不住“底”儿。“攒底”不行，少了又不行。
怎么办呢？这老板眼看着没辙了，只有找到侯宝林他们来商量，“你两个给咱们攒底怎样？”
“可以呀。”机会来了，侯宝林答应得特爽快。不过，当老板提出不许他们到其他场子演出时，他马上就提出薪金问题，“钱怎么说呢？”
“钱哪……加100元。”
好像下了半天决心，老板才吐出100元。
可以说是出于多年的不平，侯宝林当时就火了，和老板吵了起来。他说:“凭什么给我们只加100元？京韵大鼓‘攒底’，攒不住也给500元。我们‘攒底’攒得住，你却只给300多元。这是什么道理？”
也难怪父亲跟老板吵，侯耀华接着说，据父亲后来讲，他们那个时候确实很穷，两人每月才接240元储备票。而“攒底”每月500元，加上场子暗地里送菜金，就挣500多了。他们连赶三个园子演出，还要上一家电台播音，这么忙，这么累，挣点儿钱刚够喂饱肚子，要做件上台穿的衣裳，还得咬紧牙关从嘴里往外抠，根本谈不上富余，更别提积蓄。
现在可好，就加100元，还要“攒底”，还不准到别的园子赶场，能不发火吗？
据父亲讲，他那时确实是心横了，当面就向老板提出，要“攒底”也行，你把这“攒底”的500元加到我们俩身上，给740元，要不，您另请高明。
后来我想，也活该父亲“罢工”成功。
当时正好没有人能“攒底”儿，有名的刘宝全、金万昌、常树田等人先后去世，而“攒底”和“末二”都必须有叫座能力。老板他没地方找这样一个人，就是找来，也不一定能叫座，而天津那时的观众，又恰恰喜欢他们熟悉的演员。
这样，老板没辙了，但又不能随便就屈服，所以，干脆就骂起了街来——“说相声的要比唱京韵大鼓的挣得多？这简直是欺师灭祖！”
你听听，他不把你当人看是正常，你稍微有点儿哪怕是合理的要求，就成了“欺师灭祖”！在这儿，我们不仅可以看出相声演员地位低下由来已久，更重要的，还是父亲他们的觉悟和反抗精神。要知道，当时才是1944年，解放战争还没拉开序幕哪。
“欺师灭祖”之举 载入相声史册
提起父亲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侯耀华就感到十分自豪。他说，后来虽然老板把父亲他们的行为提到了“欺师灭祖”的高度，但父亲他们没有让步。老板没有办法，不得已将钱加到了460元。
而这段历史，对相声界来说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多年以后当侯耀华和父亲谈起这些往事时，侯宝林不无感慨地说:“相声能够‘攒底’，又能挣‘攒底’的钱，是从我这儿开始的。我废除了曲艺界对待相声演员长期的、不合理的规定。”
这确实是一件大事儿。废除一项长期的、不合理的规定，并不亚于一次局部范围的革命。因为这不仅仅是侯宝林个人的一种追求，也不仅仅只改变了侯宝林一个人的生存环境，更重要的是，他不仅为从事相声这一曲种的艺人们争了一口气，也大大改变了相声这一曲种的社会地位和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而才进一步使这一市井文化变成了具有艺术欣赏价值的高雅文化，使这一“杂耍”或者是“玩艺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雅之堂。
所以，张寿臣老先生才言之确凿地说:“侯宝林对相声有功。”
○摘自《中国人》2008年第2期 冬竹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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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侯大师还有这麽一段事，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