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掌人生 台湾高僧星云大师人生传记

charles

　生来虽然不是很聪明，但也不是很笨的我，自从受戒失去记忆力以后，感觉人生好像从此没有了未来。现在忽然听到拜观世音菩萨，可以有聪明智慧，一下子又燃起了我的希望。只是当时在丛林古寺里，想要拜观世音菩萨，也没有地方可以拜。因为大雄宝殿除了早晚课的时间以外，不能随便进入，其他的殿堂也都各有堂主。我在学院里，除了一间共享的小礼堂以外，又能到哪里去拜观音菩萨呢？
　　所以，之后每到夜深人静，我就偷偷起来到礼堂去，一个人面对观世音菩萨。首先称念：“悉发菩提心，莲花遍地生，弟子心朦胧，礼拜观世音。求聪明，拜智慧，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称念之后就拜下去，大概留停半分钟，自己垂泪感动地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这样，我一边念，一边拜，拜了一拜又一拜。
　　礼拜观世音菩萨的灵感很多，听说有人拜到后来，蒙观世音菩萨甘露灌顶，或是摩顶授记。但是很惭愧，这些我都没有。不过，时间过了三四个月之后，奇异的现象发生了，从此之后我的记忆力忽然好了起来，而且是出奇的好。过去念书，一篇《古文观止》念了二三十次，还是无法背诵，现在只要两三次就会背了。甚至《战国策》《史记》上的短论，未经老师教授，自己看一遍就能记得。至今时隔六十余年，这些文章在我口边，还是能够朗朗上口。
　　尤其很幸运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学院派我管理图书馆。那原本是栖霞师范学校所有，因为他们随军队撤退到后方重庆，所以所有的书都留给栖霞佛学院。这么多书，该看哪一本，刚开始我也不懂，不过我很留心注意，看看哪些书经常被老师、学长借出去，等他们还回来，我就拿来看。当中，尤其是乡村师范学校的活页文选，以及各种文艺小说，对我帮助最大。
　　坦白地说，我一生经历的各种苦行修行，虽然都能接受，但并不是太喜欢，可是阅读小说，我真是兴味盎然，乐趣无穷。那个时候，举凡《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小五义》《封神榜》《荡寇志》等，我几乎看过一遍就能记住。所以多年以后，偶尔和徒众小参，我就跟大家讲，我说一段《三国演义》给你们听。于是我把“诸葛亮借东风”、“曹孟德败走华容道”等精彩的情节说上一段。因为我说的都是书中的原句，弟子们也都听得目瞪口呆。
　　有时我也信手拈来，顺口说上一段《水浒传》。由于我对梁山泊上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名字、绰号、身穿的衣服、手拿的武器，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弟子们对我在年轻时曾经看过的书，至今还记忆这么深刻，都表示佩服不已。
　　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事，不得不感谢观世音菩萨跟我的因缘。一直到现在，我对于一些年轻徒众的修行，总认为他们应该要从拜佛开始。因为礼拜可以庄严身心，可以折服我慢、增加谦虚，可以跟佛陀倾吐心事。拜佛时，人虽拜下去了，心里的情感却升华而与佛相应。所谓“鼓声有打则响，钟声有叩则鸣”；人有诚心礼拜，佛怎么会不垂慈感应呢？
　　一九八五年，在我开创佛光山十八年后，我卸下住持之任，传位给心平和尚，之后就搭机到美国西来寺。感谢住持慈庄法师为我安排关房，我在西来寺关房开始了“闭关”的生活。
　　过去在团体里生活惯了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大众，每次出门都是一群人，走到哪里坐下来，也是一群人。现在闭关了，偌大的关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不过闭关期间正是很好苦修的时候，所以我一样早上四点起床，盥洗后，礼拜、读经，然后经行、写作……只是很惭愧，在关房里的五个月时间，每天我都希望能看到报纸。可见心还是不容易关闭，心像猿猴，心猿意马，不断向外奔驰。为了安心，先要“降伏其心”，因此我想出很多“降伏其心”的办法。例如，佛教的“五停心观”可以对治五盖，“九想观”可以对治贪欲，“九住心”可以勘察自己的心是否安住一处。乃至过去所学过的禅门公案，都一一拿出来实践。所以在五个月的闭关期间，我终于完成了一部《星云禅话》，后来一直在电视上播出，这也是拜闭关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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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一直提倡“禅净双修”，我指导信徒也主张“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禅净双修”。但是我的母亲认为我的“双修”还不够，因此教我一个“十修法门”：“一修人我不计较，二修彼此不比较，三修处事有礼貌，四修见人要微笑，五修吃亏不要紧，六修待人要厚道，七修心内无烦恼，八修口中多说好，九修所交皆君子，十修大家成佛道。”后来我把它编成《十修歌》。我想如果人人都能十修，真是佛国净土乐逍遥。
　　说到苦行，我一生最感激的，应该就是很多的人事让我有机会修持“忍辱波罗蜜”了。我从小出家，就受到前辈的歧视。因为我没有经过小寺院的基础养成，一下子就进入大丛林里参学，当然陋习、缺点很多，所以学长经常取笑我，例如说我走路不威仪，叫我走来走去，训练我走路，有时一走就是几小时，他们以教我为乐。
　　三餐吃饭时，虽然他只是一个小职事，都可以叫我站在身旁，为他添饭、夹菜，我的师兄就是其中一个。他们吃饭时，还不忘揶揄我，一个说：“星云是没有出息的！”一个搭腔说：“哎呀，不可以小看他，他也会像某某人那样聪明！”我师兄则说：“他如果能像某某人那样聪明，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我是被人看轻到如此的地步，但是我一点也不泄气，因为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岂是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的？还要十年、二十年以后呢！不过这倒是让我联想到外面的一些境界，就像打棒球，坏球来了，不要接，就不会被三振出局，根本也不需要什么忍耐。
　　说到“忍耐”，在我一生中，有好几次的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修行的确需要有极大的忍耐力，试举二例：
　　第一，在六十年代，台湾佛教没有什么事业可言。当时我想，在我的发心、能力之内，应该可以办一所幼儿园。因此特地派了几个宜兰的青年，鼓励她们到外地接受幼教训练。她们真的前往受训了，我在宜兰也开始筹设幼儿园。一时之间也没有经费，后来就在雷音寺旁，把一个倒垃圾的小池塘填平，想在上面建两间教室。工程进度很慢，因为没有经费，信徒虽也发心帮忙，但还是没有办法加快速度。
　　有一天，我接到慈惠、慈容她们受训即将毕业的消息，因此就想幼儿园的工程非要加快不可。这一天我到工地巡视，看到工人在慢慢装潢、修饰，但四周墙壁都没有粉刷。我上前告诉工人：“你们要赶快把墙壁粉刷一下。”
　　正当我说此话的时候，有位老太太出现，她大声说：“不可以，我家侄儿松年说，没有钱再买石灰粉刷墙壁了。”我一听，这也是事实，没有钱，怎么能粉刷呢？我觉得她说得很对。
　　过几天，我又去查看工程，看到工人在刷墙。我说：“不能刷呀，没有钱啊！”那位老太太又出现了，她说：“我家侄儿松年说，还是要刷一下比较好看。”
　　当时我只觉得羞辱、惭愧，我在这里创建幼儿园，你在那里跟我左一句你家松年说，右一句你家松年说；一下子不刷，一下子又要刷，那我算什么呢？但是这个事情又不能发作，想想算了，做了就好，即使是屈辱，既然来了，也要忍气吞声。
　　过了几天，我想筹设董事会，准备向政府申请幼儿园备案。这时大家七嘴八舌，说要请社会上的什么名人士绅来担任幼儿园董事，我一概都接受。到了会议这一天，来了十几个人，一位在宜兰高中教书的程郁尊先生负责记录。会议开始，我上台感谢大家出席，就说：“今天来的，都是我们的董事，但现在我们要选出一位董事长。”
　　当时我心里在想，我虽然年轻，没有学历、经历，但幼儿园是我倡议创办的，我应该是当然的董事长。但是有一个人忽然冒出来说：“董事长就请张振茂先生来担任。”
　　张先生是一位宜兰市公所退休的老人，我一听要请他担任董事长，马上想到，现在幼儿园急于要立案，以便赶在青年回来前开学，由他担任董事长，他能达成这个要求吗？但是既然有人提名他，我就说：“张先生，你已被选为董事长，请你上台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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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张先生慢慢走上讲台，此时在台下记录的程先生忽然站起来，把笔往地上一掼，愤怒退席，边走，口中还骂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当时本省的人很多，大家也听不懂他的话。这时刚才提名张先生的郭居士问我：“他说什么呀？”我说：“他说不高兴参加。”又再追问：“为什么呢？”旁边的人就告诉他：“他不高兴由张先生担任董事长，认为应该让法师担任。”郭居士说：“法师任园长就好了！”
　　后来他们又经过一番讨论，这位郭居士只好自认错误，对张先生说：“你下台吧，董事长还是请法师担任。”然后对着我说，“法师，请你上台。”
　　这一刻，从台下到台上，虽然只有几步路，但是我感觉比现在的海峡两岸还要遥远，实在没有面子，也没有勇气再回到讲台上。只是想到，如果我不上去，董事会没有开成，也就不能完成幼儿园的立案，那么势必延迟开学……
　　想到这里，我挣扎着告诉自己，只这几步路都不能忍吗？就是上刀山、下油锅，只要我走过去了，幼儿园的设立就能成功。于是我重新上台，主持会议，终于顺利成立董事会，同时也结束了这场闹剧。这件事之后，我觉得至少给自己增加了十年的修行。
　　第二，一九六五年的某天，我接到越南佛教会的通知，要我参加“世界佛教服务社会大会”。之后又接到“中国佛教会”的通知，要我到台北参加“会前会”。我随即买了夜间的火车票，第二天到达台北，直接就到“中国佛教会”开会。
　　到了会场，我找个位置坐定后，会议准时开始。理事长白圣法师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也想去吗？你去，我就不去。”
　　我一听，即刻就说：“这个团需要老法师领导，老法师要去，我可以不去。”
　　白圣法师马上说：“不去，那就请你退席吧！”
　　我愣了一下，但随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然后从容、温和地退出会场。
　　当我走出会场，“立法委员”莫淡云女士从后面追了出来，问我：“你就这样回去吗？”
　　我回答说：“我不回去，做什么呢？”
　　于是我又买了一张车票，赶回高雄，已经是黄昏用晚餐的时候了。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忍受的场面，尤其我自许是个热血青年，有革新佛教的理想，在顽固的恶势力之前，我是不会低头的。但是因为当天有不少社会贤达与会，我不希望把佛教的“家丑”外扬，所以只有忍下来。我告诉自己：为了佛教，有什么不能忍的呢？
　　发生这些事情，每次事后我都感觉，自己的修行又增加了十年，甚至二十年。所以后来我说：一个人能忍受多少屈辱，就能有多少成就！我认为，假如要论苦行，要论修行，并不是禅净礼拜而已，应该在生活里实践六度万行，奉行度众的四摄法，学习四大菩萨的悲智愿行，那么我们才能在人间推行佛教，人间佛教的净土才能实现。
　　自此以后，我在推动人间佛教的生活中，一直警告自己，要“把人做好”，要“自觉行佛”。苦行只是自己的密行，不足以向人炫耀，应该从行为上改变自己。要让自己的行住坐卧、食衣住行、语默动静都有佛法。例如，给人欢喜、给人信心、你大我小、你有我无、学习吃亏、认错改过、明理感恩、尊重包容，乃至待人好、不计较、不比较、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等；能够让自己的身、口、意都能契合佛法，那才是修行。
　　常有人问我，你创建佛光山，以及全世界二百多个寺院道场，甚至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以及美术馆、电视台、报纸等佛教事业，你一个人怎么能做这么多事业，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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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一生从来没有储钱的习惯，也没有拥有金钱。佛光山的信徒几乎没有人看到过我上街买东西，佛光山的信徒也没有人看我上他们家去喝茶、串门子，佛光山的信徒更没有人听到我向他们化缘。我自己一向奉行“以无为有”，从“无”里面创建一切。但是佛光山承受外面打击最严重的，大概就是说“星云大师很有钱”！实际上这句话应该是：“星云庸碌无能，没有奇异的本领。”但我自许有一个特长，是别人所不及的，那就是所有的金钱，我一概不要。
　　近二十年来，偶尔有信徒给我红包，我都叫侍者全部退还给他们。因为我又不买东西，私人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常住有饭给我吃，有车给我坐，我还要储钱做什么呢？尤其在饮食上，我曾有过对面食的嗜好，但现在已经减退，也是可有可无了。我从小就在丛林里苦修、苦学，过惯了节衣缩食的生活，所以现在佛光山的两菜一汤，对我而言，已经是非常美好，非常满足了。
　　我一生没有学过建筑，但会建房子；我没有学过书法，但会写毛笔字；我没有学过文学，但会写文章；我没有受过骈文、韵文的写作训练，但会作词写歌；我不懂外文，但时常与国际人士接触往来。因此，承蒙有些人夸赞我很聪明。
　　所谓聪明，是从何而来的呢？如果我真的有一点聪明的话，我想都是从“为人服务”的苦行中修来的。
　　当初我创建佛光山，并没有建筑师，都是我与建筑工人蹲在地上，拿着树枝在地上比画，这里要多长，那里要多宽、多高，就这样一栋一栋建了起来。但是，佛光山尽管建了很多客房，经常还是不够给来山的信徒大众挂单。有时候大活动期间，有些法师如煮云法师等人上山，我都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们，自己睡在人走不到的阳台上。我就想到，朱元璋在当沙弥的时候，有一次皇觉寺的大门已关，他只有睡在外面。他说：“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足，恐怕踏破海底天。”
　　人生只要欢喜、自在，到处都是净土，哪里一定要什么床铺、座位呢？所以我从开山到现在，没有坐过有抽屉的办公桌，也没有使用过房间钥匙。我不重视物质享受，也不为自己储财；有了钱，都是用来弘法，用来结缘。佛光山出版社所出版的书籍，即使是我自己的著作，也是自己付钱买来送人。
　　佛光山的长老执事，偶尔会说：“师父，我们到滴水坊喝茶！”说好了是他们请客，但实际上都是我付钱。虽然他们也抢着要结账，不过我都说：“师父与徒弟在一起，没有徒弟付钱的道理。”
　　我自认自己是一个自律很高、用心很细的人。到现在我荷包里经常几个月一文不名。也知道没有金钱的苦处，可是早已养成的习惯，就是这种性格。不过事实上，因为我没有钱，因为我不要钱，所以才能“以无为有”，才能“不要而有”。因为如果有钱，人都有贪心，就会把钱存到银行里，就要积聚，就不能创建事业；因为我不要钱，不拥有钱，钱来了，我觉得都是十方信施的。我要把钱用了，才是钱的价值。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修行不在着意于某一种法门，更重要的是，要能培养出一颗笃定踏实的向道之心，以及发起“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菩提心。修行不是片面的个人解脱，而是全方位的弘法与利生；生活的苦行也不是一时的功课，而是一生的修持。能够懂得“苦行”的意义，那才是“行佛”的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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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是人生至难忍受的痛苦经历。所谓“饱汉不知饿汉饥”，一个“饱食终日”的人，当然不知道挣扎在饥饿边缘的人之苦。我们看历代以来，每逢灾荒饥年，广大灾区的民众，因为没有食物果腹，只得吃草皮、树根、观音土等，真是名副其实的“饥不择食”。甚至有的人还“易子而食”，其惨状可想而知。
　　世间上，黄金最贵，但遭遇饥荒时，即使十根金条，也不一定能换得一个面包。所以一有战争，主帅都需准备好充足的粮草；军粮不够，最后不是战败，就是投降。
　　中国许多偏远山区，尤其是一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人民终年生活在“半饥饿”的状态下，这种事例多不胜举。所谓“民以食为天”，生命就是要靠食物来维持。虽然有些文人为了表示自己人格清高，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但长期三餐不继时，仍不免赋诗感叹“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
　　在佛教里，禅者有说“禅悦为食”，儒家也有以“诗书礼乐”为食，但那毕竟是少数人，或者也只是一时“望梅止渴”罢了。佛教的出家人，所谓“上乞诸佛之法，以养慧命；下乞众生之食，以滋色身”。人的色身肉体，还是要靠饮食来滋养的；如果长期吃不饱，饥饿过度，不但营养不良，还会导致人百病丛生。
　　回想我罹患糖尿病近半个世纪，有一次和台北“荣民总医院”新陈代谢科主治医师蔡世泽主任谈起，我问他：“为什么会有糖尿病？”他说：“现在还找不出原因！我也曾问过西方一些糖尿病专家，他们也说现在还没研究出真正的病因！”
　　有一天，我想到自己这一生，既不好吃，家族中也没有糖尿病的遗传史，为什么会年纪轻轻就患有糖尿病？这时心中忽然生起一个念头，我想大概是与“饥饿”过度，导致胰脏受损，因而影响胰岛素的分泌有关吧！
　　人体的胰脏，主要负责分泌胰岛素，胰岛素是促使细胞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的重要激素。当我们吃饱饭后，血液中的血糖会随着升高，这时胰岛素就会被释放到血液中，让葡萄糖进入细胞内，供给细胞利用而降低血糖；当胰岛素不足时，就会导致糖尿病。
　　当然，糖尿病或许不纯然是由于饥饿所造成，甚至基因遗传也只是原因之一而已。对于我为什么会罹患糖尿病，虽然让我百思不解，但我一向“与病为友”，糖尿病伴随我大半生，并没有给我造成严重的威胁。尤其初患糖尿病时，走路举步维艰，拿东西手软无力，但由于我不太介意，慢慢地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了。
　　不过，在我最初罹病时，虽然也有一般常见的“吃多、喝多、尿多”等糖尿病特有的“三多”现象，后来这些症状很快消失，所以也不太去关注自己的身体。一直到四五十年后，由于糖尿病并发眼底钙化，导致视神经受损，以及心肌梗死、肾脏积水而出现浮肿等现象，我才慢慢思索着：糖尿病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由于几次与医界的朋友谈起，我认为糖尿病是与饥饿有关，他们都不予采信，因此我就想把自己这一生，几次处在饥饿状态中的回忆，记录下来，或许有助于未来对这项病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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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说起“饥饿”的回忆，还是得从幼年叙述起。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商之家，父亲最初务农，但不惯于耕种，所以庄稼收成变卖后，他把微薄所得拿来开店经商。先后开过香铺、酱园、成衣店，但短期经营后，最后都是赔本，失败以终，因此家计愈加绌乏，日食三餐也就更加困难了。我们兄姐四人，用现代话来说，可以说都是在半饥饿的状态中度过了童年。所幸我们并没有因为饥饿而沦为乞丐、小偷，或是流落在外游荡。
　　对于童年，除了“苦”的印象以外，已记不起成长过程的细节了。只依稀记得，外婆偶尔会拿些食物来周济我们。当然，我们老家也薄有祖产，几次变卖田地，也曾风光一时。但由于家父没有求生的技能与职业，一家数口，坐吃山空，所以风光不久，半饥饿的苦难岁月便又再度降临。
　　那个时候，我只有七八岁，每天清晨天还未亮，我就起床外出捡狗屎，等累积到相当数量就卖给人当肥料，多少总能换得几个铜板。或者一到黄昏，农夫赶着牛群回家，牛群总会在路上留下不少粪便。我就把牛粪捡回家。当堆积到相当分量，我也学习大人的做法，用草把牛粪和起来，贴在墙上晒干，可以供人当柴烧，如此也可以赚个几块钱。
　　虽然我生在贫寒之家，但感谢父母，培养我勤劳的品格，让我懂得自食其力，懂得自求多福，懂得一切都要靠自己工作、劳作。因此，童年时我虽然没有进过学校，甚至没有报过户口，但慢慢长大后，也知道要读书。好在那时乡间有私塾先生，经常也会有二三十个学生。只不过读私塾要钱，记得是一天四个铜板，只要今天有四个铜板，就去读书；没有四个铜板，就不去。老师也都能谅解，也没有责怪，大家都相安无事。
　　如此断断续续，并没有读太久的时间。因为到了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的烟火升起。不到数月，日军就打到扬州，距离我的家乡很近。
　　那年我才十一岁，在战乱中告别了家乡，也不念书，也不工作，身上扛着两条被单，在大雪飘飘的冬天，随着难民潮开始流浪、逃亡。一时之间，真是前途茫茫，也不知要流浪到何方，更不知能逃亡到哪里。我只知道，“留”就有被杀死的可能，“逃”才有活命的希望。
　　在逃亡的途中，走过崎岖的小路，越过荒凉的原野，沿途所见，都是穷苦的农村。不但农家的烟囱没有了炊烟，屋中也听不到人声，可以说“十室九空”，只有狗儿懒散地游走，见了人也不狂吠。
　　如此不知走了多远，也不知经过多少时日，后来又慢慢回到家乡，途中饥寒交迫的困顿、辛苦，那就不是几句话所能概括的了。
　　二
　　在抗战期间，由于父亲外出经商，许久未见返家，后来被列为失踪人口。我因为寻找父亲的因缘，途中就在南京栖霞山寺剃度出家。
　　栖霞山寺虽然是六朝圣地、千佛名蓝，是江南的重点寺院，但是历经朝代兴亡，饱受战争蹂躏，已经残破不堪。例如太平天国的洪杨之乱，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一座隋朝的石砌宝塔，整个被烧得体无完肤。
　　我在这座历史古寺里，权宜出家。由于师父在此当家，有特别的去留机会。只是，“去”因为年龄太小，连挂单的资格都不够；“留”，此寺实在穷得三餐无以为继。师父虽然很开放，但自己也知道，能蒙他收留，已经恩同再造，也不敢再存有多一点的奢望。
　　那时正逢抗战期，日军的骚扰、难民的流徙，加上汉奸、和平军的敲诈，我们也只有艰难地与环境作生死搏斗。尤其到了“珍珠港事变”发生，美军开始轰炸南京，我记得自己曾睡在双层上铺，因飞机轰炸时剧烈震动，整个人就被震落到地板上。
　　有时一个炸弹升空，如同天崩地裂，不但火光四射，把黑暗的天空照得亮得如同白昼，室内的玻璃也被震碎，房屋更是不停地摇动。但是对于这一切，那时我并不感到恐惧，唯一害怕的是，三餐无法吃得饱。
　　记得《古文观止》里，有一篇柳宗元先生写的《捕蛇者说》。文中大意是说：祖父捕蛇，被蛇咬致死，父亲同样因捕蛇而被蛇咬死。到了儿子这一代，还是以捕蛇为业。有人问他，既然有过这样的死亡经历，还敢捕蛇吗？他说：“吃饭要紧！”由此可见，饥饿比死亡更可怕。
　　在栖霞山寺里，记得有几次，本来应该十一点半打板吃午餐，但是到了十二点，甚至一点过后，还没听到板声。为什么会这么异常？一经查问，原来大寮里没有米下锅！当时一些年轻的同参，也不敢声张，只偶尔派人到大寮查看，到底米回来了没有！
　　就这样，好几次中饭一直延到下午三四点才有的吃。如果早餐吃的是干饭或牛奶面包，那么到三四点吃午餐，也算平常；可是我们的早餐是没有米的“糁薯粥”，根本是粒米未下肚。那时年纪轻轻，正值发育年龄，能挨饿到三四点，实在也称得上是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了。
　　我在栖霞山寺度过七年的岁月，后来到江苏常州天宁寺，讨了一份行单的苦工。一段时间后又转学到焦山，这才慢慢懂得读书。大约经过了两年，再从焦山回到祖庭宜兴大觉寺，日子虽然还是穷苦，但每日三餐，饭食供应无缺，应该算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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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一九四九年春天，我率领僧侣救护队到台湾。才到台湾没多久，队员们很快便各自离散，并没有人真正有兴趣想要从事救护工作。不得已，我只得找个寺院挂单。
　　此时想起了焦山佛学院的学长大同法师。一年前他曾经跟我通信，说想办一所三千人的佛学院，邀请我到台湾教书。那时我连台湾在哪里都不知道，对于当时佛教的情形，说要办个三千人的佛学院，我也无法相信，所以没有应邀而来。现在既然已经到了台湾，心想去找他也可以问问在台湾的各种情况。
　　其时，大同法师在台中宝觉寺担任当家。当我到达时，听说他因被疑有间谍之嫌，已经逃奔香港。我因投亲不遇，正在彷徨之际，曾在金山参学过的慈蔼法师，也在宝觉寺挂单，他私下告诉我：“你要在宝觉寺居住，事实上是有困难的，不如到观音山找慈航法师。他目前正在筹办佛学院，需要师资。你此去，他必然会聘请你当老师。”
　　我想，当不当老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有一个栖身之所，每天要有饭吃！只是路途不熟，不知道观音山在哪里。这时宝觉寺的一位住众，自告奋勇说要带我去，让我喜出望外。
　　当我们搭乘台铁普通车到台北站时，正逢大雨，本想转乘公路局班车前往姜子寮，但公路被大雨冲断，公交车已经停驶。不得已，帮我带路的人说，有位大陆法师在南昌街买了一座寺庙，可以试着去挂单。
　　于是我们来到十普寺，但是寺里的人见到我们，用嘲笑的口气说：“你们怎么也跑来台湾？”一听就知道碰了壁，于是顾不得外面还在下着大雨，只得告辞十普寺，往台北善导寺讨单。因为听说大醒法师正在善导寺，我们想去投靠他。
　　就在往善导寺的途中，经过新生南北路时，瑠公圳的水已经淹没了道路，在水比路高的情况下，水和路根本分不清楚。我想慢慢涉水前进，哪知一个不慎，竟跌入水中。
　　这时水流湍急，水势凶猛，虽然略谙水性，我也感到难以抵抗。在这种情况下，照说应该是难以活命，但说来也很有趣，一般人落水，本能反应，应该是赶快喊救命！我完全没有这个念头，心里只挂念我的钱包就要被水冲走了。我记得里面大概有十块银元，是临到台湾时，师父给我的，这也是我们师徒一场，师父给我最大的一次赏赐。
　　我一心想着钱包，便拼命挣扎，顺着水流游去，终于爬到路上。这时才想到，人家是“落水要命，上岸要钱”，我却是“落水要钱”。因为我知道，没有钱，未来的前途艰难；没有钱，饥饿难耐，小命也难以存活。
　　这时的我全身湿透，雨依然还在不停地下着。在雨中无法更衣，事实上也无衣可换。就这样穿着湿淋淋的衣服走到善导寺，这时天色已经暗了，陪同我前往的宝觉寺住众，至此便跟我道别，离我而去了。
　　我在善导寺约莫等了两小时。大醒法师一直不肯出见，只叫当家法师出面，他说：“你看，我们寺里，右面住了‘交通警察大队’，左边是台北‘市政府’的兵役科，寺中实在没有余地安置你了。”
　　我知道人家的困难，就跟他要求说：“我听说基隆月眉山灵泉寺有数名外省的青年法师，我想前去投靠。现在天色已晚，可否让我在佛殿的大钟下借住一宿？”
　　他说：“只要警察不来驱赶，应该没有关系！”
　　那时虽是春夏之交，但夜里仍透着浓浓的凉意。所幸当时年轻体壮，也不计较这一点屈辱。第二天天一亮，我就摸索着上路，到台北火车站，乘火车到八堵，然后转往基隆，在暖暖站下车时，已是下午一点多。
　　到了灵泉寺，一群年轻的同学见到我非常欢喜，虽然过去彼此并不认识，但总有僧情法爱。他们满口赞叹，说我是佛教僧青年的领袖，很希望我能留在台湾。
　　大家正谈得欢喜之际，传来默如法师的指示，说不能留我们吃饭，更不能居住下来。因为来寺的外省僧侣多，生活已经很困难了，不能再增加人数。
　　这些青年朋友一听，深感不平，义气凛然地说，常住不给饭吃不要紧，他们愿自掏腰包，外出买米煮稀饭请我。当我吃着他们煮好的稀饭时，已是下午三点多。回想自己中饭没吃、早餐没吃，昨天的晚饭也没有吃，所以捧碗的手不停地发抖，但是碗里热腾腾的稀饭，吃起来真是美味无比。
　　后来经过商量，他们让我在此暂住三天。由于我的衣物都已随水流走，我就拿出大同法师的妹妹送给我的一件粗麻布料，想做一件衣服替换，因此向灵泉寺借了裁缝车，缝制一件短褂裤，以便替换。
　　由于“此处不留人”，只得“另找留人处”。此时听说原本在观音山筹办佛学院的慈航法师，事实上并不在观音山，而是在中坜圆光寺筹办台湾佛学院的毕业典礼。我心想，如果到圆光寺能见到慈航法师，也许问题能解决，因此就转而前往中坜圆光寺。
　　圆光寺的比丘尼中，有一年轻的智道法师，待人非常热忱。他大概在妙果老和尚面前讲了我许多好话，说我在大陆曾主编过杂志，也曾当过校长，这些经历他们都知道。因此妙果老和尚一见到我，真是一见如故，私下跟我说：“他们明天就要搬到新竹青草湖，你就留在圆光寺吧！”
　　妙果老和尚是新竹佛教会（包括桃园、苗栗）的理事长。在当时那样一个好像人人都有间谍嫌疑的年代，他能收留我，也算是特殊的缘分。他要我当他的秘书。我感念老和尚慈悲，每天主动打水、扫地、拉车、采买。这些苦役本来就为我所长，因此做起来并不觉得太吃力，也不以为苦。反而心中一直感谢妙果老和尚，由于他的慈悲收留，让我能在寺中安住，总算脱离了逃难途中的“饥饿”窘境。
　　一直到现在，每当回忆起初来台湾时，这段挂单无着、三餐不继的日子，我都有恍如隔世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