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传统西藏家庭的60年变迁

charles

发生在这个春天的拉萨暴力事件让西藏在短时间内又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在西藏近百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境遇着实不少。
我们一直关注西藏，是因为那个地方的疼就是我们的疼，那个地方的怒就是我们的怒。西藏与我们，不可分离。
藏民族是离太阳最近的民族，诡秘绮丽，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她又显得遥远。
“我们对于西藏的理解，就像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理解。”学者廉湘民对西藏长期以来所遭受的误解有如此感慨。这样的误解，在藏学者看来，主要源于视角上的偏差。如何消解这种偏差，注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这一次，我们又努力使自己离西藏更近，直至让自己像显微镜一样深入她最深层的肌体——我们尝试通过记录一个传统藏族家庭半个多世纪的变化，力图给读者提供一个观察西藏社会的视角。
一个开放的民族，不会拒斥现代化；西藏百年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尝试现代化的故事。
这个生动的故事里，有艰辛，有奋斗，更不缺欢愉。
★ 本刊记者/杨时旸(文) 甄宏戈(摄影)
(发自西藏阿里)
阿里，被誉为“西藏的西藏”“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这个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严重高寒缺氧的地方与中国其他地域一样正在进行着自己的蜕变。
狮泉河，阿里地区首府所在地，常住人口一万多，有着这样规模的城市应该有的所有设施。人们上班上学，节奏缓慢，扎着鲜艳红色头巾的进城务工牧民，不时在街头走过，一切大致与内地城市无异。
而在两个多小时车程以外的阿里牧区，牧民们仍需直面严酷的自然环境，居住在祖辈留下的黑帐篷中，以放牧为生。
在这里，有九个兄弟姐妹成了牧区的传奇——因为命运和自身际遇，兄弟姐妹中有的已经成为知名学者、成功商人，或者政府高级干部，有的仍然留在牧区，继承家业，与牛羊为伴。
这个传统藏族家庭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可以作为我们观察西藏社会直面现代化具体而微小的切片。
“红汉人来了”
195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在阿里穷人的心里只是留下了两个简单的印记——“无法继续祖辈的生意”和“来了一群讲道理的红汉人。”
次仁加布，西藏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
2008年4月15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北京见到他时，他正要飞往奥地利参加一个关于藏学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1961年，次仁加布出生在阿里地区噶尔县左左乡朗久村，从记事起便跟着姐姐牧羊，曾经的生活与现在相比，恍若隔世。
父亲强巴，母亲拉姆次仁。西藏和平解放之前，这对年轻的牧民夫妻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1994年，父亲因肝病去世；母亲在2006年也撒手人寰，享89岁高寿。
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次仁的父亲一直给别人家里干活，放羊、搬家、找牛，“养活一家人”。有时，父亲强巴会对次仁的弟兄们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生活经历，儿子们瞪大双眼。“家里的帐篷谁都可以随便出入，父亲回家发现有人来过，如果是朝圣的人，他会非常高兴。”次仁加布说。
1959年，发生西藏叛乱，达赖喇嘛出逃，部队进驻西藏。
因为路途遥远消息闭塞，远在西北疆的阿里地区反应并不像拉萨那样剧烈。当部队快来到阿里时，一个传言开始在草原上散播：“红汉人要来了！”
所谓“红汉人”是当地牧民对于红军和汉人的混合想象。想象在传播中变形，“牧民竟然听说‘红汉人’是要吃富人的肉”。后来人们又都知晓**d是要“共富人的产”，于是拉萨叛乱后不久，阿里地区的富人几乎全部外逃印度。
“当时边境意识不强。”次仁加布说。原本有着50多户的乡村这时只剩下30多户。
富人走后，留在当地的穷人也有些害怕。祖辈很多都曾与印度有原始形态的盐粮和畜产品生意往来，因为有着几辈人的传承和固定的生意对象，有时一笔生意的钱款可以等到来年对方宽余的时候再付账。而1959年始，因为严格的边境概念，对父亲强巴来说，世世代代做生意的朋友永久失去了联系，曾经欠下的账再也无法返还。
在次仁加布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念叨的是，“哎哟，我那边(指印度)的朋友怎么样。我还不了别人啦，我吃了别人东西的啊。”
部队的帐篷就驻扎在牧区附近，因为传说中“红汉人坏得很”，没有女人敢靠近。有一次，父亲因为接活，到部队驻地附近去了一次。回到家就说，“那些人好得很，讲道理。”
195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在阿里藏族穷人的心里只是留下了两个简单的印记——“无法继续祖辈的生意”和“来了一群讲道理的红汉人。”
阿里的“文革”岁月
“文革”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据次仁加布回忆，到目前为止，整个郎久只出过一个僧人，且已还俗。
“西藏叛乱”之后，1951年签署的“十七条协议”实际被终止。后来，大量庙宇被关闭，传说西藏政权被废除，上层贵族的财产也被没收，西藏的政权重新建立。
发生在拉萨的这一切传导到遥远的阿里，又慢了几拍：
1966年之前，次仁加布家里的牛羊仍然归己所有，只是成立了互助组，“工作在一起干”。这是人民公社的前奏。在这之后，一些被称为“工作组”的干部出现在这片曾经人烟稀少的牧区。
“工作组”多是乡里或者县里来的汉族干部，也有从拉萨来的藏族干部，主要是陪同翻译。“工作组”组织牧民“提高思想觉悟”，干部们还出钱从富裕一些的牧民家里买来羊和牛分给那些没有牛羊的人家。
那时，次仁加布开始帮助家人放羊。他的大姐，18岁但没有上过学的多吉卓玛，其中一个身份是乡里7个共青团员之一，这时也因“各方面要求进步”，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这位年轻的会计不会算术，“记账只能用小石头”。
而大哥，在1965年，通过招工来到城里——这是这个藏族家庭第一个走出牧区的人。
1959年到文革发生前的那段日子，次仁加布每天早出晚归，放羊，或者向二姐学习藏语，“夏天在沙地上划，冬天在雪地上写，指头都是红红的”。
日子就在写字的指间偷偷流逝。直到有一天，一直供奉在帐篷最前面的一卷经书被父亲偷偷拿走，那是次仁的“自学材料”。祖传的“自学材料”被父亲藏到了嘛呢石堆，后来下落不明。
“那是一卷类似于佛教全集的经书，还包括地方历史和家族历史。”次仁加布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后来次仁加布才知道，“文革”来临了。
在当时的次仁看来，“文革”只意味着他的一个稍微富有的舅舅被批斗。“我就知道连小孩都可以踢他，可以骂他，心里很不舒服。”次仁加布说。
因为牧民居住大多分散，所以很少能组织起像内地一样的批斗大会。政治学习会议上时而会有批斗场面出现，次仁的姐姐回家时告诉家人，“舅舅的牙齿和头发都被打掉了。”
这个时候，大姐多吉卓玛带领牧民学习文件，告诉牧民“这么多年吃不饱穿不暖，是由于寺庙里的僧人和牧主的压迫造成的”。
“穷人们都懂这个道理。”2008年4月25日，已经六十岁的多吉卓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我自己也斗过牧主。年轻人和穷人都支持斗牧主。”
1969年，次仁加布世代居住的牧区更名为“红旗公社”，曾经属于自己的牛羊都化归集体所有。如果羊丢了，年底要扣工分。
次仁家分到了600多只羊，但是“没有肉吃，也不能杀”。这600只羊“放得好”，每人一天可以记10个工分，年底按照工分分配下一年的肉食、奶渣和酥油，生活上“凑凑合合能吃饱”。
不满十岁的次仁加布搞不清楚这一切的真实含义。他照旧过着自己的生活，放羊的时候仍旧偷偷拿着家里传下的经书坐在草场上看。其时，这些书已被视为批判革除的对象。
不让看，次仁就把经书藏在合法出版的藏历中。晚上回家前，把书随便藏在一个山洞里。即便如此，父母也常常大光其火：“你在那看书，狼来了，把羊吃掉了，队长要是责怪我们怎么办呢？”
父亲愤怒了就揍他，“你这个破书能解决你的吃饭问题吗？你现在不去做僧人，天天看这样的书？”
在世俗西藏社会，读经书的目的和最好的出路便是进寺庙做僧人，那不但解决了温饱，而且意味可以受到教育受人尊敬。
但是“文革”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据次仁加布回忆，到目前为止，整个郎久只出过一个僧人，且已还俗。“一方面因为文革的破坏，一方面因为改革开放的大潮，年轻人已经不再向往寺院。”次仁分析。
文革进行得最热火的时候，阿里像内地一样到处“破四旧”，“红卫兵”带头去砸拆寺庙。次仁家乡神圣的地方神也被拆毁，供奉的珠宝散落一地。
僧人被迫还俗参加日常劳动，像普通牧民一样放羊放牛。
“学大寨”和命运转折
“我天天跟父亲闹，我不放羊了，我也要上学。”如今已经是阿里地区烟草公司总经理的旺扎说。但是父亲给他的回答，通常是几个耳光。
1975年，大姐多吉卓玛被吸收为公社干部。
经常和其他工作组成员一起骑着马下乡向牧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和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虽然有细粮供应，但还是吃粑，“蔬菜基本没有”。为了让牧民们理解**d的政策，多吉卓玛和牧民们一起劳动，在劳动中，多吉卓玛告诉牧民，“以前冻死饿死都没人管，现在赶上了形势”。
家里开始发生变化：大哥洛桑已经成为电工，大姐多吉卓玛忙于对群众搞“路线教育”，次仁加布也走出牧区开始上学——家乡需要会计和小学老师，次仁藏语基础好，公社推荐他到地区读小学。
这时的阿里，“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据三姐才旺卓玛回忆，即使青稞种得好也只够吃半年，但是“上面有政策，必须要种田”。次仁家要留出三个人放600只羊，其他人都要参与农田建设。
但在生产队长的坚持下，次仁还是进了乡上的小学。
两年多后，因成绩优秀，次仁被送到噶尔县中学，“学的其实是小学的东西，只是加了填写账目表格。”
因为次仁的离开，牧羊的任务就落到了8岁的弟弟旺扎身上。
“我天天跟父亲闹，我不放羊了，我也要上学。”如今已经是阿里地区烟草公司总经理的旺扎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
但是父亲给他的回答，通常是几个耳光。
在葛尔县中学读了两年书，次仁加布又被送到了拉萨。按当时的规定，一共有四个学生可以继续深造，包括两个干部子女和两个牧民子女。因为“干部有门路”，所以两个干部子女被送到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次仁加布和另一个牧民的孩子被送到拉萨师范学院(即今天的西藏大学)。
这更像一个师范训练班。20多个同学中年纪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14岁，比次仁加布还要小两岁。
在去拉萨的路上，次仁看到了游行的队伍，人们高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四人帮”。在西藏师范学院，次仁第一次跟着藏族老师学习汉语拼音和简单的汉语句子，比如，“华国锋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1977年恢复高考，西藏师范学院建了一个附属中学，要求三十岁以上的学生结业回家，年龄小的放到附属中学，读一年预科，然后正式念三年初中。
在此之前，从上海、辽宁等六个省市选调的382名教师进入西藏援助当地教育事业。次仁加布所在的附中就有一位来自上海的援藏教师，他教授大家汉语。
“他要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只能说汉语，要不就处罚。那个老师太好了，要不我们根本学不会。”次仁加布回忆说，“他每天就用茶水泡馒头，睡在办公室。”
1981年，次仁参加正式高考。当时的政策规定，藏文专业学生初中毕业就可以参加考试。中央民族大学当年向西藏地区招收26名学生。
那一年，次仁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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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牧区与回到拉萨

只有一个人感到有些伤感——在12岁的旺扎看来，“包产到户”将彻底掩埋自己走出牧区的梦想；而次仁加布忍受不了亲情割离。研究生毕业在北京工作四年之后，他回到拉萨。

就在次仁加布在拉萨读书准备考大学的前夕，他的故乡阿里，乡里的干部开始把曾经属于公社和集体的牛羊返还给牧民。

牧民们逐渐知道，这个新的政策叫做“包产到户”。绝大多数人不能理解这些复杂政策变化后的背景，有老人嘟囔，“政策还不如一头牛的生命长，以前牛是公家的，这牛还没死又成自己的了。”

家里只有一个人感到有些伤感——曾经拼命想去上学的弟弟旺扎。1978年，旺扎12岁，在他看来，“包产到户”将彻底掩埋自己走出牧区的梦想。

9岁的时候，旺扎有第一个梦想，以后一定要吃上馒头穿上干净的中山装。“为了这个梦想，我可以说尝尽了酸甜苦辣。”旺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知道包产到户的时候我觉得完了，父母不会放我出去读书了。”

这一家重新分到了三百多只羊、八头牛和一匹马。家庭成员中，除了成为电工的大哥、当了地区干部的大姐，仍在牧区的二姐已经出嫁，旺扎的两个哥哥都在拉萨读书，旺扎仍旧放牧。

1978年夏天里的一个午后，旺扎在牧羊，一辆八座吉普车因为抛锚停在草场上。旺扎好奇，凑上前去。

车里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用藏语问他，“小孩，想不想去上学？”旺扎说，“我做梦都想，求求你，你带我走吧。”

“你家住哪？”

“就在那个坡坡后面。”

“那去问问你的父母。”

“别问了，问了肯定不让我去了。”

“那你的羊怎么办？”

“可以让邻居晚上赶回去。”

“那行吗？”

“有啥不行。”

旺扎已经背着装了粑的干粮袋上了车。

后来旺扎知道，这个干部是专门来阿里牧区招生的。上面给噶尔县下达了硬性指标，整个阿里地区必须招收36名学生入学，因为“包产到户”，孩子都被家长留在家里放牧，干部只好用这样的方式“搜索”生员。

旺扎像做梦一样，当晚就到达了噶尔县中学。

在那里，旺扎开始了他迟到的知识启蒙。

一年之后，旺扎被转到阿里地区中学师范专业师训三班学习。第三个藏历年刚过，旺扎和班里的其他九名同学接到通知，要他们到当地邮电局报到，去拉萨学习发电报和译码。培训半年之后，旺扎成为邮局正式职工。

两年之后，旺扎觉得“没有意思，每天滴滴答答”。他一再打报告要求自费到内地深造，并与领导“约法三章”，如果拿到毕业证，邮电局必须接收自己，如果拿不到，一切后果自负。

终于来到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旺扎因为藏族身份，校方把学费从每年3000元减免到1200元。他每天下午仍需到当地一家宾馆门口卸煤车挣生活费，“卸一车20～30块，我一下午可以卸四五车。”旺扎说。

两年之后，旺扎拿到大专文凭，邮电局履行诺言，安排旺扎做办公室副主任兼文书。但是旺扎清楚，这已经是自己在国有单位的终点。

他决定“下海”。

与旺扎的叛逆相反，哥哥次仁加布要“循规蹈矩”得多——大学毕业后，次仁执意要回阿里。经老师劝说，他同意留京，在中国社科院读研三年。

暑假里，次仁加布回到家乡。

父母问，“有女朋友了吗？”

他点头，“有，有。”

1991年，次仁加布和一位藏族女孩结婚，他们是大学同学。父母兄姊对他说，“不回阿里，回拉萨也可以，朝圣时还可以见到。如果在北京，我们一辈子也见不到你了。”

次仁加布忍受不了亲情割离。

研究生毕业，应导师的要求在北京工作四年之后，他回到拉萨。

旺扎“下海”

旺扎如今已经是成功的商人，他说如果不是前年做了个大手术，元气大伤，他“还想有点变化”。

1992年，内地经商大潮风起云涌。

虽然家人都安于现状，但旺扎“还是想改变一些什么”。

邮电局投资30万办了一个小企业，这个“通讯发展公司”5年赔掉了25万。旺扎提出要承包。利用剩余的5万元，一个七八十平米的门面房和一辆半旧的东风卡车作为启动资金，和邮电局签定协议，“承包三年，返还25万现金，每年上缴邮电局10万”。

“日用百货，什么挣钱我就做什么。”旺扎说。承包六年，他挣了300万元。

邮电局决定收回公司再投资300万扩大规模，并邀请旺扎做总经理。旺扎却谢绝了，“算我傻，我不干了”。

旺扎的逻辑是，“我从安多买一车酥油，有的十块一桶有的六七块，我一路卖，到阿里可能就已经卖完了，从收购到卖的程序谁也说不清楚。但是给公家干，一车酥油必须得拉到阿里，入库，再拉出去卖，这样成本大大增加，根本赚不了钱。”旺扎说，“到时候审计来一下就够你吃一壶。我得考虑后果。”

领导赏识他的能力，又把他调回单位继续从前的工作。

一段时间后，邻县一家邮电局局长挪用汇兑款，稽查组想抽调一名年轻人接任，看中了旺扎。口头承诺，到邻县锻炼一段时间，回阿里地区后可直接升任地区副局长。旺扎却要求领导给出书面保证，却不想因此开罪了上司。

升迁道路已断，旺扎又提出辞职。他决定开家公司，但母亲不同意，觉得他“翅膀硬了，不管公家了”。

狮泉河粮食公司很不景气，总经理找到旺扎，给他一个副经理的位置，“一起把粮食公司搞起来”。1997年，旺扎从邮电局辞职的时候，月薪4600元，而粮食公司的薪水只有800块。

两年之后，当地烟草公司濒临破产，行署领导觉得旺扎是个经营人才，调他到烟草公司做主管烟草的经理。2003年，旺扎又得到了阿里烟草专卖局局长和烟草公司总经理这“两个名分”，一直到现在。如今烟草公司年收入已经达到一个亿。

旺扎已是成功的商人，他说如果不是前年做了个大手术，元气大伤，他“还想有些变化”。

那次手术之后，旺扎觉得自己应该多关注一下家庭。

“特别是帮助一下还留在牧区的弟弟。”

东旦的2008

“他常跟我说，要是没有他，我就是最小的，我就得留在家里照顾牛羊了。”

和狮泉河的繁华相比，阿里牧区显得遥远而荒凉。

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只有越野车才能通过，到达一座海拔五千多米的山后，车辆就不能进入，只能步行。爬过一座几百米的荒山，就能看到一顶黑色的帐篷扎在山窝间。

这个用牦牛毛织成的黑帐篷是旺扎一家小时候用过的，从帐篷里可以透过网眼看到天空。弟弟东旦今年40岁，但是看起来比旺扎还要老上很多。他的妻子和大女儿都在家里放羊，小女儿曲卓玛今年19岁。

曲卓玛从5岁起就被旺扎接到狮泉河上学，一直读到中专，住在伯伯家里，现在伯伯旺扎的烟草公司做业务员。

“我小时候上不了学，我姐姐哥哥都上了，小时候要是都上了就没人放羊了，但我愿意上学。”东旦不停地倒着酥油茶，他只能用藏语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交流。

“我家里有30头牛，山羊绵羊加起来280头，算中等吧。生活来源就是靠羊和牛，这些肉可以到卖到狮泉河去。这儿长不了青稞，生活上哥哥姐姐会帮帮忙，否则会有点困难。”如今的牧区，草场都已划分给各家所有，东旦家分到大约两三平方公里。

从今年3月起，这个牧区的大多数年轻男人都到狮泉河和牧区中间的一个乡去打工，当地政府在那里投资600万种植青稞，这些男人负责搬运石头和平整土地，每天可以挣40～50元，“可以干到6月份”。

“他有时候常跟我说，要是没有他，我就是最小的，我就得留在家里照顾牛羊了。”旺扎说。

在阿里牧区，一头牦牛可以卖到1000元，一只羊可以卖到250元，但即使这样，也要赶上好的年景，当地雪灾风灾连年不断，一场大灾可以导致牛羊死掉一半。最好的年景里，一个家庭可以挣到几万元，但这样的时候很少，最差的时候，一年收入不足一万。

东旦的帐篷里仍然放着父母留下的酥油茶壶和一些小小的银器，门外的羊圈里，十只刚出生的小羊羔不停地叫唤。东旦点了根烟，说，“我明年准备再去要点钱，把门口的路修一修，这路太难走。”

去年，东旦到狮泉河各部门要了大约5万块，平整了一段路，他计划明年“再要8万”。旺扎说，这些钱都是东旦自己要到的，他没有帮忙，今年如果可以要到6万，他的烟草公司准备赞助2万。

旺扎的二姐次仁卓玛，也仍然生活在牧区，离小弟弟东旦的帐篷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二姐的生活更加艰难，帐篷是用布匹制成，坐垫边上立着两只风干的羊，颜色血红。

帐篷顶端有一台录音机，可以用太阳能电池开启，有一个包裹得很严密的经卷，是老人婆家祖传的信物。次仁卓玛今年58岁，从14岁起就嫁到这儿，据说自学过藏文。

长期封闭的放牧生活，老人已经很难与外界人接触，终日与一只已经20多岁的老藏獒为伴，“只知道倒茶微笑”。次仁卓玛的大儿子仍然在牧区放牧，已经分家另过，小儿子在狮泉河的一家银行工作。

她家有1200多只羊，很少出售，“够吃就不卖”。

在城里长大的第三代

到了牧区，小女儿不愿意下车，旺扎问为什么。女儿说，“脏得很。”旺扎被噎住了，“心里发酸”。

大哥洛桑已经去世，小时候因不慎掉进火堆，落下一点残疾，所以父亲一直教他读经，希望他以后能到寺院有个着落。

洛桑最终没能成为僧人，却因为自己的努力进城做了电工，终生未娶。1991年，弟弟次仁加布结婚那年，洛桑落寞过世。

大姐多吉卓玛如今已经60岁，曾经的“积极分子”如今已在噶尔县妇联副主任任上退休，退休金4000多元。

因为儿时家穷，三姐才旺卓玛被送到亲戚家寄养三年，后来因为“不喜欢他家”，又跑回自家的黑帐篷。她“学过一点算术”，曾经做到了当地一家农业银行的副行长，“想照顾家庭”于是辞去职务做普通柜员。得益于工龄长，才旺卓玛保持了以前的待遇，现在每月8000多元工资。

二哥索南平措已经调任拉萨成为西藏自治区工商联合会主席，从12岁离开家乡就一直在外，从政后一路顺风顺水，如今的职位属于正厅级。两个子女都已送到内地读书。他不愿作更多采访。

这一家9个兄弟姐妹，6人走出牧区成为“公家人”，在当地备受尊敬。

如今，阿里牧区的年轻人，更愿意上学或者外出打工。但是，往往初中毕业后，却无法考上高中，回到牧区又可能“难以适应放牧的生活方式”，这成为很多牧区父母头疼的事情。

去年，旺扎带着自己4岁的女儿回了一次牧区老家。到了牧区，小女儿不愿意下车，旺扎问为什么。女儿说，“脏得很。”旺扎被噎住了，“心里发酸”。

东旦的小女儿，在狮泉河生活了十几年的曲卓玛也很少回到牧区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她，“你喜欢牧区还是城里？”

她犹豫了一下，用磕磕绊绊的汉话说，“城里，城里。” ★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杨时旸 韩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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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记事

1949年十世班禅确吉坚赞在青海塔尔寺坐床，从青海致电毛泽东、朱德希望早日解放西藏。

1950年10月，昌都战役，一举歼灭阻挡西藏解放的藏军主力。西藏摄政达扎下台，十四世达赖亲政。

1955年3月，国务院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制造武装叛乱。十四世达赖随员出逃。6月，自治区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在全区实行民主改革。

1962年西藏各地工办和民办小学已达1500多所。中央批复西藏工委《关于农村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1966年“文革”开始。贡嘎机场建成通航。

1978年区党委发出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指示。

1979年宽大处理1959年参叛人员。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西藏新时期的工作方针。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提出当前和今后要解决六件事。国家拨款50万修复甘丹寺。

1983年西藏农牧区普通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1984年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有9省市帮助西藏建设43项中小型工程项目。

1985年内地19个省市为西藏办中学和初中班培养藏族人才。43项工程陆续建成交付使用。

1989年1月28日第十世班禅大师在扎什伦布寺圆寂。3月，西藏拉萨发生反革命骚乱，中央在拉萨实行戒严。这一年，西藏粮食总产达5.325亿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拉萨大规模改造、新建民居住宅。

1991年西藏和平解放40年，藏族干部迅速成长。全区共有藏族干部3.7万，占全区干部总数的66.6%。国家计委决定投资10亿元，在十年内分期对川藏公路进行整治改造。内地26个省市开办西藏中学和西藏班。

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落实了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62项援建工程。国家投资5300万元维修布达拉宫工程，经过先后十年努力终于圆满竣工。

1995年5月，达赖喇嘛非法认定班禅转世灵童，遭到佛教界坚决抵制；11月29日，认定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仪式在大昭寺举行，同日中央政府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坚赞诺布为第十一世班禅。

1996年国家拨款20亿元全面正式川藏公路；可可西里建立高原野生动物保护区。

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结束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

2008年西藏拉萨发生“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新华网)

西藏百年现代化进程

过去的百年，是什么力量推动了雪域高原的变迁？

★ 本刊记者/韩永 发自北京

“我们对于西藏的理解，就像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理解。”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办主任廉湘民，对西藏长期以来所遭受的误解非常感慨。

这种误解，在廉湘民看来，主要源于视角上的偏差，“要么俯视，要么仰视，惟独缺乏平视。”

两次未竟的改革

当改革进入1920年代以后，逐渐演化为达赖为加强个人权力而采取的排除异己行动，政治争斗此起彼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积弱难返的清政府危机四伏，列强竞相寻觅蚕食目标，正值鼎盛的英帝国屡屡侵犯与其属国印度接壤的西藏，并于1904年在武力征服后，逼其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的《英藏条约》。

条约最终被1906年签订的《中英条约》修改而变相废止，却大大刺激了清政府。1906年10月，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张荫棠，以副都统的身份“查办藏事”。

张荫棠“新政”主要做了三件事，严抓吏治、改革机构、发展经济。

此举由于意在加强中央对西藏的控制，不可避免地招来了西藏上层社会的对抗，英印政府也强烈抗议。害怕酿成大祸的清政府于1907年5月将张荫棠调离西藏。接棒“查办藏事”的清朝最后一任驻藏大臣联豫继续推行新政，创办藏、汉文报纸，设立译书局，开办汉、藏文传习所，同时兴办蒙养院(启蒙小学)等。

这场改革在西藏民间赢得了如潮好评。张荫棠赴藏时带去的一种花，如今神奇地开遍了这片高寒之地，藏人为这种花取名“张大人”花，老少妇孺都能流利地说出“张大人”这三个汉字。

此后，又有一场改革自1912年开始，在西藏绵延了近20年。这场改革由十三世达赖喇嘛发起。这位西藏的行政长官和宗教领袖从1895年上台亲政后，饱受英军侵扰之苦，并于1904年在英军进占拉萨时逃往蒙古，1910年逃往印度。流亡生涯让他对西藏的富强有着切肤的期待。

在这场被称为西藏“洋务运动”的改革中，军队的扩充与整编首当其冲。十三世达赖喇嘛从日本和俄国分别招聘了一名教官，对西藏军队进行现代化训练。

他还大力筹办电力、矿产、邮政等新兴产业。选送4名贵族子弟到英国学习技术，学成归来后即成立了拉萨电报局和杂朵底发电厂。此后，这一模式在西藏被长期复制。

财政改革也被强力推进。1920年成立“财源调查办事处”，贵族大量的地下财产被曝光，政府的收入因此大幅增加。第一家银行在西藏成立，改革币制也同时进行。

但是，西藏上层在改革问题上一直矛盾重重。政府高层分化严重，直到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与达赖喇嘛意见相左的噶伦擦绒·旺秋杰布父子被枪杀。第二大活佛九世班禅因不满达赖借英俄之力图谋分裂，对改革一直积极性不高，而1912年出台的对班禅主政的后藏征税政策，对双方的关系无异于双上加霜，并最终导致班禅1923年出走内地。

于是，当改革进入1920年代以后，逐渐演化为达赖为加强个人权力而采取的排除异己行动，政治争斗此起彼伏，并在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演变成激烈的夺权运动。

“民主改革”的拉锯

摆脱了人身依附桎梏的新的生产方式在经过了短暂的磨合后，逐渐释放出巨大能量

有学者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带来了一个积极后果，即带动了藏族中的有识之士，展开对藏民族未来命运的反思，并最终形成20世纪中期西藏历史上的“民族自省运动”。这场运动为1959年的民主改革提前“吹了风”。

虽然1959年的中国内地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但在雪域高原上进行的这场改革还是重新书写了历史，其最大的功绩在于解除了农奴对农奴主1000多年的人身依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西藏社会长期以来生产效率极为低下的核心症结。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旦增伦珠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材料中显示：1951年，西藏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只有80公斤。

这场改革围绕着废除劳役、均分田地和斗争“三大领主”展开。第一步是“三反”(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人身依附)和减租减息。在农区，对于参加1959年叛乱领主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对那些未参与叛乱领主的土地，则实行“二八减租”(领主得二，佃户得八)。同时解放家奴，废除人身依附。在牧区，对于参加叛乱的牧主，其牲畜归原来放牧的牧民使用，收入也归牧民所有，对于未参加叛乱的牧主，牲畜的所有权仍归牧主，但要求其减少分成，以增加牧民收入。

第二步，对参加1959年叛乱的领主，将其生产资料统统没收，分配给贫苦农、牧民，而对于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则由国家出钱把其生产资料赎买过来，然后再无偿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农、牧主也分得一份生产资料。

这一过程的完成并非轻而易举，中间充满了对当地群众争取的拉锯战。一位当年进藏参与这一进程的人，在1959年8月28日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述：“雇工依加是一位35岁的中年妇女，从来没有嫁过人，但是生有一个儿子。她母子俩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打算把她培养成积极分子。听说她病了，就找了个卫生员一块去给她看病……但是，敌人也在做她的工作。当我们给依加看了病以后，富农那勒的母亲把她叫去，给她糌粑、奶茶和牛肉吃……果然，‘糖衣炮弹’起了作用。下午，我们去向依加了解情况时，她就不大搭理，谈着谈着，她就跑了。制止两次，她跑了两次……”

“命中注定”的人生观念成为民主改革进程的一道坎。这使得他们对制度的不合理视而不见，却将安守今生的痛苦视作换取来世幸福的修行——这或许能解释一个奇怪的现实：虽然西藏贫富差距悬殊，这种悬殊又建立在剥削之上，却很少有学者在对西藏的研究中提及“阶级斗争”这个字眼。而1959年所开展的民主改革的成败，却又全然维系在“阶级斗争”的充分开展上。当时的困难可想而知。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扎洛博士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很多分到土地的农民，“突然间不知道明天该干些什么了。因为之前他们是不动脑筋的，主人让干啥就干啥，现在突然由自己来安排生活，竟有些不知所措。”

但这种“不知所措”必竟会过去，摆脱了人身依附桎梏的新的生产方式在经过了短暂的磨合后，逐渐释放出巨大能量。西藏196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1959年相比，都翻了近一番。

“文革”的信仰错乱

藏人砸烂旧神的巨大勇气，来源于对“新神”能为自己提供更为有力和长久保护的笃信。

经济上的“改造”结束后，西藏与内地其他省份一样，紧接着开始了文化上的“革命”。同内地的情况类似，作为宗教场所的寺庙，被确立为“破四旧”的首要对象。

“革命”首先从“全藏最崇高的寺庙”——大昭寺开始。1966年8月24日，西藏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的千余名师生，浩浩荡荡地开往拉萨城东。事情过去很多年后，知情者公布了一些当时的现场照片，大体上可以还原这座寺庙所遭受的对待：被砸烂的佛像、法器、供具堆满了大昭寺的前院，大量装有经文的嘛尼轮被推入火堆，寺内建筑物上垂悬的经幡也被高窜的火苗点燃。

其中的一部分人，在该寺讲经场照了一张合影。在该张合影的文字说明中，对这部分人的组成有个特别说明：这些人中，除了老师和学生，还有附近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或者居民，以及驻大昭寺的工作组成员。

《西藏兵志》和《中国西藏基本情况丛书——西藏宗教》两本书上的资料显示，西藏的寺庙，在经过这段让人心惊肉跳的岁月后，从1965年的360多座，锐减至“文革”结束时的80多座。

而藏人在这些活动中充当了主力军。这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对于自己曾经信仰的宗教，为何态度上会有如此的转变？有学者研究认为，在1950年的昌都战役和1959年的平定叛乱中轻易击败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毛泽东，当时在藏人的心目中俨然已是“新神”。

这个逻辑也能够解释毛泽东的去世给藏人带来的失落与恐惧。“很多人完全不知所措，”从青海藏区长大的扎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清晰地记得自己的父母当时的异常表现：他们坐在炕上，整夜都在喃喃：“毛主席怎么会死呢？毛主席万万岁啊？毛主席死了，谁来保护我们？”

改革风吹云散

1959年西藏人均GDP只有142元，而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12109元。经济的巨大发展是西藏看得见的变化。

但经济的发展正在提供一个解决的路径。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这为西藏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一个业已取得的共识是：西藏的落后，一方面在于自然的条件非常恶劣，自生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在于因自然条件造成的与世隔绝，“请进来”与“走出去”的成本都很高。因而，发展的要义一方面在于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于打通获取外部支援的渠道，而这两者的首要之选，都是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旦增伦珠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份资料显示：在过去的30年，西藏固定资产的投资增加了140多倍，从1978年的1.8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71.18亿元。而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的1994年到2007年，全藏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1490.42亿元(不含青藏铁路西藏段投资的187.7亿元)，年均增幅达到21.3%。

西藏公路的通车里程，则从1978年的1.59万公里，扩展到2007年的4.86万公里。

于是，西藏最重要的资源——旅游，被打通了经脉。旦增伦珠提供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区共接待游客402.94万人，接近西藏人口的1.5倍，而1980年这一数字仅为0.35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到27.5%。旅游总收入达到48.52亿元，与1980年相比，年均增长了34%。旅游总收入占全区GDP的比重，1980年仅为0.002%，到2007年已经达到了14.2%。

更为重要的是，旅游业的发展为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他们从为旅客提供手工艺品、民族表演和其他的各种特色服务中获益颇多，很多农牧民的家庭生产也开始遵循市场导向。

“走出去”的成本也大为降低。西藏的很多特色产业，如藏医药、民族手工业、特色农产品、优势矿产业等开始走向内地，并因其稀缺性正日益成为内地的消费宠儿。藏民世代沿袭的虫草采集业，近些年价格飞涨。据扎洛介绍，在有些地区，虫草的价格已经飙升到每斤七八万块钱，“而我小的时候只有几十块钱。”由此带来的一个现象是，一到农历五月虫草的采集季节，西藏就会涌进很多觊觎虫草的外地生意人。

有人因此抱怨西藏人的机会被内地人抢走。但扎洛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了这样一个事实：外地人虽然看上去收入不错，但收入的一部分是要作为租金付给当地人的。外地人与本地人其实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没了外地人，本地人利用这些机会的效率可能会大打折扣，这其实是一个如何看待竞争以及如何适应竞争的问题。

“好在，藏人并不缺乏经济意识，”扎洛用一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羊年转纳木错湖，是藏北民众的盛大节日，但你会发现，去转的多是一些老人和孩子，而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中青年人，则忙着挖虫草或者做买卖。”

人均GDP的增长或许能为此提供部分注解。1959年西藏人均GDP只有142元，而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12109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7%，而从1994年到2007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1.4%。

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巨大改善是西藏看得见的变化。 ★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杨时旸 韩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