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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2 20: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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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15日,北京抓苏联间谍事件后,大使馆处于戒备状态,为了防止苏方报复,使馆严格控制人员外出。大使馆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只怕意外事情发生。
1月17日上午即北京抓苏联间谍的第三天,根据双方原商定的时间,由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贾丕才邀请12名中国外交官去外交部别墅梅谢林诺共进午餐。 苏联外交部每年在梅谢林诺宴请以刘大使为首的大使馆外交官员,然后由刘大使回请以贾丕才为首的远东司外交官员,这已经形成一种不成文的制度。这次苏方宴请我方,适逢北京抓间谍事发生,政治空气紧张,我们去不去?经研究决定:去
上世纪60年代以降,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到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由于“珍宝岛事件”和抓捕苏联间谍案的发生,中苏关系一度剑拔弩张,极其紧张。本文作者在那一特殊年代曾供职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亲历了当时特定历史、特定环境下的一些事件,现在他以平实的口吻娓娓道来,倒也别有一番趣味。
1、丰盛宴席没有客人来
我来到驻苏使馆后,除在使团进行活动外,先后拜访了苏外交部远东司、领事司和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对等官员。大使馆和外交人员服务局打交道的机会较多,特别是像驻苏这样的大馆,和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关系非常密切。大使馆的水、电、煤气发生问题,要找服务局;采购有些市场上找不到的物资,要找服务局;要举行大型宴会,要找服务局;要维修还得找服务局。大使馆和服务局的人都很熟悉,关系很好,为了感谢他们,每年都要专门宴请他们。
我到达使馆后,正好赶上坐冷板凳。当时我们的对苏政策是: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侧重点是打击美帝;对苏修则突出一个“斗”字,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地向对方进行斗争。
中国外交官在外交场合与苏联官员见面,彼此不称同志,而称先生,交谈时警惕性都很高,一旦触动敏感的问题,就像触动神经,唇枪舌剑,不欢而散。
由于两国关系不好,我使馆官员每逢和外交部及政府部门的官员接触,常常表现出扼腕目真目的敌对情绪,但和服务局的人员则是另一种情况,彼此见面之际从不谈政治,把友谊挂在嘴上。为了感谢服务局对我馆的关照,决定在一个周末宴请服务局领导及工作人员,我们将这一想法向他们透露后,他们非常高兴,连声说:“感谢你们的这一安排,到时我们一定准时出席。”
我们听了这话心中有了底,便积极准备,宴会定于星期六下午5时,但早在星期一我们就发出请柬,他们接到请柬,纷纷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有一位暖气工,年近六旬,自我建馆就负责我们大使馆的暖气修理,对我们很热情,使馆对他印象很好。他打来电话问:他有个小孙女没有进过大使馆,可以带她来吗﹖我们当即答复:非常欢迎。
这次共发出八十多张请柬,预计可以来六十多人,这些人多是干体力活的,食量都很大,为了使大家吃饱、吃好,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食品。
星期六到了,下午5时我们早早把食品和饮料摆到宴会厅,迎客的人早早盛装以待,站在宴会厅门口准备迎接客人。
往年举行这样的活动,不少人都是提前来。今年到时间了,怎么不见一人来?我们眼巴巴地望着门口,过了一个小时还不见一人进来,最终也没有一个来,这次宴会就这样泡汤了。
事后,服务局的人来我使馆干活,我们问:“礼拜六的宴会你们为什么不来﹖”他们悄悄告诉我们,外交部不准他们来,说谁胆敢出席这次招待会,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他们这话道出了事情的真相。自此之后,连续几年大使馆再没有举行这样的活动。
2、“样板戏”和“鞠躬”事件
当时发生了两件事,反映了中苏关系的紧张程度和极“左”思想对外交工作的干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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