溃败的王朝：民国高层腐败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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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军阀陈济棠，有“南天王”之称，一生笃信阴阳命相、堪舆卜算之术，并以之为行为准绳，因此产生许多荒唐滑稽的笑话。

　　陈济棠的迷信荒诞有家学渊源。他发迹前就受母亲、两个哥哥以及妻子的影响，已很迷信。长兄陈济华，有残疾，从术士法师学医卜星相之学，颇有心得。陈济棠曾在他开设的私塾中读书，耳濡目染，幼年即迷信。他的五哥陈济湘(又名陈维周)，精通算卦之道，是家乡防城县有名的术士，陈济棠对他很崇拜，几乎言听计从。他的妻子莫秀英更是以她肚脐上的“砂痣”，与陈济棠的“砂掌”相配，而看中当时只是一个连长的陈济棠。

　　在陈济棠的军旅生涯中，有三次遇险经历。第一次是陈济棠任江西督办公署参谋长时，乘船从梧州到德庆，路遇狂风，船触礁下沉。他已淹入江中，幸有同伴用竹竿在水中搅捞，他恰好触及竹竿，顺竿上爬，保住性命。第二次是，陈济棠得救后，与黄绍竑同到广州粤军司令部办事，事毕本拟住南园酒店，因故改住东亚酒店。而就在当晚南园酒店发生枪战，有刺客要暗杀他，幸而已换住处，而得脱险。第三次是陈济棠带妻子儿女五人去广州郊外赏梅花，归途遇番禺县游击队袭击，卫兵抵抗时，陈的座车司机择路而逃，因车速过快，刹车不及，先撞在树上，后翻入河中。除陈济棠一人轻伤外，家人竟无恙。

　　三次遇险，大难不死，事本偶然，陈济棠却更相信命运。他在家里摆起了香案，设起乩坛，天天求祖上、神灵和菩萨保佑，到后来，竟发展到举凡大事小事，行动之前都要先扶乩一下，预卜祸福，再行定夺。陈济棠任用官吏、提拔干部都要先算一卦，看此人的“八字”是否与他父亲的“八字”相冲；再看此人面上或身上其他部位有无“反骨”，最后决定是否任用与提拔。

　　陈济棠既迷信，他的部下也因此制造事端，巴结奉迎，以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1932年，广东省教育厅在其后院建立省民众教育馆，挖地基时，挖出许多旧砖，其中有两块较为完整。教育厅秘书室科员曾传昭，对这古砖有兴趣，擦洗干净，发现砖的两旁有汉隶若干字，一块左边写的是：“永嘉世，天下凶，余广州，盛且丰。”右边是“岁次壬申宜公王侯陈”。另一块左边写的是：“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右边也是：“岁次壬申宜公王侯陈。”曾传昭断定这是两块晋砖。据他考证，永嘉为晋怀帝司马炽年号(公元307—312年)，琅琊王司马睿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军事，这年晋怀帝被刘聪掳去，天下无主，广州僻处南隅，未受影响，这两块砖为广州刺史陈勰所刻。由晋代到民国，相距1600多年，已经过270个甲子。千余年前壬申年的古砖，千余年后的壬申年(1932年为壬申年)发掘出来，巧合至极，砖文“宜公王侯陈”，可称一时瑞应，说来有声有色。此事经过，见之于报端。陈济棠大为高兴，亲到教育厅看古砖。曾传昭作了详细解说，并极尽吹捧能事。陈济棠当即予以重赏，并把古砖带回家中，设坛朝夕参拜。

　　翁术士巧设骗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陈济棠既好风水，一时间广东形成“看风水热”。著名术士翁半玄，到广东防城县八宝顶(陈济棠故乡)去看风水。看后对人说：“陈家这口风水在葬后一百年，发出广东第一人，陈老总有今日地位，正是这风水的缘故。”这话传到陈济棠那里，重赏翁半玄，并聘他为“大术士”。翁半玄为陈济棠看相，说他是“九五之尊”的面相，行动甚似“狮毑形”。又说：“八宝顶的陈家祖坟，只能发出广东第一人，如要大发，必须另找福地。”于是陈济棠命翁半玄，遍访广东名山大川，寻找“福地”。

　　这时另一位看风水的术士温香远，在广西花县芙蓉嶂查看洪秀全的祖坟，遍找不着，只有温姓墓地。问到一位老人，老人说温姓墓地即为洪家祖坟。当年洪秀全兵败，洪族担心“灭九族，掘祖坟”，特将洪姓改为“温”，隐名改姓居于此。温香远看了风水，认为洪姓祖坟可惜葬高了，不在“活龙口”上，如在“活龙口”上，洪秀全当年不会只拥有半壁江山。温香远在洪氏祖坟周围另选一穴，新穴附近残岩凹凸，不太美观，他雇石匠把岩石削平，把凹处填上泥土，铺上草皮。翌年春天，草色青青，整个墓穴十分美观，好似在“活龙口”上。他又把当地故老相传的“头顶芙蓉嶂，脚踏土地坛，右边覆船岗，左边莺蜂窦，狮象守大门，鲤鱼把水口，谁人葬得正，代代出公侯”的风水歌谣广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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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被翁半玄得知，立即赶来花县，听温香远如此这般一说，他也赞不绝口。到广州又添油加醋，极力向陈济棠推荐：“这地穴乃‘真穴’，能发全国第一人。”并怂恿陈济棠买下这块宝地。陈信以为真，花了3万元向温香远买下，又拨巨款营造阴宅，先把自己的生母邓太夫人的骸骨葬于此。到了安葬这天，翁半玄又故弄玄虚，说要先用糯米饭和草鞋垫底，然后安葬，这样就会“及身而发”，陈济棠也照办，梦想有朝一日，飞龙升天。

　　陈济棠部下少将参议梁朴园，常到陈家去占卦。1936年春，梁朴园和他的妻子何葆真同时神经错乱，陈派术士为梁朴园夫妇治病，结果无效，梁家只好求助于一家私立医院的黎铎医生。黎铎听说梁常去陈家占卦，就适应病人的迷信心理，进行精神治疗。黎铎来到梁家，只见梁朴园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占拜，便高声对梁说：“我是道行高深的法师，特来为你驱邪治鬼，你现在身上附有妖魔，要用‘五雷掌’轰击。”说完即装作口中念念有词，向掌心呵一口气，大喊一声，对准梁的前额拍下去，梁经这一拍，呆了一会儿，渐渐清醒，黎铎又给他注射一针镇静剂，并把他带到医院。梁到医院后，他的妻子也大发癫狂，黎铎也同样给她施“五雷掌”，带进医院，4个多月后，梁氏夫妇双双出院。梁、何一出院，广州和香港报纸大肆宣扬黎铎的“驱邪”疗法，并对陈济棠的“仁爱之心”也大加颂扬。

　　陈维周给蒋介石相面1936年6月1日，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以抗日反蒋为由的“两广事变”，其个人动机竟与相面不无关系。蒋介石在1934年3月，在江西第四次“围剿”苏区失败。回到南京后，决定抽调陈济棠的粤军从南路围攻红军，电令陈济棠派代表到南京商谈。陈济棠没有派军事代表，派了他的五哥陈维周。因陈维周自诩精于相术，想借机看一看蒋介石的“相”，这正是良机，要求乃弟满足他的心愿。陈维周到了南京，蒋介石一看，知道他并非军事代表，只是应酬了几句，就叫侍卫送客。那陈维周乘机相了蒋的“面”，随后又跑到浙江奉化溪口看了蒋家祖坟的风水。回到广州后，他对陈济棠说，老蒋断难过民国二十五年(1936)这一关，他非死即伤，如我们积聚力量，整军经武，举兵北上，可获全功，到时就能统一天下。陈济棠居然深信不疑，决定举兵反蒋。

　　举兵之初，陈济棠下令布置几处神坛，规定官兵都要“歃血盟誓”。神坛前一排长桌，焚香燃烛，香烟缭绕，桌上放着许多装了半杯鸡血的小酒杯，神坛左侧是象征蒋介石的一个草人。参加盟誓的官兵须在晚间赶到神坛前，侍卫先将每人用黑纱布遮住双眼，引至神坛前，行三鞠躬礼，然后揭开纱布。监誓员给各人发一张印好的誓词，各人在纸上签名后，站队立正，由监誓员带头宣读誓词。宣读完毕，各人将誓词交给监誓员，然后各饮鸡血酒，口中念念有词，依次走到神坛前，拿起木剑向“草人”连劈三剑，表示反蒋决心。宣誓者离开前还要高呼“拥护陈总司令”等口号。

　　部队行将北上，陈济棠让翁半玄卜了一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四字，翁半玄说：“伯南公(陈济棠字伯南)气运当阳，正是代替老蒋地位的最好机会。”这一下陈济棠信心大增，举兵直向江西、湖南。哪知举兵不久，陈济棠耗费巨资、苦心经营的空军大队(飞机40架)在蒋介石的收买下一齐飞往南昌，投奔南京政府。这时陈济棠又命翁半玄再卜一卦，卦中还是“机不可失”，原来卦中的“机”字，不是时机成熟的“机”，而是飞机的“机”。不久后，陈济棠倚之为心腹股肱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经蒋介石收买，第一个通电拥蒋。师长李汉魂、邓龙光、缪培南、张达等有的通电辞职，有的不辞而别。蒋介石兵不血刃，只用一个半月时间就平息了“两广事变”。陈济棠就此下野，以后投向蒋介石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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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也出现了一个刘神仙，其人其事在今天看来极为荒诞，但在当时风靡四川社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四川政治与军事。军阀刘湘、潘文华、唐式遵、王缵绪、王陵基、范绍增都拜倒在刘神仙门下。刘湘还聘他为军师。

　　刘神仙即刘从云，原名刘宗培，道名白鹤，四川威远县人，约生于1883年。他幼年读了些古书与星相阴阳之书，后来就挂起测字算命的招牌，以此谋生。因他工于心计，能言善道，又在乡间掌握了地主、袍哥和乡民们的一些情况，他所算的命、测的字多半“灵验”，渐渐有了名望。重庆、成都都知道刘从云其人，也有人称他为“刘神仙”，名声播扬全川。

　　这时，刘神仙计上心来，创立一个孔孟道，自称道主。利用所学的气功术，吸引道徒。他对众道徒说：“作功运气要从两腰和肚脐眼中间起，透出喉管，离顶命心冲出一寸三分高，显出一条红线，红线顶上现一颗红珠。无论行走坐卧都要想到这个红珠，自然会起变化，而且变化无穷，随心所欲。但必须严守秘密，虽夫妇间也不能泄露。”所说的红线、红珠，自然是练功时的幻觉，他把这神化一番，引人上钩。当时四川军阀连年混战，民生痛苦，民智未开，刘神仙又扬言“浩劫就要临头”，要“逃避浩劫只有信仰孔孟道”。于是不少人纷纷入道，在不到一年时间，入道者达万余人。其中有不少地方的头面人物，刘神仙把他们作为骨干，再通过他们拉拢不少中上层人物，势力逐渐渗入军政绅商各界。

　　四川大军阀之一的刘湘，1925年加入刘神仙的孔孟道，随后介绍众将领参加，到1930年，刘湘统率的第二十一军营级以上的军官有90%都参加了孔孟道。

　　刘湘对刘神仙言听计从，奉若神明，是由于一次战争。1927年，刘从云出川往汉口、上海一带活动。临行前对刘湘说，如有困难而又不便通电报写信时，可派亲信直接来找我。次年(1928)刘湘从国外买进一批枪械、子弹、飞机被蒋介石扣留，同时他的部队的驻地也受别的军阀部队的威胁。刘湘派亲信蒋尚朴去汉口找刘从云。蒋尚朴把刘湘的困难告诉他。他沉思片刻说：“枪械已无希望，我曾阻止玉宪(刘湘入道之名)不买而他不听。到了明年或许可以拿到一点子弹，由张必果(刘湘的驻京办事处长)运回。”接着他神秘地对蒋尚朴说：“你赶快回去，重庆即将有战事。告诉玉宪从速集中兵力，由他亲自出马，指挥作战。把王缵绪部由资阳、内江调回重庆。重庆交唐式遵把守，向江津赖心辉、永川刘文辉警戒；令潘文华守桃子垭，向合川陈书农警戒。”蒋尚朴回来，即按刘从云的原话告诉刘湘。刘湘照刘从云的计划作了布置。一个月后，杨森、罗泽洲、谢德堪等部，果然联合进攻重庆。由于刘湘有备在先，杨森部大败，川东29个县的防地都被刘湘抢去。经过这一次胜利，刘湘对刘从云更为信仰。

　　1929年上半年，刘湘再次派蒋尚朴去汉口迎接刘从云回川。刘从云乘船浩浩荡荡溯江而上，船到重庆时，潘文华、唐式遵率全体道徒早在朝天门码头迎候。一时鼓乐喧天，鞭炮齐放，观看者众，万人空巷。“二刘”(刘湘和刘从云)重聚，刘湘正式尊他为军师，在重庆江家巷买了一所大房子并加以装潢，花去银元4万余元，作为刘军师驻节之所，每月还送他生活费300元。然而刘从云并不以此为满足，常借乩笔“指示”要刘湘把军事、政治、财政的权交给他，刘湘既不敢当面违背神的意旨，又不愿把这三权交出来，只好敷衍他拖着。

　　刘从云既在重庆安身，他想四川在三国时为蜀国所在，他恭维刘湘是刘备再世，他自己以诸葛孔明自诩，于是也仿孔明的“隆中对”，对刘湘说：“你要内联邓锡侯、杨森、刘文辉、李家钰、罗泽洲、田颂尧等四川各路诸侯，外统云南的龙云、贵州的王家烈，把西南半壁打成一片，一俟时机成熟，即可问鼎中原，立大业，成大事。”刘湘一听，正中下怀，把他的话置之座右，逐日都看一遍。为着显示他的道法威力无边，刘从云于1929年阴历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在重庆南岸真武山举行三天的“移星转斗”的“收缘大会”。除重庆一处的道徒外，周围四县的徒众也都来参加。这个会以“磕头烧香，求神求天，恢复道徒灵性，使他们能够参预国家大事”为主旨。刘从云在真武山坝里点燃3684盏灯，三昼夜不息。会后，刘湘请众道徒吃了一顿丰盛的饭，并送牙筷一双、毛巾一条。“收缘大会”开过一个多月，又从重庆周边四县的坛馆里选出100名青年道徒，集中在重庆南岸大佛寺训练，定名为“百子训练班”，表面却挂着二十一军干部训练班的招牌。训练学科是典范令的摘要，术科是“神仙降体”的方式教授白刃战。如黄忠降体大耍宝刀。后来，刘湘以这100人为骨干，成立二十一军模范师，刘湘自任师长，下设三个旅。第一旅旅长没有任命，实际是由刘从云代领。这样，刘湘就有海、陆、空、神四大兵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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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刘文辉与刘湘叔侄两人为争夺“蜀王”宝座发生火并。本来，二刘旗鼓相当，胜负难分。但由于刘湘听信刘神仙，早与各军阀和好结盟，因而战端一开，刘文辉即四面受敌，攻势受阻。双方激战半月余，刘文辉自知难以持久，主动派人讲和，战事暂告结束。

　　不久，邓锡侯与刘文辉为争夺烟税又爆发“毘河之战”。邓锡侯的兵力薄弱，形势很不利。邓亲自到资阳阳化场秘密会晤刘从云，请他代为向刘湘请求帮助。刘从云得了邓的好处后，果然把邓的来意转达刘湘。当时刘湘正想乘机攻击刘文辉，按刘神仙的意见，给邓锡侯20多万元军饷，40多万发子弹，并以“安川”为名，从侧背向刘文辉发起进攻。因此刘文辉一败岷江，再败成都，最后率残部退往雅安。事后，刘文辉探究失败原因，方知邓锡侯是得到刘神仙的帮助才转败为胜的。于是派他的亲信吴晋航带着重礼也悄悄到资阳见刘从云，请他转圜要刘湘不再穷追。刘从云果不负所托，向刘湘进言：刘文辉气数尚未尽，不必再追了。不妨再给刘文辉一些帮助，留条后路。刘湘听从他的话，拨给刘文辉款项10万元，棉军服1万余套。

　　四川大小军阀就这样被刘从云纵横捭阖玩弄于掌股之上。

　　红军砸碎神仙牌然而好景不常，刘从云的神仙招牌，终于被入川的红军所砸碎。

　　193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在通、南、巴建立军事根据地。革命烈火燃遍四川。蒋介石本要让中央军入川，被刘湘拒绝，乃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指挥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唐式遵、刘肇乾(刘存厚胞弟)等部进攻红军。其中唐式遵所指挥的王陵基、范绍增、陈兰亭等部都是刘湘的“精锐”，共约5万人。全部共有140多个团，刘湘拿出血本，妄图在一个半月一举歼灭红军。当时刘湘本人坐镇成都遥控各军。各军所有进攻计划，甚至行军日期、行军路线，都由刘从云扶乩决定。尽管这样，刘从云仍不满足，他授意各军中的道徒推荐他到南充坐镇指挥前线军事；他又降乩请到关公(即关云长)，说关公指定他作军事委员长。刘湘同意了。接着刘从云发出就职通电，似乎他的“四川剿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与蒋介石的军委会委员长可以相抗衡。

　　刘从云在南充就职时大放厥词：“只需三十六天，我将三十六天罡招齐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共匪铲除。”据许世友将军的回忆，当时他是年轻的师长，守着大面山阵地。一场极为残酷的战斗。敌军迷信有三十六天罡助阵，冲锋时像蝗虫一样满山遍野往上涌，大面山阵地成了人的海、血的河……指挥所里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大面山能不能守住啊！”是张国焘的声音。“放心吧！有我姓许的在就有大面山！”“敌人人多吗？”张国焘的话音沮丧。“兵不在多贵在精。刘湘就那么两下子，没啥了不起。保不住阵地，我提着脑袋去见你！”敌人又冲上来。许世友抽出背上大刀，飞身冲进敌阵。惊天动地的肉搏战！敌人败下阵去，许世友看手中的纯钢大刀竟缺锋少刃豁牙裂嘴。

　　红军开始反攻，克南江，占通江，下巴中，直逼仪陇，田颂尧的人马溃不成军，杨森七道防线全被冲破，其余各路川军也相继败北。全川上下惊恐震荡，官佐绅商纷纷逃窜。刘从云诿过于唐式遵，说唐不执行他的军事计划。其实他的计划极为荒唐，军队出发不但要按吉日良辰，而且指定“行军大吉”的方向；有的军队照他的计划办，几乎走上悬崖绝壁，传为笑柄。刘从云见事不妙，仓皇乘飞机逃回成都。刘湘部下纷纷要求杀刘从云以谢川人。刘湘无可奈何，在1935年初把刘神仙礼送出境。刘湘自己也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及二十一军军长之职。唐生智的“佛”字军中国旧军队中有一支稀有的佛教军。5万官兵都摩顶受戒成为佛教徒，佩戴一枚圆形胸章，正面是一“佛”字，背面是“大慈大悲，救人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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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刘文辉与刘湘叔侄两人为争夺“蜀王”宝座发生火并。本来，二刘旗鼓相当，胜负难分。但由于刘湘听信刘神仙，早与各军阀和好结盟，因而战端一开，刘文辉即四面受敌，攻势受阻。双方激战半月余，刘文辉自知难以持久，主动派人讲和，战事暂告结束。

　　不久，邓锡侯与刘文辉为争夺烟税又爆发“毘河之战”。邓锡侯的兵力薄弱，形势很不利。邓亲自到资阳阳化场秘密会晤刘从云，请他代为向刘湘请求帮助。刘从云得了邓的好处后，果然把邓的来意转达刘湘。当时刘湘正想乘机攻击刘文辉，按刘神仙的意见，给邓锡侯20多万元军饷，40多万发子弹，并以“安川”为名，从侧背向刘文辉发起进攻。因此刘文辉一败岷江，再败成都，最后率残部退往雅安。事后，刘文辉探究失败原因，方知邓锡侯是得到刘神仙的帮助才转败为胜的。于是派他的亲信吴晋航带着重礼也悄悄到资阳见刘从云，请他转圜要刘湘不再穷追。刘从云果不负所托，向刘湘进言：刘文辉气数尚未尽，不必再追了。不妨再给刘文辉一些帮助，留条后路。刘湘听从他的话，拨给刘文辉款项10万元，棉军服1万余套。

　　四川大小军阀就这样被刘从云纵横捭阖玩弄于掌股之上。

　　红军砸碎神仙牌然而好景不常，刘从云的神仙招牌，终于被入川的红军所砸碎。

　　193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在通、南、巴建立军事根据地。革命烈火燃遍四川。蒋介石本要让中央军入川，被刘湘拒绝，乃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指挥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唐式遵、刘肇乾(刘存厚胞弟)等部进攻红军。其中唐式遵所指挥的王陵基、范绍增、陈兰亭等部都是刘湘的“精锐”，共约5万人。全部共有140多个团，刘湘拿出血本，妄图在一个半月一举歼灭红军。当时刘湘本人坐镇成都遥控各军。各军所有进攻计划，甚至行军日期、行军路线，都由刘从云扶乩决定。尽管这样，刘从云仍不满足，他授意各军中的道徒推荐他到南充坐镇指挥前线军事；他又降乩请到关公(即关云长)，说关公指定他作军事委员长。刘湘同意了。接着刘从云发出就职通电，似乎他的“四川剿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与蒋介石的军委会委员长可以相抗衡。

　　刘从云在南充就职时大放厥词：“只需三十六天，我将三十六天罡招齐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共匪铲除。”据许世友将军的回忆，当时他是年轻的师长，守着大面山阵地。一场极为残酷的战斗。敌军迷信有三十六天罡助阵，冲锋时像蝗虫一样满山遍野往上涌，大面山阵地成了人的海、血的河……指挥所里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大面山能不能守住啊！”是张国焘的声音。“放心吧！有我姓许的在就有大面山！”“敌人人多吗？”张国焘的话音沮丧。“兵不在多贵在精。刘湘就那么两下子，没啥了不起。保不住阵地，我提着脑袋去见你！”敌人又冲上来。许世友抽出背上大刀，飞身冲进敌阵。惊天动地的肉搏战！敌人败下阵去，许世友看手中的纯钢大刀竟缺锋少刃豁牙裂嘴。

　　红军开始反攻，克南江，占通江，下巴中，直逼仪陇，田颂尧的人马溃不成军，杨森七道防线全被冲破，其余各路川军也相继败北。全川上下惊恐震荡，官佐绅商纷纷逃窜。刘从云诿过于唐式遵，说唐不执行他的军事计划。其实他的计划极为荒唐，军队出发不但要按吉日良辰，而且指定“行军大吉”的方向；有的军队照他的计划办，几乎走上悬崖绝壁，传为笑柄。刘从云见事不妙，仓皇乘飞机逃回成都。刘湘部下纷纷要求杀刘从云以谢川人。刘湘无可奈何，在1935年初把刘神仙礼送出境。刘湘自己也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及二十一军军长之职。唐生智的“佛”字军中国旧军队中有一支稀有的佛教军。5万官兵都摩顶受戒成为佛教徒，佩戴一枚圆形胸章，正面是一“佛”字，背面是“大慈大悲，救人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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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提倡护生戒杀，而军队以杀伐为能事，二者相互矛盾、背离。这是民国的一件奇事。

　　奇事的制造者是两位奇人：唐生智与顾法师。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县人，1889年生。他是将门之后，祖父唐本有曾任广西提督。1907年，唐生智毕业于陆军小学，后又进陆军中学，以成绩优秀，保送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校长蒋百里所赏识。保定毕业分配在湖南混成旅当见习军官。在讨伐袁世凯的护法战争中，显露才华。由排长、连长逐步升至团长、旅长。在湖南各派混战中，赵恒惕一派获胜，属赵派的唐生智升任第四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驻兵衡阳。他招兵买马，大力扩充部队，很快拥有5万人枪，实力遥居湘军之首，他俨然以“湖南王”自居。

　　1923年夏天，有一位僧人直闯唐公馆，向唐生智献计。“你的处境非常危险”，僧人的第一句话，使唐生智吃惊，“危险有：一是赵恒惕对你深有戒心，并不完全信任；二是湖南派系众多，都在谋算你；三是衡阳毗邻广西，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虎视眈眈，你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危险。”这一席话，使唐生智动了心，向僧人问自救之道。“按我愚见，不如东与吴佩孚虚与委蛇，西与新桂系暗中联络，从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一举而克全湘。”这正说到唐生智心坎里，立刻请僧人上坐，后来把他留在军中。

　　这位僧人法号净缘，姓顾，俗名伯叙。江苏武进人(另有人说他是扬州人)，佛教密宗居士(居士就是在家的佛教徒，受过三归五戒的人)。顾伯叙信仰佛学，但不赞成自残肌肤的受戒，所以当了居士。

　　顾法师被留，与唐生智相见恨晚，唐对他言听计从，尊为老师。不久，唐为他在长沙建造一座“二学园”作为顾的讲经谈法之所。顾定期宣讲佛法。唐部文武官员纷纷投拜在顾的门下。唐的5万官兵也都摩顶受戒成了佛教军。

　　顾法师行径反常。佛教徒应清心寡欲，但他拥有六房姨太太，最大的不过30岁，小的不过17岁。他虽劝人戒杀，但他却并不吃素，每天宰鸭杀鸡，奇怪的是他只吃鸡鸭内脏，余下的就赏给别人。同时他又善饮，一次能喝白兰地两大瓶。顾法师到唐生智部的第二年(1924)春，湖南霪雨成灾，人心不安。唐生智向顾法师求教。“我可以设坛求晴。”顾法师笑着表示。在衡阳南门外，按顾的指示搭起高台，八名童男童女，斋戒沐浴。在连绵阴雨中，顾法师登坛诵经念咒，如此表演一番，也许是巧合，天公忽然雨止云开，并放出阳光。台下成千上万的百姓与士兵，山呼万岁，从此衡阳军民把顾法师敬如天神。接着顾法师又在衡阳办了个金光明法会，宣扬佛法，扩大他的影响。

　　针锋相对　佛门斗法唐生智不断扩充军队，整军经武，以顾法师为军师。消息传到长沙，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坐卧不安，担心唐生智要抢夺他的位置，召集谋士商量对策。第二师的秘书长萧汝霖献计，推荐一位姓白的喇嘛来长沙，也办金光明法会，与顾法师针锋相对，来个“佛门斗法”。那白喇嘛，又称“白居仁尊者”，年50余岁，出生于青海，身材魁梧，肥头大脸，身穿团花大黄袍，当时正在孙传芳手下当谋士，从南京来长沙，住长沙北门外开福禅寺，筹备设坛开法会。众多达官贵人前来拜见。白喇嘛都面授六字真言：“唵、嘛、呢、吧、咪、吽”，要朝夕念诵，有病可治病，无病也消灾，死后可升天。消息传开，拜见活佛的人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

　　半月后，白喇嘛主持的金光明法会举行了。坛上四角有二对童男童女，白喇嘛居中坐定，“慧眼”童子(白喇嘛门徒)站立一旁，烧纸后，白喇嘛向上天祈祷，赐福给赵恒惕，降灾于唐生智。法事完毕，白喇嘛向台下10万观众施吉祥水。人们争先恐后，踹死者甚众。

　　正当赵恒惕得意时，唐生智与顾法师商量要赶赵恒惕下台，唐的第四师开到衡山布起防线，炮口直指长沙。

　　唐生智的父亲唐承绪，本在省政府担任实业厅长，突然一夜间全家不知去向。于是长沙谣言纷起，唐生智部要攻长沙。

　　又有消息，唐生智已倒向广州政府，派出代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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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顾法师的部署，赵恒惕自知没有兵力可抗唐部，决定自动下台。唐生智如愿以偿当了湖南省省长。顾法师得首功。

　　唐生智刚坐上省长宝座，赵恒惕得到北方军阀吴佩孚支持，准备卷土重来。唐向广东革命政府联系求援，北伐军暂时不能出动。湖南方面，原来亲赵的部队蠢蠢欲动，唐生智陷入两面夹击中。听顾法师计，先向吴佩孚妥协，因条件太苛而破裂。

　　唐生智与吴佩孚交战，结果唐败退出长沙。正在这时，广东革命政府出兵北伐，任命唐生智为第八军军长。在张发奎、叶挺部打进湖南后，唐生智重回长沙，挂起青天白日旗。从此，唐生智开始了他的纵横捭阖的军事生涯。顾法师跟着唐生智参赞戎机。

　　奇计失效　乱军脱逃1929年冬，依附蒋介石的唐生智部，接受蒋的命令讨伐冯玉祥。进展顺利，在巩县、洛阳一带击退冯部，这时顾法师献计：“如今武汉空虚，何不回师武汉，生擒蒋介石，来个挟天子令诸侯。”唐生智深以为然，与冯玉祥握手言和，自称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讨蒋。唐部回师郑州，沿平汉线南下，直逼武汉。当时武汉并无重兵，蒋介石手忙脚乱，如果唐部一鼓作气，蒋就会束手被擒。当时蒋在一辆专列上指挥作战，身边警卫不多。但是乘胜前进的唐部，到了确山、驻马店附近停了下来。这是因为顾法师的意见，要等黄道吉日才好开战，同时正逢漫天大雪，用兵不便。哪知蒋介石却利用这机会，分化、瓦解唐生智与冯玉祥、阎锡山的联盟。驻守南阳的原来拥唐讨蒋的杨虎城(任警备司令)，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偷袭唐生智的指挥部。这时唐生智与顾法师正在围炉赏雪。闻变后，唐顾两人从乱军中逃出。

　　1937年11月，在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蒋介石命唐生智担当守卫首都重任。顾法师与唐生智到栖霞寺求签预测吉凶，签语是：“仙鹤出笼，凡事先凶后吉。”顾解释签语：“您从此可以摆脱蒋介石，飞上九重天了。”结果唐丢失南京，国人纷纷要求杀唐生智以谢天下。抗战期间，一直未起用唐，顾法师也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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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令蒋中正这里先说说民国官场里的绝无仅有的现象。这就是不同的两个部门的主管蒋介石相互驳倒、顶回。形成蒋介石交办，蒋介石批复。

　　国民政府初建时，那些“阔差事”、“高利益”争夺的人很多，而所谓“清水衙门”如教育部，问津者较少，于是就为CC系独占。不过究竟粥少僧多，后来连这个“清水衙门”也为人所眼红。如中央大学校长就成为许多人争夺的对象。这一来就闹得不可开交。自然蒋介石有办法，中央大学校长由他自己兼任。这固然吵不起来，但有一个时期就产生这样的情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再兼教育部长，再兼中央大学校长。于是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令行政院长蒋中正，转令教育部长蒋中正，再转令中央大学校长蒋中正。

　　如果相安无事，这样的情况倒还可以。但官场中哪能“精诚团结”，常常要闹出些事来。有一次，中央大学要增聘几位名教授来撑场面。这时中央大学掌握实权的是教务长和训导长。他们各自要推荐自己的私人。在教育部里掌权的是政务次长与常务次长，中大的教务长和训导长分别是两位次长的亲信，有不同的靠山。于是教务长以“校长蒋中正”的名义顶回“教育部长蒋中正”，而“教育部长蒋中正”又再令“校长蒋中正”必须接受，一来一往各不相让。两位教育部次长，又分别以“教育部长蒋中正”的名义，去请示“行政院长蒋中正”，僵持一个时期，恰好有一位名教授从北方到南方来，他就是音韵训诂学家黄侃(季刚)。他的名望使中大的两个掌权人物都不能有异议。然而要请这样一位学者并不容易，后来动了多少脑筋，托请许多名流，甚至请了章太炎(黄侃之师)，才把黄季刚请到。

　　黄季刚在中央大学执教，又因发生意外，没有全始全终。那时在中央大学兼课的人颇多，有些是政府要员。这些人都是西装革履，汽车出入，没有汽车的至少也是私人包车。而黄季刚平常总是穿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看来有些土气，步行出入。有一天，下着雨，黄先生穿着钉鞋来上课。这钉鞋，现在年轻人是无法看到了。这鞋40年代在农村很盛行。它是布制的，鞋帮一次次刷上桐油，鞋底上钉了许多铁钉。这种鞋下雨天走乡间的烂泥路很好，不会滑倒。而当时城市里已是柏油马路，一般老百姓都穿套鞋(橡胶制的雨鞋)，没有人穿钉鞋。何况是堂堂大学教授，穿套鞋可算是大众化了，哪有穿钉鞋的呢。这天，课后天已放晴，黄先生换了双布鞋，把钉鞋用报纸包好，挟着走向中大的校门。大门上恰好是个新门房，不识这位大师，又是势利眼，走上前来盘问，坚持着要检查这纸包。黄先生不和这门房争辩，就把纸包交给他，自己快步走出校门，从此就不再去上课。系主任发现黄先生有好多天没有来，以为生病了，就告诉文学院院长，两人一商量，带了些礼物来到黄府看望、问候。问起这些日子未去上课原因，黄闭口不言。文学院院长和系主任，只好怏怏回去，觉得事态严重，报告教务长和训导长，两人自知没有办法，找到朱家骅。朱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重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荒唐！荒唐！是可忍，孰不可忍？”朱家骅代表学校再三道歉，黄始终不快。中大后来又请几个名流去劝驾，黄还是不肯到校。金陵大学听到这消息，赶快去聘请，黄侃到了金大，后来一直在金大执教以终，年仅49岁。

　　这是前面的蒋中正令蒋中正引出的一段插话。

　　“委员长大家可以用”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场中，曾流传过一句话：“委员长大家可以用。”这话的意思是，蒋介石办事独断专行，常常不和有关方面通气，兴之所至，乱批条子，形成各部门都以蒋的批示为盾牌，引发重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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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百岁才去世的孙越崎(曾负责资源委员会)，从30年代起就和蒋介石有接触。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两件事。

　　1942年9月，蒋介石到甘肃油矿局玉门县老君庙矿场视察。其实他并不是专为视察而来，而是陪宋美龄飞嘉峪关，从嘉峪关机场送她去迪化(乌鲁木齐)，目的是拉拢：（      才反共和投蒋。蒋介石在那里逗留一周，专等宋美龄回来，在此期间，他就近视察玉门油矿。

　　孙越崎当时是玉门油矿总经理，一周中陪着蒋介石看了油矿的各个部门。当时油矿惨淡经营，困难重重，孙提出一些困难请蒋解决，当时蒋没有具体答复。蒋回到重庆后，发一个电报给孙越崎，内容有四点：(1)感谢孙在油矿对他的招待；(2)要孙草拟一个战后经济建设计划；(3)要孙保举人才；(4)寄给孙一本专用密电码，可与他直接通信联系。此后孙越崎精心考虑并草拟一个经济建设计划，还考虑了保举的人才，等回重庆时向蒋面述。

　　不久，孙越崎回到重庆，听到翁文灏说，蒋介石要他和陈立夫一起研究拟订一个战后经济建设计划。三天后，侍从室来电话，要孙去见蒋。坐下后，孙越崎说：“您要我订的战后经济建设计划，已经拟好草案带来了。不过，听说您已叫翁文灏、陈立夫两先生拟了。”蒋介石若有所悟地答道：“有这回事。你就给他们提供意见吧。”谈到保举人才，孙越崎保举了10个人，主要是两种人才，一种是学经济的，一种是学工程的，都详列了被保举的人的学历、经历、现任工作职务等。蒋略看了这张表格，说：“这些人现在都有重要工作岗位，我请你保举的，是现在没有重要工作，但在经济建设方面有真才实学，可到我侍从室里，在我身边，帮助我做工作的人。”孙越崎一听，知道蒋介石的主意变了，忙说：“我不知您的意图，待我再考虑考虑。”以后不了了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各个军政机关，纷纷派员抢先在各个收复区接收敌伪产业。这是一大财源，谁都不肯落后。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为了不失时机把这批财富抓取到手，先后成立由行政院领导的四个地区的敌伪产业处理局。孙越崎被任为行政院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于1945年11月30日到达北平，立即开展工作，通令河北、平、津区所有中央和地方各接收机构均要遵照行政院规定，把所接收的敌伪产业与物资，从速造册报送处理局统一处理，一律不得各自处理。各接收机关对这通告置若罔闻，谁肯把已吃进去的肥肉再吐出来。而在处理局成立之前，华北最高军政机关的北平行辕就成立了相应的清查委员会，反要把处理局置于他们的领导之下。

　　正当处理局的工作难于开展之际，1945年12月中旬，蒋介石于日本投降后第一次到北平视察。华北的封疆大吏和地方官李宗仁(北平行辕主任)、孙连仲(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熊斌(北平市长)、张廷谔(天津市长)等纷纷以华北人民深受敌伪剥削，生活十分痛苦为借口，条呈蒋介石准许把接收的敌伪产业交华北各地方机关处理，作为救济之用。蒋介石为笼络地方军政人员，根本不和行政院电商，就一概批准，并把这批示交处理局照办。处理局局长孙越崎接到批示副本，感到这和行政院设置敌伪产业处理局的原意不符，就面见蒋介石作了说明，还代蒋拟好一个批示：“华北敌伪产业应照行政院规定，由处理局统一处理。”蒋当面批示照办。他根本不去想，他前后的两个批示，互相矛盾，互相抵触。蒋介石一走，地方当局就抢先把蒋对处理敌伪产业的批示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加上地方当局都是实力派，孙越崎虽然也有“圣旨”(蒋的批示)，仍无法抗衡。直到宋子文亲来平津，并得到李宗仁的合作，局面才打开。

　　通过这两件事，孙越崎说，我在和蒋介石的接触中，深深感到蒋介石的办事独断专行，杂乱无章，他乱批条子，使中央和地方无所适从。有关处理敌伪产业，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

　　办事三妙法有一本《厚黑学》，早在解放前就流行。该书涉及的是社会弊端和官场陋习。所谓厚黑是指有些人脸皮厚良心黑，因此在社会上无往而不利。这当然是作者的一种愤激之言，寓讽刺与鞭挞的作用。

　　要说民国官场中，这种脸皮厚良心黑的人确实不少，同时官场里也流传几种办事的妙法。

　　一曰：锯箭法。

　　身负箭伤的人去请外科医生诊治。那支箭深深射进肉里，箭杆露在体外。医生在伤口处清创，把体外的箭杆，拦腰锯断，说治疗已完事。受伤者奇怪了，明明箭头还在肉里，怎么说已完事，与医生争执。医生哈哈大笑，说：“你不知道我是外科医生吗？箭在体外的部分我已给你去掉了，在肉里的部分要请内科医生。”这病家也就不好说什么，忍着痛再去找内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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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箭法运用在官场，本来在一个部门可以而且应该办好的事，这个部门办了一部分，就推给另一部门。两个部门都振振有词，就像内科、外科之分。这特别是在业务交叉的两个部门，比如农工部与实业部常常互相推诿，有时干脆一家都不办。

　　二曰：补锅法。

　　挑着担子满街游走的补锅匠，接到要补的铁锅，收费是按补上去的铁子的多少计费的。明明是原来只有一个小眼似的洞，他拿起铁头，噼噼啪啪，给你把小洞敲成大洞，然后补上去的铁子就不止一个。主人问：“我原来是小洞呀！你把它敲成这样大，这怎么说呢。”补锅的自有道理，他说：“你看起来是个小洞，但你知道吗，周围的部分早已锈蚀了，光补这小洞，不但搭不牢，而且很快周围就要变成大洞，你再补划算吗？”主人听了，只能说：“你就这样补吧。”

　　补锅法也成了官场的办事妙法。这公事本来是小事一桩，无须花多少时间和力量就能办好的。经办人对来人说：“这事难得很呢，单在我这里办不好，还要惊动其他部门，你摆在这里等着吧。”去了一次，没有办好，两次三次，使来人感到为难透了。一待火候已到，求办事的人先后已送过些东西，这事才终于办好。三曰：紧慢法。

　　一件公事开始雷厉风行，限时办好，期限一过就慢慢地拖着，拖到最后就烟消云散、虹消雨霁。

　　1931年，长江以南的苏、浙两省，发生水灾。邻近首都所在，事关非常，上峰层层下令，从速开展救灾，安置灾民。行政院命令一日数催，江苏省府的公文更急如星火，要受灾县速报灾情和灾民数字，待统计好报上去，嗷嗷待哺的饥民已成饿殍，幸经地方慈善团体的救助，才稍刹灾情。最后等到中央的救灾物资运到，灾情已近尾声。

　　民国官场既充斥上述办事妙法，那办事效率也就可想而知。

　　八面玲珑“琉璃蛋”

　　说到民国官场的办事效率，有几个首脑人物是典型的官僚，他们的行事颇为官场“增色”。

　　谭延闿，字组庵，湖南茶陵人，1876年生，1930年去世。他曾任国民政府代主席、行政院院长。官方把他说成是一个“文武兼资、倾向革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然而有人认为他虽历任军职，却不懂军事，他在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不过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典型角色。因他为人处世圆滑，故称之为“琉璃蛋”。

　　辛亥革命前，谭延闿是湖南督军。1912年国民党成立时，谭加入了国民党，并取得了国民党湖南支部长的位置。这年10月，黄兴回到长沙，谭延闿组织召开“欢迎黄兴先生大会”，跟随黄兴左右，形影不离。当时他建议把长沙新开辟的小西门改名为“黄兴门”以讨好黄兴。

　　谭延闿虽然加入了国民党，但和君主立宪派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君主立宪派由“共和党”改组为“进步党”，逐渐成为袁世凯的政治工具。谭延闿左手挟黄兴、宋教仁以见重于国民党，右手挟熊希龄、范源濂暗中通款于袁世凯。他对湖南南北两个邻省的军事领袖——湖北都督黎元洪、广西都督陆荣廷都极尽拉拢联络之能事。对于湖南的一些政客和下野军人，大多给以名义。一时间，湖南都督府所委的顾问、参议、差遣，多到不可胜数。这些人外穿纱马褂，内衬布徽章招摇过市。因此谭有“八面玲珑”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