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自杀 因恐惧北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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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
王国维（1877年—1927年6月2日），字静安，又字伯隅，晚号观堂（甲骨四堂之一），浙江嘉兴海宁人，国学大师。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被称之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甲骨四堂之一。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著述甚丰，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古史新证》、《曲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62种。
生平
* 1893年中秀才。
* 1899年进上海《时务报》，业余去罗振玉东文学社学习外文及理化，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 1901年秋，受资助赴日入东京物理学校。次年夏，因病回国。
* 1903年起，任教于通州和江苏师范学堂，讲授哲学、心理学等。写出《红楼梦评论》等多篇哲学、美学论文。后自编为《静庵文集》，于1905年出版。
* 1907年，北上，任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期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
* 1911年，东度扶桑。
* 1916年，回国到上海讲学，并编辑学术刊物，兼任哈同所办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又为藏书家蒋汝藻编《密韵楼书目》，并参加纂修《浙江通志》。
* 1917年，著《殷周制度论》。
* 1923年，应逊帝溥仪之召，北上就任“南书房行走”。
* 1925年，应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讲授经史小学，并研究汉魏石经、古代西北地理及蒙古史料。
* 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死因说法不一。
自杀
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听闻北伐军枪毙湖南叶德辉和湖北王葆心（王被杀是谣传），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自溺北京昆明湖。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遗书内容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论，一般学者论点有所谓的：“殉清说”、“逼债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像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根据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一书第四章“天津的"行在" (1924 - 1930)”中说法，王国维早年受罗振玉接济并结成儿女亲家，然而罗振玉常以此不断向王氏苛索，甚至以将王氏女儿退婚作要胁，令王国维走投无路而自杀。
评价
* 晚年胡适曾回忆王：“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 关于《殷周制度论》（1917年）一书，旅美作家李劼认为：“从《殷周制度论》所揭示的殷周之异稍稍跨前一步，人们就可以发现，中国曾经是一个民主的联邦国家。虽然那样的民主联邦与美国式的联邦合众国颇有异趣，但在本质上却是完全相同的。也即是说，民主和联邦，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特产，并不是美国特有的国情，而同样也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最为始源的传统。”
王国维自沉的前前后后（上） 作者:杨墨
王国维之死真的就像一个谜。从他自沉之日算起，到现在已经足足七十余年，这个谜也仍然没有被人猜破。在诸多的论述中，总觉得诸位先生是站在“理解”的角度上来“理解”王国维之死。而在我看来，弄清王国维自沉前前后后的一些基本的事实，才有可能更贴近王国维的自沉之谜。
赵万里《王国维年谱》中有一段记载，值得我们的注意：
去秋以来，世变益亟，先生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
值得注意者有１．世变益亟；２．“以津园为念”，也就是时时系念于逊帝溥仪之安危；３．王国维忧伤过甚；４．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从这一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国维的自杀，首先是外因，然后再加上内因，当内因与外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极度矛盾中的王国维，就只有一死了之了。
先说外因。
1926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迨国民革命军占有湖北之后，中国**d在湖南发起了农民运动。在农民运动中，一些人被清算和杀死。在北伐途中，有二位学者被杀：叶德辉和王葆心。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又字奂份，号直山、直心，又署＿园。湖南长沙人，祖籍江苏吴县。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官吏部主事，不久辞归。这农民运动中，叶德辉被杀，实属事出有因。1927年北伐军到长沙时，他正打算远走日本，名为讲学，实为避祸。后来叶得知革命军中，其中不少是自己的门生故旧，所以就放弃了原来的出国计划。但当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并进入高潮时，这个曾经自诩“同民众没有恶感”的人，却对工农群众进行大肆攻击。在他起草致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蒋介石等人所谓农民协会十大罪状的电文被扣压后，他又写了一副肆意谩骂农民的对联：
农运宏开，稻梁菽麦黍稷，杂种上市；
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
横披是“斌尖卡傀”。另外他还说农运干部一个个“不文不武、无大无小、无上无下、不人不鬼”等。叶德辉在劫难逃，4月10日夜，他被农民自卫军抓获，14 日（一说11日）的上午，湖南工商学各界团体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叶德辉被特别法庭公审判处并执行死刑。其招祸的原因，当不止是因叶氏作了一副攻讦农民协会的对联而已。他从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湖南农民运动，他都是一直站在对立面的一个地方权势的反对派人物。据程千帆的记载，叶德辉的被杀，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的。①
尽管叶的为人不好，然而他的被杀，在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当王国维得悉叶德辉被杀的消息后，在学生面前露出了极大的不安。容庚在《甲骨学概况》中这样说过：王国维在自沉之前，曾专门拜访过容庚一次。王国维谈到了**d杀叶德辉的事，并深表忧郁。这时王国维是垂着长辫的。他说：“共军来，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容庚没有别的话来劝慰他，只说，即使**d来了，也不至于这样的吧。②
罗继祖在《观堂书札再跋》一文中，曾提及在他父亲罗福成处看到王国维自沉前写给罗振玉的一封信，写在两张八行纸上，其中谈到叶德辉的死，但具体怎么说，看到的人也记忆不清，此信原归旅顺博物馆收藏，十年动乱中佚失③——从这一点看，王国维之自沉与叶德辉的被杀有关则是肯定的了，只是相关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而已。
此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卫聚贤正好要回山西省亲，临行前向王国维辞别。王国维曾向卫聚贤询问：何处可以避难？卫答：山西省可以，阎锡山又善变，国内几次大变动，他都避免过了！王国维问：我去了生活费如何维持？卫答：我们几位朋友，办了一间兴贤大学，王先生在那里教书，月薪只能给一百元，居住在山西省风景区晋祠，距学校三十里，洋车两点钟可拉得到，那里，学校的校长有洋房可住，每月来校上课一次。王国维说：我的书不够。卫说：山西省图书馆有书，私人也有藏书，都可以借。④
王国维自沉的前夕，国民革命军进抵郑州。黄河南岸已经全部被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华北顿呈旦夕不保之势。
据柏生《记静安先生自沉始末》一文，当国民革命军在1927年的4、5月间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大败张作霖的奉军于河南直逼山东、河北时，北京就已经感到极度的恐慌。在6月1日，柏生曾在王国维身边侍奉，王国维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这一天的晚上，柏生与谢国桢一同到王国维的西院十八号住宅，言谈中也谈到时局的问题，王国维神色颇为黯然，似乎在沉思着应该到什么地方去避难，因为那些平时持与国民革命军政见不同的人，都已经找地方避难去了。
随着北伐军的日渐临近，作为古都的北京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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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梁启超《与顺儿书》谈及时局问题时提到了对**d的恐惧：“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最多也不过保持年把命运罢了。将来破绽的导火线，发自何方，现在尚看不出。大概内边是金融最危险，外边是蒙古边境最危险。南方党军已到潮落的时候，其力不能侵北，却是**d的毒菌在社会传播已深，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真是不了……再过两礼拜，我便离开学校，仍到北戴河去，你们来信寄天津或北戴河便得。”⑤梁另有一信，即使今天读来，也能感受到其中掩抑不住的恐慌：“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骤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阅成绩恰已完功，本年学课总算全始全终，良心上十分过得去。今日一面点检行李，下午急急带着老白鼻往坟上看一趟，整夜不睡，点着蜡结束校中功课及其他杂事，明日入城，后日早车往津……津租界或尚勉强可住，出去数日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不得已或避地日本，大约不消如此。我本身无特别危险，只要地方安宁，便可匿迹销声，要住若干时日，北京却险极，恐二叔也要逃难。”⑥比王国维更具社会声望和活动能力的梁启超尚且如此“恐惧”，那么，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王国维，又怎能不更加恐惧呢！

在这样的氛围里，王国维所怀抱的“道德信念”，由于“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而变成了不合时宜，也显得那么软弱无力。

在王国维自沉前的三天，他的好友金梁曾经到清华校舍来看王国维。素来平静的王国维却显得忧愤。金梁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余转慰之，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⑦看来，在挚友面前，王国维已经露出并不讳言自己要自沉的想法了。

但这次自沉的意图，却有明显的“殉清”的意思。

快要放假了。师生离别在即。姚名达负责这次集会。姚名达首先去问知工字厅的日程安排，得知只有五月二十九日晚、六月九日晚以及六月一日的中午有空闲时间。当姚名达征求同学的意见时，有人认为五月二十九日太早，而六月九日又太晚了，于是定为六月一日的中午开师生的告别会。

宴会一共有四桌，师生间不拘形迹，欢笑声洋溢在整个工字厅中。但姚名达发现，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却寂然无声，姚名达心下微有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然而这种疑惑却在整个欢乐的大气氛中被冲淡了。在宴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梁启超站起身来向大家致辞，历述国学研究院诸位同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后，满意地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⑧大家静静地听着，王国维听后也频频点头。

当梁启超发表演讲后又说：“党军已到郑州，我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说了！”另外据刘大希《一代畸人王静安》记梁启超的讲话是：“刚才接到电话，张子良兵败，北京快有变化，我马上要到天津去。”梁启超说完，大家都相惊失色。王国维正好和卫聚贤坐在一张桌子上，他又想起了前几天的话题，于是问卫聚贤：“山西怎样？”卫答：“山西很好。”⑨

清华国学研究院所举行的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和师生叙别会就这样结束了。散会后，王国维与诸位同学一一道别——而此时的王国维，已经打定自杀的念头了。

王国维随陈寅恪到了南院的陈家，畅谈至傍晚才起身向自己的家中走去。他们此次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恐怕离不开北伐以及何去何从的问题。

散会后的不久，姚名达与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于朗润园中。在回来的路上，朱广福忽然说道，王先生的家住在哪里，我还没有去过呢，一起去看看怎么样？到了王国维的家中时，书房中阆然无人，他们叫仆人打电话到南院，问王国维是否在陈寅恪家。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快要回到自己的书房中了。当王国维回来后，他们三人坐在他的书房中，提了许多问题，王国维的回答照例是精炼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一个小时，王家已经将晚餐摆好了，他们起身告辞，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将他们送到院子中。

晚上，柏生与谢国桢前去王国维的住宅，向王国维询问阴阳五行的起源问题，并论到某位日本学者在研究干支时的得失。在谈话的间隙，涉及到时局，王国维立刻呈现出黯然的神色，向他们表达了避乱移居的想法。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王国维最后一次和同学们的谈话了。

偏在此时，有人恶作剧地在北京《世界日报》上戏拟了一份北伐军入城之后要处理的一批人的名单，其中就赫然有王国维的名字！而竟不知是谁，将这份报纸送给王国维看过了！

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还提到，王国维认为梁启超的消息是最为灵通的，由梁启超口中说出革命军就要到北京了，这个消息是不会错的。研究院的学生何士骥此时从城中赶来，带了北京大学沈兼士、马衡的口信，劝王国维入城，住到他们的家，北京大学的同人们可以保护他，而且特意提出要请王国维将头上的辫子剪去，研究院的学生们也大多劝王国维进城暂避，但是王国维却说：“我自有办法。”⑩

王国维的死意已决。

6月2日的上午十一点多，陆侃如来找卫聚贤一同去王国维的办公室去看先生，请王国维为他题签。他们一同去了，办公室内，还可以看到王国维吸烟时所留下烟雾还没有散尽，在办公室中袅袅地飘着。他们认为王国维可能去厕所了，等了好久还不见他的回来，此时已是午饭时间，他们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午饭毕，王国维的家中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王国维怎么还没有回到家中去吃饭？这时，人们才着急起来，赵万里立即问门口的人是否见到了王国维，有一个黄包车车夫说：“王先生坐车往西走了。”赵万里立刻又向西追去，卫聚贤也一同赶去。到了颐和园的门口后，颐和园的门房说：“一位老人跳湖自杀。”

赵万里和卫聚贤进去，见到王国维的尸体已经放在了湖边的亭子下。一位扫亭子的人说：“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许久，吸纸烟不停，到湖边，走来走去，我扫地没有留意，听见扑通一声，不见了人。我跑到湖边，见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来，已经死了。”

水深，不过二尺，但王国维扑下去时，是头先入了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所塞，虽然园丁很快将王国维救了上来，但因为他不懂急救术，王国维还是窒息而亡。此时，他穿在里面的衣服还没有湿呢。

王国维，终于还是自杀了之了——1927年6月2日(旧历五月初三)，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中，学界为之震惊！

① 龚育之在《从叶德辉之死谈到黄兴的流血革命和胡元倓的磨血革命》一文中，曾经提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说到对“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要“一批二保 ”时说过当年杀叶德辉不妥的意见。并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查到了这句话的大概日期：1968年10月，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到这件事的。毛泽东说：编《翼教丛编》，这个保孔夫子，反对康有为的，此人叫叶德辉。后头顾孟余问我，有这件事吗？我说有这件事，但是情况我不大清楚，因为我不在湖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龚文载《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第194-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