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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军阀阎锡山讨口彩却倒了霉：“九”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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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19 12:03:42 |显示全部楼层

在选择阎锡山为封面人物时，《时代》所重视的正是他多年来统治山西的政绩和长期保持中立的策略:
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的、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在中国包围之中)。目前，尽管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为富裕，因而，这使他显得出类拔萃。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时代》，1930年5月19日)
这一报道并非虚言。客观地看，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头20年的中国，阎锡山对山西的统治和奉行的中立策略，的确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据《山西史纲》记载，自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特任阎锡山督军兼山西省省长起，阎就使山西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自成体系”，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不许外省军队入晋，筑起军事堡垒，对内推行“自存自固”策略，对当时的北洋政府呈半独立之状态。所谓“保境安民”，是面对北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表示“中立”，即“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但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保卫地方治安，埋头经济建设，扩充本省实力，坚持相对独立。
阎锡山对农业发展高度重视。1917年，阎氏发表《兴利除弊施政大要》，次年发表《山西国民政治实行大纲》，均以农业为首务。以农业为首，阎锡山提出三事六政:种棉、造林、牧畜；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三事六政相辅而行。
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山西形成了自己的近代工业体系。
山西的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山西早就实行了国民义务教育，到1916年，山西每万名国民中有小学生290人，居全国各省之首。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相应发展，阎锡山颁行山西教育计划进行案，促进了这一发展势头。
观察阎锡山的“独立王国”形成过程，不可忽略1920年前后中国曾经涌动过的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社会呼声。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政府的中央权威渐渐衰微，各省要求自治的声音随即高涨，这里有军阀们确保地方割据的私欲，也有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的憧憬。最引人注目的是湖南发起的“联省自治”。1920年7月22日，刚刚赶走张敬尧重掌湖南军政大权的谭延，向全国通电宣布湖南自治，今后省长要湖南人自己选举，不再由中央政府任命，还要制订省宪法，主张“湘人治湘”:“鄙见以为吾人苟有根本救国决心，当以各省人民确立地方政府，方为民治切实办法。近年海内明达之士，对于国家之组织，尤主张联邦合众制度，或主张地方分权制度……”
在呼吁地方自治的声音中，有一个年轻人的言论格外响亮，他就是毛润之:
不错，当年年轻气盛的毛润之毫不隐瞒这一点，他甚至还给起了个“湖南共和国”的名称，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
毛润之认为，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省“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才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联省自治与湖南省宪法》，孙卓，《百年潮》，2005年3期)
阎锡山把山西经营成“独立王国”，与意在建立于宪政基础上的“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在自治方面却又有相似之处。确保个人统治，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阎锡山的山西在当时中国的确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政策与努力，使山西令世人刮目相看，阎锡山从而也具备了发动中原大战的实力。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改变了阎锡山的一贯作风和策略。当读到下面的这段叙述时，我开始有些明白:
8月，正当中原大战进行当中，6日，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汪精卫的改组派为主，同时有西山会议派和阎、冯的代表参加，组成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七人常务委员会，决定组织中央政府，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起草约法，并按照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举阎锡山为中央政府主席。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在北平就职。
值得注意的是阎锡山所选定的就职时间:9月9日9时9分。在中国封建时代，帝王均以九为至尊，阎锡山此刻难道不是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满足成为全国中央政府之尊的欲望?与蒋介石的势力划分引发的矛盾冲突也好，与冯玉祥的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也好，能够靠自己的实力一夜之间走出山西“独立王国”，成为一国的政府元首，恐怕是使阎锡山改变自己的一贯作风，贸然走出一步险棋的内在原因。
“9”的选择并没有让阎锡山美梦延续。巧的是，在他就职典礼9天之后，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支持蒋介石，把阎锡山和冯玉祥逼进了死胡同。这一与数字“9”有关的巧合，对于阎锡山无疑是一最大的嘲弄，且将之看作是他的盛衰史中一段富有含义的插曲。
时间的巧合，不只发生在阎锡山身上。
张学良是在1930年9月18日通电支持蒋介石的，一年过后，1931年，还是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士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1932年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2月29日，阎由河边村前往太原，宣誓就职，再度开始对山西的统治。失败过的阎锡山不会忘记教训，他回到了从前的自己，把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山西，暂时失去了与他人争天下的雄心。如今在河边村阎锡山故居的一对廊柱上，可以看到镌刻的一副阎锡山亲撰的对联:业宏根于识足，国健凭于计周。其中的自省颇值得细细体味，不知是否为他在失败后撰就。
蒋、冯、阎三人重新站到了一起。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又该如何面对日本的侵略?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原大战已使彼此元气大伤。等待他们的不只是一个民族的灾难，还有他们各自命运的大逆转。此时，他们或许真的该为进行中原大战而后悔——如果他们有反省的话。
握手——交恶——对阵——再握手……三巨头的历史变奏曲，就这样在硝烟弥漫中起承转合。

军阀, 模范, 阎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