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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故都北平曾经发生一起关乎故宫博物院所藏国宝命运的“惊天大案”,原告、被告双方皆为重量级人物——被告方,一位是早年曾为毛泽东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老师,后任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的易培基,另一位是易培基的女婿、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史学家李宗侗。而原告方则为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继及其夫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崔振华。此外,民国大批军政要员、学界名流,都从不同角度卷入此案。
这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所谓“故宫盗宝案”。1948年至1949年间,当时实际负责故宫博物院常务工作的秘书吴瀛详细记载了案件的来龙去脉,写下《神武门魅影录》书稿。直到吴瀛辞世二十余年后,《神武门魅影录》才被吴瀛之子、著名戏剧家吴祖光以《故宫盗宝案真相》之名出版。而近日,该书经过吴瀛之孙、书画家吴欢修订刊正后,由华艺出版社再次推出。
“这部书稿经过了多半个世纪的沧桑尘埋,历经我家三代人的磨难,几乎在世界上敛迹销声。”今年已55岁的吴欢,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家族历史的整理,在新书发布之际,他数典念祖,回顾吴家百年的传奇经历,言语中有难以抑制的激动。
从书稿中追溯 家族百年历史
吴欢说,从小他就知道吴家跟国共两党渊源深厚,唯其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避嫌疑,他家对于家族旧事都明令缄口,大人不谈,小孩不问,久而久之他对家里那些陈年旧事,也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
“真正对我家历史的了解,客观地说,是在我父亲吴祖光去世之后,我回到了家乡常州。”吴欢说,常州至今沿袭了续写家谱的风气,活跃着一批专家,他们引经据典,考证翔实,正是他们帮他理出了头绪,又请教了辛亥革命专家冯天瑜、马勇先生等,居然弄清了三百多年来他家在近代史上很多尚不为人知,却很重要的情况,特别是近一百年的情况。
吴欢说,祖父吴瀛与故宫的关系,应追溯到其曾祖父吴殿英。吴殿英是清末洋务巨擘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的重要助手,曾在张之洞幕府任职,后到湖北武备学堂创建新军,正是这支军队成就了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大总统黎元洪曾是他的下级。
因吴殿英任职武昌,少时的吴瀛便进入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方言学堂(国立武汉大学前身)学习英文,同班有一位年长于他11岁的同学——湖南人易培基。易培基后来曾任长沙第一师范校长,教过毛泽东三年国文,并多方帮助他,毛泽东1937年与斯诺淡话时,还多次提到易培基,对他念念不忘。
易培基1928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同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长。由于他与吴瀛是老同学,又器重他对文物的广博知识以及长年管理故宫事务的丰富经验,于是委派吴瀛为故宫博物院秘书,实际主持故宫博物院日常工作。
“故宫盗宝案” 祸起抢官之争
在《故宫盗宝案真相》一书中,吴瀛从溥仪出宫,故宫博物院成立起,细述了“故宫盗宝案”始末。他在书中的引言中称“我并不重为自己鸣冤”,“有益于天下后世能够了解此一段故宫的始末渊源,则余愿足矣。”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故宫博物院的组织法和人事任命,易培基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张继为副院长。后易培基因病未到任,按理本应由副院长张继主持工作,但易培基却认为张继神经质,又是有名的“河东狮吼”,听任太太崔振华支配,不宜主持故宫工作。于是他派自己女婿李石曾的侄儿李宗侗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主管博物院日常工作。张继夫妇对易培基满腹怨尤,由此埋下“故宫盗宝案”祸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岌岌可危,故宫博物院南迁提上议事日程,张继等主张迁西安,被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否决,其间易培基派李宗侗到南京协商,达成迁上海租界的方案,张继认为是易、李联合宋子文否定迁西安的方案,更加深了对易、李的愤恨,决计伺机报复。
后来崔、张联手向故宫博物院职员搜集易、李材料,控告易培基伙同女婿盗宝。吴瀛本来置身所谓“盗宝案”事外,后因截留举告方密谋的电报,也被以“妨碍秘密罪”起诉,并列为被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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