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才当道：西汉王朝败亡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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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周大江先生继《党史商鉴》和《决胜红海》（均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的又一心血力作，即将出版。应周先生请求，特先在本版发出一部分供各位网友欣赏，请大家斧正。-----千原

　　首楔：两种人的舞台

　　无论官场还是职场，自古以来都是两种人的舞台：一种人像树，一种人像藤。

　　像“树”者，生性顶天立地，但能不能成为所谓的“中流砥柱”，却要看机缘与造化。总的来说，这种人大多刚而易折，因此注定命运多舛。

　　像“藤”者，缘“树”而生，常常春风得意。他们的得意与幸福，或多或少要以牺牲大局或组织的利益为前提。“为藤之道”在于“柔”，观其要诀，首先便要做到“责任感”或“大局观”，甚至是人性良知的泯灭，否则便不可能在仕途宦海的风云变幻中，从从容容地做一棵进退取舍皆自如的“藤”。

　　所谓做人的“缺点”，哪怕只是捕风捉影的嫌疑或猜测，都会成为“树”身上致命的软穴，也是他们一生中最沉重的负担。因为这些东西常常被对手抓在手中，无休无止地放大，进而演绎成为击溃全道防线的突破口。

　　但同样的东西，在“藤”的身上，却是无往不胜的利器。他们不追求完美，甚至不在意道义与公理。“我是小人我怕谁？”人家无需捍卫自己的形象，一切以利益为先导，变或不变，真或者假，都要看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因为没有了这种“庸人自扰”的包袱，“藤”的机器就会开动得出奇的轻快。他们会把自己身上哪怕一丁点儿的优势或优点发挥出最大的效益来。

　　换言之，人生的“缺点”，在“树”的身上，便像一小滴黑漆落在一张巨幅的白绸上，它的视觉效果自然会被放大。同样，人生的“优点”，在“藤”的身上，如同一小滴白漆落在一张巨幅的黑布上，同样也会产生无限放大的视觉效果。

　　再换言之，人格高尚者如果有了污点，便会令人生疑，甚而遭到全盘的否定；人格卑鄙的人如果有了优点，便会变得可爱，不那么可恶，甚而赢得全盘的肯定。

　　人间的法则就是这么有趣。

　　在我们这个以“官本位”的国度，数千年来只有官场而没有职场。即便在传统文化日渐脱胎换骨的今天，新兴不多年的职场，也大多都是古老的官场规则的延续。因此，历史上的官场现象，便是当今职场文化的始祖。

　　二者只有存在时间和表现形式的不同。不要以为古远的历史和我们今天的现状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正如我们每个人的过去都不可能与当下的现实或前方的未来风马牛不相及。

　　读者朋友如果不相信“藤”与“树”的存在，不妨睁眼看看自己周边的人和事；如果不信今天的职场文化实际上是传统官场规则的变种，不妨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今天的人心百态，看看到底有多少异同。

　　2000年的历史就像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江。我们今天在这一端，而另一端的西汉王朝正好处于落日的余晖之中。我们只能依稀看到它遥远的背影。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

　　过去是过去的今天，今天是未来的过去。在这条一脉相承的“长江之水”中，今天的时代不但深受其滋养，也深受其束缚。

　　姑且只谈2000年前西汉王朝的古人，到底有多少影子折射到今天，读者朋友们可以自己去判断。

　　西汉王朝的江山虽然是高祖刘邦打下来的，但帝国的治理构架，则为他的儿子、文帝刘恒所开创。因此，刘氏皇统的根，还是应该追溯到文帝身上。

　　文帝之后，经历了景帝、武帝、昭帝和宣帝4朝的连续昌盛，从元帝刘奭开始便是一个分水岭，从此转入江河日下的境地。这是历史的共识。

　　皇帝无疑是帝国的核心，也是支撑天下兴亡的大树。从元帝朝开始，帝国其后的皇帝们便一代不如一代，再没有了“擎天嘉木”的风采。

　　既然皇帝不能支撑帝国的天空，那么，必然会有臣子们站出来，分担更多的戏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臣子们的命运，便更多了几分精彩，也多了几分苦难。

　　正因为如此，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帝国的官场才更富于戏剧色彩，也才更富于借鉴意义。

　　但无论如何，在广阔的舞台上，依旧离不开两种角色：藤与树。

　　“树”的命运无疑是最悲凉的。

　　仅就西汉王朝下半页而言，这类人的命运便可以分为如下4种：

　　第一种命运以韩延寿为代表。

　　韩延寿是宣帝朝有名的地方官。他曾经做过4个郡级区域的最高行政首长。所任之处，均会被他神奇般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具备杰出“业务能力”的人，往往拙于“宫廷政治”的手段，举世瞩目的政绩并没有给他带来起码的平安。他最终也没有能够逃脱政治对手萧望之的暗算。

　　萧望之与韩延寿素无过节，但后者的声望显然让他感到了无形的压力。因此，当韩延寿正一门心思在帝国的基层励精图治时，萧望之早已经暗暗为他张开了布满倒刺的鱼网。

　　第二种命运则以王凤为代表。

　　王凤是王莽的大伯父，也是王氏外戚集团的奠基人。此人不仅拥有过人的政治权术之手腕，还拥有卓越的治朝理政之能力。在他的辅政11年期间，西汉王朝出现了自武帝以来最壮观的“人才济济”的局面。许多名噪一时的能臣名吏，比如朱博、陈汤、薛宣、王尊等人，不是受他的举荐，便是受他的庇护。

　　更重要的是，王凤此人虽然“专权”达11年之久，却素无私心。历史上不但没有关于其个人的生活腐败的丝毫记载，而且，还没有关于其子女的任何信息。他在临终前还专门给成帝留下遗书，特别提醒这位“绣花枕头”般中看不中用的皇帝，不要重用自己的几个亲弟弟，因为他们只知道个人享受，对天下社稷的安危漠不关心。

　　仅从个人的生命来讲，王凤虽然算得上是“善终”。但是受他那位颠覆了刘氏政权的侄子王莽的牵连，使他竟然莫名其妙地背上了“奸臣”的骂名。

　　这一背便是2000年。直到今天，主流的观点依然认为他是个“窃国”的大奸臣。

　　第三种命运是以王尊为代表。

　　王尊一生的仕途五落五起。此人不仅“能”，而且“勇”。

　　东平王刘宇是当朝天子（元帝刘奭）的亲叔叔，此人向来骄奢不守法度，朝廷给他派的几任王国丞相都拿他没有办法，唯有以必死之心赴任的王尊驯服了他。

　　王尊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东郡太守。在他的任期内，东郡发了大洪水。为了稳定民心，他竟然坐在随时都有可能坍塌的危堤之上，整整一个晚上，直到洪水退去。

　　王尊的幸运在于有首辅王凤在朝廷为他“撑腰”，否则，他应该不会得到善终。

　　第四种命运是以傅喜为代表。

　　哀帝朝是傅氏外戚集团的天下。傅喜是这个集团中最受天下人尊重和期待的人物。但不幸的是，他却与自己的亲姑母傅太后格格不入，一心只为天下，最后被傅太后剥夺了从政的机会。

　　“藤”的存在轨迹同样发人深省。

　　最具代表性的“藤”是萧望之。

　　这位一生都在投机的大儒虽然没有得到善终，但却享誉2000年。这完全利益于他曾在宣帝朝主持过著名的“石渠阁会议”。

　　“石渠阁会议”是宣帝召集的一次最高级别的学术会议。自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学说便成为西汉王朝的官方思想。宣帝为了进一步实现帝国的“思想统一”，于甘露三年(公元前前51年)召集当世名儒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周堪等人，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史称“石渠阁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由与会儒生讲解“五经”之异同，最后则由宣帝本人来亲自裁定其对误。这次会议曾经形成了长达155篇论文的《石渠议奏》一书，该书又名《石渠论》。

　　能够主持最高规格的御前学术会议，自然便可以顺理成章地戴上“儒宗”的光环，成为“贤者”。同样是儒生出身的《汉书》作者（班氏父子）本着“为贤者讳”的原则，在治史时刻意淡化或回避萧望之的“污点”，努力把他树造成悲壮的忠臣。——看来人间的“腐败”，还不仅仅存在于官场中。

　　其实要论学识和人品，刘向当远在萧望之之上，但他却不如后者那么讨宣帝的欢心，于是便与“主持人”的机会失之交臂。后世对刘向的尊重，完全是因为他辉煌的学术成就；不像萧望之，凭的只是主持御前学术会议的光环。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萧望之曾经是宣帝最看好的“后备干部”，官至“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系全国最高监察长官）。也正是这段青云直上的日子里，他为了“独领风骚”，大肆打击可能抢他风头的名臣能吏，先后将赵广汉、韩延寿等地方大员迫害至死；也正是因为他的谗言，才使得立下不世奇勋的冯奉世将军备受不公正待遇。

　　萧望之以“宫廷斗争”见长，但却宿命般地死于著名的阉宦石显之手。石显的斗争手段和冷酷程度均在萧望之之上，因此才使这位道貌岸然的大儒终于遭到因果的报应。

　　在2000多年来各色各样的“藤”类人物中，王莽无疑是为数不多修成“正果”的一位。他以天才般的技巧，攀缘于西汉帝国的“大树”之上，直到把这棵大树缠死，自己取而代之。

　　王莽从一条小蛇，一步步成长为兴风作浪的巨蟒，最后成“龙”飞上了天。

　　他在专心于攀着大树向上爬的过程中，虽然把自己的政治手段锤炼得炉火纯青，但在治国理政方面却是出奇的弱智。这似乎是必然的结果。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如果在某方面的潜质或禀赋有所长，必然在其他方面有所短。面面俱到的“全才”毕竟不多见。

　　王莽是一位弄权的高手，完全可以在天子的大树下过得非常自在。——他的能力结构并不适合于做帝国的“一把手”。

　　但他却看不到这一点，不仅仅是他，所有沉迷于权力与利益角逐的官场中人，大概也都看不到。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权力，只关心如何摄取更多的利益，正如某些商人只关心金钱，最后却被金钱所俘虏，身陷囹圄或命丧黄泉。

　　王莽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天子的宝座，以“巨藤”之躯，占据了原本属于“擎天大树”的位置，他怎么可能不失败？

　　公平地讲，王莽也并非像《汉书》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便是个居心叵测的大坏蛋。他在发迹之前是朝野上下公认的“杰出青年”。当然，这主要是指他的“道德形象”而非“治国能力”。

　　步入官场之后，是一路亨通无阻的宦海征途把他人性深处的欲望一层层地激发了出来。这好比一个年纪轻轻而又精力旺盛的漂亮寡妇，被流放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没有了周边环境的道德压力，可以成天出入于纸醉金迷的“蒙面舞会”。需要多大的定力才能使她坚守空洞的贞洁而不越雷池半步？

　　因此，王莽并非天生的怪物，他只是时代或体制的产物。王莽的一生，不过是从“贞女”到“荡妇”的过程。仅此而已。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逝去的岁月不可能再回来。不像兜里的钱，花完了还可以想办法再去挣。为“藤”还是为“树”，都是每个人自己的人生选择。

　　我们今天读史，自然要站在历史进程或天下公理的角度去审视其间的人和事，但历史只是一种结果，不是先验的目标。作为历史的“局内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以这样的高度去指引自己的一生。

　　因此，如果仅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藤”与“树”之间其实并没有孰优孰劣或孰高孰低的可比性。

　　姑且抛开道义或良知的成分不说，还是仅仅从纯粹个人化的技术角度，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做“藤”就要比做“树”容易得多。

　　做什么都需要有“过人之处”，才能做得游刃有余。小人有小人的艺术，庸才有庸才的法则。一颗天生的“树种”，如果想“退而求其次”，甘心去做一棵“藤”一般的庸才，未必就可以所向披靡。

　　贾捐之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他本来就不是做“藤”的料，如果非要往这条路上去挤，到头来被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丢了小命不说，却连个好名声也没有留得下，实在是“冤枉”极了。还不如自始至终就坚守内心的原则，做一棵堂堂正正的“树”要好一些。

　　贾捐之是文帝朝的大才子贾谊的曾孙，其文采虽不如曾祖父，便也算得上一流的才子。在元帝即位之初，他便因上书言政，颇得皇帝的欣赏与信赖，令他“待诏金马门”，等待分配工作。

　　是时，宦官石显专权，天下为之侧目。贾捐之以文人特有的迂直和豪迈，数次在元帝面前揭石显之短，以为可以让天子警醒于“宦官弄权”之害。

　　但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元帝自己布的局（本书上篇之第二章将专题探讨这个问题）。

　　于是，不识时务的贾捐之非但没有得到重用，甚至连皇帝的面也很少见得到了。

　　贾捐之有一个好朋友叫杨兴，时为长安县县令，是公认的“倾巧之士”。杨兴见了这种状况，便给贾捐之出了一个馊主意，劝他和自己一起，在元帝面前一反常态地称颂石显，建议赐封石显为关内侯（侯爵中的第二等，第一等为列侯）。

　　石显的马屁还没有拍出味道来，贾捐之竟然又迫不及待地再次上书举荐杨兴为京兆尹。京兆尹是京师“三辅”之一，级别与郡太守相同，但地位尤甚之。

　　贾捐之的这点儿猫腻哪里蒙得过石显的眼睛？

　　于是石显反过来在元帝面前告了他一状，说他“欲得大位”，欺君罔上，泄露宫禁机密。

　　贾捐之被斩首弃市。石显却在元帝面前博得了个“不阿私”的好名声。

　　“藤与树”是本书的主题。

　　全书的主要素材源自《汉书》（《汉书》对武帝朝以前的史实，基本以《史记》为主），间接参考《西京杂记》等“野史”的材料作为佐证。

　　全书的时间轴线则基本以《资治通鉴》为参照。但对《资治通鉴》中对个别的时间的判断显然存在问题，比如刘邦灭项羽是在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年底，次年五月便有两件事情：一是刘邦解散了多余的部队，“兵皆罢归家”。二是在洛阳南宫置酒，与群臣宴饮。在这场宴会中，便有了刘邦那段著名的感慨：“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但《资治通鉴》和《汉书》均把这两件事算在了高帝五年。项羽未灭，刘邦是不可能解散部队的；更不可能和群臣一起总结项羽“失天下”的原因。因此，本书将这两个事件的时间放在了高帝六年五月。

　　以上仅为一例。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不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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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正文部分共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共分4章，分别叙述西汉帝国的文帝、元帝、成帝、哀帝四朝。如此安排主要基于三点考虑：

　　其一，西汉王朝的治理理念，以及刘氏皇统的许多传统做法，都是文帝开创的先河。因此，需要把文帝朝的事情做一些简单的交待。

　　其二，本书的主旨在于呈现西汉王朝落日余晖之全景，而元帝朝是公认的“由盛及衰”的分水岭。因此，在文帝朝做背景式的介绍之后，随即转入元帝朝。

　　其三，哀帝驾崩后，年仅9岁的平帝刘衎不过是个摆设。帝国的政权实际上随后便落入了王莽的手中，同时也意味着刘氏皇统失去了对帝国的最高控制权。因此，把平帝朝的叙述，索性纳入“下篇”。

　　“下篇”共分3章，叙述王莽从崛起到灭亡的全过程。

　　王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子，他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通过“上篇”的叙述，我们便不难发现，王莽身上许多匪夷所思的想法和做法，同样是他身处的时代使然。比如他著名的“托古改制”，实际上不是在“托古”，他是真诚地想要“复古”——企图通过表象的复制，来实现存在于当时的儒生们心中共同的“圣朝愿景”。

　　王莽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做法，在当时的儒生们中间，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们绝非王莽一个人空穴来风式的奇思妙想。

　　换言之，王莽可以算得上是儒家学说之最彻底的教条主义者，他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儒家学说“是古非今”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儒家学说本身的失败。

　　因此，只有结合那个时代的大背景，我们才能对王莽的所作所为有更真切的理解和反思。

　　在完成对王莽的全部叙述之后，还安排了一个“尾议”。目的在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西汉王朝的最后50年，那么多匪夷所思的“荒谬”人与“荒唐”事的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的看法是：这里面都有儒家学说惹的祸。

　　一家之言而已。权当这样的妄议，是不惜抛出“陋砖”，引出读者朋友心中熠熠生辉的“美玉”。如果能够为读者朋友带来一些启发，哪怕是窃笑，我的所有努力，都可以算得上是有了丰盛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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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树根藤苗——刘氏皇统的家风与国运

　　第1章参天大树

　　天降大任

　　当太尉周勃等人派出的代表一路驱驰赶到偏远的中都城，风尘仆仆地突然出现在代王府时，代王刘恒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些人竟然是来迎接自己去长安登基的。

　　事前一点儿征兆也没有。将信将疑的刘恒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局弄得且喜且惧，一时真假莫辨，吉凶难测。

　　他迅速把代王国的核心臣僚们召集起来，共商应对之策。

　　中都城位于今天山西平遥古城的西部，是代王国的都城。中都与长安，两地相距遥远，即使在今天直来直去的铁路交通，也有500多公里的路程。

　　代国臣僚们虽然对长安刚刚发生的政变——吕氏外戚集团被悉数诛杀——略有所知，但对朝局最新的具体情况却并不十分了解，更不清楚周勃等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更重要的是，此时控制帝国权力中枢的大臣，如周勃、陈平等人，都是一些当年随刘邦出生入死的虎狼之辈。如今刘邦、吕雉已逝，权倾朝野的吕氏外戚集团悉数获诛，已经没有人能够镇得住他们了。

　　——万一他们生出难测的祸心，首先遭难的便是刘氏宗室的子弟。作为刘邦的亲儿子，刘恒更是首当其冲。

　　因此，以郞中令（负责王宫警卫）张武为代表的绝大多数臣僚一致认为此事凶多吉少。他们担心在所谓“迎立新君”的背后，是“请君入瓮”的阴谋，因此建议刘恒谨慎从事，假装生病，拖延时日，以静观其变；一切要等到时局明朗之后再做计议。

　　但中尉（负责都城治安）宋昌独以为“群臣之议皆非也”；他力陈如下六条理由，认为此事并无凶险：

　　其一，刘氏为天下之主，是大势所归、民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潮流，绝非少数几个人就扭转得了的。

　　其二，高祖当年所封诸位刘氏子弟的侯国，占据着帝国的各个关键区域，以“犬牙相制”之态，共同形成互为犄角而又互相制衡的局面。这样的布局坚如磐石，即使发生异姓叛乱，也不容易被破解。

　　其三，汉兴以来，“除秦烦苛，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刘氏政权已经深得人心。

　　其四，最说明问题的是，吕氏外戚虽然专弄朝政多年，但此次政变时，太尉周勃孤身持节驱入北军（京师两大卫戍部队之一），高呼一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结果全军将士悉数左袒，为刘氏而倒戈反对吕氏。这不仅再次印证了刘氏强大的“民心”基础，更为朝中的开国元勋们提了一个醒——反叛刘氏不得人心。

　　其五，此次政变，内有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两位宗室骨干坐镇中央，外有吴、楚、淮南、琅邪、齐、代等六王固守地方。此次政变对刘氏宗室来说，虽然表面上惊心动魄，实际上不可能节外生枝。

　　其六，刘氏皇统遭此大变，大臣们只有拥立高帝之子为新帝，才能控制得住天下的局面；而此时在世的高帝之子，只有代王刘恒和淮南王刘长二人。代王年长，且“贤圣仁孝，闻于天下”。因此，大臣们“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没有什么阴谋或危险。

　　宋昌的分析虽然入木三分，无懈可击，但事关生死存亡的安危大事，刘恒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他去找母亲薄太后商量，薄太后也拿不定主意。

　　刘恒便又找来精通占卜的“高人”烧灼龟甲以卜吉凶，其结果为“横纹”。卜辞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意思是说，“横纹”代表占卜对象将像夏启继承大禹那样，继承“天王”之位。

　　刘恒故意问卜者，我现在已经是“王”了，按卜辞所说，我还能做什么“王”呢？

　　卜者答道，“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也。”

　　刘恒心里终于有了底。为谨慎起见，他派自己的舅舅薄昭前往长安去会见太尉周勃，了解时局的最新动态，以做到万无一失。

　　周勃等人向薄昭详细通报了政变始末及迎立代王的原因。

　　薄昭回到中都向刘恒复命。刘恒心里的石头这才算完全落了地，便笑着对宋昌说：“果如公言。”于是便派张武等6人驾驶“六乘传”（六匹大马拉的驿车）先期前往长安通报；自己则在宋昌的陪同下稍后启程。

　　行至长安城附近的高陵县（今陕西高陵县）时，刘恒自己停了下来，派宋昌先行进入长安城，侦察时局是否有变。

　　宋昌到达咸阳以东的渭桥时，正好遇到丞相陈平率朝中群臣在此迎候。他便马上调头回去向刘恒报告。

　　刘恒驱车至渭桥与群臣见面。群臣向刘恒“拜谒称臣”，刘恒谦让不敢当，遂以侯王之礼回拜。

　　太尉周勃一看刘恒不肯接受群臣的“拜谒称臣”，便对他说：“请借一步说话。”

　　想必周勃此举，是企图私下告诉刘恒不必过于谦让。

　　但机敏过人的宋昌却拦着他说：如果太尉是谈公事，就请当着大家的面公开讲；如果是谈私事，那么，王者无私事，还是请免开尊口。

　　宋昌如此说，其旨有三：

　　其一，树立刘恒正大光明的形象，不给在场的朝中大臣们留下任何猜疑或口舌。

　　其二，巧妙地敲打一下周勃，提醒他注意刘恒此时的身份。刘恒以“准天子”之尊，不应该和大臣窃窃私语，即使是位列三公的重臣也不行。

　　其三，刘恒与周勃之间此时已经是事实上的“君臣”关系。宋昌要让这位政变的功臣从此时此刻起，便保持臣子对天子应有的敬畏之心，免得他居功自傲，忘乎所以。否则，如果开坏了“头”，今后便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这个微妙的插曲确实提醒了周勃，他马上跪下，向刘恒呈上“天子印玺”。但刘恒以足够礼貌而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口气委婉谢绝道：等到了官邸再说。

　　大臣们簇拥着刘恒进入代王在长安的官邸，正式恳请他即天子位。刘恒按照当时的礼仪，连续谦让四次后即天子位，是为文帝。

　　文帝当晚便任命宋昌为卫将军，统领南、北二军（京师卫戍部队）；任命张武为郞中令，负责皇宫的巡逻警卫。这是他即位后任命的第一批官员。

　　这一切发生于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的前九月和后九月。

　　这一年闰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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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将周勃的胆战心惊

　　文帝是西汉王朝官方承认的第3位皇帝。其实严格说来应该是第5位，因为在他之前，高祖吕后（吕雉）临朝称制期间还立过2位皇帝。

　　第1位皇帝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汉书》的记载，只说是他是惠帝刘盈的“后宫美人子”。

　　惠帝的皇后是张敖和鲁元公主生的女儿，而鲁元公主是惠帝自己的亲妹妹。吕后为了亲上加亲，让舅舅娶了自己的亲外甥女。这样的婚姻关系在2000年前尚处于草创阶段的伦理文化中，并不是件荒谬的事情。

　　这位孝惠皇后始终没有生下儿子。她在吕后的操纵下假装怀孕，“临产”前把另一位“美人”的儿子抢过来，偷梁换柱到自己的名下，并立为太子。

　　惠帝驾崩后，太子即位，名称“少帝”。少帝4年后才发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被吕后杀了，便愤而放出话来说，要在长大后为生母报仇。

　　吕后听说后，大吃一惊。为了避免养虎为患，她便将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幽禁在永巷中，“左右莫得见”；进而杀了他，一了百了。

　　少帝死后，吕后便又立惠帝的另一个儿子刘义为帝，更名为刘弘。

　　其实这已经是刘弘第2次更名了。他原来叫刘山，被封为襄城侯；他的哥哥常山王刘不疑死后，他继嗣其王爵时便更名为刘义。刘义比他的前任还要年幼，自然也是一个摆设。

　　周勃为了证明政变的合法性，硬是说惠帝一个儿子也没有。包括少帝和刘弘在内，都是吕后“以计诈名它人子，杀其母，养之后宫，令孝惠子之”。

　　其实这种说法极其荒谬，一点儿也站不住脚。

　　史书对刘弘的身世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说吕后曾经把惠帝的几个儿子封了王或侯，其中便有刘山。少帝则被笼统地说成是某位后宫“美人”之子。

　　西汉初立时因袭秦朝的嫔御制度，把皇帝的妻妾分为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8个品级。后来经武、元二帝两次增加，演变成为14个品级。

　　“美人”的地位并不低（相当于元帝朝的婕妤），人数也不会太多，她们的行踪，尤其是性生活的轨迹，自然都会在后宫制度的严密监控之中，不太可能发生“红杏出墙”的风流韵事。即便有个别“美人”在吕后的支持下吃了豹子胆，非要“铤而走险”，也不至于胆大妄为到公然产子的地步。何况按周勃的说法，惠帝的几个儿子全部都是野种——果如此状，惠帝的后宫将会是一个多么混乱的局面？

　　即使吕后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恐怕也不敢如此去冒天下之大不韪。

　　因此，既然承认了少帝及其兄弟们是“美人”之子，那么他们就不大可能是惠帝以外的血统。

　　周勃不肯承认其正统地位的原因，正如他本人所说，“今已灭诸吕，少帝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侯贤者立之。”

　　“吾属无类”，用今天的白话说，就是“我们这些人都要被灭族”。

　　惠帝是吕后的亲生儿子，惠帝之子，也就是吕后的亲外孙。周勃等人所诛之诸吕，都是惠帝一脉的娘家人。这些孩子长大后，很难说不会为他们的舅姨表亲们报仇雪恨。

　　周勃等人心里非常清楚，如果真出现那种局面，他们这些“诛吕氏”的功臣们自然也难逃一劫。

　　由此可见，说这些人不是惠帝的儿子，显然是周勃自我保全的阴谋之说，其他大臣对此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永绝后患，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在文帝即位的当晚便把惠帝的几个儿子悉数诛杀。

　　文帝对周勃的说法心若明镜。但他自己是最大的受益人，自然也不会去揭穿，更不会去追究，否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文帝因此却对周勃心存极大的警惕，即位后便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他为右丞相，罢了他的太尉之职。

　　在西汉初年，“太尉”一职只是帝国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首脑，原先并不直接统兵，无实际的兵权；但经过这一次政变，执掌实际兵权的吕家人及其党羽被拿下后，周勃这个“太尉”，无论实权和声望便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周勃其实对自己的作为非常的心虚。文帝给他的可观封赏：1万户封邑和5千斤金。除了不能转让的封邑之外，他把5千斤“金”全部送给了文帝的舅舅薄昭（薄太后的弟弟）。

　　“金”在西汉不仅仅是指黄金，还包括白银和铜。因此，这5千斤金实际上是5千斤黄金、白银、铜3种贵重金属的总称。

　　周勃当的这个右丞相，地位在左丞相陈平之上，是名副其实的“百官之首”。但他当得却一点儿也不舒坦。

　　文帝即位不久后，曾经当着众臣的面问了周勃两个问题：全国每年决狱(判决的案件)有多少起？二是全国每年的钱粮收支是多少？

　　周勃被这两个问题给问住了，一个也答不上来，“汗出洽背，愧不能对。”

　　文帝转而问左丞相陈平。陈平的回答却非常精彩。

　　他对文帝说：陛下如果想了解决狱之事，应问廷尉；如果想了解钱谷的收支，应问治粟内史；这些事情均各有主事者。

　　文帝不客气地说：既然每件事情都各有主事者，那么先生所主何事？

　　陈平回答道：我主管这些主事者!丞相的职责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

　　但文帝对陈平的回答非常赞赏。

　　这样的对比让周勃非常难堪。散朝后，他抱怨陈平说：咱们俩关系这么好，你平时为什么不教我对答之策？

　　陈平笑道：你居右丞相之位，怎能不知丞相之职？况且，陛下的这些问题，怎么可能直接回答得上？

　　于是周勃便意识到，要论当宰相，自己和陈平的能力差距可能不是一星半点儿。再加上有人善意提醒他，当心功高震主而身危，他便称病请辞相位，同时也想借机试探文帝是否在有意提防他。

　　不料文帝竟然就坡下驴，同意了他的辞呈。这显然让他更加胆战心惊。

　　一年多后，丞相陈平病故，文帝重新起用周勃为丞相。

　　但周勃刚刚上任10余月，那种可以想象的喜滋滋的劲头儿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候，文帝便再次客气地免了他的职，打发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去。

　　这一次让周勃彻底看不懂了。

　　这位叱咤风云的猛将从此便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余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文帝老辣高超而又不动声色的驭下之能，由此可见一斑。

　　在追随刘邦起事之前，周勃是个篾匠，以用芦苇或竹片编养蚕器物的手艺见长，间或也给别人吹箫送丧挣几个零花钱。

　　他这个人没有什么文化，也不大懂得文人们的礼数。在西汉王朝做了大官，每当接见那些咬文嚼字的文人，他也不客气一下，竟然直接东向而坐，强令对方有话直说有屁快放。西汉时的座次以东向为尊。

　　但刘邦惠眼独具，以为周勃此人可托大事。他在临死之前不久，向吕后交代说：“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周勃退休归国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成天“自畏恐诛”。河东守尉每次来绛县巡视时，他都以为是冲着自己来的，神经兮兮地身披铠甲，令家丁手持兵器与守尉相见，生怕一不小心被人家逮个措手不及，拿下法办。

　　他这种草木皆兵的惶恐，再次印证了惠帝诸子之冤，同时也使他看上去更像是要谋反。

　　于是麻烦真的便来了。有人以周勃退休后的表现向朝廷报告，说他有谋反的嫌疑。

　　原本对他就不放心的文帝将信将疑，责令廷尉（朝廷最高司法长官，位列九卿）逮捕查办。

　　当狱吏气势汹汹地出现在他家门口时，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竟然惊恐万状，一时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狱吏对他也不客气，话语间多有侵辱；吓得他方寸更乱，赶紧从家中取出千斤金，好言好语殷勤贿赂，竭尽谄媚恭维之能事。

　　狱吏收了好处，便转而想办法来帮他解脱，在书写公文的木牍背面写了几个字给他看：“以公主为证”。

　　经狱吏这么一点化，周勃才恍然大悟。他的长子周胜之娶了文帝的公主为妻，如果她出面证明周勃的清白，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

　　此外，周勃曾经把文帝赏赐的5千斤金全部贡献给了帝舅薄昭，这回终于发挥作用了。薄昭知道周勃有难后，便进宫去找姐姐薄太后帮忙。

　　薄太后也不相信周勃会谋反，便在第二天找到文帝，对他说：周勃当初平息诸吕之乱时，手提传国玉玺，亲领京城的卫戍部队(北军)；那时候他都没有谋反，如今屈居一个小县，如何会反？

　　西汉王朝的皇帝们都比较怵太后。这个传统大概从吕后开始的。

　　文帝正好刚刚看过了狱吏写的审讯报告——这个报告定然对周勃是有利的，因为狱吏收了人家的钱财——便歉疚地对薄太后说：我已经派狱吏调查过了，正准备释放他呢。

　　有惊无险的周大将军出狱后，竟然感叹道：我曾经统领百万雄兵驰骋天下，今天才知道狱吏的威风!

　　他大概忘记了，落了毛的凤凰连鸡都不如，虎落平阳时，连狗也不会把它放在眼里。

　　他可能更不明白，权力再贵，不如钱贵，自古而然。

charles

　　 (4)首开“言论自由”的先河
　　

惠帝是否真的有儿子？这个问题的真相，大概永远也不可能被证实了。

　　文帝及其后人承嗣西汉皇统达180年之久。在这180年前，自然不会有人敢对这段历史提出质疑，更不用说考证；因为对这段历史的质疑，无异于对文帝及其后人继承皇权之合法性的质疑。于是，时间一长便成了无证可查的悬案。

　　况且文帝确实也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好皇帝，后世便也无人对他继位的合法性吹毛求疵；甚至有人更加牵强地说惠帝的这些儿子，尤其是那个“美人”之子，都是吕家人故意私通留下的种子。这显然是荒唐的。

　　吕后只不过天性刚烈嫉妒，接受不了刘邦和其他女人生的儿子继承大统；她本身并无“以吕代刘”之意。如果她真的想以吕代刘，恐怕周勃、陈平等人也活不到“诛诸吕以匡复汉室”的时候。

　　历史上对皇位“逆取顺守”而成为千古明君的例子本来就不少，比如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祖赵匡胤。更何况文帝的继位纯属运气好，绝非他本人的主观意愿所致。

　　文帝继位之后没有几个月，便有人奏请早立太子。

　　文帝竟然说：“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也应当在三叔楚王、兄吴王、弟淮南王三人中间产生储君的人选，“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

　　文帝此言，是“火力侦察”的一招妙棋。

　　以他当时的处境，在风光与得意之下其实暗藏着深不可测的凶险，高祖朝的开国猛臣们大多还把持着朝中大权。用郞中令张武的话来说，便是“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

　　文帝本人就是这些人发动政变后被动登基的。正常的思维是，这些“多谋诈”的大臣们会不会哪一天故伎重演，再把自己赶下台去呢？

　　自古以来，无论皇帝还是储君的宝座，其实都和老虎的背没有什么区别，一旦骑上去就不可能下得来。

　　即使你自己想开了，不干了。我拱手相让，归隐山林还不行吗？不行。只要你做过一天的皇帝或储君，抑或让人感觉到你有这样的可能或意愿，便只能硬着头皮向前冲，不成功便成仁。否则，后来的继任者为了安全起见，也会想方设法灭了你，以永绝后患。

　　除了大臣们之外，文帝还需要试探实力强大的宗室诸侯们是否有问鼎大位之意。在当时的局面之下，无论哪个重臣有妄动，大概都不可能直接篡位，而是会在宗室中重新物色一位新人选：要么是一个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的傀儡，要么是某种利益交易之下的“强强联合”。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推敲。在正史（《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的记载中，没有注明是哪位官员向文帝提出了册立太子的建议。

　　如果说是这位官员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朝臣的话，那么，这么大的事情通常应该有重量级的大臣，在当时如周勃、陈平、灌婴等人参与意见。

　　但在整个事件中，与文帝进行言辞往复的，只是一个含糊的名称——“有司”，就是某位官员的意思。合乎逻辑的推理是，这个“有司”也是文帝安排的“枪手”。正因为是自己安排的枪手，而且还没有在群臣中进行哪怕是小范围的讨论，文帝才敢如此大胆地放出冠冕堂皇的话来进行一番“火力侦察”。

　　君、臣之间的言辞往复全过程都在文帝的掌控之中，“火力侦察”的结果令文帝长舒了一口气：还是“有司固请”，册立皇长子刘启为太子，即后来的景帝。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开国重臣们，尤其是陈平、周勃这样的“平吕”功臣之高明之处，恰恰在于没有参与册立太子的讨论。他们刚刚通过政变把文帝扶上大位，如果再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评头论足，则无异于自取灭亡。

　　在一个组织中，无功的人追求立功，但功高者却要想尽办法避免“功高震主”。因为一旦“震主”，则必然“身危”。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文帝在这场对白中也鲜明地流露出他思想深处的“忧天下”情怀。以他一生的表现来看，这种情怀的流露绝非是在刻意做秀。

　　公元前179年，即文帝元年五月，文帝下了一个倡导“言论自由”的诏书，废除以诽谤、妖言治罪的条法，以广开言路：“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文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位倡导“言论自由”的皇帝。

　　他本人也非常重视官员们的上书。据说他在从寝宫到朝堂的路上，如果有人把上书文牍报上来，他还会专门停下来认真阅读。

　　在废除诽谤、妖言治罪的条法之前，他还专门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一个政权，除非处于全国性的混乱或战争状态，对民间言论自由的开放程度，往往折射出执政当局的自信程度。不自信的执政者是不敢开放民间言论的。在清王朝大兴文字狱的背后，便折射出这个关外的游牧民间对博大精深的中原文明发自内心的畏惧。

　　文帝的自信与勇气，源自他心忧天下的情怀，与父亲高祖刘邦和孙子武帝刘彻有所不同，后者则是源自骨子里的慓悍与强势。他们二人身上都有鲜明的“自我”色彩，常常以一己之“小我”，抑制众生之“大我”，因此屡有暴行或暴政。

　　文帝则不然，他把自己的“小我”完全融入到天下的“大我”之中，并在“润物细无声”中推动了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老子说，“圣人无恒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之在天下也,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这里的“心”字，便是自我的意思。

　　文帝开创的“言论自由”的传统，一直被他的后世子孙坚持了下来。虽然最后演变成了有名无实的“形式主义”，但它毕竟成为西汉王朝的政治文化中最具价值的元素之一。

　　清朝学者赵翼对贾谊、刘向、谷永三人上书中无所忌讳的措辞用语而惊叹道：“此等狂悖无忌讳之语，敌以下所难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谴怒，且叹赏之，可谓盛德矣。”（《廿二史札记》卷二之“上书无忌讳”条）赵翼的感叹应该是发自肺腑的，因为他自己就生活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乾隆、嘉庆年间。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5年），匈奴大举入侵，文帝派宗正(负责宗室及贵戚事务)刘礼屯兵霸上，祝兹侯徐厉屯兵棘门，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奉命屯兵细柳，共同卫戍京师。

　　文帝亲自前往劳军(慰问或视察)。

　　皇帝的先导部队行至周亚夫的军门，却被披甲执兵、弓弩上弦的军士挡在门外。先导官说：这是天子的先导部队，陛下马上就要驾临了。

　　但军门都尉却不买账，不客气地说：“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

　　过了没多久，文帝本人便到了，军门都尉还是不放他进去。文帝无奈，只好派使者持旌节诏周亚夫说：朕是来劳军的!

　　在西汉王朝，所谓“旌节”，便是把牦牛尾扎在竹竿上，作为皇帝的信物，见旌节如见天子。手持旌节者都是钦差，权力极大。

　　周亚夫见到持节使者，这才传令开门放行。

　　但就在文帝的车队进门时，卫兵还提出要求：周将军立下规矩，车骑在军营中不得驱马疾驰。

　　文帝的车队只好拉紧缰绳慢行而入。

　　皇帝车驾到了中营，周亚夫站在大帐外恭候。但他却只行军中拱手礼，而不行臣子的跪礼。他对文帝说：穿甲戴盔的军士不能跪下行礼，只能行军礼。

　　这一系列的“冒犯”，在当时看来，足可以大不敬诛之。

　　但文帝却深受感动，为之严肃俯身凭轼，以示敬意。使人郑重宣告说：“皇帝敬劳将军。”这6个字中，文帝用了1个“敬”字。

　　文帝礼毕而去，车队驶出军门时，随行群臣皆惊。文帝却大发感叹道：“嗟乎，此真将军矣！向者霸上、棘门如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

　　文帝称亚夫之善者久之。月余，匈奴警报解除，三军皆罢。文帝随即拜周亚夫为中尉，全权负责皇宫安全。

　　文帝临终前曾专门告诫太子刘启说：如果有发生紧急情况，周亚夫可将兵担大任。文帝驾崩后，景帝即拜周亚夫为车骑将军。

　　西汉朝的“将军”一职，地位非常高，俸禄万石，与三公同等，位在九卿之上。

　　刘邦把握历史的机遇，以武力取得天下，但他的核心团队成员多起于布衣，都没有治国的经验；而秦朝以法家治国，法律体系非常健全，虽然其中确有大量苛法恶令的成分，但只要用心剔除修正，便是一个很好的体系。因袭秦法成为初生的西汉王朝唯一的选择。

　　立国之初，相国萧何曾经结合国情对秦法进行过一次全面系统的修订。这次修订主要是对秦法做“减法”，形成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及户律、兴律、厩律等九章。

　　但这次修订显然并不尽完善，其中还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尤其是仍然被萧何保留下来的那些苛法恶令。

　　公元前173年，齐国太仓令淳于意因罪获肉刑，被诏狱（关押钦犯的监狱）狱吏押送长安。

　　淳于意膝下无子，只有5个女儿。被狱吏逮捕时，他便抱怨女儿们说，都是因为没有生儿子，才在关键时刻无可依赖。

　　淳于意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听了父亲的怨言后非常难过，便跟随他的囚车一起来到长安，给文帝上书说：臣妾的父亲在齐国做官，齐国父老都称赞他为官清廉公正；如今他因罪获肉刑，今后即使想悔过自新都没有办法了；恳请陛下批准臣妾去做官奴，为父亲赎罪，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

　　文帝看了淳于缇萦的上书，怜悲其意，恻隐之心大发，于是便给御史大夫（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丞相，位列三公）冯敬下了一道诏书，要求他修订有关律法，废除肉刑。

　　文帝的风格，颇有些大禹“下车泣罪”的味道。从诏书风格来看，他时时处处都在自责，与大禹“百姓有罪，在于一人”的道德颇似。

　　这种在诏书中自咎自责的风气，一直延续到西汉末期，但与他首开“言论自由”之风一样，也被他的子孙们只当作了挂在嘴上的套话。先辈的优良传统被后辈演绎成苍白而空洞的套话、官话、废话，大概不仅仅西汉王朝才有，历朝历代都难免。

　　冯敬接到诏书后便去找丞相张苍商量具体的落实措施。

　　张苍在秦朝是主管四方文书的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他在刘邦攻克咸阳时，被赦免了死罪，重新起用为西汉王朝的官员。

　　冯敬和张苍商量下来的结果，是不主张废除肉刑，只做如下改进：

　　其一，将“黥刑”改为“城旦舂”，即男犯罚修长城，女犯罚舂米，为期均为4年。

　　其二，将“劓刑”改为打300大板(或鞭))。

　　其三，将“斩左趾”改为打500大板（或鞭）。

　　如此等等。文帝批准了他们的意见。

　　犯人被割了鼻子或剁了脚，虽然落下残疾，但至少可以保全性命；但很少有人在挨了300或500大板后还能活得下来。

　　文帝的一番美意，虽然看上去似乎只收到了相反的结果，名义上是减轻刑刑罚，实际上杀人更多；但是，此举真正的意义在于拉开了刑制改革的序幕，成为野蛮刑制向文明刑制进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常常与以何种方式对待人的肉体密切相关。从见血到不见血，从用刀到用棍，都是一个质的飞跃。即使执行死刑，也还要讲究给人家留个“全尸”，先是废除腰斩，继而废除斩首，继而废除枪决，代之以注射或绞刑，都被看作是“人道主义”的表现。

　　景帝即位之后，又下了两道诏书，大幅削减“打板”的数量，还对刑具的长短厚薄、犯人受刑的部位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并且特别规定，行刑过程中不得换人。

　　薄昭是薄太后唯一的亲弟弟，曾经在文帝登基的关键时刻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就在文帝即位后的第10个年头，即公元前170年冬天，这位忘乎所以的车骑将军竟然胆大妄为地杀了朝廷的使者（钦差）。按西汉王朝的律法，此罪当斩。

　　自古以来，法律的尊严都是因为特权阶层的肆意践踏而丧失其公信力。以法治国的文帝深谙其中的厉害，但他不忍以刑血淋淋地诛杀自己的亲舅舅，便派公卿重臣们去陪他喝酒，劝他自杀谢罪。但薄昭却舍不得死。

　　于是文帝便想出一个绝招，令群臣穿着丧服去薄昭家哭丧吊孝。薄昭见状，无路可退，终于自杀。（《资治通鉴•卷第十四》）

　　文帝即位13年后，下令释放惠帝朝的后宫“美人”们回家，允许她们重新嫁人。虽然这个决定来得有些晚了，多数“美人”都已经成了半老徐娘。但总比老死在宫中要强许多。文帝此举，也算是开了另一个先河，让后世的宫女们多少有了一些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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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明天子的过错

　　文帝一生也有所失，不但有，还不轻。

　　他虽然素有“知人善任”的美名，但却在贾谊的任用问题上留下了著名的瑕疵。

　　贾谊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大才子，20多岁时便被文帝召为博士，成为朝中最年轻的大臣和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和所有的才子一样，贾谊虽然才气纵横，但却不谙“韬光养晦”之道，因此饱受官场风霜。

　　文帝在颁布诏令之前，常常会请朝臣们发表意见。只要贾谊在场，他便不等前辈老臣们先说话，自己就畅所欲言地讲起来。他把别人要说的话全都抢先说了，如果再说便成了附和他的观点。这让老臣们感觉很不舒服。

　　文帝非常欣赏贾谊的才华，1年之内便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执掌朝议；不久便又想再次提拔他到“公卿”级别的高官中来。

　　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人必非之。贾谊的风头太劲，遭到了周勃、灌婴、张相如和冯敬等一帮老臣的联合诋毁：“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自古喜欢听取不同意见，刻意避免独断专行的领导人，大凡都有另一个缺点——耳朵根子软。文帝也不例外。

　　在如此强大的反对力量面前，文帝一半是在犹豫，一半是在妥协。他开始逐渐疏远贾谊，不再采纳他的建议或主张，进而把他贬为长沙王太傅。

　　其实周勃和灌婴二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爱在主子面前争风吃醋，见不得别人春风得意。当年高祖刘邦打天下时重用陈平，他们便心怀忌妒，一起以恶毒谗言诋毁人家。幸好有魏无知出来解围，才使陈平免受不白之冤。

　　贾谊被贬之后的第2年，即公元前175年，文帝废除盗铸钱令，允许民间私铸钱币。远在长沙的贾谊闻讯后，上书痛陈“听民仿铸钱币”之害。

　　但文帝听不进去。

　　这项弊政的严重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吴王和邓通均因铸币而富可敌国，以至“吴、邓钱布天下”。尤其是吴王，他通过开山铸钱，迅速完成了巨额的财富积累，腰包鼓了，底气便足了，想法也就多了起来。这才有了后来的“七国之乱”。

　　又过了2年多，文帝思念贾谊，便召他回京。但结果却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诗）

　　文帝对贾谊的鬼神之辞倒是很满意，于是便拜他为梁怀王太傅。

　　后来，梁王刘揖不慎坠马而亡。贾谊自以为失职，悲伤而死。

　　文帝一生节俭，堪称历代帝王之典范。

　　慎夫人是后宫中最受宠爱的女人，但文帝却要求她为天下人做个俭朴的好榜样，衣裳不得曳地，帷帐不得纹绣。

　　他曾经想修一个露台。事前召来工匠做了一个粗略的预算，发现大概要花费100斤金，相当于当时10户普通人家的家产。他嫌太费钱，便作罢。

　　古代的帝王大多相信人死后还会在阴间开始另一种生活，因此对自己的陵墓也格外重视。现代人都在努力在退休前多一些积蓄，以便自己能够在衣食无忧中安享晚年；古代人，尤其是帝王将相都讲究厚葬，恨不得把整个世界的财富都埋到自己的坟墓中去，好让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质量不会受到影响。

　　其时朝野上下均盛行厚葬之风，但文帝临终前却专门下遗诏，要求薄葬省繁，以罕见的从容态度坦然面对生命的消亡：“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莫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产，重服以伤生，吾其不取。”

　　他禁止在自己陵墓中以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为饰，全部以瓦器代之，还在遗诏中明确规定，自己死后，“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无发民哭临宫殿中”，并特别强调，把这些要求“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文帝即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

　　但是有谁能够想象得到，这样一位节俭到近乎苛刻的皇帝，也会有“挥霍无度”之失？

　　文帝的“挥霍”，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倾国倾城的后宫佳丽，而是为自己喜欢的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便是未央宫西南苍池中的船工邓通。

　　文帝对邓通的恩宠和赏赐，匪夷所思地达到了不计成本不顾影响的荒唐程度，也为他光辉的帝王生涯留下了一个硕大无朋的污点。

　　据说文帝曾经在梦中成仙升天而不能，幸有一位“黄头郞”相助才得以成功。醒来之后，他还清晰记得这位梦中少年把上衣扭成带状束在腰间。起床后去苍池中央的渐台散步，正好发现池中一位年少俊美的船工与梦中少年的穿着和长相惊人一致。

　　文帝大悦，从此对他恩宠有加，赏赐竟达10多亿，官至上大夫。

　　自从结识邓通之后，这位向来严谨勤政的皇帝便经常私下出宫，去邓府“游戏”。

　　他还专门请人给邓通相面，但相面先生却说这位新贵的结局是被饿死。

　　文帝感觉不可思议，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自己竟然罩不住一个小小的邓通。于是他索性钦赐邓通在蜀郡严道（今四川省荥经县）的铜山铸钱，能够自己铸钱的人，无论如何也是不会穷的。

　　邓通钱流通于天下，其富可知。

　　好在邓通虽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却没有参与政治的兴趣。他为人非常谨慎，从不与权贵重臣们交往。即便是文帝赐予的休假，他也足不出户，“独自谨身以媚上而已”。他深知自己的富贵源自天子的恩宠，因此也全心全意地伺候着文帝。

　　文帝长了个恶性脓疮，他便常常为用嘴把疮里的脓汁给吮吸出来。

　　某日，文帝心情郁闷(原因不详)，便严肃地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

　　邓通说：应该是太子最爱陛下。

　　过不多久，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前来探视病情，文帝便要他为自己吮疮。刘启虽然照办，但表情却很痛苦——估计没有一个正常人不会觉得恶心。

　　事后，刘启才知道是父皇在试他的忠心，拿他跟邓通比，于是便对邓通心怀怨恨。

　　文帝死后，景帝刘启便处置了邓通，还真就让他身无分文、寄人篱下，最后竟然被活活饿死。

　　纵观文帝一生的品行和作为，对邓通的宠爱实属反常。虽然史书中并无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性关系”的明确记载，甚至连“与上同卧起”这样的措辞都没有，顶多也只是司马迁和班固所做的暗示性暧昧评语。

　　但似乎也只有“同性恋”才能解释文帝的反常行为：

　　其一，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像文帝这样理智和富于自我克制的帝王，大概也只有被强烈“性”与“情”(因性生情)俘虏，才会对一位无功、无才、无名节的普通人予以如此豪奢的赏赐。

　　由此可见，文帝本人对“美男”的兴趣远甚于“美女”。深蒙圣宠的慎夫人却都“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说明他还能把对美女的宠幸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内。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国之君，无论他对女色的需要有多高，都会有非常通畅的制度化渠道来保证。因此，再美的女人应该都不是“稀缺资源”，只要他喜欢，就可以得到。但男色则不同，理论上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一旦幸逢所爱，必定倍加珍惜。

　　其二，正史记载文帝经常私下去邓通家“游戏”。

　　游戏什么？史书虽然没有明说，但肯定不是简单的“窜门”，况且他与邓通并不在同一个思想水平上，大概也不可能有太多纯粹思想上的“共同语言”。退一万步说，即便邓通有如贾谊这样的惊世大才，恐怕文帝也犯不上亲自造访，完全可以召他进宫来。

　　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文帝在孤独的政治权力斗争中，把邓通当作自己最信赖的知己，借“游戏”之名去他家密谋大事或倾听高见。但邓通显然不是这块料。

　　文帝时常私下光顾邓府的唯一解释只能是：避人耳目偷行苟且之欢。在当时，“同性恋”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其三，仅从邓通吮疮这个情节来看，便可知二人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绝非普通的君臣关系可比。

　　其四，司马迁在叙述邓通之传前，开篇用了几句耐人寻味的话：“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男)色幸者多矣”。班固再次确认了司马迁的观点，在《汉书•佞幸传》的总评中如此评价，“柔曼之倾意，非独妇德，盖亦有男色焉。”两位史家都提到了一个“色”字。

　　如此看来，文帝把自己与邓通相识说成是“梦中黄头郞”，则更像是为掩人耳目而刻意编出来的一个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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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取天下”和“守天下”不是一条“道”


　　“取天下”之道，绝不可用于“守天下”。

　　在“取天下”的过程中，君、臣之间，甚至是臣、臣之间，本质上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共同面临着来自组织外部的挑战，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但“守天下”则不同。外部的威胁基本解除，人的注意力便会本能地转为对内部资源的相互争夺。

　　因此，在“取天下”和“守天下”两种截然不同的大背景之下，帝王作为组织的最高首脑，也会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

　　这便是为什么本书要以文帝刘恒，而不是高祖刘邦作为200年西汉王朝的君王之“根”。实际上，刘氏皇统的后世子孙们在论及治国之道时，谈得最多的也是文帝，而不是高祖。

　　但是，刘邦身上的许多禀性，仍然不应当被遗忘。他以一介草莽，提三尺之剑，兴兵以取天下，必然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深思。其时群雄并起，在他之前的陈胜、吴广和项羽，虽然一度呈风卷残云之势，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众叛亲离的命运，只有刘邦才让那么多的乱世枭雄誓死追随。

　　究其原因，大致与如下两方面密不可分：

　　其一，与人分享胜利果实。

　　刘邦深知自己本是一介草莽，大家跟着他打天下，必然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谁也没有把他刘邦当“神”来看，因此便不会有人以敬“神”之心来对他——每位追随者都不可能只顾奉献不取回报。

　　刘邦一生做得最出色的，便是正视部下的利益诉求，并毫不吝啬地满足他们，使得许多当世枭雄都甘心为他拼死效命。

　　从刘邦建国前后对功臣们的封赏便不难看出，这些追随者确实没有跟错对象。

　　最后的结果是：每位追随者都“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刘邦。”

　　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五月，天下初定。刘邦在洛阳南宫与群臣设宴畅饮时，要求在座诸公回答一个问题：朕为什么能够得天下，而项羽为什么会失天下？

　　高起和王陵对答道：陛下虽然对人傲慢无礼，但却从不亏待有功之臣。陛下派人去攻城略地时，每有所克，便会以胜利果实来奖赏他们。项羽则不同，他表面上仁慈而礼貌，但骨子里却妒贤嫉能。谁要是立了大功，他便要想方设法除掉人家；谁要是才能出众，他便会对人家疑神疑鬼，百般猜忌。每次打了大胜仗，他都把功劳都记在自己一个人头上，舍不得与功臣们分享。这便是他为什么会失天下的原因。

　　刘邦道：“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从表面上看，刘邦的总结比起高、王二人来，似乎更加高屋建瓴，因此也常常被后世的读书人津津乐道。

　　我们中国人都有眼高手低的浮躁病，对待知识或观点的态度，常常只青睐于“最优”或“最新”者，全然不顾这些东西的实用价值。这种毛病在今天便有一个经典的表现：做管理的人喜欢追捧最时尚的“理论思潮”，似乎只有最“新”的，才是最“好”的，全然不顾这些东西能否为自己的管理实践带来多少价值。

　　正是在这种浮躁病的作用下，高、王二人的观点便被忽略了，甚至被一些自以为深刻的人讥笑为鼠目寸光之见。

　　其实，他们与刘邦的观点之区别，仅在于角度的不同：他们讲的是“做人的德性”；而刘邦讲的是“用人的能力”。二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更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可比性。况且，作为组织的管理者，“做人的德性”其实要远比“用人的能力”要重要得多。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虽然一个个都是说得比唱得还要动听。

　　其二，待人率真，让部下有安全感。

　　部下们追随刘邦“取天下”时，每天都会面临来自敌人的死亡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刘邦是一位喜怒不形于色、让人琢磨不透的家伙，那么，部下们便会煎熬于组织内、外两方面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危机感中，自然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和他走下去（更多的论述，详见拙作《党史商鉴》第14章“领袖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

　　刘邦身上那种“大智若愚”式的率真，刚好让前方拼命的将士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他们不用担心“琢磨不透主公的心思”而时常心怀忐忑。

　　在这个前提之下，刘邦身上的许多“流氓恶习”，看上去反而却更加可亲可爱，不矫情、不做作。那些被他肆意侮骂的人，也不会有“受伤”或“受辱”的感觉。

　　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年底，刘邦灭项羽之后不久便即皇帝位，开始对功臣论功行封。

　　刘邦认为萧何功勋最高，便率先封他为酇侯。

　　其他的功臣都不服气，纷纷找刘邦评理道：我们这些人全都披坚执锐，在前方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多者身经百战，少者也历数十战。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攻城略地之功。而萧何却没有半点战功，只知道动动嘴皮子，摇摇笔杆子，为什么反而功居我等之上？

　　刘邦问他们：你们知道什么是猎狗吗？

　　功臣们一头露水地回答：知道啊，怎么啦？

　　刘邦说：在打猎的时候，去追杀猎物的是猎狗，而指明哪里有猎物，部署猎狗去追杀的却是猎人。你们只是在前方冲锋陷阵，因此只能算是“功狗”（有功之狗）；而萧何的功劳在于发现猎物，并且部署猎狗去追杀，因此算得上是“功人”（有功之人）。而且，你们诸位都是只身一人来追随我，最多也就是父子兄弟三、两人一起来；而萧何却带着全部萧氏宗族数十人都来追随我。他的功劳不可忘！

　　功臣尽皆哑口无言。

　　刘邦年轻的时候，成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从来不帮家里人干活，为此也没有少挨其父的奚落责骂。

　　刘邦共有兄弟4人，大哥、二哥分别叫做刘伯、刘仲。刘邦自己原来的名字也叫“刘季”。这3个名字在当时的意思，相当于今天的刘大、刘二和刘三。

　　大哥刘伯早逝，大嫂守寡，带着儿子刘信艰难度日。

　　刘邦喜欢结交江湖上的狐朋狗友，自己没什么钱，却爱在人前充老大，常常呼朋唤友去大嫂家蹭饭吃。

　　某日，大嫂见他又带着一群人蹭饭来了，便用饭勺把锅刮得哗哗作响，假装家里已经没有饭了。客人们见状，只得悻悻而散。

　　客人走后，刘邦进屋掀开锅盖一看，分明还有满满一锅粥。

　　他从此便对大嫂心怀不满。

　　后来，刘邦做了皇帝，刘家的子弟或王或侯，均有所封，唯独把刘信晾在了一边。

　　刘邦的父亲为自己的这个孙子鸣不平。

　　刘邦却说：不是我忘了封他，是他老娘不厚道。

　　但怨归怨，说归说。连老父亲都出面来说情了，情绪再大也得封人家，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子。

　　想来想去，刘邦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竟然封刘信为“羹颉侯”。

　　“羹颉侯”是一个比较搞笑的名号。所谓“羹”，便是指当年刘信之母假装已经用尽了的那锅粥。“颉”字在当时的发音与“嘎”字相同，是指当年刘信之母用勺刮锅的声音。用今天的语言，或许可以翻译成为“嘎嘎刮锅侯”。

　　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十月，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楚王韩信4位大功臣来京师朝见天子。刘邦在未央宫前殿设宴款待他们，他的父亲也在座。

　　席间，刘邦用玉卮酒杯给父亲敬酒，对他说：父亲大人当年常常说我是个二流子（时称“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老二有本事。今天请你老人家评一评，我的产业和老二相比，哪个更多？

　　刘邦语毕，殿内群臣大笑不止，咸呼“万岁”。

　　多么可爱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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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代相随的“魔咒” 之一

　　在西汉王朝刘氏皇统的血脉深处，从高祖刘邦到哀帝刘欣，似乎有一道“魔咒”如影随形一般世代传承，几乎无人得以幸免。

　　这个禀性便是对“男色”的偏好。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同性恋倾向”。这可能是唯一一个贯穿于刘氏皇统始终的元素。

　　起点在阳刚之气十足的刘邦身上。他的“爱人同志”名叫籍孺。

　　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七月，淮南王英布举兵谋反。

　　英布与韩信、彭越一起并称为汉初的“三大名将”，因年轻时在秦王朝犯法，被处以“黥刑”（脸上刺字），因此也称“黥布”。

　　韩信和彭越先后被刘邦诛杀。黥布惶恐，遂举兵反。

　　消息传到长安，但刘邦却称病深居宫中，不与大臣们相见。他还专门交代门卫，严禁任何人进来。就连周勃、灌婴也不敢擅自闯宫进见。

　　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皇帝却躲了起来，避而不见。朝中大臣们群龙无首，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不知所措。

　　大将樊哙曾娶吕后的妹妹吕媭为妻，与刘邦是“连襟”。因为这层亲戚关系的缘故，使他和刘邦的关系比起其他大臣来要亲近许多。

　　大臣们在刘邦的宫殿外焦急苦候等了10多天，还是不被允许进见。樊哙便再也沉不住气了，直接推门闯了进去。大臣们则尾随着他，鱼贯而入。

　　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他们进去之后，竟然看见刘邦枕躺在一位宦官的怀里。二人正卿卿我我地陶醉于温柔之乡。

　　樊哙等人见状，痛哭流涕地说：当年陛下带领我们兴兵打天下，是何等的豪情壮志啊！如今天下已定，为何反而自甘沉沦？大臣们听说陛下病重，都震惊不已，忧惧不堪；没有想到陛下不与我们共议大事，反倒在这儿和一个宦官难舍难分。陛下难道不记得赵高的故事吗？

　　赵高是秦始皇最宠幸的宦官。秦始皇死后，他便矫诏杀死了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拥立十八子胡亥；三年后便连胡亥也给杀了。秦囯之亡，赵高被认为是罪魁祸首。

　　刘邦听了樊哙等人的一番哭谏，哈哈一笑，这才起来和大臣们商议平乱大计。

　　从上述情节不难看出，刘邦生病是假，与这位宦官苟行“云雨之欢”才是真。

　　《汉书》中虽然没有点明这位宦官是何许人，但刘邦有史可查的“爱人同志”仅有籍孺一人。因此，此人应该非籍孺莫属。

　　刘邦有两个儿子先后做了皇帝：惠帝刘盈和文帝刘恒。这两人也和他们的父皇一样，都分别有自己的“爱人同志”。

　　惠帝的“爱人同志”名叫闳孺。

　　《汉书》中虽没有介绍他们的“爱情故事”，但在“佞幸传”的篇首，却清清楚楚地交待说，闳孺与籍孺，“此两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意思是说，这两人都没有什么过人的才能，不过是因为温顺妩媚才获得皇帝的宠幸，与皇帝睡在一起。连公卿大夫们要走皇帝的后门，也得先去巴结他们。

　　这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欢涂脂抹粉；用锦鸡毛插在帽子上；以成串的贝壳束在腰间或挂在颈上。

　　正是这点儿爱好，才在惠、文两代皇帝的年轻近臣中带出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时尚潮流”。一时间，朝中的侍中和郎官，纷纷效仿这样的装扮。

　　这些人大概也都是想效仿他们，来多讨得一点儿皇帝的欢心。

　　文帝的“爱人同志”有邓通、赵谈和北宫伯子三人。本书前文对邓通已有详尽的介绍，故不赘言；赵谈和北宫伯子所受之宠，均不及邓通。

　　景帝刘启是文帝刘恒的儿子。他也算得上是一位英明的皇帝。父子二人在位期间，西汉王朝出现了著名的“文景之治”。

　　景帝的生活中也有这么一位特殊的男人，他的名字叫周仁。

　　周仁本是一名医生。刘启还是太子时，他便是太子府的管家（太子舍人）。他办事稳妥，口风甚严，属于那种只长耳朵不长嘴巴的人。这样的人自古以来都最受上级领导的欢迎。

　　大概是因为太子刘启的举荐，周仁在文帝朝便在一路官运亨通，升至太中大夫，主管朝臣的言论。

　　景帝甫一即位，便擢升他为郎中令（武帝时改称为“光禄勋”），负责宫门禁卫，位列九卿，俸禄为二千多石。他与景帝特殊而微妙的关系，大概也是发生在这之后。

　　周仁的打扮比较令人费解。据说他经常穿着一身打补丁的旧衣服和一条短衬裤，随时准备在宫中干点儿脏活累活。

　　《汉书》“周仁传”里还专门强调，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得到景帝的宠幸，还可以自由进出景帝的卧室。——这样的说法同样令人费解。

　　景帝与皇宫嫔妃们在一起淫亵戏耍或行房事时，竟然也常常让周仁站在一旁观看。——更加令人不可思议。

　　就像当年文帝经常抽空溜到邓通家去一样，景帝也时常去周仁家中。具体去他家中做什么，史书却没有进一步的交待。

　　但周仁这个人，名声还是不错的。除了口风很严外，他从不利用自己与景帝的特殊关系评价其他人的是非短长。景帝经常想听听他对某人的看法，但周仁却总是回避道：还是请陛下亲自去考察吧。

　　景帝多次赏赐他，诸侯群臣们也争相贿赂他，但他都一概谢绝，终无所受。

　　景帝驾崩后，武帝也对他敬重有加，退休后还能享受二千石的俸禄。按西汉制度，官员退休，只能享受在职俸禄的三分之一。

　　《汉书》里没有明确说周仁和景帝之间是否存在性关系，只在“佞幸传”的篇首略微点了一下他的名字，却把他的传记，与因“讷于言而敏于行”而闻名的卫绾、直不疑等人放在了一起。

　　这显然是在为“尊者”（景帝）讳，更是在为“贤者”（周仁）讳：大概是周仁的品行实在太好了，连史家也不愿意给他留下任何“污点”。

　　但周仁与景帝之间应该存在着微妙的性关系。如此推断，理由有三：

　　其一，周仁身为九卿级的高官（郎中令），相当于今天“国务委员”的级别，却成天在宫中穿着一条暴露双腿的短衬裤。且不说这样的装扮是否有损朝廷的脸面，在嫔妃如云的皇宫中摇摇晃晃便也是犯了大忌讳。

　　虽然表面上说是为了随时准备干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但宫中有那么多分工明细的宦官宫婢，怎么又轮得着他一位堂堂九卿高官来亲自动手？皇宫又不是农家院舍。

　　显然另有隐情。

　　其二，景帝在卧室内行云雨之欢，居然让他这么一个大男人呆在旁边，更是极其的反常。

　　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要么他是用自己专业的医学知识，“手把手”地现场指导景帝体验房中之术；要么他本人的角色与嫔妃们一样，让景帝同时享受男、女“双色套餐”。

　　其三，景帝时常私下溜去他家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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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世代相随的“魔咒”之二

　　景帝之后是武帝刘彻。

　　刘彻的性格与高祖刘邦颇为近似，同样阳刚之气十足，但在偏好“男色”方面，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武帝有史可查的“爱人同志”有两位：韩嫣和李延年。

　　韩嫣是刘邦时代韩王信的曾孙，其先祖是战国时期的韩襄王。

　　韩王信曾背叛刘邦，投降匈奴。在文帝朝，韩王信的儿子韩颓当率其众再度归降，被封为弓高侯。韩嫣即韩颓当之孙。

　　刘彻还是胶东王时，韩嫣便与他一起读书，并相爱。刘彻立为太子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二人的感情便更上一层楼。

　　韩嫣天资聪慧，善骑射。刘彻即位后，积极准备征伐匈奴，韩嫣便不失时机地主动学习兵法，讨得武帝欢心。他曾官至上大夫。

　　和所有的“爱人同志”一样，韩嫣也时常和武帝睡在一起。武帝常常参照文帝当年赏赐邓通的规格来赏赐他。

　　《西汉杂记》（东晋葛洪著）里便有两处描述过韩嫣盛极一时的富有与奢靡：

　　一处为卷四“韩嫣好弹”条。

　　韩嫣喜欢玩弹弓。别人都是拿小石子作弹弓的子弹，他用的却是“金丸子”。

　　子弹射出去，一般都难得再找回来，更何况他射出去的还是金丸子。韩嫣每天丢失的金丸子便有10多颗。

　　这可乐坏了长安城里的穷孩子们。他们只要知道韩嫣要出去玩弹弓，便会成群结队地紧跟在他屁股后面，等着去抢他射落的金丸子。

　　于是，当时的长安城便有这样的顺口溜流传：“苦饥寒，逐金丸”。

　　《西汉杂记》中另一处（卷六）关于韩嫣的说法则只有一句话：“韩嫣以玳瑁为床”。但是，仅仅“以玳瑁为床”这5个字，似乎已经足够。

　　集万千宠爱于一生的韩嫣也会有克星。

　　有一次，江都王刘建入朝进见，武帝带他去上林苑打猎。于是，通往上林苑的道路全线戒严，为的是专供天子车驾通行。

　　武帝在出发前，先派韩嫣乘坐天子副车，领着100多人先行，飞驰前往上林苑，提前去查看野兽的状况。

　　刘建看见这么多人簇拥着天子车驾一路狂奔过来，还以为是天子驾到，便赶紧喝退左右随从，自己则一下子跪伏在道路旁。

　　事后，刘建才知道他跪拜的不是天子，而是天子的“爱人同志”。他因此大怒，到皇太后那里去哭诉，说他也要把自己的封国缴还朝廷，进宫来侍从天子，也要像韩嫣那样威风。

　　顺便说一句，这位刘建也不是个好东西，荒淫、残暴、乱伦，可谓恶贯满盈。

　　皇太后从此便开始反感韩嫣。

　　也怪韩嫣自己不争气，管不住裤裆。因为和武帝的特殊关系，他便可以自由出入宫女们居住的永巷（后更名为“掖庭”）。这么一来二去的，他竟然色胆包天，和某一位或几位宫女勾搭成奸。

　　这事儿让皇太后知道了。她正愁找不到借口除掉这个祸根呢，于是大怒，派人赐死韩嫣。

　　武帝为他苦苦求情也没用，终于还是被皇太后取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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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世代相随的“魔咒”之三
　　
　　李延年是个宦官。他曾经因为犯法被处宫刑，于是便在宫中的“狗监”（负责给皇帝养狗）处找了一个谋生的小差事。

　　李延年出身音乐世家，父母兄弟都是乐师（时称“倡人”或“倡伎”）。他本人也“性知音，善歌舞”，还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诗歌的造诣应该也不浅，因此深受武帝的宠爱。

　　李延年的乐曲非常煽情，据说他“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

　　某日，武帝与平阳公主宴饮，李延年以歌舞助兴。他且舞且歌地吟唱了自己的词曲新作《北方有佳人》：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武帝听罢，慨然长叹道：太好了！难道人世间果真有如此佳人么？

　　平阳公主对武帝说：李延年便有一个这样的天仙妹妹。

　　武帝便迫不及待地马上召见，发现她确实“妙丽善舞”，因此对她大加宠幸，封为李夫人。

　　妹妹受宠，哥哥则更甚。此时韩嫣已经不在世，李延年便弥补了他给武帝留下了“感情真空”，从此以后便时常与武帝睡在一起。其所蒙之恩宠，并不亚于韩嫣。

　　但红颜薄命，才貌双绝的“北方佳人”李夫人年纪轻轻便因病亡故。

　　她病重时，武帝曾亲自前往探视。但她却把头蒙在被窝里不让武帝看见，对他说：臣妾久病，容貌衰毁，不能见陛下，恳请陛下照顾好臣妾的兄弟。

　　武帝好奇，非要看她，便说：夫人的病情这么严重，看来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不如露出脸来见我一面，当面托付你的兄弟，岂不更痛快些？

　　李夫人还是不肯，说道：为妇之道，女人如不梳妆打扮，尚且不能见君父。臣妾更不敢以蓬首垢面之颜面对陛下。

　　武帝依然不甘心，便对他说：夫人只要见我一面，我即赏赐夫人以千金，封夫人兄弟为大官。

　　李夫人道：兄弟封不封大官，在于陛下，不在于见不见臣妾。

　　武帝还是缠着要见。李夫人便转过身去，长吁短叹地抽泣，不再说话。

　　武帝非常扫兴，起身便走了。

　　武帝走后，她的姐妹们责怪她道：你怎么就不肯见陛下一面，当面向他托付你的兄弟呢？为什么非要如此这般地惹陛下不高兴？

　　李夫人说：我坚持不见陛下，正是为了向他深托我的兄弟们。我之所以能够以微贱之身得幸于陛下，靠的是自己的容颜。“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陛下之所以对我如此恋恋不忘，是因为我平生的美貌。如今见我的容颜已逝，必然会心生弃我之意。如果是那样，今后如何还能让他时常怀念我？如果他不怀念我，又如何会重用我的兄弟呢？

　　李夫人死后，武帝果然相思不已，遂封其兄李广利为西海侯，拜贰车将军；拜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但人家李广利这个的西海侯却并不全是妹妹的色相换来的，他也是当时征伐异族的名将，几乎可以与卫青、霍去病并称为“伐胡三大将军”。李广利曾率兵征大宛国，把该国国王母寡的人头带回了长安。而卫、霍二将，也都因皇后卫子夫而起，然后才有机会立下盖世功勋。可见武帝的“女人缘”，堪称古往天下第一。

　　后来，李广利投降匈奴，其弟李季又与宫女私通。于是，李氏兄弟及其宗族悉数被诛。

　　武帝的儿子昭帝刘弗陵，幼年时便和金日磾之子金赏也出现过这方面的倾向。但他还没有成年便早早夭折，因此不足为证。

　　昭帝之后是宣帝刘询。

　　张彭祖是昭、宣二朝辅政大臣张安世的小儿子。刘询年少流落民间时便与他是同窗好友。宣帝即位后，封他为阳都侯；出宫时，常常令他陪驾，“号称爱幸”。

　　但张彭祖为人谨慎规矩，没有干过什么缺德事。可惜他后来莫名其妙地被自己的小妾毒死了。

　　数十年后，张安世的后人张放，因为做了成帝刘骜的“爱人同志”而名著于史册。

　　如此算来，张安世一脉，便出了两位“同志”。

　　宣帝以后，元帝刘奭、成帝刘骜、哀帝刘欣三人的“同志恋情”，本书后文均有所述，此处暂且搁置不叙。

　　平帝刘衎是西汉王朝的末代皇帝。他9岁即位，此后便一直在权臣王莽的严密看管之下，仅仅15岁便死于后者之手。

　　因此，尚不能看得出刘衎是否也有这方面的倾向。但是，即使他有，在王莽的眼皮底下，大概也不可能有机会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