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墓中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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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漆黑。风，瘆人。一股肃杀的气氛笼罩着六安古城外一片破败的陵园。荒草飘荡处，一伙盗墓贼身穿老鼠衣，在冷风浓雾中向一座高大的坟冢摸去。树丛遮掩下的原野，不时有沙沙的轻微响动传出。
隐蔽的盗洞被揭开，一个身影口含牛皮灯盏，在同伴的帮助下，手攥麻制绳索弯腰钻进。在墓底深处窄狭的空间，盗墓贼拾起昨夜使用过的铁与斧头等盗掘工具，猛力向墓坑底部劈去。终于，木制椁板被凿穿，脚下露出了黑乎乎的宽敞墓室，盗墓贼试探着下到室内。经过一番劈棺抛尸的折腾，一批批奇珍异宝伴着上下起动的牛皮袋与竹筐传出洞外……就在这伙盗墓贼溜走之后的不久，另一帮盗贼又潜入这座荒冢，以同样的方式进入豪华的椁室，对残存的随葬器物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与疯狂劫掠。盗墓者钻出墓冢，草草将洞口掩埋，背起沉甸甸的牛皮囊消失于夜幕之中——发生于大唐年间两次大规模盗墓行动，就此融入历史的风尘，不为世人所知。
2006年春天，由于酝酿已久的国家重点工程——沪汉蓉客运专用线合肥至武汉段正式开工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所与六安市文物部门组成考古发掘队，在国家文物局批准下，对线路穿过的一座大型墓葬进行发掘。尘封的历史被打开，唐代盗墓者遗弃的各类工具和陶碗等物依然还在。他们的技法如此高超，盗洞位置极为精准，正好落在墓室外椁的回廊之内。将回廊内陪葬品中的大宗器物洗劫一空后，他们又在外棺与内棺分别打洞钻进去，盗取内部随葬物品。尽管如此，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铜壶、木俑、玉器、金箔等500余件（套）随葬品相继出土，被抛尸棺外的墓主人的身份也最终得到了确认：他就是西汉武帝时六安国第一代诸侯王刘庆。他所在的墓冢因结构复杂、保存完好的“黄肠题凑”墓葬形制引起世人广泛的关注，将人们的目光拉回那遥远的时代。
位于安徽省西部的六安，是大别山进出的重镇，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夏时设六国，秦时设六县。楚汉战争爆发后，六县籍人士英布被楚霸王项羽封为九江王，都城就设在今天的六安市。后来英布弃项投刘，立下赫赫战功，在西汉王朝建立初年，被汉高祖刘邦封为淮南王。然而，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英布因谋反被诛，尸身被抛入荒野，只有一个人头在刘邦验看过后，被送到六安都城草草埋葬，据说现在六安市北关小学附近即为其冢。在汉王朝建立初期的一系列针对诸侯王的平叛战争中，刘邦得出了一条“经验教训”：各诸侯王之所以敢与中央政权离心背德，关键在于他们不姓“刘”。于是，刘邦开始将诸侯王分封给刘氏的宗室子弟，六安之地也就尽由刘姓子孙掌控。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条经验并不好用。汉武帝元狩元年十月（前122年），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因“阴结宾客，为叛逆事”败露自杀。次年，汉武帝在此地设六安国，取“六地平安，永不反叛”之意，封景帝之孙、胶东康王刘寄之子刘庆为六安王，“六安”之名由此而得，沿用至今。
刘庆为王38年薨，谥曰共，后人又称“共王”。继刘庆之后，六安国历经夷王禄、缪王定、顷王光、育（无谥号）四代，但最后一代王刘育在王莽时期被废为庶人，所以实际上遵照诸侯王葬制的陵墓只有四代王。第一代诸侯王刘庆的大墓坐落在六安市区西南约10公里的双墩村一处高岗上。因属并列的双冢墓，考古人员将南部位于路基穿越处的墓冢编为一号，称“双墩一号墓”，即刘庆墓，而位于其北部约10米处的另一对称大冢被编为二号，即刘庆夫人之墓。
当双墩一号墓冢的封土全部被清除，一个带有东西向长斜坡墓道的中字形竖穴土坑显示出来。墓向朝东，墓坑加墓道长达45米，墓圹本身长17米、宽12米。如此庞大的墓坑，在皖西甚至整个安徽汉代考古中从未曾出现过，而墓室的结构则是西汉前期一种典型的高级墓葬形式——黄肠题凑。
考古队长汪景辉说，正是由于盗墓贼对“黄肠题凑”这种流行时间并不长的高级贵族墓葬结构并不清楚，错过了“题凑”之外盛放大量器物的外藏椁，才使这部分随葬品躲过一劫。事实上，在已经发现的西汉黄肠题凑墓葬中，凡被盗之后还能出土一些文物者，大多出土于外藏椁，双墩汉墓尤为典型。因此尽管两遭重大盗掘，仍出土大型重器，可谓不幸中的万幸。
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与玉衣、梓宫、便房、外藏椁同属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天子之制也”，使用者主要是帝王及其妻妾、皇帝的宠臣及诸侯国国王与王后，但经朝廷特赐，个别勋臣贵戚也可使用。“黄肠题凑”一名首见于《汉书· 霍光传》，霍光是著名将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之弟，武帝时期的重要谋臣，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20年。霍光死后，汉宣帝“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柏木外藏椁十五具”。简单说来，“黄肠题凑”就是用柏木堆垒成棺椁形状，外有柏木堆成便房，放置陪葬品。“黄肠”指堆垒的柏木，“题凑”指木头头部向内堆放的结构。柏木是中国北方特有的上等名贵木材，材质优良、耐水湿、抗腐性强、有香味，可保护棺木不受损坏。同时，以成千上万根珍贵的柏木心材来堆垒成一道厚重的围墙，也是一种身份、等级和权势的象征。
自上世纪70年代考古学界在北京大葆台发现第一座西汉黄肠题凑墓起，又相继发现了河北石家庄张耳墓、湖南象鼻嘴长沙王墓、江苏高邮广陵王墓等近十座同类墓葬。就规模而言，双墩汉墓比北京大葆台与高邮天山汉墓小得多，椁室与题凑木材也少了近一半。如果不是刻意从俭，那么六安王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势力可能远不及北方的燕王和长江下游的广陵王。但六安汉墓用料硕大（比其他墓葬的用料近乎大一倍），结构复杂，保存十分完整。尤其与众不同的是，外棺与外椁间还有一圈独特的石质椁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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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肠题凑是如何形成的呢？自商周至西汉前期两千年，王公贵族与地主阶级死后一直沿用竖穴式土坑墓葬，墓中设木椁，以密闭、隔绝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为主要特点。这种做法主要是让死者灵魂安息。战国之后，根据《周易》理论形成的阴阳五行学说开始流行并受到世人重视，代表万物之源的“气”，以及如何使阴阳达到和谐统一显得至关重要。至汉代，这一学说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特别在居住空间和葬地选择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事死如事生”的汉代人看来，作为阴宅的墓室应该像地上宫殿建筑一样，开拓空间与开放门户，以承接宇宙之“气”。如此才能使死者在阴间安然栖息，并对活着的后人给予庇护、赐福。于是，一个由封闭型转为开放型的椁室墓——黄肠题凑，悄然登上了历史舞台。

黄肠题凑型椁室与木椁墓一个根本的差异，就是斜坡墓道、回廊和玄门的有无。统一规格的枋木垒筑而起的题凑围壁，实际上是构筑起一堵加护的木墙，这个木墙为加固并扩大椁内空间、并向四方全面开通创造了条件，传统的密闭型椁墓由此完成了向开通型室墓的过渡。双墩汉墓椁室通向外部墓道上造设的门扉为双扇形，可自由开闭，象征着地下埋葬设施与外界的开通，实用性极强，是为玄门。而设在侧室及回廊内的门扉则呈单扇型。这种主次配合的门扉形式，恰好同古代宫殿邸宅建筑的“正门”、“户”相对应。玄门的设计构造与斜坡墓道、回廊的创立，标志由单纯的封闭型木椁墓转向与外部世界相通在空间上的完成，是中国葬制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到了西汉中期，前堂后室的分离筑造更加明显。同时，从西汉至东汉短短两百年间，汉墓的玄室顶部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由平顶向屋殿顶、弧顶、拱顶、券顶、穹窿顶诸阶段的发展变化，最终统一和定型在券顶和穹窿顶上。这种在地下玄室内创设的高大顶部为后世的陵墓制度奠定了基石。

当黄肠题凑墓在西汉前期贵族阶层兴行后，一个重要问题随之出现，这便是所用木材之大与森林资源的逐渐枯竭。如大葆台汉墓，便是耗费15000多根柏木之黄肠，垒成威严耸立的高墙，这是以一座森林为代价制作的奢侈地宫。考古调查与发掘所知，自新石器时代晚期木椁墓诞生开始，至西汉早期，大型椁墓已达2000座以上。为满足王室贵族筑造豪华大墓的需要，森林采伐持续不断，生态环境势必遭到大量破坏。当建造黄肠题凑墓所需的珍贵柏树被砍伐得所剩无几时，造墓者只好以其他树种代替。高邮天山广陵王黄肠题凑墓所用木材就是楠木。2000年，北京西郊老山汉墓的发现轰动一时。发掘得知，老山汉墓的题凑，木质多为栗木，显黑心，因此有媒体撰文戏称为“黑肠题凑”，但专家们认为，柏木因用量过大而渐稀少，用其他树种来代替，虽非黄肠，仍是题凑，名字和意义依然不变，全部称为“黄肠题凑”。

双墩汉墓的“黄肠木”多为产自大别山区的本地树种，如栎树、檫树等。整个墓室的建造使用木材约240立方米，如果按圆木耗材量计算，约需400立方米。

双墩一号汉墓所用栎树、檫树构造黄肠题凑，除了证明柏树这一树种在汉武帝时代已经稀少外，据主持发掘的考古学家汪景辉分析，当时诸侯王封地在不同地域，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从深山老林里将木材砍伐，运输至墓地建造墓室，本身便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因而，即使北方的柏树没有被砍伐殆尽，作为皖西一个并不大的诸侯国的国王，就地取材建造墓室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控制一方势力的诸侯国王尚且如此，中小型墓的墓主人更缺乏从异地调拨木材资源的能力，造墓建材必然更加依赖于当地物产。在这种情势下，采用砖石结构建造墓室就显得更加容易和方便，一种新的墓葬形式——横穴式墓圹逐渐流行开来。位于河北省满城汉墓和山东省曲阜九龙山汉墓，可以作为西汉中期新兴的横穴式墓的代表，两墓分别在山崖中穿凿巨大的洞穴作为墓室，其内部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地面房屋建造。与这种大型洞穴墓相呼应的，是中原和关中一带的小型砖室墓与形状、规格不一的石室墓的大量出现。此时，在六安国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有木椁墓和黄肠题凑墓继续沿用，但已是强弩之末，即将与它的时代一起湮没于历史的潮流之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双墩一号汉墓双椁中的内层有一副特殊的石椁，长达3.9米、宽2.34米、高1.9米。内髹一层黑漆，北侧上端石板有云纹彩绘，盖板上面放置随葬的戈、戟、刀、弩机、弓和弓弦等兵器。石椁的设立，固然有保护内棺的作用，包含承重与防盗的双重意义。但它又明显地向后人昭示，六安王入葬时，其辖地背靠大别山，森林资源相对丰富，仍可继续沿用旧制以木材造墓。但与早期黄肠题凑形式相比，已有了明显区别和进步。在西汉中后期同类墓葬中仅有的一件石椁的出现，标志着由竖穴式木椁墓向砖石结构的横穴式崖洞墓转变的一个征兆。到了东汉，这种用大量昂贵木材构建的棺椁曾被改用石条砌筑，称为“黄肠石”。而至东汉末年，木椁墓已逐渐消失，并被以前、中、后三室为特征的砖券墓和石室墓所代替。由此而论，这具石椁的出土就成为研究汉代墓葬制度变革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按照古人的观念，人死后埋入土中，是灵魂得到安息的最好处所。当历史发展到商代，作为木棺的葬具从原始的保护尸体的纯朴举动，演变为等级森严的棺椁制度。商王和各级贵族死后，皆挖掘一巨大幽深的土坑，坑内用木材筑成椁室，敛尸的木棺放在椁室正中，室外有大批奢华的车马与器物随葬，希望墓主死后像生前一样享受荣华富贵。至周代，棺椁制度有了更加严格的等级规定，所谓“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但西周以前的墓葬只是平整的土坑，并无封土，《礼记》中记载：“凡墓而无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东周开始在墓上堆土成丘状，叫做坟或冢，并按官爵等级规定坟头封土的大小。《礼记》上还有一段孔子寻找父母之墓的故事，说明了封土和植树发生的经过。孔子三岁时父亲死去了，长大后，他想祭祀一下父亲，却找不到墓地所在。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辗转数天才找到。向来注重礼仪的孔子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于是便在父亲的墓上培土垒坟，作为标志，以便经常前来祭祀纪念。墓上起坟在孔子之前就已出现，但人们常以孔子的故事作为封土坟头开始的标志。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为显示墓主的身份和威严，坟头越筑越高，好似山丘，因而又称墓为丘、陵丘，如赵武灵王的赵丘、燕昭王的昭丘等。秦汉时，坟丘制度又有变化，以方锥形为贵，只有帝王方可使用，称“方上”，一般的贵族与平民均为圆锥形。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唐宋，直到明太祖朱元璋时代才改方形为圆形宝顶。之后无论贵族还是平民，其墓葬封土皆为馒头形。

春秋战国之后，一些王侯贵族墓葬之所开始在地面上兴建寝、祠堂、墓阙、墓碑等附属物，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封土堆上就有建筑物的遗迹，墓中出土的“兆域图”标明这些建筑为“王堂”、“王后堂”、“哀后堂”、“夫人堂”等，其性质正相当于供墓主灵魂日常出入起居的寝。西汉中期，开始在墓前出现了用来祭祀死者的祠堂，又称享堂。考古人员进入六安双墩高岗后发现，一号墓四周散布着建筑材料残片，有板瓦、筒瓦、瓦当、残砖和井圈等，这些遗物表明原来地面有建筑，应属于寝、祠堂一类附属建筑。如此广泛丰富的遗存，可见当年殿堂建筑之盛。

双墩一号墓规模可谓宏大，封土西端有三座南北并列的小型陪葬墓，西南侧有一座车马坑。虽然三座陪葬墓皆已被盗，棺椁已朽，仍有数量可观的鼎、壶、钫、井等随葬品出土。车马坑总长28米，坑内四壁用木板作衬并用木柱撑挡，均腐朽严重，且同样遭到盗掘，残存8匹马遗骸和4车残迹，伴有铜车马饰件等120余件。主墓道两侧发现了两个竖穴式陪葬坑，内有红色彩绘遗迹和铅质模型小车马器90多件。大型陵墓使用车马坑陪葬，与用人殉葬一样在商周已成定制。车马殉葬到春秋战国达到鼎盛，山东临淄故城河崖头一座春秋墓，全部殉马总数达500匹以上，规模宏大，令人惊叹。战国时期征战连绵，人与车马的地位凸显，丧葬中开始以木俑、泥俑等代替真人与车马，汉代前期达到鼎盛，其间虽有反复，却一直延续到明清。

从公元前六安国立国至公元9年西汉王朝灭亡的一百多年里，六安国一直很平静，国泰民安，实现了汉武帝“六地平安，永不反叛”的政治期待。刘庆在六安国执政38年之久，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为自己营造了一座规模如此庞大的陵墓和豪华的地下宫殿。双墩一号汉墓陪葬墓与车马坑的发现，说明墓主具有王者风范，也标志着殉葬制度的地域特色。秦汉之时，在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普遍以木俑、泥俑代替车马埋葬的规制、风气下，六安王仍以真车真马殉葬，反映出六安王与中原地区贵族在思想观念的差异，以及作为“土皇帝”的固执与守旧。而小巧玲珑的铅质模型的产生，则映射出就地取材，创作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颇有点“天高皇帝远”的况味。正是置于这样的条件与环境，才产生了形式独特的陪葬坑、车马坑与陪葬器物。

另一点也非常耐人寻味，为何刘庆与其夫人没有合葬在一处墓葬之中呢？商代之前，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并无夫妻合葬之说，至西周始有其制，但并不普遍。合葬墓真正兴行始于西汉，其因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变革，人们的灵魂观念、宗教观念与夫权思想等也随之发生了剧烈变化。在时人的观念中，只有夫妻合葬，才能最后确定女性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但作为夫妻，一般不会同时死去，这就出现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即如何合葬？

当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平民与中小型地主阶级，多采取“同穴合葬”的形式，即夫妻中的一个死后先入坟，另一人去世时，重新掘开墓穴，按男左女右的规矩并置棺椁而葬。高级贵族与王侯级人物，多采取“不同穴，但同茔”、“同坟异穴合葬”的葬制，如长沙马王堆轪侯利仓家族墓葬即是同茔异穴的典型。此种葬制出现的主要原因是高级贵族的墓圹深达十米甚至几十米，棺椁宽大厚重，随葬品丰富。若为后死者入葬而二次掘开，其密封、随葬品、甚至墓主尸体等将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操作起来极其不易。六安王刘庆入葬的时代虽晚于长沙马王堆汉墓，但墓穴的深度与内部结构的宏大厚重，与前者不相上下，若第二次掘开埋葬，极难操作，采取“不同穴，但同茔”的葬制是最明智的做法。这正是六安双墩墓的由来。

不过，到了西汉中期以后，各种横穴式、砖室和石室墓广为兴行，墓室本身代替了木椁的作用，内部葬具只有棺而无椁。正是横穴式墓室的构建和流行，使墓室与墓门与地面建筑十分接近，关闭与开合更加方便，墓室的空间得以拓展，致使夫妇同穴合葬成为可能，并较异穴合葬更加经济和方便。这个时候，除帝陵以外，无论是平民还是王侯贵族，多数采取夫妇同穴合葬，此类形式一直延续至清朝末年，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考古调查表明，六安双墩周围有许多古墓葬，在2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36座大小不一的封土堆，其中以双墩为中心约6平方公里内，有4处形状相同高大的并列双墩墓，当地群众称“八大墩”。在这些墓葬附近的地表散布有板瓦、筒瓦、砖和井圈等建筑构件。上世纪70年代，在马大墩北冢西北边修水渠时，当地农民曾经发现过一个车马坑，结构与双墩一号汉墓的车马坑相同，出土过一些车马器，这说明该墓的等级很高。双墩一号汉墓的发掘及墓主身份的确定，表明这四处高大的双冢墓葬极有可能是六安国四代王的陵墓，这一区域的古墓葬应属于西汉六安国的王陵区，这无疑将为研究汉代墓葬形制提供了新的线索和研究方向。

一个社会中实行的墓葬制度既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物质文化水平，也可以反映出这个社会的宗教思想。在普遍讲求宗族关系的中国古代，尤其如此。在漫长的汉朝历史中，六安国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它为我们走进那古老的年代又打开了一扇窗。

作为中国封建统治史上时间最长的王朝，汉帝国统一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深远的改革，开创了一个黄金时代，奠定了汉文化的基石。在墓葬的构筑形制方面，也进行了划时代的变革，这种改变是个缓慢的过程，代表了一种集体意识的改变。延用数千年的竖穴椁墓开始衰退，横穴室墓开始流行，宗教信仰和生死观念的变化使人对死后居所有着越来越具体的想象。迄今为止，人们已发现上万座汉墓，这些形态各异的墓葬、丰富的随葬品、繁杂的祭祀寝殿、生动的画像砖，令今人得以窥见那个变革年代中汉人对身后世界的构想与信仰。 (本文来源：华夏地理 作者：岳南 胡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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