溃败的王朝：民国高层腐败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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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幽灵

　　一座现代孔庙

　　距南京鸡鸣寺不远处，有一座东岳庙。这里林木苍翠，景色清幽，大有闹市中的山林景象。

　　1928年冬，先后有几批政府人员来到这里踏勘地形、丈量土地。东岳庙的当家记得很清楚，最后一次来了两辆小轿车。前一辆车里走出身材中等，五官端正，着长袍马褂的一位大官，先在这里的人上去迎候，个个唯唯诺诺，毕恭毕敬。被称为戴院长的这位大官，在众人簇拥下，把东岳庙的前后左右都看了一遍。然后他发话：“我看这里可以，院址就定在这里。你们赶快去绘制建筑蓝图，我亲自审定。还有，整个布局要像孔庙，要有气派，这是为国求贤的地方。”为首的执事人员连声说：“是，是！”

　　…………

　　不久，东岳庙就被拆除，一应道众被遣散或还俗，开始大兴土木。一年后，东方宫殿式的建筑群就落成了。

　　这就是国民政府的考试院。

　　大门是钢骨水泥的三孔门楼，中间的门楼上是题有“为国求贤”四个大字的匾额。大门两旁有一副对联：“入此门来，莫作升官发财思想；出此门去，要有修己安人工夫。”进得中间大门，右手为阅卷大楼，题名“衡鉴楼”，紧接阅卷大楼的是大考场，题名“明志楼”。大门之左为办公大楼，题名“宁远楼”，取名于诸葛亮《诫子篇》中“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义。其后是图书馆，题名“华林馆”。左大门棂星门内有“问礼亭”，里面安放着在河南出土的“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石像，建亭保护作为尊古复礼的象征。亭旁十亩平芜，碧茵芳香。院长官邸也设在院内，题名“待贤馆”，与“为国求贤”、“待贤而传”语意双关。所有建筑之间都花树掩映，亭榭错落，宛如一座大花园。

　　考试院还有一奇，大门的警卫并非荷枪而立的士兵，而是身着古典服装，身佩宝剑的武士。大门还设有古乐队，凡遇庆典，笙箫、琴瑟、大胡、二胡合奏，悠扬动听。

　　考试院每逢集会，如每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周，大小官员都着蓝袍黑马褂的礼服，按官等的高低而排班，自左至右，排列整齐，官等相同，则以级别高低，定好位置。

　　这时虽已是民国18年(1929年)，但考试院古色古香，古意盎然。院长戴季陶称之为“继承中华文化之传统”，但外人却送他一个“戴古董”的称号。

　　戴季陶其人我国从隋唐以来，历朝都实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选拔人才，用来笼络知识分子。唐太宗李世民站在五凤楼上，看到那些恓恓惶惶入朝应举的士子，抚髯而笑曰：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矣。科举成为维护封建政权的重要手段。

　　孙中山先生参考西方文官制度的成功经验，创立考试权独立的学说。国民党1928年在南京组成行政、立法、考试、监察、司法等五院的五权分立的国民政府。其中考试院操国家人才考选任用之柄。凡政府需要的公职人员，国家需要任命的官员，各个专业部门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都通过考试院考试选拔。

　　且说考试院的院长，从1928年到1948年整整20年，都由戴季陶担任。戴季陶名良弼，字选堂，又名传贤，字季陶，号天仇。他生于1891年1月(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49年2月11日夜于广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先人于明末清初入川经商，定居广汉，先后十代，戴季陶就出生在广汉。后来国民党中浙江籍人物得势(蒋介石、张静江、陈英士都是浙人)，戴季陶也改为浙籍，和湖州人张静江认了同乡，他在公文表格上都写了湖州的籍贯。

　　戴季陶一生的政治生涯多变，有人概括为保皇党的政闻社——同盟会——国民党，一度还投入**d(共产主义小组筹备过程中曾参与活动)，后寻找借口溜走。初期创办《民权报》，反对袁世凯称帝，后受孙中山之命，在上海、南京间进行反袁军事联络活动。“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1916年随孙中山从日本返回上海。翌年，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护法军政府，戴先后任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大元帅府秘书长。这一时期，戴的表现尚称不错。1924年，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召开有**d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戴虽勉强出席，但持反对态度。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和宣传部长。随后还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然而他不满于国民党的改组，几次离粤返沪。在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后，戴不再有顾忌，既参与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还参加以反对三大政策为目的的北京西山会议，并专门从事反共“著述”，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书，阉割和篡改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被人称为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曾和张静江、许崇智等四人结拜兄弟。1927年后，戴季陶就一直追随蒋介石，有人说他对蒋一贯是“逢君之恶”、“长君之恶”。1948年底，戴眼见国民党政府的覆灭已成定局，对前途绝望。一天夜里，同于右任长谈，于谈到戴同蒋的关系那样深，蒋有不对，戴也有责任。戴听此话，大受刺激，乃服大量安眠药而死。所写遗书，次日被孙科拿去送往奉化给蒋介石看，即如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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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制官规官俸齐出笼考试院初建，戴季陶励精图治，颇想有番作为。全院只有两三百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即使有冗员闲曹，年终考核，就被淘汰。有位汪振国先生，他的同学在考试院铨叙部工作，他从外地来看那位同学，被拒绝，因为办公时间概不会客，只能在星期日到同学的家里去。那同学说：“每天八小时工作是极紧张的，就是准许会客也实在抽不出时间。”

　　考试院的内部建设已具规模后，就着手建立各种官制官规。1929年拟订《公务员任用条例》，经多次修改，于1933年通过立法程序，由国民政府公布，称为《公务员任用法》。这是国民政府时期最早的一部官制官规的基本法。接着又先后颁布《现任公务员甄别审查条例》、《官吏服务规程》、《文武官员宣誓令》、《公务员奖惩条例》、《文官考试法》等，这样官制官规就更为完备。这些官制官规虽各有侧重，但它们的共同精神是“重法制，杜倖进，禁贿赂，惩贪污，天下为公，用人唯贤”。如1933年颁布的《官吏服务规程》中规定：“官吏须诚实清廉，谨慎谨勉，不得有骄纵贪惰损失名誉之行为，官吏不得假借权力以图本人或他人之利益，并不得利用服务上之机会，以加害于人；官吏无论直接间接均不得兼营商业或公债交易所一切投机事业；官吏对所属官员不得推荐人员，对其主管事件，不得为亲故关说请托；官吏不得馈受财物；对涉及本人或亲属的案件，应引回避。”这样的内容与精神，可说不错。当时国民政府确也锐意改进，其目的无非想长治久安，无奈后来成为一纸空文。官风败坏，江河日下，终于导致最后败亡。

　　为杜绝官场腐败，当时国民政府还实行高俸养廉。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官俸标准时意见分歧。一派人认为官俸如定得过高，人民不堪重负，而官吏收入与人民收入差距过大也不相宜；一派人认为官俸如不高就不足以养廉。几次讨论都没有共同意见，一度搁浅。然而后来定出的官俸仍是相当高的。特任官(如国民政府文官长、主计长、五院中的部长、委员会的委员长)的官俸每月800元。又如简任官(共八级)，一级(中央各部部长、各省省主席)为每月680元，二级(各部司长、各省厅长) 640元，以下每一级递减40元，最低简任8级，400元。再以最低的委任官来说，第一级月俸200元，最低的55元。从当时的币值、物价与社会人均生活水平来衡量，一个人的每月生活费 10元就可维持。士兵每月只有3元伙食费。当时一个中学教师每月薪金60元，维持三口之家并不为难。这样看官俸标准实在不低。而事实上并未起到养廉作用。

　　闱 场 透 视考试院最根本的职能是文官考试，这个职能发挥得好，自然可以选拔品德与才学俱优的文官。然而考试院建院20年，历届经笔试及格的总人数在10万人以上，考试与录取引出种种弊端与笑话。

　　文官考试的考试内容和考试程序都充满封建复古气息。高等文官考试，相当于科举的会试，会试录取者称进士及第。古时殿试前三名是状元、榜眼、探花，称三鼎甲。身经考试院文官考试的人，也都感到与封建时代的殿试气氛相似。司其仁老人作了现身说法。

　　1931年7月，司其仁参加了考试院成立后的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这次考试筹备日期之长，动员人力之多，远远超过清末的洋进士考试与北洋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可说是最隆重的一次考试。”司其仁说。

　　考生先要报名(考前两个月)。在应考申请书上，考生不仅要填本人简历、报考种类等许多项目，还要填写三代祖先的姓名，并出具毕业证件和服务证明。资格审查合格者，才发给应考资格证明书及合格通知书。

　　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的典试委员长由考试院长戴季陶自兼。他为了过主考官的瘾，自称为主考官，并说仅任这一次，今生决不再任第二次。于是对内对外行文或发榜，他都用主考官名义，连事先印好的典试委员长用笺也一律换掉。为显示首届考试的意义重大，戴又对外宣布“开科状元”将得到破格任用，建议政府任命为监察院监察委员。当时监察委员名额不过30人左右，足见宠信之重，消息传出，应考者跃跃欲试都想夺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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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届文官考试时，当时考试院的闱场没有造好，而是选定八府塘的一处大的房子。采用扃(ji　ng)闱(封闭)制。上自主考官，下至工作人员，全体扃闱一个月。扃闱后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当时发生一起小插曲。襄试委员于能模入闱后，他的老婆是一个法国人，前来看望丈夫，吃了个闭门羹，她怀疑丈夫是被逮捕，于是到考试院大吵大闹。第二届文官考试还是采用扃闱制，也发生一次意外事件，典试委员中有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当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有重要事情必须由徐谟亲自处理。于是做了个表面文章，汪院长商请戴院长再经国民政府批准，让徐谟早晨出闱，处理公务后，当日下午5时再入闱。此后，扃闱就不再严格，后来根本废除。

　　每一届的高等文官考试都分三次进行。第一试为甄录试，第二试为正试，第三试是口试。一、二两试是笔试，第三试是面试。第一试合格，才能参加第二试，第二试合格再参加第三试。分次淘汰到第三试时，人数已不多，原来数千人已只剩几百人。

　　应考人员在晨8时入场。每一试场都有人高举牌子引路，考生鱼贯进场。当时虽已废除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搜身制，但监试人员仍仔细察看有无夹带。考场中的防范也很严。监试委员高坐台上，鹰瞵鹗视。每一考场还有四个监考，在场中往来巡视。尽管防范如此之严，仍有人夹带作弊。第二次文官考试，就有一人前后传条作弊，此人后来出任县长，在至亲好友中对作弊并不讳言。

　　国文是第一试的重点科目，在第一天的上午考。一、二、三届的国文试题分别为《天下之事，天下之贤共理之》、《国奢示之以俭，国俭示之以礼》、《德当其位，功当其禄，能当其官》。第一届的试题，许多人不知原文出处(久后才知出自明太祖求贤诏)，只好堆砌辞藻，乱写一通。历届考试国文最好的成绩是第一届考得第一名的朱雷章，他得了100分，戴季陶浓墨圈点他的试卷。第一天下午考党义和公文。党义的题目大体出自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等著作。第二天上午考历史，下午为地理。第三天是面试。

　　这样严肃庄重的考试，竟会出现试题错误。第三届文官考试，外交领事官的国际法试题把“国际地役”误为“国际地域”。试题发下后，考生中有人站起来问坐在台上的监试委员：“‘地域’是不是‘地役’之误？”那监试委员明知是错，却不正面回答，说：“监试人无权回答，你们如认为‘域’字确为‘役’字之误，按‘役’字意义回答也无不可。”事后查明这一字之误，是由于缮印的疏忽，但印发前却没有发现，主考人员难辞其咎。于是考选委员会委员长兼试务处长陈大齐自请处分罚俸3个月，经戴季陶批减为1个月，这1月俸金是大洋800元。阅卷、计分都是考试中的重要环节。先由襄试委员用蓝笔初阅，再由主持这科目的典试委员(由专家、学者充任)用红笔复阅计分。事前先议好评分标准。主考官最后定分用朱笔。试卷评阅结束，就要核算计分。计分自然不应出差错。就在第一届考试中，评分复查时发现将一份考卷少计一分，这人名落孙山。补上一分后，这人就被录取。事后戴季陶与试务处长陈大齐，只好自请处分，分别罚俸1个月和3个月，以此杜人口舌。说到阅卷，还有一段趣闻。有一次某一考生的论文，东拉西扯，简直不知所云，某阅卷学者批曰：“雷霆惊锐，冰雪聪明，真是十二分火候。”典试主管对这批语大惑不解，只好拿去请教。这位学者问：“打雷是否打在天上？”答：“是打在天上。”问：“落雪是否落在地下？”答：“是落在地下。”问：“生病发烧厉害时是否胡言乱语？”答：“发高烧时自然是常有谵语的。”某学者说：“那不结了，此批即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烧得胡说八道’也。”相与抚掌大笑。

　　口试伸缩性很大，主考人往往凭个人好恶而定分。第二届考试时，有位应外交官领事官考试的考生，外语口语不错，很流畅地作了5分钟演说，就被主考人淘汰。原因是这人打了一条红色领带，主考人认为他不够庄重。第一届外交官领事官的应考人冯某，他长相魁伟，穿着也很得体，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主考人对他印象极好，尽管他笔试分数为最末一名，竟把他提为第三名，并且内定他某国大使馆的要职。可惜这人后来未赴任就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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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如此一番繁琐程序，到录取发榜阶段这考试就要结束。按理录取非常严格要防止弊病。表面上也确实是严的。如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的女儿，虽连试数次都名落孙山。第一届考试二试揭晓，没有一个女的被录取。女典试委员张默君(邵元冲妻)为此大哭一场。因这意味着女典试委员“诚信未孚，阴德亏损”。戴季陶自夸“执法严明，弊绝风清”。但录取中也有随意性。第二届普通行政人员的高等考试，计划录取100名，可是按实际成绩尚不足31名，于是典试委员长决定一律加2分至5分，凑足100名。说到发榜本尘埃落定，无所更改，然而戴季陶却乱点鸳鸯谱。第一届高等考试的“状元”是朱雷章，由戴季陶亲自用朱笔在第一名上点一下。其实这“状元”是点错了，按总分最高的是教育行政人员第一名的周邦道，因普通行政人员排在前，周邦道就失去了状元。后来发现这错误，戴季陶仍将错就错。朱雷章后来还破格任用为监察委员。当时监察委员不过30余人，可算殊荣。朱雷章可算有幸。也有不幸的。第二届普通行政人员考试，论考试成绩第一名是禹振声，有人在戴季陶的妻子钮有恒面前对禹振声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是亲兄妹结婚，有伤人伦，其实他是同姓结婚，钮有恒告诉了戴季陶，戴勃然大怒，“道德败坏至此，何以统率群僚”，大笔一挥，把禹改为第三名，原第二名的朱大昌提为第一名。禹振声没有被开革已算大幸。

　　戴季陶的随心所欲，不仅是上面所说的几件事。第二届金榜第一名是司法官李学灯，戴季陶亲自主持授证典礼并讲话，李学灯致答词。按第一届“状元”朱雷章例，本要将李学灯以立法委员任用。但李相貌不扬，穿着又不同于众人，那天的答词又冗长，戴很不高兴就改变原议，让李学灯先去法官训练所学习，再派工作。1939年在重庆举行抗战后的第一届高等考试，戴季陶一时心血来潮，把第一名“状元”王述曾送上监察委员的宝座。

　　“为国求贤”成笑柄文官考试制度虽然有种种弊病，但还是遴选人才的正途。当时流行“考小不考大”的一种说法。就是小官要考，大官不要考。简任级的大官，可以从有“特殊贡献”或“特殊著作”者中遴选，这就为任用私人大开方便之门。

　　1936年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从临潼华清池的五间厅翻墙出逃，从墙上跌下，有一个卫兵背着他跑……事变结束后，这名普通的卫兵一跃成为少校。

　　行政院某部有个科长，是凭参加陈其美肇和军舰起义以“特殊贡献”的资格而任用的，其实起义时他还是个黄口小儿不足10岁。

　　财政部有一个局长以筹集国民党的经费有功而提拔，他的部下感到此人庸俗不称职，一查他的底细，原来他是孔祥熙在山西开设的钱庄的总管家。

　　标榜“为国求贤”的戴季陶同样任用亲属。他有个外甥叫宋香舟，在戴的家乡四川广汉县担任小学校长。戴任考试院院长后，宋香舟从家乡来投奔戴，以跟随戴“革命”有功为名，一跃而为铨叙部掌任用大权的甄核司司长(简任级大员)，后来还转任考试员的主任秘书。

　　戴季陶的原配夫人钮有恒病逝后，他没有续娶，说为了尊重原配夫人的恩爱，而他与一个年轻姑娘同居。这姑娘姓赵，人称之为赵小姐，她是钮有恒的表侄女。她虽年轻倒懂得培植私党，收了一批女孩子为干女儿，让戴季陶安插在院、部、会内为雇员。这批干女儿，虽无官职，而院、部、会内的大小官员，无不敬之畏之。

　　…………

　　说到有“特殊著作”的人才，更是笑话百出。有的收买别人写的著作拿来送审，有的以重金雇“枪手”代写，有的以祖先的遗稿充作自己的著作，也有转抄一些古籍或绝版著作，甚而有剽窃、抄袭过期报纸杂志的文章改头换面来送审。这些“著作”的审核，都由考试院内有作典试委员资格的人审核，不送外面的学术机构。审核人员有时也要以公正出现。蒙藏委员会有个简任级处长，原是卫立煌部的军法处长和驻京办事处处长，考试院铨叙部搁置对他的任用不予通过。这人请一位文官考试出身的人写了篇《五五宪章的政治制度》的论文，并在行政院主办的《政治研究》上发表，就用这篇文章送审；一面又疏通承办人员不予留难，又打听到审查人员，送了相当的礼物，结果顺利通过了任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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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文官考试法》规定，凡经考试录取人员分发到各部门都应“尽先任用，遇缺即补”。但国民政府的各个院、部、委员会、局并不欢迎这些人员，因为这些人员毕竟是“正途”出身的，大都经过一番苦学磨练，具有一定的知识和工作能力。不像原来机关的那些因人成事、庸碌无能的人员，他们去了自然会影响到这些人员的位置。于是对考试人员进行排斥，即使收下的宁可给钱养下来，任其投闲置散。一、二两届考试录取人员有七八个人分到内政部，长久得不到补缺，后来桂系(广西派)的黄绍竑担任部长、甘乃光任次长，这些候缺人员才得实授。而别的部门中分去的考试及格人员在遭到歧视后，就联名上书中央政治会议，内容略云：各部会任用人员，“凭一纸八行，欲荐则荐，欲简则简”，而考试及格人员则“投闲置散”，实令人心寒。身为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闻此事后竟袖手旁观，不加一辞。对这样的事或回避或迁就甚至变更法令逢迎豪门。财政部荐任秘书出缺，不补分发去的高考人员，补上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送报铨叙部没有通过任命。孔祥熙又把孔令侃改为“特务秘书”。国民政府的官制里无此官名。铨叙部去请示戴季陶。戴沉思半晌说：“公务员任用法应该改了，秘书可以改为不受任用资格限制的职务；高考人员‘尽先任用’的规定，应修改成‘考试人员与非考试人员轮流补缺’。你们照这办”。在场的人听了不禁愕然。“这不是逢迎孔祥熙嘛，毕竟还是财神的力量大！”至于考试人员的联名上书，中央政治会议怕扩大影响，令各部会每一科设两名科长或增设荐任科员安排考试人员，这非驴非马的安置，众人仍不满意。戴季陶训诫道：“总理遗教，‘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考试及格人员，不应患得患失，在名义上争论不休！”这一下堵住了众人之口。所谓“为官求贤”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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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官场光怪陆离、千姿百态，有人比之为万花筒。比如阃威高张、高官惧内就是其中一奇。

　　且说国民政府中有位元老人物，姓张名继字溥泉，河北沧县人，1882年生。早岁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 1913年，第一届国会成立被选为参议院院长。以后参加“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先曾支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政策，后政治立场大变，参加反共的“西山会议”派活动。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府后，先后任司法院副院长、北平政治分会主席、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史馆馆长。1947年12月病逝于南京。

　　自古燕赵多慷慨豪侠之士，张继此人生得魁乎其伟、孔武有力，真是一个北方汉子。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张继有一番表演。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所谓“党内大团结”“蒋冯阎合作”，显得特别隆重。11月1日，早晨7点，大会代表照例上中山陵谒陵，9点钟在中央党部礼堂（今湖南路）举行开幕式。座席前排是中央委员席，后面是新闻记者和大会工作人员席。这次核发记者出入证特别严格，记者入场也有种种严格规定，甚至照相机都不能带进会场。

　　开幕式主要由汪精卫报告六中全会召开的意义，尽是些陈词滥调，约讲20分钟就告结束。按大会议程接下来是拍照。100多名中央委员相继走出大礼堂，一齐来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有人坐着，有人站着，共分五排，第一排是汪精卫、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和张继等人，唯独蒋介石没有到场。记者和工作人员围成一个半圆形，中间安置着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到场的中央委员刚站定，摄影就开始，数分钟后摄影结束。

　　正当委员们陆续转身走上台阶，打算登楼参加预备会时，突然从记者群中闪出一人，只见他从大衣口袋里拔出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命中：一枪中左臂，一枪中左颊，一枪从背后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汪精卫应声倒地。

　　这时场上大乱。患有足疾、坐在轮椅上的张静江吓得滚在地上，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附近一辆汽车底下。站在汪精卫旁边的张继，迅速跑到那刺客背后，一把拦腰抱住。这刺客又打了两枪。接着张学良又跑到刺客身旁，猛地一脚，把他的手枪踢落。约在同时汪精卫的卫士还击二枪，刺客胸部中弹倒地。

　　那刺客就是晨光通讯社的记者孙凤鸣。他与华克之、张玉华等几个爱国青年一起策划了这次“政治巨案”。

　　从这个政治暗杀案的现场看，除张学良临险不惊外，许多中央委员都豕突狼奔、藏头露尾，唯独文人张继能双手抱住刺客，该说是非常勇敢的。但是这位张继寡人有疾，寡人惧内。

　　甘愿挨夫人的鞭子有一天，张继留学法国时的同学彭济群，来到张继寓所。他是常来的客人，不待通报就径直走了进去。走进厅上，一个奇怪的场面出现在他面前。只见张继和几个子女都环绕着跪在夫人崔振华面前。彭济群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却是真的。只见崔振华举着鞭子，一下一下痛打张继不止。彭济群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上前去劝解。哪知挨打的张继却说：“彭兄，请不要管，我太太是好人，让她打打出出气。”彭济群只好掉头走了。

　　另一次是抗战时期，在重庆，有一年元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立法院院长居正(觉生)，到张继家里去贺年。在张府大门前只见放着一个马桶，居正好生奇怪，仍走进去，只见张继跪在厅上。居正忙问什么原因，张继连连摇手道：“这是我家里的事，请您不要过问。”居正知道这是张继的夫人要张继跪的。

　　如此说来，张继夫人崔振华该是一位母夜叉相貌狞恶极为凶狠的，然而看到她的人却没有这样的印象。名记者、作家曹聚仁曾见到过这位张夫人，觉得她也颇明事理，通达人情，然而何以对丈夫表现出虐待狂，而孔武有力的张继又这样顺从，他认为无可解释，只好托之于前世孽缘。

　　崔振华并非一般家庭妇女，也是民国官场人物。她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与张继同列。抗战时期她是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的负责人。在重庆歌乐山的第一儿童保育院是她所直接管辖。保育院中的重要职事人员非得到她的同意不能任用。其实她的管辖范围远非只此，张继任职的那些部门的用人都要通过这崔夫人，她不点头，张继是不敢办的。

　　蒋介石都忌惮她夫君惧内，夫人当政，在民国官场中并非张继一人，前面提到的那个在孙凤鸣枪口下侥幸活下来，后当了大汉奸的汪精卫也是一个。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字冰如，1891年出生于南洋槟榔屿的一个富有的华侨家庭，祖籍是广东番禺。

　　陈璧君早岁就参加革命。在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里，她是参加历史最早又是为数不多的女会员中的一个。1907年她就参加同盟会。蒋介石入同盟会的历史还比她迟了一年。

　　1907年，汪精卫衔孙中山之命到南洋槟榔屿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他英俊的相貌，潇洒的风度，滔滔不绝的口才，吸引了比他小约10岁的陈璧君。她热恋着他，毅然跟随他到日本。当时孙中山看她虽然年幼，但革命意志坚决，就接受她参加同盟会。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首传诵一时的诗，是汪精卫引以自夸的行刺清摄政王载沣失败被囚时所作。那次生死攸关的行刺活动，陈璧君随同汪精卫去了北京。行刺失败，汪精卫被囚禁后，她到处奔走筹措费用，进行营救活动。狱中的汪精卫非常感激，曾作词一首回答陈璧君，词为《金缕曲》，云：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这首哀感顽艳的词，到了陈璧君手里，更使她坚定营救汪精卫的决心。岂知汪精卫这时已被清政府肃亲王善耆软化，思想已渐动摇，有忏悔之意。

　　武昌起义爆发后，汪精卫被释放。经过这番生死离别， 1912年初，汪精卫与陈璧君在上海结婚。从此瓜缠藤藤缠瓜，这对夫妻始终在一起。

　　俗话说夫唱妇随，这话用于陈璧君就不合适，在他们夫妻的起伏沉浮中，陈璧君往往起主导作用，汪精卫总是按她的意见办事。她的性格非常泼辣，说哭就哭，说骂就骂，发起雌威来，汪精卫也惧怕她。甚至独裁专制的蒋介石也忌惮她。前一节提到的，四届六中全会上，孙凤鸣行刺汪精卫，当时蒋介石没有在场。蒋介石闻讯赶到现场，陈璧君认为蒋不参加摄影必有蹊跷，一口咬定是蒋介石下的毒手。她豁出命来跳脚大骂：“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你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无法申辩，要不是左右的人边劝边拉，他是难以脱身的。事后蒋介石对人说：“陈璧君的厉害，我算是领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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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牢控制着汪精卫陈璧君对汪精卫的控制，从个人私生活到重大政治事件。私生活方面，有一点可证：那时国民党的大小官僚，有了妻子还要寻花问柳，甚或娶几房小妾的比比皆是。唯独汪精卫终其一生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这未始不是陈璧君的威慑力量。在重大政治事件中，陈璧君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从重庆叛逃，后来投降日本组织汉奸政府。事前事后，作为中监委、老同盟委员的陈璧君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汪精卫接到日本密约时，一时难以决定。他的侄子汪屺进行哭谏：“千万要三思而后行。”陈璧君在一旁帮腔：“人各有志，你可以自己选择。”这就促使汪下了决心。在汪叛逃前，又是陈璧君两次去昆明，游说龙云，打开出逃的路。以后汪精卫卖国集团一行多人，先逃到河内，在日本人接应下，辗转到达上海。在上海开展“和平运动”。陈璧君使尽全力，襄助丈夫，经过与日方一年多的讨价还价，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伪政权成立后，立下汗马功劳的陈璧君，汪精卫给了她一个中央监察委员的头衔。这似乎并非重赏，因为她在重庆也是中监委。汪精卫对她解释：“冰如，你不要看名要看实际，有‘汪夫人’这头衔不就够了。”汪精卫说的倒是实情。在伪政府中，陈璧君虽不负具体责任，但事事她都要插一手。她有一个夫人集团。她的属下有行政院副院长褚民谊(妹婿)，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侄儿)，航空署长陈昌祖(弟弟)以及其他一些依附她的大小官员，占据着不同的岗位。不过陈璧君心狠手辣，既要权又要钱。她自然不甘寂寞单单坐中监委的冷板凳，不久又动起控制一个省的念头。

　　陈璧君想得到的省是广东，汪精卫和她的原籍。她的如意算盘是让弟弟陈耀祖出任省长，她在幕后操纵。但是汪精卫手下那些实力派出来反对，汪精卫劝她不要过为已甚，先让陈公博去当省长，以后视机会再说，陈公博当然识相，有了任命，他迟迟不到职。陈耀祖任代省长，实质还是陈璧君在控制。不过，究属名不正，她不放心。经过多次活动，终于使自己得到一个“广东政治指导员”的特殊头衔，作为“中央代表”长期坐镇广东。陈璧君到广东后，立即清除异己，把原先日本人一手扶持的伪政权——广东维持会头目彭东原赶下台，迫他撤销维持会，终于使广东成为陈璧君的天下(陈公博始终未到广东，后来陈耀祖实授省长)。贪婪与狠毒陈璧君称霸广东的目的，在于搜刮钱财。她公开出卖官爵，只要价钱适当就可走马上任。除金银钱财外，她酷爱古玩。那些无耻之徒就投其所好，送上各种古董。有个姓马的，曾介绍其舅将宋瓷“紫锭水底”(花盆底下的瓷碟)献给陈璧君，得 5000元军票赏金，从此成为汪公馆的座上客。不过也有人马屁拍到马脚上。广州市市长关仲羲以600元高价买了个花瓶去进献。哪知这是赝品，数天后不仅原物退回，还被撤职丢官。 1942年汪精卫60岁，陈璧君借庆寿机会又大收“进献”。这“进献”的数字究竟多少是个谜。外人知道的是，她把那尾数拿出来到番禺强购3000余亩土地，准备建造汪氏新村。

　　1944年冬，汪精卫在日本死去。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主席。陈璧君在伪政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往日车水马龙的南京汪公馆，已“门前冷落车马稀”。陈璧君只好带着一批亲信重回广东，企图重整广东天下。哪知陈璧君去日本护理汪精卫的一年中，广东形势大变，伪省长陈耀祖被人刺死，陈春圃又不愿当省长。她想重振旗鼓，推荐妹婿褚民谊来任广东省省长，原以为陈公博一定照准，岂料批复下来，竟是“民谊不能离开中央，另有借重”，碰了个橡皮钉子，把她气得发昏。她亲自赶到南京，演了一出“贺后骂殿”，陈公博才让步放褚民谊去广东。无奈此时，日本人败局已定。陈璧君的美梦再也编织不起来。翌年(1945)8月10日，日本投降。陈璧君的末日也到了。她在广州被捕，然后押解南京。最终被判无期徒刑。1949年解放后，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1959年她因病死去。

　　1891—1959，陈璧君没有活到70岁，结束了从同盟会女杰蜕变为汉奸的一生。民国史上一个剽悍的热衷于政治的女人得到应有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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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现状无独有偶

　　晚清小说家吴趼人，写过一本影响很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本书主要暴露晚清官场的空前窳败，以及社会道德风尚的严重堕落。作者说若要做官“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又要把良心搁在一边”。贯穿全书的一个苟观察，就是这种“鲜廉寡耻、不怕难为情”的官吏代表。

　　苟才是苟观察的姓名。苟才的儿子死了，留下年轻美貌的媳妇。他先要媳妇守寡，后来打听到他的上司制台大人非常好色，就动起媳妇的念头，要把媳妇送给制台做姨太太，为他铺平升官的道路。小说这样写道：

　　夫妻(苟才与其妻)两个走到少奶奶房里，双双跪下。吓得少奶奶也只好陪着跪下，嘴里说道：“公公，婆婆，快点请起，有话好说。”苟才双眼垂泪道：“媳妇啊！这两天里头，叫人家逼死我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望媳妇大发慈悲吧！”少奶奶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如何，只得说道：“公公、婆婆，且先请起，凡事都可从长计议。”苟才夫妇方才起来，姨妈便连忙来搀扶少奶奶起来，一同坐下。苟才先说道：“这件事本是我错在前头，此刻悔也来不及了……”少奶奶道：“媳妇从小就知道妇人从一而终的大义，所以从寡居以后便立志守节终身……却不料变生意外。”说到这里不说了。苟才站起来，便请了一个安道：“只望媳妇顺变达权，成全了我这件事，我苟氏生生死死不忘大恩。”少奶奶掩面大哭道：“只是我的天唷！”说着便大放悲声……苟太太一面和她背着背，一面说道：“少奶奶别哭，恐怕哭坏了身子啊！”少奶奶听说，咬牙切齿的跺着脚道：“我此刻还是谁家的少奶奶唷？”苟太太听了也自觉得无味，要待发作她两句，无奈此时功名性命都靠在她身上，只得忍气吞声。

　　为着升官发财，出尔反尔，不惜献出自己的媳妇，前面这段情节把清末官场写得入木三分。

　　无独有偶，民国官场也同样有类似这样的丑闻，甚至是为升官而献出自己的妻子。这自然不是小说家言，而是真人实事。

　　重门第宋子文高攀未成且说清末李鸿章举办“洋务”时，有个得力助手叫盛宣怀。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别号愚斋，江苏武进人。他先后创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接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改名华盛纺织总厂)、汉阳铁厂(原属湖广总督张之洞)等等。1908年，清廷又任盛宣怀为邮传部右侍郎。亦官亦商的盛宣怀，势倾朝野、富可敌国。后来日本人觊觎中国的煤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与盛宣怀密商中日合办，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惊惶中盛宣怀于1916年4月27日在上海病死，留下一份庞大的遗产。

　　宋子文曾和盛家有不同寻常的关系。1918年，宋子文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到上海。回国后，宋子文颇想施展自己的抱负，有一番作为。恰好盛家的企业汉冶萍公司需要一个既懂英文又能策划全盘业务的秘书。宋子文的外祖母倪家和盛家是旧交，就通过这关系，宋子文被介绍到盛家。这时掌管盛家产业的是四公子盛恩颐(号泽臣)，见宋如获至宝，委以重任，让宋子文代他主持汉冶萍公司上海总办事处的全盘业务。

　　宋子文自幼受父母影响，在美学习多年养成严格遵守时间的良好习惯。上任以后，他每天上午准时到盛公馆向盛泽臣汇报请示工作。哪知盛泽臣是个瘾君子，以白天当夜晚，这时高卧未起，使宋子文空坐客厅等待。好容易盛泽臣出来了，但他睡眼惺忪，呵欠连天，心不在焉。这时宋子文颇想拂袖而去，另谋高就。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盛宣怀遗孀庄氏夫人和盛家七小姐盛谨如对他特别尊敬和器重。每当宋在客厅空坐等待时，盛老太太和七小姐就出来热情接待，使他不再有枯坐寂寞之感。

　　那位盛七小姐是上海滩有名的美人，性格开朗，举止大方。她看到宋子文经常在客厅等待兄长，过意不去，想出一个主意，请宋子文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教她英文。他自然乐于接受，时间就定在每天来汇报工作前，一举两得。这样两人之间就天天接触，耳鬓厮磨，逐渐由文字之交发展成互相爱慕。许多社交场合就看到这一双俪影了。外人也把他们看作一对情侣。他们双方的朋友，也进一步周旋、玉成，以便使有情人能成为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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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老太太倪桂珍，知道儿子的心事后，就请出媒人到盛家去提亲。盛老太太先一口应允了。事后她又想，自己就只有这一个亲生女儿，对亲事一定要慎重。她是个妇道人家，一时难拿定主意，不如同亲戚们商量商量。哪知这些盛家的亲戚都很保守，看重门第，对宋家没有好的印象。认为宋家是吃教会饭的，根底不正，充其量不过是诵洋诗、唱洋歌、拉洋琴起家，门不当户不对，他们在庄氏夫人和盛泽臣耳边常常絮絮叨叨讲这些话。盛府这两个当权的也就动摇了，以“防闲”为名，不再让宋子文教七小姐英文，并禁止七小姐和宋子文见面和外出。最后盛泽臣干脆出面，把宋子文调到汉阳，让他任汉冶萍总公司会计处科长，来个釜底抽薪。后来，宋子文到了广州，在国民党发生财政危机时，显出他的才能。1924年，宋子文任中央银行经理。

　　宋子文对这桩没有成功的婚姻，一直耿耿于怀。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宋子文任财政部部长，极力主张没收盛家财产。因盛家走了颇有关系的人的门路，得到蒋介石的谅解。没收财产之议搁浅。不过，宋子文虽然没有娶到盛家小姐，后来盛家的媳妇却自动献身于宋子文的外甥。

　　“水果策略”——占便宜有道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盛宣怀死后盛家的实力逐渐衰微。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这时蒋介石已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旧中国的“铁腕人物”。既然蒋宋联姻，宋子文自然也一荣俱荣。虽然宋美龄议婚时，这位舅爷曾加以反对，几乎兄妹决裂，后来由谭延闿出面调解，终于说服宋子文同意这桩婚事。成婚后，宋子文自然春风得意了。这里要说的是蒋介石的另一位姻亲，即是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在蒋宋联姻中，宋霭龄是极力促成的，因此事后蒋介石非常感谢这位大姐和连襟(孔祥熙)。

　　自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投桃报李，让孔祥熙出任工商部长，后农业部与工商部合并，孔祥熙又担任实业部部长，以后又任财政部部长……一帆风顺，声势显赫。这时就有不少趋炎附势的来依附孔祥熙，其中就有盛宣怀的后裔。且说孔祥熙夫人宋霭龄，是宋查理(中文名耀如)的长女，小时聪明伶俐，而且天性机灵，像男孩一样顽皮。5岁时，宋查理带着她去见马克谛耶女子学校(即上海中西女校)的校长海伦·理查森。马克谛耶是上海专为外国小姐开设的最时髦的学校。小霭龄要进这个学校读书(后来宋庆龄是7岁进此校，宋美龄是5岁)。宋查理说明情况，理查森女士同意让霭龄作为特别生入学。她将亲自辅导霭龄。多少年后，宋霭龄还记得开学那天的情况。那天，她打扮得整整齐齐，穿着一条绿裤子和一件方格呢上衣，辫子上系着蝴蝶结，右口袋里装着一小盒卡拉德和鲍泽公司的黄油硬糖，左口袋是一小盒该公司出的又苦又甜的巧克力。她和父亲坐在前一辆黄包车上，后面一辆车上放着一只崭新的黑皮箱，里面装的是她的衣服和其他用品，所有物件上都按照寄宿学校的要求，端端正正写着名字。宋查理把她留在理查森女士的书房里，走出屋把沉重的门关上之后，她情不自禁地掉下泪来。这时，她忽然听到对面的窗子上有轻轻的敲打声，一个和她年龄不相上下的女孩，趴在窗台上向她摇手，意思是劝她不要哭……

　　这个女孩也是一位中国的富家小姐，后来成为宋霭龄在中西女校时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她就是盛宣怀的第五个女儿。在她们读中西女学的整个阶段都亲密无间。后来这一双女友却有不同的遭遇。没落了的贵族小姐——盛五小姐在及笄年龄时嫁了台湾的林家，成为平平常常的林太太。而宋霭龄呢，先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后来嫁了孔祥熙，再说她两位妹妹都是中国“第一夫人”，宋霭龄的显赫自不用说了。这时林太太就想利用过去的同学关系来高攀宋霭龄，来解决宋盛两家之间的一段不愉快。那就是宋子文追求盛七小姐被拒的这件事。盛五小姐(林太太)第一次登宋霭龄公馆，是带着她的七弟弟盛昇颐(盛宣怀的第七子号臣)夫妇。宋霭龄接待了他们，林太太凭着她的三寸不烂之舌和盛家的礼物，使她和盛臣成为孔门常客。那盛臣夫妇也是基督徒，每个礼拜都参加孔宋在西摩路宋家老宅的私家礼拜，听牧师讲福音。这条西洋式的终南捷径，使盛臣成为宋霭龄身边的亲信人物，登上高的官位已是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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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分两头。宋霭龄1916年生下第一个女儿，取名罗莎蒙德，即孔令仪，接着又生三个孩子，一个是大卫(孔令侃)，接着是珍妮(孔令俊)，最后是路易斯(孔令杰)。这里单说那个孔令侃。这个孔家大公子生性骄横。美国作家白修德，写到他年轻时的一件轶事。少年孔令侃学会开车，一次，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交叉路口，一名印度锡克族的交通警察(上海人称为“红头阿三”)把他拦住了。警察因为他横冲直撞，想训斥他一顿。据说青年令侃挥起了手枪。其后的结果就不清楚了，有的说谁也没有受伤，有的说警察的大拇指被打断了。还有一位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她是孔公馆的贵宾，她描写了一段孔家饭桌上看到的场面，对了解孔令侃性格很有益。她这样写道：

　　在饭后吃水果时，必须遵守一条家规。盘子里高高堆着苹果、梨、橘子等应时水果，顺着桌子传过去。为着避免大家尽挑好的，孔夫人规定，每个孩子都只能拿最上面的一个，不管那个是大是小。一天，最上面的水果有一个坏点，盘子先传到大卫(孔令侃)面前。年轻的大卫淡淡地说：“我今天不想要水果，谢谢。”盘子传到罗莎蒙德(孔令仪)面前，罗莎蒙德遵照家里的规定拿了那个有坏点的梨，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果盘传下去，传了几转以后，又摆到桌子中间，上面有一个没有坏点的好梨……大卫看了看，说：“我想还是吃点儿水果吧。”他平静地伸手拿过这个梨，开始削皮。其他孩子大声叫起来，不公平，不公平，大卫骗人！

　　大卫一边削着梨，一边抬起眼。“这是水果策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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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不难看出所谓“水果策略”就是占便宜，只要有益于自己，什么事情都干。后来这位孔公子甚至接受别人的比他大10多岁的老婆。这里暂且按下不表。盛臣献妻换来权和利且说在优渥环境中成长的孔令侃，在圣约翰大学毕了业。孔祥熙把孔令侃安排到财政部去，给他一个财政部特务秘书的名义。国民政府的官制上没有这特殊的头衔，是孔祥熙特创的。向考试院申报时被铨叙部驳回。孔祥熙自己出面，找到戴季陶。戴只好卖面子，特地修改了公务员任用法，给孔有了个根据。孔令侃成为特务秘书后，没有一定的职权，爱管就管，事无大小，无不过问，实质上权大无比。这时投了孔门的盛臣，看到小孔如此有权势，就变着法子接近他，取得他的好感。尽管盛臣该是孔令侃的父辈，但居然自跌身价，和孔令侃结拜兄弟。盛夫人就成了孔令侃的嫂子，对孔令侃亲切备至。于是国民政府财政部任命盛臣为苏浙统税局局长。明眼人知道自然是特务秘书起了作用。

　　“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孔祥熙当时正在英国，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宋子文虽与孔是郎舅关系，但时时想夺取金融界的领导地位，于是他在上海建立一个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个银行组成的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从而架空财政部。这时孔令侃立即组织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与“四联总处”唱对台戏。正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时，上海沦陷了。中央机关都撤到武汉去。双方斗争暂告停止。这时孔祥熙也回国了。他由财政部部长升为行政院院长。想起如何安排孔令侃，有人进言，中央信托局因负责对外接运物资，已撤退到香港，何不派大公子去主持。孔祥熙一听，感到这主意不错，就派孔令侃充当中信局常务理事，代行理事长职权，在香港主持工作。

　　这天，一位娉娉婷婷、婀娜多姿的女客来到孔公馆。门上见到这是盛太太(盛臣妻)，大少爷(孔令侃)的把嫂，忙去通报。一声有请，那盛太太径直走到孔令侃的卧室。这盛太太，三十余岁，正当女性成熟的年华，那魅力自不必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她的到来衔有使命。孔令侃一脸笑容，招呼把嫂坐下。稍事寒暄，盛太太开了口：“您又高升了，要到香港去，可别把我们忘了！”几声娇滴滴的苏白，使孔令侃不知所措。“怎么会把哥嫂忘了，我正要去告诉大哥呢。”“好！我也这样想，大少爷不是这样的人。不过，您知道，臣现在正赋闲着，他的出处您考虑了吗？”“这还用说吗？我是一定要把你们带去的。不过，大哥的具体工作还要考虑。”盛太太满脸春色告辞，孔令侃亲自送她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