溃败的王朝：民国高层腐败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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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孔令侃与宋子安(宋子文之弟)一起来到香港。随行的还有盛臣夫妇一干人。中央信托局驻港机构除了抢运已向国外订购的军火外，还有续订飞机枪械子弹的任务，这无疑是可观的发财来源。于是孔令侃、宋子安、盛臣三人商议筹组一家公司，专门承接这业务。这公司定名扬子，设在香港，由盛臣担任总经理。香港是个自由港，抗战后成为进出口的一条重要通道。扬子公司做起进出口买卖，交易愈做愈大。中央银行本来在上海有一个专用无线电台，上海失守后借着租界的掩护，专用电台仍然保留。为着掌握沪港两地的行情，同时与重庆联系，孔令侃在香港租了个套房，在密室里装了一部短波发报机，成为一个电台分台，自然是秘密的。孔令侃每天在香港办公，住在九龙。开始时孔令侃在办公室用餐，随后盛臣请他到自己家中用午餐，餐后就在盛府午睡。这时孔令侃不过二十余岁，正是情欲旺盛时期，他又独身。宋霭龄曾给他找了几个对象，他东挑西拣，一个没有成功。现在在盛家用餐，那盛太太使出全身解数来招待，不仅每天都是上好的菜肴，而且都亲自陪着吃饭。那盛臣常常借故走开。饭后又安置他在自己的卧室里午睡。那盛太太早已春心荡漾，孔令侃也尝过女人滋味，一拍即合，而且共宿共眠，如胶似漆，把盛臣全不放在眼里。不过孔令侃并不亏负他，中信局和扬子公司两边都让盛臣经管，大量钱财到了盛的口袋里，以夫人换来权和利，盛臣得其所哉，遂其初衷。

　　且说孔令侃在香港秘密成立电台分台后，不断和沪渝两地通报。香港弹丸之地很快就被英国当局发现，虽是违法行为，英方碍于孔祥熙的面子，作出从速拆除的警告。然而孔令侃表面上答应英方，背地里还在继续使用。一天，正当孔令侃向他母亲报告商情时，被英国情报人员当场抓获。港英当局的法庭作出判决，驱逐离港，限令两小时出境。孔令侃匆忙离港时，来不及带任何东西，只是带着那位盛太太一同去了菲律宾。这事后来传到重庆，使孔祥熙夫妇说不出的尴尬。和大小姐孔令仪的婚事一样，既无从反对，又无法承认。而盛臣究竟是赚还是亏，只有他自己知道。

　　又一个献妻故事这里要说的是一个背叛中共，后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中统”，抗战后投敌当了汪伪政府的特工部长的李士群的丑闻。

　　李士群(1905—1943)，浙江遂昌县人。早年曾游学于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后来在国内开展反对军阀的北伐时，他回国受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影响加入**d。大革命失败后，李士群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从事**d的地下工作。曾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他怕租界当局把他引渡给国民党，就投靠青帮大流氓季云卿，得到保释。之后不久，又被国民党逮捕，随即叛变，成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简称“中统”)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和另外两个叛徒(丁默邨、唐惠民)在上海办了份《社会新闻》的报纸，对**d和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中的反蒋派系进行污蔑攻击与造谣，一时还颇得意。

　　且说1933年，李士群不安于位，想去掉中统上海工作区区长马绍武而代之。精心设计了一场暗杀案。请马绍武和上海警察局与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两位要员，一起在长三堂子里打牌、吃花酒。当马绍武酒醉饭饱走出妓院的弄堂时，突被人暗杀而死。一个月后又发生一起枪杀案，中统上海区的特务股长陈静又被枪击，因伤势不重，捡得一命。中统终于查出凶手，两案都和李士群、丁默邨有关。丁默邨入中统时间久，逮捕后经人保释，李士群戴着脚镣手铐被押送到南京。

　　南京城南僻静的道署街(今瞻园路)，有一座典雅精致、小巧玲珑的园林，人称瞻园。它原是明初功臣徐达府邸的一部分，清代为藩司衙门。国民党时期，这里成为中统的特工总部。景色幽美的园林一下变成人间地狱。在此曾有无数**d人和革命志士被关押、残杀。

　　1933年11月的一天，瞻园中一间阴森黑暗的房子里，不时传出皮鞭抽打的“啪啪”声、凄厉绝望的叫喊声。受刑的是中统的一个爪牙，他就是李士群。特工头子下令：立即刑讯。皮鞭、老虎凳、电刑、辣椒水他全尝了个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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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士群买通看守，从里面带出信来，要他妻子叶吉卿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代价来营救他。

　　叶吉卿是个知识妇女，见多识广。她多方打听中统的头子喜欢什么，得到确信后，她从上海来到南京。

　　当时中统的头子是徐恩曾，字可均，浙江吴兴人，CC系“二陈”(果夫、立夫)的表弟。20年代初期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电机系，旋赴美国进康里奈斯大学镀金。回国后得“二陈”赏识，1930年起任中央党部调查科主任，领导中统。

　　徐恩曾此人外表风度翩翩，面白无髭，戴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与徐恩曾同为南洋大学的同学，说徐恩曾外形俊秀，内务整洁。抗战初期，民主人士章乃器、李公朴等在昆明见到徐恩曾，非常惊异，说：“怎么这样一个斯文的人，会是国民党的特务头目呢？”就是这个斯文人既心狠手辣，又贪婪女色。他先后已有两个妻子，原配张氏是家庭妇女，被他遗弃。又弄了个第二房妻子，叫王素卿，是中央组织部的干事，本是友人的妻子，友人赴英国留学托他照顾，他就取而代之。此外还与一些女部下有染。

　　南京中山东路与当年最豪华的宾馆中央饭店紧邻，有一幢半中半西的二层楼房。大门外挂着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这就是徐恩曾公馆。这天，叶吉卿打扮得花枝招展进了徐公馆。她被请在徐恩曾的小会客室里坐着。侍役退了出去。随后，徐恩曾走了进来。叶吉卿是初见，她看到这主任一派温文尔雅的样子，面露笑容，并招呼她坐下。她解除了原先的紧张心情，接着她献上两项礼物：钻石项链与黄金弥勒佛，都是叶家祖遗之物(叶吉卿父亲是清末知县)，请主任笑纳。她除了说明是李士群的妻子外，又自述身份(中统上海区直属情报员)。徐恩曾这才详细看了看面前的女部下，确实光艳照人，不由得产生了许多遐想，于是谈话更为投机。这马拉松式的谈话，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地点也由徐公馆的小会客室转到中央饭店的一间秘密套房。谈话内容外人自然无从得知。第二天叶吉卿就拿到一张徐恩曾的手谕。上面写的是：“着将李士群开释，但不得擅离南京。派李士群为南京区侦查股侦查员。”

　　李士群如何恢复自由，外人不言自明。徐恩曾与女部下的邂逅姻缘，自然是逢场作戏。1936年，徐恩曾又收纳中共女叛徒费侠为第三任妻子。费侠曾留学苏联，陈立夫兄弟认为她会影响徐恩曾，力劝徐不要与费侠结婚，但徐十分迷恋于费侠的姿色及“能干”，竟向陈氏兄弟表示：宁可不做特务头目，也不能不与费侠结婚。陈氏兄弟见他意志坚决，也莫可奈何。蒋介石为此也召见徐恩曾询问过一次：“你驾驭得了她吗？”回答是没有问题。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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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网巨奸　官场神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由汪精卫策划的伪国民政府随之垮台。重庆国民政府接收南京、上海等地区后立即公布《惩治汉奸条例》。到1946年4月，南京、苏州、北平、天津、济南、厦门以及其他各省的高等法院和军法处都对已逮捕的汉奸进行开审和判决。第一个判处死刑的是缪斌，接着陈公博、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蔡培、傅式说、徐良、周学良、彭年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王揖唐、王荫泰、殷汝耕、池宗墨、温世珍、齐燮元等都被判死刑，还有杨揆一、叶蓬、胡毓坤、凌霄、项致庄、沈宝锦等受军法审判也被判死刑。后来上述这些汉奸除个别人改判外，都在各地处死。

　　在汉奸群中，除周佛海、罗君强被国民政府保护下来外，有一个显赫一时、居于高位的大汉奸竟然漏网并活到90岁，在加拿大寿终正寝。

　　这个漏网巨奸甘心为日军服务的历史最久。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不久，梁鸿志成立维新政府的伪政权，这位巨奸就担任绥靖部长，兼南京市督办。以后策划维新政府与汪精卫卖国集团合并成立伪国民政府过程中，他特别卖力。1939年6月19日，汪精卫、梁鸿志在上海会谈，他在座。9月23日，梁鸿志、陈群、温宗尧与此人联名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1940年1月22日，汪精卫与华北的汉奸王揖唐、齐燮元等以及梁鸿志三方于青岛会谈，此人也参加。因此他在汪伪国民政府中，官运亨通，权势炙手可热。他在汪伪国民政府中历任的职衔有：军事参议院院长(代)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苏浙皖三省绥靖区总司令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绥靖军官学校校长(兼)海军部部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最高国防会议委员绥靖委员会委员物资统制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省长、江苏省保安司令(兼)统计一下本兼各职有13个之多，在汉奸群中是不凡的。这人就是任援道(1891—1980)，又名良才，江苏宜兴人，曾在保定军官学校肄业。妻蒋梅君，与蒋碧薇（画家徐悲鸿前妻）是姐妹。

　　任援道登上政治舞台，自然并非在抗战时期开始。早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就混迹于政坛，而且长袖善舞，擅长设骗局。民国官场本是骗局重重，官官相骗是常事。但任援道在一次次骗局中都能漏网。本章所要叙述的就是民国官场中的骗局，因此任援道的事迹就进入作者的笔下。

　　早年(1924)任援道是在他的叔父任凤苞出资创办的私立任氏履善高等小学任校长。这个学校在当地颇有名声，办学质量高于同类小学。笔者进该校时，虽任援道早已离校，但“萧规曹随”仍按他在时所订的章程办事，仍成绩显著。任援道有文名，能诗善赋，又写得一手好字，他不安于位，要另谋出路。

　　当时中国社会一直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各个派系的军阀，各自占地为雄。为争权夺利，形成军阀之间连年混战的局面。日、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则在幕后操纵。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派系矛盾重重，权力斗争激烈。袁党人物中有个梁士诒，此人有“财神”之称。他的财政基础，建立在向帝国主义借款和垄断交通事业与银行事业两个方面。他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内阁总理等职。因聚敛有功，得到袁世凯宠爱，而任援道的叔父任凤苞(字振采，中国交通银行协理)正是梁财神手下的红人。任援道既不甘寂寞，于是别亲离乡，北上天津，投奔任凤苞。

　　任凤苞既是梁士诒手下的红人，他结交的都是些达官贵人，遗老遗少。位于天津法租界卅五路的任公馆门前，每到华灯初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任公馆里面，灯红酒绿，笙歌不断，那豪华的场面着实使初从江南小城宜兴来的任援道动心。但是他那叔父却不派他实际的工作，只是让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搞些文书事务之类的事，说是让他历练历练。

　　任援道多次赔着小心去讨好婶婶，要她为他在叔父面前说好话，尽早派他实际工作。经不起他多次请求，加上婶婶的敲边鼓，任凤苞终于给任援道一个差事——天津造币厂的总务科长。

　　铸制硬币和印刷纸币的造币厂，本来也可算是个肥缺，不过任援道只是个小小的科长，虽然包揽总务，但上面还有个厂长，事事仍得请示，他只能慰情聊胜无，先干着再说。

　　那造币厂厂长李振武是个下了台的军长，不学无术，粗鲁无能。任援道发现后，费了一番心机，投其所好，陪他吃喝玩乐，慢慢地李振武认为这个总务科长是他的贴心人，于是一应事务就完全交给任援道办理。他把厂里的公章、自己的私章全交给任援道。任援道以退为进，坚不肯收受，仍是事事都去请示，还不时把自己搞得的好处买些礼物，送给厂长。对同事也极谦恭有礼，并用小恩小惠结好同事。这样，任援道的名声愈来愈好。李振武更加深信不疑，一定要把公章交给他。他收了。开始时，他也没有做非分的事，接着先试探地挪用少许公款，看无人发觉，再一步步地贪污中饱，还是无人发觉。他感到小敲小拿实在不满足，看来时机也已成熟，他决定搞一笔巨款。

　　这天，任援道拿了些本厂印制的交通银行的废币来到他叔父的公馆。见过任凤苞，他拿出几张票面印制模糊的纸币请任凤苞过目，说最近厂里印制的钞票都是这样。这位交通银行的协理，一看之下，自然很不高兴，立即斥责，你们工厂怎么出这种钞票。他说是李厂长自己不管生产，还不听他的进言，以致厂里问题愈来愈多……任凤苞把此事汇报给内阁总理兼交行董事长梁士诒。梁在电话里训斥李振武一番，要他从速改进，不然撤职。

　　挨了训的李振武，急忙找来心腹任援道。任援道佯作不知此事，连连说：“这怎么会呢？梁总理又是怎么知道的？”李振武道：“这个暂且不说了，现今之计是怎么解决这质量问题。你要拿个主意！”他一言不发装作在沉思。一旁着急的李振武要他说话。半晌，他慢吞吞地说：“看来问题出在印钞机上。机器陈旧了，该换新的。”李振武看他说得有理，问他如何换法。他早就成竹在胸，说什么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印刷机器出在德国，必须亲去德国看货挑拣。这事非得李厂长亲自出马。那李振武说，我不懂一句外文，去也没有用，还是请你代劳。这正中他下怀，但他还是再三推托。直到不能推了，才接受下来。于是任援道拿了5万元钱，自己挑选随行人员，出洋去采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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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知任援道一去，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都音信全无。事实上他是带着5万巨款出逃了。他没有动身，就辞退了随行人员。因此无人知道他的行踪。最后北洋政府以用人不当为由撤了李振武的厂长之职，同时发出通缉令，缉拿任援道归案。

　　要说缉拿任援道，谈何容易。中国地域宽广，政令又不统一，一张通缉令等于废纸。任援道究竟哪里去了呢？追捕的人曾到他的故乡宜兴去过，踪影全无，时间一长也就无人再问此事。

　　第二次卷款潜逃其实任援道并未出国，也没有躲藏，他在江西南昌出现。这次他已经成为江西督军蔡成勋的贵客。他囊中充盈，有的是钱，加上他长袖善舞，善于笼络巴结人，蔡成勋委他任江西银号的督办，掌握江西银号的大权。他怎样去的南昌，又怎样投入蔡成勋门下，外人不得而知。他坐稳了江西银号督办的交椅后，出入社交界，显赫豪华超过乃叔任凤苞。他周旋于高官巨贾之间，用高利吸引这些人的巨款。他银号里的存款愈来愈多。他看到时机成熟，又重施故伎，席卷20万元巨款，再一次出逃。蔡成勋是武人，恨得咬牙切齿，派出便衣侦缉人员到处搜寻。然而这第二次通缉，仍然无效。因为蔡成勋的权力只限在江西境内，中国地域如此大，真如大海捞针。不久蔡成勋下台了，又一次不了了之。

　　要说任援道有什么藏身秘诀，那就是他每次骗来的巨款，并不是用来造屋买田，而是作政治投资，全花在交际应酬上层人物身上。他的钱来得容易也花得快，只要他看得准的人，他不惜以重金去结交收买。这就有了托庇藏身之处。

　　1929年，任援道再次出现在天津。这次重到天津，非当年一介穷书生前来依附任凤苞，而是以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唐生智驻津办事处主任、驻北方全权代表的名义出现在人前。他在天津买了房子，装上电话，挂出了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印了有头衔的名片，出入小汽车，活跃在社交界。这样说，他两次的骗局，席卷巨款，不怕有人来追捕吗？他确实有恃无恐，因为北洋政府的梁士诒、军阀蔡成勋都已垮台，而平津一带就有唐生智的部队(李品仙、廖磊部)做靠山，谁敢动他分毫。

　　不过情况在变化。任援道依附的蒋介石第五路总指挥唐生智，这年冬天，奉蒋介石命令沿陇海线讨伐冯玉祥，在巩县、洛阳一带击退冯部。这时武汉空虚，唐生智变了卦，与冯玉祥握手言和，计划回师武汉，生擒蒋介石。开始也进展顺利，中途逢大雪，原来拥唐讨蒋的杨虎城部雪夜偷袭唐生智，唐部全军覆没，唐生智单独化装逃出。唐生智一垮台，任援道的天津办事处只好撤下牌子。

　　也是政治不倒翁然而任援道既是设计骗局的能手，又是政治不倒翁。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丧，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又觊觎华北。日本人采取分化、制造矛盾的策略，在日方的导演下，成立了以西北军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任援道的名字也赫然见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单上。任援道原来与西北军并无关系，又没有一定的政治背景，能够列入这名单，奥秘就在他在唐生智的驻津办事处时期与日本人就勾结上了，有了日本人的推荐，他也显赫在华北。任援道毕竟是骗子高手，抗战时期，两度为伪朝(维新政府与汪记国民政府)显贵，但他“狡兔三窟”，1941年就通过他的弟弟任西萍(军统特务)与戴笠取得联系。重庆政府还来个假通缉(这是他生平第三次被通缉)，以加强他在汉奸中的地位。日本投降后，他即当上重庆先遣军司令官，居然安然无恙。后来汤恩伯第三方面军空运京沪，任援道即交出部队，蒋介石给他一个军委会中将参议的头衔，他先销声匿迹住在上海愚园路愚园新村，不久即带着全家远走香港，从此逍遥法外。

　　1948年，徐铸成(宜兴人，《文汇报》总编)去香港创办香港《文汇报》。一天在同乡友人处看到任援道夫妇，仍嘻笑如恒，他还说，在九龙弥敦道中段开了一个酒家，请徐先生光顾云云。徐先生说：“像任援道这种人，一生出卖风云雷电，置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于不顾，也可说是风派的一种典型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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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吓出一身冷汗

　　据“三国”故事，袁绍发兵声讨曹操，命记室陈琳草声讨檄文一通，历数曹操罪恶，其中有云：“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害民，毒施人鬼。”“破棺裸尸，掠取金宝”，单就曹操盗墓一事，用了200余字。相传檄文到许都，当时曹操正患头风，卧病在床。看了檄文，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

　　掘人祖坟、盗墓是中国旧时的极大罪恶。无怪曹操要惊出一身冷汗。至于曹操是否真的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历史上是存疑的。陈琳为作战需要，难免言过其实。陈琳后来归向曹操，曹操问到此事，他的回答是：“各为其主。”

　　民国时期并未设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类“发丘”“摸金”的文武官吏却并不鲜见。

　　孙殿英偷掘慈禧墓“流寇将军”孙殿英就是一个盗墓贼。

　　孙殿英(1889—1947)，名魁元，河南永城人。幼年丧父，其母溺爱娇纵，自幼即养成调皮捣蛋的性格。10多岁即进入赌窟，以后闯荡江湖，参加河南西部封建会道门之一的“庙会道”，又当过土匪，制造与贩卖毒品，混入军阀部队，先后投靠过张宗昌、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历任旅长、师长、军长、安徽省主席等。由于孙殿英反复无常到处流窜，人称之为“流寇将军”。

　　1927年秋，当时属张宗昌的孙殿英部在河南卫辉、滑县一带，与冯玉祥将军统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交战，结果大败，孙殿英率残部溃退到天津南仓一带，苟延残喘。

　　善于收编和统驭杂牌部队的第六军团长何成濬奉蒋介石之命，派员去劝说孙殿英投降。惯于投机取巧的孙殿英，当时走投无路，便接受蒋介石的招抚。蒋介石任命他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从此，这个赌徒、毒品贩子出身的大麻子孙殿英，打起了青天白日的旗号，成了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

　　孙殿英流寇成性。1928年初夏，孙殿英率部流窜到河北蓟县马兰峪一带驻防。那里是清朝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光绪几个皇帝以及慈禧太后的墓葬之地，世称东陵(在河北易县良格庄的清朝陵寝通称为西陵)。孙殿英在当毒品贩子的时候，就听说过，随慈禧下葬的金银财宝十分丰富，总价值不下800万两白银，便动了掘墓盗宝的脑筋。为了掩人耳目，他命令手下到处张贴布告，说要在东陵一带举行军事演习。并派兵在东陵四周严加警戒，鸣枪示威，阻止居民接近警戒地区。接着，孙命令工兵营长颛孙子瑜负责掘墓工作。颛孙子瑜知道这个差使大有油水可捞，便欣然从命。但孙殿英还感到不放心，又派他的亲信谭温江去监视。6月的一天，颛孙子瑜率工兵们开始挖墓了。先掘慈禧墓。墓口掘开后，找不到墓道途径，好不容易找到当时建墓时幸存的一个石工，威胁利诱后那石工讲出墓道。从墓道进入后就碰到了巨大的石门。这些盗墓者怕用炸药会发出巨大的声响，采用以硝镪水浸蚀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完全无效，还是听这老石工的话，改用钢钻先凿开一个洞，一个人爬进去，把顶门的石磙子挪到一旁，然后把石门拉开。如法炮制后，用三个夜晚，打开四道石门，才进入停放慈禧灵柩的寝宫。进寝宫时，颛孙子瑜与工兵们都在谭温江监视下才进入。正中的高台上就是慈禧的灵柩。先把灵柩外的殉葬物品收起，然后劈开灵柩，见慈禧尸体并未完全腐坏，把尸体移置地下，分别把灵柩内和尸体上穿戴的珍贵物品悉数搜罗一空。尸体被剥光了，棺材被翻倒。这时孙殿英乘汽车从蓟县来到墓地。他亲自过目，把这些宝物满满装了五只大皮箱。并由他亲手将皮箱加封、盖章，由谭温江与他的内侄魏月恭监视着送往蓟县军部。

　　盗慈禧墓得手后，孙殿英大为高兴。又命令这批掘墓工兵再挖开乾隆之墓。有挖慈禧墓的经验，乾隆墓没有费多大的劲就挖开了。乾隆墓中的隧道墓室全用汉白玉砌成，也有石门四进，全是汉白玉雕制。寝宫为八角形，有故宫里的中和殿那么大。上为圆顶，塑着九条金龙，闪闪发光。乾隆的棺槨用茵陈木制成，安放在一个八角井的上边。据史书记载，乾隆墓的营建费用为300万两白银。两座墓中的殉葬器物，除金银元宝和明器外，都是罕见的珍宝。

　　稀世珍品：大玉莲与翡翠西瓜以慈禧墓而言。慈禧所戴凤冠用特大珍珠和金线穿缀而成。锦被上的大牡丹花，也是用珍珠堆制而成。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放在她枕边的那朵大玉莲花与翡翠西瓜，更是宝中之宝。原来这朵玉莲是用一种叫“碧玺”的上等宝玉雕琢而成，重36两8钱，当时价值75万两白银。这种“碧玺”产于新疆阿尔泰山和昆仑山等地的花岗砩晶岩中，极为罕见，是世界上的稀有之宝。那翡翠西瓜，外表青花条纹，里面黑籽红瓤，清晰在目。除此外，慈禧所戴手镯是用大小钻石镶成一大朵菊花和六朵小梅花，澄澈晶莹，光彩夺目；手里握着的一柄降魔杵，长约3寸余，为翡翠制成；她的脚上还穿着一双镶着夜明珠的珠鞋。另外，在棺中还放置着17串用珠宝缀成的佛珠和几对翡翠手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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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乾隆墓中盗出的宝物，除书画、古剑、古砚、钻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玩外，最值钱的，是乾隆在世时由东南亚各国进贡的金质佛像和宝玉佛珠，据说佛像的莲花座，都是用锡兰产的各色钻石镶嵌而成的，每座佛像都价值连城。乾隆墓中的书画与绢、纸制品都已腐朽不可辨认。

　　孙殿英得到这些宝物，喜出望外，为掩盖罪行，立即把部队移驻延庆县。数月后马兰峪的满族人才发现乾隆、慈禧两墓被盗，当即向地方当局报告，请求查办。

　　这一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报纸都纷纷登载孙殿英在东陵盗墓的新闻。

　　溥仪大哭一场末代皇帝溥仪，当时住在天津张园。听到此事，立即召集郑孝胥、罗振玉、陈宝琛等与宗室载振等一干人商讨对策。当下决定：一、向国民政府提抗议。保护故宫和陵墓，是清室逊位时与国民政府商订好的。二、要求严惩孙殿英，追回全部宝物。三、派员去南京找有力人物进行内部疏通。同时这位清皇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对祖先墓的被掘，痛心疾首，决定亲去马兰峪实地察看。

　　溥仪到马兰峪，已是盗墓后2月余。进入慈禧墓室，里面一片狼藉。夏天多雨水，被撩在地上的慈禧的尸体裸露着，泡在发绿的水里。溥仪见状，大哭一场后，亲自与几个大臣一起动手把尸体放在无水的地方，扯了些衣服之类盖上。同时又到乾隆墓。乾隆尸体早已腐坏，只有骷髅一架，陪葬物荡然一空。溥仪离开两处墓地，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要报这仇，此仇不报枉为大清子孙！”

　　且说孙殿英盗墓得手，看到这些宝物喜极发狂。赏了参与盗墓的人员，有人密报孙：参谋长赵瑶昆对这非常不满，说孙殿英不该一人独吞，早晚要向何成濬报告。狠毒成性的孙殿英，就在他的部队移驻延庆途中，派人暗杀了赵瑶昆，去了心腹之患。

　　这时东陵盗墓案在报纸上曝光，情势更为严重。此前孙殿英派人带了一部分珠宝翠钻到北平秘密出售。报纸一曝光，引起北平军警的注意，正当孙殿英的人与珠宝商进行交易时，北平侦缉队当场将买卖双方一并逮捕，连同赃物一起解送平津卫戍司令部讯办。孙殿英的亲信师长谭温江，正在北平何成濬的司令部有所公干，也被扣押。

　　“第一夫人”收下夜明珠这一来，孙殿英不免着急起来。召集手下的谋士们商议对策。一致的意见，派人携带宝物分别去太原和南京。当时平津卫戍司令是阎锡山，去太原是疏通“阎老西”。去南京是走宋霭龄与宋美龄的路，只要“第一夫人”谅解，也就能平安无事。

　　孙殿英听从谋士们的建议，备了三份礼物，分送阎锡山与宋氏姊妹。给宋美龄的是：大夜明珠一对、翡翠西瓜、翡翠白菜，还有其他金银财物。给宋霭龄的礼物，其中最名贵的是大小钻石镶成的手镯，虽逊于宋美龄，但也价值连城。送给阎锡山的都是乾隆墓中之物，那象牙、珊瑚雕制的文玩、玉扳指等。去太原和南京的两路人马先后到达。

　　去南京的先见到宋霭龄，果然宝能通人，宋霭龄见送上的稀世珍宝非常高兴，一口应允代为向宋美龄说情，要他们等着“第一夫人”的接见。

　　终于在第四天，宋美龄在励志社接见孙殿英来使。来使献上夜明珠与翡翠西瓜等，详细介绍宝物的妙处。宋美龄看了熠熠发光的夜明珠与巧夺天工的翡翠西瓜，不免心中暗喜，但嘴里只是说：“知道了”。宝物自然由随从收下。来使乘机说了孙殿英求情的话。

　　去太原的人也相当顺利，见到了阎锡山，完成任务先期回到延庆。

　　说来也巧。当孙殿英的人在南京活动时，溥仪派出的人也到了南京。溥仪自恃有清室逊位时与国民政府订的协议，没有拿出他的那些宝物，来人仅是带了一般的金银之物去见河北人张继(中央监察委员)。虽然张继答应提出弹劾，究竟没有什么实际效力。

　　送给宋霭龄、宋美龄的厚礼，果然起了作用。溥仪派去的人坐镇南京，一再催促。张继为首与五位监察委员联名提出弹劾。弹劾孙殿英治军不严，纵兵盗掘清帝后陵墓，使国民政府丧失信誉，破坏古国珍物云云。弹劾案公布了毫无作用。孙殿英没有受任何处分，依然逍遥法外。关在北平铁狮子胡同旧陆军部内的谭温江，竟得到特别优待。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虽然组织了军法会审，并派商震为审判长主持其事，但商震早已知道“最高当局”的意旨，并且与谭温江原本相识，会审时不但不认真追究，竟对谭说：“请你委屈一时吧。”军法会审成了一幕逢场作戏的趣剧。后来，中原大战时，阎锡山要利用孙殿英，干脆把谭温江释放，北平宪兵司令楚溪春还亲送谭到车站。张继等人的弹劾也没有下文。从此，轰动全国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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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些日子，孙殿英感到手中还有的宝物，觊觎欲得者大有人在，实在不安稳，就想出手，派军需处长李德禄带到上海去卖。李德禄与另外两人住上海公共租界共和旅社一个极机密的房间，已和买主洽谈，哪知一夜间全部宝物竟不翼而飞。留在孙殿英自己手里收存的一部分，在他以后进攻宁夏时，曾拿出一小部分由他部下杨明卿经手，交给驻在包头的晋军旅长田海泉代为保管，后来田说这批东西遗失了。在孙殿英手里的已经所剩无几。

　　这里，插说一段轶闻。1930年春，在蒋、阎、冯、李(宗仁)中原大战酝酿时期，孙殿英看到反蒋势力强大，有意去依附阎、冯。阎锡山、冯玉祥也想把孙殿英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力量。这样，孙殿英毫不费力地从阎、冯手里取得了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的重要地位。孙的部队进驻豫东、皖北。有一次孙殿英去洛阳参加冯玉祥召集的军事会议，冯玉祥和他见面时，紧握着他的手说：“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满清这一点，我干的是活的(指驱逐溥仪出宫)，你干的是死的(指盗东陵)。”孙殿英听了这番话，脸上不由得红一块白一块，但他却很受感动。事后对人说：“总司令真伟大，他要是叫我卖命，孬种才会含糊。”

　　孙殿英——这个盗墓贼，最后是可耻的下场。

　　抗战时期，1943年他在河南林县公开投降日军，被汪精卫任命为新编第五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进驻豫北，孙殿英以巨额黄金和盗墓所得的乾隆的白玉扳指、白玉连环簪与周代铜鼎等宝物贿送王仲廉得以相安无事，并被任命为第三纵队司令，仍在豫北驻防。

　　1947年4月，驻在河南汤阴县的孙殿英部被解放军包围，经几小时猛攻，将城垣攻下，孙殿英俯首就擒。后于同年患病而死。

　　马鸿逵泰山盗宝孙殿英在蓟县马兰峪东陵盗墓一年后，又有一位杂牌军的首脑，效法孙殿英在山东泰安，挖开嵩里山盗宝。

　　这人就是著名的甘肃马家军首脑之一的马鸿逵。

　　马鸿逵(1892—1970)，甘肃临夏人。回族。自幼跟随父亲马福祥在军旅中生活，对当兵吃粮很有兴趣。稍长，就要求父亲让他进在兰州的甘肃陆军学堂。陆军学堂毕业后，他的父亲马福祥(宁夏镇守使)为了取得袁世凯信任，把马鸿逵作为人质充任袁世凯的侍从武官。不久马鸿逵回到兰州，充任宁夏新军统领。马鸿逵对这不满足，他的父亲用10个营2个月的兵饷从曹锟手里换来一个陆军第五混成旅的番号。马鸿逵就担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来，马福祥结好冯玉祥。冯当时是西北边防督办，马福祥是会办。从冯玉祥那里要来一个新编第七师番号，这样马鸿逵就当了新七师师长。跟着冯玉祥率军北伐。随着北伐军事进展，冯玉祥补充马部人枪，扩编第一方面军第四路军。在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溃退时，马鸿逵部又收缴到不少人枪弹药，这样马鸿逵部在当时的军阀部队中就像个样子了。

　　在各路军阀混战中，马鸿逵朝三暮四、纵横捭阖。1929年5月，马鸿逵与韩复榘、石友三一起倒冯(玉祥)投蒋(介石)，蒋以马鸿逵倒冯有功，升他为第十五路军总指挥，给他一些金钱武器。马部驻防徐州。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为了稳住韩复榘和马鸿逵，任命马福祥为安徽省主席，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命韩复榘与马鸿逵协同守备山东。于是马鸿逵的部队就驻守在山东泰安。

　　蒋介石虽倚重马鸿逵，但和他的嫡系有所区别。给马部的粮饷是包干制，每月给10万元包干，如不足就要自筹。就是这10万元，马鸿逵也不全部用之于军需，而是中饱私囊，对外则哭穷。这时孙殿英盗墓案已在全国沸沸扬扬传了开来。有人向马鸿逵进言，现在我们脚下就是块宝地，挖开对面的嵩里山就可得到意想不到的金银财宝。说得马鸿逵动了心，决定盗墓寻宝。

　　泰安嵩里山并不高，山上古冢累累，也不知为何朝何人之墓。马鸿逵请来乡野老人，详细询问地理情况，只说要在这里修造“讨逆阵亡将士纪念碑”。一位老人说此山地脉复杂具有灵气，特别是南山一带恐有宝藏云云。这就更坚定了马鸿逵掘墓之心，但他没有具体目标，只是按老人所说方向，派传令班长马子周带着10余人去挖，动手前先派兵把各条路口封死。既无具体目标，人员又少，偌大一座山，挖了三天只挖一个角，除了层层黄土，一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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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鸿逵并不因此知难而退，决定换一批人再挖。这次他把任务交给副官处长马如龙，对马说：“这山里肯定是有宝的，你务必要给我完成任务。”马如龙说：“上次这样挖，范围撒得太大，再说人手太少。我建议，请看地理风水的再踏勘一下，人手最少要一个团。”马鸿逵同意请人踏勘重选开挖地点，用一团人他认为人多目标太大，传扬出去，名声不好。虽说是修建“讨逆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也会引人怀疑，一个碑要这些人？马如龙又申述理由，这件事完成越快越好，时间快影响小，虽然人多但等人察觉我们已宝物到手，这不更好？马鸿逵同意了马如龙的意见。

　　马如龙带着一团人开始挖掘，这次用了一些有经验的工兵为先导，轮流开挖，昼夜不息。到8天8夜后，工兵们在一层层的石条下，挖出一块桌子那么大的八卦石。众人立刻向马鸿逵报告。马鸿逵闻报立即赶到现场，一看，他推想八卦石下必有异物，命令再挖，在一人多深处，挖出一尺多大的一个铁盒。他又命令再在四周深挖，接着又挖出一个与铁盒大小相似的铜盒。这才下令停止开挖。

　　马鸿逵带回铜、铁两个盒子，急忙打开。那铁盒里盛放的是用金链穿连的12根玉牒，上面刻着细致的篆文，下署“天子臣李隆基诚惶诚恐顿首”字样，这是唐玄宗封禅泰山的祭天文告。唐玄宗封禅泰山，《资治通鉴》有记载：“……十一月丙戌，至泰山下，御马登山。留从官于谷口。独与宰相及祠官俱登。仪卫环列于山下百余里。上问礼部侍郎贺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对曰：‘或密求于神仙，故不欲人见。’上曰：‘吾为苍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群臣……赦天下，封泰山神为天齐王。”马鸿逵从济南请来饱学之士查出这样的依据。又核对玉牒上的文告与《唐书》所载，只字不错。另一个铜盒打开后，里面装的也是玉牒。当时传说是秦始皇祭天的。两项宝物由马鸿逵派亲信副官马思明送往南京马公馆保存。

　　这些宝物后来的下落，人言言殊。有人说，马鸿逵命人把这些无价宝拿到天津卖给某外国人，曾被天津《大公报》侦悉，但马否认此事。也有人说，马鸿逵以数百万元的高价卖给了美国。究竟如何，成为待解之谜。

　　西周铜禁落入党玉昆手且说当年在西北军阀混战中，陕西蒲城人郭坚发难组成一支陕西靖国军，自任第一路军司令。在反对陕西督军陈树藩违法乱纪、祸国叛变的活动中，陕西靖国军有一定的进步性。郭坚部下有10个支队，其中第三支队队长党玉昆，后来蜕变成为割据一方的小军阀。党玉昆自1917年占据凤翔、宝鸡、岐山等地后，到1928年一直盘踞在那一带。

　　党玉昆也是“发丘将军”、“摸金校尉”，他掘墓盗宝还早于孙殿英与马鸿逵。且“战果”并不逊于孙、马二人。他盗得的珍宝是西周时的夔纹铜禁。

　　周代青铜器中有一种承放酒具的器物命名为禁。据金文和古代文献记载，周代初期曾厉行禁酒。可能出于更有效地督促民众实行禁酒的考虑，当时的统治者就把安放酒具的器座命名为禁。

　　从周朝以后，铜禁便没有在人间出现。直到1901年，陕西宝鸡斗鸡台一座西周的墓葬里，出土了一件形制颇为奇特的古物：它形如方案，高18．7厘米、长87．6厘米、宽46厘米，前后各有长方形孔8个，左右各有长方形孔4个。据文物考古专家判定，这就是失传2000余年的西周铜禁。由于这器物四周布满夔蝉纹，故而被命名为夔蝉纹铜禁。这件铜禁出土后，先被清末的两江总督端方收藏，后来流传到域外，成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

　　党玉昆年轻时曾在北京的古玩店当过学徒，自然知道文物的价值。他的驻地就是宝鸡一带，他也听到过在这里出土过夔纹铜禁。盗掘之念就萌生了。他毕竟懂行，先派出专门的力量进行调查。弄清了情况后，就征派宝鸡等地的民工与他手下的士兵数千人，开到宝鸡斗鸡台的戴家沟，对那里的古代墓葬进行拉网式的盗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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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鸡台的盗掘，从1925年11月开始，至1926年7月告一段落，有八九个月之久。盗掘进行中，党玉昆请来行家指导发掘，免得损坏古物。这些古文物陆续被挖掘出来，单是青铜器就有1000余件，其中完整的有740件。最值得一提的是仅在一处就出土3件铜禁。1926年初发现的第一件铜禁高约60厘米，长约140厘米，宽约70厘米，四周饰三层夔纹，禁上安放有两排铜器，保存较为完好。党玉昆非常高兴，命令就在原地再挖。没有多久，又挖出了第二件铜禁，它通高23厘米，长126厘米，宽46．6厘米。整件器物呈扁平立体长方形，中空无底；正面凸起三个中间挖空的椭圆形口，以承托其他器物；前后各有长方形孔16个，左右各有长方形孔4个。出土时，铜禁椭圆形口子上还安放着三件铜器：中间的是一件高约70厘米夔纹卣，右边为一虎形觥，左边的器物都残破，搞不清器形。大约相隔10天左右，在斗鸡台又发现第三件铜禁。

　　盗掘完毕，党玉昆犒赏了全部发掘人员。把盗掘的所有物品派人送到他所控制的凤翔城中收藏起来。

　　一年多后(1928年)，凤翔城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宋哲元的军队攻下。党玉昆也在乱军中被打死。这些铜器就全部落到宋哲元手里。宋哲元把这些作为战利品就在驻地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展览，接着派军法处长萧振瀛把文物运到西安。文物运到西安后，宋哲元要西安一家照相馆全部摄制成照片，作为资料，并不准这些照片外传。接着，宋哲元又请文物鉴赏家薛崇勋对所有文物逐件进行鉴定，以确定其价值。

　　这些铜器的一小部分，宋哲元送给他的老长官冯玉祥，大部分后来秘密运到北平、天津，当时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驻扎在平、津一带。不多久，宋哲元就把青铜器中的精品，借天津古玩商之手卖到国外。西周夔纹铜禁由于没有找到适当的买主，一直保存在天津宋哲元的寓所。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哲元部曾在平津抗战，他的部队被日军击溃，他辗转来到四川绵阳，一直滞留在那里，直到1940年4月去世。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天津英租界。在英租界的宋哲元公馆被日军查抄，掳掠去很多财物。其中夔纹铜禁和别的文物都在劫难逃。

　　这消息被宋哲元的三弟宋慧泉知道后，他忧心如焚，立即以重金托人去说项，好容易打通关节，从日军手里取回夔纹铜禁与其他文物。铜禁失而复得，宋慧泉与家属极为珍惜，一直尽心保管着，1968年，宋氏家属献给国家，这稀世珍宝现藏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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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20世纪科学昌明，封建迷信、神仙鬼怪已逐渐被科学揭露为虚妄。然而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20多年里，居于高位的政客、官僚、军阀，在封建迷信方面演出许多荒诞可笑的闹剧。

　　政客中的戴季陶，早年信奉马克思主义，后来又以三民主义的理论家自居。戴季陶担任考试院院长后，自称信奉佛教，研读佛教经典，在他的官邸的墙壁上既悬挂孙中山先生像，又悬挂着佛像。在公开集会时，有时竟大谈“千脚千手观世音菩萨”。戴季陶身材中等，五官端正，有人说如远望他确像一尊佛像。考试院中有个自称会相面的老职员对他说：“院长额宽五指，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大富大贵之相。”戴季陶听后非常高兴，并深信不疑。戴季陶所以信佛，有两种说法。一是当年孙中山在广东因陈炯明叛变回到上海后，仍谋恢复广东，1922年10月底派戴季陶去四川，拟对川军进行联络工作。戴所乘的船驶向宜昌途中时，得悉川军内战一触即发，联络工作无法下手，顿觉“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据戴自述)，便趁夜投江自杀，幸为渔民救起未死。从此他便信起佛来。二是据考试院内一老年官员说：“戴院长熟读史书，自知位高身危，‘狡兔死，走狗烹’，为其前车之鉴，其信佛亦不过表明心迹。”这位老官员的话，为考试院内部分官员所公认。以上两种说法，不管何者正确，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利用信佛进行政治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随蒋介石之后，他也主张不抵抗，向中央建议“以抱定国际联盟为主要方针”，力求对日妥协。这年11月，戴以“国难严重”为词，发起“修建仁王护国法会”，用“诵经护国”的办法来麻痹人民。抗战时期，1938年4月，戴曾代表国民政府赴藏区甘孜等地，与宗教界的上层分子进行联络。1940年10月至12月，又代表政府到缅甸和印度等地进行访问，拜谒不少佛教圣地，进行以佛教为内容的政治活动。政客中迷信的自然不止戴季陶一人，中枢中许多要人，逢到疑难事就往往求神问卦。如1936年西安事变时，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每日祈祷耶稣，用《新约福音》卜课问蒋介石的安全，结果翻到一页说“耶和华和一个妇人一起得救”的事，孔祥熙把这情况告诉宋美龄，宋美龄因此决定亲飞西安。后来的和平解决，不过是巧合，其实张学良、杨虎城原就有和平解决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