溃败的王朝：民国高层腐败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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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袁世凯企图以北洋派的武力征服全国。湖南是国民党占优势，在党人的手枪、炸弹威胁下，加以黄兴来电督促，谭延闿遂于1913年7月25日宣布湖南独立。但不久黄兴、李烈钧的讨袁军失败，谭又在8月13日宣布取消独立。尽管这样，袁世凯还是撤掉他的湖南都督之职由汤芗铭继任。令谭“入京待罪”。黎元洪劝他进京，担保绝无危险，他预先打好腹稿，拟定如何回答袁世凯的话，一路上默记在心。他到北京后先去见徐世昌，徐带他去见袁。见到袁后，他赶忙说“延闿罪该万死”，袁安慰他说：“那也不是你的过失。”还问他“太夫人健康情况如何”。这一下他放心了，原来准备好的话一句也没有讲出来。不久，袁世凯判谭以四等有期徒刑。通过黎元洪讲情，袁下令特赦。

　　此后在军阀混战中，谭延闿再任湖南省省长兼督军，几度起落，渐次得到孙中山先生信任，巩固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在国民党中他仍然施展其八面玲珑的手腕，周旋于左右两派之间，居然两派都对他有好感。当时宋子文因年纪轻声望浅，不为元老派所重视。谭延闿力保宋才可大用，因此宋子文对谭颇为感激。后来，当蒋介石要与宋美龄结婚时，宋家唯独宋子文反对。宋霭龄请谭延闿说服宋子文，经谭劝说，宋子文也即同意。这样谭又结好蒋介石。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组后，谭延闿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翌年孙中山北上后因病逝世，广州革命政府先后消灭滇桂军阀、陈炯明叛军，于7月1日成立国民政府。谭被推为国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时北伐大军连连获胜，先打败军阀吴佩孚，再打垮孙传芳。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谭延闿被推选为代理主席。不久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南京另外成立政府。这就是国民党所称“宁汉分裂”时期。后来武汉政府内部分化，谭投向南京。蒋介石下野后继续上台，以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当时蒋还不便更上一层楼，把国民政府主席的职位给了谭延闿，让他做个傀儡。时仅9个月，蒋介石在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感到全国已统一，自己要做元首，就在统一后的第一个国庆前两天(10月8日)，把谭延闿调任行政院院长，蒋自己在国庆日登上“元首”宝座。

　　谭延闿当行政院院长，从不办实事。主持行政院会议，总是闭目养神，对讨论的问题从不置可否。他抱定“三不”主义，一不负责，二不建言，三不得罪人。除了“三不”主义，他还有个“混”字妙诀。1929年春天，唐生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时，向他讨教从政之道，他说了两句真心话：“古人所称‘允执厥中’，‘中’字人生的第一妙诀，此外还有一个‘混’字是人生的第二妙诀。”国民党中的另一元老胡汉民，说谭延闿还有一个“和”字妙诀。1930年，谭延闿去世时，胡汉民送一副挽联，曰：“景星明月归天上，和气春风在眼中”。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在汤山时，他作了一首诗，题为“忆组庵，仍用师、期韵”。组庵即谭延闿之字。诗云：“太傅冲和未易师，灌兰锄艾尚无诗。拟从吏部规棋癖，肯学君虞有妒痴。风景不殊身逝后，江山无恙我忧时。去年今日经风雨，正复回章索和期。”胡汉民自问，他的涵养功夫不及谭，认为谭能够周旋进退在汪精卫、蒋介石和自己之间而无忤碍。

　　谭延闿一生唯好口腹。他有自订的食谱，即使行军打仗，好几担酒菜挑子都随侍听候吩咐，两名专做海味和湖南菜的厨师，犹如左丞右相不离身边。有一次他在广东南雄吃了败仗，回到餐桌旁，要海参鱼翅消火，恰好当时没有。香菇是南雄的特产，一盆“清蒸炖鸭掌南菇”端上来，还合他的口味，大嚼一顿，消了些火气。谭家有位厨师最擅长烧鱼翅。鱼翅本身并无什么特殊鲜味，唯借鸡汤及其他作料，方得鲜美。鱼翅本身又非常昂贵，故酒筵中有鱼翅即为鱼翅席，乃为宴席中的上品。他的厨师既以此擅长，又在谭家，故名“组庵鱼翅”。谭死后，他的厨师就在长沙坡子横街开了一家饭店，名菜就有“组庵鱼翅”、“组庵肉”、“鸽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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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打哈哈不问事的谭延闿，颇得蒋介石、宋子文的欢心。蒋、宋两家对他的死都很沉痛。蒋下令全国下半旗3天，停止娱乐3天，并给治丧费l万元。宋子文另外拨款在中山陵旁灵谷寺附近为他造墓，规模颇宏伟，报答谭当年推荐他之恩。1931年9月4日为谭举行国葬时，蒋介石从汉口赶回执绋。

　　酒肉声色一齐下说完谭延闿，国民政府中还有一个人物，集军阀、政客和流氓三重角色于一身，擅长奔走拉拢、周旋应付，为蒋介石所倚重，因此这人有一说的必要。

　　这人是陆军一级上将何成濬(1882—1961)，湖北随县人。何成濬本是清末的一个黉门秀才，曾在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经心书院肄业，由于得到张之洞的赏识，被保送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在日本他就参加了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他奔走在黄兴和陈其美之间，担任联络工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何成濬被任命为陆军部副官长。南北和议成功，政府北迁，黄兴留守南京，何任留守府总务处长。二次革命失败，他隐匿于上海租界，过了一个时期的流氓生活。1917年，西南护法军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他为驻沪军事特派员，担任长江一带联络工作。1923年，孙中山成立大本营，何被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粤军许崇智部前敌总指挥。他和蒋介石的老长官陈其美是朋友，在粤军中跟蒋介石又是同事。他和蒋既有这样深厚的私人关系，当蒋在1926年登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宝座后，他就被任为总司令部的上将总参议。

　　蒋介石在治军中最头痛的是如何驾驭一些杂牌部队。杂牌军的特点是，装备都比较差，待遇较低；他们的战斗力并不算强，但都是些老军队，具有一定的作战经验。这些杂牌军虽然归向了蒋介石，但替蒋介石打江山就不如嫡系部队那样卖命。他们大都满腹牢骚，心存怨望，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应付不好，就会倒戈相向。而多年来的军阀割据和混战不休的结果，使得杂牌军的数量相当可观。同时，在当时国民党各派系的头目联甲倒乙、拉丙打丁、纵横捭阖、互相厮杀的局面下，这一支庞大的杂牌军队的向背，往往可以左右战局，甚至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蒋介石既想一统天下，如何使这些杂牌军为自己效命疆场，至少不致为对方所收买利用而变生肘腋，这是他经常苦思焦虑的一个问题。1930年，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进行的中原大战，是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动员最广、历时最久、战线最长的一次军阀战争。当时蒋的嫡系部队所谓中央军的力量，远比不上阎、冯的部队。蒋介石动用了相当数量的杂牌部队来挡住冯玉祥沿平汉线南下之师，这时统驭杂牌部队就成当务之急。几经考虑，他只有仰仗何成濬。

　　何成濬的老同盟会员、日本早期士官生这些资历就先声夺人，使一些杂牌小军阀不免“肃然起敬”。又由于他有在上海滩上长期流氓生活的丰富经验，对于三教九流，吃喝嫖赌，可以说行行精通，样样出色。那些杂牌军的头目本来沉溺于腐化糜烂生活，这就把何成濬引为同道，而且视之为老手，于肃然起敬之余，更乐于相亲，相互放浪形骸。

　　在中原大战时，何成濬的“讨逆军”第三军团总指挥部设在漯河车站，何在一列专车上办公。他命令部属准备好各种高级烟酒、山珍海味，又请来一批有名的中外厨师，日夜制作各式各样的点心和菜肴。开流水席，招待他麾下的杂牌军队的头目。同时还从汉口成批地搜来一群所谓高等妓女。他一面把这批妓女乱点鸳鸯谱地分配给各个将领(自己也不例外)；一面在漯河街上一所相当宽大的四合院里，布置了一个“军中之家”，其中一应设备，极为考究。他和各将领各自带着妓女就住在这院子里，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

　　这样一来，那些杂牌军将领就给何搞得服服帖帖。但在蒋介石要何成濬从平汉线抽调一部分军队向其他战场增援时，被抽的部队不乐意，留下的部队也因作战任务加重而不高兴。平日他们本来对蒋介石心怀怨望，听到何成濬宣布蒋的命令后，群情激昂，一个个谩骂起来，骂老蒋对他们如何不公，苦乐如何不均。这时何成濬先装聋作哑，接着躺在烟榻上慢条斯理一口一口抽起大烟来。等众人牢骚发完后，他才从烟榻上坐起来说话。出乎那些将领意外，他不但首先对大家表示“诚恳的同情”，而且好像也是感慨万端，也跟着他们发起牢骚来。他说：“你们太不了解蒋老总的为人了，你们所说的那些事情根本算不了什么。”接着他把苦一股脑儿倒了出来，诉说自己当年跟孙中山一起闹革命和陈其美做朋友时，蒋介石对他如何如何；以后蒋同他一起在上海滩时，如何骗了他的钱；北伐以后，他又如何帮助蒋打天下，如此等等。他把这些历史滔滔不绝地背完后，就以“不胜感慨系之”的口吻说：“蒋介石今天当了领袖了，可是他对得起谁？”最后，他把蒋介石大骂一通，比那些将领们骂得还要痛心疾首，还要淋漓尽致。将领们的怨气本已发泄了，他们的总指挥又不但有“诚恳的同情”，而且居然同病相怜，惺惺惜惺惺，起初沉重的心情变得轻松了。于是何成濬捕捉战机，趁热打铁，一声令下，立刻酒肴杂陈，莺莺燕燕红粉裙衩全都出来了，顿时是一个昏天黑地酒肉声色的场面。最后，当那些将领们酒足饭饱、心满意足的时候，何成濬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便把手一挥，让那些妓女和仆从退出，然后要求将领们言归正传，研究一下怎样分担本战场抽调部分部队完成以后的作战任务问题。他以这样轻松而又含意深长的几句话便解决了问题，他说：“军人嘛，打仗就是惟一的职业，不管到哪里都得打仗，否则就会没有饭吃。”各将领面面相觑，有话不好说。何成濬驾驭杂牌军将领的手法，反映了民国官场的又一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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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真伪死后知古人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这诗是说对人的评价必须盖棺乃能论定。

　　民国时期有些党国元老，一生中行事的前后不同，掀到人生的最后一页，才使世人看清真面貌。对照前述这首诗颇为贴切。

　　有些显要人物，活跃于政治舞台上时，或“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或授意别人为其歌功颂德。其实这些都不免随时间消失。即使刻石勒铭也无济于事(可能被人推倒)。最上乘的莫如口碑。《五灯会元》卷十七有云：”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出现在本章的几位国民政府要人，他们的行事对比分明，各有千秋，颇能使人醒世律己。

　　自称“蒋介石的走狗”

　　张群(1889—1990)，字岳军，四川成都人(另说为四川华阴)。也属国民党元老人物。

　　在国民党内的历史，张群不逊于林森。先后于保定军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参加过同盟会。辛亥革命参加上海之役，后参加讨伐袁世凯及护法运动。1928年国民党于南京开府后，张群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上海特别市市长、湖北省政府主席、外交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重庆行营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可谓显赫一时。

　　由于张群的寿考甚长(去世时101岁)，他在政坛的历史也很长。从1924年起，他和蒋介石的关系逐渐密切后，为着博取蒋介石的信任，一直以蒋介石的政治目的为自己的目的，没有丝毫相左。张群的一批友人曾有这样一番议论：张群只能称为蒋介石的使女，不得称为如夫人(小妾)，因如夫人还有持宠撒娇的时候，而张没有，他总是唯唯诺诺，要他怎样便怎样，无一丝违抗之意。1932年张群从上海市市长下台后，一时还没有新的任命，闲住在上海。偶然由蒋介石召赴南京，平时在家莳花阅报，有时接待宾客闲聊。有一天，忽然他自言自语说：“张群何人？蒋介石走狗也。”这是他的“自知之明”。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拘于西安。这时，日本政府认为是大好时机，企图用外交手段达成侵略目的。当时张群任外交部长，忧心忡忡，唯怕由于应付失当而酿成意外事故，这时又无法知道蒋介石的态度，不敢自作主张。于是每当日本人提出什么问题要国民政府答复时，总是先请一些政要人物开会商议，如何应钦、陈诚、熊式辉、王宠惠、张嘉璈等。小会确定之后，再答复日本人。商议时，张群的忧虑之状形于色。张嘉璈调侃他说：“不要紧的，我看你气色不会倒霉。”又说：“你应付上峰之道，已尽其所能了，不会有问题的。”张群一直受蒋介石宠眷，就在于他对蒋不仅千依百顺，而且先承意志。张群从政致力于研究蒋介石的好恶，凡蒋所好者竭力为之，蒋所恶者则回避。如张群了解蒋介石对下属最忌的有二点：一是援引私人，自成系统，或形成小集团，形成尾大不掉；二是贪污。不过蒋介石只是不许明目张胆贪污，用了手段不致酿生枝节的，蒋也默认。张群掌握这两点就谨慎从事。张群当上海市市长时所提局长名单，任湖北、四川省主席时所提厅、处长名单，自己都不保举新人，所用的都是蒋所熟悉或欣赏的人，甚至有时不提名单，请蒋指定。由于这样，张群组班都能顺利完成。然而张群是否真的不用私人，当然不是。只是他安插私人的手段比较巧妙。张群的二弟张彻能力平庸，久住成都。张群自己不任用他，示意四川军阀让他当税务局长，尽管四川军阀时起时落、变动很大，张彻的税务局长位置始终不动，就因为他是张群所关照过的。张群的四弟张骧是个纨绔子弟，不学无术，吃喝嫖赌倒是出色当行。张群示意朱家骅，任张骧为九江电报局局长，后调升湖北电政监督兼汉口电报局局长，抗战开始，调川康电政监督兼重庆电报局局长，又一度任成都电报局局长。如此一帆风顺，当然是张群的面子。张群的次女张亚兰，嫁与美洲华侨之子刘某，抗战胜利后刘某回国，张群直接把他任为行政院参事，那时就不顾人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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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任上海市市长时，他就有好几个5万元。在国民党官僚中，张群比之其他人有“清廉”之称。但他的“清廉”并非不贪污，只是敛财有法。张群历任要职，据说侵吞公款事较少。1932年交卸上海市市长时，由于公款用度谨慎，交给后任吴铁城尚有300余万，而后来吴铁城交卸时，竟亏缺2000余万。张群直接收受贿赂未有所闻。当然一般投赠礼品，张群还是笑纳的。

　　既如此，张群的资产从何而来？

　　1928年张群与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去东北游说张学良要他易帜归附中央，历经半年多，总算完成任务。张学良同意挂青天白日旗，这消息还未公布时，张群密电上海市银行徐桴托他买进公债，张群算定这一消息公布，公债必然上涨，这一下，张群骤然赚进6万元。

　　抗战期间，任经济部部长的张嘉璈，失欢于蒋介石，蒋示意他辞职，给他3000美金，让他去美国考察，张嘉璈挥泪而行。临行时，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暗赠张嘉璈美金13万元，以壮行色。而周作民与张群的关系较之张嘉璈更为密切。张群在南京偶回上海，周作民都赴车站接送，接风洗尘。张群妻子马育英因事去广州、香港，都住金城银行招待所，周作民特派专人料理，包办一切开销。张群私人的外汇存款都存于金城银行，有个人账户。有时半夜里，叫金城银行经理王恩东到张的卧室去报账。张群跟随蒋20余年，从不曾为营救别人向蒋说情，而1948年周作民因金融投机案被囚时，张群曾大力营救。从这些方面推断，周作民赠给张群的钱可能不会太少。

　　按国民政府惯例，一般高层机关的首长，除薪俸外，还有一种活动费，或称特别费，机关愈大，这种费就愈多。张群在成都行辕时，每月就有活动费10多万，不须报销。在行政院这种费就更多。张群先后任行政院副院长、院长。张群对财务用途掌握甚严，每有节余均入自己囊中。仅这一笔，他的亲信估计最少超过200余万元。

　　吝啬少恩对部下张群看重金钱，对部下吝啬少恩。1947年，张群离行政院后，蒋介石一度给他闲差，聘为资政。依规定可自用秘书一人，侍役二人。张群以家里的私人秘书及二名副官充任，没有另外聘人。每月命副官持章去领工资，领到后即归他所有，自云三人已在我这里领过，哪能发双薪？张的私人秘书、副官、卫士，每月只给最低生活费，当时市场物价波动，货币贬值，这些人生活困难，张群不闻不问，寡恩严刻到这地步。

　　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吴稚晖，国民党元老中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他行事怪异，有人把他比拟作大观园的刘姥姥。

　　吴稚晖生于1866年，卒于1953年，江苏武进人(另一说称他为无锡人)。清光绪年间的举人。曾任北洋大学与上海南洋公学教习。后来留学日本，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日本驱逐回国，在上海与蔡元培、章太炎等组织上海爱国学社，参加《苏报》工作。1903年《苏报》被封后，赴英国伦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从吴稚晖的早年活动看，带着黎明时期的气息，他追寻科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曾自述年轻时期的觉悟过程。30岁前，曾从读经的儒生想到做文人，也想过了60岁，到孔夫子删诗书定礼乐之年，在词林文人里占一席之位。30岁那年的6月，他住北京官菜园上街镇江会馆，有位丹阳朋友趁他出门时，留一纸条规劝曰：“学剑不成，学书不成，勇而无刚，朝史暮经。三十之年，胡乱混混。”他看了很是懊丧。当晚读曹植与杨修书，中有“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称颂为君子哉”等语，他很受震动，就想弃文史而学剑。后偶在家乡小书摊上购得一部《岂有此理》(即《何典》)，这书开头便说：“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他顿时大彻大悟，决计薄文人而不为。“文学不死，大乱不止”，“把中国书投于茅厕”，他放出许多惊世骇俗之论，后来他就认定非科学工业不能救国。

　　吴稚晖去英、法等国走了一圈，开始信仰无政府主义，他又最早发动勤工俭学。他个人的生活非常俭朴。常穿的是一件旧的布大褂，领口叉开，一副土老儿的样子。他住的是三等小旅馆，坐的是四等火车，小茶馆喝茶，小饭馆吃饭，夹着一把纸雨伞，一日步行百里。他绝对不坐人力车。有人送他一辆新车，他就用锯锯掉把手，不能拉了，放在房间里做椅子坐。轿子一生没有坐过。这时候他还有不做官、不做议员的惊世之论。

　　后来，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了。1924年后，吴稚晖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黄埔军校政治讲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成了国府中的玩弄权谋的一个策士。刘姥姥变为史太君面前的贵宾。以后他一直没有和国民党脱离关系，他虽然闲居在鸡肋式的监察委员的位置上，却也与闻着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吴稚晖本来可以进言，影响蒋的意向。哪知他不独不劝阻蒋悬崖勒马，反而助纣为虐。

　　并 不 清 廉个人操守方面，吴稚晖提倡廉洁。但别人暗地里送的财物，他也照收不误(如本书第三章所述，缪斌想得江苏民政厅厅长位置送他5000元)。他定了润笔的价码，给人写字。对他有所请托的人，就以买字为由进行变相行贿，他也明知而不拒。吴稚晖74岁时，刻了一颗印章：“寿逾宣尼，贼讥老而不死。”他知道别人在骂他老而不死。

　　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选举，演出一幕幕丑剧。在蒋介石竞选总统时，他劝老蒋放弃竞选，放下政权，并未得到回应。以后，蒋退居溪口。吴稚晖从南京回上海环龙路旧寓，清理所存文件、书信、文献，全部付之一炬，他是作殉道打算的。然而身不由己，他的命运已不由他主宰，汤恩伯一上门，他就去了台湾，1953年死在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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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寅初怒骂豪门1940年初秋的一天。位于重庆沙坪坝的重庆大学商学院礼堂内挤满了人，走廊里也挤得水泄不通。后来者，全都坐在窗台上。

　　人丛中，一位年近花甲的学者向讲台走去，人们自动让开路。他登上讲台，用那饱含智慧的双眼，环视全场一周。轻轻咳嗽了一声，便开始演讲。

　　讲台上没有扩音话筒，但铜钟般的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礼堂。

　　这是他的开场白：“中国人民正在经受抗日战争的煎熬。然而领导我们抗战的却是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许多政府要员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主持财政的不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地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推波助澜地造成财政上的大紊乱，使物价猛烈地上涨。我学识浅薄，不知他们的用意何在？”

　　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如波涛呼啸。

　　人群中，有一位学生喊道：“很简单，他们的用意是只顾自己发财，不顾人民死活！比奸商、汉奸还要坏。”

　　又有一位学生喊：“马先生是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双博士’，不是学识浅薄，是学问高超！”

　　这位演讲者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1882—1982)，浙江嵊县人。他1906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获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两个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教授。抗战发生后，马寅初来到重庆，受重庆大学之聘，任商学院院长之职。这天，马寅初给重大的师生作演讲。

　　马寅初又继续讲道：“刚才这位同学讲得对，他们的贪污误国之罪，等同于汉奸、奸商。听说在调整美元比价以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都拼命地向市场抢购美钞、黄金、白银，还通过种种方法套购外汇，抢购物资，一夜之间就发了大财。”

　　听讲的人拼命地鼓掌。

　　“更有甚者，身掌大权的人不仅自己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而且还怂恿他们的子女做尽坏事。”

　　人群中有人喊起了口号：“打倒豪门，严惩为非作歹的豪门子女！”口号声此起彼落。

　　马寅初的声音更加高昂：“这些豪门的财富已达到天文数字。我有一个主张，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就是开征临时财产税，重征发国难财的人的财产，充实抗日的经费。就从孔祥熙、宋子文开始！”

　　全场高喊：“这主张太好了，早该收临时财产税了。对，从孔、宋开始！”马寅初接着说：“这不过要看当局有没有决心……有些人吹嘘某某人是民族英雄，我看他只是家族英雄，他是那些连襟、舅子贪赃枉法的总后台。”

　　更大的掌声响起。

　　马寅初不谋私利，疾恶如仇，一向敢言敢怒。在他任立法委员时，先后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的委员长，对于当时财经法案的审议无论在大会上和审查会上，都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立场上，力陈利害得失，据理力争，不管当时的财政部长是宋子文还是孔祥熙，他是不为炙手可热的权贵力量所屈服。每当财政部提出增税、发行公债等有关增加人民负担的法案时，他总是大声疾呼，坚决主张不予通过。就是孔宋亲自出席立法院会议，强作种种说明和辩解，他仍不假词色，面对面地力争。在中国经济学社一次年会上，马寅初就当面责问过孔祥熙(孔那天也与会)，他说：“我们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和我个人微末的储蓄，都是存在国家银行分文未动，就是将来在法币继续贬值下不值一文，我们为了维护国家财政的稳定，政府的信誉，决不拿那些存款去做投机买卖，兴风作浪，扰乱市场，请问部长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当时众人鼓掌，孔祥熙在台上呆若木鸡，无言对答，下不了台。后有人提议休息10分钟，才解此僵局，孔悄悄溜走。

　　“粉身碎骨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这是马寅初书赠友人的对联。1923年就认识马寅初的一位学者这样回忆道：“这时马老早已将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1940年，我在重庆亲聆了一次马老在中央大学所作的讲演，听讲的人十分踊跃，有学校师生、机关公务人员和其他各界人士，礼堂里座无虚席。马老又一次严词斥责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委员长’。我记得，马老在讲得激动时，大义凛然地说：‘我知道特务就在周围，有勇气的可以把我抓起来！’他的话使反动派为之震慑，广大的抗日爱国群众也为之群情振奋，扬眉吐气。”

　　拒见蒋介石“委员长”立刻有了反应。

　　侍从室通知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去见蒋介石。一见面，蒋就怒气冲冲地说：“你真糊涂！你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又说：“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最近连我也骂起来了。”蒋命叶元龙下星期四陪马寅初去见他。

　　叶元龙回到学校，把此事告诉了马寅初在中央大学时的学生，当时也在商学院教书的叶沛婴，要他转告马寅初。叶沛婴感到为难，但又不便违背叶元龙的嘱托。当天，就上了歌乐山去见马寅初。他见到老师后，就把叶元龙讲的详详细细讲了一遍。马寅初听了很气愤，没有立即回答。天色已晚，老师留学生住下来，学生的心情很沉重。翌日早晨，马寅初对叶沛婴说：“叶元龙陪我去见蒋介石，我不去！要我去，除非宪兵来请。”叶沛婴下山回到学校，把马寅初的话回复了叶元龙。他又说：“马先生意志坚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能勉强。”叶元龙沉吟不语。叶沛婴又说：“你去见蒋时，就说马先生有病如何？”叶元龙摇摇头，说：“马先生明明在上课，我怎么能说他有病呢？”

　　拖了一周，星期四到了，叶元龙一个人再去见蒋介石，小心地应付了几句。蒋介石知道用高压手段无效，自己下台阶，最后对叶元龙说：“我要同马寅初谈谈，你叫他以后来看我。”

　　软的不吃来硬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在各种集会上，马寅初都有即席演说。他常说：“一个人，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所欲言者难；而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就更难了！”马寅初说的都是人们憋在肚子里不能讲的话。他每次讲演或是对记者发表谈话，结尾时总是说：“这些话是我说的，是我马寅初说的！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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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当局对于这位刚直不阿的学者文人，真如同骨鲠在喉，芒刺在背，老大地不舒服。用硬的手段不行，改用软的。派人送来蒋介石的名片，请马寅初去赴宴。马寅初对来人说：“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倒叫老师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他如真有话要说，叫他来找我。”

　　这一招又不成，真是煞费苦心。中央银行会计处处长金国宝奉命来游说，他见到马寅初说：“委员长说了，您是他的老前辈，既是老师，又是浙江同乡(嵊县与奉化紧邻，一条剡溪贯穿两县——笔者)。当此国难期间，应当是风雨同舟，齐心合力。现在战时的财政很紊乱，委员长敦请马先生任财政部次长，或者中央银行行长。”

　　马寅初听了沉默片刻，微微一笑道：“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的嘴巴封上，办不到！在北京大学时，我就响应蔡元培先生的号召，参加过进德会，讲好不做官！”这金国宝不知马寅初的脾气，又涎着脸，说：“那么请马老先生买些美钞吧！政府批给你一笔外汇，这可不错啊！”

　　马寅初勃然大怒：“不，不！这种猪狗生意我不做。我不发这个国难财！你走！”

　　软的又不成，再来硬的。

　　有人送来装有子弹的信，信中说：如果你敢再开口，就叫你尝尝这种“卫生球”的滋味。

　　然而马寅初还是演讲，又在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作了一次公开演讲。他不仅骂孔宋贪污，发国难财，又骂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他还说：“我这次讲演之后，很可能没有机会再来公开演讲了！”

　　被捕时的壮别场面不幸而言中。1940年12月的一天，马寅初被逮捕了。先在宪兵团长胡某家里关了一夜。第二天又被押回重庆大学校园，逼他办理移交手续。办公室外面都是闻讯前来的师生。马寅初仍然讲话，但一句没有讲到自己，仍然是指斥四大家族怎样祸国殃民。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急得押解他的宪兵团胡团长像被螫了似的团团乱转，最后不得不苦笑着说：“马老是奉命到第三战区考察经济的，时间紧迫，我们要立即动身！”说罢，就逼着马寅初走。

　　自发的群众已围了起来，不让马寅初走。马先生怕发生意外，劝大家冷静，并说：“大家请回吧，看他们岂奈我何！”群众这才让开一条路。

　　马寅初挥手告别。当走到银行系主任丁教授的面前时，把一本英文书递给了他，说：“征收战时财产税并不是我马寅初的发明！对于发国难财的抽其财产税，外国早已有之！我走了之后，希望你们继续研究这个问题！”这时含泪的群众中，有人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第二天，重庆《新民报》以《马寅初昨日挥泪离重大》为题，报道了这个少有的壮别场面。

　　马寅初先是被囚在贵州息烽，后又转押到江西上饶集中营。江西失守，马寅初又被押解到桂林，广西失守，又被押回四川。

　　事件发生后，叶元龙决定：商学院院长名义不动，在马寅初被囚期间，由他本人兼代院长职务。为着照顾马寅初家属的生活，马的薪金仍由会计室按月照付。为勇者祝寿1941年3月，重大商学院学生在中国**d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下，以庆祝马寅初60寿辰为名，掀起著名的“祝寿运动”，登报通知马的亲朋故旧和学生，谋求扩大影响，争取全国舆论支持营救马寅初恢复自由。

　　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见报大惊，打电话把叶元龙找去，一见面，就说：“你们这样做，置委员长于何地？”严词责令叶元龙回校制止。但由于学生坚持，祝寿大会还是如期举行。

　　3月30日，学生提前举行祝寿大会。这一天，从重庆城里到沙坪坝重大来祝寿的名人有沈钧儒、邹韬奋、潘梓年(代表《新华日报》)，还有重庆各报社的记者以及马的知交和学生。寿堂的正面高悬红底金字的大寿幛：“明师永寿。”在各方送来的寿联中，有两副寿联特别引人注意。一副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书赠的寿联：“桃李争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由董必武书写。另一副是《新华日报》社的“不屈不淫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来宾和学生都佩着特制的红寿字纪念章。祝寿会开始，由商学院学生赵国恩报告筹备与受阻的经过。来宾张西曼致祝词。他说：“今天的祝寿会上不见寿公，使我们无限感慨。”又说：“马先生敢言敢怒，值得我们学习。”最后以茶代酒，遥祝马先生健康长寿。祝寿筹委会又倡议醵资兴建“寅初亭”，当场受到与会者的响应。这个亭在几个月后就在重大校园的梅岭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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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被捕后，校长叶元龙就一再呈请辞职，到1941年暑假批准。继任的是梁颖文，又引起一场风波。梁颖文去重大接任，学生群起反对，不到一周就被学生轰走。蒋介石闻报大怒，下令解散重大。梁颖文带着宪兵于黑夜里包围了校园。这时正暑假期间，校内只有一些由战区流亡到重庆的学生留校，人数不多，无从反抗，骨干学生32名被捕，留校学生限令2小时内离开。学校经费停发，校舍由宪兵接管巡逻。重大校园一片凄凉。二个月后，重大复校，撤换了梁颖文，由张洪沅继任校长，商学院也换了刘大钧任院长。许多进步学生不准注册上课，无形中被开除。

　　被囚1年零8个月后，迫于舆论迫于各方的压力，国民党政府才释放马寅初，但还软禁在歌乐山下他的三间房子的家里。直到1944年才让他到重大商学院上课。这是后话。

　　宋子文上台与下台南京国民政府是由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立夫兄弟)四根台柱所支撑，所谓“四大家族”。陈氏兄弟主要控制党务，经济命脉则由宋子文、孔祥熙二人把持着。蒋介石是党、政、军、经集于一身，所以马寅初说蒋介石是“家族的英雄”。

　　从清朝往上溯，中国各个封建皇朝的祸乱更替，常常与外戚有关系。“四大家族”中宋、孔就都是外戚。一个是舅子，一个则是连襟。蒋介石在大陆执政的22年，孔宋常扮演不光彩的角色。

　　宋子文参政早于蒋介石上台前。当时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组成革命政府财政颇感困难。由美回国已六年的宋子文，在汉冶萍公司理财得到“简直是天才”的好评。于是宋被推荐。宋子文于1923年10月到广州赴任，立即建议采取一系列的严厉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对橡胶、甲醇和制造化肥用的硫酸氨征收特别进口税，要求广州每一商家借给政府5至500元的款子，向在酒楼宴请者征收10%的附加税，征收清凉饮料税，对专卖药品、化妆品等都征税。于1924年初开始，孙中山早就想在广州建立国民党政府银行，集中管理广东地区的资本流动。1924年，苏联贷款1000万元，有了所需的储备资金，8月间中央银行成立，宋子文为经理。中央银行的信誉很好，发行的钞票在不受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也得到承认。到1926年，中央银行的私人存款就增加六倍。宋子文任财政部长2年，广东省的财政收入比以前增加9倍，从1924年底的800万元增加到1926年底的8000万元。税收总额没有增加多少，主要是清理了财政上的漏洞，当然富人的纳税有所增加。这样，宋子文就显示了他的才干。

　　以后宋子文参加了南京蒋介石政权。宋一上台，就通过发行债券建立债券市场，削减军费限制军事开支等办法，稳定了财政。宋子文成为国民政府的理财能手。1932年的上半年，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家收支平衡。蒋介石在短时期内减少军事开支，事实是蒋向日本人做的一种姿态，表明他壮大武装不是对付日本人的。待蒋介石和日本人在1933年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等于把河北省拱手让给日本人后，蒋的军事预算再次增加。这时宋子文在美国开展了他亲美的外交活动。宋子文在讲演中，巴结奉承美国人：“你们一些最杰出的家族同中国开展贸易，罗斯福总统的家族在两国间早期通商中都起了很突出的作用。你们并没试图用枪口逼着把东西硬塞给我们，而是把你们的商品卖给了我们，因为我们确实需要这些商品。最初，我们认为这太好了，好得叫人无法相信。但是我们逐渐地才认识到，我们是在同一种新的人民打交道，他们主张在国际正义中实行新政，并为此而努力。你们知道我国政府本届内阁成员中有一半以上是你们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吗？我很幸运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在我的近亲中，妹妹蒋介石夫人是韦尔斯利学院毕业生。两个姐姐孙中山夫人和孔祥熙夫人都曾经在佐治亚州梅肯的卫斯理女子学校读过书。”这简直是变戏法，宋子文于1933年8月从华盛顿回国以前，以小麦和棉花的形式从美国得到贷款5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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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一回国，就发现他不在国内的三个月，蒋向上海一些银行透支借债高达6000万元。这些钱都花在“剿共”作战上。1933年10月25日，宋子文与蒋在商讨再发行一批紧急债券以便还债时发生激烈争吵。蒋把“剿共”失败责任推在宋的身上，说是没有提供足够的经费。蒋大发雷霆，声嘶力竭，当宋为自己辩护时，蒋打了他一记耳光。宋子文脸热辣辣地离开蒋的办公室，辞去财政部长与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官方报纸说是由于“健康情况不佳”。但宋子文私下对他的亲信说：“当财政部长跟给蒋介石当一条狗没有什么两样。”话虽那么说，他任财政部长也增加了他的财富。

　　哈哈孔——蒋的御用“印鉴”

　　宋子文挨了耳光辞了职。接替他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就是孔祥熙。随后在多少年中，他一直是蒋的御用“印鉴”。孔完全按照蒋的意旨办事。美国记者斯诺说：“蒋显然更喜欢孔博士，因为他在党内没有什么威信，并且从不公开反对蒋的要求，他对银行业务也一窍不通。”1933年11月6日，孔祥熙在就职仪式上，以财政部长的名义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求全国人民慷慨地为“剿共”捐款，他直言不讳“剿共”的胜利，比保持平衡预算更重要。宋子文苦心经营五年时间建立的限制财政开支制度终于毁在孔的手里。

　　孔祥熙理财的惟一办法是滥发纸币，他一发现赤字严重就开动印刷机器。从1935年11月到1937年6月，法币的总流通额从4．5亿元猛增到14．77亿元，其中有一半左右以白银为准备金，其余超过5亿全是废纸。政府官员利用孔的经济政策和滥发纸币大发横财。中国银行业这时已被孔宋两个家族所控制(宋子文在幕后从事私人金融业务)。

　　孔祥熙人称“H·H·KUNG(哈哈孔)”，为人圆滑，他的精明厉害当得起千年狐狸。宋子文是一派欧美作风，孔祥熙是“中西合璧”，待人接物，因人而异。特别是对蒋介石的逢迎谄媚，既有内线，更借外力，所以蒋宋之间迭起风波，而蒋与孔始终如一。孔祥熙与宋子文之间既有矛盾也有联合，孔知道三大家族之间相互依存。当蒋宋有矛盾时，孔就从中设法弥合。自宋子文被蒋打耳光受辱后，双方都耿耿于怀。西安事变发生，代行政院长孔祥熙力阻别有用心的何应钦出兵讨伐，主张和平解决。得到蒋介石平安的确讯后，主张由宋子文陪宋美龄去西安，是想借危难中缨冠往救，来恢复宋子文与蒋的感情，后来果然成功。蒋也由此更处处卫护孔祥熙。抗战初期，在武汉，行政院长出缺，蒋介石就让孔祥熙当了行政院长。

　　数案并发　走马换将“我们今天完全是由蒋先生的支持而上来，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滚蛋。”这是善于周旋的孔祥熙对部属谭光说的话。所以不管马寅初怎样骂孔祥熙，蒋介石还是百般卫护。后来孔祥熙的下台，是因他自己实在太贪婪，连闯了几个祸，加上子女为非作歹，搞得天怒人怨。

　　鲸吞美金公债是其一。1942年，抗战已是第五个年头，国土日蹙，民生愈形痛苦，这时国民党政府借口提倡节约，吸收游资，向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推销“同盟胜利美金公债”1亿元，每1元折合国币20元，总计折合国币20亿元。美金公债以当时美国对华贷款美金5亿元中的1/5为基金，待抗战胜利后，向储户兑还美金。发行时大张旗鼓宣传：“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开始发行时，由于人民对能否兑现没有信心，在买到后就折价卖出，官价20元下跌到17—18元，一年后实际售出仅半数，即5000万美元。后来由于通货膨胀，从起初的十七八元，涨到30多元。每1美元已涨到折合国币273元。早已垂涎的孔祥熙及其爪牙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看到机会来了，下令立即停售，全部(5000万美元)为孔家和他的部属买去(其中孔祥熙占70%)。他们获得暴利之巨，骇人听闻，一转手就鲸吞人民血汗达20多亿元。这一事件捅了出去，舆论大哗，参政员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质询要求查办孔祥熙及其部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