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珍宝岛事件后的中国驻苏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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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15日，北京抓苏联间谍事件后，大使馆处于戒备状态，为了防止苏方报复，使馆严格控制人员外出。大使馆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只怕意外事情发生。
1月17日上午即北京抓苏联间谍的第三天，根据双方原商定的时间，由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贾丕才邀请12名中国外交官去外交部别墅梅谢林诺共进午餐。 苏联外交部每年在梅谢林诺宴请以刘大使为首的大使馆外交官员，然后由刘大使回请以贾丕才为首的远东司外交官员，这已经形成一种不成文的制度。这次苏方宴请我方，适逢北京抓间谍事发生，政治空气紧张，我们去不去？经研究决定:去
上世纪60年代以降，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到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由于“珍宝岛事件”和抓捕苏联间谍案的发生，中苏关系一度剑拔弩张，极其紧张。本文作者在那一特殊年代曾供职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亲历了当时特定历史、特定环境下的一些事件，现在他以平实的口吻娓娓道来，倒也别有一番趣味。
1、丰盛宴席没有客人来
我来到驻苏使馆后，除在使团进行活动外，先后拜访了苏外交部远东司、领事司和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对等官员。大使馆和外交人员服务局打交道的机会较多，特别是像驻苏这样的大馆，和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关系非常密切。大使馆的水、电、煤气发生问题，要找服务局；采购有些市场上找不到的物资，要找服务局；要举行大型宴会，要找服务局；要维修还得找服务局。大使馆和服务局的人都很熟悉，关系很好，为了感谢他们，每年都要专门宴请他们。
我到达使馆后，正好赶上坐冷板凳。当时我们的对苏政策是: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侧重点是打击美帝；对苏修则突出一个“斗”字，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地向对方进行斗争。
中国外交官在外交场合与苏联官员见面，彼此不称同志，而称先生，交谈时警惕性都很高，一旦触动敏感的问题，就像触动神经，唇枪舌剑，不欢而散。
由于两国关系不好，我使馆官员每逢和外交部及政府部门的官员接触，常常表现出扼腕目真目的敌对情绪，但和服务局的人员则是另一种情况，彼此见面之际从不谈政治，把友谊挂在嘴上。为了感谢服务局对我馆的关照，决定在一个周末宴请服务局领导及工作人员，我们将这一想法向他们透露后，他们非常高兴，连声说:“感谢你们的这一安排，到时我们一定准时出席。”
我们听了这话心中有了底，便积极准备，宴会定于星期六下午5时，但早在星期一我们就发出请柬，他们接到请柬，纷纷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有一位暖气工，年近六旬，自我建馆就负责我们大使馆的暖气修理，对我们很热情，使馆对他印象很好。他打来电话问:他有个小孙女没有进过大使馆，可以带她来吗﹖我们当即答复:非常欢迎。
这次共发出八十多张请柬，预计可以来六十多人，这些人多是干体力活的，食量都很大，为了使大家吃饱、吃好，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食品。
星期六到了，下午5时我们早早把食品和饮料摆到宴会厅，迎客的人早早盛装以待，站在宴会厅门口准备迎接客人。
往年举行这样的活动，不少人都是提前来。今年到时间了，怎么不见一人来？我们眼巴巴地望着门口，过了一个小时还不见一人进来，最终也没有一个来，这次宴会就这样泡汤了。
事后，服务局的人来我使馆干活，我们问:“礼拜六的宴会你们为什么不来﹖”他们悄悄告诉我们，外交部不准他们来，说谁胆敢出席这次招待会，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他们这话道出了事情的真相。自此之后，连续几年大使馆再没有举行这样的活动。
2、“样板戏”和“鞠躬”事件
当时发生了两件事，反映了中苏关系的紧张程度和极“左”思想对外交工作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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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样板戏事件。

1972年2月，大使馆决定以刘新权大使的名义举行电影招待会，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人员于2月7日到使馆观看现代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邀请信发出后，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很快答复，届时苏方将以副外长罗吉昂诺夫为首出席电影招待会。但2月5日，苏联《消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点名攻击我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时我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攻击样板戏这还了得！使馆请示我国外交部，决定取消这次招待会。7日，即举行电影招待会的当天，外交部答复，同意大使馆意见。我们随即通知苏联外交部:鉴于苏方《消息报》发表了攻击样板戏的文章，大使馆决定取消当天的电影招待会。

11日大使馆根据国内指示，再次采取外交行动，向苏联外交部递交备忘录。指出:苏方这种做法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大使馆的政治挑衅，这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

刘大使还抵制了苏外交部组织的参观莫斯科舞蹈学校的活动。

其二，所谓鞠躬事件。

在当时，根据国内指示，凡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举行的活动，一律不参加。对苏方组织的邀请所有使馆参加的活动，若苏方在讲话中指名反华，我外交人员要立即退场，以示抗议。苏方每逢十月革命节、国庆和列宁诞辰纪念，都要举行活动，我大使都应邀出席。如苏方指名攻击我国或我领导人而没有退场，这将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若苏方在讲话中只是对我国进行影射并未指名攻击而贸然退场，也是政治错误。由于刘大使不懂俄语，主要由翻译决定，事先决定该退场时，翻译只要向他说一声“指名反华了”，刘大使便立即起身退场。11月16日苏方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名反华，刘大使当即退场，以示抗议。返馆后，立即把刘大使退场的情况，报告外交部。

未料，此事发生后，有一位西方记者发了一条新闻，说:中国大使刘新权在苏方11月16日举行的活动退场时，向大会主席团鞠躬。这件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外交部电询大使馆:据外电报道，刘大使在退场时向苏修大会主席团鞠躬，是否属实﹖刘大使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老战士，看了这份电报，非常激动地说:“我刘新权在战场上丢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苏修鞠躬。”遂即和使馆几位领导商量，电告外交部:所谓刘大使向苏修主席团鞠躬，“纯系造谣”，事情才算了结。

3、冲击大使馆 风波再起

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剑拔弩张，有一触即发之势。

苏联方面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轮番到我大使馆门前示威，他们手举标语，高呼口号，砖头、墨水瓶、臭鸡蛋，像雨点一样向使馆临街的窗口和墙壁投去，大使馆主楼和两侧的宿舍楼一至三层的玻璃窗几乎全被砸碎，有的地方四层楼的玻璃窗也被石块击破。墨水瓶从窗口飞进房间和办公室，地板上洒满墨水，大使馆的墙壁五颜六色，涂满辱骂中国的口号、漫画和斑痕累累的墨水，使馆门口的院落内扔满了石块、酒瓶和标语牌。

我们头一天就得到苏方组织游行的消息。大使馆紧锁大门，任凭游行队伍狂呼乱叫，我们一声不吭。只是有几个人站在八楼，通过窗口拍照，作为历史资料，留下当时的场景。

事情发生后，我们对现场一直保持原样，石块不清理，被砸碎的玻璃不修理，墙壁上的墨迹不擦，意在给苏方难堪。

1970年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苏一直是代办关系。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达成协议，互相派出大使。继苏方向北京派出大使后，我国因大使刘新权于1970年11月21日到达莫斯科，从而结束了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为代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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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大使到任前，大使馆趁机打扫卫生，进行整修，安装了玻璃，清理了门前的石块。经交涉，苏方很快派人出动云梯把墙壁上的墨迹擦掉，大使馆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4、抓捕苏间谍，我方遭报复

刘大使到任后，拜访了苏方各部门领导，见面之后，对方向我国表示了一种愿望，希望改善两国关系，这当然也是我们的愿望。苏联外交部曾宴请刘大使，礼尚往来，我们也回请了外交部的官员，在这段时间，两国之间未发生意外事件，两国关系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谁知这美好的时光就像闪电一般短促，1974年1月两国之间因间谍事件，关系又骤然紧张起来。我国外交部急电通知大使馆，苏联驻华大使馆有5名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被我公安部门拘捕，要求大使馆做好应急准备，防止苏方进行报复。

果然不出所料，当月19日，我使馆随员关恒广乘火车回国，途经伊尔库茨克时，突然上来几名苏联特务，直奔关恒广所乘车厢，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罪名，将关恒广绑架。

我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宣布，苏联5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将他们驱逐出境。接着苏联把关恒广从伊市送到莫斯科，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莫斯科。

关恒广离开莫斯科时，大使馆主要官员都到机场送行，刘大使把一朵大红花戴在关恒广胸前。苏联和各国记者打开水银灯拍照，并把话筒对着刘大使，刘大使慷慨陈词，强烈抗议苏联特务对关恒广的迫害，赞扬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5、突发事件让宴会一波三折

1974年1月15日，北京抓苏联间谍事件后，大使馆处于戒备状态，为了防止苏方报复，使馆严格控制人员外出。大使馆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只怕意外事情发生。

1月17日上午即北京抓苏联间谍的第三天，根据双方原商定的时间，由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贾丕才邀请12名中国外交官去外交部别墅梅谢林诺共进午餐。

苏联外交部每年在梅谢林诺宴请以刘大使为首的大使馆外交官员，然后由刘大使回请以贾丕才为首的远东司外交官员，这已经形成一种不成文的制度。这次苏方宴请我方，适逢北京抓间谍事发生，政治空气紧张，我们去不去？经研究决定:去。

上午8时，大使馆的车队出发，每位外交官的心都悬在空中，心想:这不是去吃饭，这是上战场。

梅谢林诺是中国外交官非常熟悉的地方。这是苏联外交部的一座别墅，中世纪建筑，地处远郊，四周除了树林，别无他物。

中国外交官进入别墅的大门，以贾丕才为首的苏方外交官排成一行对中国外交官表示欢迎，大家见面之际握手寒暄，好像久别重逢的好朋友一样，尽管内心紧张，但显得落落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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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落座后，贾丕才拉着刘大使的手说:“今天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光临，我和我的同事都很高兴。大家可以散步、赏景、聊天，在大使馆内每天有干不完的工作，都很疲劳，乘机会可以放松一下。今天的活动是这样安排的:先请大家看部电影，然后共进午餐。希望大家在这里过得愉快。”说完，大家到花园散步。

中国官员和苏方官员因经常会见，彼此都很熟悉，三三两两自由组合，漫步在花园曲径小道，大家边走边谈，不时发出朗朗笑声，欣欣然有喜气出现，此时此地使人感觉到，一个人既会紧张，又会轻松才最幸福。

正当大家兴致勃勃地在交谈，突然，贾丕才跑了过来，向刘大使说:“糟了，今天看不成电影了。”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他要提北京发生的事，如果他不识事务，此时此地向我们提这个问题，那真的就糟了，再好的美味佳肴也会索然无味。中国外交官早在大使馆就作好了准备，要与对方进行舌战。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正当大家胡乱猜测时，贾丕才不无遗憾地向大家说:“取来的电影片子是宽银幕的，别墅的机器不能放，派人去取又来不及，只能抱歉了。”大家一听这话，才松了一口气。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大家散步回来，这时餐厅里各种菜肴已经摆放就绪，招待员侍立两旁，等候就餐者落座，当刘大使步入餐厅时，突然大使馆打来电话，礼宾官以急促的声音告诉刘大使:“我们的信使在大使馆门口被警察绑架。”大家一下愣住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

有位信使和途经莫斯科回国的几个客人到大使馆对面的湖旁照相，这里风景优美，信使和几位客人被这优雅的景色陶醉，他们边游览边拍照，快到12点了才返回使馆，其他几个人先走了，信使落在后面，他认为在大使馆门口，不会有什么问题。未料，当他走到大使馆门口警察亭时，被警察拦住了，比划着向他要护照，他听不懂，但懂得意思，指着使馆的大楼说，我的护照在大使馆里。警察见他没有护照，上来两个人架着他就往车里推，他急了，大声吼道:“我是中国信使，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我，这是土匪行为?”两个警察听不懂他说啥，硬是把他推上警车拉走了，大使馆值班人员看到这种情况，当即给刘大使打来电话。

刘大使一听十分气愤，立即把此事告诉贾丕才，要求苏方立即放人。贾丕才一听，显得十分恐慌，他知道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严重事件，但安慰刘大使说:“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请放心。我马上给副外长库兹涅佐夫打电话，让他指示有关部门立即放人。”他说着进屋里打电话去了。刘大使把几个参赞叫来说:“他们不立即放人，我们就不吃这顿饭。”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使馆打来电话说:“信使已被警方送回使馆。”这时，刘大使才同意进餐厅。

席间苏方官员为缓和紧张气氛主动与我官员碰杯，酒杯虽碰得叮当响，但总消除不了大家怏怏不乐的表情。好容易上完最后一道菜，才散席，使大家松了一口气。

这顿饭吃得太“艰苦”了，无异于当年刘邦赴“鸿门宴”，所不同的是刘邦当时与项羽不辞而别，而我们临行时，向苏方挥手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