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作品《弟弟的演奏》

浮云过眼

等这挂鞭炸响以后，他们才明白过来，但是已经迟了。五六个操着家伙的黑佬气势汹汹地从公寓里冲了出来，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乱打。那位中国学生虽然受了伤，但是还是逃掉了。没能逃掉的中国老头被打成了重伤，生命垂危。
　　圣诞之夜，宿舍区冷冷清清。我本来准备去看双场电影的，我希望周健能够请我，但是周健打定主意不这么做。后来我对他说，算了，我请你行吧？但是你先借十块钱给我。周健这个杂种也否决了这个方案。所以，我只能在宿舍里呆着，看着对面铺上建新的那张在日光灯下像是有些浮肿的老脸。我不想向建新借钱，因为每次借他都坚决不要我还，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再借了。这种时候我就会想念老五，他此刻正蹲在拘留所里，看着窗外的月亮。在我和小初热恋期间，老五企图强奸我们专业的一位实验室管理员，结果被后者痛打一顿以后，扭送到了校保卫科。校保卫科的付主任是一位复员军人，和我们本来就有过节，于是他把老五痛打一顿以后，扭送到了玄武区派出所。老五的家长也从千里之外闻讯赶来了，他老爷子刚下火车，二话没说，就把老五痛打了一顿。我们的老五是彻底完蛋了。我这会儿不断地想着老五，是为了让自己故意不去考虑小初。我已经整整十天没去邮电学院了，当然她也没来找过我。这是一个微妙的阶段，谁也不清楚对方的确切意图，谁也不想先站出来让眼下这个局面变得明朗一些。我没费气力就恢复了花了好大气力才结束掉的原先的在一起烂就好象觉不出烂的那种烂生活。他们很欢迎我搬回来住，就象接纳一个迷途知返的浪子。这时又交过了一次入党申请书的海门缩着脑袋，出现在门口，我连忙叫住他，是啊，今天我说什么也要从这个狗屎身上挖出几块钱来。我真有运气，正好碰上这个杂种心情好，要什么给什么。他给了我五块钱菜票，让我另外再找个人把它兑换成人民的币。但是，我已经没时间再看电影了。纽约和南方以北火急火燎地从外面冲了进来，兴奋得语无伦次，满嘴喷着火星。快起来，快起来，妈的，有事干了。南方以北见到我仍然有些尴尬，我回来的这段时间，他还是不跟我说话。但是现在不同了，他一拉我的胳膊，有些口吃地说到，走，走，革命了，真的革命了。我们去革，他妈的那些，黑佬的命。
　　我们拿着桌腿、钢管、哑铃、砖头随着愤怒的人群冲到了留学生公寓。但是发现我们还是来迟了，在这里已经很难再有作为。所有的窗子都被砸烂，停放在外面的自行车都被砸烂，有的房间的门也被砸开，有人想进一步焚烧里面的东西，也有头脑稍清醒些的人出来制止。但是一个黑人的影都没有见到，连稍微黑一点的阿拉伯人都看不到了。海门一直提着那只十公斤重哑铃，现在觉得有些累了，他想把它放下，又觉得不甘心，于是他用这只哑铃砸碎了一扇已经碎了一半的窗子。那单调的声响招来了很多人的白眼。众人操着家伙正陷入一片迷惘，居然还有一个王八蛋不合时宜又毫无意义地来上这么一下。海门拍拍手，脸一红，知趣地站到了一边。这会儿既然闲下来了，我就趁机向旁边的人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噢，原来是这样的，确实可恨。这种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忘记那个北京小白脸纽约呢？他站到了窗台上，号召大伙别在这傻站着浪费时间，大家分头到校园的各个角落去找一找，绝不能让他们跑了。这一喊果然管用，各路人马自由集结，分成若干方向散了开去。但是那天晚上我们连下水道都翻开找了，就是不见那一拨黑人留学生的影子。他们的反应真是妈的快，校方领导的反应又真是他妈的慢。我们刚刚嗅到一点为所欲为的味，怎么肯就此罢休，大家手里挥舞着棍子，只觉得憋得慌，说实话主要的压力还是来自被扔在阶梯教室角落里的那个长期未受重视的性。我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纽约神秘地消失了一会儿。等他再次出现在校门口草坪上时，头上已经奇迹般地多了一根迎风飞舞的红布条。南方以北显然被纽约给震住了，当后者慷慨激昂地在一边演讲时，南方以北一直目不转睛地用一种崇敬的目光注视着那条在不停地颤动的红布条。最后他还是没能控制住他的好奇，上前一步，凑近仔细看了看，还伸出手去摸了摸。南方以北退了回来，转脸低声地对我说，他把海门的红衬衫剪了。这时纽约极具煽动性的演讲结束了，愤怒的人群冲出了校门，走上了大街。在我印象中就两个人没有出去，一个是海门，一个是建新。前者是因为听从了匆忙赶来的系辅导员的指示，后者是因为，太晚了，他该去睡觉了。
　　谣言不断地传来，滋长了众人的狂热。从一开始我们似乎就不打算去深究种种消息的真伪，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发泄。纽约从外面走进来，脸色和天气一样悲伤。他说那位尊敬的中国老头抢救无效，已于凌晨死于工人医院。另外，那位负伤而逃的中国学生虽然没有生命之危，但据说某个关键部位遭受了惨痛的一击，可以活下去但是人是废了。同胞废了，我们就应该变得更加旺盛，我们更加旺盛以后，自然需要双倍的发泄。让人奇怪的是，这个城市的黑人都到哪去了呢？仿佛随着一声哨子就全部钻进了事先挖好的防空洞一样。这个防空洞又是谁为他们挖好的呢？校方没有充分估计到学生们的情绪，只是用单调的缺乏说服力的手段要求各位少管闲事，这件事涉及到外事方面的诸多因素，你们不懂，回到课堂安心读你们的书去吧。我们早就准备不信任他们了，现在正好让它成为现实。我们流体力学的教授是老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受了一点刺激以后，又在跟我们讲当年日本人在南京的作为，我告诉你们，不要相信日本人啊，小日本是坏到骨子里去的民族，现在他们仍然没安好心，如果再来一次大战，我们中国还是要吃他亏的，记住这一点啊，同学们。虽然这一次不是日本人干的，但性质一样。一群老外，一群黑老外竟敢在我们的土地上殴打我们的男同胞，另外在此之前，还日了我们的女同胞，我不知道这二者哪一个此刻更让人不能忍受。第二天上午纽约在校门口贴了一张布告，然后悄悄地躲在附近的一个教室里，透过玻璃窗用一种恶毒的目光注视着从布告前走过的同学。一些人在布告前停了下来，看了看，然后犹豫了片刻又继续向前走去。更多的人看了布告以后变得无所适从，夹着书在那逛来逛去，交头接耳。布告上写着这样几句话：亲爱的同学，你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吗？去上课吧，我真为你骄傲。过了一会儿，一个穿蓝上装的人急冲冲地从一侧斜穿过来，三下五除二将布告撕了个干净，还四下用警觉的目光扫视了一圈。原本在那里踯躅不去的那群人渐渐地散去了。这个小小的插曲往往被人忽略，但是事后你就可以看出纽约这个北京小白脸的脑壳真是好使极了。
　　星期三中午纽约愤愤难平地系着裤带从外面走进来时，我正在宿舍里发呆。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了我此刻的身体。纽约先骂了一通周健和海门，是没有脊梁的软体动物。我是觉得一个人在我耳边象只鸭子那样呱呱地叫实在讨厌，我就问纽约他想要他们干一件怎样的居然还需要脊梁的事情，是帮你把自行车扛到楼上吗？纽约说，妈的，其实是一件小事情，去骂一骂学生会的那帮白痴。我说，反正我现在也没事，不妨去骂一骂他们，骂完了回来吃午饭胃口会好一些。于是我们两个人就上路了。我也没问为什么要骂他们，反正那伙白痴怎么都该挨骂。来到学生会办公室，纽约把门一关，然后就把精心准备的一肚子恶水统统倒在了学生会主席的头上。那个可爱的白痴不停地伸手扶一扶眼镜。纽约最后说得动起感情来了，你们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你们的责任不是组织几次差劲的舞会，而是要领导我们大家干一些该干的事情。这种时候你们还有心情在这聊天，你们太让我们失望了，今天我是代表一万在校生来的，他们要我对你说，你辜负了我投你的那一票！纽约是个天生的婊子，我跟你说，他演得真象那么一回事。我也不得不用一种欣赏的目光看着他上蹦下跳，但是，他是个婊子，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个戴眼镜的白痴非常诚恳地陪着笑脸，把我们一路送了出来。

浮云过眼

纽约很有些意满自得，猛然转过脸来对我说，刚才你怎么一声不吭？是还放不下小初吧？别想了，我们就要有事情干了。不知怎么搞的，纽约这张嘴提到小初就会让我他妈的难受，让我还想在他的脑壳上来那么一下。我已经两个星期没有见到小初了，我想念她吗，真的不知道。纽约还说到了老五，老五现在如果不在号子里就好了，他会大有作为的，他将是一个勇往直前的斗士而不会成为一个强奸未遂的强奸犯，哎，革命家，强奸犯，一念之差呀。我没有拒绝纽约中午请我吃上一顿大排，他劝我多吃一点，他说，这会儿说什么也应该多吃一点啦，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个杂种絮絮叨叨的，影响了我原本不好的胃口。但是你得承认这个杂种的预感是对的。当天下午，学生会就如同蓄谋已久般地跳了出来，利用它那一套完整的却一直没派上用场的体系，一下子就把全校师生无从排遣没有方向的热情给调动起来了。严惩凶手、还我国人尊严之类的条幅一下子刷满了整个校园。有点意思了。我想，首先是那个学生会主席，那个戴眼镜的可爱的白痴，第一次找到了一点至关重要的自我感觉。
　　临近期末，周健就浑身冰凉，为了应付考试，他不得不夹着书本和面包天天去通宵教室。那也是做做样子而已，他这个人越用功，不及格的可能性就越大。忽然有消息说不用去上课了，不上啦，大家都一起不上啦，你就看看周健吧，他那双布满血丝的老鼠眼顿时放出一道灿烂的光来，哦，那是灵魂的喜悦。他连忙上街买了一只红色的大气球，回到宿舍手忙脚乱地用白漆在上面写到：我要参加三Ｋ党。然后这个杂种就一手举着气球追到了大街上，来到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象个正在过节的孩子一样一蹦一跳的，转到某个学院门口，他就把气球的气放了，握成一团揣到兜里，然后去找他的什么男老乡混顿饭吃，饭后找女老乡说两句悄悄话。有一天晚上，周健不无炫耀地把泄了气的气球硬伸到我面前来，说，你瞧瞧，这有多好，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当避孕套用。每天早晨纽约过来敲敲门，说，喂，该走了。周健就一骨碌从床上翻下来，第二步就是掏出那只皱巴巴的气球来，叉开双腿使出吃奶的气力在那吹呀，吹呀。吹着，吹着，杂种周健竟然吹出了一点名声，他的气球已经成了我们这支游行队伍的标志，没有那只红气球，好象大家都会觉得不对劲，别人看我们也会觉得不对劲，谁会相信没有商标的产品呢？周健就是我们的商标。即使在澡堂，也不时地有人把赤条条的他认了出来，噢，气球。我们的周健得意坏了，刚洗完澡衣服还没来得及穿就掏出他的气球来，在屁股上擦了擦，浑身滴着水珠，站在衣柜上就吹开了。越吹越大，越吹越大，起初只有卵子大，后来变得比十个头还大，周健身体不得不一再后仰，旁边几个衣服穿了一半的家伙连忙过来，帮他从旁边托着一点，周健的脸涨得通红，但是他还在吹，竭尽全力。正如我们所想到的一样，澡堂里只听到啪的一声，气球终于炸成了若干卷曲的碎片。周健喘着气，一屁股跌坐在衣柜上，他短暂的革命生涯也就此结束了。考试还是在门外等着他呢，有点不见不散的味道，然后是一排红灯，然后是留级或者遣回原籍，周健的眼泪和鼻涕都下来了，相对而言后一种分泌物要多一些。我们能理解周健此刻的情感，说实话，他是多么需要这场短命的运动啊。
　　校方的态度自始至终非常暧昧，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种暧昧都令人费解、毫无道理。所以，我们尊敬的校长很快就被撤了，谁也不会去同情他。我们的游行队伍去了市政府，去了公安局，去了检察院，还去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比如环保局、规划局，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严惩凶手。为什么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为什么得不到一个原本很简单的解决途径？这实在让人想不通。而大家的情绪就在这种没有必要的对峙中变得日益暴躁起来。纽约后来倒是很少亲自上街去游行了，一个人呆在空空荡荡的教室中，闷头抽烟，终日处心积虑，使他终于有了那么一些迷人的恰如其份的憔悴。他已经自觉地进入了他为自己安排好的身份之中，注意保持着与芸芸众生的距离，他似乎早已知道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智力将比他的体力更有价值。海门反复估量了一下形势，然后涎着脸凑上前来，自愿地担当起为纽约和学生会主席传话的任务。每次看到海门的肥臀一扭一扭地过去，我们就知道第二天会有一些新花样出笼了。其他高校也纷纷动了起来，大家都不想闲着，大家都想有些事情干，有好玩的去处当然同去，你们怎么好意思独享呢？这个城市的居民也抱着浓厚的兴趣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平常他们见惯了白种人沾我们黄种人的便宜，我们漂亮的女同胞见到白种人就晕，见到美元就晕，见到大家伙就晕，甚至有一些女同胞认为被白老外搞是一件走运的事情，她们就是希望被搞了以后最好能把她们带回去带到美国去再搞，她们的希望往往会落空，但是她们仍然抱定这个希望。这一切我们的市民都已经习惯了，见怪不怪了，在情感上也已说服自己接受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又来了黑老外，他们居然也想学着这样搞，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们是无法再忍受了。于是市民们在大街的两旁齐声为我们叫好，为我们鼓掌欢呼，你看，我们有什么理由停止前进呢？即使我们已经厌倦了这次目的已变得越来越模糊的行动。
　　除了建新，其他人都在喊累。建新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创造了三天没有下床的记录。但是没人怀疑他的民族正义感。我早说过，做人做到建新这份上确实不容易。海门虽然后来为了扭转第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听从辅导员的话没有上街的坏印象，撅着屁股为纽约往死里卖力，但是还是吃力不讨好。大家从大街上回来，如果还不够累，就会趁兴再骂一通海门，骂他是可耻的奸细，是混进狼群里的阉羊。这样剩余的精力就释放掉了，然后就可以去睡觉了。但是也不能说海门一点收获没有，据说，这个家伙现在每天酣声如雷，意外地戒掉了手淫的习惯，这也算得到了应有的回报。那个中国老头的现状通过可信的途径传达过来，他并没有死，正在医院休养。但是这个消息于事无补，丝毫没有使公众愤怒的情绪有所平息。仍然不知道黑老外在哪，他们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我的脚底都磨出了水泡，躺在床上觉得浑身酸痛，我迫切需要这样的感觉。纽约神秘地掀开了我的帐子，摇摇头，说要和我谈谈。听我说，老兄，你这样每天环城跑上三十里路，喊一万次口号，是对你才华的不尊重，你，还有我，我们应该干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他让我明天不要再上街了，找个安静的教室写几篇有份量的文章。你看大家乱糟糟的，一人一个腔调，一个运动不能缺少权威，不能缺少鲜明的理论引导。我对纽约说，你他妈的另找人吧，我还是要上街，我需要不停地走路，不停地喊叫，我需要不停地消耗，我需要每天回来都很累。顺便说一句，你这狗日的，你要小心你自己的野心。纽约不与我争辩，象个大人物那样摇摇头，转身象个小人物那样匆匆走开了。我说的是实话。下午当我在街上看到邮电学院的队伍时，我是多么希望能见到小初啊。我相信只要我在大街上转下去，会有一天能碰到她的。是的，我不去找她，她也不来找我，但是我们在街上硬是碰到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虽然我不会承认，但是我知道自己正期待着这样一个似乎谁也不用多想、谁也不用为它负责的意外的相遇。
　　非常时期的一天早晨，当大伙还沉浸在梦乡中的时候，南方以北忽然惊叫起来。他拍打着床铺，在那啧啧赞叹，就是迟迟不说为什么赞叹。这个杂种现在也变得复杂起来。我醒了过来，外面正播放着很吵人的早操音乐。要是往常，我们这会儿就必须离开热被窝，站到寒风中去做早操了，但是现在不用。就在几天前我们还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几天后就不复存在了，体育老师烦人的哨子声，走廊里的喧闹声，都没了，真让人有一种恍然若梦之感。原来我们是可以天天睡懒觉的，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差点忘了。

浮云过眼

南方以北还在那赞叹，建新翻了个身，有些不耐烦地对他说，妈的，有屁快放！南方以北从床上坐了起来，撩开了蚊帐，他的鼻尖有一颗红红的小青春痘，你们说怪不怪，啊？这几天我们居然谁也没有谈女人！一句也没谈！不但没谈，妈的，我想都没想。南方以北的话没错，这确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主要是因为我们象洒水车一样把折磨我们的那几毫升精液全都纷纷扬扬地洒在这个城市的大街上了。但是南方以北在赞叹之余，有了幡然醒悟的意思。他说，你看游行的时候有多少机会啊，有多少美丽的姑娘就和你摩肩擦背地挤在一起，她们用她们的胸脯顶我，而我还在声嘶力竭地大喊着妈的什么口号，我真是笨，我脑袋里怎么就差一根弦呢？后悔莫及的南方以北再也睡不下去了，他一下子从床上跳了下来，开始整顿衣冠，梳洗打扮，焦急地等待着当天游行的开始。是所谓，既以往之不谏，望来者之可追。正是从那一天起，南方以北的行踪变得诡秘起来，早出晚归，有时在游行队伍中露一下面，但是一转眼就不见了。那件事情，就是这个轰动一时的黑人事件以后，南方以北仍然是神出鬼没。我在想，他一定是喜欢上了这种神龙见头不见尾的方式，尝到了一种类似于通奸的乐趣。在众人的一再的追问打探下，他还是不露声色。看来我们不得不重新看待这个大脑不太够用的王八蛋了。直到毕业分手的那一天，这个有趣的杂种才向我们得意地摊牌。一位婷婷玉立的姑娘随着南方以北的魔术棒一晃，猛然从天降临，哎呀，瞧那皮肤，哎呀，瞧那眼睛，简直是天女下凡啊，我们每个人都毫不掩饰地流下了一串口水，但是我们清楚我们是他妈的没机会了。他们就是在那次游行中在一个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相识的，相恋相爱的过程完全在秘密中进行过了，现在瓜熟蒂落。但是狡猾的南方以北也就只让我们看了一眼，然后就急忙把她装上了火车，火速奔回老家，过他的幸福生活去了。这是南方以北想达到的预期效果，与事实稍有出入。在站台上，我们终于有幸目睹了南方以北那位小宝贝的芳容。看得出来，他对我们仍然很戒备，没有丝毫的放松。但是他成功地晃过我们就要带回去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呢？脸色黄巴巴的，肩膀一高一低，眼睛有些斜视，更糟糕的是咀上有两撇黑黑汗毛。我们看着南方以北那副兴高彩烈的样子，看着他满头的亮亮的小汗珠，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这个杂种是怎么了？大脑里有屎吗？纽约叹了口气，非常感慨地对我说，不管怎样，革命毕竟让一个人变得成熟了。
　　我们两眼一摸黑，听凭激情的指使，但是我们还是意外地知道了确切的消息。这个消息是怎么传来的，从哪个方向传来的，谁也说不清楚。纽约也许清楚，但是要知道他从来就是一个喜欢故弄玄虚的婊子，我们不能相信他。此刻纽约脸色激动得煞白，他让大屁股海门立刻跑步通知学生会，那帮黑人留学生当天晚上要乘火车秘密地去北京，去他们国家的大使馆，然后他们将会被皮毛无损地送回他们的国家。看来传言多半还是真的，公安机关及时地保护了这帮黑佬免受中国学生的冲击。从大局出发，这么做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们听不进这种话，我们一定要这帮黑佬付出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多日来劳而无功的折腾，已经让人身心疲惫，甚至有些同学开始收拾书本准备重新回去上课，这时黑佬出洞了，目标出现了，这无疑给就要流产的运动及时地注射了一剂强心针。队伍马上就在学校大门口集结了起来，那个就要倒霉的学生会主席，意气风发，手里拿着手提喇叭，在那里用沙哑的嗓音招呼着。这种嗓音在这样一个时候是非常恰当的。那一天我有点头疼，有点泻肚，有点尿频，原不打算去的。回到宿舍看着建新躺在对面吞云吐雾，又觉得无聊透顶，妈的，他脸上还有一副怡然自得的神色，真是荒唐。于是最后我还是去了。纽约头缠红布条，再次出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他的神色严肃，甚至有些悲壮，不时地低下头去在学生会主席的耳边低声咕噜几句，然后装做若无其事地左右看看。连这个北京小白脸都赤膊上阵了，可见今晚非同一般。纽约太清楚自己在这里是个人物了，所以举止总有那么一点生硬，他时刻准备着以一个动人的姿态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海门屁股撅得老高，诚惶诚恐地紧跟在纽约的后面，不停地摇着尾巴。我们的辅导员远远地站在西边那排教室的走廊下，心急如焚，嘴里好象还在自言自语。我眼眶发热，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脑袋里一片喧叫的空白。光线渐渐地暗了下来，路边的高压钠灯也亮了起来。等待的人们不时地抬头看一看那盏哧哧作响的灯，又低下头来继续等待。我忽然觉得那一张张脸，在一种语调中漂浮着，旋转着，忽明忽暗，那一张张脸上的表情异常熟悉，又异常陌生。我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我只想大口大口地喘气，拼命地喘气，不停地喘气。但是那只从静止的画面中猛然伸出的虚无之手，一把就紧紧地握住了我的心脏，我想大叫，也许我已经在大叫，只是发不出一点声音来。我离开了队伍，想尽快地走到人群外面去透口气，但是这时哨声响了，歪歪扭扭的队伍终于上了路。有人领头开始喊口号。出了校门，走出一段以后，队伍变得齐整起来。
　　我们的队伍走在街的正中，看热闹的人群在街道的两侧，一起向火车站方向过去。沿途不断有其他学院的队伍加入进来，蔚为壮观。他们得到了同样的消息，他们的消息来源更是一个迷。那群黑人留学生是不是正在火车站焦急地等待我们冲过去，将他们一网打尽？其实大家心里都没底，但是我们也只能这么相信，到眼下更是别无选择。杂种周健开始是和我在一起的，后来他追到前面去了，我看到他出现在纽约的左边。纽约的右边是喘着粗气的海门。过了一会儿，周健又慢了下来，重新回到了我的旁边。他一边走一边神色紧张地对我说，纽约这个杂种疯了，我问他，那群黑佬真在火车站吗？这个杂种怎么对我说，太可怕了，他居然说，在不在无所谓，意义在于过程。这话什么意思？我看这个杂种今天怎么收场！我对周健说，他倒是不用担心怎么收场，那个学生会主席应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才是，那个白痴。到达钟楼广场的时候，我的小腿抽筋，我不得不到广场的中央去，对着路基踢了几脚，没有好转，于是又踢了几脚。我知道我已经成为很多视线的焦点。瞧瞧，这小子多有意思，从队伍中出来，对着路基踢来踢去的，好玩吗？但是我还不得不踢下去，因为抽得更严重了。队伍绕过广场，向火车站方向继续进发。我踢着踢着，好象就不好意思再踢下去了，但是还得踢，真是太不幸了。我觉得我的动作越来越生硬，越来越别扭。踢，踢下去，妈的，再踢一脚，再踢一脚。我越踢越急躁，越急躁情况就越糟糕。这时一个壮汉冲我走了过来，不由分说命令我坐到地上。我当然乐意从命，那种时候我就是盼望能有个人站出来清楚地告诉我怎么做。我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按照他的要求，我用双掌撑着地，调整着姿势。他就站在我的对面，从我的角度仰视上去，这家伙更显得魁梧无比，一个巨人将对我做些什么呢？快来吧，来吧。但是妈的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叫他，叫得很急，他转身看了看，二话没说就急忙奔了过去，然后就淹没在行进的队伍中，再也没有出现。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地上，茫然四顾。他们不知道我坐在地上想干什么，幸好我自己还知道。我对一个朝我这边张望的王八蛋招了招手。他有些紧张地走了过来，在离我足够远的地方停住。帮帮忙，我说，冲我来一脚。他是听清了还是没有，这个杂种用一种吃惊的眼神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儿，就匆忙走开去了。
　　在离火车站不到一里路的地方，一列卡车首尾相接，横断了街道。在卡车的前面有一队防暴警察胳膊挽着胳膊，不让游行队伍通过。这太出人意料了，大家为此激动不已。警察的出现为一次盲目的行为赋予了确定的意图。那帮黑人留学生难道真的会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但是众人几乎不再怀疑这一点，在那种带有一点对抗色彩的氛围下，大脑都一下子变得很简单。

浮云过眼

对谁而言，这都算是从没有经历过的一次冒险，就冲这一点，谁也不会轻易罢休。这会儿，纽约的小脑壳肯定转得快极了。各个学院的代表们凑到了一块，紧张地讨论着什么。海门带着纽约的指示鬼鬼祟祟地过去，把我们姓彭的那位学生会主席拉到了一边。海门已经有点撑不住了，一副就要休克的样子，事后他坦率地承认，那天晚上他把尿撒在了裤子里。那个姓彭的，作为到场的所有学院的代表，精神抖擞地向警察那边走了过去，和他们的头进行了交涉。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看到姓彭的不断地做着幅度很大的手势。过了一会儿，他平摊着双手走了回来。纽约在海门耳边又咕噜了几句，海门似乎很吃惊，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但是海门最终还是遵命往姓彭的那边过去了，他的胯下一路往下滴着黄色的尿液。姓彭的听到海门的话以后好象也大吃了一惊，不安地伸长脖子向纽约这边张望。但是纽约这时已经不知道到哪去了，这个狗日的。我旁边的一个穿人造革夹克的小子问我有没有香烟。我掏出烟盒来，发现里面只剩下一根。于是我就自己点上了，没有给他，也没有看他。过了一会儿，那个穿人造革夹克的小子问我能不能让他也抽上两口，我有点不耐烦，回过脸去看了看。应该说他长得一点也不讨厌，只是双眼靠得太近了一点。另外，他的右手在发抖。我又猛吸了一口，然后把剩下的小半截烟给了他，拿去吧。姓彭的拿着手提喇叭对焦躁不安的人群喊着，不要乱，保持队形，原地休息。于是，我们就地坐了下来，一坐下来才发现，妈的，我们累极了。眼下不知道这种僵持的局面还要维持多久，我们从大老远的地方来，在这样一个地方坐下来，而且还要坐下去，这算什么事情。天气还是很冷，我觉得我的屁股已经被冻得没有知觉了，我觉得我没有屁股，我正坐在大街中间一个凸起的土墩上。我站了起来，回过头去看了看。这会儿的视野变得足够开阔，因为大家都坐着。在离我二十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女孩正坐在人行道的护栏上，她一边左右摇晃着身体，一边在东张西望，悬在空中的两只脚不时地碰上一碰。她显得非常悠闲，与正在发生的事情好象没有一点关系。她正是我的小初。
　　马自达的司机是个患有白化病的年轻人，他想到火车站方向去看热闹，他不想做生意。我们说我们也是去看热闹的，刚刚回来，听我的没错，那里没什么热闹好看，就是人多，人多好看吗？但是他不信。为了让他相信，我们不得不把通常的车价翻了一倍。我和小初离开了队伍步行了一条街以后，实在懒得再走了，再走下去，好象就要丧失对生活的全部热情。马自达司机开着他的车在我们面前兜了个圈，然后对我们一笑，说，算了，你们还是另找人吧。说完，他一松离合器，便哒哒哒地往火车站方向去了。他妈的，这算什么事，读书人不读书，生意人不做生意。后来，我们还是找到了一辆。车主是个上了岁数的老头，浑身捂得严严实实的，只露一双眼睛在外面。你只要看看这双眼睛就知道，他不再是一个有好奇感的人，到他这份上，妈的，还有什么没见过呢？他不紧不慢地把我们送到了邮电学院的大门口。老头接过钱，忽然问我们，你们不是说你们不是学生吗？语气之中似乎有一点责备的意思。我连忙说，是的，我们不是学生，我们住在这所学院里，但是我们确实不是学生。老头没再说什么。你从他的眼睛里判断不出他相信了我们的话，还是根本不相信。但我能感觉到，他知道我在说谎。妈的，到他这份上，还有什么谎话他没听过呢？老头哒哒哒地去远了。小初问我，你干吗要扯谎？好玩还是怎么的？你就照实跟他说就是了。我说，也是，我这个人尽扯一些没有必要扯的谎，没有明确的目的，也不能带来乐趣，扯的谎也没有想象力，听的人心里难过，说的人心里也不舒服，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扯下去。也许这是我的一个习惯，不会给别人造成伤害，也不指望它给自己带来好处，这个习惯的本质就是无聊，就是没边没际的无聊，就是如影随形的无聊，就是要了我的命的无聊。我说，小初，你肯定也看出来了，我的身上可有的是这样的习惯。
　　学校里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教室都亮着灯，更显得空空荡荡。我们就象在一则故事的结尾来到了这里一样，每一个动作都会让自己觉得是多余的，是妈的没有必要的。因为天时还不晚，再加上当天值班的不是那位让人望而生畏的中年妇女李氏，所以我填写了会客单，堂堂正正地进了女生宿舍。再次躺在小初的铺上，我想我应该有点感慨。我们互相机械地问了这一段时间来各自的情况，不知道是问题还是我们的回答，让双方兴趣索然。最后，谁也不再说话了。因为无话可说，我们就开始脱衣服。她脱得不太顺利的时候，我就过去帮她一把。寒冷的天气，完全控制了我们剩下不多的激情，整个过程有条不紊，闪耀着理性的光辉。我听到了精液喷射在糊墙的报纸上的声音，小初肯定也听到了，非常清晰。我们还听到了一种更为清晰的声音，没有疑问了，我们已经到了什么事情的尽头。
　　比起我和小初的感情来，那次黑人事件结束得更早。元旦那一天，学校食堂准备的聚餐真是丰富极了。一人一张盖了章的小纸片，就凭这张小纸片，我们可以吃到吃不完的大鱼大肉。我不记得在学校还有什么时候吃得比这一顿更好。大家吃得非常满意，满嘴是油，吃完以后打着饱嗝就回教室去了。纽约说，妈的，这帮王八蛋，把民族正义感都蘸着醋吃了下去。他看起来非常伤心，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他良好的胃口。天天睡大觉的建新那一天终于从床上起来了，夹着一瓶白酒直奔食堂。他喝得很痛快，喜形于色。海门不知怎么搞的，哭了起来。这个杂种哭什么，谁也不会知道。屎拉到裤子上了吗？海门说没有。没有你哭什么？海门大概是觉得这回他肯定把屎拉到他的档案里去了。建新晃晃悠悠地从座位上起来了，左手拿着酒杯，右手沿途拍打着众人的肩膀，嘴里不断地说着，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你还别说，就在建新说感谢的时候我们才有了一点感觉，我是说，确实干了一件事的感觉，如此看来我们并不是一无所获。过了一段时间，当大家为期末考试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这个事件终于有了一点回响。但是那时已经没人再关心这件事了。那个彭姓的学生会主席挨了个记大过处分，因为他不恰当地鼓动罢课，动员游行，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我们的纽约屁事也没有，一身轻松。他狠狠地咒骂那个倒霉蛋是个无能的白痴，他早该知道这一点才是。骂完以后，这个狗日的转过脸去，马上投入到对电子系那个而今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唐胖的追逐中。你们不知道，纽约对我说，她这会儿其实最需要人关心了。
　　5早春二月的一个星期天，这么一大帮人忽然决定一起投身艺术除了天气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迫于无奈。既然大家认为没什么事情值得我们花气力去干，我们也没能力干好任何事情，那么我们只好去搞艺术了。纽约是这么说的，马上得到了众人稀稀拉拉的响应。南方以北非常认真，他说他早就想和艺术沾点边了，但是一直苦于没有缘份，另外五音不全、色盲耳背等等先天的不利因素，也使南方以北谈到艺术就不得不感到深刻的自卑。周健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说，不要这样嘛，至少你可以写诗，对不对？实际上还不是“可以写诗”的问题，后来众人都回忆起来了，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都曾经确确实实地写过诗。我是一个例外，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都首先是一个诗人。我从来都是这样自我标榜的，这一点已经得到这些杂种不同角度的认可。现在这些王八蛋统统来写诗了，那么我的地位自然而然地就变得突出起来。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些杂种献身诗歌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学会尊敬我。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上厕所还有个先来后到。另外已经留了一级的周健也是一个经常为女人写诗的人，他认为自己是有些资历的，虽然写这个环节对他来说比较简单，只要把我的诗拿去换上他的名字就行了。在我们学院知道诗人周健的是颇有几个的，相形之下，我的诗名反而要逊色许多。海门在一边嘿嘿地笑，他还不敢明说他也想做个诗人玩玩，但是迫切地希望别人能认可这一点。

浮云过眼

这个杂种是个明事理的人，他知道这会儿我的意见才是至关重要的，就象搞运动的时候，纽约是他应该抱定的大腿一样。所以，他有点害羞的笑容，主要是冲着我来的。出于矜持，我不准备立刻注意到这一点。于是，海门就继续地尽力地笑着，眼泪都要出来了。建新躺在床上一言不发，看着帐顶，目光忧郁，不用说，建新这个王八蛋早就是个诗人了，而且应该属于那种诗人中的诗人。老五不在，可惜，纽约说，他一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激情诗人，当然他写诗是不需要笔的，用他的鸡巴就可以了。最后，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纽约终于向呆在一边的局促不安的海门转过脸去，海门将是一个不错的乡土诗人，他经常写入党申请，文字功底差不了。如此看来，好象没什么问题了，那么大家就一起来做一个诗人吧。
　　我从席子下面、抽屉里、箱子里翻出自己不同时期的诗稿来，大概有三四百首之多，我把它们象分破烂一样均匀地分成几堆，然后让这帮杂种拿回去好好学习。我觉得我的权威性无疑将从这堆垃圾中产生。但是一个星期以后，他们个个目光如梦地来了，随手把我的诗稿像扔大便纸一样扔到了一边，开始谈论荷尔德林、史蒂文斯、弗洛斯特，还有一些人名我都没听说过，那语气就象是在谈论他们家的亲戚。妈的，别忘了我才是你们的启蒙人，我才是！你们这些杂种！海门成了我唯一的安慰，他把我的诗一首一首工工整整地抄到了他的听课笔记上，并在每一页的空白处用彩笔画上了一朵小花，一只小鸟或者一个怀春的少女站在柳树下。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一口酸水吐在他脸上。但是海门这么做，我倒是不好意思不改变对他的态度了。到了第二个星期，情况变得更糟。在纽约的带领下他们群起而攻击我的诗歌，把那些呕心沥血之作批得一钱不值。我脸上虽然不动声色，我毕竟是前辈嘛，不好与这些后生计较的，但是我的心里在流血呀！海门知道。这帮杂种骂完乐坏了，一个个打着唿哨，蜂拥而去。他们通过无情地践踏我这个老革命获得了良好的自我感觉，他们以为可以开始自己的创作了。第三个星期，这帮杂种皱着眉头捧着他们刚拉出的热哄哄的臭哄哄的大作来了，虽然脸上个个依然自命非凡，但是心里也不得不忐忑不安起来。嘿嘿，你们也有这种时候。我点上一支烟，去厕所不慌不忙地拉了一泡屎。回来以后，又给自己泡上一杯茶。然后我才漫不经心地拿起他们的稿子。当然，我说过我绝不手软，我挨个把这伙杂种骂了个狗血喷头，而且骂得他们心悦臣服。最后我告诫他们，艺术家是凭作品说话的，不是凭你们那张吃屎的嘴，你们懂吗？总之，他们老实多了，顺便，我手一伸就重新确立了我作为一流诗人不容动摇的地位。海门见时机已到，终于抖胆把他的诗用双手捧着送到了我的面前，请我雅正雅正。我多次提醒自己对海门这个杂种应该客气一点，他长了一张人脸，也吃饭拉屎，就有权得到最基本的同情和最基本的尊重。但是当我读了他的诗以后，不知怎么的，浑身就他妈的难受，就像慢慢地咀嚼一个绿头苍蝇。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我把他的诗稿握成一团，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脸上。去你妈的，你要我说你什么好！海门脸憋得通红，两行眼泪顺着他烂红的眼角就下来了，而且他不哭出声，像个倔强的小丫头。谁要同情他就来同情他吧，反正我们不管，我们这些诗人要喝酒去了。南方以北说他请客，他刚收到他老爹寄来的汇款单，喝完酒他还想和我们谈谈他近期的创作计划。
　　据不完全统计，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有一千万诗歌人口。几乎每一个识得几个字的人从生活的水面下昂起头来，对着天空喷了一口水以后，都觉得他妈的有话要说。但是说话的地方实在有限，所以绝大部分人只好关起门来对自己说。诗言志，当然也可以抒情。全国官办的诗歌刊物大大小小大概有两百家，大多被一些老诗人和他们少量的女弟子所把持，他们的艺术青春被耽误了，所以他们要抓紧时间加倍抒情，把失去的好年景夺回来。由于精力不济，他们一般抒不动了，所以他们自然就用一种敌对的态度对待精力旺盛得到了亢奋地步的新一代。北岛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他创办了影响深远的地下诗刊《今天》，给那些有话要说而无处可说的富有才华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舞台。舒婷、芒克、顾城，江河等一长串而今名满天下的汉语诗人就是从那本不起眼的油印件上起步的。他们转身准备走向世界，但是这时更年轻的一代人叫嚣着，从全国的各个角落里冲了出来。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北岛！ＰＡＳＳ北岛！各种地下诗刊如雨后春笋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据不完全统计，大概有一万家之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两家，《他们》和《非非》，前者以作品见长，后者以行动而为人注目。韩东、于坚、丁当、吕德安、周伦佑、扬黎、柏桦、陈东东、西川、翟永明等一茬子人都有了相当的知名度，但是和北岛那茬人相比，他们还不能算是名人。而且不管这些后来者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再象北岛舒婷那样家喻户晓，你得承认时代不同了。第三代以后的年轻诗人们相形之下就显得更为不幸，他们没能赶上末班车，那就只好默默无闻地等待了。下班车还会不会来，谁也不知道。一千万的诗歌人口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有八成去了卡拉ＯＫ厅，他们不知道北岛，他们只知道郭富城。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也没什么不好。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有一千万诗歌人口的八十年代，那是多么可怕呀，夜幕降临以后，每天至少有八百万人因长夜难熬而一头伏到桌上写啊，写啊，没完没了地写啊。他们的笔管里装的不是妈的碳素墨水，而是挥之不去的精液。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天平均有五百万首新诗上市，其中还不包括政协老干部写的格律诗。听听！听听！妈的，这真是一场灾难啊。
　　当纽约迅速地如他所希望的那般顺利进入自觉创作阶段时，周健连一首完整的诗都没有写出来。他拿出了一些支离破碎的段落，希望我们能从这些小杂碎中肯定他闪光的才能。这是办不到的，连建新都不答应。虽然后者从来不写，但是大家认为建新不写就是一种写的方式。周健这个杂种感到了一些压力，把寝室那张千疮百孔的桌子腾出一小块空档来，然后就整个人趴了上去。他用左手紧紧遮住那两张皱巴巴的信纸，右手使劲地挖着鼻孔。没一会儿，他又把鞋脱了，十分快感地抠了十分钟脚丫。这是他写出来的玩艺一直很臭的根本原因。但是这个杂种诗没写两行，就开始躲躲闪闪地向我打听起女诗人来了。他的问题引起了众人的关注，这帮王八蛋都抬起头来，饶有兴味地看着我，好象我这个人曾经沾过女诗人的便宜，尝过女诗人的甜头似的。怎么跟你们说呢？你们这些杂种。我觉得我作为前辈至少有责任去纠正一下他们的错觉。给我听好了，杂种们，首先我要说明，女诗人并不都是渴望乱搞的人，就象女老外并不象我们以为的那样随便和人上床。而且，女诗人这方面大多有些古怪，或者说，她们因为这方面有些古怪才不小心成了一个诗人。这点常识谁都懂，没什么，纽约打断了我的话，但是你说，到哪才能找到一些女诗人呢？怎么我连一点味都嗅不到？这个北京小白脸确实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诗人了，他已经有了问津女诗人的资格。南方以北说，按你现在这速度，纽约，再写个一年半载的就行了，不愁没有女诗人找上门来。那太遥远了，周健说，等我们大名鼎鼎的时候，女诗人都人老珠黄了，或者就是我们老了，给你搞你也搞不动。所以，我们必须动动脑筋先弄他几个来。海门仍然是束手束脚地缩在一边，嘿嘿地笑，我们知道他怀里正揣着一叠温热的诗稿。他没有发言，他暂时还不会去想女诗人。由于找不到女诗人，大家献身艺术的热情显然遭受了可怕的打击。这种局面海门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他说，女诗人他倒是认识一个，是他的老乡，高我们一届，在师范大学中文系念书，但是听说她因为写诗而得了精神病，上个月病休回老家去了。你们看看，纽约非常感慨，还有精神病在和我们争夺，我们的动作一定要快一点才是，不然什么也捞不到。

浮云过眼

　　北岛是怎么起家的？办《今天》。对，那我们也得办一本《明天》才行。《明天》这个刊名后来被七嘴八舌地否定了，我们最后准备亮出的旗帜是《大路朝天》。首先面临的当然是经费问题。纽约这个杂种是个天生的婊子，我看不起他但倒是从来不怀疑他的能力，他没费口舌就找好了一个解决经费的途径。当时学生会正在换届选举，社科系的一个杂种做梦都想被选上，他是个高干子弟，凭这点优越感也笼络了一批人。纽约装着很随意地说，他可以让这个杂种梦想成真，只要我们出面为他张罗拉选票准没问题。那个杂种马上就被纽约迷住了。纽约也就提出了他的条件，只要他一当选，马上从学生会经费中拨一笔钱给我们印一本诗歌交流资料，这也可以算是学生会组织的一次活动嘛。你们还是诗人？当然。于是成交了。我们也确实为他忙了几天，到处游说、贴告示、串通人做假票，另外选举那天我们还让那个杂种掏腰包抬了几箱可乐到礼堂，投那个杂种一票的就可以过来拿一瓶可乐，瞧瞧，多好的事情。反正，这个杂种如愿以偿了。但是该他兑现诺言的时候，这个王八蛋换上了学生会主席的语气对纽约说，快不起来，还要研究一下。纽约这个杂种不是好惹的，他把眼一瞪，明天中午以前不把钱送到我宿舍来，我就把选举的内幕全兜出去，你就看着办吧。长话短说，第二天中午纽约坐在桌上，翘着二郎腿，得意洋洋地数着那叠脏兮兮的钞票。他俨然以一个诗歌艺术的救世主自居。但是这时意见出现了可怕的分歧。建新认为，钱已到手，我们应该先喝上一顿，庆祝一下，刊物嘛，喝完了再说。周健说，干脆简单一点，我们把钱分了，这样我们每人每天可以吃一个小炒。南方以北痛心疾首，同志们啊，别忘了，我们是诗人啊！他一说完就低下了头，潸然泪下。这样一来，大家都不太好意思再打这笔钱的主意了。只有建新不吃这一套，他对满脸是泪的南方以北说，去你妈的。《大路朝天》的主编当然由我来担任，舍我其谁？纽约负责刊物的印刷和宣传。为了给这个杂种一个社长的头衔，我们成立了“大路朝天诗社”。你听我说，“社长”这狗屁玩艺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大路朝天诗社”？那是从来没有的东西。
　　一个月以后的一天中午，我们花了点精力各自打扮了一下，所谓打扮也就是不让自己穿得太整齐，然后捧着一摞黄色封面的《大路朝天》站在了校门口。上午第四节课刚刚结束，饥肠漉漉的书呆子们出了教室，匆匆向食堂走去。这时，纽约晃着手里的《大路朝天》叫开了，快来看！快来看！《大路朝天》！文学女性必读书！这个北京小白脸还是有那么一点魅惑力的。每本售工本费两元，一元也卖，漂亮的姑娘白送。在纽约大嗓门叫卖的同时，周健在一边低声地对过往的男女说，要不要，要不要？正宗的黄色刊物。后来，我们还去了其他高校，总共卖出去一百多本，不包括被医学院保卫科没收的三十本。在邮电学院卖得最差，只卖了一本，买主是小初。一个戴着宽边眼镜的瘦高个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为她付钱，付了钱以后，又为她小心地拿着那本《大路朝天》。她是想来看看我，还是想让我看看他？瞧，多标致的小伙子。或者，她仅仅是出于好奇，来买一本《大路朝天》？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样的会面无聊透顶。我看着她慢慢地走近，又慢慢地走远，我生理上没有任何反应，脑袋里有，一种趣味，一种情调，但脑袋里的玩艺你能相信吗？都是些毫无意义的狗屎。如果憋不住想说话，想谈些什么，那么我会选择那个该死的瘦高个作为谈话对象，而不是小初。怎么样，你这个杂种，我们谈一谈，不认识我？她没跟你说过？对，我以前跟她搞过一段时间，印象不错，现在该你了，怎么样？怎么样？随便谈谈嘛，也许你比我棒，能找到更多的东西。我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脑袋里的对话仍在持续着。忽然，我感到眼前一亮，不得不吃了一惊。小初正狠狠地瞪着我。我不得不慢吞吞地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朝她笑笑。这时她又恢复了原来那种没有内容的表情，转身走了。我知道小初不是因为恨我而瞪我一眼的。她还能准确地知道我在想什么，她依然了解我的德性，所以她要瞪我一眼。但是，这又怎么样呢？妈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吧。
　　海门原名郑爱国，一九六四年出生于江苏，他的家乡是肝炎发病率最高的一个地方。但是纽约喜欢这样向别人介绍，喏，这个王八蛋叫海门，另外他还有一个绰号叫郑爱国。诗人郑爱国鼓足勇气，拿出了誊写清楚的一百首诗歌供《大路朝天》选用，当时我觉得我是遇到麻烦了。幸好编辑这个环节纽约也想插上一手，我便把海门的稿都给了这位旋风般崛起的诗坛新秀，由他从中选出十之一二来。纽约充分利用了他手中的权力来展示他不同凡响地鉴赏力。诗人郑爱国觉得非常委屈。另外纽约还执意为海门取了一个笔名叫：嘟嘟。海门说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笔名，他希望第一次抛头露面能用他的原名最好。原名？海门？不，郑爱国。太可笑了，纽约说，“郑爱国”像一个烈士的名字，但是你是一个诗人。嘟－－嘟－－这名字听起来有多棒！非常性感，让人浮想联翩，不用看你的诗就接受了你，听我的没错，海门，就叫嘟嘟吧。海门撅起他的肥臀，恳切地邀请眼前这位来自首都的大人物操他，然后，他希望纽约能满足他的小要求，让他能用他的原名在《大路朝天》上登场。这使纽约非常生气，他对海门说，如果不用“嘟嘟”，《大路朝天》创刊号就没你的份了，你到一边玩去吧。海门这个杂种的眼泪都快给急出来了，这时，他连忙转过脸来，眼巴巴地看着我，希望我能给他说一句公道话。但是，这不符合我这个杂种的习惯做法。就我而言，如果能在《大路朝天》的目录上看到“嘟嘟”这样一个名字，一定会感到赏心悦目的。于是，就这么定了。诗人嘟嘟满含着两眼泡廉价的泪水，一扭一扭地登上了汉语诗坛。
　　为了保持住诗歌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和我们的寝室或者寝室对门的厕所一般大的头把交椅，我也不得不比往常多花一些时间，从事诗歌写作。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南方以北昼夜不眠，神经迅速衰落下去。一到了夜里，他就成了一个半死不活的幽灵。刚刚还躺在床上的，一转眼，他已经坐到了操场正中的一小块没有长草的秃疤里，双手托着腮，出神地看着头顶的月亮。其实多年以来，纽约对我说，我们对南方以北一直放心不下的也正是这一点，这个杂种如果对一件事情着了魔，那就坏了。我和纽约二人不安地站在操场最西边的那排双杠旁，闷头吸烟，我们暂时还不打算过去，我们怕惊扰了南方以北的玄思。这也算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理解和尊重。南方以北仍然一动也不动，我们只希望他偶而能动上一下，也好让我们宽宽心，但是这个杂种就是坚持着不这么做。纽约用胳膊肘捅了捅我，你看，此刻的南方以北像什么？月光很好，操场显得很空旷。像什么？就象从月亮这个肛门里拉出来的一截屎橛。看看，纽约这个杂种的才华。这时那眼美丽的肛门又拉出一截屎橛，落在南方以北的东西方向。我们定睛一看，不是别人，诗人嘟嘟一声不吭地看着南方以北的背影，垂手而立，也是半天不动弹一下。屎橛当然是不会动的，但是我们不能不过去看看了。离南方以北大概还有五米距离时，那个杂种忽然转过脸来，伸出他的食指，嘘。我想，这是要我们别出声的意思。纽约和我于是猫着腰，迅速地来到了南方以北的旁边蹲下，怎么了，怎么啦？南方以北没有说什么，而是出神地盯着一个方向，眼白很大，眼黑很小，他似乎在倾听一种我们听不到的玄妙之声。事情竟然发展得如此之快，一泡尿的功夫这个杂种已不可小视。对我们不能了解的神秘事物，我们最好保持我们的缄默，不然就会露出遗笑大方的马脚。海门知道他继续直挺挺地站在那个地方是不合适的，于是，他非常自觉地在我们身后趴了下来，他的肥臀免不了会撅起来，不要跟他计较。我们可以听到海门越来越粗重的呼吸，纽约回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我们蹲在那里，没有怨言，甚至可以说还有一点兴趣。但是也不能让我们蹲太长时间，南方以北这个杂种就是对这一点没有认识。

浮云过眼

于是我和纽约都妈的站了起来，跺了跺脚，我踢了踢南方以北的屁股，纽约踢了踢海门的屁股，喂，喂，你他妈的也太过分了吧？太过分了，太过分啦，搞得像他妈真的一样，起来，起来。南方以北再次转过脸来，伸出他的食指，嘘。纽约对他说，嘘你妈的屁，我双腿都麻了。我们的南方以北憨厚地一笑，摇摇头，然后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嗓门，用一种快感无比而又奇怪无比的音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就在此刻，在这世界的一个角落，有一个人正在读我们的诗，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了。
　　先锋诗刊《大路朝天》第一辑的印数是两百册，已经成功地散出去一半。其中的每一册在没有被当作大便纸用掉以前，至少被十个读者翻过。每个读者在完全忘记这回事情以前，又至少在谈话中或者写信中向十个人提到过《大路朝天》。那么就是说，我们至少已经拥有一万名读者。天啦。周健从前天的一张晚报上得到了一个精确的数据，调查表明，眼下中国大陆的男女比例是5.6:4.4，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我们已经拥有了四千四百名女读者，你不为之激动就只能说明你有问题。即使我们把躺在床上的建新、关在号子里的老五都算在内，每个人也能分他个六、七百个。当然你不能头脑一热，认为其中的每一个都肯和你上床，我们知道，这不可能。你也不能这样要求，就看了你两行诗，你就要把别人好端端地往床上拽，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是一般来讲，十成之中总有一成肯定是不反对这么做的，你不这么做她反而会有意见。这是相当保守的估计了。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拥有了六、七十个可以和你上床的女读者，或者叫女诗人。海门拿来计算器，在众人的监督下，认真地重新核算了一遍，没错，确实是这样。于是我们这帮杂种就全部失眠了。我只在凌晨四五点那会儿，迷糊了一刻钟。但是绝对没有睡着，只是有了点睡意，再后来想睡也不可能睡了。纽约和周健从床上窜了起来，一人手里提着一条桌腿，一路乱砸过去。他们把抽屉全都拉了出来，里面的东西倒得到处都是，又趴到地上去，在床铺下面翻了一阵，然后就到厕所去了。我们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坑位上的木门被砸得噼哩叭啦乱响。过了一会儿，他们又转了回来，掀开每一顶帐子，撩开每一只被窝，枕头也要翻开，是啊，仍然是什么也没有。纽约用桌腿重重地击打着桌子，妈的，人呢？人都他妈到哪去啦？妈的，六十个！七十个！怎么连根毛都看不到！这种暴躁的情绪，我很乐于去理解。我懒洋洋地爬了起来，趿拉着拖鞋，来到门口蹲下。在我的面前，是一条空空的走廊。南方以北也起来了，来到我旁边蹲下，递给我一根烟，是啊，人呢？海门从楼上一步一顿地走了下来，像一尊被搬运着的海门的蜡像。他穿着一条粉红色的衬裤，肮脏无比，胯下有若大的一块湿漉漉的精斑。是啊，人呢？这个日子是没法过了。这时，我们都听到了靠窗的那个铺位里传来的非常甜美的均匀的鼾声。我们愤愤不平地围了过去，站在建新这个杂种的铺旁，恨不得把他一口吃了。但是就是吃了他又管什么用呢？这个日子是没法过了。
　　纽约总是有办法的。这个杂种擅于在上一次失望与下一次更大的失望之间，为你营造出一些零星的希望来。他让周健、海门骑着自行车把“以诗会友”的告示贴到几大高校的布告栏里去，而且很不理智地把“大路朝天诗社”的地址留在了我们宿舍。十一舍五楼的这间狗窝要变得像样点，或者说有点味道，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想让自己那张铺比其他铺更有吸引力，谁都希望自己的那个小舞台率先上演一出有趣的独幕剧。纽约提醒各位，不要那么狭隘，大家都有份，到时女人会多得你心烦，撵都撵不走。果然话音刚落，我们就听到了敲门声。众杂种磨拳擦掌，提着大刀长矛，找个旮旯隐蔽了起来，只等敌人进入包围圈，然后杀她个措手不及。纽约对着镜子把自己收拾停当，然后就兴冲冲地过去开门。门外一下子来了三个人，纽约满脸是笑，很礼貌地请客人进来，然后指了指我，说，这位就是《大路朝天》的主编，你们也是写诗的吧？或者说对诗歌感兴趣？他就是主编，就是。只见为首的那位穿着一件旧军大衣，右眼的眼白上有一个鲜红的血团。我怎么会不认识他呢？他正是把老五扭送到号子里去的校保卫科付科长。在他身后站着的两位也见过，都是熟脸，其中的一位去年夏天一个夜晚忽然出现在图书馆后面的小林子里，坏了我的好事。付科长没有急于表达他的诗歌观，而是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纸团，慢慢地把它展开在我的面前，这是你们贴的吗？我一看，正是纽约写的“以诗会友”启事。但是纽约这个杂种此刻又在哪呢？肯定在妈的下水道里。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付科长说起话来比外语还难懂，我琢摩着估计说的是这个意思。好好的一个学校，被你们搞得乌烟瘴气，搞什么搞，你们把这当成婚姻介绍所了是吧？这也只能是个大意，反正付科长认为我们肯定在搞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妈的，真有眼光。我必须跟他去一趟保卫科，尽力帮助付科长澄清有关的疑问，如果有可能的话，再谈一谈艺术。周健把我送出门外，让我好好跟组织回去，好好讲，没事的，艺术无罪。然后又压低了嗓门，你就放心去吧，这边如果有好处，我会给你留着的，去吧。妈的，但是这一去就是大半天，晚上九点多钟，口干舌燥的我才获准离开。而且付科长还明确地告诉我，事情还远远没完。我一回到宿舍，纽约就满面春风的迎了上来。他向我解释，这次顺便卖我一次，实属无奈。因为上次黑人的事，学校就一直想找他麻烦但是没有借口，所以这个节骨眼上他纽约不宜露面。我说，这个就不用讲了，你这个狗日的，我还不知道吗？你就讲讲今天的收成怎么样吧。纽约摇摇头，一副非常痛心的样子。他说，诗人倒是来了三个，但是是三只公的，一看那鸟样就知道压抑得很，他们在这磨磨蹭蹭的，消耗了我们不少茶水，说了一大堆屁话，最后，还是忍不住害羞地问我，嘟嘟在哪？我把海门的裤子扒了下来给他们看，给他们看嘛，三位诗人张了一眼转身就走。我在后面怎么喊，他们头都不回一个，这些狗日的。看来，我对纽约说，这个女人问题还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啊。
　　周健报告说，诗人南方以北近来行踪较为诡秘。海门受大路朝天诗社社长的派遣，前去监视南方以北，一周下来，没有任何线索。不知道应该认为是因为海门太笨，还是南方以北太鬼。我们之所以对南方以北的去处感兴趣，完全是由于我们自身在那段时期实在没有好玩的去处。我们有充足的把握认为这个越来越精明的杂种正一个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品尝着一盒可口的小点心，却不肯让我们也吃上一口。说不定女诗人已经出现，但是南方以北从中做了手脚。这个杂种的创作状态非常稳定，一天一首，或者两天一首，这就已经值得怀疑了。纽约说必须和他严肃地谈一次，前者对自己的个人魅力从不怀疑。你听我说，南方以北兄，你最近的诗大有长进，这一点，连我们那个主编也充分肯定了。但是，这是有原因的，你我都清楚。诗这玩艺，有没有女人就是不一样。我还记得你的两句诗，“女人是一种润滑剂/使事物运转正常”。多棒啊。你回头看看我们呢，你的兄弟们不像你那么走运，他们都卡了壳。包括主编，那个号称第一才子的主编也江郎才尽了，当然他江郎才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是得承认最近这种状况变得更为残酷了一点。我们先不谈他，还是说你。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们告诉我你最近在吃独食，我起初都不信。就是现在我也不愿去相信。南兄，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啊，共同创业，百废待兴。谁也不愿意看到，一伙兄弟因为在个把女人问题上相互猜忌最终分道扬镳，你说呢？南方以北脸色庄重，打断了纽约的话，不要兜圈子啦，我把话说白了吧，我手头如果真有什么女人的话，一定让出来，让你们一人搞一把，说话算话。

浮云过眼

但是我确实没有，你要我怎么办呢？纽约当即就懵了，你真的没有？那你最近怎么写得如此顺手？南方以北站了起来，指着纽约这个小白脸怒斥到，别忘了，我们是诗人啊，艺术家！有女人当然更好，没有女人，你还不得写下去嘛？我就把写诗当成性生活来过，不可以吗？实际上，只要你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写，就一定会心平气和下来，这是我的经验。请你把这一点转告各位兄弟，这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纽约从此用一种非常欣赏的目光来看待走火入魔的诗人南方以北。得到这个杂种如此爽快的首肯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也绝不是一件好事。纽约如果无条件地赞扬某个人，那是非常可悲的，因为纽约只会心甘情愿地赞扬那些在他看来虽竭尽全力也注定毫无希望的人。周健和海门当然顺着纽约的口吻，不再怀疑南方以北诡秘的行踪，对后者之于艺术赤热的忠诚啧啧赞叹。他们都表示要向先进分子南方以北学习。建新有点不耐烦了，他说，行啦，行啦，别吹了。妈的，这个世界又少了一个诚实的人。
　　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如一只幸运的白鸽及时地降落在我们班的信箱里，给这伙火烧屁股的杂种送来些许清凉的安慰。这封信是写给我的，我对它拥有显而易见的权利。但是，那个留了一级却仍然赖着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周健像他惯常做的那样偷偷地把它拆了，准备看完以后再偷偷地把它糊上。但是当这个杂种看到内里以后，就很自然地觉得这后一个环节没有多大必要了。一只白色的航空信封里，装着五首诗和一张便条。便条上写着：向大路朝天的诗人们问好！筱晨。这只幸运的白鸽在劫难逃地在这伙杂种肮脏色情的手中被传来传去。有的杂种掀起它的尾巴来看一看嗅一嗅，有的杂种狠狠地拔下它几根羽毛来，有的杂种干脆拿出剪刀来“嘎嘎”两下剪掉了它美丽的翅膀。纽约最后一个过来，他一刀破开了鸽子的胸膛，然后伸手进去把她温热的内脏全扯了出来，扔得到处都是。这只意外的白鸽缺胳膊少腿，还没有完全咽气，但是众杂种已经作出了他们的判断。“筱晨”，多好听的名字。但是他妈的谁是筱晨？每个人的脑海里都在快速地勾画着，按照各自的趣味。纽约对女人的脸蛋颇有研究，海门对一种乳房情有独钟，周健对脖子脚腕等细部有难以割舍的偏好，南方以北想不到对女人的小腰有独到的看法。我嘛，和这些杂种相比，我更关心的是女人的精神世界。我们互相递了个眼色，然后动作麻利地把各人提供的零件装配起来，当然还差一些小件，由躺在床上的建新提供，另外还在号子里的老五只会向我们提供一样东西，大家都清楚。这样我们没费多大功夫就得到了我们的“筱晨”。至于那五首诗，好象没人仔细去看，看到那娟秀的笔迹，闻着信纸散发出的子虚乌有的幽香，这些杂种的大脑就坏了，所以这诗没法再看下去，当然也没有看下去的必要。我们都清楚筱晨没打算马上出现，但是她的存在无庸置疑。这些杂种不再多加猜测，各自回去在期待之中埋头写诗。这种积极的局面让《大路朝天》的每一个人都看到了乐观的未来。感谢筱晨。但是她一直不出现，也会让我们厌烦，因为我们除了感谢她，还想操她，就是这样。纽约后来开始怀疑筱晨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我也深有同感。这个人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想帮我们一把，让我们安静下来好好写诗。如今谁还会有如此好的心肠呢？我们自然开始怀疑起南方以北这个杂种来。星期三下午，纽约、南方以北和我从校本部回来，正准备过马路，忽然看到一群姑娘拿着羽毛球拍迎面过来，她们的脸像阳光一样灿烂。我们就在原地站下了，直愣愣地盯着她们。这群健康活泼的姑娘绕过我们，向校本部方向走去。南方以北忽然神经质般地转过身去，对着就要拐弯的姑娘们撕肝裂胆地大喊了一声：筱晨！这一嗓子喊完以后，南方以北就说不出话来了，声带严重充血、痉挛，一个星期以后才略有好转。再说那群姑娘，真没良心，继续说说笑笑地向前，一个回头的都没有。妈的，她们不是我们的筱晨。
　　南方以北要命的一嗓子彻底打消了我们对他存有的疑问。海门于是就来到了前台，成为最可疑的人物。越是这样想就越像那么回事。细究起来，筱晨诗歌的风格和诗人嘟嘟的还真有几分相像，细腻、委婉、纯情。我打开了一本《大路朝天》，翻开到嘟嘟的那一页，我强迫自己认为我是在读筱晨的诗。奇迹就这么发生了，我没想到我真的读了进去，一首又一首，甚至为其中的某一句感动不已，妈的，写得真好。但是当我意识到是海门所为时，禁不住又一次哇地吐了一地。吐完以后，我决定找海门算账，这个杂种不能因为想引起我们对他作品的注意，而采用如此卑下的手段。谁敢玩弄我们的感情，我们就叫他滚蛋。纽约不动声色地盯着海门的肥臀，后者有些紧张，但是脸上伪装出一副无辜的表情。是啊，海门，你太过分了。如果你告诉我们你就是让我们天天夜梦阳台的筱晨，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知道吗？你是存心不让我们活下去是吧？海门被逼得一步一步地后退，他对天发誓，如果他是筱晨，他就是狗日的。纽约说，你本来就是狗日的，你想这样糊弄过去，门都没一个！你就老实承认吧，这才是唯一的出路。海门非常绝望，但是应该说，更加绝望的是我们。就在这时，周健出现在门口，脸色非常悲伤。热心的南方以北问他怎么了，他就是不肯说，脸色更加悲伤。我们不得不暂时把海门抛在一边，过来给周健这个杂种一点安慰。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在大街上被人阉割了？周健摇摇头，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只白色的航空信封。啊，这是筱晨放飞的第二只白鸽，扇着她美丽的翅膀，盘旋在我们的头顶，拉下了一泡稀稀的鸟粪，和十首诗。这一次没有便条。这伙杂种再次安静下来，用袖子擦掉了脸上的鸟粪，各自找了个僻静的去处，继续埋头写起诗来。实在写得太累的时候，我们就抬起头来仰望天空。半个月以后，我们的脖子实在酸得受不了啦，于是我们免不了要低下头来发发牢骚，这个筱晨，真是，就知道挑逗我们。牢骚以后就是难以克制的愤怒。但是当第三只白鸽翩然而至时，所有的情绪又在倾刻间一扫而光，我们一拥而上，拼命争抢落下的鸟粪，啊，小白鸽，这一次你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没什么，二十首诗。经过这一番折腾，我们对妈的筱晨反而不敢轻易深究，因为对我们来说，她变得越来越重要起来。纽约不无忧虑地说，这样搞下去，哪一天筱晨就是来了，我也不敢上去啦，因为我肯定会阳萎的。会阳萎的纽约接着说，不过，我还是想有机会试一试。
　　种种因素促使我们认为有必要再办一期《大路朝天》。没能一炮而红的第一期，从某种角度说，可以认为是我个人的诗集。虽然作者的姓名列了一长串，但是作品大多只是我作品的仿制品或者原作。现在每一个杂种都觉得自己著作等身，自我感觉空前膨胀，他们想让世人看看他们的真实面孔。另外，这第二期不办，筱晨大该也不会自己走出来的。谈到经费问题，大伙就把目光转向了那个北京小白脸，但是后者颇有点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味道。于是我建议第二期由纽约这个杂种来担任主编，但是他还是有点支支吾吾。这伙杂种七嘴八舌地又提出了许多补充建议，也没能真正搔到纽约的痒处。南方以北沉吟片刻，然后得意地冲纽约点了点头，那么这样吧，这个筱晨的初夜权归纽约所有，你们看呢？这么一来，纽约好象没有理由再推辞了。他站了起来，说，这一次的钱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出，我想好了，为了表现我们这伙杂种对艺术的忠诚，我们一起去卖血，怎么样？南方以北是第一个响应的，但是没有第二个。患有肺炎的周健说，他如果很干脆地响应，大家会觉得他做作，因为他的血十有八九是卖不出去的，谁都清楚。所以，他决定不表态。另外，建新终年半死不活，大家也不好意思把他抬出去放血。目前看起来，能放血的也就纽约、我、南方以北、海门四个人而已。老五不在，要是能早一点把这个杂种拉出去大放一回血，他也不会落得眼下这步田地。海门说，我看只要一个人卖血，这杂志就能办起来了，要不了那么多人。纽约说，是啊，谁是最佳人选呢？

浮云过眼

这个名额好象没人能跟海门争，他当然是最佳人选。丰硕的海门很后悔自己多嘴，呆在一边，像一只豺狗，机警地瞄着四周。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我请求大家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吧，南方以北说。自从写诗的那一天起，这个杂种的大脑就出了问题。但是应该说，我们都很喜欢这个杂种，再加上他瘦得只剩下几根筋，我们不能由他去。诗人嘟嘟这时瞅准了一个空档，猛地一窜，没命地往门外狂奔。但是纽约早料到了，一把从后面牢牢地攥住了他的裤带。海门大头朝前，拼命地摆动双臂，拖着纽约继续向前。纽约也不急躁，一手拉着海门的皮带，一手还不时地在那个硕大的肥臀上来上两巴掌，嘴里吆喝着，驴驾！他们穿过了整条走廊，在一栋栋宿舍楼间穿行，然后又来到了阳光明媚的小营操场，海门嘴里唿哧呼哧地喷着白汽，沿着四百米跑道哒哒哒哒地跑得欢快极了。一圈，驴驾！两圈，驴驾！第三圈刚跑了三分之一，海门实在跑不动了，一头栽倒在地上。于是，我们一拥而上，用晾衣服的尼龙绳把他捆了个结实。海门只知道在地上嗷嗷地乱叫，你们不能这样。纽约和我一个人抓住海门的一只脚，合力把那个杂种不慌不忙地拖回宿舍。路上，纽约和我谈到了《大路朝天》第二期的一些设想，我对他说，关键是作品质量这一关要把好，绝不能因为哥们义气而降低了标准，你这个杂种，就尽管放手去干吧。
　　我们专业的王小媛来自乌鲁木齐，因为没事就爱到男生宿舍来转悠，所以有了一个“来来去去”的绰号。她热情奔放，乐于助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竟然没有一个男生能够原谅她的长相。其实还是颇有几个男生古道心肠，愿意体谅这一点，但是他们见大家都不理她，碍于面子问题，也就没了接近来来去去的勇气。这对王小媛来说太不公平。她敲敲这个宿舍的门，又转身敲敲另一个宿舍的门，诚恳得像一个上门兜售刷子的安徽小贩子；她帮这个宿舍打扫卫生，帮那个宿舍勾两床被子，勤劳得象一个四川小保姆；她给这个男生吃新疆的哈密瓜，给那个男生一大把吐鲁番葡萄干，慷慨得象一个台湾小老板；她给这边送去阳光，给那边一个月亮，啊，小天使。大学二年级，王小媛再也无法忍受冷眼与嘲讽，一举戒掉了来来去去的毛病，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阴郁生涯。不出半年，她就变得相当古怪，脸也苍老了许多。看着她一天天地丑下去，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整个专业男生的责任心在一天早晨猛然苏醒，大家争先恐后地为王小媛拉皮条以弥补以往的过失，但是已经迟了，来来去去对男人一下子变得毫无激情，她打定主意继续古怪下去。那种景象简直惨不忍睹，王小媛板着脸一天一天地丑下去，丑下去天啦，总得有个尽头吧？但是就是没有止境，我们只有干瞪眼啦。我们曾经多次想把海门收拾干净，为王小媛送去。现在不行了，星期六下午海门刚刚被架到血站放过血，要过段时间才行。这伙杂种那天都围坐在诗人嘟嘟的床边，一个不少。我们向双唇发白的海门致敬以后，便开始分食为他准备的那堆营养品。那一天的气氛相当好，因为《大路朝天》第二期的经费问题已经解决，似乎不用多久，我们就是著名诗人了。纽约就这一期谁排头条的问题征询各位的意见。南方以北说，当然是嘟嘟头条。海门在床上转过脸来，泪汪汪地看着纽约的背影。那个北京小白脸头也没回，就一口否决了。那怎么行？感情归感情，艺术归艺术。周健这个杂种当即附和说，对，有你这样一个主编，《大路朝天》就有希望。妈的，周健，你这个杂种还想排头条不成？这时门吱地给推开了。王小媛穿着一袭黑衣，站在门口。她的出现有些意外，我们一起用吃惊的目光看着她，连海门也半撑起身体。那个绰号叫“来来去去”的王小媛有些害羞地对我们说：我就是筱晨。
　　6不记得还有哪个夏天比这个夏天更加闷热。气象科学把炎热的原因归结为氟利昂无节制的使用对大气臭氧层的破坏上。而纽约这个杂种有他自己的看法。诗人生涯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彻底结束以后，纽约一度情绪低落至极，怀旧的倾向油然而生。他厚着脸皮去找了一次小广东，希望能够重修旧好，他仍然希望能把那个剔透玲珑的小东西带回北京去。至于小广东在过去漫长的一年里是不是已经被那个剑桥出身的香港男朋友搞过，纽约决定不去深究。拿出这样的姿态对这个杂种来说实属不易，纽约仍然相信自己无坚不摧的个人魅力。但是小广东已今非昔比。她成功地甩掉了那个剑桥出身的香港男朋友，随即又搞上了那个香港男朋友的父亲。老子比儿子有钱，也更懂得怎样博得一个小姑娘的欢心。眼下小广东虽然还在校内读书，但是早已不住在肮脏龌龊的集体宿舍，下课以后，她就回到珍珠饭店七楼的一间豪华包房里。纽约也正是在珍珠饭店楼下的大厅里和小广东会面的。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当初那个香港老头就是打着为儿子找老婆的旗号来找小广东的妈的，这样好开口一些，后来小广东的妈也认识到让她女儿跟老头前景更好，便默许了这一对父子交叉换位。还有，小广东的妈起初在希望那个剑桥出身的小伙子看上她女儿的同时，也希望那个香港老头能看上她，但是香港老头仔细端详了一番，又上前用手捏了捏，然后说，你老了，不能用啦，后来小广东的妈也就死心了。个中细节我们无从进一步深究，反正小广东现在就是住在这样的一个包房里。这里一天的房租可以管纽约一到两个月的生活。小广东没有请纽约到包房里坐一坐的意思，后者很是失望。纽约这个杂种到吧台要了一杯咖啡，准备向小广东把一肚子的离愁别绪侃侃道来，但是小广东根本没有听的兴趣，轻声地说了一句，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然后转身就上了电梯。这个杂种默默地喝完了那杯掺杂了眼泪的咖啡，觉得痛心极了，当然更让他痛心的是，他必须还要为这杯咖啡付钱。与此同时，纽约也没有放弃对那个被黑人搞过又被白人接着搞过的性感明星唐胖的追求。在没有老外的氛围里，那个杂种还能勉强把唐胖的注意力吸引住，但是一有老外在旁边一晃，唐胖就走了神，所以纽约对唐胖契而不舍的追逐也迟迟落不到实处去。是所谓时势造人，这个北京小白脸受了点刺激以后，牙痛就发作开来，左半边脸肿得老高。每天一起床，这个杂种就剧烈地晃动着那颗严重变形的脑袋，唾液横飞地到处胡言乱语。海门和周健急忙找来笔记本跟在纽约屁股后面，拼命地往下记，就怕遗漏一句。在他们看来，纽约说的都是他妈的一句顶一万句的名言警句，闪烁着咄咄逼人的智慧之光。其实，这个杂种能又拉出些什么玩艺呢？都是些无病呻吟的狗屎而已。比如，这个杂种说，为什么天气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氟利昂？不，是他妈的钱、钱、钱，这个他妈的钱让全世界都发了疯，气温是下不来了。这么解释天气倒还有点道理，但是说得一点也不精彩。自从纽约那张小白脸变形以后，我才第一次发现，这个杂种还是蛮可爱的。
　　我们刚进校那会儿，晚上校门口只有一个老太点着盏乙炔灯卖卖茶叶蛋。后来来了两个馄饨挑子，晚上吃下去，当天晚上就让你拉出来。就连这样的摊子也不是天天有，他们还要躲开有关部门的检查。现在可好，一到晚上，文昌桥宿舍区那条水泥道上摆满了各种摊子，竟相叫卖，热闹非凡。胃还是原来的胃，但是杂种们的胃口已不是原来的胃口。我们要吃，你们要吃，他们也要吃，大家都要吃。吃下去的丰富多彩，拉出来的依然单调无比。想到这一点，大家才稍微心定了一点，妈的，生活还是可以把握的。南方以北、纽约、我还有周健在小吃摊前坐成一排吃着炒螺蛳。周健不时地离开座位到其他摊上转悠，回来的时候，他总能顺手弄点什么回来，一只春卷或者一片西瓜，这个杂种注定没有什么大作为。在我们对面坐着一对男女。男的萎琐无比，腰间别着个ＢＰ机，一副生意人的打扮，女的非常动人，穿着一件露肩的裙子。他们叫了好多菜，把桌子占去大半。

浮云过眼

在他们一边调情一边喝着冰啤酒的同时，我们四个人缩在桌子的一边吃着最便宜的螺蛳。我注意到纽约的脸色开始有些不对了，眼睛直直地盯着那个男的，这个杂种近来非常脆弱，受不得刺激。我之所以有点为纽约担心，是因为我知道对面那个不起眼的小个子是谁，我们惹不起的。纽约这个杂种慢慢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探身把吃剩下的小半碗螺蛳送到那个女人的面前，小姐，吃点螺蛳吧。那个女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吃点，吃点吧。我用膝盖撞了撞纽约，但是这个杂种不理我。对面那个小个子显得非常镇定，还笑着对那个女人说，你就尝一颗嘛，没关系的。但是那个女人就是不吃，她说螺蛳看起来不干净，她不想吃。纽约有些尴尬地坐下，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我用右手按住纽约激动不安的大腿，示意他到此而止，不要太过分了。但是这个杂种大脑里被小广东拉了一泡屎以后就再也没有清醒过，他还是站了起来，我知道我们有麻烦了。纽约指着那个小个子，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大声地对我们说，比如这个家伙，你说他有什么？要长相没长相，要文化没文化，再看这位姑娘，如花似玉，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她怎么会看上这个家伙呢？还不是因为他可能有两个臭钱吗？钱也不会多到哪去，但是她就是愿意跟他走，你有什么办法呢？纽约说得非常激动，周健一听就乐了，马上跟在后面起哄。那个小个子冲我们笑笑，也不多话，站起来就走。纽约还以为他是自惭形秽呢，趁机向坐在对面没走的那个女人大献殷勤。那个女人对他说，你死到临头了。没一会儿，从宿舍区门口西瓜摊那边就有四、五个提着砍刀的家伙向我们这边冲过来。我们四个人只有没命地狂奔，奔得最快的竟是纽约，关键时刻他的脑子一转就转过来了，南方以北反应慢了一点，屁股上挨了一刀。事后的好几天里纽约白天一言不发，惊魂不定；夜里梦话连篇，荒诞不经。这一刀虽然是砍在南方以北的屁股上，但是却一举治好了纽约疯疯颠颠的毛病。接下来，我们有事干了，所有的杂种不得不行动起来，怀着沮丧的心情轮流照顾南方以北不走运的屁股。那个夏天就是这么打发的。
　　谁能想到有生之年我们还能再次见到老五这个杂种呢？他从号子里出来就被学校开除了，他只能回他的江西老家。那已经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了。大学四年级一开始，大家就计划用一年时间好好收拾行李，准备各奔前程。南方以北的屁股上有一块褐色的疤，颜色正在慢慢地淡去。只有建新似乎有点留恋大学生活，但是说到底，他只是留恋这么一个睡觉不花钱的地方，想到又要把床挪一挪他就觉得厌烦。我在继续写诗，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下去，就像习惯性流产，但是因为我确实还在实实在在地干着一件事情，所以我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纽约是完了，即使唐胖有机会和他在一起，这个杂种也找不到感觉，他甚至变成了一个很不自信的人，他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唐胖。这个杂种安静下来以后，一下子我觉得身边静得要命，没劲透了，所以我还是怀念以前那个让我讨厌的纽约。老五来得正是时候。他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衫，还系着一条金利莱领带，头发和足下的皮鞋都是光可鉴人，右手提着一只密码箱。他推门进来时，我们正在午睡。老五这个杂种一个健步跨上了桌子，然后在上面踢踢踏踏跳起舞来。桌上的饭盆、酸奶瓶一阵乱响。即使这样，我们也还躺在床上，没有人愿意睁开眼瞧瞧。过了一会儿，才听到建新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哦，是老五回来了。
　　老五当年卷铺盖滚蛋的时候，丢下过一句话，等老子从江西回来请各位去六朝松吃一顿。我们从床上爬起来，去盥洗间用冷水洗了一把脸，马上就忆起了这句话。为了不至于使六朝松降格为兰园菜馆，我们谁都避免去问老五发财了没有，我们就当他已经发了大财。言谈中我们也把老五这个杂种定格在肥得流油的大老板之列，坚决不让他从那个位置上下来，想下来也不行。老五松开了他的领带，对我们摇摇头，看到你们这样，我真难过，一两年过去了，兄弟们还处在温饱阶段，只想到吃！吃！吃！你们不知道外面已经变成什么样啦！老五这一当头棒喝相当管用，众杂种都没了章法。谁也不置一词，任凭见过世面的老五从精神上尽情宰割。就这样，我们糊里糊涂地被老五领到了兰园菜馆，忘掉了六朝松那一茬。建新清醒得最早，一杯白酒下肚以后，他借着酒意斜着眼过来，一把抓住老五那条领带，把依然瘦骨嶙峋的老五从座位上提了起来。你他妈的，太不地道啦！说话不算话！我们不要他妈的怀旧，我就是要吃上好一点的东西！吃上平常吃不到的东西！你清楚吗？你这个杂种！众杂种齐声叫到，对呀！现在该老五发懵了，但是他懵得不厉害，他说他这次来就是为了让大伙去六朝松就象去兰园菜馆一样方便的，但是他需要时间，也就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很简单。没想到老五这么一说，众杂种更加暴躁起来。我们现在最听不得这种话了！谁胆敢再拿希望、未来、明天来刺激我们，我们就叫他滚蛋！我们绝不再受骗啦！我们把老五抬了起来，准备从窗口把他扔出去。这下老五是彻底懵了，只得连声求饶。这时一直没吭声的纽约冷冷地说了一句：算了，有这吃不错了。你就瞧瞧纽约那副熊样吧，一个人缩在一个角落里叼着一只烟屁股，目光躲闪。现在你只要看上他一眼，就会觉得浑身乏力。被放下地的老五，整整凌乱的衬衫，把服务员叫了过来，又狠点了几个菜。我们这才回到原先的位置上坐下，继续喝酒。等满满一桌大油大荤的菜都被干光以后，我们开始动了些感情。妈的，真想念你啊，老五，这些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回江西以后没有再犯事吧。老五说，不但是他不犯事，现在喜欢犯事的人都他妈的没时间犯事了，他们全去做生意了。老五也做了些生意，小捞了一笔钱，因为势单力薄，所以他还是决定回来看看。我转脸看了看纽约，这个杂种脸色又不对了，他听不得钱字，他受不了刺激。
　　我们把那张堆放杂物的床又收拾出来，让老五住下。老五说他还真有点不习惯呢，这么多人象一窝老鼠挤在一起，但是创业阶段嘛，就不去计较了。但是老五反复提到的“创业”，没有人感兴趣。我们的意思是，你他妈自己玩去吧。海门见到老五仍然是嘿嘿地笑，他见到新玩艺仍有一份可爱的好奇，但是打上领带的老五又能算他妈的什么新玩艺呢？前诗人嘟嘟厚着脸皮向老五提了个小要求，能不能让他见识一下那只商标还没撕去的密码箱？老五也是闲得无聊，对海门说，让我踹一下你的肥臀，我就让你看，很简单。海门当即撅起他的肥臀来，老五也不谦让，一脚把海门就踢到对门的厕所里去了。我们非常理解老五这一脚，他终于有个机会把多日来郁积在心中的一团怨气给发泄了出去。他没想到我们这帮杂种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一点锐气都不剩了。踢完以后，老五就蹲在地上痛哭起来，他说他认错人了，他的兄弟原来是一群窝囊废。但是任凭他怎么哭，也没人答理他。海门在水龙头下洗去了脸上的泥巴，然后缩手缩脚地过来，再次要求见识一下老五的密码箱。老五站起身来，一跺脚说，好，他妈的，让你看！让你他妈的看个够！海门见状有点心虚，连忙摆手说，算了，算了，还是不看了吧。老五说，不行，你他妈的一定要看！一定要看！说完，老五抹了一把眼泪，打开了密码箱，然后一手抄住海门的后脖埂子，把那个杂种的头整个按进了箱子里。密码箱里有些什么呢？一条脏兮兮的裤头、一本地摊上买来的那种通俗杂志、一小塑料袋大蒜头、半支牙膏、一双酱红色的尼龙袜，还有一只裂成两半的领带夹，就这么多。海门看完以后，我们也一个一个地象瞻仰遗容一样围着箱子鱼贯走了一圈。事后南方以北对我说，他当时只感到鼻子一酸，差点当场落下泪来。我觉得相当可笑，比老五的那只他妈的密码箱还要可笑。发达了的老五不能感动我们，没有发达依然寒酸的老五就更不能感动我们了。如果老五没有钱再次请我们吃一顿的话，我们就继续忙各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