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泉

larkin

此泉比大样的要少，背还多了一个字.园地拍到的．

凡圣同一

好泉!

百炉堂主

兄好东西真多啊!

阿萨兰回鹘

背面是突厥鲁尼文。

larkin

【2003年8月3日至16日，以北大中古史中心“3-14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课题组为主，得到蒙古国立大学和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的支持，组成了北京大学蒙古历史文化考察队，走访了蒙古国中部土拉河与鄂尔浑河流域的部分历史遗迹，最后驱车绝漠而归。这里分专题对此次考察作一点介绍。】
       我们于8月4日下午抵达乌兰巴托，第二天早晨就出发去看暾欲谷（Tonyukuk）碑。暾欲谷碑是著名的突厥三大碑之一，另外两大碑是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这三大碑共同构成了近代欧亚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突厥学的基础。虽然漠北发现的突厥文古碑另外还有几个，但在文字丰富、保存完好、内容重要等方面比较，都远远不及这三大碑，所以谈到古突厥碑铭时，一般就以这三大碑为代表，有时甚至更简化为“鄂尔浑碑铭”。这三大碑是我们考察计划中的重要目标。
　　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二十多年间，俄罗斯和瑞典的一些学者、旅行家，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和哈萨克斯坦塔拉斯河(Talas River)河谷，先后在石头、墙壁和陶器上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陌生的文字。当时把这种文字的字母与起源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后来进入到古日耳曼文的鲁纳（runa、runs）文字的字母联系起来，认为是鲁纳文的一个分支，遂称之为鲁尼文(runic)字母。当然这是一种误解，后来学界已经知道这些字母其实是古粟特文字母的变体，但人们久已习惯这一称呼，到现在“鲁尼文古突厥碑铭”的说法仍然很常见。现在我们知道，这种所谓的鲁尼文，是7～10世纪突厥、回鹘、黠戛斯等族使用的音素与音节混合型拼音文字，字母一般认为有38～40个，大部分源于阿拉米字母，直接来自粟特文字母。与常见的粟特文字母不同的是，由于书写工具和铭刻而造成字母书写的变化，如线条僵硬、劲直，这也是人们最初没有把这些铭刻文字与粟特文字母联系起来的原因。
　　如果没有突厥三大碑的发现，那些奇异的铭刻文字的解读也许仍然处于蒙昧阶段，甚至仍然迷失于错误的方向。19世纪早期在南西伯利亚发现了一些刻有同样文字的石柱，尽管风化严重，但显然揭示了一种未知的草原文化。这首先引起了探险家的兴趣。据说最早发现鄂尔浑碑铭的是芬兰人A.Geikel，他1890年来到蒙古鄂尔浑河东岸和硕柴达木（Khoshoo-Tsaydam）地方，发现了两座巨型的、刻有不认识文字的石碑（即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另有一种说法，1889年夏天，俄国学者雅德林采夫(N.Yadrintsev)就发现了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最早解读古突厥文的丹麦学者汤姆森(Vilhelm Thomsen)，就是依据了Geikel于1892年在赫尔辛基出版的有关报告。
　　汤姆森（1842-1927）是哥本哈根大学的比较语言学教授，他此前已经学习和研究了数十种欧亚语言和文字，他的有关古俄罗斯语言文化与北欧关系的研究，在俄罗斯以外的欧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偶然的机会下，汤姆森接触到Geikel的报告，就着力解读这些古文字。首先，他确定了铭刻文字的书写和阅读方向，不是由左而右，而是如中文一样自右而左。其次他清点了字母的数目，并确认这是不见于史籍记录的古老文字。最后，他开始解读和辨认单词，第一个被读出的单词是“天”（tengri），后来这被看成一个神秘的巧合。1893年12月15日晚间，汤姆森向丹麦皇家科学组织提交了一篇寥寥数页的论文来报告他的发现，后来人们把这个时间，称作“突厥再生”（Rebirth of the Turks）的时刻。在汤姆森完成这一伟大工作的同时而稍晚，俄罗斯学者拉德洛夫（W. Radloff）也独立抵达了几乎同一个目标。古突厥文的解读和古突厥史的重建，使近代突厥学的建立成为可能。三年后汤姆森的名著《鄂尔浑碑铭译解》（Deciphered Orkhon Inscriptions）出版，标志着突厥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暾欲谷碑就是在突厥文刚刚解读、突厥学正在建立的时候，于1897年，由克莱门茨(E.L.Klements)率领的俄国探险队发现的。虽然位于土拉河流域，但由于立碑时间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相近，内容也基本相关（暾欲谷是毗伽可汗的岳父），所以被一并纳入鄂尔浑碑铭中研究，甚至被称为鄂尔浑碑铭。幸运的是，和阙特勤、毗伽可汗一样，暾欲谷碑的主人暾欲谷，在中国唐代史籍里有不少地方提到，这对于学者解读和研究古突厥碑文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由于此碑的出现，有很多学者相信暾欲谷与史籍中另一个突厥要人“阿史德元珍”，可能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用名。中国学者对古突厥的解读基本不曾发挥作用，但是借助欧洲学者的转写、翻译，一些中国学者利用中国唐代文献加入了对突厥碑铭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可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还没有人能够亲身远赴漠北拜访三大碑。现在我们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其激动与兴奋就可想而知了。
　　2004年8月5日清晨9点（蒙古实行夏时制，9点即中国8点），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激动与兴奋的心情中上车，溯土拉河东行，前往暾欲谷碑所在的草原。全体队员加上蒙古国立大学的钢巴特尔和博物馆的一个小伙子，分乘两辆俄国“普洛冈”越野型中巴车(这两辆车外加一辆三菱中巴，就成为后来我们西征哈拉和林的全部运载工具)。土拉河蜿蜒西流，河谷里成片成片分布着白桦和白杨。暾欲谷碑位于乌兰巴托以东60公里的巴彦楚克图地方，属于土拉河河谷地带，西距鄂尔浑河东岸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460公里。上午10点多，我们来到一片开阔的青翠草原上，远处零星地分布几座毡包，更远处在如波起伏的草地上，有羊群和牛群。汽车停在一处铁栅栏围起来的很大的略有缓坡的方形台地上，这里就是暾欲谷碑的所在。
　　和报告中所见的情况接近，暾欲谷碑立于一片开阔的草原缓坡上，一大一小，都基本完好。两碑的西面，有青砖地基，可见当年本有大型地面建筑。周围零乱地堆放着石头和石像。栅栏范围内的西南角，有明显发掘大坑的地方，散乱地堆放着原来应是树立成石穴或石室的六块大石板，石板的一面有线雕的宝相花图案。两碑的东面，在铁栅栏以外，有数百块石条排列成的一条数百米的长线，向东方的草地伸出。这种形式的突厥墓葬在中国境内似乎尚未发现，但在蒙古境内还有很多。8月12日上午我们在中央省忽斯台国家公园（Khustai National Park）内土拉河北岸翁哥特山（Ongot Uul）的东麓，参观一处突厥古墓葬，也见到同样的石头排列的长线。鄂尔浑碑铭里提到balbal，学者们认为即是《北史》提到的“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的突厥丧葬制度，名之曰“杀人石”。
　　

larkin

中文不同材料对暾欲谷碑的介绍颇有谬失。比如有中文著作介绍暾欲谷两碑，一为1.7米，一为1.6米，实际上到现场一看，那块大碑至少有2.7米高，小碑也不可能低于2米。对两碑碑文的翻译介绍，国内有韩儒林、耿世民和芮传民三种，但基本上是由西文译本再翻译而来。现在通行的英文译本与文法研究，是土耳其学者Talat Tekin在美国出版的《鄂尔浑突厥文法》（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这是代表古突厥文研究的重要作品。
　　暾欲谷墓地所作的清理发掘，看起来相当草率，地面随地堆放的石像、石条、石板可以证明。已经扰乱了的原墓地诸石刻排列秩序，现在只有根据早年的考察报告才能知道。一部分残破的石雕被搬迁到附近的仓库里，我们还到仓库里仔细观摩。掌握墓地铁栅栏大门钥匙和仓库大门钥匙的，是附近一个牧民家庭，他们家的小男孩远远见到我们的汽车，很主动地骑马跑来开锁，还打开仓库大门。
　　我们在暾欲谷墓地逗留约两个小时，因要前往曼珠锡林寺，不得不上车离开，前往中央省的省会宗莫德（宗莫德，其实就是康熙三十五年那场著名的昭莫多大捷的战场）。离开暾欲谷碑之前，全体考察队员在大碑东侧合影留念。匆匆而来，匆匆又去，心中实有一种无可言说的怅惘。
　　见到三大碑中的另外两个大碑，是在8月8日下午。
　　8日这天中午，我们从布尔干省(Bulgan Aimag)的达欣其楞县(Dashinchilen Sum)附近的哈尔布哈古城(Har Buhyn Balgas)出发，向西翻过一道平缓的山梁，就告别了土拉河，从土拉河流域进入鄂尔浑河流域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下午3点，抵达鄂吉湖(Ogiy Nuur)畔。从早晨起来，就难得看到太阳，越向西行，云色越重。在鄂吉湖边停车时，开始下雨了。鄂吉湖显得很不安静，风吹雨斜，波澜翻卷。只好在车内生火烧水，照例是泡方便面。3点45分吃完饭，冒雨继续赶路。从鄂吉湖西端折向南行，走了半个小时，到达Chilin Hiyd古城，一般认为这里是突厥毗伽可汗的夏宫，但也有人认为是辽代的招州。从Chilin Hiyd古城向南，在和硕鄂尔浑河东岸行驶一小时，下午5点半，我们来到和硕柴达木(Khoshoo Tsaydam)地方，这里就是我们向往已久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所在地。
　　雨越下越大，汽车雨刷在玻璃上划出急促的声音，草原被雨雾遮掩得只剩汽车周围很小的一片。尽管如此，当汽车停下时，我们从车窗向外张望，还是很快就看见了那座黑色大理石石碑。这就是著名的阙特勤碑。风吹雨骤，车外气温只有摄氏10度左右，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冒着大雨冲下汽车，扑到阙特勤碑下。


　　和暾欲谷墓地一样，阙特勤的墓地也被圈在绿漆铁栅栏之内，被圈起来的墓地面积约有三百平方米。除了大石碑之外，还有很大的石构件，散乱地分布在铁栅栏内外。石碑无疑是墓地现存最主要的遗物，雨水冲刷之中，大碑自有一种略带忧郁的庄严。“故阙特勤之碑”的汉文碑额十分醒目，碑阳的汉文部分也大致可以辨认。碑阳汉文部分，史籍记载是唐玄宗亲自写的。《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开元）二十年，阙特勤死，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齎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碑文，仍立祠庙，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唐玄宗写的碑文里有“故制作丰碑”的话，而突厥文碑文里毗伽可汗说自己请求中国皇帝派人来建造永久的石碑和宏伟的建筑物、画上动人的画等等，与史籍基本相合，可见阙特勤的墓地基本上是由唐朝工匠建造和装饰的。现在那些建筑物都已荡然无存，只有那些石构件和地上的青砖，还可以令人略存遐想。对于研究突厥史最有价值的是石碑四面刻写的突厥文。突厥文以毗伽可汗的语气，详述其弟阙特勤的历史功绩，也追溯了突厥汗国衰而复兴的历史。碑文中有一段毗伽可汗自陈丧弟之恸，韩儒林先生用半文言翻译出来，别有意味：“今弟阙特勤死矣，余甚哀之！余目光虽能视，已变如瞽；思想虽有知，已同于聩……泪从眼出，悲从中来！”
　　在风雨和寒冷中告别阙特勤碑，向南约一公里的地方，就是毗伽可汗墓地。毗伽可汗碑早受雷击而碎裂，所以我们过去并没有见到完整的全碑照片。2001年土耳其与蒙古联合考古队在这里作了细致发掘，发现大量珍贵的文物，特别是发现多件金银器物。据说，最令人震惊的文物是一件金冠，冠上有一只金鸟。这个带鸟的金冠，是否与阙特勤头像带鸟形饰物的冠有关呢？这还有待研究。这个头像已经从阙特勤墓地搬到乌兰巴托的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陈列。从毗伽可汗墓地出土的文物，现在都送到土尔其去作修复和研究，我们也没有见过照片，只在网上读过简短的报道。毗伽可汗碑碎裂的碑身，都被移到附近的仓库里重新拼接，原碑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毗伽可汗的墓地，发掘之后都回填了。站在回填了的墓地上，看着新鲜的黄土被雨水敲打出一个个泥窝，不禁有一种“昔人已乘黄鹤去”的感慨。
　　从毗伽可汗墓地来到附近的仓库，首先看到的是被重新拼接起来的高耸的毗伽可汗碑。由于碑身碎裂严重，现在被拼接起来的碑身并不完整，特别是许多刻有文字的表层严重残损，保存情况与阙特勤碑比起来就差得多了。不过，对我们而言，看到一座树立起来而不是碎裂在地的毗伽可汗碑，仍然是相当幸运的。史书记载，毗伽可汗死，唐玄宗“诏宗正卿李诠往申吊祭，并册立伊然，为立碑庙，仍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融为其碑文”。毗伽可汗碑也是唐朝工匠建造的，碑阳的汉文部分由李融撰文，现在可以识读的文字已经不多。毗伽碑的突厥文部分，和阙特勤碑一样，是毗伽可汗与阙特勤的侄儿药利特勤所写。
　　仓库中还堆放着从阙特勤墓地及毗伽可汗墓地搬来的大量石像、石板等物。根据2001年发掘前的报告，这两处墓地都有暾欲谷墓地前那种长列石像，毗伽可汗墓地前还有四座较大的石雕人像。可惜原有布局已经不复存在了，对于研究突厥墓葬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就在我们即将离开仓库的时候，堆放在仓库一角的、出自阙特勤墓地的石板上的浮雕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经过多人共同观察，我们认定这个浮雕与中国近年出土的粟特人墓葬中所见祆教祭司图像相同。这真是令人兴奋的发现。据蒙古历史博物馆馆长敖其尔先生说，蒙古境内发现的相同浮雕，一共有三处。
　　在这里参观一个半小时后，下午7点，为保证天黑前到达哈拉和林，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这两座显然注定要继续成为我们关注对象的突厥古碑，启程向南直奔哈拉和林。雨停了，天慢慢晴起来。鄂尔浑河谷草原是如此美好，我们找不到适当的词句来形容她。晚7点40分，前方远远看见了哈拉和林。和林背后那一脉青山，就是著名的杭爱山（燕然山）了。

larkin

罗斯突厥考古新收获

科兹拉索夫著，努尔兰•肯加哈买提译
2006-12-13 12:04:53 阅读 39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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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北京大学法鼓山人文基金讲座

　　　　　　　　　　俄罗斯突厥考古新收获
　　　　　　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科兹拉索夫教授（I.L. Kyzlasov）

　　　　　　　　　　　　　　一
　　目前，俄罗斯联邦境内生活着很多突厥语民族。论人口突厥人占俄罗斯第二位，仅次于斯拉夫人，所以俄罗斯科学始终对突厥语民族历史文化十分关心。可以这样说，俄罗斯是古典突厥学的故乡。不过，与始于19世纪研究语言和文化研究不同，突厥考古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起初，主要由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学者研究。现在情况不一样，俄罗斯大多数省区都设有研究突厥考古的机构和大学。俄罗斯联邦各个共和国都有自己的科学院和国立大学。因此，我们可以说，不光是俄罗斯学者，其他突厥语学者也从事突厥考古研究。当今，在俄罗斯以极大的兴趣对中世纪早期突厥语民族的两个故乡进行研究：欧洲东南和南西伯利亚萨彦-阿尔泰地区。

　　　　　　　　　　　　　　二
　　在讲俄罗斯突厥考古之前，首先要弄清该术语的含义。考古学体系与语言学分类不完全一致。在语言学中，“突厥”一词将操这种亲属语言的全部民族融为一体。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中世纪早期只有一个民族称自己为“突厥人”，而操突厥语系亲属语言的许多其他民族，从来没有将自己称呼为“突厥人”。
　　目前，俄罗斯考古学对不同的突厥语系民族的众多考古文化，进行仔细分类。这项工作将弄清各种文化和民族的起源问题。应该考虑，考古学家只凭考古资料不能确定民族语言。要确定语言，就必须将埋葬制度与突厥语碑铭（首先鲁尼文字）联结起来。突厥性的第二个标志是，某类型考古遗址与汗国的政治疆域之间的准确联系。不过第二个方式的可靠性，不如第一个方式。
　　俄罗斯考古学家在对突厥民族文化进行分类的同时，特别注意中世纪各种文化的总特征。研究结果使我们弄清了突厥文化的总特征，我们面前展现了古代与远古突厥世界的物质文化面貌。
　　不过，各种考古文化的总特征，不是只从民族共同起源基础上出现，而且还在同一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生活条件下出现。当今，俄罗斯考古界出现了“国家考古文化”的概念。何谓“国家考古文化”？这是军服上用的金属制品的结合，其他物品则是军事贵族特有的制品（金银器，权力的标志等等），还有战马装备。这种同样的制品使各不相同的考古遗址统一成单一的考古文化中。例如，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很早就分成萨勒托马扎卡亚文化（Saltomajackaja Culture），这个文化统一了古代可萨汗国。不过，除了一个国家风格的金属制品之外，其余的东西互不相同，如埋葬习俗、陶器、住宅形制。
　　这样的国家考古文化（属于社会上层的同一制品和各不相同的其他遗物）是寄蔑汗国的考古遗址，寄蔑汗国当时存在于俄罗斯东部和哈萨克斯坦的一部分——额尔齐斯河流域。类似的考古文化，还有吉尔吉斯汗国（古称黠戛斯汗国），起源于叶尼塞河，并将自己的统治推广到北亚和中亚。
　　考古学家应该了解，在突厥语民族统治的国度里，存在由各民族组成的和操各种语言居民（不光是突厥语族，还包括伊朗，芬兰-乌戈尔语族）。所以，一个国家文化包括各种突厥文化和好多其他文化。

　　　　　　　　　　　　　　三
　　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俄罗斯考古界所展现的突厥考古文化的多样性。我们无法一个个分析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因为它的数量迅速地增加，不过它们对科学没带来新鲜的东西。我们来看，表现出不同民族的信仰和习俗的大型遗址。
　　埋葬制度
　　建立第一突厥汗国的突厥人陵墓（kurgan）早就被区分出来。这是圆形石冢（表面结构是用大石头砌成环形）。考古学家们在深处的正方形坑里发现死者和马的骨头。
　　古代回鹘人（长期生活在突厥汗国境内，后成为突厥人的直接政治继承人）的陵墓完全不一样：是土坑墓，将尸体放进墓穴的偏洞室里（从来不陪葬马）。
　　古代黠戛斯人（吉尔吉斯人）的陵墓——回鹘汗国征服之前是用石头砌成，而具有多角形，每个角落挖出垂直的（立式）石头。中央正方形坑是很深，那儿发现死者被烧成的骨灰。从9－10世纪（信仰摩尼教后）开始，陵墓中消失垂直的石头和坑，烧成的人骨放在陵墓内部的最上面。
　　寄蔑人的陵墓是用石头砌成的正方形石头围墙。一个围墙与另一个围墙毗连，形成一条长排。陵墓下面的狭窄的坑里安放尸体，无马。
　　我们尚不知钦察人的早期葬俗，不过13－14世纪，尸体不陪葬马。而俄罗斯人称为波洛维茨人（Polovitz）的西部钦察人（阿拉伯、波斯作家将其与东部钦察人混同）往往将死者与马一起埋葬。
　　肖像雕塑
　　中世纪许多突厥语部落有为去世的军事贵族建立石雕像的习俗，因为描绘规则和建造地点的不同，这些雕塑彼此之间有很大区别。
　　我们很熟悉6－8世纪突厥人雕塑艺术（石人）。死者右手拿酒杯。左手下垂，抓住挂在皮带上的剑把或马刀把。这种雕像站在正方形石头围墙之东。豪华的碑石（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等）上的场景与此不同。其外表和成分明显受到中国碑石的影响。在第一突厥汗国和东突厥汗国时期，以突厥方式制造的、站在石头围墙跟前的石人，竖立在突厥人居住过的所有地方。没有这种石人的地方，是没有进入突厥汗国范围的地方。根据这个考古标志，我们知道，黠戛斯领土并非突厥汗国的一部分。
　　回鹘人的石人石雕（8－9世纪）上饰有腰带，没有武器，胸前用双手持酒杯。石人孤立地站在草原上，身旁没有任何石头建筑和其他雕塑。
　　钦察或寄蔑石人（我们暂时不知道他们的区别，不能准确断代），跟回鹘石人一样，用双手抓起酒杯，但是石人上没有皮带和其他衣着。石人几乎没被有加工，只是刻出面部。这个面孔不是各种人的肖像，而是同样的，象征性的石雕。石人站在石冢（圆形或正方形）中央，不是单独地，而成群地（2到5－6个）出现。
　　东欧最近的考古发掘表明，波洛维茨人（西钦察人）的纪念性雕塑起源于这种习俗。石人站在长方形建筑里，建筑墙壁用石头砌成。波洛维茨人将与东钦察石人一样的石人竖立在坑里（有时直接竖立在地表上）。波洛维茨石人的外貌完全不一样：雕刻成石人面孔，面孔各不相同，刻出全部身躯（衣着和武器），人像不弯曲腿部（钦察和突厥石人弯曲腿部），而耷拉着两腿坐着。从钦察人那里保存下来的只是腹前用双手持器皿的旧俗。
　　

larkin

古代黠戛斯人（今吉尔吉斯人）一般说没有作雕像。这个民族竖立起高大而垂直的石头，石头上刻有印记（tamga）、死者的名字和遗言—对终结生命的挽歌。
岩画和印记
　　俄罗斯考古学家不久前学会了区分突厥图画的办法，突厥人将这些图画遗留在岩石上。在绘画特点和风格方面，突厥岩画和黠戛斯岩画，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区分不同民族的岩画，有助于分辨出印记，这些印记刻在岩画上的马上。古代黠戛斯人的印记与叶尼塞鲁尼文碑铭中的印记相同。突厥和回鹘人的印记与之不同。目前已对印记作了分类。结果表明，这三个民族的印记，既不属于氏族，也不属于部落，是属于家族的（儿子们保存父亲印记的原状，加上一个符号）。收集一系列印记，可以复原各种贵族家族的谱系（家谱），而且可以制定出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领地分布图。在哈卡斯和图瓦，研究9－10世纪领地的工作业已启程。戈尔诺-阿尔泰地区也在进行收集资料的工作。

　　　　　　　　　　　　　　四
　　城堡、古城和寺院建筑
　　这是俄罗斯突厥学领域的最新考古项目。学者们关于突厥人是地地道道的游牧人的看法，妨碍寻找突厥人城镇遗址。可是，中世纪波斯、阿拉伯或拜占庭作家提到寄蔑、葛逻鲁，黠戛斯，可萨或保加尔（Bulgar）等民族的城市。今天我给你们讲俄罗斯考古时，我无法说出关于突厥人或钦察人城市（研究金帐汗国城市时，钦察人的城市被研究过）到底是怎样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在可萨汗国境内，可萨人（而不是被征服的民族）建立了那些城市。不过，我们获得了关于南西伯利亚城堡和城市很多新资料。而这些材料，展示出中世纪早期不同突厥语民族的很大文化区别。
　　20世纪50年代（此前从未研究过），图瓦发现回鹘人的城堡和城市——这是具有厚而高大城墙的、带有塔楼的正方形建筑。城墙用泥土和小石头浇灌而建造，像现在的混凝土一样，建设中用泥巴浇灌墙层。回鹘人经常用长方形砖坯。从萨彦山岭南麓向叶尼塞和赫姆奇科河流域，一个城堡接着一个城堡连成一条长黏土墙。它们排成一条线长达230公里。这是回鹘汗国的北界线，突厥鲁尼文《磨延啜碑》上的记载证明这一点。为了防御黠戛斯人的进犯，城堡和城墙于公元750年建造。
　　古代黠戛斯人的城堡完全另一样。这个民族没有建立环绕自己村落的城墙。用石头砌成的石墙建立在附近的山顶。那里没人居住。当遇到危险时，人们跑到那里避难。新的研究表明，专门的建筑工程师建造了山顶城堡。这种城堡也有小的，也有大的（乌格拉赫特山上的城墙和要塞的壕沟长达25公里）。公元8世纪建造的这些城堡，17世纪当地居民与俄罗斯哥萨克军队之间爆发战争，结果西伯利亚被划入俄罗斯版图。
　　最近我们还发现了古代黠戛斯人的大城市，阿拉伯、波斯文献记载了关于它的消息。考古发掘表明，古城没有城墙，房屋都是木结构，没有遗留下任何痕迹。城里发现高大的丘岗——公元8－12世纪建造的寺院废墟。寺院用砖坯砌成，房屋很大（大厅面积为24×32米和28×28米），还有一个寺庙建筑群的面积为76×36米，高达4米。寺庙平面图是各种各样，一个不重复另一个，这种多样性建筑属于摩尼教。此外，我们还确定了什么寺庙属于什么神。考古发掘证明，古代黠戛斯汗国正式接受了摩尼教。
　　公元9世纪中叶，战胜回鹘汗国之后，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出现了摩尼教，它在诸多的突厥语民族中间流传了500－600年。在文化史上，以前还不知道这个重要的事实，研究欧亚大陆中世纪早期文化时没人考虑这个问题。

　　　　　　　　　　　　　　五
　　考古学家研究突厥鲁尼文碑铭，为文化史带来了很多新鲜的东西。以前只是语言学家研究突厥鲁尼文。考古学视角研究揭示，鲁尼文碑铭属于两种不同的字母群类。可萨汗国和伏尔加流域保加尔汗国发现的东欧碑铭文字与中亚一些碑铭文字有亲属关系，但是和鄂尔浑-叶尼塞碑铭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鄂尔浑鲁尼文与叶尼塞鲁尼文有着亲属关系，它们有其共同的起源。不过，它们不是同一种文字，而是有区别的文字。这种文字分类表明，古代突厥人不属于一个文化中心，而是分别属于两个文化中心。
　　吐鲁番绿洲发现了写有鄂尔浑字母的纸张残叶。从新角度来对它们进行对比，揭示了亚洲群类突厥鲁尼文的起源。这些鲁尼文属于古代音节文字，这种音节文字大概从青铜时代出现。根据一系列特征，这种古文字不是在突厥语系社会中创造，而是在闪米特语的社会中创造。如果真是这样，突厥人很早以前就借用了鲁尼文字母。我们不知道，在何时、何地、何民族创造了这种文字。不过，对突厥鲁尼文的考古学新视觉表明，古代突厥民族的文化交流的事实。这种交流，大概属于宗教范畴。
　　新的考古研究揭开的另一个交流，表明地理上的宽度性，不延伸到遥远的古代。各种考古学文化特点进行分类，使人们产生了对古代黠戛斯11－14世纪阿斯科兹考古文化制品特点的兴趣。当时在叶尼塞制造的物品，通常是铁制品，并用银丝装饰（镶嵌）。其他民族没有制造这种物品。令现代科学出乎意料的是，在挖掘公元11－13世纪的古俄罗斯和伏尔加流域保加尔汗国城市时，我们发现了萨彦-阿尔泰工匠制造的物品。从这些物品成分以及庞大的数字可以看出，当年南西伯利亚的商业队经常旅行到东欧城市，这些城市居住黠戛斯商人和军人。阿斯科兹文化的制品在东欧深受欢迎，当地古代芬兰-乌格尔（乌德穆尔特人、马里人、莫尔多瓦人），突厥（伏尔加河的保加尔人）和斯拉夫人生产了许多仿制品。就这样，大西伯利亚之路——横穿欧亚大陆的商业之路——北方丝绸之路，被考古学家们发现。后来，俄罗斯人又沿着这条路走向西伯利亚，随后通往北京的西伯利亚铁路也经过这条大道。
　　公元13世纪，蒙古军队击溃古代黠戛斯国之后，黠戛斯人大概不再去欧洲旅行了。不过，他们特有的制品成了钦察人各类制品的样品。这种制品通过钦察人对蒙古帝国正式艺术风格产生影响。

　　关于俄罗斯考古学的新探索和新发现的概述，对它的历史阐释，让我们有能力勾出中世纪早期突厥人文化发展路线。我们将分析中国、伊朗、拜占庭等邻居文明对突厥人的影响程度。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前只从文献资料中获得信息。可是，考古学告诉我们什么？考古学家能透彻观察古代生活极其细致的特点，而在古文献中却无法发现这些特点。

　　　　　　　　　　　　　　2006年12月10日
　　

charles

好东西，好介绍

风清扬

漂亮的突厥泉，首见，锈色可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