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独钟——麦克林托克传记》

浮云过眼

孟德尔遗传学的力量。
　　最使历史学家苦恼的科学发展的一个特征，就是观点上的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一旦出现，就会长期存在，直到重新一致为止。但困难不仅在于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而且在实际上一致常常意味着特殊团体的一致。科学家组织了许多团体，这些团体常常随着研究课题、方法论、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随着影响的不同而不同。科学本身象一部多声部的合唱，其中各声部从来不是一样的，但你所听到的这些声部中哪一部是主旋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处的位置。有时候，不管你站在哪里，一些主题显得主宰其他，但是总有一些角落你可以听到一些副旋律在不停地奏鸣着。
　　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反对摩尔根-孟德尔遗传学的基本论点的，在美国已经绝无仅有了。但在俄国，在李森科的领导下，却对它进行了大力攻击。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资产阶级”遗传学支持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适应（或拉马克派）进化论所需要的则是一个不同的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新达尔文派的发展。但在五十年代，分子遗传学在欧洲大陆不及在英国和美国流行。因此，当大部分美国的分子生物学家认为卢里亚和德尔巴吕克通过证明细菌自发性的突变，已经摧毁了拉马克主义这一最后的堡垒时，生物化学家依然全神贯注于适应现象，特别在法国，适应现象显然支持了李森科复活拉马克主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科学已和政治爆炸性地混合在一起。群情振奋。以自觉同政治脱离而自豪的美国科学家，不能理解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竟然逐步政治化的情况。但在那时事情就是如此。在论争的中心，屹立着雅克·莫诺德。他是法国战时地下活动的一位英雄，一九四五年同**d闹翻了，他也是一位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他自称：“我坚持笔直的合乎逻辑的步伐，否则我会迷失方向”作为一个生物化学遗传学家，他同美国的分子生物学家的团体有很深的渊源。莫诺德坚决捍卫科学自主和逻辑的自主性。他使生物化学摆脱了目的论的语言；他通过个人战斗使生物学从李森科主义腐朽的影响下被拯救出来。作为第一步，他建议用“诱导”一词代替“适应”。在这之后，在整个五十年代，他始终献身于把生化调节的问题纳入分子生物学的轨道里。
　　到一九六0年，他成功了。那年秋天他同弗朗西斯·雅各布合作在《汇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调节分子机理的论文。翌年，在英国发表了题为《蛋白质合成的遗传调节机理》的更为完整的论文。在这模式中雅各布和莫诺德提出：蛋白质的合成并非由结构基因按密码合成蛋白质的基因本身调节的，而是被其它两种基因——位于结构基因的附近的操纵基因，和在染色体中无处不在的调节基因调节的。调节基因按密码合成阻遏物（他们认为这阻遏物是RNA，但后来证明是蛋白质），阻遏物反过来又和操纵基因结合阻止结构基因的正常转录作用。但是由于细胞内存在着特殊的化学底物能与阻遏物结合起来，使之失去阻遏活性，不再能同操纵基因结合。结构基因的转录作用就不能再恢复了。莫诺德和雅各布把全部系统——结构基因、调节基因和操纵基因——叫做一个操纵子。在一九六一年的回顾总结中、他们写道：
　　　　化学的生理学和胚胎学的基本问题是了解为什么组织细胞并不始终显示出基因组内全部潜在的固有性质的……调节基因和操纵基因的发现、结构基因的调节活动被阻碍，表明基因组所包含的不仅是一系列的蓝图，而且还包含了蛋白质合成协调的程序和控制其执行的方法。
　　这项工作的成果是修改了中心法则，大大地扩大了它的范围，指令从DNA单向传向RNA，再传向蛋白质，在这一法则上增加了重要的反馈形式。但中心法则的基本特征依然保留了它的设想：“一旦信息进入蛋白质，它就不能再出来。”但现在，蛋白质或其它化学物质，至少能影响信息的流动率，从而调节了全部体系的功能。莫诺德和雅各布所提出的这一设想提供了在一个细胞内基因是怎样起作用的一个令人满意的分子模型。其结果是将生化遗传学的全部领域引入了分子生物学。
　　当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在《汇报》上看到莫诺德和雅各布的第一篇论文时，她非常高兴。他们对细菌体系的优美分析和她自己对玉米体系的研究十分相似。两者的共同点是对两个控制因子的识别：一个在结构基因附近，直接控制它的活动；另一个独立存在，通过它对第一个控制因子的影响，间接地控制了基因。事实上控制因子在其自身的体系里是可移动的，它们在最初被发现很可能是因为这个，但对于操纵这样一个控制体系则不是最关键的。实际上，在处于麦克林托克Spm体系控制之下的一个基因的位点，是同莫诺德和雅各布所谓的“操纵”基因相类似的。Spm因子本身是固定的——正象在细菌体系里一样。
　　最后，在她使她的知识让世界共享的努力经过十年的完全挫折之后，一个回声被传回来了。她对控制和调节的思想，同莫诺德工作的相似之处令人震惊。后者似乎恰好提供了足以削弱迄今为止她所面临的对抗所需要的那种独立的证据。现在她应该能把这一故事的其余部分讲下去并能得到倾听了。
　　她立即寄了一篇题为《玉米和细菌控制体系的比较》的论文给《美国自然科学家》。在这篇论文里，概括了Spm体系的基本特征，她总结说：
　　　　预期这样一个控制基因活动的基本机制，会在所有的生物内进行操纵。在较高等的生物里，由于缺乏鉴定象这样一个控制体系的方法，可能使得它们迟迟不能得到普遍的承认。虽然有很多遗传学的和细胞学的证据，表明确实存在着控制体系。预期在较高等的生物里发现的控制体系会显示出更为复杂的结合水平。
　　她还在冷泉港的大学研究班讨论会上提请注意那些相同之点。听众中有很多人是非常激动的，但使他们激动的却是莫诺德和雅各布的工作成果及其所表明的可能性。她原来以为接着将是接受她自己的研究成果，然而那却并未发生。玉米的控制日子依然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
　　问题部分在于转座的意见依然难以理解。现在她是真正地惶惑了。为什么转座竟是如此的异端？在当时，生物学家已熟悉这一情况；病毒DNA很容易插入（并从那里释放出来）细菌的DNA内，常常携带细菌染色体的片断。在有些情况下，可在不止一个插入的位点鉴别出来。那么释放和插入的DNA片断为什么如此不同呢？认为一个发现有道理，而另一个发现却没有道理，麦克林托克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合逻辑。是什么看不见的障碍使得转座不被人接受呢？
　　麦克林托克的同事们的看法如此缺乏逻辑性，看来已不是第一次了。理由是什么呢？对于麦克林托克，这就是她所谓的“不言而喻的设想”——一种对模式无保留的信奉，它阻碍人们用新思想看待资料。这些不言而喻的设想，在什么是可以考虑的和什么是不能考虑的之间，不知不觉地硬划了一条线。他们甚至连逻辑上的荒谬也看不见了。“他们不知道自己被模式捆住了，而你无法向他们指出这一点……即使你努力这样去做也罢。”同年轻的科学家打交道，她觉得不困难。但她认为有太多的同事，老龄给他们带来了头脑的僵化。多年以来，他们阅读文献，听取研究班讨论会的报告，使得他们越来越难以意识到本身较为隐蔽的设想，而不愿听取新事物。而对新事物不熟悉使他们日益不会思考问题，人们忘了对资料的解释可以改变，忘记了理论和模式是往来不定的。麦克林托克认为，最大的危险是人们在自以为是的基础上试图解释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模式从它第一次开始发表时，就使我觉得这样讨厌。”单纯出于感情，就把模式错当作是现实，她说，“中心法则就是其中之一。”
　　要解释所有的调节形式，只靠莫诺德和雅各布的操纵子理论还是远远不够的。“某些工作在研究细菌时可能需要，在研究较高级的生命体时，可能就不需要了。”麦克林托克指出：“真核生物是一大堆细胞组成的。在生物体的不同部分，没有两个细胞能够做同样的工作。困此，一定会有象从细菌中所得到的那种截然不同的控制基因。细菌是高度进化的生命体，它们的操纵子是头等的——非常的经济。（但）在较高级的生物体里我们用不着那么经济。”
　　分子生物学家对真核生物一概不考虑。“他们不去探索这些细胞在进化中经历了些什么。”按照麦克林托克的说法，“生物体能干各种各样的事；它们能干奇异的事。它们干了我们干的所有的事。它们干得更好、更有效率、更加不可思议……。试图把所有的事都塞进一条法则里去反而使它起不了作用。……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种能符合所有情况的中心法则。事实证明，任何机制只要你能想得出来，你就可以找到它——即使那是一种最异乎寻常的想法也罢。任何事情……即使没有大的意义，它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因此，如果材料告诉你，‘那可能是这个’，又是那个。不要把它搁在一边，说它是一个例外、一个畸变、一种沾染物……它就是一直在发生着的，而它又提供了那么多有用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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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员在每个领域所遇到的挑战，就是要打破不言而喻的设想的神秘束缚。这样，他们就能让实验的结果自行发言。麦克林托克说：“我认为大部分工作是因为人们要把一个答案强加上去才做的。他们已经有了答案，他们（知道）想要材料去说明什么。”当材料告诉他们别的什么时，“他们不是去承认它，或者说，他们认为那是一个错误，就把它扔掉……但愿事情象材料向你说明的那样该多好。”
　　分子生物学家甚至比“倾听材料”更不愿意听麦克林托克的。他们从自己实验所得的信息就成了他们的模式，而模式的大厦是以压倒之势成功的。麦克林托克可能以为她同生物学的现实是紧密地接触着的，但她的许多在冷泉港的同事们却认为，她好象是日益脱离了接触似的。墨守于老式的概念、个人的偏执这一陈规。他们越来越认为，她的洞察力似乎不属于科学。她好象乐于信奉她的异端地位或至少以此为乐趣。在私底下，她对佛教思想保持严肃的兴趣。正如艾德里安·西比最近评论的那样，“如果其他的科学家都拒绝存在UFO（不明飞行物）的想法，麦克林托克可能会不作决定，直到她能够证实或者反驳它们的存在为止。”
　　一九六0年，她在研究班讨论会上的发言，是她在冷泉港向她的同事们为解释她的工作而作的最后尝试。她认为她尽了最大的努力。时间过去了，她继续她的研究工作——跟平素一样工作乃是一种可靠的安慰和支持的源泉。她从自己的了解中而不是从她的同事们那里得到报偿。
　　正象她长久以来就发现的那样，如果一个人足够小心地仔细观察的话，一个简单的生物就会向他揭示自己的秘密。它会告诉你许多个而不只是一个调节基因表达的机制——正是在需要时，机制能使它的细胞生产其所需要生产的东西。它是一种精巧异常的平衡计时表，能够重新调整其所需要调整的。有些机制涉及大量的基因重组；有些机制只调整基因表达而不改变DNA的组成。虽然她不能提供有关这些事件的任何分子解释，但是她能够清楚地看到它们的影响。毫无问题，它们都是在发生着的。问题是要说服别人，这却是她所办不到的。
　　如果过去她因为自己的观点而感到孤立的话，那么现在她的孤立有了新的发展。分子生物学的成功给生物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想象，这一想象，把简单模式的力量摆在了用来说明生命现象的复杂性的高度上。而现象没有能够对抗这一说明的余地。分子生物学家是生命科学家新的一代：年轻、不虔诚、而且具有压倒之势的自信。他们把生物学转变为他们所认为的真正的科学——这一种科学比最热忱的实验学家所可能想象的更象物理学。
　　直到十九世纪末，生物学一直主要地是一门观察的科学；生物学家通过用文件记录和描述的方法试着抓住自然的奥秘，那已不同于先前的解释了。二十世纪早期，生物学转变为实验的科学。但许多研究人员仍然信奉生物体的完整性，保留着对自然丰富多采变化的虔诚。直到分子生物学的出现才发生了同早期的传统作最后决裂的情况。长期存在着的把生物作为整体和组成它们的理化作用的紧张关系，最后终于解除了。现在终于可以把生物学看作分子力学的科学，它不再是有生命的生物甚至“有生命的机器”的科学了。老资格的科学家如麦克林托克依然承担了探讨生命固有奥秘复杂性的任务，但他们只能指望退让。新的一代创造了一门新的生物学。
　　现在，麦克林托克在冷泉港肯定是少数派，她知道唯一的选择是退却，进一步地撤退。幸运的是，在五十年代末，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选择。那是以国家科学院请柬的形式到来的——一份请柬，使她不止从一个方面远远地离开了她的调节和控制的研究课题。我们考虑，只能很简单他说一说这段迂回曲折的故事。
　　国家科学院已经发现了一种对南部地区上生土长的玉米的严重威胁。在农业上，由于玉米种植发展得很快，如果不采集和保存籽粒的话，土生土长的系将会很快地消失，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他们问麦克林托克是否能够帮助训练所需的本地的细胞学家去实施那项计划。她立即同意了——主要出于责任感，但或许是想离开。那意味着一次休假，一次旅行（她很快就能流利地说西班牙语了），并很快地被证明那是一次对一系列新问题进行创造性思考的机会。由于研究了特殊染色体型的地理分布，她不久就开始再次识别这些玉米的模式。通过这些玉米模式，她认识到有可能追踪美国人民迁居和交易的模式，也就是说，通过重建玉米作物的生物学史，可以重建人类的迁移史。关键之点在于，玉米不象其它的谷物，它只在有人居住的地方生长。因为玉米种子是紧紧地包在壳里的，这种作物的繁殖全要依赖人类插手。所以，当麦克林托克看到染色体结构的变异属于一个地理型而反映了连续的杂交循环时，她知道人类学者对这一资料是有巨大的兴趣的。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0年，她在美国中南部消磨了两个冬天。她把其余的数据留给她的同事去收集。她自己的总结报告，就是她十多年之久研究的结果，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发表。与此同时，她决心顽强地继续她的转座研究。她说：“我知道我是对的。”一九六五年，她作了第四次尝试：在布鲁克黑文讨论会上描述她的发现，但毫无结果。在此期间，生物学界给她送来了新的荣誉——一九六五年康乃尔大学任命她为安德鲁·怀德无任所教授（一项不住在工作地点的任命）；一九六七年国家科学院挑选她为金伯遗传学获奖者；一九七0年她接受国家勋章——这一切给了她一些鼓励，但不能使她得到安慰，因为她的最重要的发现被拒绝了。最后，在七十年代中期到末期，当分子生物学的面目变为极度复杂时，她从玉米籽粒中所看到的模式，才开始被其他人看到。
　　生命的奇迹在于，尽管我们生活在周围的世界里，现实却继续使我们惊诧。科学的美好在于，尽管有不言而喻的设想，它还是会使人感到惊诧。从六十年代中期起——开始十分缓慢，但最后，无可置疑地——就在分子生物学家所研究的生物体内一些新的实验发现，开始削弱了他们对基因组的稳定性的自信心。无疑地，生物体异常精确地进行自身的再生产。怔据不断地增加，它使得对基因重排的环境，有了广泛的认识。
　　鉴于对中心法则普遍寄予信心，它本身从分子生物学中冲出来这一事实，看来是有些令人惊诧的。但与此同时，要想象情况不是那样的，同样也很困难。从经典遗传学过渡到分子遗传学的过程中，使证据服从于结构的这一想法已完全改变了。如果分子生物学家从他们自己的方法论中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信心的话，他们对他们前辈的实验工作相应地缺乏了解，看来他们不言而喻的设想会不可避免地向他们自己的地盘提出有效的挑战。
　　这一新事物某些部分的第一个迹象孤零地看来并非很激进，但是由于它削弱了转导和转座的差别，它为后来的挑战开了路，转导是个大家都知道的现象，在这现象中证实噬菌体有能力从一个细菌染色体携带遗传材料的片断到另一个细菌染色体。它同转座的不同在于噬菌体插入的座位不同。因而，有可能插入细菌的基因或造成缺失，这表明转座是唯一受限制和固定的。但A.L.泰勒在一九六三年发表的未引起人们注意的论文里，已经说明有某种噬菌体，名为mm ,能够把自己插入细菌染色体的大量座位中，甚至很可能是随机的。这意味着，mm 从一个细菌移到另一个细菌；或在同一个染色体里，从一个座位移到另一个座位，mm 能够起一种引导遗传“转座”动因的作用，虽然泰勒自己并没有管它叫那个。mm 这个词是几年之后才使用的。尽管没有明确提及麦克林托克，乔纳森.贝克威思、伊桑·赛纳和沃尔夫冈·泼斯但一九六六年在一份报告中，曾经提到涉及“F因子”（一种类病毒出于在细菌细胞内自发地复制）类似的现象。
　　下一步更为惊人。到六十年代末期，生物学家们在一些实验室里勤奋工作，试图了解发生在大肠杆菌操纵子里的一种新突变。这些突变似乎构成了全部自发突变的大部分，在许多方面是异乎寻常的。首先，它们不但使突变基因不起作用，而且对基因产生了（或者，至少在某一情况下促进了）强烈的抑制作用，使之从这一受影响的基因移向其它基因。其次，它们能够自发地回复，但不能对已知的诱变因素作出反应的这一事实，使人想到，这是由于某些染色体发生了畸变。很快发现它们是由于一小段特定的DNA片段插入（插入顺序）一个结构基因或调节基因所引起的。这些插入顺序并非象噬菌体那样是外来的，而是从细菌染色体上的某处置换出来的物质。它们插入标志着一个突变的某个基因，对其进行切割即可造成回复。切割常是准确的，它导致正常基因作用的恢复。但偶尔切割不准确。插入因子常带走一些邻近的遗传物质。这样它们就能够携带新的遗传物质到一个新的位置，正向或反向插入。通过这一机制，插入因子能够造成染色体缺失、移位和倒位——总之，正是麦克林托克已经识别的那种遗传重排，这是由玉米转座所产生的。插入因子的作用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不清楚的，但自从第一次识别出插入因子之后，就清楚它们是可以控制基因开关的。因此，看来它们可能同调节和控制现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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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鉴定插入顺序后不久，发生了一个甚至更戏剧性的情况：在沙尔门氏菌细菌中发现了基因的流动性，这一次是直接与药物有关的。如所周知，有时表现细菌抗药性的基因是能以惊人的速率传开的。在七十年代中期，它们迅速扩散的情况是通过它们在染色体的流动性而发现的。通常把位于一个染色体外的DNA的断片称为质粒，这些基因在噬菌体的背部移动。由于这，才第一次观察到了它们。那可能仅被看作是转导的一个例子（同在mm 中所发现的相似），但不久即被证实为噬菌体独立进行的一种现象。抗药性的基因，无论单个的或成群的，看来是随意移动的：从质粒到噬菌体；从噬菌体到细菌染色体；从染色体上的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再从那儿到另一噬菌体。那使得它流到了另一个细菌上。分子分析表明携带抗药性密码的基因插入了带有独特结构的因子，这使人联想到可能是一个机制来控制它们的流动性的。对两端的基因进行约束的DNA的顺序的特征，是能够反复地相互转化（或有时反复地直接转化），通过同源的碱基对，它们能够互相结合，从而形成一个独特的干和环的结构，这一结构在电子显微镜下现在已看到了。事实上，正是由于观察到这些结构，因子两端重复顺序才得到了证明。最后，整个因子被称为转座子。
　　插入因子、抗药性基因和噬菌体mm 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在不能正常重组时，它们能自行插入细菌染色体中，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留痕迹。在所有三种情况下，其结果都是遗传重排。调查研究这些因子的分子结构，可迅速揭示更多的共同点。已发现约束抗药性基因的DNA顺序是极为相似的，在有些情况，同约束插入顺序的DNA顺序相同。因此，似乎有理由设想插入顺序。在细菌染色体上有多份的复制品，它们可能作为基因整合的座位，这些座位在几段同源的DNA的两边。甚至还表明它们构成了“染色体调制结构的接合处。”反复约束转座子端点的关键性作用，因发现一对mm 噬菌体能自行附于一段细菌DNA相对的两端，摹拟同样的结构和同样的作用，而进一步得到证实。这一进展的含义是明显可见的——在抗药性基因中也许情况尤甚，允许这许多灵活性和这样易于传播的一种机制，对生物的进化是很有利的。这件事甚至在几年以前看来还难以想象，但现在却是合乎逻辑的。假如细菌在环境压力下，被迫作了如此快速的改变，那么很可能有那么一个机制：它能大大地增加细菌的适应性。
　　当时，可移动遗传因子（或有时被称为“跳跃基因”）已引起了普遍的激动。但细菌转座的论文并没有提供足以维护麦克林托克所发现的玉米转座因子的证明。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旦转座现象在较低等的生物中牢固地确立了，问题就转为：在较高级的生物中会产生转座吗？彼得·斯塔林格和海因茨·萨德勒是第一个（早在一九七三年）描述插入顺序（IS）和麦克林托克的工作的，但直到一九七六年，他们才取得了成果。那年，在冷泉港“DNA插入因子、质粒和游离基因”专题讨论会上，明确地承认用麦克林托克的术语“转座因子”来说明所有“能够插入基因组的几个座位DNA的断片。”会议记事在一年后印行。虽然在这以后，还是没有人能十分肯定。最热心鼓吹细菌和玉米相似之点的萨德勒本人写道：
　　　　不管在染色体和质粒的进化中IS的作用如何，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如玉米、果蝇和其它真核的生物上也可看到这一形式上相似的因子，究竟这些真核的组成成分同已知的原核生物的IS因子起源有无任何关系尚有待推测。
　　踌躇的理由是多方面的。其一，对这一工作分子方面的调查研究，使得这一类推难以成立。细菌的转座是通过插入因子的结构特征来识别的。麦克林托克的工作则是全部基于对它们机能的推断。因此，如果不能识别玉米因子的结构特征的话，就不可能对细菌和玉米的相似性具有信心。此外，分子遗传学家对玉米遗传的错综复杂仍然一无所知，麦克林托克的论点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一九七七年，帕特里夏·尼维斯和海因茨·萨德勒迈出了一大步。他们在通晓麦克林托克体系细则的基础上发表了精心推理的论文，利用细菌和玉米现象的相似性，提出了真核控制因子的分子模型，并因此使他们的同事们向玉米靠近了。
　　两个体系之间的最大区别可能依然存在，对它们的功能还得作一些了解。玉米转座的主要意义在于它的调节功能。麦克林托克管她的转座因子叫“控制因子”。因为它们所起的是调节自己的和邻近基因功能的作用。她揭示了它们具有调节遗传作用的精确时间的能力——它们是按照一张时间表进行的。这张时间表部分由控制因子出现的数量决定。细菌转座并不是难以捉摸的。插入因子可能打开和关闭基因，但甚至在这以后，它的作用仍由它们插入的方向来决定，它们只是通过参加破坏遗传顺序的正常机能而起作用的，这一看法毋庸置喙。
　　在细菌中所发现的最接近“控制因子成分”的因子可能是沙尔门氏菌的“来回转向”开关。早就知道这种细菌能交替产生两种细菌鞭毛。一九七八年，这个使得产生从一个到另一个改变的开关，作为能周期性地改换它的方向的特殊的顺序，被识别出来。在一个方向上，开关“打开”，产生了一种鞭毛；在另一个方向上，开关“关闭”，产生了另一种鞭毛。但甚至有了这样惹人注目的调节例子，也不能从对细菌的研究中推断出任何有意义的发展。大多数研究人员依然怀疑任何形式的转座能否这样来归结。总之，转座基本上被看作一种异常的现象——它在进化上可能举足轻重，但决没有想到它会同组织的发育有牵连。
　　没有人比麦克林托克自己更清楚她和她同行们之间的区别了。在某种程度上，区别反映了她自己和他们对遗传学的兴趣不一致。她主要的兴趣在于机能和组织，而他们主要的兴趣在于机制。但同时，那部分反映了所研究的生物的区别。细菌如大肠杆菌和沙尔门氏菌没有发育周期，而较高等的生物是有发育周期的。因此，直到生物学家开始注意到真核系统，并在其中发现同样的现象，转座的重要意义才被人们所认识，那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梅尔文·格林早已报道了与果蝇的发育有关的转座证据，酵母是因展示这样的作用而引起广泛注意的第一种较高等的生物。与性的补体作用相对应的两个不同的发育阶段，表明是从两个基因中的一个物理插入第三个位点（交配位点）而造成的，是由基因组上不同的位置造成的。在最近几年里，杰拉尔德·芬克和他的合作者所进行的研究，表明酵母和玉米是非常相似的：它们在某一位点上不稳定的突变体是控制氨基酸组氨酸的合成的。芬克体系和麦克林托克称为Spm的体系（起抑制-诱变作用）是如此全面的相似，使得芬克在他自己的体系里采用了和麦克林托克体系同样的名称。在玉米里，Spm体系有两个因子：第一个（“接受器”）插入或靠近一个基因，引起一个突变表型；第二个（“调节器”），一般远离上述基因，控制和调节第一个因子的活动。调节因子同时控制两者，第一个因子抑制（或增强）在调节因子或者附近基因的作用（抑制活动），也抑制第一个因子（增变活动）的切除频率。酵母Spm体系是同样类型的，但芬克很小心地补充说，名称相同，并不表明机制也相同。
　　在进化的梯级上稍微升高了上步，研究人员在果蝇中已发现了更多的“跳跃基因”，其中有一些看来与发育直接有关。在一群名为复胸复合物的基因里（因它控制昆虫节体的发育而命名）转座已被鉴定具有大量潜在突变的机制，这戏剧性地影响着果蝇的形态学。一种遗传因子从一个座位移到另一个座位能够引起发育指令的改变而形成这样的情况：譬如说，多了一条腿少了一个翅膀，或形成其它突变，多了一个翅膀少了一个复眼。这样，几乎所有与转座联在一起的发育现象都不正常了（玉米的情况也如此）。有些生物学家便开始思考，遗传重排同样是正常的真核生物的发育特征。支持这观点的最有力的证明可能来自对哺乳动物细胞抗体的研究。在许多实验室里，研究人员已经证实过，多种多样抗体分子群体的增殖取决于在发育过程中常规发生的遗传重排。在一篇回顾最新证据的论文中，詹姆斯·夏皮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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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须赘述，细胞分裂同调节事件有联系，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实际上等于零，然而现在已清楚那种联系是确实存在的。在玉米籽粒里流动的遗传因子控制着那些异乎寻常的模式，这可能是典型的正常发育程序，而不再是例外情况了。

　　夏皮罗接着又写了另一篇论文。其主要论点之一是强调“麦克林托克及其他研究经典细胞遗传学的，一定要建立基本的背景情况。这样才能从阐明分析DNA顺序和染色体精细结构工艺进展中得到大量数据。”
　　麦克林托克从这些支持中得到了鼓励。在最近几年她对她所看到的在转座中所包含的东西更加直言不讳了。一九七八年，她递交给斯塔德勒专题座谈会的题为《迅速重组基因组的机制》的一篇论文，越出了发育的控制和调节这一研究课题，而讨论更普遍出现的重组基因组的固有机制问题。这机制在内部和外面的压力下发挥作用。她回顾了对损伤性的压力作出反应的特定机制的证据。这种压力“能够提供有秩序地操纵基因控制体系的新组成的基因组，同时仍旧保留了那些再次对压力作出反应的因子。”这一演化所包含的东西是很大量的，虽然有些还不清楚。但正如一九八0年她在一篇论文中所总结的那样：
　　　　毫无疑问，有许多但并非全部生物的基因组是脆弱的，而激烈的改变可能以很快的速率发生。这些能导致新的基因组成，使基因表达的类型和时间控制发生改变……由于重组基因组的类型是由这样的、已知是没有限制的因子所引起的，它们的大量释放，继之又稳定下来，就能导致形成新种甚至新属。
　　麦克林托克对转座研究的意义已得到了人们的公认。但对她的想象力的更为激进的对抗依然既深又广；许多生物学家把它们当作纯属（如果尚没有失去控制）投机。这样巨大的对传统观念的挑战需要比它们所感觉到的更多的证据。麦克林托克本人对转座的发展顺序的证据，直到今天也只有很少的人懂得。至于她的关于对压力所作的遗传反应固有机制的论点，懂得的人就更少了。继续有一些人贬低她、取笑她。对他们来说，“麦克林托克主义者”成为不科学的代名词。
　　尽管如此，甚至怀疑论者也必须承认：基因组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而是一个处于动态平衡状态中的复杂结构。转座因子——全都有同样的结构组织——是高等和低等生物所共有的一种特征。它们既非无定局也不是孤立的现象。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梅尔文·格林在戴维斯所说的，“它们无处不在，在细菌里、在酵母里、在果蝇和植物里。很可能甚至在小鼠和人身上。”但是，正因为它们包括了遗传机制、发育和进化等内容，所以依然是一个不断争论的题目。较保守的思想家们把它们当作一种有趣的、甚至是令人惊奇的新的机制，应该归到关于细胞机制的基本组成的科题中，而不应该是对DNA自主性或首要地位的根本挑战。确实，转座允许比过去所想的更为迅速的进化，但对他们，遗传改变依然是偶然的，中心法则和自然选择的理论依然基本上原封未动。这些思想家们对转座的主要兴趣，在于它的机制。它的发生并不包含生物学思想发生革命的意思。其他人，尽管——那人数在增加——已看到在染色体的动态性质和原先的静态看法之间出现了矛盾，但还没有人能彻底解决这一矛盾。是否有必要重新考虑基因组内部的关系，探索内部反馈能产生有计划的改变的状况呢？或者是否有必要重新考虑基因组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探索DNA能从中反映环境的影响的状况呢？抑或两者都需加以考虑呢？
　　毫无问题，遗传器是遗传信息基本稳定性的保证。同样毫无问题的是，它是一个具有比早先所想的更为复杂反馈形式的较复杂的体系。未来或者会显示，它的内部的复杂性有如能够使它不仅为生物的生长周期编制程序，能精确地世代进行复制，而且在环境压力足够大时又自行重新进行复制——从而产生从生物的经验得来的“学习”效应。这一图画确实可能是够激进的，而且与麦克林托克的想象力十分酷似：它将包含遗传变异的新概念；那既非随机又非有意的——而这一对进化的理解，超越了拉马克和达尔文。

第十二章　　情有独钟

有两个同样危险的极端——拒理智于门外和引入不存在的东西

——帕斯卡尔

　　如果说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的故事说明了科学也难免有错，但同时也是科学事业兴旺的见证。最后她被证明为正确的一事说明了科学的力量终究克服了它本身的近视；它提醒我们，科学的局限性并不总是增强科学本身的。它们特有的方法论迫使科学家们不断地遭遇到即使以最完美的理论也不能自圆其说的种种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特定阶段，偏见严重地妨碍着科学和自然沟通。但有些渠道依然敞开；通过这些渠道，自然找到了再表现本身的方法。
　　麦克林托克对生物学贡献的故事还有较难理解的另一方面：在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究竟是什么使科学家有远见卓识而最后发表了那么丰富的论著的呢？是什么使麦克林托克对遗传学的奥秘比她的同事们了解得更透彻更深入呢？
　　麦克林托克的回答很简单。她一再告诫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有时间去看、有耐性去“听材料对你说话”，敞开大门“让材料进来”，但最主要的是一个人必须对生物有特别的感情——“情有独钟”。
　　他必须了解“生物如何生长；了解它的各部分；了解它什么时候会出毛病。（一个生物）不是一块塑料，在生长过程中，它不断地受环境的影响，不断地显示特征或受到伤残。你得意识到这一切……你得对植物了若指掌，如果发生了变化……你（能）一看植物立即知道伤害……擦伤、咬伤或风刮伤的由来”。你得对每一棵植物有一种钟情。
　　“没有两棵植物是完全相同的，它们全然不同。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这些不同所在”，她解释说，“我从苗期就着眼观察一直不离开它。如果我不是自始至终地观察植物，我就不认为我真正知道了它们的历史。因此我对田里的每一棵植物都了解。我熟悉它们，我把了解它们当作最大的乐趣。”
　　麦克林托克多年来悉心进行研究，使她有可能非常熟悉生物。这是她卓越的理解力颖悟的前提。“我曾研究了那么多的玉米植物，以致当我一看到那东西我就能立即对（它们）作出解释。”从文字和图形两方面，她“对生物的钟情”都扩展了她的想象力。与此同时，那种独钟之情支持了麦克林托克终身作单枪匹马的努力，由于那钟情，甚至她从事的职业对于她都是丰富多彩的，更不用说她得到人们亲切的安慰了。
　　没有科学家方面深厚的感情上的投资，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正是这感情上的投资为持续的紧张、经常的劳累提供了推动力。爱因斯但写道，“…牛顿和开普勒急切地渴望了解这个世界所揭示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道理，这就是他们能够长期孤独地去解决天体结构机理的原因吗？”而麦克林托克对生物的钟情不仅是渴望去掌握“世界所揭示的道理”，她渴望着从本质上通过推理站在远处去看这个世界。
　　对麦克林托克来说，推理——至少按照这个同的惯例含义——是不足以说明生命形态的千变万化及其奥秘的。生物有其本身的生活和秩序，科学家们仅能了解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发明一种能具有和生物的巨大能力相类似的模式，这种能力使生物能作出种种适当的处理，以保证让自身能生存下去。相反地，“凡是你能想象得出的任何事情，你都能够发现。”与大自然的精巧相比较，我们的科学知识就相形见绌了。
　　对麦克林托克来说，发现转座首先是找到了探索复杂的遗传结构的线索——将细胞质膜和DNA合并到一个单一的机构中的精妙指示器中去。正是这综合的机构（和谐得象管弦乐曲一样）使生物能够在许多方面以令人惊诧不已的方式应付本身不管是怎样的需要。这种令人惊诧的能力给予麦克林托克以巨大的喜悦。例如，她回忆起二次大战刚结束时对果蝇辐射效应的研究，“结果，经过恒量辐射能处理的果蝇比标准情况下的果蝇更为健壮。是这样，它们更加乱蹦乱跳，这是和早先设想的情况绝对相反的。我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我高兴极了。用DDT作实验，结果也相同。人们曾以为喷洒DDT可能立即杀死这些昆虫，但昆虫正开始对你加诸于它们的做法而蔑视你呢。”

浮云过眼

　　我们之所以惊诧是由于我们倾向于低估有生命生物的韧性。植物的适应能力特别不被理解。“动物能到处走动，但植物不得不待在原地用精巧的机制做同样的事。……植物是非常特别的。例如，你捏一下植物的叶子，就会引起电脉冲。你不可能碰了植物而不引起电脉冲……。毫无疑问，植物具有各种感受性。它们对周围环境作出大量反应。它们几乎能够作出你能想象到的所有事情。但由于它们固定在那里，任何在路上散步的人都把它们当做是一块看得到的塑料场地，（就好象）它们并不真活着似的”。
　　一个细心的观察者会知道得更多。在任何时候，对任何植物，只要观察者有足够的耐性和兴趣，就能看到乍一看所忽视的无数生命的迹象。“夏天，当你在路上散步时，你会看到郁金香叶，如天气炎热，叶子自行转过去背向太阳。你可以看到什么地方太阳照射到了，什么地方没照射到……。（事实上）在叶子生长着的有限的地域内，它们大幅度地转动着。”这些生物“大大地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首先正是学术上的需要和兴趣，才使得我们的能力不断增长。一个有明确目的的观察者所具备的才能，是一个漫不经心的旁观者永远想不到的。多年来，麦克林托克心中滋长着一种特殊的、和谐的理解能力，这提高了她的识别能力。直到最后，她所研究的目标客体凭其本身而成为主体。它们要求她关心它们，我们大部分人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才经历过这种情况。对麦克林托克来说，“生物”一词是一种名词——它不光是一种植物或动物。（“生物的每一组成就象是每一其他部分的生物一样”）——而是一种有生命形式的名字、一种反客为主的名字。她毫不夸张地补充说：“每次在草地上散步时，我感到很抱歉，因为我知道小草正冲着我尖叫。”
　　这也许略带诗意，但麦克林托克可不是一个诗人。她是一个科学家。那标志着她对有生命形式的根本秩序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她使用了科学装置获得了秩序的入门。她使她的洞察力进入了共同的科学语言——即使是在这样做时需要改变那种语言也罢。现在，分子生物学家在DNA的结构和性质方面揭示了规则和令人惊诧之处。但那并不表明要打破（生命形式）的秩序，而只是表明面对大自然实际状况的千姿百态，我们的模式不相适应罢了。细胞，还有生物有它们 自己的结构，这一切并非随机的。
　　总之，麦克林托克同其他自然科学家们所共同信奉的是：自然是有规律的，献身于这项工作就是阐明那些规律。此外，她还意识到：推理和实验虽然被称为是进行这一探索的主要方法，但却是不够的。在这里，再引用一次爱因斯坦的话：“……只有直觉，以和谐的理解力为依据，才能得出（这些规律）；……日常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打算和计划，而是直接来自内心。”
　　对自然深切的敬畏，对已知的进行综合的能力——这些反映了与纯理性事业的形象，不同的科学的形象。然而这两种形象在整个历史中是共存的。我们熟悉神秘主义的形式（信奉经验的统一、自然的完整、自然规律的根本奥秘等）都在科学发现的进程中起了必要的作用。爱因斯坦管它叫作“对宇宙的虔诚”。而创造性洞察力的经验反过来又支持了这些信奉，并培育了科学方法有其局限性的这样一种意识和正确评价由其他途径得到知识的方法。麦克林托克对这些思想兼收并蓄，并无例外。但例外的是她表达的率直——她以其所掌握的、以其所说的。以其和我们已习惯的科学思想背道而驰的态度而自豪。在她的心目中，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方法的本身不能给予我们以“真正的理解”。“科学方法为我们提供的关系是有用和正确的；在技术上是惊人的；然而它们还不是真理。”而且它决不是获得知识唯一的途径。
　　麦克林托克坚定不移的信念是：除了科学上所采纳的常规方法之外，还有其他正确的方法可以认识。她从毕生的经验中得出：科学告诉我们的绝无仅有。她宁愿丢下一个玉米单颗籽粒的模式也不能弃置这些方法于不顾。或许正是由于麦克林托克坚守她本身的经验原则，才使她在异乎寻常的信念方面比大多数其他科学家更为开诚布公。相应地，她向其他人公开她非正统的观点，不管她是否同意他们。例如，她回忆说，在四十年代末，一位来自华盛顿卡乃基学院的物理学家迪克·罗伯茨在冷泉港作了一次题为超感官感觉的演讲。虽然当时她在城外，但当她听到她同事们抱有敌意的反应时，她被激怒了。“如果他们对这课题同我一样无知，他们就没有理由抱怨。”
　　多年来，她对西方人所不习惯的学习方法保持着兴趣。她曾特别努力学习西藏佛教徒的知识：“他们的训练方法和结果使我吃惊，致使我相信我们是在用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方法来束缚自己。”
　　有两种西藏的专门知识使她特别感兴趣。一种是“奔跑喇嘛”的奔跑。据记载这些人连续奔跑数小时而毫无倦意。在她看来这种情形正同她幼时秘密练习作不费力的浮动一样。
　　一些西藏人养成的调节体温的能力也同样给她留下了印象：“我们是科学家，我们对如何控制我们的体温根本一无所知。（可是）西藏人却学会了只穿一件小棉袈裟而活下去。在那里不管寒冬酷暑他们都外出，当他们要通过这一学业时，他们得进行某种测验。其中的一项是拿一条湿毯子盖在身上，在最冷的天气里用体温烘干它，他们居然把它烘干了。”
　　他们是怎样能够干这些事情的呢？他们要获得这类“知识”需要干些什么呢？麦克林托克开始考虑周围的一些现象：“催眠也有一种很异乎寻常的潜能。”她开始相信不仅人的体温、而且人的循环以及许多一般认为是自发的人体生理活动过程，能在意志的影响之下进行。她相信催眠实验所表明的、被西藏人所实践的精神控制的潜能是一些能够学到的东西。“你能掌握它，它是能传授的。”她开始自学。远在“生物反馈”这个词发明之前，麦克林托克就实验用各种方法控制她自己的体温和血液流动，直到她取得某种感觉时为止。
　　但是这些兴趣是一般人所不接受的。“当时我不能告诉别人，因为那是违反科学方法的……。在我们的医学生理学中，这一类的知识恰恰是我们所不碰的，（而它）与我们称之为唯一方法的知识全然不同。”我们贴上科学知识标签的是“一大堆不能相信的东西，你得到的是一大堆相互关系，但你却得不到真理……事物要比科学方法允许我们想象的不可思议得多。”
　　我们自己的方法能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但不能告诉我们另一些事情——例如，麦克林托克说，它不能告诉“那种使我有可能用未知的方法作出创造的事情。为什么你会知道？为什么你如此肯定的某些事情而你却不能告人？你不以自负的方式予以肯定……你以我称之为完全固有的方式予以肯定……你要做的是将方法纳入它们的框框。无论何处进入你的框框以后，你得将它纳入它们的框框。这样，在你了解之后，你得用所谓“科学方法”将它纳入它们的框框。哦，（问题在于）你是怎样了解它的？我认为西藏人懂得这个“你是怎样了解它的”。
　　麦克林托克不是唯一指望以东方纠正西方科学局限性的科学家。她所评论的她自己和她研究的现象之间的关系，特别使人想起许多物理学家从发现原子物理学所汲取的教训。例如，欧文·施勒丁盖尔写道：“…我们的科学——希腊科学——是基于客观上的……但是我相信，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的思想方法需要修正，或许要从东方思想中输一些血。”“量子力学之父”尼尔斯·波耳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更为率直。他写道：“为了得出一个类似于原子理论的教训，……当我们试图在生存的大戏剧里，把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的地位协调一下，（一定要转向）那种思想家，如佛陀和老子，曾经遇到过的认识论的问题。罗伯特·奥本海默持有相似的观点：“关于人的认识总的意见……那已由原子物理学的发现所说明。在性质上它们并非全部不熟悉的，并非全部闻所未闻的，或者是新的。”他又写道，“即使在我们的文化中，他们也有历史的地位。在佛教和印度教思想里更处于值得重视和中心的位置”。确实，在过去十年里，由于大量的通俗报道的问世，现代物理学和东方思想间的一致之处看来已很平常了。但在生物学家中间，这些兴趣并不普遍。麦克林托克正确地认为他们和她自己都有点古怪。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一样，她以与众不同而感到自豪。她以被人称为一个“神秘者”而感到骄傲。
　　首先，作为一个科学家，她为她有能力在她的工作中能吸收这些另外的方法而自豪。对她来说，正是这种自豪使科学的生命如此的深感满意——有时甚至是入迷。“什么是入迷？我不知道，但我喜欢它，我就入了迷。非常入迷。”
　　莫名其妙地，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常对独特的事物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说到底，每样事物都是一体的。你不能在事物间划一条界线。我们（通常）所做的只是将它们细分罢了。但那并不是现实的情况。我们的教育制度充满了人为的划分，不应让其长此存在。我认为诗人可能——虽然我不读诗——对此有些了解。”对艺术家和科学家两者来说，最终的说明工作是：人们应对看到的东西“赋予灵魂”，认为那属于它们生命所有。人们是通过鉴定来学习的。
　　关于这方面已写得很多了。但菲利斯·格里纳克，一位终生献身于艺术创造原动力研究的精神分析学家，他的评论特别接近于我们在此涉及的问题的关键。在克里纳克看来，巨大的才能或天才之花的必要条件是：在幼儿中发展她称之为“对世界的强烈爱好。”虽然克里纳克相信一种特殊范围和强度的神经反应可能是潜在的艺术家与生俱来的，她也认为在适当的环境下，这种特殊的敏感推进了一种同自然的早期关系。那好象实际上可能替代了较为老一套对孩子个人的亲密关系。自然的形式和对象提供了克里纳克称之为“集体挑选”，把孩子拉到“集体的强烈爱好”中去。
　　克里纳克的观察原是打算描述年轻的艺术家的童年。而这些观察可能恰恰描述了麦克林托克的青少年时代。据她自己说，甚至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在她的个人关系中，她也没有感到需要任何人有感情上的亲密。自然世界为她提供了克里纳克艺术家的“集体挑选”，这成了她智力和感情上活力的主要中心。通过阅读自然教课书，麦克林托克获得了其他人从个人的亲密交往中所得到的某种了解和满足。总之，她“对生物的钟情”是她创造力的主要源泉。这既推动了她，又因她进行深入联系而推动了所有的生物形式——关于细胞、关于生物体、关于生态系。
　　麦克林托克的信念是：她并不认为事物是完整的，科学给予我们的至多只是自然的片段，而较经常的则是几小片自然。正象掷硬币，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面一样。按照麦克林托克的观点，过分局限于依赖科学方法论，总是会把我们引入困境，我们把环境可怕地糟蹋了，我们还自以为是对的，因为我们在利用科学的技术。之后技术就会变成工艺。而工艺正在一耳光将我们打回头，因为我们统盘思考到得出结论。我们作出了我们无权作出的假定。从全部事物实际上如何运行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会懂得它的部分是如何运行的……我们甚至不调查，甚至不看看其余的部分是如何进行的。所有这些另外的事物都正在发生之中，但我们却视而不见。
　　她引述了洛夫运河的悲剧作为一个例子，阿迪朗达克湖的酸化作为另一个例子。“我们没有通盘思考到得出结论……如果你乘火车去纽黑文……而风向东南，你会发现纽约的烟雾正吹向纽黑文……我们就是没有通盘思考到得出结论，而只是想把它推出去……工艺是好的，但是科学家们和工程师只是部分地思考问题。他们解决了某些方面，但并没有全盘解决，结果是，问题用一个响亮的耳光把我们打回头。

浮云过眼

　　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属于科学家中罕见的那种类型。根据现代生物学实验室现状和趋向的短期观点来看，她的实验室属于可能被淘汰的那一类。最近，在哈佛大学生物系作了公开演讲后，麦克林托克非正式地会见了一群研究生和博士后生。他们遵从她的告诫“化时间去看”，但他们也遇到了困难。他们哪里有时间去看去想呢？他们争辩说分子生物学的新工艺学是自我推进的，它并没有为他们留下时间，总是有下一次实验、下一项顺序要做。流行的研究步子看来已排除了这样一种沉思姿态。麦克林托克对他们表示同情，但是她在谈话中提醒他们，“隐藏着的复杂性”继续在貌似最简单的体系中潜伏着。她本人是走运的，她以落后的工艺研究一种缓慢生长的生物。即使在旧时玉米也不得人心，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在一年之中收获两次以上。但是过了一阵子，她发现象玉米这样生长缓慢的植物，一年二熟也太快了。如果她真要分析所看到的一切，一熟就够她全力去处理的了。
　　当然，总是有一些生物学家能够证明是这种“对生物的钟情”使麦克林托克能如此多产——无论在科学方面还是在个人方面——但是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要这样做的困难似乎以指数幂增长。一位麦克林托克同时代的人说，麦克林托克自己也进行过这样的研究，“如果你真正想懂得肿瘤，你就得成为一个肿瘤，”她甚至说，“在科学中到处在谈论着成功者、专利权、压力、钱、缺钱、剧烈的竞争、命运，事物是这样的相同，我不复知道我究竟可以被列为一个现代科学家还是一种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
　　麦克林托克具有较为长远的眼光。她自信自然是站在象她本人那样的科学家一边的。证据是，她所指出的生物学革命现已发生。按照她的观点，传统的科学未能阐明的不仅是你“怎样”知道、还有你知道了“什么”。看来麦克林托克已进一步证实了有必要以她自己的，以及其他人的发现来扩展我们的科学概念。生物学的“分子”革命是由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科学的胜利。现在看来必须采取下一步是由自然科学家来探讨的再结合——这种探讨不是把诱导性的问题强加于自然，而是耐心地研究千变万化的生物。遗传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的发现，迫使我们承认细胞作用完美的一体化——而那种一体化是“我们的旧式思想所难以置信的”正象麦克林托克所看到的那样，我们正处在一场大革命之中，这场革命“将重新组织我们看待事物的方法，我们进行研究的方法”。她进一步说：“我不能等待了。因为我认为它将是不可思议的，全然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对事物的相互关系将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