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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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远离古战场刀光剑影、血火交并的嘶杀呐喊，尘封几千年的斧钺勾叉、刀枪剑戟把我们的思绪拉回了久违了的战火弥漫的岁月。古代兵器见证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见证了社会历史的变迁。文物是最为真实的历史资料，它们以其自身的形象，记录了某个历史时期曾经参与过的种种社会生活。本书即通过一件件文物，带你走近古人的生活、战争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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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现在，世界各国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普遍使用名片。其实，我国还应算使用名片最早的国家，古时称它为“名刺”或“谒”，到了明清时期又称“名帖”，一直沿用到解放前夕，就称“名片”了。它像文书的发展一样，最初也是使用竹、木简，以后逐渐改用纸。

中国古代的名片——爵里刺
   
现在，世界各国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普遍使用名片。其实，我国还应算使用名片最早的国家，古时称它为“名刺”或“谒”，到了明清时期又称“名帖”，一直沿用到解放前夕，就称“名片”了。它像文书的发展一样，最初也是使用竹、木简，以后逐渐改用纸。

　　至迟到了汉代，名刺已很流行，刺上一般要写明姓名爵里，故又称“爵里刺”。汉刘熙《释名》中解释说爵里刺就是“刺书其官爵及郡县乡里也”。至于下级或晚辈谒见上级或长辈，也可称谒，如果同时送礼，则还要加书所送钱物的数量。这令人想起《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汉高祖刘邦青年时一段耍无赖的故事。

　　一位有名望的吕公，初迁到沛县时，县令为之请客，并规定送礼不满一千的客人，坐在堂下。当时刘邦是个小亭长，哪里拿得出那么多的礼钱?他故意在谒上写“贺万钱”，实际一个钱也没送。谒送进之后，“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史记•高祖本纪》)。刘邦原为诈酒食，不料反受吕公赏识，并因此得到了一位妻子，即被后人斥为篡权的那位吕后。对于《高祖本纪》中“乃绐为谒”句，唐司马贞“索隐”曰：“谓高祖素狎易诸吏，乃诈为谒。谒谓以札书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载钱谷也。”

关于爵里刺，在《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注中，还有一则记述其第五子夏侯荣聪慧而记忆极强的故事，说他七岁能作文章，每天读上千言的文章，都能记下来。魏文帝曹丕听到以后，想试一试。一次大会宾客时，百余名客人都按习惯送上奏刺，刺上各写明其乡邑、名氏。夏侯荣看过这一百多枚爵里刺后，魏文帝让他遍谈各人的爵里姓名，竟然不谬一人，使魏文帝也非常惊讶。

　　在刺上除姓名爵里外，还常要写有表示客气和问候的话。据《释名》记载：“画姓名于奏上曰画刺，作再拜起居字，皆达其体，使书尽边，徐引笔书之如画也。”

　　从文献中可知，汉魏时奏刺是流行的习俗，因此，在当时的墓葬里我们也常可找到它们的踪迹。建国以来的考古发掘中，第一次获得的名刺木简，是1955年4月底在湖北武昌任家湾一座东吴时期的砖墓中获得的，在墓中还发现有黄武六年(227年)铅质买地券一方，墓内出土三枚字简，长18.8至21.5厘米，宽约3.5厘米，可惜字迹已漶漫，仅在一枚上可以看出“道士郑丑再拜”字样。由于字迹不清，当时难以确定它即系爵里刺，未受重视。此后，又在江西南昌的东吴、西晋墓中发现了字迹清晰的名刺简多枚，使我们对此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

1974年3月，江西省博物馆在南昌市东湖区永外正街发掘了一座西晋砖墓，内葬二棺，为夫妻合葬。在左侧的男棺中发现木简五枚，形制相同，均长25.3厘米，宽3厘米，厚6毫米，墨书。这五枚木简有三种格式，一种是“弟子吴应再拜问起居南昌字子远”，计有三枚；一种是“豫章吴应再拜问起居南昌字子远”，仅一枚；另一种是“中郎豫章南昌都乡吉阳里吴应年七十三字子远”，也仅一枚。

　　1979年6月，江西省历史博物馆又在南昌市内阳明路中段南侧清理了一座东吴墓。墓内葬三人，在其中一棺内出有二十一枚木简，大小相同，长24.5厘米，宽3.5厘米，厚1厘米。上有隶体墨书，文字全相同，为“弟子高荣再拜问起居沛国相字万绶”。

　　从以上三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对当时的名刺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可以知道一般的爵里刺是在简的开始处写明郡名、姓名并书“再拜”。其间稍空后，再书“问起居”。然后在简的下部偏左侧，以小字注明乡里和本人的字。这就是吴应墓出的第一种名刺和高荣墓出的名刺，也是发现数量最多的一种，大约是平日常用的格式。至于吴应墓所出的第三种名刺木简，加书官职和年岁，且一行直书而下，似是《释名》中所谓的“下官刺”：“下官刺曰长刺，长书中央一行而下也”，则与一般爵里刺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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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述三项更令人感兴趣的发现，是1984年发掘安徽马鞍山东吴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出土的刺和谒(如图)。朱然墓出土的木刺共十四枚，正面直行墨书，刺文有三种，一种为“丹杨朱然再拜问起居故鄣字义封”，一种为“故鄣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另一种为“弟子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木刺长24.8厘米，正与同墓出土的漆尺的长度24.8厘米相同，说明当时刺长为一尺。与上述其余几座吴晋墓不同，在朱然墓中除名刺外还出有木谒三枚，其长度与刺一样是24.8厘米，为当时一尺长，但宽度约是刺的三倍，为9.5厘米，系木牍。这也正与《急就篇》颜注牍可以“持之以见尊者”之义相合。木谒居中书一“谒”字，在右侧直书“□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杨朱然再拜”等十八字，表明当时谒的一般书写格式，即中央顶端书“谒”字，官职、籍贯、姓名及“再拜”等皆偏书于右侧。据《释名》：“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系下属进谒上级之用。《后汉书•孔融传》：“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正说明谒的使用情况。
除东吴、西晋的刺、谒以外，汉代的谒也有出土。在江苏连云港锦屏镇西汉墓出土的谒，应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标本之一，谒上书文字三行，为“东海太守宝再拜”“谒”“西郭子笔”。

　　但是还应注意一点，即墓中所放的刺是与迷信有关的，应与当时道教信仰联系在一起。东吴黄武六年墓刺简称“道士郑丑再拜”，高荣、吴应多称“弟子”，是供墓主人在阴间使用的。虽然如此，因为它还是模拟着生前的实用物，其形制、书写格式还是与实际应用的并无差别，仍不失为古代名刺的实物证据。古人为了介绍自己而投送爵里刺的习俗，以后因造纸术的进步而改用纸书，但仍保留着“投刺”一词。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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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博山香炉

“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千斵复万镂，上刻秦女携手仙。承君清夜之欢娱，列置帏里明烛前。外发龙鳞之丹彩，内含麝芬之紫烟。如今君心一朝异，对此长叹终百年”。这是一首《拟行路难》，为以气骨劲健、词采华美见称的刘宋诗人鲍照的作品。诗中借博山香鑪(“鑪”今通作“炉”)引出闺中哀怨，负心人已去，空余香烟缥缈的博山香炉，说明人心易改，令人长叹。六朝时人常借博山香炉的香与炉来隐喻男女之间的爱情，也见之于民谣，如谣歌《杨叛儿》中有“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沈水香，侬作博山炉”。亦可见博山香炉是当时日常的用品。除鲍照诗外，六朝时咏博山香炉的诗赋还有很多，今存有齐刘绘、梁沈约和昭明太子、陈傅等人的作品，但多是描绘香炉的华美，因而不如鲍诗借物隐喻，既富有情趣且寓意深刻。

　　其实，咏香炉而含隐喻，并不始于鲍诗，早在汉代已有这样的作品，如古诗中的“四坐且莫喧”一首，以“香风难久居，空令蕙草残”作为结尾，比喻世俗的人竭力追求浮名，结果好似蕙草被烧，香气很快散掉，到头是一场空虚，意似宣扬道家的思想。以鲍诗与之相比，似更具生活情趣。

　　古诗中对香炉本身是这样描述的：“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据铜盘。雕文各异类，离娄自相联。”确实很简练地刻画了汉代铜香炉的特征：在一个圆形铜盘的中央，竖立着上承炉身的直柄，炉身是上仰的半球形，以盛香料，上盖作尖锥状的山形，并开有许多出烟的小孔。盖上多雕饰精美，重峰叠嶂，鸟兽人物出没于林莽之中。使用的情景古诗中也有描述：“朱火然其中，青烟扬其间。从风入君怀，四坐莫不叹。”由于这种香炉工艺精湛，难于制作，不是一般工匠所能胜任，故古诗中用古代的巧匠来喻当代的工师，说：“谁能为此器，公输与鲁班！”其实汉代的制炉名匠，有一位的姓名还是流传下来了，那就是长安巧工丁缓。据《西京杂记》，他除能制作名贵的“常满灯”和“卧褥香炉”外，“又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丁缓制的博山香炉，今天虽已不存，但是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汉代青铜博山香炉，也颇多精品，它们应可与丁缓的作品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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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雕镂精美的铜博山香炉，开始出现在已被发掘的王公勋贵的坟墓之中。通常使用的类型，可举在河北满城的中山靖王刘胜和他妻子窦绾二墓中的出土品为例。刘胜墓中放置的铜香炉，没有承托的圆盘，柄下有圈足，柄部镂雕成三条腾出波涛的龙，以头顶托炉身。炉身上部和炉盖合成层层上叠的山峰，虽无九层至少也有六七层，峰峦间点缀有树木，神兽、虎豹出没其间，还有肩负弓弩追逐野猪的猎手，特别是雕出一些体态灵活的猴子，或高踞在峰顶，或骑在兽背，更使作品增加了生趣。全炉纹饰均错金，线条劲健流畅，有粗有细，细的近于发丝，工艺极为精湛。若于炉内焚香，轻烟飘出，缭绕炉体，自然造成山景朦胧、群兽灵动的效果(图1)。窦绾墓中放置的一件，是下面带有承盘的，炉盖也作人兽出没其间的重重山峦，但似不如刘胜墓的那件精巧。山峦下有一周由龙、虎、朱雀、骆驼及草木、图1图2云气等组成的花纹带。炉柄的造型最具匠心，雕出一个裸身力士，仅腰束短裈，肌肉凸张，孔武有力，他屈膝骑在仰首伏地的神兽背上，左手按兽颈，右手上托奇峰耸立的炉体，造型稳重而不呆滞，确有力举万钧的气势（图2）。这两件铜博山香炉的体高分别是26厘米和32.3厘米，它不但适于在当时席地起居时置于席边床前，也适于列置帏帐之中。

　　另一种类型的铜博山香炉，具有较长的炉柄，体高为一般香炉的两倍以上，看来在宴会等场面中使用较为合适。这类香炉，可举从茂陵附近1号无名冢的1号从葬坑中获得的一件为例(图3)。图3该炉的炉身也是上仰的半球形，上盖作重峰叠嶂的山形。但炉柄极长，柄下底座镂雕二龙，蟠体仰头张口，炉柄即自龙口中上伸，作五节的竹节状，柄上端承炉身。并在柄上铸出三条曲体昂首的长龙，龙头托顶在炉身底侧。龙体鎏金，爪银色，鳞甲灵动，体态矫健。全器纹饰多鎏金银，华美异常。炉体通高达58厘米，是出土同类器物中最高的实例。炉上有铭刻，知系宫内所造，原为未央宫物，后归阳信家，当时称作“金黄涂竹节熏卢”，说明当时香炉和熏炉的名称是通用的。上面所举的实例，都是工艺精湛、只有皇室贵胄才能享用的奢侈品。至于一般官僚地主的用器，则形体较小，装饰也较简单，除了青铜铸造的以外，也有陶制品，一般也是由承盘、炉柄、炉身和山形有孔的尖锥状炉盖所组成，也有的在山形盖的顶峰饰一振羽翘尾的朱雀。但墓中随葬的陶质博山香炉，有些属于制工粗劣的“明器”。
魏晋时期，皇室贵胄中铜博山香炉沿用不衰。据晋《东宫旧事》，太子初拜，“有铜博山香炉一枚”；太子纳妃，“有银涂博山连盘三斗香炉一”(《太平御览》卷703)。但至今我们还没有在晋墓的发掘中，获得过精美的铜博山香炉，因此还难以说明是否与汉代博山香炉的形制有区别。南朝依西晋遗风，博山香炉仍然流行，因此才产生前述的那些咏博山香炉的诗赋和谣歌。这些诗赋中用华丽词藻渲染描绘出的博山香炉，似乎镂雕有不少颇具故事情节的人物形象。如南齐刘绘诗中说博山香炉“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复有汉游女，拾羽弄余妍”。前引鲍照诗中也有“上刻秦女携手仙”之句，大约指传春秋时秦穆公小女弄玉与萧史的爱情故事，最后夫妻乘凤仙去。因为我们还没有获得六朝时铜博山香炉的实物，难于证实。图4

　　但有些也可能是诗人的想象而非出于写实，如鲍诗首句云炉为“洛阳名工”所铸，即非写实，因刘宋时洛阳为北朝地域且当时已不再生产博山香炉了。因此诗中引弄玉萧史之典，只不过是为了以仙侣携手与情人变心相比照，而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而已。

　　南朝时一般使用的博山香炉的真貌，也可以从有关文物资料中找到它的形象。常州南郊戚家山发现的南朝晚期画像砖墓中，有一块侍女画像砖。画面是一位双髻少女，长裙大履，衣带飘飞，转体举手，姿态生动，在她的左手上托有一件博山香炉，下有承盘，炉柄上托半球状炉身，上有重山形盖，山颠立一振羽翘尾的朱雀（图4）。从这一图像看，似乎南朝的博山香炉仍然沿袭着汉代的旧制。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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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从上述墓例看，镜奁似多出土于妇女墓中。《后汉书•皇后纪》中，亦记有光武帝阴皇后镜奁之事，汉明帝谒原陵时“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悲涕”，《后汉书》作者以此作为明帝“性孝爱”的例证。上述考古发现与文献中，镜奁均与女性生活相联系，但如果得出当时镜奁仅只妇女使用物的结论，则是不切实际的，如广州市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中，放置南越王物品的西耳室中，出土有目前国内考古发掘所见最大的西汉绘画青铜镜，就存贮在圆形的漆镜奁之中。可惜那件漆镜奁早已残损，难辨全貌。同时文献中还有皇帝赐赏物品中有镜奁的记载，《太平御览》引蔡邕表曰：“赐镜奁等，前后重叠，父母于子，无以加此。”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以漆奁盛镜，直到晋时仍盛行，《太平御览》引晋《东宫旧事》：“皇太子纳妃，有着衣大镜尺八寸，银花小镜尺二寸，漆匣盛盖。”此外，晋时又流行以青铜制作镜奁。在江苏宜兴发掘的西晋周处家族墓中，第5号墓和第6号墓都出有铜质镜奁。镜奁的形制相同，都是圆形，有盖，盖顶心有纽，盖面和奁腹各饰弦纹数周。第5号墓出有两件镜奁，一件盖径19.2厘米，高10.5厘米，另一件盖径18.9厘米，高10厘米。奁内除各存贮有铜镜和铁镜外，图1

　　一件镜奁内还有铁匕首，另一件内有铜弩机（图1）。第6号墓的镜奁，亦高10厘米，其中只放一面圆铁镜。看来这些铜质镜奁，都是死者生前的实用器具，表明当时社会上即流行以铜制作镜奁，又流行使用铁镜。至于晋时漆镜奁的残迹，可以从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中看到，其中第3号墓(王丹虎墓）出土铁镜上有丝织物残痕，周围尚存圆形漆镜奁痕迹，奁上有银质柿蒂纹饰件，可见铁镜原是裹于镜囊内再置于漆镜奁之中。第2号墓出土铜镜上面，也存有红漆片残迹，也应贮存于漆镜奁之中。

类似周处家族墓出土铜质镜奁形貌的青瓷器，在六朝青瓷中常可见到，或许有些就是瓷镜奁亦未可知。目前所知确为贮存铜镜而烧造的瓷器，只有迟至宋代的遗物。在南京博物院所藏古代瓷器中，有一件北宋白釉黑花带盖瓷盒，通高12.2厘米。盒盖上饰黑彩莲花、荷叶和水生植物图像，内圈盖纽两侧分写有“镜”、“盒”两字铭文（图2)。瓷器上有书明用途铭文的作品，是颇为罕见的。以宋代白釉黑花瓷镜盒与前述宜兴周处家族墓出土铜质镜奁相比，虽然时代相距甚远且质料不同，但其基本造型却大致相近似，看来古人选择这种样式的容器来贮存铜镜，是经过深思且经过实用的考验，才能流传久远，长用不衰。至于传统的漆镜盒，宋代仍然沿用，并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新工艺技巧，20世纪70年代末期，曾在江苏武进发现一些精美的南宋漆器，其中有一件镜盒，木胎，长27厘米，以剔犀工艺制作而成，褐底，黑面，朱、黄、黑三色更叠，剔刻云纹图案。而且这件镜盒是为收贮新式样的有执柄的铜镜而制作，更表现出当时流行的新款式（图3）。

至于支承铜镜的镜台，特别是帝王官僚所使用的，多追求华美，文献中多有记述，如《太平御览》所引《三国典略》曰“胡太后使沙门灵昭造七宝镜台”。《魏武杂物疏》曰：“镜台出魏宫中，有纯银参带镜台一，纯银七贵人公主镜台四。”晋《东宫旧事》曰：“皇太子纳妃有玳瑁钿镂镜台一。”此外，《世说新语》还记有温峤北讨刘聪时曾获“玉镜台”。可惜目前在考古发掘中，还没有能够寻到这些豪华精美的古代镜台的身影。只有在传为顾恺之绘的《女史箴图》中，有对镜梳妆的图像，绘出一镜台，但结构颇简单，下有覆钵状基座，上设立柱，柱端悬铜镜，柱中段设一方盘，从其形貌自难想象古文献中所记豪华镜台的庐山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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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考古发掘中能较清楚地揭示出形貌的古代镜台，已是迟至宋代的物品。在宋墓的壁画或雕砖中，常可看到镜台的形貌，其中发现较早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发掘的河南禹县白沙宋墓中的镜台壁画，绘于第1号墓后室西南壁。画面绘出女子对镜著冠，旁有四女侍执物侍奉。镜台形貌清晰，着淡赭色，台端画七枚蕉叶饰，最上蕉叶饰下系圆镜一面。镜台之下有方桌或方台，使镜面高度正好与站立著冠的女子脸部持平（图4)。据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今犹有高镜台，盖施床则与人面适平也。”白沙宋墓所绘就是这类高镜台。与白沙宋墓壁画所绘镜台相似的砖雕，在河南郑州一带的宋墓中也有发现。但是迄今还没有出土过宋代镜台实物。目前所获得的制工最为精美的镜台，已是元末的制品，出土于江苏省苏州南郊吴门桥南的张士诚母曹氏墓中。图5

曹氏墓发掘于1964年，因曹氏葬时张士诚割据姑苏称吴王，所以墓中随葬有象牙哀册，并随葬有大量豪华物品，有许多金银器、玉器及大量丝织品，其中有银镜一面，放置于银奁上层。另有一制工精细的银镜台，镜台是折叠支架式，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后身顶部镂雕的双凤戏牡丹纹，中心的方框内有六瓣花形图案。内凸雕玉兔跳跃于流云、仙草之中，制作纤巧华美。将奁中银镜放置其上，恰为适宜。镜台通高32.8厘米（图5)。这件银镜台，可称中国古镜台中最精美的佳作。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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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

传说李白幼年学不专心，后见老妇人想以铁杵磨成绣针，就发愤读书，因此俗语说，“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这不过是一种比喻，实际上谁也不会真费那样大的功夫去磨针。但是，回想起远古的人最初创制缝针的艰苦劳动，恐怕也就得有铁杵磨针的功夫哩!

图1在我国，现知的年代最早的针，发现于周口店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的居址中。这是一枚长8.2厘米的骨针，针锋锐利，并且在尾部还挖有小针孔。在当时的生产水平看来，是一件极精致的产品（图1)。这证明在距今约5万年以前，我们的远祖已经穿上了衣服，掌握了最原始的缝纫技术。

以后，在我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常发现各种骨针。它们的制法都是先将骨料劈成一条条的形状，然后在砺石上磨光针身和加工出针锋来，这仍是当时一种极精细的工艺。这些针的形状：有的一端有尖而另一端有穿孔；有的一端尖而另端无孔；还有的两端都磨出针尖来。大约第一种是缝纫用的，有孔可穿线；后两种则是用来作别缀用的别针。因为骨质脆而易折，不很坚韧，在缝制皮衣等时，可能先用骨锥等穿孔，然后穿针引线，缝制衣服，和现在绱鞋的技法相仿佛。
到了商代，据说已经有了青铜制的针，但是用青铜铸造这样小的工具非常困难，所以普遍使用的还是骨针。只有铁制的针出现以后，骨针才丧失了它的垄断地位。铜针在后来的考古材料中也有发现，长沙的一座西汉墓里曾出土过一枚，长10厘米，有鼻。在西汉刘胜墓里，还出土有四枚金针和五枚银针，这些针的上端做成方柱形的柄，针锋各不相同，有尖，有钝，还有三棱形或卵圆状的，据专家考证，这是古代用来进行针灸用的医针。

早在山西侯马的东周遗址中，就出现了铁质的针。到了汉代，铁针的使用就更是日趋普遍。由于金属针的针身细小而坚韧，缝纫时用手指顶针容易戳破皮肤，就相应地出现了“顶针”（图2)。在洛阳烧沟西汉末年的墓葬里，发现了不少件铜顶针，形状和现在使用的一样，其中有一枚在出土时还套在人指骨上。更讲究些的顶针，常常用金、银来制造，宜兴西晋墓里发现过金顶针；广州的一座晋永嘉年间的墓里，出土过银质的顶针。
由于缝制衣服必须用针，而古来制衣又是妇女的工作，所以针线活做得好坏也常是评定女子巧、拙的标准之一。这样就有了于每年七夕时穿针“乞巧”的风俗。

上海博物馆里藏有一方宋代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刷广告的铜版，上面除了代表刘家针铺的白兔商标外，还特别标出“收买上等钢条，造工夫细针”等语。可见由于对钢铁机械处理和热处理技术的限制，直到宋代制针还是相当费工的。只有掌握了冷作拉丝技巧之后，才能大量生产质量高价格低的钢针。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锤锻》有一段记载：“凡针，先锤铁为细条，用铁尺一根，锥成线眼，抽过条铁成线，逐寸剪断为针。先其末成颖，用小锤敲扁其本，刚锥穿鼻，复其外，然后入釜，慢火炒熬。炒后以土末入松木、火矢、豆豉三物罨盖，下用火蒸。……火候皆足，然后开封，入水徤之。凡引线成衣与刺绣者，其质皆刚，惟马尾刺工为冠者，则用柳条软针，分别之妙，在于水火徤法云。”这一方面详尽地说明了钢针的制造过程，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古代在钢铁机械处理和热处理方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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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著名将帅，多具名士风度，如魏之曹操，吴之周瑜、鲁肃，蜀之诸葛亮，等等。因此宋代词人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描述周郎：“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诸葛亮的风采，似乎更胜于周郎，《语林》记述：“武侯与宣王(按，即司马懿)在渭滨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视武侯，乘舆、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皆随其进止。宣皇闻而叹曰：可谓名士。”(《太平御览》卷774)

舆即步舆，又称“平肩舆”，东晋南朝时名士亦多乘舆，如《晋书•谢安传附弟万传》记，谢万妻父太原王述为扬州刺史，“万尝衣白纶巾，乘平肩舆，径至听(厅)事前”。又，《晋书•王羲之传附子献之传》：“尝经吴郡，闻顾辟强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径入。时辟强方集宾友，而献之游历既毕，傍若无人。”无独有偶，其兄王徽之亦如此。《世说新语•简傲》：“王子猷(按：子猷为徽之字)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厅)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以上诸例，亦可见当时平肩舆使用极普遍。
步舆的形貌，据《隋书•礼仪志》追叙南朝车舆之制时，记有：“天子至于下贱，通乘步舆，方四尺，上施隐膝，以及襻，举之。无禁限。载舆亦如之，但不施脚，以其就席便也。”又记“方州刺史，并乘通幰平肩舆，从横施八横，亦得金渡装较。”在河南邓县学庄南朝墓出土绘彩画像砖中，有一方为平肩舆图像，该砖虽左上角已残，但未损及平肩舆及抬舆人形象（图1)。舆面呈方形，舆板的四面都有低栏，舆下四角各有一足，足形与当时床足相同。舆侧与舆板平齐处各装一长杆，前后伸出，以供舆夫肩扛之用。在舆前栏又向后斜装二小柱，上托一横木，极似车舆前的车轼，人坐舆上可以凭倚其上，功能又似床上所施隐几即凭几，《礼仪志》中所说“隐膝”，或即指此物。在舆的两侧各立一幰杆，在前、后又各斜伸出两斜杆，用以支撑舆上张的“通幰”，其形貌与当时车上所张通幰相同。该舆用四位头戴小冠身着袴褶的舆夫以肩扛抬，舆前后各二人。这种平肩舆的瓷塑模型，在广西永福县寿城南朝墓中出土过。舆的平面呈长方形，四侧有低栏，下面四角各有一足，形同床足，舆长7.5厘米，宽5.5厘米，高2.5厘米，即其长、宽、高之比约为3∶2∶1。舆上端坐一俑，舆前后都有抬舆的舆夫俑，现前后各存一人，但据底板上的痕迹，原来应前后各有二人，也是共用四舆夫，均以肩扛抬舆杆，可惜舆杆已残损无存。这件青瓷模型与前述邓县画像砖不同处，只是没有舆上张的通幰（图2)。图2将上述两件文物相对照，大致可以了解南朝时期步舆即平肩舆的形貌。值得注意的是，在寿城南朝墓中，瓷肩舆模型与瓷持旗俑、侍从俑和陶武士俑、击鼓俑伴同出土。邓县画像砖墓中，也有着鼓吹和肩刀、弓，持盾的步兵行列，还有供墓主乘骑的披有白色具装铠、粉绿寄生的黑色战马图像。邓县南朝墓葬所在地又正处南北对抗的前沿地带，因此墓内所葬死者极可能是统军的官员。由此亦可推测，平肩舆既可认为是墓主出行时的乘舆，也可能是他统军战斗时的乘舆。南朝乘舆形制系承袭自魏晋，因此亦可推知当年诸葛武侯伐魏时乘舆的形貌。
在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延兴四年至太和八年(474-484年)司马金龙夫妇墓中，屏风漆画中有一步舆图像，旁有榜题“汉成帝班捷(倢)伃”。班倢伃故事，见于《汉书•外戚传下》：“成帝游于后庭，尝欲与倢伃同辇载，倢伃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图中舆上坐着的著帝王装、身向后顾的是汉成帝，舆后随行的是班倢伃。所绘步舆虽也是由四舆夫以肩扛抬，但形貌较邓县画像砖图像颇为不同。舆板四周不是低栏，而形似当时的车厢，后背两角立小柱，上施横枋，形成高靠背状，左右两侧栏较高，上缘弧曲而前伸。从画面可看出的前、左两面，舆下部有一圈装饰带，绘出若干方形饰片，当系由贵金属所制作。舆下无足。图3

舆上张通幰，但在通幰正中上方处，又立张有伞盖（图3)。看来它是摹绘出当时帝王所乘坐的“辇”，也就是装饰华美的特殊步舆。据《隋书•礼仪志》载：“初齐武帝造大小辇，并如轺车，但无轮毂。”大辇装饰华丽异常，“厢外凿镂金薄，碧纱衣，织成(芼)［芚］，锦衣。厢里及仰(项)［顶］隐膝后户，金涂镂面［钉］，瑇瑁帖，金涂松精，登仙花纽，绿四缘，四望纱萌子，上下前后眉，镂”。小舆装饰亦颇华美，皇帝小行幸乘之，“形如轺车，柒画，金较饰，锦衣。两厢后户隐膝牙兰，皆瑇瑁帖，刀格，镂面花钉。幰竿成校栋梁，下施八?，金涂沓，兆床副。人举之”(《南齐书•舆服志》)。梁时，大辇“中方八尺，左右开四望。金为龙首。饰其五末，谓辕毂头及衡端也。金鸾栖轭。其下施重层，以空青雕镂为龙凤象。漆木横前，名为望板。其下交施三十六横。小舆形似轺车，金装漆画，但施八横”(《隋书•礼仪志》)。因此，司马金龙墓屏板漆画所绘，应是形似轺车而无轮的辇。《礼仪志》又说：“后魏天兴初，诏仪曹郎董谧撰朝飨仪，始制轩冕，未知古式，多违旧章。孝文帝时，仪曹令李韶更奏详定，讨论经籍，议改正之。唯备五辂，各依方色，其余车辇，犹未能具。”至明帝熙平年间才大造车服，形成定制。若此则司马金龙墓屏板漆画所绘小辇，当本自南方传来的粉本，所绘服色车舆仍依南方形制，唯其年代早于齐武帝，可能仍依东晋旧制，装饰不如齐梁，后趋于华美。
司马金龙墓屏板漆画“汉成帝班捷(倢)伃”图像，常使人联想起传为顾恺之所绘《女史箴图》中“割欢同辇”部分的图像，该图虽为后代摹品，但尚存原图笔意。图中所画辇的结构，较屏画复杂，则更近轺车的形貌。该舆由八人肩抬，但似是前面每侧各三人，而舆后每侧只有一个。辇上坐有二人，前一个正坐向前，后一人回顾辇后的班倢伃，系汉成帝。这正合于徐爰《释问》所说：“天子御辇，侍中陪乘”（《隋书•礼仪志》)的制度。在这一图像中，可以看到舆饰的碧纱衣、四望沙萌子等装饰。除出行游乐外，有些帝王还乘辇外出狩猎。据《北堂书钞》引《邺中记》：“石虎作猎辇，使二十人担之，如今之步辇，上安徘徊曲盖，当坐处施转关床，若射鸟兽宜有所向，关随身而转。”石虎又作金华辇、嵩路辇、朱漆辇等，嵩路辇与朱漆辇为石虎皇后外出所乘，以纯云母代纱，极为豪华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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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豪华的乘舆相对照的，是简便的版舆(亦称“板舆”)。晋潘安仁《闲居赋》有“太夫人乃御版舆”句，李善注：“版舆，车名，傅畅《晋诸公赞》曰：傅祗以足疾，版舆上殿。”(《文选》卷16)又注版舆一名步舆，并引周迁《舆服杂事记》曰：“步舆方四尺，素木为之，以皮为襻?之，自天子至庶人通得乘之。”其实版舆无足，即“载舆”。因其质朴无华，僧人亦可乘坐，《赵书》云：“佛图澄号曰大和上，有事语，乃命大和上乘板辇也。”(《北堂书钞》卷140)一般庶民使用的板舆，极为简便，北朝孝子石棺上有图像。1977年洛阳发现的北魏画像石棺后档，雕有山林中二人以板舆抬一骨瘦如柴的老者，前一个回首后顾，并用右手前指，似向后一个问询该往哪里去。二人皆着袴褶。图4

这是描述孝孙原穀图像。另一件流至海外的孝子石棺上的孝孙原穀图像，除二人以板舆抬老人外，还有将老人抛置林中，原穀将板舆收回与其父对语的画像（图4)。这种板舆，只是一方平板，两侧各有一抬竿而已，不用时一人即可挟持而行。值得注意的是其用法，抬舆的人不是以肩提荷，而是双手下垂提竿，因此板舆高只与舆夫腰高相同，极似现代人抬担架的情况。这可算是“腰舆”而非“肩舆”，与当时流行的步舆的扛抬方式有别，或许因板舆轻便而采取这种方式。

到了唐代，大驾卤簿中仍列有各式豪华的乘舆，但皇帝平时宫中乘用的是较轻便简易的步舆，即步辇，当时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步辇图》流传至今，为我们留下唐太宗乘步辇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的真实写照。图中所绘出的步辇，形似坐榻，榻面两侧装有抬竿向前后伸出，两竿前、后端各设有襻带。抬辇的是两位长裙宫女，前后各一人，将襻带挂于颈后，再以两手左右提竿前行。步辇左右各有两名同样装束的宫女，分别以双手托抬步辇四角，以协助抬辇。唐太宗盘膝端坐于辇上。这一唐代名画家真迹，一方面生动传神地揭示出唐代皇帝乘坐步辇的形貌；另一方面表明这种轻便的宫内代步工具，可由体力不强的宫女抬行，并且不用肩舆方式，而采取更为稳便的腰舆方式，使重心降低，更为平稳。这和上述北朝民间板舆的抬行方式相同。不过如是外出长途行进，恐仍用各式肩舆。到了宋代，卤簿中的大辇仍依唐制，而且制作得更为华美，宋太祖建隆四年由陶穀创制的大辇，主辇用64人之多。真宗时，以旧辇过重，遂命别造，凡减700余斤。到南宋时，则仅有大辇、平辇、逍遥三辇而已。这些都是肩舆。此外，与唐代一样，宫中也用轻便的步辇类小辇，称为“腰舆”，据《宋史•舆服志》：“腰舆，前后长竿各二，金铜螭头，绯绣凤裙襕，上施锦褥，别设小床，绯绣花龙衣。”到南宋时期，所用腰舆“赤质，方形，四面曲阑，下结绣裙网。……上设方御床、曲几，舁竿无螭首”。但在民间，则流行全遮式的轿子，舁竿由步舆或步辇那样装于舆下，改为装于轿身中腰处，使轿体重心降低，稳定而上下更为方便，因此很快取代了流行多年的步舆类交通工具，其图像和模型，在各地宋墓中常可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