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坐、跽和跂坐

dickdai

在中国古代，自史前至汉晋，生活习俗为席地起居，坐、跽、跪姿原有明显区别。但自东晋十六国时期始，世风日变，起居习俗逐渐与古不同。迨至今日，古俗自然早被世人所遗忘，因此当一些古代人物造型文物被发掘出土后，对他们体姿的描述往往产生歧异，令人莫衷一是。试举两个为大家所熟悉的重要文物标本为例。
第一个例子是安阳妇好墓出土的着衣玉人(原报告编号为标本三七一)，报告称他的姿势为“跪坐”(《殷墟妇好墓》页151)。但“第一部专家撰述国宝鉴赏普及读物”《国宝大观》称其为“跽坐玉人”。另一部《中华文物鉴赏》则称其为“玉跪式人”(图1)。
第二个例子是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出土鎏金铜“长信宫”灯（图2)，报告称“灯外形作宫女跪坐持灯状”(《满城汉墓发掘报告》页255)。另一些著述中则有不同描述，有的称其为“跽坐”(《中华文物鉴赏》页81)，有的称其“形象是跽地执灯的带有稚气的宫女”(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页139)，还有的描述为“作宫女坐持灯状”(《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图版说明页1)。
其实上列两件文物标本人物造型的姿态，刻画的本是古人的坐姿，因此只有前述《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图版说明的作者对“长信宫”灯的描述，准确无误。但如因今日“华”人早受“夷”风影响而习惯于垂足高坐，故而对古代坐姿已无印象，作者在坐前加一“跪”字，用以描述古之坐姿与今日不同，也还说得过去。如将“跽”与“坐”联用并列，似乎就不太说得过去了。
古时“坐”姿与“跽”姿区分明显，请看《史记•项羽本纪》关于鸿门宴与会诸人体姿的描述。在那次杀机四伏的鸿门宴上，“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当项庄入而舞剑，意在沛公，形势危急，张良急至军门召樊哙。樊哙带剑拥盾撞仆卫士入内，“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眥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由太史公生动的描述，可知原来坐而饮酒的项羽，待见樊哙全副武装闯入，一惊，为防不测，忙作准备，才“按剑而跽”，由“坐”姿，转为“跽”姿，这样可随时起立拔剑御敌。唐司马贞“索隐”释“跽”曰：“其纪反，谓长跪。”更表明古人跽与跪姿尚有近似之处，而与坐姿绝然不同。原来那时人们席地起居，坐姿乃是双膝屈而接地，臀股贴坐于双足跟上。跪，则是双膝接地，但臀股与双足跟保持有一定距离。只有当臀股不着于足跟，而且挺身直腰，才称“跽”，或谓之为“长跪”。这些不同的姿势，又和当时的礼俗联系在一起，一般分野明显。请看《礼记•曲礼》待客之礼：“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抚席而辞。客彻重席，主人固辞。客践席，乃坐。”在主客相互谦让时，均为跪姿，谦让的礼节结束后，才转为坐姿，然后进入正式的交谈。但是在古籍中记述礼节，有时“坐”可涵跪姿。《礼记•曲礼》又有“先生书策、琴瑟在前，坐而迁之，戒勿越。”孔颖达疏：“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也。”意思是“弟子将行，若遇师诸物或当己前，则跪而迁移之，戒慎得逾越，广敬也”。
综上所述，古人生活中坐、跪、跽有别，某些情况下“坐”可涵跪姿，但跪不能通坐。至于“坐”和“跽”决不能互通，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姿式。因此前引妇好墓玉人和满城汉墓“长信宫”灯宫女像，皆为坐姿。至于在目前一些文物考古论著中所称的“跽坐”姿态的人像，绝大部分为坐姿之误，仅举两例《文物》月刊过去误为“跽坐”的较重要的文物为例，予以校正。例一，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的铜御官俑，臀股紧贴双足并无任何间隙，为端正的坐姿，简报误为“跽坐”(《文物》1983年第7期)。例二，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出土Ⅲ式女侍俑及抚瑟俑，皆坐姿，文中误为“跽坐”(《文物》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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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宫”灯宫女像，坐姿端正，态度恭谨，自是古时奴婢侍奉主人的常态，她服饰齐整，但是却赤着双足。无独有偶，在西安白鹿原任家坡西汉文帝窦后陵从葬坑出土的女侍俑中，也有端坐姿态的，亦为赤足（图3)。简报说：“膝着地，脚掌向上，双趾内向交叠，臀压掌上。”(《考古》1976年第2期)这正准确地塑出西汉时坐姿足、臀的形态。至于宫中女侍赤足，也合于礼法。“长信宫”灯塑造的宫女端坐捧举明灯，自是室内侍奉主人的形象。古时宫室内铺满“筵”，入室必须脱履，自成礼俗。而卑微者入觐时，除解履尚须脱袜，跣足入殿。《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记褚师声子因足疾见卫侯险些被杀的故事，就因为他“袜而登席”的缘故。直到《隋书•礼仪志》中仍记“极敬之所，莫不皆跣”。因此汉宫女侍在室内侍奉，自当脱履解袜而跣足，这正是制灯作俑的匠师对当时礼俗的如实模写。
华夏古俗的坐姿，到西晋以后，特别在南北朝时期，受到“夷”俗的冲击。依华夏古俗，人们坐在席或床上，双足不能伸到体前来，因为那样就太粗俗无礼，只有像汉高祖刘邦那样的无赖才干得出来。《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郦食其去高阳传舍见刘邦时，“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极其无礼。不过平时刘邦也是很有坐相的，如汉四年(前203年)，刘邦被楚困于荥阳，韩信致书请为齐王，刘邦方怒骂，“张良、陈平伏后蹑汉王足”，刘邦寤，亟改口遣张良去立韩信为齐王。如果刘邦还把脚伸在前面，张、陈就无法蹑其足而暗示了。但是当西晋灭亡以后，一些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如匈奴、羯、鲜卑、氐、羌等陆续进入中原地区，并先后建立政权，形成汉人史学家所谓“五胡乱华”的局面，在这发生社会大动乱，特别是居统治地位的民族有所变更的时刻，传统的华夏礼俗受到极大冲击。于是原被斥为“虏俗”的垂足坐及蹲踞等坐姿开始流行，并出现于北方宫廷之中。《南齐书•魏虏传》作者用讽刺的语言记述北魏宫室车服之制，说北魏帝王后妃“在殿上，亦跂据”。跂据，或跂坐，就是坐在高坐具上将双足垂在体前，或仅足趾着地而足踵不着地。不久，这种被南朝士大夫所不齿的虏俗坐姿，竟也出现在南朝的皇宫之中。公元551年，侯景矫萧栋诏，禅位于己，升坛受禅日，“辇上置筌蹄，垂脚坐”（《梁书•侯景传》）。坐姿的改变自然导致适于垂足跂坐的高足家具，如椅、凳等物日渐流行，传统的床、榻等坐具也随之呈现不断增高的趋势。经过隋唐五代，日用家具的这一发展变化的势头越来越猛，席地起居的旧俗随之日遭废弃。到了北宋时期，垂足的跂坐已成人们日常的坐姿，新式的高足家具已形成完整的组合，并且日益排挤着传统的供席地起居的旧的家具组合，迫使它们退出历史舞台，形成改变人们社会生活面貌的新潮流。

宋元以后，人们对华夏古俗的坐姿早已遗忘，“虏俗”的“跂据”已化成汉风的典型坐姿了。只是在深受唐文化影响的东邻日本，至今还保留席地起居的古俗，连双膝屈而接地、臀股贴于双足跟上的坐姿也保存至今。但在中国，华夏古俗早已不存，这也就是当人们看到古文物中人像的坐姿时，之所以辨识不清的原因吧!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