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宝追讨:列不出名单的“国宝追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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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希腊埃及国宝追讨纪实
“一个民族的、天才的、最高的化身之一是其文化遗产。这些被剥夺了文化遗产的男女公民至少有权要求归还那些最能代表他们民族文化艺术的珍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无可替代的遗产归还给他的创造者》
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与跌宕起伏的中华民族历史联系在一起，是很多中国人心头难解的结。近日，圆明园内两件流失多年的国宝级文物——12生肖中的兔首和鼠首在异国被拍卖一事，再次燃起国民追讨海外流失国宝的热情。
在这个事件的背后，隐藏的是中国百年流失文物的回归之痛。这个困扰中国的世纪难题，也同样令希腊、埃及等其他文明古国备感焦虑。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文物，和希腊的埃尔金大理石、埃及的法老像等一样，从遗失到回归的道路，注定是崎岖曲折的，然而却是我们一定要走的。
列不出名单的“国宝追讨工程”
《环球》杂志记者/邓喻静
在连日的抗议声浪中，原定于2月25日在巴黎拍卖的圆明园海晏堂兔首和鼠首铜像能否如期拍卖变得扑朔迷离。而近期有关铜首归属的诸多争议以及此前拍卖方放出的2亿元天价估值已使它们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据本刊截稿前的最新消息，巴黎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23日紧急审理中国“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律师团”提交的禁止圆明园流失文物兔首和鼠首铜像拍卖的请求。这意味着，中国律师团阻止拍卖一事已进入法律程序，根据法国法律，在不禁止拍卖便会影响诉讼的情况下，拍卖活动将有可能依法停止。
这两件浓缩了中国百年屈辱史的国宝，自从几个月前传出将公开拍卖的消息之后，有关它们的相关动向便一直牵引着海内外华人的关注。让人们难以接受的是，当这两件在海外流转百年后的国宝再度现身时，与国人的重逢却是以这样的形式，而对于那天将身在拍卖现场的香港凤凰卫视《投资与收藏》制片人谢冰来说，这种体会尤为直接。
这次他作为佳士得拍卖公司的特邀记者而来，虽然已不是第一次参加有中国文物的拍卖会，但这一次，有可能要亲睹两件已追寻了多年的国宝在异国拍卖，对他而言会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一尊佛首的“非典型”回归
在文物收藏行业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谢冰的一个深切体会是“入行越深，对中国流失文物的痛惜越难以名状”。在巴黎吉美博物馆，谢冰亲眼看到法国文物商伯希和从敦煌石窟掠走的大量绢画；在美国各博物馆，他看到的中国石雕比故宫还多；而在斯德哥尔摩国立东方博物馆见到的仰韶时期的彩陶，被誉为世界之冠；中国美术史的大作——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也已经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我们在世界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有不下百万件中国文物。这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要想一睹那些古代先贤的杰作，不得不远涉重洋。”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谢冰唏嘘不已。
在谢冰的计划里，探访博物馆只是他搜寻流失文物的一条线索。近十年来，经谢冰促成的回归文物已经难以计数，而最让他津津乐道的是去年一尊国宝级佛首的回归。
从2000年开始，为筹备投资收藏节目，谢冰对百年中国文物流失历史进行了调查。发现早年全世界最大的中国古董商是日本的山中商会，而山中商会与许多中国珍宝的流失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包括天龙山佛像。
天龙山佛像一直是中国文物界的隐痛，与云冈、龙门石窟的高大、宏伟不同，天龙山石窟更以其造型娴熟，比例适当，线条柔和，雕刻精美而著称。在一个世纪前遭受了空前的洗劫之后，洞窟内所有的造像头部被凿下，更有大批造像全身都被盗走，是中国石窟中遭破坏最严重、经历苦难最多的一座，而这些丢失已久的佛首和造像，至今仍未追回一尊。
“看到满窟的断首佛像和随处可见的凿痕砍印，那种感觉不亚于刀斧凿砍在自己身上，”谢冰回忆起初进天龙山石窟的情景，一脸的怆然，“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迎回哪怕是一尊佛首”。
在谢冰顺着山中商会这条线索调查的过程中，线索一度中断。不知为何，经营规模如此之大的山中商会，在现代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连许多日本古董界的业者，都没有听说过它的存在。几经辗转，谢冰在日本一些收藏业人士的指引下，终于找到了已经隐居在大阪的原山中商会会长山中定次郎的后人山中让。
由于天龙山一事已过去七、八十年，对当时的情况，山中让也并不知道。但山中商会的大部分买卖资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从这些资料中得知，山中定次郎从天龙山凿取的45尊佛首，已全部脱手，其中大部分收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馆及著名学术机构，存在私人手中的佛首，曲指可数，线索再度中断。
2007年夏天，谢冰把要迎回天龙山佛首的愿望与世界拍卖巨头佳士得公司进行了沟通，希望通过他们在全球的强大网络，帮忙寻找到一尊天龙山佛首。2008年8月，纽约佳士得传来消息，从一位美国私人藏家手中拿出一尊天龙山佛首参与9月份的秋季拍卖，从资料中看，应是第十窟西壁主尊佛首。
“当时情势很危急，离拍卖只剩两个月，如果我们筹不到款，令这件国宝级文物从我们眼前再度流失，我们肯定于心不安。”谢冰对记者说。幸运的是，这一愿望得到了山西私人藏家强有力的支持。
资金有了保障，谢冰决定正式参加9月17日在纽约举行的这场拍卖。但在拍卖场举牌之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确认，佛首真伪、佛首的流转情况、近年各大拍卖场同类佛首的成交金额，这一切关系到最终的心理价位。
在一个月内紧锣密鼓的调研验证工作中，谢冰联同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两赴天龙山实地取证，并通过山中让和日本一些研究山中商会的学者们的帮助，力图厘清佛首的流转历史。直到拍卖日凌晨四点，专家们方才最后定论这尊佛首确是真品，而这个结论成为佛首回归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当时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关于佛首真伪的信息，我们一点没有透露。其他买家先前都不了解具体情况。否则竞争的人太多，价格会更高。”谢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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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天的拍卖现场，场上的竞投十分激烈，拍价从12万美元轻松起拍，却一路飙升至70万美元，最终山西藏家力挫群雄以86.6万美元购得佛首。“木槌一落下我们都欢呼起来，一些和我们竞争的卖家向我们表示祝贺，但他们哪知道这尊佛首真正的价值呢，他们只知道我们赢回了一尊佛首，但不了解背后的故事。”


列不出名单的“国宝工程”

在追查天龙山佛首线索的过程中，历史性资料的匮乏成为谢冰和专家们的头等难题，许多文物流转的历史在国内断了线，只能从外国藏家和学者那里描个大致轮廓。

“流失到海外的佛首有多少，有多少又在国内藏家手里，我们完全无从得知，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从民间小说里寻找线索，”谢冰说。

而在天龙山佛像之外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国海外流失文物，究竟有多少，这是一个至今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在与《环球》杂志记者谈到这个话题时，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李晓东连声叹息：中国文物在历史上遭受过几次大的劫难，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文物流失的序幕；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对园内四五十处殿堂文物进行了空前洗劫，大量稀世之宝，包括《永乐大典》，被掠到海外；接着是八国联军在北京纵兵三日，紫禁城、中海、南海、北海、颐和园全部被劫。

除了宫廷文物之外，就是对中国边疆文物的盗夺。曾多次前往新疆、敦煌考察的李晓东对此耿耿于怀。

然后是抗战时期，国家战事不断，无暇顾及，国内军阀、奸商勾结外国商人大肆盗卖，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海外。尽管在解放以后中国制定了严格的文物出口政策，文物外流情况得到扼制。但自1980年代后的文物走私又使文物大量外流。

究竟又有多少文物在这20多年中流失，官方也无法给出准确的数字。李晓东说，学者们只能从遍及全国的盗墓和零星的缉私数字里猜测到其规模。

李晓东说，他只知道不少文物走私到香港，自1980年代以来的文物走私在香港造出了一个文物市场。现在在香港，来自内地的彩陶罐已经不值什么钱了，原因就是走私过去的太多了。

对于文物的大量流失，文物界一直有个让人伤心的说法：安阳殷墟虽在，但要看甲骨文却要去日本；敦煌依然，但敦煌学却在国外。

李晓东对《环球》杂志记者举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在瑞典，有座只有两万人的小城Ulricehamn，小到北欧的地图上根本没有标明它的位置，可那里却有个远近闻名的博物馆，它所收藏的中国一级文物，就有几百件。特别是中国汉、隋、唐时代的金银器皿，这些完整、精美的金银大碗在国内尚且很难见到，在这个小城的博物馆里却随处可见。“中国文物流失到底严重到什么地步，由此可见一斑。”李晓东说。

中国文物界一个较早的估算数字显示，在全球47个国家的200多座博物馆中，收藏着上百万件中国文物。可是，在中国的史学界、文物界，只有李学勤写过《欧洲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一书和李树中写过《海外藏中国历代绘画》一套，相对于浩瀚的流失文物，这样的调查量小力微。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先摸清流失文物家底，建立数据库和追踪系统，这样才能让抢救工作有的放矢，”李晓东说。

而这项浩大工程的复杂和艰巨程度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据《环球》杂志记者了解，故宫博物院等机构近年来也做了一些工作，但都是对某类文物的梳理，不足以搞清整体的情况，即便是一级文物，也往往因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做到完整全面。

有200多年历史的北京琉璃厂，在20世纪初就曾滋生出专门跟外国人做生意的“洋庄”。许多价值连城的国宝如著名的“昭陵六骏”、“帝后礼佛图”等，都在这个时候经由“洋庄”流走海外，而除了这些有文字记载的，更多的文物进了“洋庄”厚重的挂帘，从此无迹可循。

据李晓东介绍，近几年中国文物协会已与英国大英博物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多家世界著名博物馆建立了联系，陆续出版了一些系列图录和文献，“这也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这是中国的东西。否则，若干年后，不但我们不认得自家的东西，连别人也将其当成了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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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的痛与难

全面调查文物流失状况，并不只是按图索骥的需要，更是讨还海外流失文物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

李晓东介绍，国际公约对文物讨还的举证要求非常高，成功的经验寥寥。1994年河北省曲阳县王处直墓武士浮雕被盗，后经外交途径成功追索。当时国家文物局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提供了被盗文物的详尽资料。包括武士浮雕质地、尺寸等原始资料和照片，被盗现场的照片和录像等。还重新打开已经封上的古墓，动用高科技手段，对墓中泥土作化学和微量元素分析，然后与浮雕上的残留物进行对比。

而对于流失海外100多年的文物来说，这些要求显然过于苛刻，几乎不具有可操作性。

“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很复杂。” 李晓东说，虽然很多是战争时期被掠夺的，但也有一些是被各国探险家和文化掮客“买”走的，像敦煌藏经洞的壁画和殷墟甲骨文；还有更早时候通过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合法贸易出口的大量瓷器，无法混为一谈。因此，“如果讨还时难以拿出强有力的文物流转证据，文物返回基本无望”。

而要弄清每一件流失文物的来龙去脉几乎不可能，即便弄清，判断文物是否返还的依据又在哪里？在李晓东看来，法理依据的缺失成为文明古国追讨境外流失文物的一层透明天花板。

虽然国际社会早在1970年就制定并于1995年细化了《国际流失文物返还公约》，但并没有承诺文物流失国可以追讨《公约》缔约之前的流失文物。

而更大的阻力还来自文物的持有者们，2002年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等18家欧美博物馆联合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公开反对返还流失文物，他们的“理由”在于：文物多通过购买或受赠获得，来源合法并已成为博物馆乃至所在国财产的一部分；文物原属国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保护文物；文物属于全人类文化和精神遗产，应为全人类享有。

由于跨国追讨的过程漫长艰巨，回赠、回购仍成为当前最广泛的文物回归途径。据了解，1995年10月15日，故宫博物院在北京翰海拍卖会以1800万元人民币买下北宋张先《十咏图》，成为20世纪以来第一件由国家出资回购的文物。而近年来，大多数回流的国宝也都是在国际大型拍卖会上花高价回购的。从2002年起，中国正式启动了国家重点文物征集专项资金，由国家财政每年拨付5000万元用于征集流失海外和民间的珍品文物，迄今已经耗费数亿元之巨。

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在却要出高价才能要回来，不然又会沦入他人之手，这种悖论就出现在中国文物身上。对于当前动辄上千万美元身价的流失文物，李晓东认为，如果数以百万计的流失海外文物都要以巨款赎购的话，无异于“再次被掠，二次被盗”。

而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回购价格近年在总体上也在节节攀高。仅以圆明园铜首像回购为例，2000年回购的铜牛首、铜猴首，一共花去北京保利集团1593万港元；随后被拍回的铜虎首耗资1544万港元，其代价相当于前两件的总和；2007年铜马首的价格飙升至6910万港币，是铜牛首、铜猴首、铜虎首总价的两倍多。

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100年中，文物增值达到29%，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尽管如此，中国这几年文物价格增长的幅度之大，速度之猛，还是让李晓东连连摇头，直呼“想不到，看不懂”。

“这种千百万元的高价回购正在促成一个恶性循环：文物古董的价格越推越高，越炒越热，文物投机者会借此大幅哄抬文物价格，同时也助长了国外拍卖行的嚣张气焰；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就相当于承认他人持有中国流失文物的合法性，那么将有大量中国流失的文物在文物市场上流通买卖，把曾经是隐蔽的市场公开化。”李晓东说。

藏宝于民

面对扶摇直上的文物价格，中国流失文物的回流之路更加步履艰难。对于这个事实，在文物收藏界拼杀多年的谢冰有着切肤之痛。

几年前，恭王府流失百年的一对玉瓶在香港的一个拍卖会上露面。这对玉瓶原是由日本私人博物馆收藏，拍卖公司费了很大周折才将这对玉瓶征集回国拍卖，连同谢冰在内的许多国内收藏界人士喜出望外，都认定这是“物归原主”的绝好机会。然而最终这对玉瓶的原主人恭王府没有出手，玉瓶被国外一位私人藏家以四百多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买走。

“我们眼睁睁看着它们在眼前流失掉，而下一次见到它们的时候，1000万都已经拿不回来了。一时的失之交臂，造成的可能是永久的损失。”谢冰说。

而在谢冰的寻宝生涯中，因这种情况流失的文物不在少数，而这些蒙尘百年后重新现世的文物，一旦再次流失，面临的可能将是更长的流亡岁月。“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对于一些必须抢救回来的文物，光靠政府或某个机构单兵作战，可能力不从心，但如果能动员广大的民间收藏力量，也许事情会变得简单很多。”谢冰说。

与谢冰有一样想法的大有人在，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征集国宝信息，并组织民间收藏家赴海外搜宝。他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鼓励有实力的民间藏家将国宝迎回，不失为一个好的方式。

据记者了解，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作为国内第一个以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为宗旨的民间公益组织，在2002年10月成立，由文化部托管。而使它为国内藏家所熟知并名扬海外的却是它名下的一个组织——“国宝工程藏友会”。

此前，“国宝工程藏友会”曾多次组织民间寻宝团赴海外寻购中国文物。自2006年首度赴日后，基金会在两年的时间里组织了赴日本、美国、瑞典、德国、荷兰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多次主题寻宝活动，已成为民间寻宝力量的尖兵。

几乎在每一个国际大型拍卖会上，都能见到这群黄皮肤、黑头发的身影。牛宪锋说，海外寻宝团通常都在拍卖会期间组织，除参加拍卖会外，也去当地的古玩市场、博物馆参观，与当地的收藏家举行小型交流会。

这几年，牛宪锋每天都能接到从海外拍卖行、古董店打来的电话，告诉他现在有某件中国文物即将拍卖。“这就是一种商业较量。他们找到我，也找其他国外的收藏家，在他们眼中，我们这个国内的公益组织和其他国际买家并无不同。如果是珍贵文物，我们会和对方谈判，要稳住控制权，不能让文物再流走，然后募集资金，直到回购安置国内。”

这样的电话已经成为平常，不过牛宪锋也越来越多地接到一些特殊的电话，海外爱国人士欲将购买的珍贵文物送回祖国，委托基金会联络相关事宜。

“他们代表了一个群体，他们身居海外，在抢救海外流失文物的另一块阵地上，被我们称为抢救流失文物的‘海外军团’，”牛宪锋说。

更多的民间力量在丰富着“藏宝于民”的内涵，随着近年国内投资收藏热的兴起，国内许多企业也纷纷投资文物收藏，并兴建企业博物馆。除了频繁参加国内的拍卖会，这些企业家还将目光转到国外直接竞拍中国文物。牛宪锋介绍，2008年仅浙江省的企业家就斥资近3亿元人民币到国外购买中国文物。“浙江军团”也由此被称为“海外夺宝奇兵”。

国内各大拍卖公司在文物回流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把握商机，率先在海外广泛征集拍品，部分拍卖公司已经把征集海外拍品作为日常业务，甚至在海外设立了自己的办事处和代理机构。

“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加强指导，民间公益组织搭建沟通渠道，企业和拍卖商鼎立支持，海外爱国华人捐赠，多元主体通过多种途径共同努力，来完成国宝的回归过程。”牛宪锋说。

(本刊记者辛省志对本文亦有贡献)

环球杂志2009年第05期稿件，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