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币非币论

懒禅

周以农业立国，经济发展在初期还达不到商晚期的程度。周初封建，同姓国以晋、燕，异姓以齐为大，目前所知，西周的钱币除天然海贝外，还铸造有青铜贝。除外，也有原始青铜布发现。

《衡门百泉谱》中云:“从海产的贝类中发现了货币，连带也可能把鱼类也引用作货币，古代有一种鱼和另一种磬币，都是很完全地照鱼的形状和磬的形状做成。根据各家的推测很可能是一种礼币，凡婚嫁报聘、庆贺、殉葬都用鱼币或磐币”。《泉币》载鲍鼎先生的《鱼币之我见》云:“鱼币出土于光、宣间，形如鱼，铜质，当目处有孔，大者长今尺三寸，小者长二寸弱，以未见著录，故当时之人，多加臆测，有饰器、明器、货币之说”。《盨堂古物簿》，“陕豫中近有铜鱼出土，长自三寸，至二寸不等，铜质、无文字及花纹……近几年所获鱼币多在黄河流域，考古家认为是渔民行用之币”。

衡门先生的看法先不论。首先按鲍鼎的记载，陕豫中均有铜鱼出土。但根据目前出土发现来看，不仅陕、豫两地有铜鱼出土，报国寺里卖的那些铜鱼，购自山东、河北、山西、甘肃人的都有。而且小到数公分，大到2、30公分都有出现。看来所谓鱼币非一地独有是肯定的了。晚至春秋战国时期，各种钱币都有其流通范围，空首布在洛阳附近出土，尖足圆足在赵的疆域，方足的地域算最大的，也是在中原、河北、山西、内蒙等地出土，时间没有所谓鱼币早，流通区域没有所谓鱼币大 ，这又是怎么回事？

最早这一问题是罗西章先生在80年代提出来的。他提到在清理墓葬时经常看到散乱的串饰。他认为是陪葬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货币流通。而他在文中提到，他的一个朋友在发掘西周墓葬时，曾在在棺椁外发现有一层铜丝网络（一般是纺织品）覆盖，而网络的边缘有贝壳、铜璜、铜鱼、小玉件等串饰。

无独有偶，今年在韩城市梁带村发现的两周时期大面积高等级贵族墓地被认为是陕西考古最重大发现和全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今年4月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这一墓葬群中的3座墓葬和一座车马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相当数量的一批制作精美的陶器、青铜器、玉器和金器等珍贵随葬品重见天日。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对西周晚期至东周早期的墓葬制度、礼乐制度，特别是两周时期封国史以及当时政治、经济和手工业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焦南峰表示，已经和正在发掘的3座墓葬，保存完好、遗迹清晰、遗物丰富，目前已出土了保存较好的棺椁串饰、龙纹镂空铜环、制作风格独特的金剑鞘、文饰华丽的建鼓以及大量组合完整的青铜器、玉器等，对研究西周晚期至东周早期的墓葬制度、礼乐制度及商周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手工业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该墓出土的玉器制作精美，以龙纹为主要题材，年代分属为商、西周和春秋三个时期。另外，编号为M19的墓葬椁室内壁四周垂挂由青铜鱼、玛瑙珠管、陶珠、石坠或海贝等组成的串饰，椁室东西两侧之间也横拉上述串饰。这些串饰排列有序，放置位置基本保持原始状态，在我国已发掘的周代墓葬中属首次发现。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其年代为西周晚期至东周早期，距今2800年前后。

民国时期的丁福保先生认为研究古钱可以考证历代币制之得失，可以考证古代之权度，可考据古文奇字，可增读书之兴趣，可订补各书缺误，可以娱老消遣。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钱币学的定义也更为科学。研究古钱币在中国已经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但是把钱币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宣传来研究则是近二十年的事。近二十年来，钱币学研究借鉴历史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甚至应用了化学、物理学等科学分析的手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99年出版的新版《辞海》中，有了一条新辞目——钱币学。《辞海》对它的注释是：钱币学旧称古钱学。研究历代钱币的学科。过去以研究古钱为主，故称“古钱学”。建国后研究范围扩大，包括了当代钱币，并兼及其他有关文物，故改称为“钱币学”。古钱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就钱论钱，钱币学则从研究钱币实物及有关文物出发，进而探索钱币发展规律、历史作用、文物价值和社会意义等。从这样的注释中，我们不难看出，时代的发展赋予了钱币学新的内涵和要求。

戴志强先生对钱币学研究的诠释则是：不仅要注重钱币实物自身的考察，而且要尽可能地掌握和了解其他相关资料；要熟悉历史知识，了解钱币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当时的科学技术、人文思想，把钱币融入社会之中，而不是孤立的东西；要掌握文献资料，并要了解后人对这些资料的应用和认识情况；要关心考古学的新成果，及时掌握相关出土资料，对新出土的钱币，更要了解其出土的详细真实情况，以及其他伴出物的情况，以便作出正确的判断；要在继承和发扬古钱币的传统鉴定方法的情况下，吸取和借鉴其他兄弟学科的研究成果，引进先进的科学分析技术，在看到钱币的表层情况的同时，更可以了解它的内在实质，而就钱论钱，先给出定义再来解释只能是一己之见。　

根据各种出土情况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几个信息：
1、铜鱼出现的时代一般为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
2、铜鱼一般出现于墓葬中
3、铜鱼的分布范围很广，几乎分布在除巴蜀地区和楚国之外的中国地区
4、铜鱼一般成串，多与贝类、小铜器、小玉器一起穿在一起。
5、有铜鱼的墓葬，一般有椁的痕迹，且有其他陪葬品
6、铜鱼除少量在尸骨周围外（有扰乱现象），大量发现在馆椁之间，且有悬挂痕迹
7、铜鱼一般不与铜磬（所谓桥形币）同出

关于桥形币，可能是铜鱼的余绪，后面再说，从上面的7条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铜鱼广泛存在于西周文化所达到的疆域的士以上的墓葬中，一般与珠、玉一起组合成串。

非常幸运的是，在古代典籍《九经》中的《礼记》里，明确记载了铜鱼的用处。《礼记》是我国最古老的儒家十三经之一，为孔子弟子及后来学者所记。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散佚。“汉武帝末，鲁共王环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艺文志》）后经戴德、戴圣父子二人收集整理，“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经》是也。”（《汉书·艺文志》）东汉时设十四经博士，这两本书包括在其中。东汉以后，《大戴礼》逐渐散佚，《礼记》49篇则流传下来至今。

《礼记》内容十分广博，虽然记载的是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礼仪，但仍然大量保存了周朝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哲学、农学、民俗等方面的历史信息，是后世研究上古社会生活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不少内容在出土发掘中得到印证。

《礼记》共四十九章，其中关于丧仪就有五章，足见周人示死如生，对死亡的重视程度。《礼记·丧大记第二十二》中，对于埋葬方式有如下文字：君 大 棺 八 寸 ． 屬 六 寸 ． 椑 四 寸 ． 上 大 夫 大 棺 八 寸 ． 屬六 寸 ． 下 大 夫 大棺 六 寸 ． 屬 四 寸 ． 士 棺 六 寸 ．

君 裡 棺 用 朱 綠 ． 用 雜 金 鐕 ． 大 夫 裡 棺 用 玄 綠 ． 用 牛骨鐕 ． 士 不 綠 ．
君 蓋 用 漆 ． 三 衽 三 束 ． 大 夫 蓋 用 漆 ． 二 衽 二 束 ． 士 蓋不 用 漆 ． 二 衽 二 束 ．
君 大 夫 ● 爪 ． 實 于 綠 中 ． 士 埋 之 ．
君 殯 用 輴 ． 欑 至 于 上 ． 畢 塗 屋 ． 大 夫 殯 以 幬 ． 欑 置 于西 序 ． 塗 不 暨 於棺 ． 士 殯 見 衽 ． 塗 上 帷 之 ．
熬 君 四 種 八 筐 ． 大 夫 三 種 六 筐 ． 士 二 種 四 筐 ． 加 魚 腊焉.
飾 棺 ． 君 龍 帷 ． 三 池 ． 振 容 ． 黼 荒 ． 火 三 列 ． 黼 三 列． 素 錦 褚 ． 加 偽荒 ． 纁 紐 六 ． 齊 ． 五 采 ． 五 貝 ． 黼 翣 二 ． 黻 翣 二 ． 畫翣 二 ． 皆 戴 圭 ． 魚 躍 拂 池 ． 君 纁 戴 六 ． 纁 披 六 ． 大 夫 畫 帷 ． 二 池 ． 不振 容 ． 畫 荒 ． 火三 列 ． 黻 三 列 ． 素 錦 褚 ． 纁 紐 二 ． 玄 紐 二 ． 齊 ． 三 采． 三 貝 ． 黻 翣 二． 畫 翣 二 ． 皆 戴 綏 ． 魚 躍 拂 池 ． 大 夫 戴 ． 前 纁 後 玄 ．披 亦 如 之 ． 士 布 帷 布 荒 ． 一 池 ． 揄 絞 ． 纁 紐 二 ． 緇 紐 二 ． 齊 ． 三 采 ．一 貝 ． 畫 翣 二 ． 皆 戴 綏 ． 士 戴 ． 前 纁 後 緇 ． 二 披 用 纁 ．
君 葬 用 輴 ． 四 綍 二 碑 ． 御 棺 用 羽 葆 ． 大 夫 葬 用 輴 ． 二綍 二 碑 ． 御 棺 用 茅 ． 士 葬 用 國 車 ． 二 綍 無 碑 ． 比 出 宮 ． 御 棺 用 功 布 ．
凡 封 ． 用 綍 去 碑 負 引 ． 君 封 以 衡 ． 大 夫 士 以 咸 ． 君 命毋 譁 ． 以 鼓 封 ． 大 夫 命 毋 哭 ． 士 哭 者 相 止 也 ．
君 松 槨 ． 大 夫 柏 槨 ． 士 雜 木 槨 ．
棺 槨 之 間 ． 君 容 柷 ． 大 夫 容 壺 ． 士 容 甒 ．
君 裡 槨 虞 筐 ． 大 夫 不 裡 槨 ． 士 不 虞 筐 ．

上文中黑体字的部分翻成白话比较长，试译如下：（出丧）要装饰棺材周围。
国君的棺材四周围上龙形图案的帷幕，前面和左右面又挂着象宫室承留那样的三只用竹编成的池，后面用青黄色缯作成的幡悬在池下。车上盖着边缘是白黑色斧纹图案的幔，幔中间有火纹三行，两巳字相背的图案三行，用白锦做成屋顶的样子，用六枚浅红色的纽纽连接翣上下；顶上用五色丝做绥，挂着五串贝；边上有画斧形、巳字相背纹、云气纹的翣各两把，翣上都装饰着圭。竹池下挂有铜鱼，灵柩车行进时铜鱼就会跃动，如在池水中一样。再用六根浅红色帛带捆住棺材并绑在车上，再用六根浅红色帛带引出帷外由送葬人牵引。
大夫的棺材四周围上云气纹图案的帷幕，前面后面挂着二只用竹编成的池，池下悬挂大量的饰物。车上盖着边缘云气纹图案的幔，幔中间有火纹三行，两巳字相背的图案三行，用白锦做成屋顶的样子，用两枚浅红色，两枚黑色的纽连接翣上下；顶上用三色丝做绥，挂着三串贝；边上有画巳字相背纹、云气纹的翣各两把，翣上都装饰着绥。竹池下挂有铜鱼，灵柩车行进时铜鱼就会跃动，如在池水中一样......
士的棺材四周围上白布的帷幕，前面后面挂着一只用竹编成的池，池下悬挂的饰物。车上盖着白布的幔，用两枚浅红色，两枚黑色的纽连接翣上下；顶上用三色丝做绥，挂着一串贝；边上有画云气纹的翣各两把，翣上都装饰着绥......”通过出土情况与文献的结合，可以得出结论：铜鱼是西周时期大夫及以上人士的一种特殊葬具，并非可以流通的货币。

古人最早以渔猎为生，与鱼接触很多。鱼的生殖力强，为古人所崇拜。仰韶文化、马家腰、马厂、龙山文化的陶器上就出现有典型和变形鱼纹。悬挂铜鱼、贝壳的葬俗可能来源于原始社会的萨满风俗。萨满法师在作法时全身要悬挂一些小铜器、铜镜、印章、贝壳等，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协助通灵。而死者在古人看来是要去另一个灵异的地界，葬具上悬挂这些东西有助于他们的行程。

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政治结构的调整，礼崩乐坏，原来的礼仪随之变化，生活用品与陪葬用品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人对鬼神的敬畏减轻，追逐富足生活之心增长。可以通灵的铜鱼也变成了象征钟鸣鼎食的铜磬（桥形币）。这也就是为什么铜鱼一般出现在西周和春秋早期，而铜磬（桥形币）却出现在战国秦汉时期的理由。

所以，所谓的鱼币、磬币，他们虽然是青铜铸造，一定因素下也可以用来交换，但尘归尘，土归土，它们还是属于陪葬品，而不应该属于货币的范畴。通过实物我们可以知道，鱼是具有鱼形之物的代称，目前发现有铅、锡、铜、泥、蚌、陶等，可能还有更多，比如布帛、木、竹、漆也可以制作鱼形，但由于不易保存，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又：春秋战国之前，礼乐一体。所谓钟鸣鼎食是也。士以上阶层，各种行为都要完全按照礼法行事。比如君王燕饮时，廊外不但要有乐队演奏，还要有唱诗班吟唱雅颂之章。

说到铜磬，不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各地所出战国秦汉时期的小铃铛各种各样的也有不少，有的上面还有铭文。更有的与铜磬同出，而且编联成串。这更能证明我所认为这类东西是陪葬品的观点——它们是由实用礼器铜钟、石（玉）磬演变而来。

春秋后的礼崩乐坏，并不是指象文化大革命一样，把以前有序的生活完全推翻。而是一种渐进的变革，其重点是儧越。春秋之前，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而春秋后就连孔子这样传授礼法，以复古为己任之士都变通的广守弟子，“有教无类”。

礼崩乐坏的基础是王室衰微，诸侯甚至大夫掌握更多的权利和财富，而新兴地主阶级也要追求自身价值。就造成了儧越现象。表现在生前享受超过国家标准的高规格高质量的生活，死后陪葬超过自身规格的礼器。比如曾侯乙墓以及同时期的诸侯墓葬都出土过九鼎八簋，这一规格在西周时期是只有天子才可有的待遇。当时大夫使用诸侯的礼器，士使用大夫的礼器陪葬，已成司空见惯之事。至于普通庶民，只要财力允许，也可以置办象样的礼器随葬。这样一乱，大家都可以享受到VIP待遇了。当每个人都有VIP卡的时候，贵宾就不成为贵宾了，这就是礼崩乐坏。

仰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专门为死人制作的明器——不堪实用的陶器。青铜时代的明器得到发展，又出现竹、木、丝绸等质地的明器，种类也越来越多。墓葬中出土的轻薄简陋不堪使用的青铜器也属于明器。

钟、磬的形状虽然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形状已大幅缩水，变的更为轻薄，石、玉之磬也因为制作方便而改成铜制。但其作为礼器陪葬的意义没变。大家如果有耐心的话，考古文物类的杂志可以翻翻看，里面有不少发掘资料可供参考。之所以磬、鱼被认为是币而钟（铃）被人忽略，是因为铜鱼铜磬的形状为片状，大小轻重或接近当时七国货币。而钟（铃）的形状比较特别的原因。

yp_1973

所以，所谓的鱼币、磬币，他们虽然是青铜铸造，一定因素下也可以用来交换，但尘归尘，土归土，它们还是属于陪葬品，而不应该属于货币的范畴。通过实物我们可以知道，鱼是具有鱼形之物的代称，目前发现有铅、锡、铜、泥、蚌、陶等，可能还有更多，比如布帛、木、竹、漆也可以制作鱼形，但由于不易保存，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学习！

成熟男人

只把鱼币、桥梁币做个版别！:8

翠梧斋主人

好文

古泉堂

好文章，学习。

海東靑

现在把很多这类原不是货币的物件牵强地称做某币的现象太常见了,特别是先秦的,其实有很多都是随葬器,车马饰件`

某泉

huazai988

白水月生

白水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