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四铢钱非“去春所禁新品”论－－邹志谅

齐桓公

大明四铢钱非“去春所禁新品”论邹志谅
     1987年秋在江苏常州武进出土了一批汉及刘宋钱币，内涵比较丰富，有半两、五铢和莽钱，有孝建四铢和剪边五铢，有极为罕见的景和钱，更引人注目的是其中发现了数枚史无记载，前所未见的大明四铢钱。据调查这批钱原存在一个入土的陶中，钱体呈褐钯，锈呈铁锈钯。大明四铢钱，铜质，铸工不精，有的出现残缺，有的面背错范。面文“大明”，背文“四铢”，字体同孝建四铢，为韭叶篆。有同常规右读的，有传形的，直径约21.5毫米，重1-2克。经多方鉴定，一致认为非伪作之品。
    《中国钱币》1933年第4期刊发了袁涛《谈大明四铢钱》一文。笔者赞成袁文以为大明四铢为南朝刘宋大明年间的官铸钱，但对于袁以为《宋书，颜竣传》所记沈庆之等言及“去春所禁新品”即指大明四铢钱一说，不敢苟同。
    宋孝武帝刘骏前后曾立两个年号，公元454-456年为“孝建”，公元457-464年为“大明”。史书记孝建元年正月“更铸四铢钱”。钱谱有记：“孝建元年，铸四铢钱，一边为‘孝建’，一边为‘四铢’。由于一千五百多年以来，大明四铢一直没有露面，历来发现刘骏铸钱仅孝建四铢一种，人们对刘骏铸第二种四铢之举长期一无所知，因之人们将史书“更铸四铢钱”理解为刘骏仅铸孝建四铢钱无疑。新发现的大明四铢钱径较小，厚度较薄，铸工粗糙，残缺，错范多见，形态，字体，重量和铸造工艺均与减重的孝建四铢类同，且面文都为年号，背文都为“四铢”，证实刘骏于大明年间还铸有置有大明年号的四铢钱。通过对史料的进一步研究，尚能看到刘骏的大明四铢的初衷。
    孝建元年刘骏推出的减重较为明显的新钱孝建四铢后，钱币秩序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控制。孝建三年“尚书右丞徐爱议曰：‘今宜以铜赎刑，随罚为品。’诏可。所铸钱形式薄小，轮廓不成就。于是民间盗铸都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前凿古钱，以取其铜，钱转薄小”。“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无轮廓者，悉如禁断。”对于孝建三年诏铸薄小钱，不久禁之事，朝廷大臣争论激烈。以始兴郡沈庆之为代表主张继续铸行薄小钱。沈应之提出：“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今铸悉依此格。万税三千，严检盗铸，并禁剪凿。”此议得到太宰江夏王刘义的支持，曰：“又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愚谓此条在可开许。”而吏部尚书颜竣反对，曰：“今百姓之货，虽为转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须自止，不中以圣虑。唯府藏空匮，实为重忧。今纵行细钱，官无益赋之理，百姓虽赡，无解官乏。唯简费去华，设在节俭，求赡之道，莫此为贵。”三位所说“去春所禁新品,新禁初行”，当指孝建三年诏铸的形式薄小，轮郭不成就钱。钱虽薄小，名当不变，仍为“孝建四铢”。沈庆之提出今铸悉此格，时已入大明元年。史书虽无明文大明年间是否铸了依此格的新钱，大明四铢的发现，证实了当时确定铸就了依薄小孝四铢之格的新钱。
    可见，史书云孝建年“更铸四铢钱”，铸的确是孝建四铢钱。但于孝建三年币制又有所变，曾铸有薄小，轮郭不成就极度减重的孝建四铢钱。不久禁此钱式，即所禁新品之指，次年由沈庆之等提议，在大明年间又铸依前禁薄小钱格式的大明四铢钱。此际钱法大坏，既诏行薄小细钱，民间盗窃案铸者云起，再大量开铸所谓官钱已无更多实际意义。因此大明四铢铸量很少，在一千五百余年后才重新发现。
    袁文以三位论者的死亡年份早于秦始年间为由，推翻了罗伯昭的去春所禁新品”即永光钱说，又以大明二年秋颜竣已不可能参加前会议为由，认定三位论及去春所禁新品应在大明二年，由此论定“去春所禁新品”即指大明钱。袁文云：“如果是大明元年召开，去春就是孝品仅理解为相对于孝建四铢而言的，把孝建三年诏铸之薄小孝建四铢排斥在新品外了，可见袁文没有注意到同一份史料上文所记孝建三年乃立品格，悉加禁断之史实，以为新品肯定不是孝建四铢钱，才误定为去春所禁新品，即大明四铢钱了。

一笑

大明四铢少为人知，所论顿感开毛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