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盗墓传奇——最不可思议盗墓事件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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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人赵秉文有诗云：“渭水桥边不见人，摩挲高冢卧麒麟。千秋万古功名骨，化作咸阳原上尘。”其诗道出了咸阳原上的历史场景。穿越时空距离，透过这些陈列着的苍凉陵冢，人们似乎看到咸阳原的荣辱兴衰，听到古陵主人战马的嘶鸣声，读到咸阳古陵文化的精彩篇章。
　　秦岭北麓的关中平原，西起宝鸡，东至潼关，南北夹于秦岭山地和北山山脉之间，是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自西而东的渭河，流贯条形的关中平原，故亦称渭河平原。古代这一带属秦国，长约七八百里，所以又有“八百里秦川”之称。西周、秦、汉时代，关中是全国最富饶之地，其财富占全国十分之六。古都西安即坐落于这片平原中部的渭河南岸。沣河、沪河、灞河等八条河流，从秦岭北麓蜿蜒而来，形成“八水绕长安”的景象。属于秦岭山脉的华山、骊山、终南山等巍峨高峻的山峰，罗列市区之南，重峦叠嶂，云蒸霞蔚，构成了美丽的山水风光。
　　位于关中腹地、泾(河)渭(河)之交的咸阳，是西汉皇陵的主要集结地。西汉王朝，凡214年，历经11位皇帝，建陵园11座，有9座位于咸阳原上，其中最为显贵的有五陵，即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和昭帝平陵。这五陵当时均建有陵邑管理，故将其称为“五陵原”。古诗中“五陵年少争缠头”，“五陵裘马自轻肥”的记述，即指当年居住在这些陵邑(县)中的纨绔子弟斗鸡走马、为非作歹的事情。
　　在西汉的11座帝陵中，最大的当数汉武帝茂陵，在中国历史上，如此规模浩大的皇帝陵，只有秦始皇的骊山墓方能与之相比。
　　茂陵位于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北原上，南位乡的东南部，西距兴平县12公里，东距咸阳市15公里。其北面远依九骏山，南面遥屏终南山。东西为横亘百里的“五陵原”。此地原属汉时槐里县之茂乡，故称“茂陵”。它高46．5米，顶端东西长39．25米，南北宽40．60米。据《关中记》载：“汉诸陵皆高12丈，方120丈，惟茂陵高14丈，方140丈。”上述与今测量数字基本相符。总占地面积计为56878．25平方米，封土体积848592．92立方米。陵园四周呈方形，平顶，上小下大，形如覆斗，显得庄严稳重。
　　公元前139年，茂陵开始营建，至公元前87年竣工，历时53年。《晋书·索绋传》云：“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一供山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也就是说，汉武帝动用全国赋税总额的三分之一，作为建陵和征集随葬物品的费用。建陵时曾从各地征调建筑工匠、艺术大师3000余人，工程规模之浩大，令人瞠目结舌。
　　汉武帝的梓宫，是五棺二椁。五层棺木，置于墓室后部椁室正中的棺床上。墓室的后半部是一椁室，它有两层，内层以扁平立木叠成“门”形。南面是缺口，外层是黄肠题凑。五棺所用木料，是楸、梓和楠木，三种木料，质地坚细，均耐潮湿，防腐性强。梓宫的四周，设有四道羡门，并设有便房和黄肠题凑的建筑，便房的作用和目的，是“藏中便坐也”。《汉书·霍光传》曰：“便坐，谓非正寝，在于旁侧可以延宾者也。”简单地说，便房是模仿活人居住和宴飨之所，将其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与死者一起殉葬于墓中，以便在幽冥中享用。“黄肠题凑”是“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料皆内向，故曰题凑。”汉武帝死后，所作的黄肠题凑，表面打磨十分光滑，颇费人工，要由长90厘米，高宽各10厘米的黄肠木15880根，堆叠而成。
　　公元前87年，汉武帝死后，入殡未央宫前殿。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梓宫内，武帝口含蝉玉，身着金缕玉匣。“匣上皆镂为蛟龙弯凤鱼麟之像，世谓为蛟龙玉匣。”汉武帝身高体胖，其所穿玉衣形体很大，全长1．88米，以大小玉片约2498片组成，共用金丝重约1100克。
　　茂陵的地宫内充满了大量的稀世珍宝。《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弃天下，霍光专事，妄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钱鳖牛马虎豹生禽，凡为九十物，尽瘗藏之。”《新唐书·虞世南传》也载道：“武帝历年长久，比葬，陵中不复容物。”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因为汉武帝在位年久，又处在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所以随葬品很多，除190多种随葬品外，连活的牛马、虎豹、鱼鳖、飞禽等，也一并从葬。另据记载，康渠国国王赠送汉武帝的玉箱、玉杖，以及汉武帝生前阅读的30卷杂经，盛在一个金箱内，也一并埋入陵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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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诸帝除个别皇帝外，都修建了大规模的皇陵，并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皇陵几乎无一逃脱被盗掘的命运。民间小规模的盗掘自不必说，单是大规模的被盗，就有不少。如西汉末年，赤眉军进入长安，西汉诸帝陵悉被发掘；东汉末年，军阀董卓也曾派吕布盗掘西汉诸皇陵。
　　茂陵是西汉诸陵中最为突出的，所以被盗掘的次数和规模也远远多于其他皇陵。仅有历史记载的被盗事件即有五次。
　　公元前84年，汉武帝葬后刚刚四年，可谓尸骨未寒，但其陵已被人盗掘，陵中的东西已经“上市”。汉武帝梓宫中有一玉箱和玉杖，这是西胡康渠国国王所献，汉武帝生前十分喜爱。但刚过四年，一个扶风人在市场上看到一个商人正在出卖玉箱和玉杖，要价为青布30匹，钱9万。扶风人见这两件东西十分精致，绝非寻常之物，于是未加讨价就买下了。买来之后，扶风人爱不释手，常与宾客共赏。恰巧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此人看到这两件东西后，转身就走。原来，此人乃汉武帝生前的一个小奴，认识玉箱、玉杖，所以他急忙将此事报告当地的官吏——有司。有司一听此事，这还了得，赶忙派人去拿扶风人，询问玉箱、玉杖的来历。扶风人得知此乃先帝之物，十分惊恐，不敢隐瞒，将整个经过和盘托出。只说自己买时不知此乃茂陵之物，更不知卖主姓甚名谁。有司派人缉拿商人，那商人却早已不知去向。有司无奈之下，只好将玉箱、玉杖入官，不了了之。但茂陵被盗一事却是确凿的事情。
　　公元前64年，发生了一件十分荒诞的事情。山西有个采药人，名叫李友。此人常于山中采集药物。一次，他来到上党的抱犊山采药。当他爬到半山时，已是精疲力尽。此时，他看见了一个山洞，便走了进去想休息一下。坐于山洞口的平坦岩石上，李友俯视抱犊山，只见满目青翠，山中的小溪淙淙流淌，不觉心旷神怡，疲劳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休息片刻，李友起身欲走。就在起身的同时，他不自觉地看了山洞一眼。这一看，看出了问题，他发现黑暗的山洞里有个东西闪着金光。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向洞里走去。走了大约200米，他看到了那个闪光的东西，原来是个金箱。他试着抱了抱，箱子很沉。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他终于将箱子搬到了洞口。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金箱，发现里面盛满了书籍。书籍码放整齐，计有杂书40余卷，包括：《老子》2卷、《太上紫文》13卷、《灵跻经》6卷、《太素中脂经》6卷、《天柱经》9卷、《六龙步元文》7卷、《马皇受真术》4卷。李友打开了其中的一卷，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御书”二字。再一看，乃是汉武帝读过之书。皇帝之书为何会藏于此处?李友不由得大吃一惊。他赶忙把书放回，关上金箱，并将其藏好。吃了这一惊，药是采不下去了。思索再三，他决定报告官府。河东太守张纯闻听此事，不敢怠慢，马上派兵丁随李友上山取回金箱。在确证金箱乃汉武帝之物后，他马上报告了当时的皇帝汉宣帝。汉宣帝见到此物，询问众大臣。当时有一典书郎冉登，系汉武帝时侍臣。看了金箱和经书后，他痛哭流涕，上奏道：“这是孝武皇帝(汉武帝)随葬之物，当时我亲手将其放进陵墓，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汉宣帝听了，十分惊愕。在查不到是谁将书箱盗出的情况下，他令人将书箱送回汉武帝陵中。但是当皇帝的手下进入茂陵时，却惊奇地发现茂陵内竟然完好如故，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曾有人进入过陵内。但这金箱，连同之前的玉杖、玉箱是怎么出去的呢?这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
　　西汉末年，琅野人樊崇率百余人入泰山，揭竿起义。22年，新朝皇帝王莽派大军10万人击樊崇军。樊崇军准备大战，起义军用赤色涂眉，作为起义军记号，史称“赤眉军”。结果大败王莽军。25年，赤眉军30营(一营为一万人)攻入长安。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入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肆掳掠，在将长安城抢劫一空后，赤眉军又来到咸阳原上，发掘汉帝后坟墓，收取宝货。西京长安二百年的文物，几乎被破坏殆尽。而武帝的茂陵，当然也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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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史书记载，赤眉军掘开茂陵后，成千上万的士卒搬取陵中宝物。搬了几十天，但“陵中物仍不能减半”。茂陵附近的帝后陵，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令人发指的是，个别人竟然干起了奸尸的可耻勾当。据《后汉书·刘宣子传》记载：赤眉起义军进入关中，攻占长安后，焚烧了皇宫，又发兵西征，“逢大雪，坑谷皆满，上多冻死，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
　　26年，赤眉军再一次“光顾”了茂陵。当时，他们正被刘秀领导的起义军打败，走上了穷途末路，兵退咸阳。许多士兵都开了小差，军心更为不稳，樊崇为此一筹莫展。此时，起义军的军师，名叫徐宣，他给樊崇出主意说：“眼下我们东有刘秀攻打，西有隗嚣追击，两面受敌，想退是不可能了。只有设法再次打进长安，方有一线生机。只是现在雪下得这么大，军心不稳。我看主要是士兵闲来生事。这一带陵墓不少，不如叫大家去掘坟盗宝，土兵们有了财物，士气自然高昂，攻进长安就有希望了。”樊崇一听，茅塞顿开，立即下令士兵再次去盗茂陵。
　　徐宣此次出主意去盗茂陵，除了想要提高士气外，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想得到茂陵中的道术秘册。原来徐宣能掐会算，曾当过县里的狱吏，在《易经》上造诣匪浅。他知道汉武帝生前信神敬仙，收集了不少方士的道术，所以猜想其墓中必有秘册。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徐宣的这个想法只是一种猜测：士兵们找遍了茂陵的所有角落，甚至捣毁了著名的茂陵陪葬墓——西汉大将军霍去病墓，然而道术秘册却不见一点蛛丝马迹。
　　东汉末年，中国出现了一个恶霸——董卓。此人是凉州的一个下层豪强，他的部属都是些地方上的土霸和羌族胡族的豪酋。董卓为首的一群极端凶恶的豺虎盗贼是历史上最野蛮的破坏者。当时人口、文化、财物最集中的洛阳、长安，都被这群野兽毁坏殆尽。
　　董卓曾下令大将吕布盗掘西汉诸皇陵，至于吕布盗掘诸陵的详细情况史无记载，不得而知，但其盗掘茂陵却留下了一个故事。
　　据说，吕布盗茂陵时，董卓曾交付其一个秘密任务，那就是要其留心寻找茂陵墓中的秘方妙药。原来，董卓有个孙女，名叫董白。此女长得花容月貌，且生性乖巧，甚得董卓喜爱，被视为掌上明珠。十岁时董卓就封她为渭阳君，并为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仪式举行时，董卓特命兵士搭起了宽六米多、高二米的高坛，董白坐着显贵的轩金华青盖车，由大批官员簇拥，登坛受封，好不隆重。但可惜的是，这董白是个哑巴。为此，董卓十分忧虑，曾广延天下名医为之医治，均未见效。后来，董卓听手下大臣说，汉武帝刘彻一生敬神寻仙，熬炼仙药，其陵中也许会有专治哑巴的灵丹妙药。于是，他把这个任务交于吕布。
　　吕布带领大批士兵进入茂陵，在搬运大批宝物的同时，细心地找起了灵丹妙药。但是，搜遍了整个陵墓，连汉武帝的棺木都翻了个底儿朝天，灵丹妙药还是未能找到。吕布没有完成董卓交予的特殊使命，心中既着急又懊丧。正在这时，只见一个士兵手拿一卷绢纸，大声喊道：“找到了，找到了!”小跑过来。吕布听到后心中不由得一阵狂喜，他不等士兵报告，一把从其手中抢过了绢纸，展开一看，只见上面用端端正正的隶书写着十二个大字：“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吕布乃一介武夫，好不容易认识了这几个字，已属不易，哪里还会理解其中的深意，他认为这也许正是董卓要找的。于是，他兴高采烈地宣布班师回朝。回来后，将绢纸交于董卓。董卓端详了一阵，也不知其意，于是转而问大臣。然而众大臣面面相觑，无一应答。董卓大怒，厉声喝问：“连这十二个字的意思都不能理解，我养你们这帮大臣何用!”厉声之下，众大臣无不战栗。董卓更为生气，走下殿来，双目圆睁，逼视站在最前面的大臣。该大臣一看大事不妙，扑通一声跪下：“大王，臣非不知，实不敢说。”董卓说：“你说，我不怪你，赶忙说。”大臣颤声道：“这句话是诅咒您的。”“如何见得?”董卓仍是不解。大臣道：“您看，这千里草，合起来是一个‘董’字，十日卜合起来，是一个‘卓’字，这句话是诅咒您不得生啊。”董卓听完，气得都快晕过去了，他伸手将那一卷绢纸拿来，欲将其撕个粉碎，但是，这绢纸非常结实，怎么撕也撕不碎。盛怒之下，他将其掷于地，踩于脚下，并大声斥责吕布：“你带来的是什么东西，饭桶!滚下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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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余怒未息的董卓又派人将汉武帝的尸体扔在墓外曝晒。朝中大臣对此无不黯然，于是公推蔡邕前去劝解。董卓这才消了怒气，派人将尸体放回，并草草处之。
　　就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董卓被吕布所杀。正应验了那句熟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个故事系民间流传，真伪难辨，但董卓曾派吕布盗掘茂陵却是不争的事实。
　　唐朝末年，又一支农民起义军开进了汉武帝的茂陵，其首领是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黄巢。
　　黄巢与赤眉起义军的首领樊崇有所不同。他可以说是个文武全才。既长于骑射，又颇爱读书；既贩过私盐，又考过进士；既是失意士人，又是一方豪侠。按说，这样一个能文能武的人，应该具有一定的“文物保护意识”，但是历史却不无遗憾地记载下了其盗掘陵墓的行为。
　　880年，黄巢的事业达到了顶点。这一年，他率数十万起义军攻入唐都长安，唐朝皇帝唐僖宗带着少数家眷仓皇出逃。黄巢入城时，数百万民众夹道欢迎，所到之处，群众无不山呼万岁。同年，黄巢登上了皇帝宝座，定国号为大齐，年号金统。
　　当了皇帝的黄巢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别说派兵继续追击唐王朝的残兵败将，甚至未来得及对民众颁布治国诏令，他就开始了极度的享乐。“防御”二字早已抛之于九霄云外。
　　但是，就在黄巢尽情享乐的同时，一支支唐朝地方豪强的武装已悄然集结。881年，唐僖宗委任宰相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率军打到了长安城下，战斗一触即发。但这是怎样的战斗啊，黄巢率领的起义军已今非昔比。战斗尚未开始，胜负却已确定。结果是这支起义军还未等唐兵攻城，只是听说唐兵要来，便闻风而逃。
　　逃到咸阳的起义军，军心涣散，已成强弩之末。在一个寒风瑟瑟的秋日，他们盗掘了茂陵。
　　关于黄巢起义军盗掘茂陵的细节，史无记载，不便妄加想象。但关于其盗掘茂陵的原因，却有两点可以探讨。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当时起义军已走向穷途末路，军中粮饷不足，盗掘茂陵，以茂陵之宝补充军需，也属万不得已。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出于一种仇恨的心理。虽然黄巢起义军一向纪律还算严明，很少有烧杀抢掠的恶行，但这也只是针对一般的贫民百姓而言。对于恶霸地主及贪官污吏，他们从骨子里十分仇恨，常有处死并没其财物的行径。汉武帝在他们眼里，当然绝非什么善类，所以在一时气愤之下，挖其坟墓也在情理之中。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茂陵所遭受的种种劫难，是一代英主汉武帝生前绝难想象的。当初他费尽心机营造的宏伟陵墓，成了后世争相抢夺的宝地；伴随他的财宝器物，被盗贼肆意抢掠；就连他口含宝珠，身着“珠襦玉匣”的尸体，也曾被扬之于外，曝之于野。若有在天之灵，不知此时的汉武帝将作何感想?
　　略令人安慰的是，时隔两千多年的今天，历经沧桑的茂陵被命名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地属于茂陵的鎏金兽头银盘、金饼等118件文物“完璧归赵”。1979年12月，又成立了茂陵博物馆，茂陵文物事业得以飞速发展。如今的茂陵，已成为中外人士游览的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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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被盗的陵墓难以尽数，但是令后人奇怪的是，经学大师董仲舒的母亲之墓竟然也被人盗掘!
　　提起董母，恐怕无人知晓，但提起董仲舒，恐怕无人不晓。
　　董仲舒出生于河北景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从小就潜心钻研儒学。据说其学习十分刻苦。他念书的书房外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园子，然而他在书房学习三年，竟从未踏进过；对于经常骑的骏马，他也分不清雌雄。到20多岁时，他已成为对《公羊春秋》等经书深有研究的大学者。但是他虽博学，却未因此而步入仕途，而是做了一名教书匠，当时的人们把他称为“汉代的孔子”。他讲学时，在讲堂前挂一幅帷幔，他在里面讲，外面坐满了学生，但诸生“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尽管如此，他仍教出了不少有名的学生。他的思想也随着门生的不断传播而成为当时流行的学说。在同时代兴起的众多学者中，他成为最夺目的一个，成为当之无愧的“众儒之首”。
　　董仲舒的名声越来越大，甚至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在他39岁那年，汉武帝召见了他。他以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的回答征服了汉武帝。汉武帝接受了他的主张，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因此成为西汉乃至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同年，汉武帝封董仲舒为“江都相”，董仲舒开始了坎坷的仕途生涯。
　　公元前121年，郁郁不得志的董仲舒辞去官职，回到故乡广川，他闭门谢客，埋头著书，既不过问家居杂事，也不置产业。历经十几个春秋，写成了17卷82篇的《春秋繁露》。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部书原名并非《春秋繁露》。据说他成书之前，曾梦见有龙入怀，但这自不足信。事实是，他写了好几十篇文章，如《闻举》、《玉杯》、《清明》、《竹林》等，这些文章都讨论了儒学问题，但董仲舒并没将其编撰成书，是后人辑录而成的，并冠名为《春秋繁露》。
　　尽管已赋闲在家，但董仲舒仍十分关心朝政大事，甚至在他75岁时，还曾写奏章给汉武帝，坚决反对盐和铁官营的政策，认为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写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篇奏章。死后，被葬于长安西郊。汉武帝曾经过墓地，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地下马致意，故董仲舒的墓地，又被称做“下马陵”。
　　但令人不解的是，“下马陵”未见被盗掘的记载，而董仲舒之母的墓室却相传被盗。
　　据杜光庭的《灵异记》中记载：
　　蔡州西北百里平舆县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为母追葬衣冠之所，传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长，追思其母，因筑墓焉，秦宗权时，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间无墓，恐是仲舒藏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于此，宗权命裨将领率百余人往发掘之……
　　从上文可略知盗墓者的动机，原来是为了盗得“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而这与董仲舒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
　　董仲舒虽然一生致力于儒学，但他尤爱神学。年轻时，他就十分重视对阴阳学说和神仙方术的研究。他和当时谈神论鬼、宣扬炼丹益寿的著名方士李少君交情极深。两人常在一起谈论神仙方术，甚至装神弄鬼，并形成了自己的唯心主义神学体系。他热衷神学，曾招致杀身大祸。公元前135年，辽东郡祭祀汉高祖的高庙和长陵县的高园先后发生了两次大火灾。董仲舒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将火灾发生的原因归结于“上天发怒”，上天之所以发怒是为了谴责人间的“骨肉相残”。汉武帝看了，非常生气，把董仲舒交官问罪，并要处死。幸亏其名声很大，又加上其学生等百般求情，皇帝才免他死罪，但贬了其官。
　　遭此大祸，董仲舒仍执迷不悟。在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中，自始至终都贯彻着他的神学观。
　　另外，关于他能呼风唤雨，而且著有能避祸免灾的书的传闻在民间广为流传。而这终于导致其母之墓被盗的悲剧发生。老百姓认为其子是神，则其母必为仙，而仙人是不会在人间掩埋的。所以认为他筑衣冠墓是假，藏灵药秘诀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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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汉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个厚葬高峰。而这一时期，也是盗墓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历史上，被盗掘的两汉墓多如牛毛，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史书记载的局限和篇幅的关系，笔者在此就不一一详述了。只能将一些重要的或有意思的盗墓事件辑录如下：
　　《晋书·愍帝记》中记载：“(建兴三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采帛不可胜记。时以朝廷草创，服章多阙，敕收其余，以实内府”。
　　据《史记》载，薄太后死于汉景帝二年，即公元前155年，而其墓于470年后被盗，即315年。另据《古书图成·堪舆卷》可知，盗墓贼为三秦人尹值、解武等。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晋憨帝建朝时，竟连穿衣都成问题，所以不得不收拾盗墓贼留下的“烂摊子”，用来充实内府所需。
　　在徐州龟山汉墓前，立有一块石碑，碑上用不规则的小篆写着：
　　第百上石，楚古尸王。通于天述，葬棺椁，不布凡鼎盛器，令群臣已葬，去服母今玉器。后世幸视此书，(目)此也心者，悲之。
　　这座墓乃西汉时的楚襄王刘注与其妻的“同茔异穴”墓。碑文主要是告诫后世，他虽为一代楚王，但墓中既无华贵的服饰，又无陪葬的宝物，当你看到碑文时，你心中一定会感到悲伤。
　　尽管如此，后来的发掘证明，其墓仍被盗掘两次。更令人感到可笑的是，在历经两次盗掘之后，墓中依然出土了玉器、陶器、车马器、陶俑、五铢钱、麟趾金、龟纽银印、铜矛、朱雀肖形印等大批文物。而那碑文，让人想起了一句古语：此地无银三百两。
　　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使用数量众多的塞石封堵墓道，塞石重者可达7.8吨，但仍未能阻止盗墓贼的进入。经现代考古发掘可知，盗墓的贼娃子或将塞石击断，或将其拖出，最后成功地进入了墓室，将随葬品洗劫一空。考古人员清理时，发现后甬道一块塞石已被盗墓者拖运到前室，塞石的前端有盗墓者为便于拖拽而凿出的牛鼻扣。据推测，盗墓贼借助凿出的牛鼻扣，拴上绳索，用一头或数头牛向外拉动，一一将石板拖出室外，然后轻而易举地进入墓室，打开棺椁，盗取宝物。在塞石的缝隙中，清理人员发现了玉衣片，这证明墓主曾穿戴金缕或丝缕玉衣，盗墓贼连同玉衣和陪葬器物一并劫走了。
　　五花八门的离奇的事，史书记载却屡见不鲜。刘表在东汉末年曾任荆州牧，其墓被盗后，不仅尸体不坏，还有香气传出很远。《太平御览》载：“刘表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梼四方珍香数十石著棺中，苏合消救之香莫不毕备。永嘉中，郡人衡熙发其墓，表貌如生，香闻数十里。”《水经·沔水注》也记道：“城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太康中为人所发，见表夫妻，其尸俨然。颜色不异，犹如平生，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经日不歇。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
　　另据郦道元《水经·沔水注》以及《三国志·刘表传注》、《太平御览》引、《从征记》等记载：
　　襄阳城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太康中为人所发。见表夫妻，其尸俨然。颜色不异，犹如平生。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经月不歇。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表死后八十余年，至晋太康中，表冢见发。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闻数里。
　　表子琮持四方珍香数十石著棺中，苏合消疫之香毕备。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刘表夫妻的尸体不但历八十余年没有腐烂，而且在墓被掘开后，还有香味传出很远，据此可以推断，其尸体不坏的原因，当与这防腐的香味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说史料记载的各种近似传奇的古代未腐尸体，由于早已淹没于历史的滚滚烟尘之中而无法详考，但现代考古发掘中确也有类似的实例发现。
　　晋义熙九年，盗发故骠骑将军卞壶墓，剖棺掠之，壶面尸如生，两手悉拳，爪生达背。
　　史载卞壶被杀于东晋成帝咸和三年，即公元328年。坟墓被掘在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即公元413年，其间相距85年。在这样不算太长的时间内，“面尸如生”当是可信的。但后面的记载“爪生达背”，也就是说入葬之后，指甲还在像树根一样不断生长，以至到达于背，就显然有些离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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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滚滚车轮早已驶过了两汉王朝，两次的疯狂厚葬以及由之引发的席卷八荒的盗墓之风，令后人发出何等沉重的感慨！但是，“前事不忘”能成为“后事之师”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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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207年5月，已逾“知天命”之年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在征战乌桓的归途中，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诗歌《步出夏门行·龟虽寿》。其中有句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表明，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
　　一方面统一大业路途尚远，另一方面老境渐至岁月如梭，所以，如何延长寿命来完成未竟的事业，就成为曹操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而暮年将至、壮志未酬的苦闷也随之而生。
　　对于长生不老、成神成仙，曹操是十分向往的，这从其诗《气出唱》中可得到明证。在其中的一节，他写道：
　　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历登高山临溪谷，乘云而行。行四海外，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翱游。骖驾六龙饮玉浆。河水尽，不东流。解愁腹，饮玉浆。奉持行，东到蓬莱山，上至天之门。玉阙下，引见得入，赤松相对，四面顾望，视正焜煌。开玉心正兴，其气百道至。传告无穷闭其口，但当爱气寿万年。东到海，与天连。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心恬澹，无所欲。闭门坐自守，天与期气。愿得神之人，乘驾云车，骖驾白鹿，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跪受之，敬神齐，当如此，道自来。
　　在这首诗里，曹操以优美的笔调描写了自己历经泰山、蓬莱，得到了不死之药，又同各路仙人饮酒同乐，共度良辰的美好梦境。其成神仙、齐天地的强烈愿望跃然纸上。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对此，曹操的认识是清醒的，也是痛苦的。这从其61岁时所作的《秋胡行》中可得到体现：　
　　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经历昆仑山，到蓬莱。飘飘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歌以言志，愿登泰华山。一解。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阳，殊不知老；赤松王乔，亦云得道。得之未闻，庶以寿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二解。
　　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不?万国率土，莫非王臣。仁义为名，礼乐为荣。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三解。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圭。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四解。
　　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壮盛智惠，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泛泛放逸，亦同何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五解。
　　在这里，曹操虽然试图“思得神药，万岁为期”，但“人道居之短”，连老子、赤松、王乔这些传说中的仙人，都不能得道成仙，何况自己!所以，他只能面对现实。但是曹操的可贵之处在于，面对人生的短促，他并没有采取“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及“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的悲观放纵态度，而是表达了“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爱时进趣，将以惠谁”的忧国忧民，积极进取的不懈精神。
　　“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的达观人生促使曹操采取措施延长寿命。习练气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所谓的气功，在中国历史悠久。到西汉时已相当流行。当时的曹操，集中了国内的各路大师和大仙，向他们学习。据说这些人中有一个叫甘始的气功师“善于行气，老有少容”，封君达知养性法和隐形法，郗俭能辟谷不食，据说曹操之子曹植曾亲与其绝谷百日，见其犹能“行步起居自若”。但最著名的当数华佗，此人不仅能妙手回春，治疗疑难杂症，而且在气功保健方面也造诣极深。他发明的“五禽之戏”即模仿虎的前肢扑动、鹿的伸转头颈、熊的卧倒身子、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编成的健身体操，功效十分显著。其弟子吴普按“五禽之戏”，坚持锻炼，活到90多岁，仍耳聪目明，牙齿不脱。曹操经常向这些气功师学习，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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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生老病死乃是自然之规律，实非人力所能抗拒。所以，从218年开始，曹操不得不考虑安排自己的后事。
　　曹操对后事的安排主要体现在其颁布的《遗令》中。在这份《遗令》中，他说道：
　　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
　　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有头病，自先著，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
　　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帐，朝晡上脯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分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在这篇《遗令》中，曹操对自己一生的功过做了简略的结论。认为自己以法治军是一贯的，至于发小脾气，犯大过失，则不值得仿效。从这一点看，曹操还是实事求是的。
　　令文对自己的婢妾和歌伎做了安排。要求将她们安置于铜雀台好好对待。在铜雀台正堂上安放一张六尺长的床，挂上灵幔，早晚供上干肉、干粮之类的祭品，每月初一及十五，要向着灵帐歌舞，还要常登铜雀台，遥望自己的墓田。对于余下的薰香，可分于诸夫人，不要用来祭祀。各房之人如无事，可学着编织有饰物的鞋子卖。自己一生做官得到的绶带，都放于柜中，遗留的衣服等，放于另一柜中，放不下的话，可由曹丕等兄弟们分掉。
　　曹操《遗令》中的细琐安排，特别是对妻妾的安排，遭到了历代文人的非议。如杜牧《杜秋娘传》云：“咸池升日庆，铜雀分香悲。”吴伟业《清凉山赞佛》写道：“纵酒苍悟泪，莫卖西陵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祝翁》中也评论道：“缱绻恩私悲永诀，由来伉俪最情深，从今白首同归去，痴绝分香卖履心。”这些纠缠于细枝末节小事的诗歌，其用意大抵是一种讥讽。不过这种讥讽对于曹操来说，是不公平的。鲁迅先生的诗《答客请》：“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即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回击。
　　220年正月，曹操西征关羽后回到洛阳，突然病倒。其发病的原因与一个奇怪的事情有关。一天下午，曹操感到头有点晕，继而感到口苦。于是他命令一个叫苏越的臣子到果园去摘梨。苏越伸手摘了一盘梨，只见每只梨的根部都渗出了殷红的液体，像人的血液一样。曹操见此景状，十分恶心，呕吐不止，从此一病不起。
　　20日后，66岁的曹操走完了生命的历程，病逝洛阳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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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薄葬”的帝王。
　　218年，曹操颁布了一道《终令》，其中说：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终令》明确提出，死后不要厚葬，要将自己埋葬在瘠薄的土地上，依照原有的高度作为圹墓，陵上不堆土，也不植树。
　　一年后，曹操为自己准备了送终的四季衣服，分别盛放在四个箱子中，上面写明春夏秋冬，并留下一个遗嘱：“有不讳，随时以殓，金珥珠宝之物，一不得送。”意思是说，我如死了，请按当时季节所穿的衣服入殓。金玉珠宝铜器等物，一概不要随葬。在上一节引述的《遗令》中，曹操又一次重申了死后“薄葬”的要求，即“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者，勿遗。”及“敛以时服，葬之于邺之西冈上”。
　　历代帝王都把陵寝作为社稷江山的象征，他们大多从登基日起，便下令建造陵墓，而且这些陵墓大多耗费惊人。为什么曹操却反其道而行之，力主“薄葬”呢?若稍加考证，不外乎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摆在最前面和分量最重的一部分，当是与其一生崇尚节俭分不开的。
　　217年岁末，天气寒冷。一天，曹操登上铜雀台，环顾四周。突然，一个青年女子出现于他的视线。该妇女头戴饰物，身著绫罗，十分华丽。曹操看后，勃然大怒，立即派士兵前去盘问。士兵报告说，此女乃曹操之子曹植的妻子。曹操听后没有言语。第二日，一道诏令送到曹植府上，内容是说其妻违反家规，不事节俭，专好华丽，请其自裁。曹植之妻无奈，只好自缢身亡。原来，一生节俭的曹操曾制定了家规，规定后宫的妃嫔衣服上不得织锦饰绣，侍女的衣裙不准超过鞋帮。宫廷里的帷帐和屏风，破旧之后缝补一下继续使用，所有人员所盖的棉被和垫褥，一律不准织有花纹。
　　曹操不仅对家人和官吏要求极严，自己的生活也十分俭朴。据《曹瞒传》记载：“太祖为人佻易天威重，好音乐，偶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磐囊，以盛手中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治汗巾帻，其轻易如此。”当时，天下闹灾荒，中原常发生人吃人的事情。军中无粮，靠采桑椹、摸河蚌充饥。曹操颁发了《屯田令》，动员士兵种田，解决了粮食问题。由于资财匮乏，曹操带头不穿皮革制作的衣服。曹操患头风病，官员们劝他做一顶皮帽，以御风寒。但他戴了一顶绢帛做的帽子，不破先例。在他的影响下，官员们都不戴皮帽子了。
　　当然，曹操毕竟是曹操，不是李操、王操、朱操、毛操和什么乱七八糟不靠谱的操。曹氏力主薄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防盗。虽说中国历史上盗墓之盛始于春秋，但无论是先行一步的秦人，还是怀着复仇心理后发制人的项羽，都没有明目张胆地设置刨坟掘墓的官吏，只是趁兵荒马乱之机劫掠一番。但自董卓之乱后，却大不一样了，蜂起争雄的各路军队经费严重不足，纷纷干起了盗墓的勾当。曹操也不例外。鲁迅在《清明时节》一文中提到的曹操设置“摸金校尉”，专门做盗墓勾当之事，最早见于《讨曹檄文》。200年，袁绍发兵进攻许昌，讨伐曹操，“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代袁绍所作讨伐曹操的《檄文》，其中有一段指责这位老奸巨滑的曹阿瞒，除设立“摸金校尉”之类的官职外，还创立了同一类型的“发丘中郎将”官职。
　　顾名思义，发丘就是盗墓，只是这种行当是以官家的身份出面而已，这种公开的盗掘，当是不折不扣的官盗。为了对这一行业表示重视，曹操于日理万机中，曾亲自指挥发掘古代帝王陵墓，用出土金宝换取世俗的钱财，以养活自己日渐庞大的军队。《檄文》曾言及：“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毁突，无骸不露。”（《后汉书·袁绍传》）尽管此事是曹操的敌人以叫骂的形式出现，自有夸大的成分，但曹氏所设立的盗墓官职当不是空穴来风。据说曹操见到此《檄文》惊出一身冷汗，头痛病已顿有好转，遂大笑道：“陈琳文事虽佳，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曹操虽未把儒生陈琳与匹夫袁绍放在眼里，但对说他设官盗墓之事没有辩解，这在看客眼里，似乎不值一哂，又似乎是默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