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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19 00:3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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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不足的舰队
北洋海军虽说成军,但因先天不足,仅编成了一支跛足的舰队,这便为此后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按实战的要求来说,北洋海军的编制还不够完备,一旦海疆有事难保无虞。所以,《北洋海军章程》的“船制”一章提出:“海军一支,局势略具。然参稽欧洲各国水师之制,战舰尤嫌其少,运船太单,测量、探信各船皆未备,似尚未足云成军。”并建议另添置快船7艘、鱼雷艇6艘及测量等船5艘,“合之原有者,共得战舰十六艘、雷艇十二艘、守船六艘、练运等船八艘,共大小四十三艘,以之防守辽渤,救援他处,庶足以壮声威而资调遣”。“战舰尤嫌其少”一句,指出了北洋海军的要害所在,故提出要有16艘战舰庶足资调遣。
实际上,北洋海军成军之初,能够出海作战的战舰只有7艘,就是购自德国的7335吨的定远、镇远以及2900吨的经远、来远和2300吨的济远,还有购自英国的2300吨的致远、靖远。应该说,舰队战舰太少这一先天缺陷,给它的临敌布阵造成了许多困难,极大地减弱了它的战斗力。因为7艘战舰不够排阵,只好另以弱舰补充。如黄海之役用两艘1000吨级的旧式快船排在右翼阵脚,刚一交战即成为敌舰的首先攻击目标。两舰中炮后立即起火,或焚没,或搁浅,以致造成我方阵形的纷乱,大为不利。此其一。战舰过少也使我方编队丧失机动性。而日方将主力战舰编为第一游击队和本队,或整体作战,或分队夹击,在战术运用上十分灵活。所以我方要强调全队集中,进行“整队攻击,万不可离,免被敌人所算”,即缘于此也。此其二。由于战舰太少,我方舰队的舰型不称,杂乱集合为一队,作战时航速只能保持8节,而日方舰队的航速则在10节以上,优势很明显。此其三。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北洋海军章程》所谓“尚未足云成军”,确实道出了海军将士们的隐忧。
本来《北洋海军章程》提出,希望库款稍充时,再行添购,以解决战舰太少的问题。但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北洋海军成军后,它的发展便进入了停滞的阶段,从此不再添置一艘军舰,也未更新一门火炮。成军之初,北洋海军的实力原是超过日本海军的。特别是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为日本所未有,因此颇为忌惮。可是,为了发动一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日本政府锐意扩建海军,天皇睦仁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为造舰经费。日本海军以打败定远、镇远为既定目标,专门设计建造了桥立、松岛、严岛三艘4000吨级的战舰,号称“三景舰”。这样,在甲午战前的6年间,日本平均每年增添新舰两艘,其装备质量皆远远超过了北洋海军。对此,英国海军部有一个内部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舰队编制还很简陋,日本海军才是真正的帝国海军。”
清政府之所以不再拨款为北洋海军添置新舰,论者皆谓与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有关,这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颐和园原名清漪园,为乾隆皇帝所造。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将清漪园与圆明园等几座皇家园林一起焚毁。奕譞早就想重建清漪园,以固慈禧之宠幸。1886年,他奉懿旨巡阅北洋海防,受到启发,想出了重建清漪园的最好理由,就是恢复昆明湖水操归制,以供临幸。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盖以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渤海”,指北洋海军;“滦阳”,为承德的别称,指清漪园。意谓以训练水师之名,将海防经费用来修建清漪园行宫,行偷梁换柱之计也。从这年起,在筹建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名义下,清漪园工程便悄悄地上马了。1888年,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为筹集颐和园工程用款,奕譞一伙想尽各种名目搜刮钱财。据不完全的统计,迄于甲午战争为止,颐和园工程挪用的海防经费约为库平银860万两,另外三海工程挪用的海军经费也有约库平银440万两。两项合计,达1300万两之多。当时,北洋海军的主力是购自英、德的7艘战舰,共花银778万两。如果能将园工用款用于购置新舰的话,那么,差不多可以再增添两支原有规模的北洋舰队,甲午战争的结局必定会全然改观了。
但是,挪用海防经费修建颐和园,只是清政府不再拨款为北洋海军添购新舰的一个原因,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本来,进入光绪中期以后,清政府的财政状况趋于好转。据统计,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到二十年(1894年)的10年间,平均每年岁入8300万余两,岁出7700余万两,盈余约600万两。光绪十七年(1891年)这一年,盈余竟达1000余万两。而且当时还没有外债的压力。从光绪元年(1875年)到甲午战争的20年间,清政府共借外债44次,共计4600余万两,到甲午战争前都已基本还清,仅欠180余万两了。何况即使不动用部库和举借外债,添购战船的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如奕譞因园工用款不敷,与李鸿章密商,以海防名义驰书各省筹款,迅即集款260万两,超过了200万两的预期。所以,北洋海军添购新舰不成,不是款项难筹,而是清廷有不便公开说出来的因由。
清朝自对太平天国用兵后,地方督抚多由汉员担任,日渐坐大。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集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颇遭人忌。慈禧重用他,貌似信任,实则时时施展手段将其掌控在手。《北洋海军章程》的“钤制”一章规定:“北洋海军提督有统领全军之权,凡北洋兵船无论远近均归调度,仍统受北洋大臣节制调遣。”这样,李鸿章既统淮军,又统海军,几成为全国最高的军事统帅。对此,清廷不能不有所顾忌,所以对于加强北洋海军并不积极从事。1891年五六月间,李鸿章出海校阅北洋海军,未免志得意满,先后两次奏闻朝廷,一则称北洋海军成军后各舰“堪备战阵”,一则称 “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还在校阅期间,户部却上体慈禧之意,以“部库空虚,海疆无事”为由,奏明停购船械两年。这就彻底否决了北洋海军添购新舰之议。
李鸿章老于官场,复奏表示:“现经再三筹度,目前饷力极绌,所有应购大宗船械,自宜照议暂停。”但他还是很有牢骚的,私下对人讲:“停购船械之议,适与诏书整顿海军之意相违。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其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深知“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力陈于李鸿章,请“按年添购如定、镇两舰,以防不虞”。李鸿章答曰:“子策良善,如吾谋之不用何?”从此,李鸿章闭口再也不谈北洋海军添购新购的事了。
当时火器的发展正处于更新换代的时期,日本战舰大都装上了新式快炮,而北洋舰队却都是旧式后膛炮。从舰炮的打击力量看,毫无疑问优势是在日本方面。对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颇为忧心,于1894年3月向李鸿章建议,要在主要战舰上配置新式快炮18门,用银仅为区区60万两。李鸿章虽然也认为新式快炮“实为海上制胜利器”,不反对丁汝昌的建议,但对此事的紧迫性却认识不足,不肯奏报朝廷,决定在北洋海军常年经费中“设法匀凑”,先计划配置12门,约需35万两,俟有赢余“分年办理”。所谓“分年办理”云云,实际上是将配置新式快炮的建议搁置了下来。李鸿章万没有料到,他搁置丁汝昌建议的几个月后,日本发动的甲午侵华战争便爆发了。
基于上述情况,北洋舰队在战争一开始便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曾参加黄海之役的德籍洋员、总教习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说:“查中国海军,近八年中未曾添购一新船,所有近来外洋新式炮船,一概乌有,而倭之炮船,皆系簇新,是以未能制胜。”到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李鸿章已经觉察到北洋海军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海军之间存在的差距,不禁发出了“窃虑后难为继”的担忧和慨叹。无奈为时晚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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