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些被当汉奸处死的歌星李香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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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2月，上海军政部审讯庭。室外下着冷雨，室内的气氛也像雨一样冷。“你叫李香兰，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的时候，用的是潘淑华这个名字，这难道不是你作为中国人的证据吗？”法官的声音听着比雨还冷。“不是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焦急而又肯定地回答着。“你说你在北平留学的时候，作为潘毓桂将军的义女所以取名潘淑华，你怎么能证明，山口淑子、李香兰、潘淑华，这三个人是同一个人？”
　　女子急了，哭喊着：“我真的是日本人，真的是日本人啊！我叫山口淑子，父亲山口文雄曾是抚顺满铁的中国话教员，母亲叫石桥爱子……”
　　然而这一切都已被视作无谓的挣扎，在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问题上，她已经挣扎得精疲力竭。如果她可以证明自己是日本人，那么，她便可以洗脱汉奸的罪名，走出监狱；但如果她最终还是不能拿出有力的证据，等待她的只有死亡了。

　　1946年发生在上海的这一幕引起了国人的普遍关注，因为这个叫李香兰的女子名声太响了，人们都看过她主演的电影，听过她演唱的歌曲，尤其是那首荡人心魄的《夜来香》，更是唱醉过多少人的心，抚慰了多少人的心灵！
　　这个在当时红得发紫的大明星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山口淑子与李香兰、潘淑华又是否同为一人？这个看着风情万种的明星女子又是如何与汉奸有了关联？

　　漂亮的日本女孩生在中国

　　1920年2月12日，在中国东北的奉天，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婴呱呱坠地，家人为她取名山口淑子，这个名字明明白白地昭示，她是一个生于中国的日本人。
　　女孩的父亲叫山口文雄，1889年生于日本佐贺县一个汉学世家。祖父是士族出身，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颇有研究。山口文雄自幼受到家风的熏陶，对中国的文化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1906年），山口文雄来到了一直向往着的中国。在北京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转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任职。
　　起初，山口文雄在奉天采煤所工作，后来调入在抚顺的采煤所。出身汉学世家的山口文雄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对中国的风土人情也有颇多的了解。于是，公司让他一边教公司职员的汉语，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一边担负着抚顺县顾问之类的工作。
　　淑子的母亲叫石桥爱子，1894年生于日本的福冈县。本也算是富裕人家的孩子，但由于家道中落，于是举家迁往朝鲜的京城（现在的韩国首尔），再后来又辗转投靠在中国抚顺经营碾米厂的叔父。

　　山口淑子的童年是在抚顺度过的，那是一段愉快且又难忘的时光。山口一家住在抚顺市内的中心街。每天，淑子都会和她的好朋友柳濑俊子、小川美都里结伴，穿过市中心的街道，到位于南大街的永安小学上学。俊子和美都里是她最要好的儿时伙伴，三人形影不离，什么事情都要一块儿做。比如一块儿去西服店定做衣服，又一块儿去取；背一样的书包，穿一样的鞋子；每个月一块儿去理发，而且都剪成同样的发型，甚至连发带的颜色都一样……
　　与此同时，汉学继续在山口家传承着。山口文雄竭力地教淑子学习汉语，似乎是期待她将来能在某些方面上有所作为。
　　于是，还很年幼的淑子，白天去学校上课，晚上回来还要去听父亲担任讲师的满铁研修所的夜间汉语讲座，可谓是忙得不亦乐乎。但这样的忙碌并没有让她觉得难以消受，却相反感到充实和快乐。

　　“平顶山”下的血色记忆

　　然而，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随着“九一八”的炮响而骤然消失。
　　让山口淑子终生难忘的是1932年9月15日的夜晚，那天是中秋节，一个本应该是家人团聚其乐融融的日子。夜色映衬出的皎洁月光中，却透露着令人窒息的幽暗……

　　午夜，淑子睡梦正酣，突然一阵剧烈的晃动将她拖离了那个舒适且安逸的梦境。母亲在焦急地轻唤：“淑子，快醒醒，外面出事了！穿好衣服！ ”睡眼惺忪的淑子掀开被子坐起，窗外骤然而来的红光让她顿时睡意全无。
　　淑子迫不及待地跳下床，扑到窗边。建筑物的屋脊，道路两旁的白杨树，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但这些景物的后面却是熊熊燃烧的烈火，窜动的火舌饥渴般地舐卷着高远的夜空……淑子回头看了看父母，突然发现父母神色慌张，她心里涌起一种不祥之感，这场火灾非比寻常。
　　当火光逐渐在拂晓的曙光中消失时，一切又重新平静了下去。空气中还飘荡着焦糊的气味，淑子趴在窗前，没有离开。过了不久，周围再一次地喧闹起来，一群日本宪兵用绳子牵着一个被蒙着眼睛、五花大绑的中国中年男子。
　　这个人淑子见过，他是矿区的一个劳工头。日本宪兵牵着他走向对面的广场，那个广场是淑子和朋友们经常去乘凉休息的地方。在广场周围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手持步枪的宪兵开始大声地讯问，但那个男人只是怒视着，始终一言不发。
　　宪兵被这个中国男人的倔强和蔑视激怒了，其中一个人抡起枪托就往中年人的头部狠狠砸去，一下、两下……男子很快成了“血人”，没多久，中年人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广场重又归于平静。

　　这是淑子第一次看现场杀人，也是第一次看自己的同胞杀中国人。当广场上已空无一人后，淑子迫不及待地跑出了家门，跑到那个曾载满了她和朋友们欢声笑语的广场上。
　　刚刚还在汩汩流动的红色液体此刻已静止不动，颜色在逐渐加深，男子刚刚倒过的地方留下了一块可能永远也抹不去的印痕。淑子呆呆地看着，心里说不清是惊恐还是愤怒。
　　母亲冲过来一把搂住了淑子，转过她的头，把她那冰凉的脸抵在自己的胸前。淑子再也抑制不住，把脸藏在母亲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后来淑子听说，这是一起“土匪”（日本人对抗日游击队的称呼）对抚顺煤矿的袭击事件。随后，日本人在平顶山杀了更多的人。

　　这个事件发生后，淑子的父亲山口文雄被宪兵队拘留审查，罪名是“通敌”。只因山口文雄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在抚顺有许多朋友和熟人，宪兵队怀疑他与中国的抗日分子有勾结。
　　最终，虽然山口文雄的通敌嫌疑被洗清，但经此一闹，已不好再继续在抚顺待下去。于是，山口一家离开已生活了十几年的抚顺，迁往奉天，投奔山口文雄的朋友——奉天银行经理李际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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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芭的出现改变了她的人生

　　在抚顺开往奉天的火车上，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女孩走进了淑子的生活。她叫柳芭，是与淑子同龄的俄罗斯犹太裔少女。
　　那个年龄的相识，天真烂漫又充满稚气。对于淑子而言，那段友谊永远一如发生在昨天一般清晰。在那个树影沿着列车车窗扑面而来的午后，阳光温柔地洒在柳芭白皙的皮肤上，她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温情、友善。柳芭从自己的行李箱里拿出了一个精美的盒子，端端正正地摆在了淑子的面前，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几块造型精美的巧克力乖巧地躺在里面。
　　柳芭说：“这是巧克力，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奉天有家波多列夫点心店就是我家经营的，这些巧克力都是我妈妈亲手做的，希望你会喜欢。”淑子兴奋地接受了这份精美的礼物，巧克力盒子被轻轻合上的同时，她与柳芭的友谊也被牢牢地关在了里面。
　　就这样，奉天这个陌生的城市对于淑子而言，已经剥去了陌生的外衣，因为她身边有了柳芭。

　　到了奉天后，两个女孩子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在人声鼎沸的街道，柳芭牵着她的手说：“淑子，就让我们的友谊一直这样长存下去吧。 ”
　　山口淑子后来回忆说：“柳芭是我最珍贵的朋友。我之所以成为歌唱的李香兰，是因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为活着的李香兰，也是因为有了柳芭。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护身符，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她永远伴随着我。 ”
　　正如山口淑子所说的那样，柳芭不但带走了她的孤独，同时也将她带入了歌唱生涯。

　　到了奉天后。淑子因为受了风寒，患了肺炎，过了很久方才痊愈。而痊愈后，肺部功能始终较弱，医生说这需要长期的恢复与调养，并建议淑子用唱歌的方式来适当地增强肺活量。
　　也正是这一原因，淑子结识了苏联著名的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而为她引荐这位导师的人正是柳芭。

　　第一次见面，波多列索夫夫人坐在钢琴前面，让淑子随着琴音发声。淑子的嗓音怎么听起来都像是刚刚学打鸣的公鸡一样，几次三番，波多列索夫夫人耸了耸肩，对柳芭说：“她不适合唱歌。 ”
　　淑子呆呆地望着波多列索夫夫人，她听不懂俄语，不知道夫人在说什么，但从表情上她看出，夫人拒绝了自己。
　　柳芭没有就此放弃，她恳求道：“夫人，请您一定要收下淑子，她是因为想要恢复肺部的功能，所以用唱歌来增加肺活量，并不想成为专业的歌唱演员……”
　　终于，淑子还是成了波多列索夫夫人的学生，枯燥的歌唱练习就此展开。淑子每天对着钢琴以及曲谱反复地唱着同样的旋律，与此同时，身体上的练习也在同步进行，她必须在发声时用书本抵住腹部，还要学会像狗哈气一样吐气，据说这是为了让她的声音变大……

　　山口淑子变身歌星李香兰

　　让柳芭和波多列索夫夫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被认定没有歌唱天赋的淑子在练了一段时间后，竟然在突然之间唱功大进，这让波多列索夫夫人大为惊诧的同时也颇感欣慰。
　　作为著名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每年秋天都要在奉天大和宾馆（今辽宁宾馆）开独唱会，这也成了宾馆每年秋季里的主要活动之一。一天，波多列索夫夫人在授课结束后，突然对淑子说：“过几天就是大和宾馆的独唱会，你来我的独唱会唱歌吧！ ”还未等淑子反应过来，同在房间里的柳芭兴奋地冲了过来：“太好了！太好了！能为夫人的独唱会唱暖场可是难得的机会啊！ ”看到柳芭这样兴奋，淑子仍是不敢相信，她声音抖颤地问夫人：“我真的可以吗？ ”波多列索夫夫人微笑着点点头：“真的可以，你一定会唱得很好。 ”

　　独唱会那天，大和宾馆小剧场里座无虚席。这是山口淑子第一次站在舞台上，面对那么多双注视着自己的眼睛。她穿着母亲从日本人开的当铺里借来的和服，双手交握于腹部，规规矩矩地唱了一曲《荒城之月》。淑子清澈纯真的嗓音赢得了满场如春雷般的掌声，也引起了一位不速之客的注意。
　　化妆间里，山口文雄和石桥爱子还在为女儿的成功演唱而欣喜不已。一个男人顺着虚掩着的门缝溜了进来，悄没声地坐在了淑子身边的一把椅子上，这一举动吓坏了尚未脱掉演出服装的淑子。
　　男子看起来跟父亲的年龄相当，装束不凡，看着像个人物。未等淑子开口，男子便微笑着鞠躬道：“你好，无论如何想请你在广播里唱歌。 ”随即递上了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奉天放送局科长东敬三。
　　原来，电台节目一直在寻觅一位歌手，条件是长相漂亮、声音甜美、能识谱、会说日语的中国少女。节目组找了好多日子也没寻找到合适的。今日在波多列索夫夫人的独唱会上，东敬三听了淑子的演唱，顿时眼前一亮，觉得这个少女从哪方面来说都颇为合乎要求。

　　“只是……”东敬三皱了皱眉，“为表达日中亲善，民族和谐，演唱新曲的少女必须是中国人。 ”
　　“那可怎么办，我们淑子是日本人啊！ ”母亲石桥爱子感觉心有些凉。
　　东敬三说：“没关系，咱们可以给她起一个中国名字，因为她的中国话说得很地道，说成中国人也不会引起丝毫怀疑的。 ”
　　听了这话，石桥爱子突然拍手惊呼：“啊哈！我想起来了，淑子有中国名字的呀！”这年春节，淑子认了父亲的好朋友李际春将军为义父，李际春为淑子取了个中国名字——李香兰，“香兰”是李际春发表文章时曾用过的笔名。“李香兰？ ”东敬三重复了一句，随即眉开眼笑，“好名字！好地道的中国名字！ ”
　　于是，李香兰的名字就这样被写入了节目里，并作为一名青春、靓丽、能识谱、会唱歌、会讲日语的中国女孩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之中。李香兰唱的第一首歌是《渔光曲》，那如泣如诉的歌声，那妙如天籁般的声音，立时打动了听众。人们纷纷打听，这个天使般的女孩是谁？奉天放送局不失时机地开始了造星活动，李香兰颇颇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当全东北的收音机都开始播放着李香兰的歌声时，毋庸置疑，这个少女走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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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站在北平的城墙上”

　　1934年，为了学习北京话，14岁的淑子遵照父亲的意思去北平求学。来到北平后，山口淑子以“潘淑华”这个名字进入北平翊教女中念书。“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父亲的结拜兄弟潘毓桂的姓氏，“淑”源于山口淑子，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意。
　　当时，日本因为发动战争而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孤立。也正是那一时间里，淑子的挚友柳芭消失在了她的生活里。在自传中，淑子这样描述她与柳芭的分离：“我很想要带柳芭一同去北平，但是当我奔跑着去点心铺找她的时候，却发现点心铺关门了。好多日本士兵守在店门口，我大声呼喊柳芭的名字，但是却得不到任何回应。我扑到钉了好多木板的门上，日本兵大声地呵斥我‘不要捣乱’，然后把我推开，我的柳芭就这样从我的生命里暂时地离开了。 ”

　　北平翊教女子中学，是一所高、初中完备的女子中学。淑子在所著《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中记载了当时学习的情况：“我从东北来投亲，作为一个中国人——潘家的干女儿——上了翊教女子学校，名叫潘淑华……那时候，我常顺路去北海公园，在无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发音或查字典，也曾去过远处的太庙。 ”
　　随着中日关系的日渐紧张，抗日的氛围也波及淑子所在的女中，当然，作为潘淑华，没有人知道她日本人的身份。

　　1937年，山口淑子随同学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为纪念“一二·九”死难同胞而举行的默祷会。在会上，同学们纷纷表达抗日决心，有人说要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有人说要去陕北参加红军；还有人表示要留下来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当被问及“假如有日本军侵入北平，该怎么办”时，淑子竟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回答。同学们迫切的目光盯视在她的脸上，有人鼓励她说：“潘淑华，告诉我们你的想法，你要怎么做，说啊！ ”
　　生于中国，然而在她身体里流淌的却是大和民族的血液，一个是养育了自己的国度，一个是自己的祖国，而战争却偏偏发生在了这两个她所挚爱的国度中间。淑子想了想，一句话脱口而出：“我要站在北平的城墙上。 ”
　　一片热烈的掌声，算是对她这个概念略显模糊的回应的鼓励。对于既爱祖国，又爱自己出生地的她，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站在北平的城墙上”或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正如她在自传中写的：“我只能这样说”。站在城墙上，从外面飞来的是日本炮火，从城墙里面打来的是中国铅弹，不管从哪一方飞来，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
　　这种情绪困扰了淑子很久，她在自传中曾描述过面对这种矛盾的无能为力和无比痛苦：“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她自己曾几次下决心想公布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实，但都没有勇气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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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明星回国挨骂

　　1937年，山口淑子毕业于北平翊教女子学校。回到奉天后，一个偶然的机遇，使她掀开了人生的又一篇章，山口淑子重又成为李香兰。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为了粉饰太平，在长春成立了电影制片厂，李香兰因为人美歌唱得好，被电影厂选中，成为电影厂第一批女演员。

　　李香兰在自传中讲过她被电影厂选中的经过。有人告诉她，有一部电影需要配唱，要她来。她去了后，却被告知先去化妆。她心存疑惑：“配唱为什么要化妆呢？ ”
　　化完妆，她被叫到一架摄影机前。忽然有人喊起来：“朝这边！不，是这边！下巴抬高一点！ ”她完全蒙住了，以为自己已经听不懂日语了。直到最后，她才知道，让她来不是配唱，而是做演员——电影演员。
　　她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叫做《蜜月快车》。随后，第二部、第三部影片接踵而至，她连续接拍了《富贵春梦》以及《冤魂复仇》。从此，那个小歌星李香兰，成了电影明星李香兰。
　　李香兰红了，不仅在中国，而且还红到了日本。她饰演的几乎都是与日本男人苦恋的中国女子。《支那之夜》、《白兰之歌》，所有的故事如出一辙，表达的都是“中日亲善”的主题。杨柳青青的中国田园，深爱日本男人的中国女子，李香兰的日本血统故意地被裹挟到了云里雾里，她到底是纯日本人，纯中国人，还是中日混血，一直没有被说清楚，或者说是故意不说清楚。可是，无论如何，《苏州夜曲》、《何日君再来》、《夜来香》软绵绵地飘着，让日本人相信，中国爱慕日本，依赖日本，让日本的男孩子相信，到中国去吧，那不是侵略。
　　1938年10月，已成为电影厂当家花旦的李香兰以“中日亲善”的代表头一次回日本，她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终于可以去日本了，那里是我的祖国，可我却从未见过她究竟是什么模样，我要去看看富士山……”
　　然而，亢奋无比的她却万万没有想到，祖国迎接她的却是另一副嘴脸。当她交验了护照刚要下船时，却突然听到一声粗暴的斥喊：“你回来！ ”她最初以为听错了，但是回过头去，发现那个日本官员正怒视着自己，于是她指了指自己，意思是问：“是在叫我吗？ ”
　　日本官员再次不耐烦地喊了句：“你回来！ ”她让同行的女演员先走，随后自己来到了那个日本官员的旁边，按照要求再次把刚刚审理过的护照递交过去。日本官员再次逐字核实了李香兰的护照，随后双眼圆瞪，大声呵斥：“你这东西还是日本人哪！一等国民却穿三等国的支那服，说支那话，不觉羞耻吗！ ”
　　李香兰在自传中回忆：“当时我都蒙了，不明白那个日本人为什么说那种话，当时强烈的念头就是厌恶，为此十分苦恼。 ”后来在东京，当她身穿中国服装演唱中国歌曲时，掌声中也时不时夹着“支那猪”的谩骂。这使李香兰对祖国日本的憧憬开始幻灭，让她感到可悲的，“是祖国的日本人对我出生的中国——我的母亲之国的侮辱。 ”

　　战争毁了她的心上人

　　随着事业的如日中天，李香兰拥有了自己的影迷。她与前清皇室的成员也有了来往，还与张爱玲成了至交。李香兰与张爱玲曾有过这样一段交谈。张爱玲说：“你就是到了30岁，一定还像个小女孩那样活泼吧！ ”她说：“也是啊，这些年老演浅薄的纯情戏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倒想演点不平凡的激情戏！ ”
　　由于李香兰当时所拍的电影都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她无法在电影中实现自己的愿望。只好在生活中寻找自己向往的“激情戏”。然而，几次带有激情的爱情，最终带给她的却是绵绵无尽的痛苦。

　　李香兰的第一个恋人是一个日本外交官的儿子，这个富家公子是李香兰的歌迷，李香兰的每一张唱片他都去买，并且珍重地收藏。在李香兰第二次访日演出时，这个男子把她约到了自己的府邸，同时很突兀地向她求婚。见李香兰未点头，男人再三恳求。李香兰突然提出一个她最关心的问题：“你要参战吗？”
　　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日本同时与美国、英国、中国作战，越来越多的日本士兵战死在沙场。
　　男人回答说：“要，因为这是关系到国家的事情，但是我保证我会完完整整地回来和你结婚，和你永远在一起，请相信我。 ”之后，不由分说地强吻了她。李香兰紧紧地抱着他，喃喃地说：“答应我，一定要回来娶我，一定要回来。 ”
　　这天晚上，守护李香兰的还有一个男人，他就是李香兰在日本公演期间的保镖儿玉。当晚，他在外交官府邸外肃杀的夜风中守了一夜……
　　外交官的儿子去参战了，后来他给李香兰的承诺也落了空。他在缅甸的热带丛林中失踪，没有和部队一起回来。李香兰的第一段爱情就这样画了一个痛苦的句号。

　　随后，她爱上了中国著名作曲家陈歌辛。陈歌辛曾为李香兰创作了大量歌曲，如《夜》、《黎明》、《小溪》、《湖上》、《渔家女》、《恨不相逢未嫁时》、《忘忧草》及专为她写的花腔女高音独唱曲《海燕》等。不过他们的爱情也只是昙花一现。陈最后还是选择了与中国女人结婚。
　　李香兰曾表示，当年她只差一点点就嫁给了陈歌辛。当有人问，这段往事为何在她的自传中只字未提时，她笑道：“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写在书上的。 ”

　　爱情这种东西就是很奇怪，正应了那句“可遇而不可求”的说法。李香兰第四次访日演出的时候，终于发现了保镖儿玉一直在默默地暗恋自己，默默地为自己付出着。这让一再遭受爱情打击的李香兰很感动，突然间感觉真爱就在身边。
　　一日，为了表白，李香兰找了一个借口去儿玉家借书。儿玉见到她之后很是激动，有些手足无措。当儿玉把书拿给她的时候，李香兰顺势紧紧地抱住了他，并问：“你还喜欢我吗？ ”
　　“喜欢，我一直都喜欢你。 ”儿玉回答。“你爱我吗？”她问。“我一直爱着你。”儿玉更紧地抱住了她，让她一时间感觉几乎要窒息。“傻瓜！那为什么你从来都没有说过？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说过你爱我？ ”她幸福地低吟。
　　“在这样战乱的年代，我无法对你作出任何承诺，我没有办法保障你的幸福，要我说那些不负责任的情话，我做不到，很抱歉。 ”
　　李香兰哭了：“傻瓜！给我幸福好吗？ ”儿玉紧紧地抓着李香兰的手，说：“我会尽我的全力给你幸福的。”李香兰又问：“我们会结婚吗？”儿玉坚定地说：“会，等我参战回来以后就娶你。”听了这话，李香兰脸色突然变得惨白，她哽咽着：“你……真的要去打仗吗？ ”儿玉说：“征兵状已经寄到了我家，我必须得去。 ”
　　李香兰哭了，哭得极其伤心，好像一辈子的眼泪都在那一刻流完了。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的爱情、她的梦想总与这个可恶的战争纠缠在一起。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弱小的女人，她想要的无非是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一个可以给她安全感的男人。这要求过分吗？
　　“其实，我只要你知道我爱你，这样就够了。在这样一个年代，我无法主宰我的命运，我这样的人是不配拥有你的……”这是儿玉留下的最后话语，随后，他吻别了李香兰，也去了缅甸。
　　战争终于结束后，李香兰盼来的却是儿玉的死讯，同时也收到了他生前寄给她的唯一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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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芭把李香兰从死牢中救出

　　日本战败后，李香兰这位红极一时的影星、歌星，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作为伪满洲电影协会的主要演员，李香兰被认定有协助日本侵略者做宣传的罪行。检察官最后判处她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身为中国人，却和日本人共同拍摄冒充中国的电影，协助日本的大陆政策，背叛了中国”。
　　随着另一个女汉奸川岛芳子被枪决消息的传出，李香兰的宣判以及行刑日期也被刊登在了报刊上面。就在李香兰已经无力争辩、准备赴死时，她生命里那个最为重要的人——柳芭，再次出现了。

　　柳芭当时已加入了苏联**d，成为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她在报纸上看到李香兰因为汉奸罪被判处死刑的消息后，立即赶到了上海。在收容所，两个少女时的挚友再次见面，李香兰和柳芭紧紧地抱在一起，流泪不止。
　　柳芭此次现身，并不仅仅是为了探视童年的挚友，她是为了帮助李香兰洗脱汉奸的罪名而来。“有没有一些身份证明能够证实你是日本人呢？如果能够证明你是日本人的话，你就可以被无罪释放，回到日本了。 ”柳芭说。
　　李香兰努力地回忆着，但她仍旧想不起自己曾有过被证明为日本人的身份证明。“没关系，交给我吧，我马上就去北平，去问问你的父母……”就这样，匆匆现身的柳芭再次消失在了李香兰的视野之中。
　　此时，父亲山口文雄和母亲石桥爱子已经找到了李香兰日本身份的证明，只是无法将这份证明转交到李香兰的手中。他们甚至怀疑，自己的女儿是不是已经因汉奸罪，而离开了这个世界。
　　柳芭的出现，让山口大喜过望，从柳芭的口中，他们知道女儿还活在人世。随后，身份证明被顺利地送到李香兰手中。再一次站在法庭时，李香兰出示了证明自己真正身份的文件，法官最终宣布她无罪释放。
　　这个判决结果，让法庭上旁听的人们愤怒了。人们毕竟太恨那场战争了，太恨那些助纣为虐的汉奸了。面对旁听席上的怒吼，李香兰流泪唱起了歌，她唱的是自己最爱唱的中国歌曲，歌声里饱含着对养育自己的中国的一片深情……唱着唱着，李香兰向旁听席、也是向中国和中国人民深鞠一躬，对自己前半生的欺骗和罪行作了深深的忏悔……

　　1946年2月29日，李香兰含泪挥别上海乘船返回日本。回到日本后，她在日本影坛上继续发展，再创个人影剧事业的新高峰。同时，她给自己起了个“香兰山口”的名字，并自称这个名字是“中日混合物”，是日本和中国的“精神混血儿”。
　　1969年，李香兰圆了她的记者梦，当上了富士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采访过阿拉法特、曼德拉等国际风云人物。 1974年，她被选为日本的参议员，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跃于社会舞台长达18年之久。

　　尽管在战乱的年代中，李香兰受到了命运的作弄。但无论是对于出生地中国还是祖国日本，她同样怀有着真切的热爱之情。“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 ”这是李香兰的和平意愿，她一直希望自己深爱着的两个国家能够长期和平地共处下去。
　　1978年8月，告别中国多年的李香兰含着泪水看了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实况转播。尽管未能亲临现场，但李香兰感觉又回到了度过美好童年以及苦恼青春的中国。她高兴地看到，中国以一种“以德报怨”的姿态接纳了自己的祖国，愿意与日本人民一起抚平那场战争在人们记忆中所留下的伤疤。
　　进入晚年的李香兰总也忘不了在抚顺平顶山下所看到的血色一幕，她开始把自己当年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付诸笔端，用特殊的方式代日本向中国人民道歉。在《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这本自传里，她勇敢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历史见证人和受戕害者的真实经历，告诫日本青少年牢记：“这全都是事实呀！ ”

　　2005年，李香兰在媒体上发表长文，劝诫日本首相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原因是“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 ”
　　“对于那段历史，我们应该正视，不要使它积重难返。我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够了解我的命运，借此促进日中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国和日本是我的‘母亲之国’和‘父亲之国’，我最不希望见到两国的友好关系出现问题。周恩来总理说过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日本人应该用自己的良知清算过去，两国年轻人更应用全新的广阔视野，认真考虑将来如何友好相处。 ”

　　上海一别后，天水相隔，李香兰与柳芭完全断了联系。在离别的日子里，李香兰几乎天天夜夜在思念这位少时的挚友。与柳芭分别52年后，年近八旬的李香兰踏上了寻友之路。然而，当她费尽周折终于找到她的“生命天使”时，这位神色木讷的老妇人对她“小淑子”的呼唤已经不如从前一般充满激情与活力。
　　坐在柳芭的房间里，品尝着味道不变的波多列夫点心，两人各自数十年的经历，恐怕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叙得清楚。闲聊中，李香兰问起了柳芭的哥哥，当年，柳芭的哥哥也是她的玩伴。柳芭带她去了自己家的墓地，说：“你知道日本的731部队吗？ ”柳芭的声音听着很平淡，但她的眼睛中却明显浮起了泪水。李香兰明白了，一定是731部队对柳芭的哥哥做了些什么。
　　离开墓地，柳芭挽起李香兰的手，仍如当年在火车上、在波多列夫点心店、在上海码头时一样。她说：“我过去一直深深地诅咒日本，但却希望我美丽的、引以为豪的小淑子能够健康平安，不管发生了什么，她都还是以前的那个天使。 ”

　　回顾这一切，李香兰感慨万分：“当注视过去的时候，我们不可以逃避。无论怎样痛苦，那里面一定有值得将来借鉴的东西”。
　　现如今已90高龄的李香兰一人居住于日本东京，自丈夫去世后，李香兰始终独居，膝下并无子女。
　　对于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妇人而言，现在或许能做的只有颐养天年了。

当当

咋没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