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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朝鲜使者络绎于东北至北京的道途中,对于中国,对于中国的财赋人文重地江浙,朝鲜使者也多有描述,然而或凭书本,或听人言,全属转辗得来,见闻并不真切。余曾以崔溥《漂海录》为主体,作《朝鲜人眼中的中国运河风情》一文,以观察明代中期朝鲜人的中国运河印象,今又承韩国高丽大学权仁溶博士告知并蒙其师朴元熵教授惠赠崔斗灿《乘槎录》一书,拟续作《朝鲜人眼中的清中期中国风情》,以考察19世纪初叶朝鲜人对中国运河沿线特别是江浙一带的观感。
清代嘉庆二十三年(1818)四月八日,朝鲜人崔斗灿从济州大静县下海返家,两天后遭遇风浪,在海上漂流16天,二十六日在中国浙江宁波府定海县境获救登陆。五月一日自定海海边出发,次日到定海县城。十五日离开定海,二十一日到达浙江省城杭州。六月九日自杭州出发,七月二十二日到京城。行经运河全程共43天。滞留北京25天后,八月十七日起程回国。十月三日由凤凰城渡鸭绿江。《乘槎录》一书,最初就是崔斗灿在漂流结束从定海上陆后编成的,后来又加上行经中国的记录。
崔斗灿,字应七,号江海。其先全州人,高丽王朝时,其先祖有名汉者,以勋封移居永川,遂世为永川人。历代有学行。斗灿生于1779年8月4日,“幼而聪颖”,好学善诗。卒于1821年10月11日,享年43岁。崔斗灿所著《乘槎录》,全书二卷,卷一收作者与中国土人互相酬唱的诗文(作者诗作50余首,中国文人诗作十几首);作者上清朝官府文书;作者告天、告海王文书等;朝鲜人所赠诗篇等。卷二为日记,后附追录、附录等。前有李朝寿昌人徐庭玉作序,清朝直隶州州同、杭州府仁和县人沈起潜所作序,后有朝鲜河阳人许砻跋,崔斗灿曾孙址永作序及附录,附录收遗事和墓志铭。全书备记崔斗灿遇风惊险之状,所谓“略记在济岛时诗篇,又叙被风日记漂海艰苦之状,与下陆后历路所见,列国风俗、山川、名胜,中华士人相和诗章、问答笔话,及室庐、衣服、稼穑、坟墓、舟车之说”。是目前所知清代时期朝鲜人行经运河全程的惟一记录。
一、崔斗灿《乘槎录》中的江浙文士
崔斗灿在定海获救上岸,获得了与330年前其同国同姓的崔溥完全不同的待遇。崔溥上岸,当地人将其误认为是倭寇,日夜提防,形同囚犯,到了杭州才弄清是朝鲜人,处境改善,而崔斗灿好像一上岸当地人就确证他是朝鲜有文化素养的人,大表欢迎态度,与其频频往来。
为清晰起见,兹将崔斗灿所见按时间先后罗列如下。
五月初三日,到达定海县城第二天,就有“士人”朱佩兰来访。这位“士人”,光绪《定海厅志》中有记,为岁贡生。崔问朱是否是朱子后裔,朱答否,乃明太祖之后。崔同行者金以振问:“公得无黍离麦秀之感?”朱大为不悦,取金以振笔谈之纸撕裂之,而且对崔说:“彼诚妄人。”金自作聪明,卖弄学问,去问一个接受清朝统治近二百年的朱元璋后裔尴尬的问题,冒失造次,碰了个钉子。但是朱对崔却并无不悦之情,赋诗道:“君自乘槎八月天,忽然风吹到江边。河清海晏今为定,共庆天朝万万年。”诗格调平平,而内容清新,意韵很明确。于是崔应口而和道:“碧海茫茫水接天,中流自谓四无边。南来一识朱家丈,生老升平六十年。”崔诗突出了对朱佩兰的祝福,朱自然高兴。这是崔获救上岸后第一位与其唱和的中土士人。
于此,崔记,有姚绳斋者,“读书人也,给事县门,随处曲护,其意可感也”。中土士人对于这位远方来客,是热情善待的。
初四日,县主沈泰让姚邀请崔与其相见,作笔话。县令问朝鲜山川风俗、科考选举情形后,即进饭,由吴申浦陪坐主席,“肉品甚丰,吴种种劝吃,惟恐余之不饱。其意甚可感”。接下来吴居然给崔看相,说“惟冀足下一生福禄,而中国之笔墨亦可达于贵国焉”。又有秉义者来访,赠以诗,崔应和。
初五日,本县举人李巽占来访,与崔笔谈,而后邀请崔到其学生竺秀才世藏家“从容讨话”。崔见竺家“第宅之宏丽”。这是崔第一次进入中土之人家中。俄而进茶,茶数行,进酒,酒数行,菜肴进,“极水陆之味”。主人竺秀才从外边回到家中,见到崔,“应接极具欢洽”。崔默默观察,见“其动静则师弟之间,情谊之吻合,隐然溢乎辞表,真可谓有是师,有是弟矣”。笔谈一阵后,崔说:“离次已久,物议可畏,请起去。”而李巽占却说:“吾辈奉邀,于事无碍。”可见李在当地颇有声望地位。
这位李举人,字甲三,号絮斋,甬东人。家贫,为富家馆师,因念母亲只有番薯可食,而将东翁家的肉省下来回家孝敬母亲,著名学者江都人焦循为此作有《番薯吟》颂其孝行。阮元为浙江督学时,闻知其孝行,大为感动,赠以银两,让其归买珍物以奉母,后来为巡抚时荐以孝廉方正,大概李就是这时成为举人的,时为嘉庆十年(18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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