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永远的偶像——古钱大王张叔驯

懒禅

张叔驯是张氏家族数位传奇人物中极具个性的新派人物，也是一位深受家族成员和众多朋友喜欢的“快乐王子”。如前所述，他继承了其父终生热衷中国传统文化的执著细胞，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收藏家之一，被誉为中国古钱币收藏大王。


        高墙深院里的“小开”


　　张叔驯（乃骥，1899~1948）是张石铭的第七个孩子，也是张石铭的元配夫人徐咸安生的最小的一个孩子。他从小聪明伶俐，长得虎头虎脑，一双大眼睛像是总在探究着什么，很讨大人喜欢。


　　如同很多传统的大家庭一样，他的父亲担心家里的财气会给孩子的安全造成隐患，不放心他们外出读书，于是就把他们都圈在大宅院里，花高薪聘请先生住在家里，教孩子们读书。以至于张家的孩子们在离开石路大宅院之前，都不曾进过新式学堂，他们的学问全是在高墙深院里跟私塾先生学的，尽管石路距离新潮汹涌的南京路只有两条马路。


　　张叔驯的国文老师是浙江海宁著名的“陈阁老”1的后代。陈家祖上有人在清廷做高官，获得朝廷很多赏赐，在海宁有很大的宅院，其中有一个大厅号称“百桌厅”，据说能摆下一百桌酒宴。陈老先生本人是一位学问渊博的老夫子，晚清时在京城里当翰林，辛亥革命以后家道中落，寓居上海，成为张家的家庭教师。论年龄，他应当跟张石铭差不多。


　　这位陈老先生为张家立下了很大功劳，教了张芹伯、张乃骅、张叔驯一代人，又教了张葱玉、张南琛、张泽琏一代人。经他教授的这些张家子弟，其中有三位后来在文化界卓有建树——张芹伯成了著名藏书家，张叔驯是古钱币大王，张葱玉成为第一流的书画鉴定大师。除了家庭的影响和他们个人的努力，他们的国学根基，理应归功于这位陈阁老后人的教诲。这位陈老先生的女儿陈德和也是张家的家庭教师，负责教女孩子，也是教了两代人，她们是张湘英、张淑英、张颖初、张微。陈老先生在张石铭去世后仍健在数年，还跟随张叔驯一家搬至淮海中路的大花园里住，抗战前在那里病逝。他的女儿陈德和在抗战爆发后回到乡下。现在的张家人还常常谈起这两位张家的有功之臣。


　　名师出高徒。张叔驯师从这样一位老学究，从小打下的国学根底自然不同凡响，加之家学熏陶，举手投足之间，朝夕过眼之物，不是古籍就是古物，其文化学养和价值取向，自然就与传统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大宅门里的生活规矩是很严的，老师安排的功课很多，即便是课余休息，也不能出去疯玩，最多被允许在院子里“放放风”，但是多数时间，张叔驯只能在父亲的书房里转悠。父亲张石铭面对走来找乐子的小儿子，总是用手边的铜板、刀币和小型的青铜器来开启他的智力。男孩子对形制各异的铜铁玩意儿是很敏感的，很快就能向父亲讨教问题了。


　　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张石铭的元配夫人徐咸安）不幸去世了，他一下子陷入了茫然。他是他母亲最小的一个孩子，平时最受宠爱，因为两个哥哥年龄都与他相差很大，他们一个整天忙在自己的书屋里（老大张芹伯），另一个整天忙在外面，是个社会活动家（老四张乃骅），好在还有一个最小的姐姐张智哉（老六，张家后代称其六亲伯。徐咸安生的其他几个女儿都早夭）年龄与之相仿，可以陪他度过不少时光。这段日子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后来的数十年间，这位六姐是家族中与他最亲近的人。


　　父亲对他非常关爱，但是父亲的关爱是理性的，对他管教很严，不乐意看到他到院子之外的地方去玩，要求他用心掌握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把他每天的功课都安排得很满，还亲自担任他的青铜学和古钱学的指导老师。


　　其父治家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每天早晨早饭过后走到大院第二进的花厅里，在一个雕刻精美的红木椅子上坐下，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他的确是在看书，不时地翻动书页，但是他的耳朵可以听到整个大宅院的所有声响。尤其是他的眼睛，能够直接看到院子里的那个照壁，所有从照壁两侧进进出出的人，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家里的佣人和账房先生哪个勤快，哪个偷懒，哪个来得早，哪个走得晚，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小孩子若要到院子外面去，必须向他讲清楚出去干什么，得到允许才能出去。当然，小孩子有时也能够偷着溜出去玩，那就要瞅准老太爷不坐在花厅里的时候。但是，出去的时候可以瞅准时机，而回来的时候就无法瞅准时机了，一旦被老太爷撞上就少不了一顿教训。

然而，上海滩十里洋场毕竟是个新鲜玩意儿层出不穷的地方，外面的世界毕竟比大宅门里的生活丰富得多，有趣得多，对年轻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青年时代的张叔驯无法满足高墙深院里的生活了，外出的欲望不可遏制，这样也就获得了更多的“受训”的机会。


　　到1928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张叔驯已年近三十，已经娶妻育子，而且在古钱界已经很有名气了。他在此前两年，已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古钱学会，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份钱币学杂志《古泉杂志》2，俨然古钱界的领军人物了。


　　1932年张家南号懿德堂分家的时候，张叔驯已经三十岁出头了。他获得了二百多万元遗产，一下子成了双份的百万富翁，从此经济上获得了独立，有了自己的账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了。由于他那与生俱来的追逐新事物的天性，以及对中国古钱的特殊爱好，使他的钞票很快有了两个不错的去处：一个是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建起了一栋很讲究的大花园洋房，从此告别了石路上他父亲苦心经营的张家老宅院；另一个是在古钱收集上“大打出手”，短短几年时间，就把沪上那些老牌的钱币收藏家甩在了后头。


　　但是，这只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虽然是他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内容，但他的生活中还有非常强烈的“海派细胞”。


　　所谓“海派细胞”是指他对“西风东渐”所带来的新事物的追求。他天生喜欢猎奇，思维极其活跃，一旦接触了西方最新的技术发明和新式电动机械，就想以最快的速度去探究、掌握和运用。他青年时代还喜欢玩赛马，喜欢西方人玩的网球和电动玩意儿，也喜欢最新式的欧洲轿车和赛车，自己就是车手。他似乎有无穷的精力，无穷的求知欲，总在探求新知，对于新“玩意儿”的追求永无止境，拿现在的话来说，就像个超级大玩家，以至于人们说他“似乎始终没有长大”。


　　古钱币收藏的冠军


　　中国现代钱币收藏界向以“南张北方”为巨擘。“北方”是指天津的方药雨（即方若），其藏品以刀布为最好；“南张”就是张叔驯了，藏品以圆泉著名。


　　张叔驯二十来岁的时候，就已经走南闯北，为钱币而奔忙了。他除了要料理家族企业中的一部分盐业，常去镇江等地查账外，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他的钱币收藏上。他有眼光，有魄力，又有经济实力，在泉币界久负盛名。


　　著名泉学家张絅伯先生曾记下了他们的交往：“……牙制样钱，以象牙雕成，形较常品为大，厚约三分，工精制美，致可宝爱。民国十四年，张叔驯得于故都宣内晓市冷摊，举以相赠，友朋厚意，藉表谢忱。此种牙钱最不易得。”


　　这种用象牙雕成的样钱，历来被视为极难得之珍品，因为那是朝廷在开铸一种新年号的制钱时，铸钱局把钱币样式设计出来之后呈请皇帝过目的样品，不可能多有，一般只雕一枚或几枚，以供选用，所以大凡牙样全是孤品，何况还是皇上的御览之物，就更值钱了。张叔驯财大气粗，年富力盛，在1925年就举牙样送人，可见其眼界和为人。“故都宣内晓市”是指北京宣武门内大街上的鬼市，每天凌晨时分，各地“古董鬼子”怀揣秘宝从四面八方聚拢来，黑灯瞎火，影影绰绰，真真假假，运气好的时候，往往能撞到不常见的宝贝，是行家里手走动的地方，天一亮就散了。张叔驯起码在1925年就北上逛鬼市了，可知他的功夫。


　　1930年代中期，“北方”的方药雨把泉币藏品卖给上海陈仁涛时，正是张叔驯获得了二百万遗产，在收藏上大举“扩张”之时。


　　他的古钱收藏，历来受到行家们的高度评价。20世纪40年代的泉界泰斗丁福保先生，在他主编的《古钱大辞典?总论》中介绍说：“张乃骥字叔驯，号齐斋，浙江吴兴人，石铭孝廉三子，家藏金石碑版及宋元明书画甚富。君以家学渊源，耳濡目染，见多识广，精于鉴别，性又好古玉古泉，而嗜古泉为尤酷，大力搜求，不惜巨资，各地奇珍，多为所获。藏泉之富，甲于东南，与寓居津门之方劬园，并驾驰驱，时人号曰‘北方南张’，盖今世之南北两大家也。北方以刀布胜，南张以圆泉胜。所藏有刘守光之应天元宝背万，及应圣元宝背十，皆为海内孤品。又得南唐前朝之大齐通宝，因自号齐斋。民国十五年，君创古泉社于沪上，邀金山程吴泉氏董其事，尝发行古泉杂志一期。二十五年，上海各古泉家创古泉学会，邀君任副会长，发行古泉学五期。翌年改选，君任会长……”可知他当时的老大地位，已无可置疑。

丁福保先生在他的《古泉杂记》中还具体介绍张叔驯的珍藏说：“向谓新莽六泉十布极难得，近则南林张君叔驯已得全数，且有复品。”“今张叔驯又得天德重宝钱，形制略小，背上有殷字，洵皆稀世之珍。”“南林（南浔的古称）张君叔驯，携示古泉一囊，以分两言之，即与黄金等贵，亦不过千余金而已，乃张君以二万余金得之！噫！非有大力，何能购此？”“张叔驯，家学渊源，精于鉴别，大力收古泉，所藏富甲全国，古泉家咸尊之曰古泉大王云。”


　　“古泉大王”的头衔是以绝对实力来说话的。张叔驯手里那一批令人艳羡的、世上独一无二的孤品珍钱，就是他的“品牌”，人们只要一提起这些古钱，就知道是他张叔驯的藏品。如南唐早期铸造的“大齐通宝”、后梁刘守光所铸的“应天元宝背万”、“乹圣元宝背百”、“应圣元宝背拾”、五代十国时期的“当钱壹伯”、王莽时期的“国宝金贵直万”、元代篆楷“中统元宝”、钦察汗国的“窻国通宝”等等，都是赫赫有名的大珍品。世上罕见的战国齐六字刀币，他竟然收藏了16枚之多。


　　张叔驯对古钱的痴迷，远非今日人所能想象。有一段时间他极嗜明洪武年间的钱币，遇有洪武大中背“京”、“济”、“鄂”的版式，动辄掏金子买下。有时为了一枚钱币，他志在必得，不惜花双倍甚至更高的价钱购下。罗致心切，可以想见。他那传世真品“国宝金贵直万”，就是花两千银元从余艇生旧藏中“挖”来的。还从蒋伯埙先生处“挖”来了“应运元宝”折二弘光背凤；从周仲芬处“挖”来了“子侨”货泉；从高焕文处“挖”得顺治通宝背龙纹大钱；从海宁张渭渔处得行书小平大观通宝铁母钱；从他的好朋友戴葆庭处得到的就更多了，如著名的“四眼大齐”等。


　　那时的张叔驯，已经结交了全国各地最有名的钱币收藏家，又有一帮要好的古董业内的朋友，他们中有的是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如方若、宝熙、罗振玉、周仲芬、董康、袁寒云、李国松、刘体智、龚心钊、邓秋枚、王荫嘉、张絅伯、郑家相、张丹斧等等，都是名重一时的钱币学家和收藏家，有的还是他父亲一辈的朋友。大家常在一起切磋学问，交流心得，交换古钱，还借助张丹斧主持《晶报》的机会，发表文章，各抒己见，发古阐幽，相互辩驳，从《晶报》一创刊就渐渐形成了气候，一时非常热闹。


　　他们这一帮人相互之间整天不是你来我家看藏品，就是我到你家看藏品，谁一旦收集到了什么稀罕的珍品，那就更忙碌了，必须大加研讨，有时即便是在南京、天津或是在北京，他们也不肯放过，非得赶去一睹为快。他们几乎没有一天不在为钱币而奔忙，当时知识分子中的嗜古风气，就是如此地入筋入骨。


　　张叔驯最要好的好朋友之一王荫嘉先生，在他的钱币拓本的空当里，记下了他们那段忙碌而精彩的生活。王荫嘉先生住在苏州，常常要到上海钱币朋友的家里看藏品，买钱币，张叔驯家是必到之处。有一则他记道：“元贞至泰定，驯之复品。杨廷康（张叔驯的钱币拓工）来访，携以借摹。言拟寄往日本。二十九日晨，予到沪访驯未遇，晤廷康，赠我结圣圣宋，旋遗失。十月初三，与驯在程云硶寓中长谈，夜饭于一枝香，遂同到驯家观其藏品，至二句钟（深夜两点），倦极，思归。以素泰同三试范小平钱，易此铙兼新坑，黑色古腐处红绿，惜键字不清。近日予价约百二十元。”又有一则记道：“保大以叔驯所得为最早亦最精，此乃第二品。象几、西罗、伯昭又得其第三品。足斋（戴葆庭）宝爱甚切，二千金尚不甘让云。”6……可知他们常常是一钱如命，一定要仔细审定，近乎锱铢必较的。


　　著名钱币收藏家陈仁涛先生在1936年的一篇文章中，对南张北方也推崇备至，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吾国藏泉最富者，首推天津方药雨、上海张叔驯。方张两氏，俱竭毕生精力，为之耗费巨万，宜乎名闻中外。”

著名泉学家张絅伯先生介绍得更具体了，他说：“自光绪中叶至近今约四五十年，为古泉集大成时期，当以方药雨、张叔驯为中心人物。方氏好泉之始，在戊戌庚子之交，时老辈凋谢，鲍李云亡，乘泉界中衰之余，居北方冲要之地，嗜好既笃，经济又裕，大力搜求，嘉道以来数十钱币精英，萃于一筪，益以出土之品，洋洋大观，蔚成当代巨室，著有《古化集咏》、《言钱别录》、《言钱补录》诸书，古化全稿犹未杀青。差足与之匹敌者，张叔驯耳，时有北方南张之称。张氏年最幼，好泉最晚，然嗜深力强，近自江浙，远及蛮荒，东南旧藏，西北新出，匪不罗而致之。若百川汇海，万流朝宗，不及二十年，竟与方氏分庭抗礼，同辈敛手叹服。二氏所藏奇珍异品，繁复伙颐，不胜枚举，向使鲍李诸公见之，将舌矫不下，谓为空前可，谓为绝后亦无不可。洵集古化之大成矣。晚近古物外流，每深慨叹，独古泉犹克保存，斯则方张二氏中流砥柱之功，不可没也。斯项泉币，稀世之珍，可不视同国宝乎哉！张氏年富力强，异日成就，未可限量。”又云：“民国以来，钱家辈出，钱学风行。言乎收藏，首推方张。南北对峙，互争雄长，百十年来各家菁英，尽量搜括，益以出土之品，往往朝发墟垅，夕登几案，空前绝后，集其大成。”7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公允的评断。


　　马定祥先生在1946年于天平路40号（现为文艺医院），曾经参观过张叔驯的全部藏品。据马定祥说可谓洋洋大观，总数大约有3万枚，内中孤品、珍稀之品枚不胜举。关于“铁母”钱，一般藏家能拿出几枚就算是了不起了，而张叔驯随手就可拿出好几串给你看，令人惊讶不已。


　　马定祥在198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张叔驯收藏靖康钱的情况作了一些描绘：“余见齐斋（张叔驯）藏靖康钱独富，举凡靖康之小平、折二、折三、元宝、通宝，篆、隶、楷（真）书，铜、钱铁，以及铁母，几乎赅备。”泉界极稀罕这种北宋最后一年铸的靖康钱。因这种钱仅铸造一年，铸量极少而成了珍贵品种，版式却又非常繁杂，有元宝与通宝两种，而元宝又以篆、隶二书为钱文；通宝以篆、真二书为钱文，其中通宝小平又有真、隶二书合书于一钱者。除了铜、铁鼓铸外，还有银质通宝钱；形制有小平、折二、折三等式，很能反映北宋末年“乱世年年改号，穷士日日更名”的窘况。而张叔驯正是这种珍贵古钱的收藏大家，是民国间集藏靖康钱的冠军。


　　难怪著名钱币收藏家、20世纪40年代的钱币学会的发起人罗伯昭先生曾感慨地说：“民国十七年及二十五年，吾先后访之于上海，观其（张叔驯）珍藏，孤品异品，层见叠出，令人望洋兴叹，宜其有大王之称也！”8


　　神秘的“大齐通宝”


　　张叔驯有几个重要的钱币商朋友，如绍兴的戴葆庭、戴葆湘昆仲，宁波的董?

　　莽，杭州的朱宝庆、朱宝定昆仲等等，他们都是张叔驯的主要古钱供应商，其中戴葆庭对他贡献最大。那枚举世闻名的“大齐通宝”（世称“四眼大齐”）就是戴葆庭为之提供的。


　　戴葆庭年轻时就非常刻苦勤奋，打着旗号周游列国，在江南各个大小城市和村镇收集古钱，甚至到穷乡僻壤闯荡。有一天他走到江西鄱阳乡下，看到几个小姑娘在踢毽子，他反正无事就在一边看，他知道农村小孩子们踢的毽子的底座都是用铜钱做的。那天他正在看着，突然一只毽子飞到了他的身边。他捡起毽子，不经意地瞧了一眼，竟让他吓了一跳，原来那毽子的底座竟钉着一枚“大齐通宝”铜钱！他高兴得跳了起来，最后花了不多的钱就弄到手了。这就是后来被泉币界称之为“四眼大齐”的稀世珍宝。戴葆庭回沪后以500大洋之价卖给了张叔驯。500块大洋，在那年头是一个中等水准的小康之家一年多的生活开支，张叔驯一挥手就出去了。那“大齐通宝”因曾被拿去制作毽子的缘故，四周被钻了四个小洞，因而有“四眼”之称。张叔驯得之视为铭心之品，奉若拱璧，秘不示人，因而取斋名曰“齐斋”。

关于“大齐通宝”钱币，古钱界历来极为重视。该钱币的拓图最早见于清朝道光朝代的名士戴醇士的《古泉丛话》，后又被转载于清同治时李竹朋的《古泉汇》，又见于唐与毗《泉币汇考》等。近代著名泉家的著述中如方药雨（若）的《言钱别录》、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及丁福保的《古钱大辞典》、《古钱学纲要》诸书，都有该钱的图拓和介绍。10但是近代以来除了戴醇士以外，大家看的都是拓片，真钱谁也没见过，而且，原先大家都认为，该钱是黄巢所铸，因为黄巢建立的农民政权号为大齐。


　　20世纪30年代有人提出过怀疑，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经著名钱币学家马定祥先生考证后，才以有力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推翻前说，证明“大齐通宝”的确是南唐前期的铸钱。


　　物以稀为贵，这种“大齐通宝”历史上有记载的只有两枚。道光年间戴醇士所藏的那枚因残缺左角，故世称“缺角大齐”，那是他家中的祖传之物。但是后来就失踪了，据说在太平军攻破杭州城的时候，戴氏怀揣这枚宝贝古钱举身跳钱塘江而死，从此世间再也不见“缺角大齐”踪影。


　　时至七十多年后1925年，却被戴葆庭偶然从江西乡下又逮着一枚。由于“缺角大齐”不复存在，“四眼大齐”就成了世间孤品，顿时身价百倍。又有前述藏泉前辈的人文掌故，张叔驯得之后呵护之殷可以想见，故长期秘不示人。他为防别人根据拓片翻制，就连拓片也控制甚严。甚至在1927年印行的那期《古泉杂志》上，也没有透出消息。古钱的魅力，真能“横扫”一代人。


　　但是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久了，亲朋至好总想一睹该钱的风采。张叔驯想了一个办法，请翻铸高手仿制了一枚，以代真品，偶尔示人，足炫法眼，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个秘密。这就是张叔驯后来带到美国去的珍钱中，为什么会有两枚“大齐通宝”的原因。这个谜底直到1980年代，才被马定祥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揭开。11


　　第一个古泉学社的创办人


　　张叔驯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不是那种只知道把藏品深藏秘锁的传统藏家。他性格活泼，喜欢与外界交往，除了极个别藏品外，他并不保守。他不仅朋友多，还是泉币组织的发起人和积极组织者。


　　早在1926年9月，张叔驯就邀请泉币收藏爱好者程文龙等人，创办过一个古泉学社，这是中国第一个钱币学研究团体，同时还创办了《古泉杂志》（1927年），是我国正式出版的最早的钱币专业杂志。


　　这个古泉学社以阐明古泉学识，订正旧说，鉴定真赝，辨别时代，参考制作，启人好尚之心为宗旨，凡有志古泉学者，不分国界，经社员二人以上介绍均可入会。


　　这个学社拥有绝对强大的阵容，囊括了当时中国泉学研究的所有权威人士，其中有不少都是名重一时的大收藏家和大学问家，他们是：龚心钊、张叔驯、邓秋枚、张絅伯、程文龙、郑家相（以上是鉴定员）；方若、周仲芬、宝熙、陶心如、罗振玉、杨肃谷、陈叔通、张丹斧、朱峻夫、王朴全、宣愚公、蒋坚志、李国松、范兆经、范兆昌、方地山、余艇生、翁友三、郑希亮、周书、刘晦之、蒋伯埙、顾震福、朗悟、袁克文（以上是评议员）；董康、王荫嘉、邓秋枚、张翼成、程文龙（以上是编辑员）。学社的理事是张叔驯和程文龙。这个名单并不是张叔驯邀请和指定的，而是学社的社员选举出来的，可知学社社员的范围还远不止这些。


　　他们这个团体中，博学鸿儒大有人在。宝熙是满清皇族之后，在晚清朝廷中任过职，素以收藏古物出名，是北京琉璃厂和天津劝业场的常客，还是上海博物馆老馆长徐森玉先生的老师；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儿子，世称“皇二子”，清末四大公子之一，以才华横溢、风流倜傥著名，其收藏古钱、古书和邮票久负盛名；龚心钊、刘晦之、李国松都是安徽籍的银行家兼大收藏家，李国松是李鸿章的侄孙（李鹤章的孙子），刘晦之是四川总督刘秉璋的儿子，龚心钊是合肥望族之后，他们的收藏在民国收藏史上很有名气，也都出版过各种收藏目录；方地山、罗振玉、董康、邓秋枚、陈叔通等人不仅收藏古钱，还是著名的藏书家；张絅伯、郑家相、王荫嘉、张翼成、张丹斧、程文龙都是泉界著名人士……这样一个阵容，无疑是中国最高层次的泉学学术团体，代表了当时泉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学社的社址在上海贝勒路口蒲柏路（今黄陂南路口太仓路）鸿仪里2号（现在旧房已拆，变成新天地的一部分了）。他们于每个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的周日下午来此聚会，共同欣赏和研究各自新的藏品，切磋学问，考证真伪。该社在每月的第一周周日还召开展览会，将各家提供的藏品分卖品和非卖品两类陈列，为大家相互间的交换提供方便。


　　该社出版的《古泉杂志》于1927年5月刊行，分为两种印刷版本，一种是宣纸印制的线装本，一种是普通的平装本。第一期上除了刊载了一些“空手布”、“尖首布”、“方足布”、“圆足布”和圆钱的珍品拓片外，还刊载了翁宜泉《校洪志》、金砚云的《古泉考》、刘燕庭的《嘉荫榏随笔》、程吴泉的《古泉审》、王荫嘉的《泉觯》、邓秋枚的《风雨楼异泉图录》等文章，还有张叔驯的《齐斋泉乘》（二则）。


　　但是不晓得怎么回事，这份印制考究、内容扎实、在国内属于填补空白的泉学杂志，仅出版了一期就没有声息了（上海图书馆编目部大概犯了一个错误，只因为该刊是线装形式，就归入了线装书，其实这是一份期刊，应当归类在期刊类，尽管只出版了一期）。


　　10年后，到了1936年，随着中国泉学热潮的逐渐高涨，大家深感有必要建立一个固定的泉币组织，并出版定期刊物。张叔驯、丁福保、叶恭绰等人又蠢蠢欲动了，于是重起炉灶，发起成立了中国古泉学会，张叔驯任副会长，第二年改选为会长，并创刊《古泉学》季刊。可惜这次寿命又不长，杂志只出版了5期又没有声息了。


　　1937年春天，张叔驯、陈仁涛、王荫嘉等人心犹不死，又要成立泉币学会了。为此张叔驯曾亲到苏州王荫嘉先生家里访谈，请其出山，常驻上海，由其专管泉币学社和刊物的出版之事，所有费用，由张叔驯和陈仁涛二人包揽。他们计划由两人各出一万大洋，重新开张，而且，连学社的房子也准备好了，就在张叔驯淮海中路1726号的花园里，是他家主楼旁边的一个小楼。


　　这个新的泉学组织的主要发起人会议都开过了，有丁福保、叶恭绰、王荫嘉等人参加。不料正在他积极为这第三个泉币学社的诞生积极奔走时，抗战爆发了。“八一三”战火冲天而起，打破了文人学子的尚古美梦。很快，张叔驯一家与他的堂叔张静江一家，都到香港去了，后来又去了瑞士和美国，这个还没来得及正式诞生的新的泉币学会，只能半途夭折了。


　　另外，他的钱币活动不仅在国内，1935~1936年间，他还加入了英国皇家艺术学会，并担任了组织委员，同时还是美国钱币学会的会员。据上海《晶报》载，20世纪20年代末张叔驯还曾应日本古泉界的朋友邀请出访日本，并在日本作学术交流，在当时日本古泉界引起巨大凡响。他还是日本东洋货币协会特别赞助会员。30年代中期，日本著名钱币收藏家来沪访问，如平尾聚泉、三香上哉，在沪期间都与张叔驯作了愉快的交流。


　　可见张叔驯在中国泉币收藏史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仅自己收罗宏富，而且注重考证和交流，前两个泉币学组织，他都是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1940年，中国第三个泉币学组织“中国泉币学社”在上海成立时，尽管他人在美国，还是作为赞助会员，为学会出了力。


　　他曾著有《齐斋泉乘》一书，记载了他对他的宝贝钱币的考证功夫，可惜未及出版，仅在《古泉杂志》和《古泉学》杂志上刊出数则。抗战爆发后，他们全家避往海外了，这部书稿不知最终流落何方。


　　一块古玉换了一辆凯迪拉克


　　跟他的父亲一样，张叔驯的收藏也是多方面的，除了古钱以外，古玉、铜镜、古籍善本书也都是他的收藏门类，在海外有很大知名度。可惜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其他方面的收藏一直不被国人所知。直到2001年，他的儿子张南琛先生重返上海，向人们谈及诸多往事，并在朋友的要求下，带来了其父有关生平资料和部分藏品照片，其父作为大收藏家的全貌，才渐渐露出庐山真面目。
1935年，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伦敦皇家学院，联合举办了一次综合性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展览，展品有青铜器、瓷器、玉器、字画、家具等文物，参办的单位包括国内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古物陈列所、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可是这些单位的古玉收藏都不能跟张叔驯相比，在这个时候，展览筹备委员会就向张叔驯个人商借了65件古玉藏品，还有两件琥珀藏品。他是当时唯一一位被故宫博物院借用藏品的个人。


　　据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筹备委员会编辑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一书介绍，展览会借用张叔驯的藏品中有：河南彰德府安阳出土的玉箭头、玉刀头、玉象头、戴面具玉人、玉螳螂、玉盘兽、圆身玉虎、圆身玉兽头等；河南洛阳出土的玉龟、玉雁、玉鸟、玉龙璜、玉人头、玉镜等；洛阳金村出土的镂空花龙头玉带钩、满花玉剑把、玉盘龙佩、阴文花玉蝉等，以及安徽寿州和老虎山出土的八字玉璜、细花玉蝉、玉全形立人、玉绞丝双龙头、镂空细花叶形玉刀柄、镂空龙纹花圆片玉等等。


　　这当然只是他的古玉收藏的一部分，无疑是国家级的文物。尽管张叔驯没有留下全部的目录，以至于我们今天仍无法看清他古玉收藏的全貌。但是从那次著名的展览会留下的记录上，我们起码可以看到张叔驯的这一部分古玉收藏的质量。那是一批雕琢精细、形制华美的上古时代的玉器，有的是挂件，有的是摆设，有的可能还有实用功能。外观多为生动的动物造型，有张牙舞爪的龙，有鼻勾变形的老鹰，有羽翼丰满、长尾如云的凤凰，从中可以窥见古代贵族高雅的审美意趣，和刻工高超的雕刻技艺，是一组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就是拿到现在来看，其造型的创意也不比那些获奖作品差。


　　后来这批古玉被欧美几个著名的博物馆收藏，其中有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华盛顿特区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堪萨斯州博物馆、克里夫兰州博物馆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这些古玉的价格自然是不菲的。抗战中，当他们一家侨居美国的时候，张叔驯曾用一块古玉换了一辆凯迪拉克轿车，这在当时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或许是抗战的缘故，身在异域的张叔驯失去了国内产业的经济支持，在经济情况发生问题的时候，只得靠出卖他的部分收藏维持一家的生活。


　　他对中国古玉作过系统的研究，写过心得。他原先计划写一部《张氏玉谱》，已经写好了自序，可惜我们目前只能看到这篇自序，而没能看到全稿。全稿或许在美国哪个收藏了他的宝贝古玉的博物馆里；或许是由于战争的原因，他根本无法写完。那篇序言他写得很用心，记叙了玉石在古代从实用品到艺术品的沿革过程，文笔优雅酣畅，亦可见其古文功底之深。他在《张氏玉谱?自序》中说：


　　玉于人类，上承石器，下启金属。其产处本少，沿用者遂寡。世界各国，仅我国用此最广且久，故治玉说，必自我国始。“因史籍推究沿革，凭制作确定年代，据实物引为绳墨，庶免皮相之讥。”当部落疆域未分之际，战争方盛，各以武力相尚，利玉坚固，可造兵器，而珍贵难得，惟矢簇斧钺之属，间有引用。此其类一。迨人类演进，金属发明，玉石不足与比利，军旅武器，金质是替。时承久战之后，人心厌乱已极，据一地、王一国者，倡偃武修文，以迎合当时社会人民心理，所趋为建树社稷基础。礼天瑞人之器，纪胜表功之物，黄琮苍璧、青圭赤璋，皆时所珍贵，咸琢自宝玉。此其类二。及文化渐趋昌盛，社会渐趋繁复，人日就奢华，凡所以美观瞻充装饰者，惟玉是用。穷工巧琢，精益求精，自君王贵族，逮妇孺庶人，相以怀玉为宝，多佩为荣。珩璜??，秩名弥多。此其类三。古代人死时，俗以物以殉，就死者生时日用所喜，百物俱举，甚之则特选专器，若涂车刍灵之彩，凡此各器，名曰明器，玉与非玉掺杂互用。此其类四。综兹四类，独分三期，兵器最古，属第一期。礼器次之，属第二期。配饰又次之，属第三期。明器为古今俱有，三期兼备。考我国行用玉器，期间自三代迄汉初，以战国而最盛行，何故焉？此汉后而渐废损，其厥实以汉前交通未便，玉?求原不易，精工多而美玉少，故成器必精。质美者，工尤佞屣，尤为时所重。待传之今日者，得母不为今所更重！及秦大火焚书，古技书，数千年艺术精华殆。汉初流传上落辰星，坠凤轫璋，何不啻什一。而时又交通渐开，玉之原料开发日多，但已乏巧工，遂失精雕。玉而弗琢，诚何异南山之圆石？以工拙见弃人用，理所当然。是为我国用玉沿革之事，实历史治玉说者，若再能藉史籍掺定名称，确定时代，据实物引为绳墨，依出处断定产原，庶几优劣斯分，用度可范，而定名立说，不致有皮相之讥乎！”


　　从中可知他对古玉的研究是很有见地的，不仅指出了古人使用玉器的起源，古玉的四大门类（四种用途），还分析了汉代以后古玉精品渐少的原因，结论是很有见地的。可见他每收藏一类藏品，都是很用心研究的，并不是随便玩玩而已。

   抗战中他到美国后，参加了美国钱币学会，并积极参加对中国珍钱的考证。1944年，该会还给他印了一本小册子，书名是AN INSCRIBED CHINESE INGOT OF THE XII CENTURY A.D.，是对一枚北宋年间的银铤的考证，那银铤上有字两行：“怀安军金堂县免夫钱 折纳银每铤重五十两”。

    除此之外，他还有不少古代字画收藏，仅在他的侄子张葱玉的日记中提到的就有：宋人睢阳五老图题跋册、梵隆白描罗汉卷、唐人草书写经卷、文徵明寒林钟馗轴、文嘉山水轴、文伯仁云山待隠轴、陈沂山水轴、石溪山水轴、罗两峰佛像轴、卞文瑜山水轴和汤雨生、瞿木夫合作竹石轴，很能说明他的字画收藏的质量和品味，唐宋元明清，无所不收，题材上似是以山水和佛教题材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