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军队：千里有营无兵 看城门雇“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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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大清朝，我们总是将它与那段丧权辱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衰弱的国力、麻木的人民和昏庸无能的清政府为大清的历史涂上了半壁黑色。但是当我们重新翻开这296年的厚重历史，还是能够看到它前半部分的辉煌，能征善战的康熙率领皇家军队平定三藩之乱、准噶尔叛乱，收复台湾，打出了完整的江山，也带出了一个千古留名的“康乾：（      ”。但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几乎每打一次仗，都要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我们不禁想问，晚清时期中国的军队究竟出什么问题了？清政府又是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最终的效果又是怎样的呢？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马骏对此作了讲述。
腐败，打垮了曾经强大的清军
“康乾：（      ”之时，清朝曾是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的国家。比如康熙年间的中俄雅克萨战役，当时康熙派清军3000余人进抵雅克萨城下，将城围困起来，勒令沙俄侵略军投降，对方不理。8月，清军开始攻城，后考虑到沙俄侵略者死守雅克萨，必待援兵，且考虑到隆冬冰合后，舰船行动、马匹粮秣等不便，于是在雅克萨城的南、北、东三面掘壕围困，在城西河上派战舰巡逻，切断守敌外援。侵略军被围困近年，战死病死很多，826名侵略军最后只剩66人。雅克萨城旦夕可下，俄国摄政王索菲亚急忙向清请求撤围，遣使议定边界。清答应所请，准许侵略军残部撤往尼布楚。雅克萨反击战结束后，双方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7月24日缔结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均为清朝领土。
清朝的军制基本分“八旗与绿营”。“八旗”基本是满族人自己的军队。正黄、白、红、蓝四旗和镶黄、白、红、蓝四旗，加起来一共八旗。
“八旗”建立于清兵入关之前，它是满族人特有的兵民合一与军政合一的制度。后来，随着战事的扩大，满族八旗的兵力不够，又将蒙古族人编为蒙八旗，将在进关前收降的明朝军队编为汉八旗。共24旗。进关后，满族成为中央政权的统治者，管辖着全国1700多个厅州县，为保证有兵可使，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采取“以汉养汉”的政策，把进关后俘虏与归降的汉族军队编为独立编制的军队，用绿旗为标志，故为绿营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绿营。八旗和绿营，统称为大清的武装力量。
道光二十年，清朝总人口达412814828人，军队总员额为80万人，人口与军队分别是清初的2。5倍和3倍。
一个强大的军队背后肯定需要更强大的经济支持。于是有人就说，后来清军对付不了洋枪洋炮，是因为政府没钱了。其实大清有钱，养军不差钱。据有关史料，到1820年道光皇帝继位时，中国的GDP总量还占世界GDP总量的32。9％。既然不差钱，为什么军队的战斗力却极其低下呢？鸦片战争初期，英军仅仅1996人，却几乎打败了当时广东清军无敌手。整个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不过2万人，却打得清朝签订城下之盟。这涉及到一支强大军队生成的最根本的条件，那就是建军的核心问题！大清的GDP高，富有，这是硬件，用今天的话讲，就叫硬实力！然而，光有硬实力，并不能使一支军队强大起来，还需要软实力。
软实力指的是制度、机制、观念、价值观等等。大清国初期的那支强大的军队，就是被这个软实力的病一点一点地给弄得不堪一击了。
腐败的军官们
我们先来看看军官的状态。军官是军队的魂，士兵是靠军官指挥作战的。没有军官，军队就是乌合之众。然而，晚清的军队就是一个没有魂的军队。
八旗兵是清朝的“经制之师”（正规军），最为精锐的主力部队，清朝是靠这支军队定天下的。最初的八旗兵非常了得，他们大抵是能骑善射，勇于征战的。可是，到了后来，当他们进入和平年代后，随着家族繁衍，人越来越多，八旗成员发生了分化。“旗下人”都非常会享乐，十分怕劳动。当时男的打茶围，喝花酒，玩票，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坐茶馆，一天到晚尽有大量吃喝玩乐的事情可忙。甚至八旗的军官都不会骑马了。按照大清规定，文官可以坐轿，但是武官不能坐轿，武官只能骑马，目的就是要武官不要忘记根本：我们的祖宗是马上取天下的！如果哪一个武官坐轿，一旦被御史参一本，皇帝会将其充军的。然而，到了晚清，许多武官都坐轿，而不骑马。
再来看绿营兵的情况。绿营以步兵为主，也有部分骑兵和水军。嘉庆时有绿营兵66万人。绿营的最高武官为提督，最高战术单位为镇，基本编制单位为营。绿营兵驻防全国各地，遇有战事则从各镇中临时抽调成军。绿营的将官由兵部直接管理，将官不能直接统兵，只到战时临时拨给部队，而统兵之将多由文官担任，文臣不知兵，以文制武。绿营兵制虽然很好地防止了武将专权，但由于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遇到战时临时抽调成军，上下不相习，号令不一，各自为战，败不相救，导致兵败如山倒的惨状。
另一方面，制度缺失带来的贪污腐化、徇私舞弊，是造成战斗力急剧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有本书名叫《道咸宦海见闻录》，作者张集馨是清朝道光九年的进士，最高职务是代理巡抚（代理省长）。这部书记载了他为官30年官场上的所见所闻，其中对军队的腐败现象做了深刻的揭露。
他说，自己在任陕西代理巡抚时，从陕西长武到潼关500多公里，有营而无兵，甚至看城门的还要现雇保安，每天要支付100文钱。在榆林，绿营之中，士兵穿得像个乞丐，为了换酒喝，竟然将军械卖了。绿营一标（相当于现在的团）有3000余兵，却只剩下十分之一，其他都做生意去了。
他又说，福建那里，乡里强凌弱、众暴寡的现象严重，老百姓为了免于坏人祸害，就去当兵。因为只要在绿营中当了兵，就可以在家里挂一盏营灯，这样坏人就不敢滋扰了。如果坏人再来滋扰，按规定，欺负普通百姓，官府可以不管，但是如果欺负绿营兵家属，官府一定要管。可是，想当兵的人多，必须要先贿赂军官，或者拿十几两、几十两银子才行。军官通常要看想当兵的人家里的富裕程度来定要的银子多与少。
但当兵也得看身体素质的，于是那些不能胜任当兵的人，取得了兵役后，又雇穷人入营代替他们办差。一时间，社会上有了专门替人到兵营里当差的人群，如同现在大桥下面等雇主的打短工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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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秀的军事训练

清军平时极少训练，即便是训练也是应景之作。比如，号称清八旗精锐之师的健锐营，这支部队在道光时期已不堪入目了。

键锐营是禁军最为重要的力量。乾隆十二年，当时他派兵镇压云南土司的反叛，因作战需要，命在八旗前锋护军内选体壮勇猛者千人习练云梯技艺。战事结束以后，乾隆就命令云梯兵别立为营，于是专门设立了健锐营，一直驻守在北京香山脚下。

架梯蹬楼按说是健锐营赖以起家的技术，香山山脚下的健锐营驻地至今仍然矗立着若干座高大的石质碉堡，这是第一次大小金川战争期间为训练健锐营官兵特别建筑的。蹬楼训练中，部分士兵负责搭架和保护云梯，部分士兵则蹬梯上楼，并与楼上守军展开战斗。但是，后来官兵为图省力，已不奋力训练，而是从容登梯，一副登高游戏的样子。还比如，火枪射击是健锐营建立时就有的训练项目，训练以射准为目的，早期射击训练使用土枪，而射击需要臂力与眼力，可是，健锐营的官兵却胡乱应付，有一年打靶，每人10发子弹，全部中靶者全无。照理说，骑射是满族非常重视的军事技能，据书中描述，训练中士兵骑马从团城东侧进入演武场，向城南的靶心射击。按规定，健锐营每周都要进行骑射训练，可到了道光时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兵士一幅坦然之色”，习以为常了。马术训练可以展示娴熟马术，一直为八旗军队所重视。但是，到了晚清，健锐营却“十人上马半数落，呲牙裂嘴腿骨折”。

还有就是晚清时，清军中大量官兵吸食鸦片。尽管雍正皇帝就禁烟，却是越禁越多，究其原因，一是政府禁烟不力，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官员也吸食鸦片，甚至连以武为主的军官也吸毒。气得林则徐说“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

而且到了道光朝，军队中还有几大恶风。一是赌博。管理步军统领的耆英就公然支持赌博。浙江一千总赌博甚至压上自己的小妾，又输时，竟然带兵与对方决斗。而赌博又引起了妓女业的兴起。军官赌博喜于妓女陪伴，指点参谋，或拿筹码。有的胆大的军官甚至把赌局开到了营内。二是宴戏应酬。比如，陕西粮道成为总督的交际处，“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宴会则无日无之”，每次宴会杀猪只吃里脊，宰鹅只吃鹅掌，杀骆驼只吃驼峰，有的宴席竟然长达三天三夜，连人都熬不住了。吃完了，再开堂会，请戏班子唱戏。连道光皇帝都感到很奇怪，曾说：“何故军中票友者如此众多？”

劣质的兵源

除了制度缺失外，军人的战斗力还要看其基本素质的好与坏。八旗兵是世袭，这些兵早已成为纨绔子弟了。绿营兵虽是召募，但也不行，因为它是国家召募，凡当兵者，一切由国家供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吃皇粮”。而清朝社会的兵源却很成问题。首先，是读书人不当兵。其次，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当兵，只要生活过得去，以种地为生的农民通常是不愿意当兵的。最后，工商手工业者也不当兵，这部分人都有自己的手艺，靠手艺吃饭，或者经商走南闯北，见过一些世面，脑袋活，也不愿意当兵。

因此当时的主要兵源是游手好闲者、各行各业的破产者和已经退伍的人。他们把当兵作为谋生的手段。这部分人在管理松驰时，身上的恶习很容易发作起来，成为社会上的毒瘤。道光朝军纪极坏，绿营兵“聚赌宿娼，勒索陋规，抢劫百姓，违禁犯法，无所不为。官欲查拿，即鼓噪欲变”。黄爵滋曾痛心地说：这样的军队，“以为备，非不备也；以为可用，则臣未敢信其尽可用也”。

所以说，过了乾隆，到了嘉庆时期，清军就垮了。

曲折的近代海军发展道路

经过几十年的思想转变与实践，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终于有了自己近代化的海军与海防。然而，海军与海防建设的实践者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心血与成果在不久以后发生的甲午战争中，竟然那么不堪一击。

大清国历史上还有一支“阿斯本舰队”，是由英国人帮中国建立起来的，后来又解散了。“阿斯本舰队”是大清国加强海防与建立海军过程中出现的一大怪事儿。在这个事件中，清政府一买一卖，外加送盘缠，白白耗费了白银70万两。

近代中国海军刚起步的时候，发展很快。1885年海军部正式成立，到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短短的3年时间，中国海军就成为世界第七，亚洲第一。这个速度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外购与自造

当时，大清国海军与海防武器装备通过外购与自造两个途径获得。由于大清创办海军与建立自己的海上防御体系是从零开始，无论在经验与技术上都是一张白纸，所以，最初的先进武器装备是从西方购买的。这方面的量很大。比如，李鸿章曾经一次从德国克虏伯公司订购岸炮368门，装备从辽宁旅顺到广东虎门一线的炮台。李鸿章一次订购这么多岸炮，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

当时，大清派出几个武器装备采购团到欧洲各国，看谁的好而且价格合理就买谁的。采购团到欧洲后，很快觉得不舒服。因为，大清时的男人都有一根辫子，这对于欧洲人来说，真是太稀奇了，采购团的人走到哪里，都有人围观，指指点点，甚至包括那些军火厂商。这就影响了采购团的情绪，他们不想买什么了。转了一圈，就到了最后一站德国。可是，在德国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的待遇与在欧洲其他国家不一样，没有人围观，没有人指指点点，更没有人耻笑。原来，德国人一直跟踪着大清国的武器装备采购团，获取相关的信息。他们知道了采购团在欧洲其他国家遭受的嘲笑，于是事先做了周密安排，给予礼貌而热情的接待，甚至还让夫人出面一起陪着照像。

采购团一下子心情好起来了，他们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于是，回国后，立即向李鸿章汇报，建议李鸿章从德国采购海防装备。

从这个插曲来看，当时，大清国进行海防与海军建设的外部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当时西方列强并没有将晚清军事变革视为对自己潜在的安全威胁，而是给予了利益驱动下的支持。

晚清军事变革发生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一方面，中国的贫弱成为西方列强扩张的对象，这是外侮；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扩张以占领中国的市场为原则。因此，他们把清政府为了“强军”与“海防”而购置武器装备，视为购买他们其他商品一样简单，并不给予限制或制裁（换句话说，西方人对中国的武器进口垄断，一不必要，二没有学会）。北洋海军的绝大多数军舰都是外购的，而且各国都争先恐后地把最好的军舰卖给中国，以图与中国的贸易顺差。而晚清军事变革又是从武器装备起步的，因此，变革的起步非常快。清政府在短短的几年里，就从一个没有海军的国家，一度成为亚洲最为强大的海军国家。

当然，同样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一些外商（都是外国军人）在帮助购买武器装备时，往往以次充好，一枚12磅炸弹竟要30两白银。这样，大清国又决定自造枪炮。1861年12月，两江总督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拉开了晚清军事变革的序幕。后来，由于安庆内军械所生产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清政府又决定成立江南机器制造局，生产出中国第一艘军舰和大批武器装备。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说：凡直隶督臣及江南各省所用武器，均为江南制造局提供。

同时建立的马尾船政局，最大规模时有13座工厂，占地40万平方米，有3000余工人，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专业化造船厂。40年间，共建造舰船40艘。

“阿斯本舰队”

大清国历史上还有一支“阿斯本舰队”，是由英国人帮中国建立起来的，后来又解散了。“阿斯本舰队”是大清国加强海防与建立海军过程中出现的一大怪事儿——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出现了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外交部。这时，各个列强国家认为，要想更好地谋求在中国的利益，还是和清政府打交道好。可是，中国当时正发生一件大事——太平天国运动。于是，作为对清政府割让中国权益的回报，各列强答应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当时，太平天国有一名将叫忠王李秀成，这个人非常了得，他是太平天国后期作战的灵魂之一。李秀成在1860年3月19日攻克了杭州、宁波等地，并继续向上海推进。这时，咸丰皇帝刚死，6岁的小皇帝刚刚继位，慈禧太后年轻守寡，还没有掌握中央大权。主持清政府内外事务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咸丰的弟弟、新皇帝的叔叔奕訢。奕訢听说李秀成攻下了杭州，在向上海推进，心里慌了。因为，他得到一个情报，李秀成攻打上海的目的之一，是要到那里购买外国的舰艇与火炮。如果让太平军弄到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等于给他们安上了翅膀——如虎添翼。

于是他要赶紧想办法，要赶在太平军之前购买外国先进的武器装备，特别是把水师武装起来。因为，在长江流域与太平军作战，没有舰艇很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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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訢是负责清政府新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相比之下，他熟悉外交与对外贸易事务，换句话说，他知道要买先进的舰艇应该去找谁。于是他找到两广总督劳崇光，因为两广总督衙门在广州，而广州是清政府对外贸易的窗口。

劳崇光不敢怠慢，马上找正在广州的英国人赫德。

赫德在中国近代史可是大名鼎鼎，他曾一度掌握中国海关达48年之久，为英国扩大在中国的利益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他任广州海关副税务司，也就是广州海关副关长。

赫德把这件事情报告了在中国的另外一个英国人——李泰国。

当时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一个机构名叫“海关总税务司”，也就是中国的海关。由于当时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社会，部分主权已丧失，再加上中国急剧地、被迫地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缺乏与世界对话的人才，所以这个机构从成立一开始，就由外国人负责管理。李泰国就是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

李泰国是著名的中国通，是英国在华利益的总代表。他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国内。

英国听到了这个消息太高兴了。因为，如果弄得好，可以将中国海军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先后指令李泰国，立即帮助中国在英国购买军舰，并组建一支“英中舰队”。

李泰国把消息反馈给了奕訢，最后敲定用白银65万两，购买7艘军舰。

购买军舰的过程非常顺利。1862年10月27日，清政府批准这7艘军舰分别命名为：“北京”号、“中国”号、“厦门”号、“广东”号、“天津”号、“江苏”号和“穆克德恩”号，并以三角龙旗为军舰的旗号。同时，还派遣了几百名官兵上舰服役。李泰国还招募了600名英国海军官兵上舰服役。

按说，我出钱买军舰，你拿钱帮我的忙，事情到这本也就完了，但一个国家如果弱到连主权都保护不了的时候，你想象不到会出什么事情。

李泰国购买完了军舰后，于1863年1月16日，找到一个名叫阿斯本的英国海军军官，两个人签定了一份合同。

阿斯本40岁，是英国海军中校，曾经参加过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这个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南京与太平军打过一仗，当时他是英军“狂暴”号舰长。

这份合同共13款。主要内容是：

第一，中国皇帝必须任命阿斯本为中国海军总司令，使其拥有管辖中国所有船只之全权，任期4年，并不得另任其他外国人为总司令；

第二，阿斯本只遵行由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帝的旨意，其他部门的指令概不遵行，阿斯本有权拒绝任何命令；

第三，该舰队是由李泰国和阿斯本所管辖的外国水师，在任用外人、悬挂外旗等问题上，中国官员不得过问；

第四，李泰国应立即行文支领足够4年之用的各员的薪俸及各船经费。

该合同简直是天方夜谭。中国政府花钱购买的军舰居然变成了外国水师。该合同不仅违反了清政府与赫德最初订立的购船协议，甚至连基本的商业道德也不讲，表现出的只是殖民主义的霸道和专横。

其实，李泰国与阿斯本签订这份合同的目的就是控制中国的海军舰队。

因为，当时清政府已有一支由英国军官戈登指挥的“常胜军”，如果再加上这支海军舰队，两支武装都归总税务司管理指挥，就可以更好的控制中国的政局了。

李泰国与阿斯本的合同，连赫德都觉得太过分了。赫德对李泰国说：“你这样做是不能容忍的，有害的！”

这份合同，中国清政府起初并不知道。

1863年4月4日，阿斯本率领舰队起航驶向中国。李泰国先于阿斯本舰队抵达中国，并与赫德在1863年6月到达北京。李泰国到京后，清政府才知他与阿斯本签订合同的事情。

清政府各级官员对这个事件非常震惊。

奕訢与李泰国争论长达一个多月，最后坚决废除了13条合同，重新拟定了《轮船章程》，规定：

第一，舰队指挥由中国人担任，阿斯本为副手，并由中国方面主持舰队事宜；

第二，舰队中的外国官兵由阿斯本进行管束，对其中骚扰百姓及作出不法事情者，应予以严惩；第三，随时挑选中国人上船学习行船放炮等技术，阿斯本务须督同船主员弁，实心教练等。

对这些新的规定，阿斯本却不同意。1863年10月18日，李泰国和阿斯本一起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交申呈，坚持要履行其私下订立的合同13条。

清政府还没有昏庸到连数都不识的地步。奕訢想，我再弱，也有个底线，中国兵权不能把持在外国人手中，这就是我的底线！我花钱给你们英国人建立一个舰队，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宁可把舰队解散也不能答应你们英国人的无理要求。

还果真让奕訢给说着了。

英国驻华公使馆说，你废除李泰国与阿斯本合同，我就降下英国国旗回国。这是典型的威胁！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美国新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上任，途经伦敦，就此事在中英两国间进行斡旋。

最后，决定解散这支舰队，将7艘军舰驶回英国拍卖；中国清政府发给600名英国海军官兵路费，另外付阿斯本一万两白银的劳务费。至此，被弄得沸沸扬扬的阿斯本事件才告结束。

在这个事件中，清政府一买一卖，外加送盘缠，白白耗费了白银70万两。

对这件事情，清政府是越想越气，好不容易弄个舰队，就这样夭折了，真是倒霉！于是，把李泰国在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解除了。

腐败带来的内部阻力

大清国走到19世纪中叶的时期，已是千疮百孔了，其中腐败的大漏洞，就足以致命。

就拿购买武器装备这一点来说吧，大家都知道，买武器装备用的钱可不是三瓜两枣的，要用一大笔钱。要使钱用到该用的地方，而不是中饱私囊，只有两个办法，一靠道德自律，二靠对权力的监督。道德自律有作用，却有限，私欲冲破道德的底线简直易如反掌。这样，就需要法律之下的权力监督。但是，专制政体的政治文化特点又决定权力监督的空白点。这种悖论使得政权结构布满了漏洞，这也就给了掌握权力的人腐败的机会。握有采购军火大权的人几乎没有不贪的。一支洋枪市场价格不过2两银子，但是广东地方政府却报价6两。江南机器制造局从一成立，就虚报各种费用，然后把差价留在自己腰包。当时就有人说，只要在机器制造局管事一年，终身就可享用不尽了。尽管这有些言过其实，但是贪污的事实总是有的。沈葆桢为什么不愿接左宗棠的班当那个船政大臣，他提出的船政大臣“七难”之一，就是担心具体的承办人员“先饱私囊”。

反对中国加强海防和建立近代海军的刘锡鸿，攻击力挺海防和建立海军一派的观点之一，就是在内政改革还没有完成，腐败之风没有遏止的前提下，加强海防与建立近代海军，就是瘦了国家，肥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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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力的人腐败，那些普通的工匠也想方设法地捞便宜。沈葆桢说的“七难”之一，就是“内地工匠专以偷工减料为能”。他说，我不怕说人不好好教，不认真顾问，而担心内地工匠马马虎虎，散漫已成痼疾。

举个例子，在后来成军的北洋舰队，一个修理所的工匠月薪3两白银，但是实际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一般工人。北洋舰队旅顺修理所工人杨贵光自己就与亲人窃语：“时常带些杂铁，售于铁匠钉马掌，也有些许进项。”

真是到处有漏洞。据说，在大清国建立一支舰队所花费的成本，要比日本建立一支舰队的成本高出将近一倍。而这中间很多钱，不是花在国防上，而是让人给塞进自己的腰包了。甚至连大清国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也把手伸到了建设海军的经费里，用400万两海军建设经费，为自己过生日。

经过几十年的思想转变与实践，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终于有了自己近代化的海军与海防。然而，海军与海防建设的实践者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心血与成果在不久以后发生的甲午战争中，竟然那么不堪一击。

甲午海战中日指挥员素质比较

经过艰难的历程，大清国的近代海军舰队终于在1885年正式成军了。然而，这支费尽周折打造起来的舰队，在几年以后的甲午海战中，竟然不堪一击。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中日两国当时的海军舰队如果从质量上来看，应该说是差不多，用现在的一句话，叫做没有“时代差”。

在近代，中国与日本先后走上一条求强求富的道路，其中，中日两国海军舰队的建立代表着两国海军建设的最高成就。从总体来说，在硬实力方面，日本不如中国。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17。6％，中国军队的数量要比日本多几倍，大清国的陆军达100万人。而日本陆军只有7个师，20余万人。大清国的海军与日本舰队的总吨位相差无几。

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在甲午海战中，日本舰队的装备要好于清军，但我认为，从军事角度讲，这样认识过于简单了。比如，就拿作战地域来讲吧，中国军队是在近海作战，依托大陆，有着非常有利的战场环境。而日军是跨海作战，补给线过长，不利于作战。

然而，正是在家门口作战的中国海军却败得那样惨，竟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告终。我个人认为，中国军队的失败，从根本上讲，在于软实力上。我就从中日两国海军军官素质这一点上，看看中国军队败得是多么的不应该。

思想素质

日本海军同日本的其他军队一样是“天皇股肱”，按照西方列强模式创建。日本海军将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以“忠君”、“勇敢”、“服从”为中心的武士道精神与资产阶级弱肉强食的国家利益观相结合，形成了海军军官富有侵略性的军国主义观念。

清朝海军方面，尽管丁汝昌及大部分管带在海战时拼死抵抗，将生死置之度外，如邓世昌、林永升等，但从整体上看，他们仅仅是典型的忠君报国的封建型军事指挥官，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政治思想素质并不高。在旧的封建官僚体制下，学生官进入北洋海军服役的同时，也便进入了官场，“仅有的那点职业热情和进取精神很快便消磨殆尽，并在追逐私利贪图安逸的腐败风气中随波逐流，他们逐渐意识到在和平时期，工作表现并不是晋升的决定因素，敬业自然也就成了十分可笑的行为”。

比如，水师中大多为福建人，他们人多势众，排斥非闽系军官，甚至连身为北洋水师提督的安徽人丁汝昌也不得不承认“孤寄于群闽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训练“多尚虚文”，流于形式而不考虑实战，各舰管带集体作弊，虚应敷衍，弄虚作假。战败后中下级军官呈文指出：“平日操演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并早已量好距离，进行射击，“操演船阵，先期预定阵式，各管带只需默记应操演数，其余可置之”。由此可见，训练废弛已到何种地步，该为而不为，已不单是能力问题，而是严重的思想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纪律败坏，走向腐败，带头违纪的还是众管带。《北洋水师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然而实际上各管带早已在基地及附近兴建私宅，携妻妾而居，海军军官生活大多奢侈浮华，嫖赌乃常事，刘公岛上赌馆、烟馆、妓院林立达七十多家。1886年，北洋舰队应邀访问日本长崎，官兵上岸在妓馆闹事引起事端，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说“武人好淫，自古而然”。

还有，水师提督丁汝昌原是陆军将领，不下功夫学习海军知识，还常以外行自居；在海军基地刘公岛上开设店铺敛财，与部下发生龃龉；还自蓄优伶，生活骄奢淫逸。

“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五套公馆，在舰队常去之地还金屋藏娇。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两舰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竟在岸上嫖妓未归，两舰无人指挥，被日军击沉。许多管带以权谋私，把军事训练、保养船械等款项全部鲸吞，致使船械“应换不换”，“应油不油”。在黄海海战中，“定远”舰第一炮就将自己的舰桥震坍，令丁汝昌跌落甲板负伤。

至于假弹药现象，更是普遍问题。甚至在1891年到日本访问时，大炮也没擦干净，并晾有衣物，被时任日本海军横滨镇守府司令的东乡平八郎发现，认为清军纪律败坏不足惧。“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北洋军风、军纪败坏如此，不由不亡”。北洋水师战役战术指挥阶层思想素质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军事素质

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战争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舰队整体覆没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整场战役中，日本联合舰队战役指挥得当，作战思想先进，战术灵活。日本联合舰队运用本队与游击队协同作战，并采用常备舰队司令官坪井航三的建议，在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运用便于机动、便于发挥自己速射炮火力的单纵队战术，在战斗中灵活地展开包围，牢牢地用第一游击队和本队夹击北洋水师，并适时撤退，击沉北洋水师舰船5艘，伤7艘。

黄海海战重创北洋水师后，日本联合舰队仍视北洋水师残部为心腹大患，迅速重组编队，组织人员侦察掌握北洋水师动向，积极主动，采取鱼雷攻击、夜袭等多种手段攻击北洋水师，直至在登陆部队配合下彻底将其歼灭。

相比而言，北洋水师指挥层的表现则逊色得多，其战术思想落后，战斗队形呆板，缺乏协同意识。在发现日本舰队来袭时，丁汝昌下令改为双横队应敌，但却变成了“人”字型阵形，原因是各管带“勇怯不一，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更有甚者，旗舰管带刘步蟾擅自下令开炮，提前发起攻击，致使队形来不及调整而大乱。

各舰在海战中也是各自为战，互不相救。刘步蟾在距敌5300米时即发炮射击，其余各舰跟着开炮，“炮弹尽落于海，无一命中”。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海军舰艇开炮的起码战术要求——首发命中。

还有，舰队指挥阶层普遍缺乏战役指挥意识，各自为战。一开战，丁汝昌负伤，不久旗舰“定远”舰信号装置被击毁，失去了指挥能力，而在以后5个小时的海战中，竟无一管带挺身而出，接替指挥，一直在无人指挥的混乱状态下混战。

通过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外行出身的丁汝昌指挥固然不力，但作为接受过正规海军军事训练的众管带竟也错误不断。北洋行营翼长盛宣怀战后撰文指出，北洋水师连连败北，“实智略之不胜也”。西方史学家拉尔夫尔·鲍威尔认为：“中国的指挥官在基本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方面，显示出可悲的无知。把人送到这些为当权者提拔起来的、老而无用的指挥官手下作战，是一种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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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素质

日本内阁把海军建设的重点放在了培养人才，尤其是培养海军军官上，认为这是海军建设的头等大事，因为，军舰的灵魂是军官，无之则水兵无以发挥其所长，舰船将成为一堆废铁。

为此，日本设立了大量的海军学校，其技术院校门类齐全，指挥院校高级、中级、低级搭配。还通过多种渠道选派学生出国学习深造，留学生数量大，留学国家多，学习范围广，学习时间长，不仅学习军事指挥、军事技术，还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等。据考证，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员几乎全是正规的初级海军学校毕业生，有的还在高级海军军校学习过，不少人留学期间还在外国军舰上学习过。据统计，到1894年，日本海军出国留学生总数达100余人，而出国考察的则更多。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留学生不仅在美、法、英、德等西方列国海军院校及其军舰上学习，而且还来中国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如铃木恭坚、河野主一郎、柴玉郎等，以武官、考察等身份来华刺探军情的则更多，甲午海战时任军令部长的桦山资纪就曾来华侦察过台湾地区的军事情况。

日本海军院校特别注重学员的远洋航行训练。明治政府不惜花费巨额经费，对学校毕业生实行远洋航海实习制度。第一次远洋航海始于1875年“筑波”号（1978吨，载山本权兵卫班47人）对旧金山和夏威夷的访问。此后又在1878年访问了澳洲（“筑波”号，鹿野勇之进班）。同年，日本国产舰“清辉”号完成了欧洲之旅。这被称为明治海军的三大远航。从1875年开始，日本几乎每年都对海军学员进行远洋训练，先后到过美国、澳大利亚、巴拿马、智利、秘鲁、英国等国。因此，日本海军军官科学文化素质比较全面。

大清政府也开办了大量的海军院校，数量不少，但起步晚，门类也不齐全，指挥院校仅有封建习气浓厚的初级院校两所，规模不大，课程设置也不尽合理，军事课程内容较少，儒学教育课程较多，出国留学的比较少，仅三批30余人。在水师学堂和船政学堂学习期间，大部分学员对操作舰船满足于“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左宗棠语），对战略战术、西方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兴趣不高。北洋水师远洋训练相比日本海军而言开展得少之又少，一则经费所限，二则人员怕吃苦。每年的例行巡海，也是流于形式，管带只是个驾驶航行的普通船长，根本没有达到提升指挥员综合素质的作用。

身体素质

而且，两国海军军官的身体素质也不一样。海洋作战与陆地作战不一样，更需要官兵具有很好的身体素质。

日本自古是尚武的民族，习武强身、以武求功名是日本国民的传统观念，也是封建社会中出人头地的一个重要阶梯，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近代。日本各海军军事院校非常重视学员的身体素质，认为身体素质是其他各项素质的载体和基础，针对海军职业危险性高、艰苦程度大，他们采取各种措施让学员进行身体锻炼，尤以对毕业学员进行远洋航行训练最为有效。日本海军军官的身体素质都比较好。1878年10月，日本国产“清辉”号军舰到西欧各国访问，航程26300海里，长达5个多月，英国《先驱论坛报》惊叹日本海军素质与英国海军相比毫不逊色。

而清朝海军军官由于受儒家教育的影响，多尚文轻武，喜静不喜动，善思考而恶劳作。据在福建船政学堂考察的英国教官回忆：中国海军学员们“有巾帼味道，下完课后只是在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功课，从来不运动”，认为在“佛龛里呆着比在海上警戒工作更合适”，外籍教师也承认“让清国学生做体育运动比做学术教育远远为难”，在海上训练时“学生不喜欢体力劳动，怕弄脏手指”，在英国留学的学员严复也承认“西洋筋骨皆强，而华人不能”，并看出造成两者的差距在于大清水师“少养成”。在校学生尚且如此，踏入仕途后更是耽于享乐，耻于劳动，疏于锻炼，身体素质越来越差。因此，清朝海军军官充其量不过是掌握了一些海军专业技能的文弱书生，身体素质不能与日本海军军官相提并论。

心理素质

还有心理素质也不行。战争充满风险与劳累，要求军人必须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因为心理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智力的发挥。日本海军军官中存有强烈的侵略意识，这是岛国民族自尊自大的封闭心理与尚武精神相结合的反映。除去野蛮的一面，其中也包含有积极主动的进取意识。严格而又残酷的军事训练、长期的远洋航行训练，养成了日本海军军官敢于冒险的进攻心理和良好的战场适应能力。他们意志顽强，骁勇善战，在战场上表现出色。在整个甲午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一直在积极主动地进攻，采取突袭、夜袭、陆海协同等多种方法攻打北洋水师。

相比之下，北洋水师的心理状态则较差。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亨佑战后撰文指出，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作战十分勇敢，但在黄海海战中竟然临阵逃跑，原因是被日本海军打怕了，其他管带表现也好不了多少。黄海海战中，“镇远”舰管带“林泰曾惊慌失措”，饮浓酒至大醉而卧于指挥台下，“一切调度进退都由杨用霖一人”，“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更是“心慌意乱”，日舰未进入火炮射程内就匆匆下令开炮。

黄海海战后，包括众管带在内的各级军官，仍然惊魂未定，心有余悸。在旅顺基地休整期间，“每以公余日弛逐于酒阵歌场”，对日本海军作战已经丧失了信心，在接下来的威海卫之战中，众管带茫然无策，不知所措，畏首畏尾，最后不少管带竟逼丁汝昌投降，拒不执行丁汝昌的“自沉军舰，以免资敌”的命令，原因是投降后怕日本海军报复，“盖恐沉船徒降，取怒倭人也”。丁汝昌在海战后，也是悲观失望之极，情绪十分低落，影响了以后战斗战役的指挥。这些可悲的表现，除政治思想素质不高以外，也是心理素质比较差的原因，一战失利就吓破了胆，这样的心理素质根本不能适应海战的需要。当然也有些管带宁死不屈的，但就海军军官整体而言，心理素质并不好。

中日两国海军110多年前的那场大决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大国与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小国之间的对抗，是一支武器装备初步近代化的封建军队与一支已经全面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军队之间的对抗。按照封建社会标准培养的指挥员，其素质无法与按照近代资本主义标准培养的指挥员相比，失败在所难免。110多年前的这场战役告诉我们，指挥员素质对一场战争的胜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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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将星僧格林沁

在晚清有一赫赫有名的蒙古王爷，名叫僧格林沁，这位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的第26世孙，科尔沁左翼后旗第10代札萨克，曾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打败过英法联军的大清将领，和他的骑兵部队被清朝统治者倚为“长城”。

僧格林沁是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人，自幼出身贫寒，他出生时，母亲还在地里干活，以致于将他生在大地里。这一年是1811年。僧格林沁是双胞胎的弟弟，名字的蒙古语意思是宝狮。

1825年，科尔沁左翼后旗第9代札萨克索特纳木多布斋病故。因为索王无子，僧格林沁到京城参加从近支家族中选嗣。1825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僧格林沁被选定为索特纳木多布斋嗣子，承袭了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多罗郡王。

僧格林沁自1825年承袭王位至1865年4月阵亡，整整40年的人生旅途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率军出征，是位久历戎行者。他崭露头脸的一仗是1853年与太平军的作战。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一直惦记着他那个“经河南，取北京”的计划，派太平军名将林凤祥和李开芳杀到了河南省。咸丰皇帝大惊失色，认为“京都根本重地，防范稽查均关重要”，命僧格林沁协调左都御史花沙那专办各旗营防事宜。

僧格林沁奉旨后，知道八旗兵已是样子货了，根本不能依靠。于是，一边急调察哈尔蒙古骑兵4000人来京驻扎，一边又从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三盟各调1000马队，开赴热河围场听候命令。

这一年8月，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入河北正定地区。咸丰帝授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并在乾清宫向僧格林沁授刀，拥有代帝行事的专权。

授命后，僧格林沁立即统领他的骑兵部队和八旗禁军出征，驻扎涿州。10月，北伐军由沧州进入天津静海县独流镇，直逼天津。僧格林沁率清军急速进入天津，大战太平军，阻止了其北进。1854年5月，僧格林沁在天津静海县的子牙镇，大败太平军。咸丰帝亲闻僧格林沁骁勇善战，赐“湍多罗巴图鲁”称号，满语为急流一样不可阻挡的英雄。同年6月，僧格林沁趁大雨季节，“挖壕筑围堤，以水为兵”，引水浸灌北伐军营连镇，用计大败北伐军。北伐军首领林凤祥被俘。至是年末，万余人全军覆没。僧格林沁因此被加封为亲王。

僧格林沁继续率他的骑兵部队追歼太平军。这个人打仗极有心计。在高唐州，他见城墙坚固，太平军防御严密，遂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命令攻城部队在北、东、西三面严阵以待，而让南面攻城官兵解甲抛戈，睡卧在地。

北伐军误认为僧格林沁军懈怠，深夜突围南撤，遂失高唐州。僧格林沁率清军急追猛打，追至任平县冯官屯实行包围。因屯内粮草充足，北伐军坚守强劲，清军急攻难下。清军不时用大炮轰击，效果不好。后来，僧格林沁仔细查看冯官屯地形，发现它地势低洼，于是，他用三国关羽水淹七军战庞德的计策，率军决开运河，水灌北伐军军营。冯官屯内大水漫流，淤泥没脚，北伐军城墙工事塌陷。清军骑兵攻入后，火烧北伐军营垒。经过激烈的战斗，俘获北伐军首领李开芳，太平天国北伐军完全失败。

咸丰帝闻报后，在勤政殿设宴款待，把前一年赏的亲王，再加上个“世袭罔替”——祖祖辈辈继承吧，工资年俸增加到了2500两，俸缎40匹（普通亲王年俸银2000两、俸缎25匹）。

然而，僧格林沁的骑兵很快遇上了他的劲敌，这就是英法入侵者。1858年5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第一次在大沽口作战失败。大清起初打算派代表求和。僧格林沁闻知后，奏请咸丰皇帝，坚决要求撤回谈判代表，主张调用全国之兵员，倾全国之粮食，整顿部队，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去。1859年4月，咸丰帝派僧格林沁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僧格林沁到天津后，积极筹建大沽海口防御工事，整肃军队，加强防御。

不过，僧格林沁与英法入侵者的第一次作战的胜利，是凭借人类固有的本能“小计谋”取胜的。

1859年6月，英法舰队由上海北上。这支舰队，由一艘大战舰和13只炮艇组成。20日，英法舰队到达白河口外，无视中国军队的劝阻，明目张胆地闯入中国军队设防的大沽口防区。僧格林沁本来就是一个勇敢无畏的将领，对英法入侵者早就恨之入骨，遂下达了坚决反击侵略者的战斗命令。不过，他这次耍了一回小聪明。当时，英法联军的先遣队在大沽登岸，见清军正修筑工事，问：“你们是何许人也？”告曰：“民兵团练也。”联军再问：“咱们要开练吗？”答曰：“民团只用来防火防盗，不欲与贵军战。”又问：“听说僧王被贵国皇帝派来布防，人呢？”答曰：“不晓得。”

这一套回答正是僧格林沁预先安排好的。目的就是为了骗过对方，认为此地并没有多少清军驻防。

入侵者果然上当。他们立即大规模地登陆，没有想到，刚上岸，僧格林沁即令放炮，取得了击沉敌艇3艘，重创3艘，毙伤敌448人的伟大战果。这就是抗登陆作战中最好的时机“背水击”。

这一仗可以说是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军队取得的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僧格林沁靠虎气与智谋打赢了这一仗，一朝文武深受鼓舞，以为洗雪国耻的日子即将来到，下定决心不再遵守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不过，这种虎气很快就不灵了。

初战的侥幸取胜，迷障了构建在农耕社会上的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原有的夜郎自大的思维又一次发作了，出现了“大礼仪”之争。也就是英法谈判代表要到北京见咸丰帝，大清国坚持必须向皇帝行跪拜礼。这种礼仪是中国式的，英法代表拒绝也并不过分。然而，经过一次小仗胜利的大清国上下，却底气十足起来，坚持不跪拜，就谈判破裂。僧格林沁甚至直接将人家的39人谈判使节给扣留，痛骂一顿人家根本听不懂的话，送进了刑部大狱。他要让不懂规矩的洋人尝尝大清天牢的滋味。当时，僧格林沁骂一句，侍卫亲兵就重重敲一次英方代表巴夏礼的脑袋以示强调；另一个代表洛基干脆被清兵抓着头发和胡须在僧格林沁的马肚子下和中国大地零距离接触。在押运途中，这些洋鬼子身上的金纽扣、金笔、怀表之类的危险品也被清兵们管制没收。事后僧王的搭档载垣就扣留洋人使节一事上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这就过分了！

这种脾气如果用于自己人，倒也罢了。但用在外交场合，肯定要招来麻烦。僧格林沁对英法使节这一通待遇，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遭到更大的报复。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咸丰帝下令与入侵者决战。僧格林沁的防地在北京通州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大约有23000人的兵力，其中骑兵部队有三分之一。

9月18日中午，联军向张家湾阵地发起攻击。僧格林沁调派马队抄袭敌人。然而，战马遭遇敌军炮火后，回头奔驰，马步兵乱作一团，纷纷溃退。僧格林沁率部退守八里桥，驻守通州的绿营兵也随撤。八里桥位于北京城东20余里，是由通州入京的咽喉之地。僧格林沁十分清楚八里桥的防守对京师意味着什么。

僧格林沁率部撤退到八里桥后，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临时构筑了战壕和土垒，并作出如下战斗部署：马队首先出击，尔后由胜保部迎击南路联军，瑞麟部迎击东路联军，僧格林沁部迎击西路联军。所有步兵均隐蔽在灌木林中和战壕里，待机杀敌；马队则向联军的宽大正面实施反冲锋。

9月21日上午，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僧格林沁命令蒙古骑兵奋勇冲杀，用长矛、马刀和弓箭等冷兵器对抗敌人猛烈的炮火。一部分骑兵一度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与敌人短兵相接，英勇杀敌，毙伤敌军千余人。随后，由于南路法军第2旅用猛烈的炮火袭击八里桥，清军遭到重大伤亡。但守军与法军在桥边进行肉搏战。僧格林沁亲临前线，指挥蒙古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试图分割敌军阵势。但由于南路胜保部败退，僧格林沁的计划未能实现。清军最终失败。

骑兵是战争的骄子，这是个历史的概念。但当长弓或射击武器问世后，骑兵战术就遇到了克星。因为长弓手或步枪手可以轻易地打击面积远远大于步兵的骑兵，将骑兵射落马下。僧格林沁的骑兵面对的就是已经近代化了的西方军队，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尽管僧格林沁的骑兵非常英勇。当时，西方记者记载了这次作战的片断：“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顶住了使他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最终“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只是勇气，还必须有实力。而实力强的战胜实力弱的，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僧格林沁骑兵的失败不仅是蒙古骑兵称雄天下的结束，而且宣告了建立在冷兵器基础之上的大清国旧军队走到了尽头。

八里桥作战之后不久，咸丰携皇太子、两宫皇后、肃顺等大臣从圆明园启銮到热河作“木兰秋狩”，逃跑了。把一个烂摊子交给了他的六弟恭亲王奕訢。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10月，签订了《北京条约》。

1865年5月18日，僧格林沁率11000余兵力追击东路捻军赖文光、张崇禹部，追至山东曹洲菏泽县高楼寨，陷入捻军伏击圈，清军全军覆没，曾格林沁被杀，终年55岁，一代蒙古将星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