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掌人生 台湾高僧星云大师人生传记

charles

历经民国缔造，北伐统一，国共战争，吾母即为现代史；
　　走遍大陆河山，游行美日，终归净土，慈亲好似活地图。
　　这是我为九十五岁高龄的老母——李刘玉英居士（大家称她老奶奶），所写的一副挽联。
　　守在灵前，我再一次深深地凝视着母亲：皤皤的银丝，整齐地衬托着她安详的容颜，使我忆起小时候守在床边，等待母亲起床的情景。
　　这一次，她终于放下了一生的牵挂、辛劳，永远地休息了。
　　就在她往生之前的二十分钟——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日凌晨四时，在美国洛杉矶的惠提尔医院中，她还叮咛陪伴在身边的现任西来寺住持慈容法师：“谢谢你们为我念佛，我现在要走了，千万不要让二太爷（‘二太爷’是母亲对我的昵称）知道，免得他挂心。”
　　十几小时的飞行，我从台湾赶到母亲的身边，随行的有母亲熟悉的慈庄、慈惠、依空、慧华等。
　　母亲，请您原谅孩儿的不孝，虽然您苦心吩咐不要让我挂心，但我也了解：您是多么渴望在一生的最后一刻，让孩儿握着您的手送您一程。
　　前几天，一场小小的感冒，把母亲送进了惠提尔医院。五月二十九日的白天，母亲精神出奇的好，对围在床边的家人及法师，讲说着她永远讲不倦的“劝世文”，西来寺法师们还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如何庆祝她即将到来的九十六岁生日。
　　如果我向她报告：在台北佛诞的法会上，有两万多人听我讲话。她一定会高兴地笑着说：“两万人听你讲话，但是你得听我一个人讲话。”
　　现在，我只有用“心灵传真”说给她听了。
　　我遵照她的遗愿，不让人知道。四天后，六月三日星期一上午九点，我们把她送到西来寺附近的玫瑰岗公墓火葬。
　　在众人的诵经念佛声中，我轻轻地按下了绿色的电钮，一阵火、一阵风、一阵光，永远地送别了母亲。
　　当初，二十五岁的母亲，生下了我的身体。现在，七十年后，母亲的身体却被我火化了。
　　母亲好像一艘船，载着我，慢慢地驶向人间。而我却像航天飞机，载着母亲，瞬间航向另一个时空世界。
　　母亲，在风火光中，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的圣莲上，请您稳稳地坐好，不要挂念这个世界，不用担心您的儿孙。
　　我在心中默默地念着：
　　娑婆极乐，来去不变母子情；
　　人间天上，永远都是好慈亲。
　　从玫瑰岗回西来寺，突然觉得少掉了很多，又增加了很多。在心理上，虽然我早有准备，但仍免不了会有浓浓的怀念。生死是世人解不开的谜，佛陀当初领导着信仰他教法的弟子，要解开生死的秘密。很多信徒关心我的悲伤，但我感觉：生者何尝生？死者又何尝死？生死只是永远生命中的一个段落而已。
　　心定法师捧着母亲的灵骨，我抱着母亲的遗像，回到佛光山，举行了怀恩法会之后，母亲一生的影像，更加清晰地映现于脑海。
　　母亲出生于江苏扬州一个贫苦的乡村家庭，也因此养成一生勤俭的习惯。没有念过书、不识字的母亲，却经常口诵一些令人深思的诗句。例如，“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这就是五十五年前听她诵念的苏东坡诗句。事实上，不只口念、心念，母亲甚至以一生的生命来实践这些诗句。所以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她几乎都能随口说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童年跟着母亲过苦日子，从未见过她为贫穷烦恼忧愁。她常告诉我们：“一个人要能‘贫而不穷’，见到琳琅满目的物品，只要你不想买，你就是富有的人。”基于这样的理念，她一生不好置物。有几次，家里的钱比平时多了些，她立即拿去换了很多零钱，随缘施舍，以施舍为富。她的理由是：“一文逼死英雄汉，一文也可救英雄。”
　　经常，家里都是家徒四壁、无三日之粮。但她一点都不罣碍，照样到处为人排难解纷。只要听到某人有困难，或有人上门诉苦，她立即把胸膛一拍，保证为对方效劳。有一次，邻居的媳妇被婆婆欺负，哭闹着要回娘家。母亲告诉她：“你婆婆刚才来过，都说你好话，说你贤惠、说你勤俭、说你会持家，怎么你现在倒怀恨起婆婆来？”媳妇听得目瞪口呆。从此婆媳和好，再也没有类似的问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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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饮食的需求很淡薄。童年时期，家中因为经济能力有限无法购买大鱼大肉，但在十八年前母子联络上时，七十七岁的母亲，看来仍健壮高大。很少人相信，在“文革”时期被定为“黑五类”（因我在台湾的关系），每个月收入只有十一元，三餐不饱的母亲，能够健康良好。
　　说穿了，母亲不以饮食为主要的养分。她以对人的热心相助、见义勇为、乐善好施为营养。
　　十多年前，我有机会把母亲接到美国奉养，满心欢喜地准备各式素菜，孝敬她老人家。谁知每一餐，她的筷子动来动去，永远只是豆腐乳、酱瓜两样，再配上稀饭，偶尔加上一杯茶，这就是她最中意的佳肴美膳。如果要让营养专家来检验母亲的养生食品，恐怕他们要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美国副总统戈尔访问西来寺期间，我随侍在母亲身边。她虽不像几年前那样健步如飞，却也是谈笑风生、慈祥恺悌。最令她皱眉的是：物质丰富的现代人，既不知惜物，又不好好惜福。她对此很不以为然。她常训诫儿孙：“一个人要知福、惜福，才有福。福报就像银行存款一般，不可随意花用。”对于这些话，她一生力行不渝。她在房间四处取用方便的卫生纸，抽出来之后，首先把薄薄的两张分开，再撕成四等份，这样至少可以使用八次以上。所以对于有些人竟然丝毫不知疼惜，随意把洁白柔软的卫生纸，轻忽地一抽，就用来抹桌子，真是让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难怪她要皱眉了。
　　安贫、知足，甚至“以贫苦为气节”，是母亲一生最好的写照。
　　母亲一生中有几件得意的事情：其一是她虽自奉十分勤俭，却乐善好施。六年前，她终于来到她儿子创建的台湾佛光山。在两万人的信徒大会上，大家热烈地对着她高呼：“老奶奶好。”她一生未曾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但她既不怯场，也不慌张，高兴而热络地挥着双手与大家打招呼，接着又用扬州话给大家做了一段“开示”。我也临时充当了母亲的翻译员。她说：“佛光山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天堂就在人间，希望大家好好地修行。过去观音菩萨在大香山得道，我希望大家在佛光山得道。大家对我这么好，我没有东西给你们，我只有把我的儿子送给大家。”
　　亲自把儿子“送”给大家之后，母亲打从心底里高兴了起来。我想，如果她年轻时就知道有“器官捐赠”这种事，恐怕连头目脑髓、五脏六腑，统统签下捐赠同意书。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片舍己的慈心，母亲另一件得意的事情就是：外婆生下他们四个兄弟姐妹，直至母亲往生以前，四个人都健在，加起来的年龄有三百六十多岁。母亲自己生了四个孩子：长子国华、长女素华、我和小弟国民，平均都有七十多岁，四个人合起来也有二百八十几岁。尤其历经“文化大革命”时期，多少人妻离子散、死于非命……我们这样“黑五类”的家庭，竟然每个人都能够无恙，母亲认为是仗着佛菩萨的光明，大家才能平安无事。
　　除了安贫、知足、惜缘、惜福、能舍，信仰就是母亲一生最深厚的财富。而端庄的威仪、当仁不让的勇敢，则可说是她与生俱来的两种特性吧！
　　可能是受到外婆的身教的影响，母亲一生都注重威仪，“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站着，她从不晃动身体，坐下来绝不跷腿，而且一生从不倚靠椅背，即使坐在床上，也不倚靠枕头、棉被。
　　近年来，我有能力孝养她，就为她备置一套沙发靠椅，希望她可以坐得舒服些，但是多年来从未见她使用过。
　　不管何时见到母亲，她总是衣着整齐。对于衣服，无论如何破旧、缝补过，她都不计较，但是一定要穿着整洁。这些年，慈庄、慧华等人很热心地为她添置了许多新衣，但是她从不轻易更换，母亲念旧与惜物之情，可见一斑。后来我又发现，母亲不重视外形，只重视心意。有一次，我陪伴着她走到西来寺，我说：“母亲，我们今天改走后门，上去比较近。”母亲回答：“上等人，主人迎上门；中等人，有人接待人；下等人，求人都无人。前门后门不要紧，只要到了西来寺可以看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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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来寺的佛殿，我说：“我来点香给您拜佛。”母亲回答：“不要紧，佛祖哪里要我们的香？哪里要我们的花？佛祖只要我们凡夫的一点心。”
　　和母亲在一起，通常都是她在演说佛法，我在旁洗耳恭听。有一次我讲《金刚经》，不知道母亲就坐在后面听，等我下来了，她批评我讲得太高深了，怎么可以告诉大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呢？“无我相”倒也罢了，如果“无人相”，心中眼中都没有他人，还修什么行呢？
　　我听了母亲这一席话，哑口无言，同时也领悟到母亲坚持要“有人相”，正是我努力推行人间佛教的批注。
　　母亲无论说话、走路，向来是安详有序。即使天大的事情发生，她都不乱方寸。许多在佛教学院受了多年教育，后来又出家受戒的徒众，都万分敬佩母亲这种与生俱来的威仪、风范。
　　母亲一生历经许多战争、多次的悲欢离合，几度面临国破家亡，我们兄姐弟四人，没有人看到过母亲掉眼泪。
　　七七事变，日军在卢沟桥发动战争。这一年冬天，战事蔓延到南京，母亲站在扬州的一条公路上，看着自己的家遭到日军恣意的焚烧，当时还年幼的我，紧紧跟随在她身边，亲眼见她若无其事的样子。就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军部队极力搜寻壮丁，几乎每天都要应付好几次这种事情。当时二舅刘贵生正好在我家，那天又来了一批抓壮丁的人，二舅立即到厨房的稻草堆中躲藏，可惜一条腿露在外面，还是被拖出来带走了。过了一两天，母亲找到了当地的警察局局长，提出申诉：“我兄弟上有老母，如果你抓走了他，一家孤儿寡母，生活无人负担，只有统统到你家生活。”那位警察局局长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很快释放了二舅。旁人见了这一幕，以为母亲是有办法、有后台的贵夫人，朝她面前一跪，请求搭救亲人，后来竟也让她救了出来。
　　这类事情很多，母亲也以此自豪，但有一次却发生人命关天的无妄之灾。一位母亲尊为义父的邻居，竟然在家里被水桶的绳子一绊，跌了一跤，死了。这家姓解的邻居家贫，无力负担丧葬费，有人建议母亲设法代买一副棺木料理后事。母亲当下点头同意，并即刻搭船上街去备办所需。
　　谁知解家的儿子解仁保，竟找了很多人将尸体抬到我家里来，说我家打死人了。人多口杂，一下子闲言四起，群情哗然，议论纷纷。当时正是盛夏季节，家家户户的农田都缺水，经常发生抢水事件。被水桶绳绊死的人，被说成是因抢水被人打死，许多人也就顺理成章地相信了。
　　扬州派了很多人来验尸，母亲在回程的船上听说这件事，立即将棺木、寿衣退回，准备面对这场官司（由于这起事端，后来尸体直至腐烂、滴血，仍无人闻问）。当晚家里来了好多人，要把父亲抓走。当时年幼的我，被这扰攘的声音惊吓得躲在床下探看，不敢出来。父亲被逮捕送到扬州。两天后，父亲经过初审回来了。随后案子被送往苏州高等法院审判，父母亲是被告，所以都去了苏州，而原告解仁保不知何故没有到庭。可能因为苏州是个大城，而邻居解家诬告我们，原来只希望图个小利，没想到现在却要备办经费，万一输了，后果更是不堪设想，所以他缺席了。
　　法官问母亲：“原告为何没来？”
　　母亲答：“不知道。”
　　法官再问：“人是你们打死的吗？”
　　母亲答：“不是。”
　　由于母亲神态自若，不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所答也都清楚明了，所以当下被宣判无罪。
　　后来母亲一生都很自豪于“很会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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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家以后，在佛学院读书，母亲还热心地托我为解仁保找工作，一点都不以当年解家的诬告为忤。母亲实在是位宽厚、豪爽的女中英雄。
　　战争期间死了好多人。有一次，母亲走路时居然踢到躺在地上的一个阿兵哥，阿兵哥还活着，母亲宽慰他：“你不要动，让我来帮助你。”说完立即回家，找了一块门板，并且请邻居将这位阿兵哥带到后方。过了一段时间，我还亲见这位阿兵哥升了官，身上带了一把手枪，到我家来感谢母亲的救命之恩。
　　在这样的枪林弹雨中讨生活，我们这些不知人间悲苦的战争儿童，无聊时，常在一场战役过后，跑到战场去，以点数死人为乐。母亲虽然三令五申警告我们兄弟不准去，我们还是有一两次溜去。有一次，在牌桌上，母亲听说有两个小孩在点数死人时被临时引爆的炮弹炸死了，她立即匆匆忙忙出来寻找，见到我们安好无恙，才放下心来。这是我记忆中，母亲最着急紧张的一次。
　　前几年，我在南京雨花台，李先念先生公子的居所附近买下一个精舍，环境十分清幽，我请母亲安住于此。许多信徒从台湾赶来探望母亲，比如，台湾省生命线的创办人曹仲植居士、为善长乐的电视制作人周志敏居士、“立法委员”潘维刚小姐、“小王爷”陈丽丽小姐、企业家刘昭明居士、作家符芝瑛小姐等。母亲好客，总是欢喜热情地招呼大家。一本数十年的传统，家中若有六个人，必定预备八个人的饭菜，免得客人远来，临时张罗，让人家久等。每天一早，家里必定预备一大壶茶，以备客人一到，立刻可以奉上。有一次我回家探亲，家里来了子子孙孙好几十个人，一齐围绕着她。母亲愉悦之情溢于言表，她说：“万朵桃花一个根。”母亲就是这样一个重视家庭伦理的人。
　　一九八九年，母亲第一次在西来寺过年，我陪伴在她身边。说起当年她嫁给父亲，只凭着外婆的一句话——因为父亲是个忠厚的老实人。父亲曾经营过香烛铺、成衣店，但都经营不善，家里的田产也都赔了进去。唯有经营素菜馆时，一流厨艺受到远亲近邻的赞美。在中日战争南京大屠杀时，父亲失踪。当时未满四十岁的母亲，带着十二岁的我到城里寻找父亲。路过栖霞山时，无意之中，因为一句话，成就了我出家的因缘。我曾问过母亲，当时怎么答应我出家呢？母亲说：“我看你是一个有前途的孩子，母亲没有力量培养你，你能在佛教中读书上进，有什么不好呢？”真感谢母亲开明的观念。
　　母亲受人点滴之恩，都是涌泉以报。当年唐山大地震，她唯恐受波及，不得不由扬州前往上海表兄家避难，暂住数月。我和她相逢这十八年来，她不断地要我给表兄家送去收音机、电视机、电冰箱等各种物品，以答谢当年表兄的收容之恩。由于母亲重视怀恩报德，后来我在佛光山台北道场、佛光山台南讲堂等处都设立了“滴水坊”，就是取源于母亲“滴水之恩、涌泉以报”的精神。
　　常有人赞叹与我说话如沐春风，心开意解，但是在母亲跟前，我几乎没有说话的机会。只要母亲开口，大家都自然地屏息倾听，往往从三皇五帝定乾坤开始，一直到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乃至邓小平、江泽民等，她都能津津乐道，侃侃而谈。
　　有一次，我到大陆去探望她老人家，一阵寒暄过后，我打开皮箱，将送给母亲的衣物奉上。母亲看了说：“你买衣服给我，我也要给你一些东西。”说完，从枕边拿出十几双袜子放在我手中。我对母亲说：“我一双袜子要穿一两年，您买了这么多袜子给我做什么？”母亲回答：“儿子啊，你可以活到两百岁。”
　　过一会儿，母亲又如数家珍般，将她收集的名片，一一翻出来给我看。这时，我也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我的名片递给她，母亲笑眯眯地说：“哦，这是佛陀的名片啊。”母亲就是这么一位幽默风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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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春节前夕，她为孙子李春来买了一双新鞋。谁知在回程的路上，看见一个穷人在寒冬中赤足而行，她自然而然就将鞋子送给了那个人。春来回家听说奶奶为他上街买新鞋，雀跃欢喜，但奇怪的是到处都找不到，看见孙子找得愈来愈心焦，母亲连忙说：“找得到，是好兆；找不到，是佛光普照。”春来听了，觉得“禅机隐隐”，知道奶奶向来乐善好施，于是他穿着旧鞋，也过了个愉快的年。
　　一九四九年，我率领“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从此与母亲音讯隔绝。当时，大陆谣传我在台湾已易服从军，位居师长高位，从此一家人都被打入“黑五类”，母亲也因此连累受苦，每天都要靠做工换取口粮。“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安人员将母亲抓去，严厉地威吓她：“你儿子在哪里？快说出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母亲回答：“天下父母养育儿女，都希望能留在身边孝顺；腿长在他身上，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
　　“你儿子写给你的信我都收到了，你怎么会没跟他联络呢？”
　　母亲并没有被公安人员咄咄逼人的话吓倒，镇静地说：“我儿子的信你既然收到了，你就应该知道他在哪里，我不知道。如果你真的要找他，你拿路费给我，我去找。”接着还“劝告”他说，“我生儿子没享福，反倒惹来了一身霉气，所以我奉劝你以后不要养儿子。”
　　一九九〇年，她到台湾佛光山来，有记者问她：“您觉得台湾好，还是大陆好？”对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在旁边为她暗暗地捏了一把汗。没想到，母亲神色自若地回答：“台湾经济繁荣，民生富裕，但是我年纪大了，比较习惯在大陆居住。”她自然而得体的应对，折服了在场所有的人。
　　其实母亲的机智，在她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表露无遗。她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因为事事留心，再加上从香火神的戏码里得知许多中国民间忠孝节义、因果报应的故事，也学会不少成语诗句，所以不但出口成章，而且还常常纠正我念错的字。直至今日，我经常告诉徒众：“我是从不识字的母亲那里，认识许多字的。”
　　有一个徒众问她：“奶奶，出家有什么好处呢？”
　　母亲信手拈来，自然地顺口诵出：
　　一修不受公婆气，二修不受丈夫缠，
　　三修没有厨房苦，四修没有家事忙，
　　五修怀中不抱子，六修没有闺房冷，
　　七修不愁柴米贵，八修不受妯娌嫌，
　　九修成为丈夫相，十修善果功行圆。
　　说完，爆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连我也想象不出，为何母亲能出口即刻成章？
　　来佛光山的信徒问她修持法门，她说：“我一个老太婆有什么修持？我只知道本住一心，从善心出发，地狱、天堂随心转，当下发心，即是天堂。清净佛道、荣华富贵全在我们一念之间。”
　　母亲的机智幽默及富含禅机的言语，为她赢得很好的人缘。她自己也很得意，不只大家听她说话，连平时要说话给人听的儿子，也欢喜听她讲古。
　　母亲是一个天生“老婆心切”的人，我到各地弘法时，母亲还帮我教育弟子。有一次，她向就读西来大学的法师们说：“你们僧团里人多，可以有意见，但要懂得融和哦，因为你们师父事业大、佛法大、发心大，你们也要跟着他，把心发得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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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胜鬘书院的同学正好到西来寺游学参访。母亲见到她们，又换另一种语气：“小姐在家也可以修行。以前我常鼓励一个做法官的朋友，告诉他，公门里好修行。后来他把死刑犯改判为无期徒刑，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十年的改判五年。这些受刑的人得到恩惠，都改过向善，真是功德无量。带发修行，更方便在各行各业中积德。”
　　有一次，我赞美她说：“您老人家好慈悲啊！”
　　她回答：“如果我不慈悲，你会投胎到我这里来吗？”
　　我回想起来，在扬州老家时，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每天都到运河挑水回家，将水煮开以后，亲自倒在碗里（当时没有茶杯），一一放在凳子上，供附近小学的师生们饮用，后来大家一致称呼她为“老奶奶”，以示尊敬。没想到“老奶奶”三个字，也可以跨越海峡两岸，甚至响遍世界。
　　记得有一年，我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主持佛学讲座，母亲特地从上海远渡关山到九龙看我。在前往会场前，她告诉我：“我知道你今天要去演讲，怕你分心，我就不去了，在家里等你回来。我们是‘多年枯木又逢春’，你要用心把大家带到极乐世界去。”
　　是的，母亲大人，孩儿谨遵教示。
　　每次我到美国弘法，尽管十分忙碌，但每天仍抽空到母亲那里晨昏定省，略尽孝思。每次见到她对我那种殷切盼望的神情，总是心中不忍，所以虽然身边有许多事情还未处理，我也都坐上一两小时，和她闲话家常，有时甚至谈到深夜时分。后来儿孙辈知道了，就常提醒她：“二太爷该去睡觉了。”“二太爷还没吃饭。”“二太爷等会儿要开会。”“有客人在等二太爷。”母亲十分体贴人意，每次一听到这些话，总是催促我赶快回去。
　　母亲往生后，我在美国寓所设置灵堂。在香烟袅袅中，往事一幕幕袭上心头。六年前，就在这间屋子里，母亲从楼梯上摔下来，跌断腿骨。当时我正搭机前往澳洲弘法，得知消息时，她已开刀完毕，正在疗养恢复当中。她知道自己骨折后，第一句话就叮咛西来寺的住众：“不可以通知你们的师父，他在外面弘法，不要让他挂念我。”
　　母亲有她自己的人生观：“人要存好心，给人欺负不要紧。你看，我经过北伐，经过抗战，经过‘文化大革命’，多少的磨难，多少的艰辛，我还不是照样活到九十几岁？”
　　母亲来到台湾佛光山那一年，万国道德会正在编写《贤母传》，想采访母亲。我征询她老人家的意见，问她要不要让人家写。母亲连忙摇头说：“不要，人愈小愈好。”然后不胜怜惜地对我说，“你这样‘大’，不苦吗？”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一切，言犹在耳，而母亲已经离开了。
　　六月十六日，承佛光山徒众的孝心，为母亲举办了怀恩法会。事先我一再告诉徒众不可惊扰信徒，没想到，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拥入如来殿大会堂悼念母亲的宾客络绎不绝，竟达五千余人。此情此景，让我想起母亲初来佛光山时，曾经向大家说：“佛光山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人人心中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我要我儿子好好接引大家，让大家都能成佛。”
　　如今，母亲世缘已了，应该会回到另一个地方，整装待发，就像移民出国一样。以她这样一位“有人相”，充满人间佛教性格的人，必定不舍众生，相信不久以后，她必定乘愿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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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行，是指佛教修行人所过的一种刻苦自励的修持生活。当初佛陀曾有六年的苦行生活。佛陀十大弟子中的大迦叶尊者，每天“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平日或在山崖静坐，或在水边观想，甚至在冢间修行，都视之为“苦行”。由于大迦叶尊者专修头陀苦行，所以在诸弟子中，有“头陀第一”之称。
　　在中国佛教里，历代的祖师大德们，多数也都是从苦行中出身。例如，雪峰禅师任饭头，庆诸禅师任米头，义怀禅师任水头，佛心禅师任净头；乃至六祖慧能大师磨房舂米，稽山禅师入山采薪，临济禅师锄地栽松，仰山禅师开荒牧牛，丹霞禅师莳花除草，洞山禅师耘锄茶园，赵州禅师扫地，云门禅师担米，玄沙禅师砍柴，懒融禅师典座等，都称为“苦行”。
　　苦行是出家人应有的修行过程，也是僧侣应有的密行。我回想起自己从小出家到现在，七十余年的僧侣生涯，说我多么有修行，自己不敢直下承担。不过一路走来，已经到了人生的风烛残年，我总应该有些许的生活点滴可以略微表述。
　　我青少年时，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勤苦耐劳，热心服务。所以在栖霞律学院六年的生活中，除了读书以外，平日上山砍柴，到两公里外的地方挑水，尤其六年的行堂，为人添饭加菜等服务，我都做过。那时丛林的寺院建筑，没有现代化的动线规划，斋堂（餐厅）离大寮（厨房），可能都有二三百公尺之远。每日三餐，不但要挑饭担菜，尤其要挑水洗碗，来来去去，三餐所花费的时间，总共加起来就占去了整个生活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另外，清晨三点半起床做早课，加上还有晚课、午殿，就是所谓的“五堂功课”。
　　一般说，行堂、典座在佛门里都被列为“苦行”的行单，但我并不以为苦，反而觉得“服务为快乐之本”。在这一段“苦行”的岁月里，我从行堂工作中，练就了“神乎其技”的身手，可以把碗筷玩弄于手掌之中，收放自如，得心应手；挑水打饭，更是如同腾云驾雾，毫不费力。从作务里我感到无比快乐，从来没有生起厌倦之心。
　　修行，有所谓“乐行”，有所谓“苦行”。我在“苦行”的生活中，能够感觉到生命活得很踏实、很快乐。在自己后来的人生岁月中，一直以此感到自豪。
　　寺院是我们学习的地方，过去称为“丛林”。所谓“丛林”者，要能接受十方僧众挂单；在接待十方时，都有很严苛的要求，才能让云游的僧侣奉行规律，接受调教。
　　回忆起十五岁那年，我在栖霞山接受佛教的比丘三坛大戒。记得第一天报到时，戒师问我：
　　“你来受戒，是师父叫你来的，还是你自己发心要来？”
　　“弟子自己发心来的！”我这么回答。
　　哪知说过以后，戒师拿了一把杨柳枝，在我头上猛打一阵，我顿时眼冒金星，感到很错愕：我有什么错吗？这时只听得戒师慢条斯理地说：
　　“你很大胆，师父没有叫你来，你没有得到师父的允许，自己就敢来受戒。”
　　听了这话，觉得“说得也是”，心里平服不少。
　　第一位戒师问过以后，走到第二位戒师面前（戒师就等于现在的口试官一样），结果他问了同样的问题：
　　“你来受戒，是师父叫你来的，还是你自己要来？”
　　刚才被打过，懂得应该要“尊师重道”，因此赶快说：
　　“是师父命令我来的！”
　　哪知话才说完，戒师也拿起一把杨柳枝，在我头上猛打，一边打一边说：
　　“岂有此理，假如师父没有叫你来，你连受戒都不要了！”
　　想想也对，说得不无道理。这时他叫我再到第三位戒师那里，问题还是一样：
　　“你来受戒，是师父叫你来的，还是你自己要来？”
　　前面被打过两次，有了经验，就回答：
　　“戒师慈悲，弟子来此受戒，是师父叫我来，我自己也发心要来。”
　　我自觉这种回答应该天衣无缝，合情合理。哪知戒师仍然拿起杨柳枝，一阵抽打后责怪说：
　　“你说话模棱两可，真是滑头。”
　　到了第四位戒师那里，问话改变了，他问：
　　“你杀生过没有？”
　　杀生是严重的犯戒，我既然来受戒，怎么可以说有杀生呢？因此毫不考虑地说：
　　“我没有杀生！”
　　哪知戒师即刻反问：
　　“你平时没有踩死过一只蚂蚁，没有打死过一只蚊子吗？你打妄语，明显是在说谎嘛！”说过以后，杨柳枝再度狠狠地打在身上。
　　又再换另一个戒师，他同样问：
　　“你杀生过没有？”
　　因为刚才被打过，只有承认：
　　“弟子杀过！”
　　“你怎么能杀生呢，真是罪过！罪过！”每说一句“罪过”，都要打上好几下杨柳枝。
　　下面再有戒师，他还没有开口，我就把头伸出去，说：
　　“老师，你要打就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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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这种“以无理对有理，以无情对有情”的教育，就是要把你“打得念头死”，然后才能“许汝法身活”。当初我心中虽有不服，但后来确实感觉到，这样的训练，让一个人在无理之前都能委屈服从，将来在真理之前，还能不低头接受吗？
　　除无情打骂的教育以外，在五十三天的戒期当中，每次听戒师讲话，都得跪在地上。如果是地板或地砖，倒也还好。有时候要到大雄宝殿的丹墀教授仪礼，经常一跪就是几小时。等到起来时，地上的碎石子都嵌进皮肉里，虽然隔了两层的海青、袈裟和衣裤，但是鲜血还是从裤子里渗透出来。这让我想起在一个漫画故事里，讲到孙悟空的修行，需要一千天的时间才能有成就。其间一百天站着不许动，一百天坐着不许动，一百天蹲着不许动，一百天跪着不许动，一百天睡着不许动，一百天除了头以外全身浸在水中……孙悟空能大闹天宫，神通广大，也是苦练出来的。我想自己只不过才五十三天，有什么不能忍耐的呢？
　　不过，皮肉之苦其实还比较容易忍耐。更大的考验是，受戒时我才十五岁，正是精力充沛，好奇心强烈的时候，对于身旁的事事物物，难免好奇地想要看一眼。但是每次只要被戒场的引礼师父看到了，杨柳枝马上就狠狠地打在身上，并且大声骂道：“眼睛东瞟西看的，这里有哪一样东西是你的？”有时候听到一些风吹草动的声音，也会兴致勃勃地聆听，结果又是招来一阵责打与呵斥：“把耳朵收起来！小孩子听一些闲话做什么？”
　　确实，没什么东西是我的！因此，我闭目不看，收耳不听。在五十三天的戒期中，我生活在漆黑、无声的世界里，但是虽然如此，我的心中却燃起了一盏明灯，我发现世界上的一切，原来都在我们自己的心中。于是我学会了不看外而看内，不看有而看无，不看妄而看真，不看他而看己。
　　直到戒期结束那一天，我在长廊上睁开眼睛，忽然见到外界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感觉真是美不胜收！尤其经过这一番反观自照的日子，虽然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但是心里的感觉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山已不是山，水已不是水了。所以到了现在，我走夜路，上下楼梯，即使不用眼睛看，也能无碍自如。我甚至常觉得：用心眼去感受世间事，比用肉眼去观察还要来得如实真切。
　　我在栖霞山受戒，并且参学了六年。每天的生活，大致都和戒期一样，连上个厕所都有老师沿途监管。晚上开大静后，一声喝令：“赶快睡觉！”包括上厕所、脱衣服，然后躺在床上，三分钟之内要迅速完成，之后就不能再有半点动静了。即使在夜里，老师也是静坐监管。每天早晨三点半起床做早课，因为早起的关系，常常感觉睡眠不足，因此早课礼拜时，往往拜下去就不知道要起来，因为睡着了。这时纠察老师就会走到前面，踢踢头，喝令：“起来！”
　　经过这样多年的训练，到现在我不但坐着能睡觉，连站着也能睡，甚至走路都能睡。所以经过当初严格要求的苦修，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获益良多。
　　十八岁时，我升学上了焦山佛学院。因为是新生，立刻被分配到大寮典座，也就是负责三餐煮饭烧菜的职务。我担任两年的典座，除了择菜、洗菜，也学会了烹调的方法。至今我对菜肴的煮法，烹调的技艺，虽不能称为一流，但自觉有些心得。
　　在焦山佛学院期间，因为年轻，什么事情都觉得应该当仁不让，勇于维护正义；但也因为心直口快，经常惹来麻烦，因此自觉应该有“禁语”的必要。刚开始自己很不习惯，不知不觉就会脱口而出，明明知道不能说话，偏偏忘记而说漏了嘴。为了处罚自己，我经常独自跑到大雄宝殿后面，人迹罕至的海岛，掴打自己的耳光，并且自我责骂：“你真是岂有此理，自己欢喜持禁语，又没有人勉强你，却出尔反尔，不能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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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根除自己的习性，务必要给自己刻骨铭心的教训，因此我重重地处罚自己，有时打得嘴角都渗出鲜血。就这样实践了一年的“禁语”，这一年不讲话的经验，对于青年时代初学佛法的我，在学习过程中，有很深的意义。因为我体会到，“禁语”不只是口中无声，更重要的是心中无声。有时我们受了一点委屈，表面上虽然若无其事，但是内心的不平、怨愤，却如澎湃的浪涛一样，发出巨大的响声。如果我们能够止息内心烦恼的声音，那就是宁静无声的证悟世界了。
　　二十岁离开焦山佛学院时，我舍弃所有的衣单行囊，孑然一身回到祖庭宜兴大觉寺，重新过着一无所有的生活。在此大约三年的生活中，我编过杂志，做过小学教师，担任过寺院的监院、住持。当时我订立“新生活规约”，明定寺中僧众早晚功课正常。三餐饮食定时，不可随便外出。虽然遭受守旧派的反对，但我自许是新一代僧众中的佼佼者，是新时代的青年，是太虚大师的仰慕者，自觉应该有沥血革命的勇气。虽然这些与苦行生活没有太大的关联，但也可以看出我有冒险犯难的精神，有革新佛教、整顿纲纪的勇气。只是当时诸多奋发为教的行为，也就不足再述了。
　　二十三岁时，我又把自己所有的身外物，悉数送给同参道友，然后孑然一身来到台湾。我在《人生百事》里说：“一个人一生当中，应该有一至两次，将身边的物品全部送人，体会空无一物的境界。”所以，在我离开焦山时，以及这次来台前的“喜舍”，对我一生的修行，帮助很大，让我体会很深。
　　到了台湾，一时举目无亲，挂单无着，我几乎沦为流浪的乞丐。幸亏中坜圆光寺的妙果老和尚收留了我。我忏悔此身之业障，每天过午不食、刺血写经，同时为圆光寺常住劳役服务，例如拉车采购，收租担米，尤其要打井水，供应八十余名寺众的生活用水，还要扫除广场落叶、清理水沟、打扫厕所等。前后两年的时间，我自觉自己虽然衣单不全，甚至只穿一件短褂过了一个严冬，但心中觉得温暖安乐。当时的“行单”再加“忏悔”的行持，对一个血气方刚、还在成长中的青年，也是非常重要的事。
　　在佛教里，一般出家人的修行，大部分都是以念佛、参禅，或是自我礼拜为密行，但每日早晚课与三餐，“五堂功课”一定要随众。我在大陆的栖霞、焦山参学期间，每年到了冬天，不是打七个“佛七”，就是打七个“禅七”，每次都是四十九天。在那个还是青涩不成熟的年龄，哪里有心去参禅念佛。只是当时在焦山，每天晚上的一支大板香，一点三刻钟后，都会分一个大菜包给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大菜包，每天都盼望这支一点三刻钟，很长的大板香。
　　我住过金山及天宁的禅堂，虽然为时不长，但我经历了所谓“各家禅林”的风味。尤其我连续几年到宝华山参加戒期，名义上说是当义工，实际上是想参学宝华山传戒的仪规。宝华山传戒，在大陆是第一风范，每年春秋季都有数百名戒子。尤其每三年一次的有千余人参加的戒会，成就戒子的袈裟、衣钵，而称为“罗汉戒期”。
　　总说我出家时虽然年龄很小，也没有很好的学习环境，因为当时正逢抗战期中，在栖霞山所过的生活，三餐经常是水已煮开，下锅的米在哪里还没有着落。晚上睡觉，美军的飞机来轰炸，床铺震动，整个人从床上被震得摔落到地上，甚至把床铺都给震坏了。有几次，我还看到飞机上的人把炸弹丢下来，所幸都没有造成伤亡。
　　尽管生活艰苦，但我在佛门里的学习，从“禅宗”的金山到天宁，“律宗”的古林律寺到宝华戒堂，“教下”的栖霞到焦山，我都曾经参学过。尤其栖霞山本来是三论宗的道场，毁于太平天国洪杨之乱以后，宗仰上人前来复兴，改为金山寺的法脉，但实际上栖霞山有念佛堂，尤其早晚课都要念很长的楞严咒。
　　在我参学的十年当中，因为游走在许多丛林之间，所以也就懂得律宗、净土宗、禅宗，甚至密宗等四大宗派的修行。可以说，我童年在佛门接受的丛林教育，用现在的话来说，等于一个军官在陆、海、空三军都受训过，资历完整。这是当时小小年纪的我，除了为常住劳动服务外，自己参学得来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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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我未到台湾之前，所参加过的“禅七”、“佛七”，应该各有五十次以上，每次都是七七四十九天，所以算起来至少也有数百个日子。后来我到了台湾，在中坜圆光寺每年也要打七，但是这里只打三个七，不打七个七。
　　一九五三年我到宜兰之后，在雷音寺前后二十六年，每年都要住持一次“佛七”。从早上五点第一炷香开始，一直到晚上圆满，从来没有缺席过一炷香。那时雷音寺虽小，但坐落在中山路的市中心，每次“佛七”，在家的信众参加踊跃，迟到的人往往进不了门。尤其每年一次的“佛七”，宜兰人简直把它当成过年一样，平时在外地工作的人，都会特地回乡参加，大家念佛念得法喜充满，当然我也非常认真。每到“佛七”，我就在红绿招贴纸上，用毛笔写一些念佛标语，把整个佛殿布置得焕然一新，每次总要写上两天，才够贴满佛堂。
　　我一生没有练过书法，如果说我能写毛笔字，就是在这二十六年的“佛七”当中，不但念佛，也让我有机会写字和信徒结缘。我写的标语，内容大都是摘录自《西斋净土诗》，如：
　　一朵莲含一圣胎，一生功就一华开；
　　称身璎珞随心现，盈器酥酡逐念来。
　　遥指家乡落日边，一条归路直如弦；
　　空中韵奏般般乐，水上华开朵朵莲。
　　不向娑婆界上行，要来安养国中生；
　　此非念佛工夫到，安得超凡愿力成？
　　香雾八天浮盖影，暖风吹树作琴声；
　　分明识得真如意，肯认摩尼作水晶。
　　一寸光阴一寸金，劝君念佛早回心；
　　直饶凤阁龙楼贵，难免鸡皮鹤发侵。
　　鼎内香烟初未散，空中法驾已遥临；
　　尘尘刹刹虽清净，独有弥陀愿力深。
　　娑婆苦海泛慈舟，此岸能超彼岸否？
　　直指迷源须念佛，横波径度免随流。
　　千生万劫长安泰，五趣三涂尽罢休；
　　纵使身沾下下品，也胜豪贵王阎浮。
　　我从一九五三年正月到宜兰雷音寺，五十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宜兰，虽然我后来创建佛光山，到南部创办佛学院，但我的户口一直都留在宜兰。其间我也在虎尾、龙严、台北、三重、头城、高雄等地举办“佛七”。当时一般信众并不太了解念佛的仪轨和心要。我告诉大家：念佛可以“欢欢喜喜”地念，也可以“悲悲切切”地念，或是“实实在在”地念，乃至“空空虚虚”地念；念佛最重要的，不但要以“正念”对治“妄念”，最后还要以“无念”对治“正念”。
　　经过我的说明、指导，大家都乐于参加。几十年来已经成为台湾的盛事，我也算是借机为自己增加一些密行。
　　算来在我八十一年的人生岁月中，光是念佛花去的时间，大概就有上千个日子。一个出家人，一生当中能有上千天没有杂务，只是念佛、参禅，说都没有心得也不尽然。
　　记得一九五四年，我在宜兰住持“佛七”，七天当中，我感觉走路轻飘飘的，好像腾云驾雾一般。早上起床刷牙，牙缝里好像蹦出一句句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吃稀饭的时候，一口一口地吃着稀饭，好像也是在念着一句一句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睡觉了，外面的一切事情历历如绘，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七天的时间，宛如一刹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是念得天也空，地也空，人我也都空，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在其中。从那个“佛七”里，我对念佛，增长了无比的信心！
　　空空虚虚地念佛，使我体会到忘却时空、身心脱落的快乐；从老老实实的参禅里，我也有过“身心俱泯，大地空旷”，乃至“时间、空间、天地万物都为之一空”的修行体验。不过说来惭愧，我没有开悟，也没有证果，直到今天，我只是安分地吃饭，安分地睡觉，安分地做佛事，所谓“心怀度众慈悲愿，身如法海不系舟；问我平生何所似，佛光普照五大洲”。这是我一生念兹在兹的愿心。
　　其实，在各种修持当中，我自己受益最大的，应该是“拜佛”。虽然近年来因为腿部开刀，不能跪拜，但是在过去，我每天早晚都要各拜佛半小时，虽然时间不长，但每天持之以恒，尽量不让它间断。尤其早在我十五岁那年，因为受戒时烧戒疤，把头盖骨给烧得陷了下去，之后我忽然好像失去记忆的能力，读《古文观止》《四书读本》，怎么念就是背不起来，并不是我不用功，而是任我怎么努力念诵，就是没有记忆力。
　　因为无法背书，被教我的觉民法师罚跪、打手心，这是常有的事。有一天，我又再次为了不会背书而挨打，教务主任觉民法师一面打，一面骂：“你真笨哦！你要多拜观世音菩萨，祈求聪明智慧哦！”真奇怪，那个时候不管老师怎么打手心，我竟然一点痛的感觉都没有，只觉心中好像忽然亮起了一盏明灯：“哦，原来拜观世音菩萨就可以有聪明智慧，我有希望了！我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