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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16 01: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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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本纪》记载，殷商晚期，秦的先人“在西戎，保西垂”。西周中期，非子居犬丘为周王室放马，被赐姓赢，分给土地。至周宣王时，秦庄公（后谥）因伐西戎有功被封为西垂大夫。周幽王在郦山被犬戎杀害后，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至洛阳有功，被封为诸侯，并赐与歧山以西之地（歧山以西当时仍为犬戎占据，只是名义上受赐），秦迁至渭水以北，直至秦文公三年发兵伐戎，迁回西垂故地并营建城邑。文公十年，建立祭祀机构，十三年，开始以文字记载历史，十六年伐戎，得西周故地，并将歧山以东献给周王。文公二十年，初有法律，二十七年，伐南山，文公享国五十年而卒，子宁公立，宁公二年，徙居平阳，立十二年卒，葬西山，以后随着历代秦公、秦王开疆辟土，都城东迁，诸公葬地也随之建在平阳、雍、泾阳、栎阳、咸阳各处。（注：西垂，甘肃天水西南）
1994年以来，海外陆续出现一些有“秦公作铸”铭的生坑青铜礼器，1995年，马承源先生从香港抢救回一批秦器。通过调查分析这些青铜器均出自甘肃礼县（天水地区）大堡子山。1992-93年，甘肃省礼县、西和一带的古墓葬遭到大规模盗掘，其中礼县永坪乡的大堡子山被盗最为严重，一些珍贵文物流失海外。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得知消息后于1994年开始连续抢救发掘了大堡子山墓区、赵坪墓区等重要秦早期墓葬群。经过8年多时间的发掘和研究论证，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发现的古墓群被专家一致认定为秦始皇祖先的第一陵园———西垂陵园；礼县也被认定是中国古代重要史书《史记》所记载的秦人发祥地“西犬丘”所在地。大堡子山古墓墓主可能是襄公，甘肃礼县是秦国的发祥和立国之地。结合《史记》记载，从非子至宁公历经八世，甘肃天水一带作为秦的发祥地以及城邑所在一直没有大的改变。早期秦人在这一带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秦的货币文化也是从这里源起的。
1982年，西和县洛峪乡出土圜钱珠重一两十二和珠重一两十四各一枚，1982年，西和县长道乡出土先秦半两钱数百斤之多，1998年，礼县出土厚重型先秦半两一千多枚，1989年西和县苏合乡出土秦半两窖藏100枚。自从1999年下年来，至少有4-5批厚重型半两由甘肃天水地区进入西安，这几批半两每批数量不等，多则上百枚，少则四、五十枚，最少也有20枚左右，其中偶尔夹杂着饼半两。以上仅仅为官方报道，出土后流失民间的的当不在少数。
2002年十月，我们专程去天水、礼县、西和等西垂故地探访秦人先祖的足迹，并且收集到了秦早、中、晚期货币的实物资料与一些少为人知的逸闻。根据这些资料，试图将秦统一六国前西垂之地的货币情况归纳成文。由于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相对缺乏，本文只做推断，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讨论。
一、秦货币的起源问题
通过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中期（相当于夏王朝）的墓葬发掘报告我们可以得知,中原地区在夏朝就已经把海贝作为货币使用。根据出土资料，西垂之地最早使用贝币的情况是发现在西周早期，1980年天水县大门乡四坡山西周早期墓葬出土一批贝币，同出的还有铁农具、铜镜、骨珠、绿松石珠等，说明西垂之地早在当时已经有了货币流通的基础，并出现商品交换的萌芽。东周时期，随着秦国的崛起，生产和经济迅速发展，使用货币也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西垂一带如礼县、西和、清水等地区春秋墓葬中出土贝币的情况比较多，而且还发现有青铜、包金、骨、石等仿贝。说明海贝的数量已经不敷使用。
考察中获得贝币两批共100多枚，为礼县出土。其中第一批6枚，全为晚期背磨式货贝一种；第二批130多枚，内涵比较丰富。根据贝的种类分为蛇首眼球贝与货贝两种。根据磨背形式分有三种形式：小孔的有6枚，大孔的13枚，其余为背磨式。黄锡全先生认为：‘中原地区殷商贝币背部的穿口琢磨的大小不同，分成早中晚期，即早期为小孔式，中期为大孔式，晚期为背磨式。殷商晚期至西周时期的贝币采用的是第三种磨背式。’
秦国早期文化、经济都远落后于中原诸国。春秋中期秦穆公死后，陪葬之人有一百七十七人之多，这种殉葬制度在其他国家早已消失。穆公卒后至献公两百五十多年中，“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会盟，夷翟遇之”（史记·秦世家）。所以我们认为由于文化发地域性差异，西垂秦地的货币文化的发展相对比中原缓慢，两批贝币使用时当代为春秋至战国早期。
在第二批贝币中还发现有10枚蚌贝。蚌贝大小如同普通贝币，体呈菱形，背素平，面斜升起，面顶穿一孔下一竖槽。形状与山西候马出土的春秋蚌贝相似。
另外在第二批贝币中，尚有6枚蚌壳磨制的圆形纺轮状物（简称蚌纺轮），规格较统一。直径29、厚度6、穿孔4（毫米）左右，平底，横截面呈圆弧状凸起，中间对钻圆形小穿孔，凸起的一面穿孔周围与纺轮边缘处均涂有一圈红色。西垂之地地处陇南地区，靠近四川、陕南。是千河、渭河交汇之处，长江、黄河水系支流均有流经此处。当时气候远比现在湿润，可直接采集鱼蚌之属。此蚌币与蚌纺轮应该是本地所出。
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器中，发现有席纹、麻布纹等无意留下的印记，并且发现大量的陶制纺轮。一般陶纺轮的形状为圆锥形或圆饼型，中间贯穿圆孔，有捏制与轮制两种，西周及春秋时期的遗址中纺轮的出土量也非常之大。一般在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纺轮，多为陶制，与我们发现的蚌制纺轮不同的是，体型大出一倍左右，无文饰，实用性强。
上面所说蚌纺轮形制轨整，体型比陶制者薄小，饰有红色文饰，无使用痕迹，一望可知非实用器。蚌纺轮和蚌贝与贝币共同出土的现象尚无法说明蚌制的贝与纺轮曾经参与流通，但蚌贝与蚌纺轮至少保留了西垂秦人的当时流通货币的影子。
有学者认为，先人采用货贝当作钱币除了具有坚固、美观、易于记数、便于携带、不易获取等特点外，它的形状与女阴相似，在原始宗教中有生殖崇拜的、繁衍生息的特定意义。这一点应该是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崇拜在货币上的残留体现。用于祭祀的主要礼器璧与琮，也是生殖崇拜的象征。随着文化的进步，东方诸国的货币形式由贝向刀、布等生产、生活用具转化，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这些国家中，女性崇拜已经转变成了男性崇拜。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早在父系氏族时期已经开始形成，纺轮正是女性最常使用的生产工具。地处西方边远地区的秦国，仍保留着更多的落后因素，将纺轮作为财富的象征，体现了女性生殖崇拜对早期秦国货币文化的影响力。
西垂之地早在西周就已经有海贝与铜贝的流通，已经产生商品经济的萌芽与基础。贝与纺轮都有着财富的象征意义，秦人重农织的价值观也从纺轮中体现出来。我们认为与布币和刀币一样，圜钱也是由生产生活的实用工具演变而来，圜钱的雏形就是织布用的纺轮。
二、关于“珠重圜钱”的考察
大部分学者认为，“珠重一两十二”与“珠重一两十四”圜钱是战国中期秦国铸行的货币。钱上文字之“十二”与“十四”应当为纪年而非纪重。
根据近年考古资料，“珠重”钱在陕西扶风、凤祥、歧山等地均有所出土，1996年三
月，在西安市北郊尤家庄长庆油田西安基地的施工中，清理一战国晚期墓葬，出土一枚“珠重一两十四”圜钱。此钱是目前为止是唯一一件在咸阳以东出土“珠重”圜钱的案例。
根据我们了解，甘肃礼县、西和（属天水地区）一带的秦“西垂”之地，近年来所出
“珠重“钱不算少数：首见报道的是1982年，西和县洛峪乡出土“珠重一两十二”和“珠重一两十四”各一枚”，我们所知道的，自1999年至今，从天水附近流到西安、宝鸡一带的“珠重“钱至少有15枚。而在考察中，我们通过不同渠道得知，近两年在西和曾出土过一至两批数量在7枚左右的“珠重”圜钱窖藏。在宝鸡钱币市场出现的“珠重”圜钱，其实很大比例是由天水一带流来。根据先秦珍稀钱币出土情况，一般都出土在铸造所在地，如三孔布、三晋、两周圜钱等。在“雍”与“西垂”两个地点都发现“珠重”圜钱的集中分布，能否说明“珠重”钱的铸行时间应该更早？
穆公之前，为秦的草创期，典章文物尚未得到完善。穆公任用贤人，灭西戎十二国，开辟疆土，国力在春秋达到强盛，与齐桓、晋文等并称春秋五霸。穆公五年，穆公授意商人以五张羊皮从楚国赎百里奚至秦，未闻有用钱之说。自穆公至出子，“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这段时间，秦由于政权混乱，与各国交战很少取得胜利。至于献公时期，秦国力复胜，在与魏的战役中连续获胜。历史上有献公七年“初行市”的记载。
早在19 91年，陕西咸阳周延龄、林振荣先生就在《长庆桥窖藏秦钱及所见的问题》一文中认为“秦在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时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铸行金属货币即圜钱。即秦国在晚于列国后铸行金属货币，并创造了有别刀布和楚币的圜钱体系。渐而影响临近地区至燕、齐各国”。
我们赞同周延龄、林振荣先生的看法。从穆公时期，秦与周边国家如晋、楚、郑等国家交往开始频繁，会盟、嫁娶、攻伐不断，从交往中得到了对中原诸国青铜铸币的认识。穆公卒后至献公两百五十多年中，“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会盟，夷翟遇之”（史记·秦世家）。我们推断，“珠重”圜钱应当是在桓公至献公时期受到中原货币文化的影响，有意识的按生产工具“纺轮”的形状创造的一种新式货币。由于当时货币流通量小，仅在雍、西垂、泾阳、栎阳等秦国城邑使用，故在其它地方很少发现。
秦人迁都至歧、雍后，西垂之地经济、生产状况并未因此而衰退。西垂西临诸戎族，穆公西伐戎翟，西垂应起着大本营的作用。为保护立国之地及宗庙，西垂之地也当留守有不少秦人，现在礼县、西和等地存留的大量秦人墓葬证实了这一点。在秦西垂之地不断发现珠重圜钱，并且出土“珠重”圜钱的窖藏，能否认为当时除了在雍地铸造“珠重”圜钱外，西垂之地也有铸造。
黄锡全先生在《先秦货币通论》中认为，先秦圜钱自魏国迁都大梁始，与李悝在魏国变法有关。而秦之“珠重”圜钱则与李悝的弟子商鞅在秦国变法时期推行魏国先进货币制度有关。关于商鞅变法行“珠重”钱一说并不可靠。遍查《史记·商君列传、秦本纪》、《商君书》等资料，其中有几条关于是关于经济的：1、禁止农民私自卖粮，禁止商人买粮，使商人没有暴利害怕经商而弃商务农；2、提高酒肉的课税十倍，使经营酒肉的商人减少，国家不至于浪费粮食；3、不准私运军粮；4、加重关口市场的税收，让商人厌恶经商；5、重视农业生产，加重非农业人口的徭役，贵粮而轻钱。6、制定斗、桶、权、衡、丈、尺的规格。
我们大胆认为，商鞅非但不是“珠重”圜钱的创始人，而且是“珠重”圜钱的终结者。因为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重农抑末（商）；奖励耕战，打击商贩。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商鞅是不可能去创立一种新的货币制度用来增加流通、发展经济的，在他看来，让金钱贵重，粮价就会贱，农民就穷，富人则更富。所以取消贸易，取消货币，变商人为农民，这样国家的粮食才会增加，国力才能富强。与其把金属用来铸钱进行流通消费来损失财富，不如回炉铸造农具兵器来增加粮食产量，开拓国土，在孝公依靠商鞅变法期间，可能根本没有铸钱，而以前流通的“珠重”圜钱因无处可用而被回炉冶炼。
如果说“珠重”圜钱为迁都咸阳后秦孝公在十二年和十四年铸造行使的，为何珠重钱的发现、出土地大部分在秦国都雍城及秦雍城陵园范围内，而咸阳附近发现甚少？我们认为，“珠重”钱应当还是在秦孝公十二年将都城从雍城迁往咸阳前铸造并流通的，“珠重”圜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圜钱形式。
司马迁的时代离商鞅只有三百年左右，虽然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及秦末战乱，作为史学世家的司马迁接触的资料应该还是比较详实的。对于商鞅变法，《史记》用了大量篇幅来记载，另外还有战国、西汉的一些著作也都记载了这段史实。如果钱法变革，时人与司马迁不会不记载下来的。
有了以上“珠重”圜钱从创立到取消的思路，再来看惠文君二年“天子贺，行钱”和“立二年，初行钱”的记载，就很容易理解。惠文君即位（四年称惠王），车裂商鞅，但对商鞅所变之法不做大的变动，所以国力更加强盛。然而在行钱的问题上，惠文君还是走出了自己的路。惠文君的“初行钱”，就是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半两钱从创立开始，就实现了名称与形制的统一，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货币制度。
三、秦中期后西垂货币流通状况
这次考察中，我们一共收集到五批共秦“半两”方孔钱共127枚，大致出土地点也在礼县、西和一带。现按批次介绍如下：
一批4枚：直径31-32毫米，厚度2-2.3毫米，重量6.8-7.8克，这批钱均达到“秦钱半两，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的标准，文字隐起，高低不平，与珠重圜钱的铸造风格有些类似，文字较小而规整，没有大的变化。我们认为，这些半两或与秦惠文君二年“初行钱”有关；
二批15枚，直径32-35.5毫米，厚度2.2-3.3毫米，重量8.3-13.2克（图2）。这些钱文字多样，钱体较厚重，锈色多样，当属有意拣选，收藏价值大于考证价值。其中两枚值得注意：
1、传行小样直径29毫米，厚1.9毫米，重量5.3克(仅此一枚异于常品)
2、合范半两直径31.2毫米，厚2.6毫米，重12.5克。
饼半两在山西安泽、陕西神木、西安、咸阳、渭南、华县等地均有发现，近年在甘肃天水地区也发现有厚重型饼半两。有人认为饼半两是比“初行钱”更早的先秦半两铸币。而将“初行钱”认为是“秦国开始由王室专权铸造货币的实行”。我们认为，合范半两应当属于先秦半两的中后期，因为任何一种工艺，都是由简到繁发展的，如半两之与三铢，三铢之与五铢的比较。商鞅变法后，秦国改为郡县制，铸币由各地执行中央公布的标准铸造，所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半两有如此众多的风格。
三批95枚，只有63枚可辩识，直径20-34毫米，厚1.2-2毫米，重1.45-8.3克。其中30毫米以上者有16枚（图2-1），其余均为27、28毫米左右。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时代为战国晚期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前）《金布律》规定：“官府收入半两钱，以千钱装一畚，用令、丞的印封缄，不满一千的，也封缄起来。钱质不论好坏混杂一起。取出钱时，先将印封给令、丞验视，然后启封使用。百姓在市场交易使用的半两钱，质量好与坏的一并通行，不许选择。”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从惠文君二年“初行钱”之后的三、四十年中，半两钱的减重现象是非常突出的。
这批半两中合乎16铢标准的只占很少一部分。另《史记·六国年表》：“卅七年十月，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复行钱”。有学者认为，秦二世复行钱，是指二世“对当时货币铸造，流通存在问题的整治，同时颁布和重申货币形制，铸造发行权等方面的法令，复行秦惠文王二年初行钱的钱制”。但此批半两中并没有大家公认的秦半两在内，再根据文字分析，确认这批半两的时间应当属于先秦晚期，与秦二世半两无关。
四批6枚，直径34.2-36.2毫米，厚2毫米左右，重6.5克左右。这些是大家目前公认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铸行的标准秦半两。
五批6枚，直径29.4-34.5毫米，厚3.5-4.3毫米，重12-16克。
此类半两穿小肉厚，文字峻深，笔力雄劲，有铜液未铸到现象，有超过当时秦半两法定重量的一倍以上者。有人认为，它的时代应该最为久远，属于先秦半两最早期者。也有人认为，这种超重钱，是战国晚期某些地方特意铸造用做称量货币之用。据笔者了解，这种小穿半两多出自甘肃天水一带，别处所出不多。根据睡虎地秦简得知，战国晚期，秦半两的流通已经很混乱，政府强力要求质量好与坏的一并通行，按照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实在没可能去铸造这么重的钱来一比一流通，而秦惠文君二年“初行钱”，铭为半两，又系制度新创，也不可能去铸与钱制明显不符的东西。这种半两的铸造时期与用途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通过此次对秦西垂故地的考察，我们认为货币流通贯穿了有秦一代，并且型制上和数量上都有着不断的发展。西垂的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其独特的重要性，这片土地见证了秦王朝的兴起与灭亡。西垂不仅仅是秦人的发祥地，也不仅仅是秦货币文化的发祥地，贯穿整个秦王朝的本土货币史，应当都保留在西垂故地的这片土地下，等待我们的探索与解密。
参考资料：
１、戴春阳 “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 《文物》2000年第5期
２、曹发展 “长庆油田西安基地M1282发掘记” 《2000年陕西钱币论文集》
３、黄锡全 《先秦货币通论》紫禁城出版社 2001年
４、白伟东等 《西和县历史货币概述》
５、周延龄、林振荣“长庆桥窖藏秦钱及所见的问题”《陕西金融》１９９１年增刊
６、辛 甫 “西和出土秦半两” 《陕西金融》１９９１年增刊
７、成增耀 “秦圜钱文释” 《陕西金融》１９９１年增刊
８、杨槐、袁林 “管窥饼半两” 《2001年陕西钱币论文集》
９、康柳硕 “甘肃先秦货币概述”《2001年陕西钱币论文集》
１０、《史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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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15 10:0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