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帮助日本完成全面侵华前的战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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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历时4 个月零18 天，面积相当于两个法国的东北三省及一个特区全部沦陷。对日本方面而言，可以说得到了一块发动战争的宝地。近20万东北军（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关外）面对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居然一枪不放就退入关内,实在是太说不过去.至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出自蒋介石还是张学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千万东北同胞就这样被国民党政府抛弃了。有人说什么蒋介石政权需要时间准备，可实际上当时的日本根本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正因为日本轻易得到了东北，才具备了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可以说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看看日本在得到东北后都干了什么：

仅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1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2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本文引用中国损失数据还有不同版本，这是最少的一种下同）以上损失还仅仅是沈阳一地的损失，如果包括整个东北其数量根本无法统计。与之相比较中国1932—1936年兵工署直辖各兵工厂总共生产32.5万余支步枪，3497挺机关枪，976门迫击炮，进口75毫米以上大炮约150门。37年中国空军只拥有600余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300余架。
日本对东北工业资源的掠夺是多方面的，但其重点是掠夺战略物资，特别是钢铁、煤炭和液体燃料等等。

1931 年以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的生铁数量大幅度增加。据伪满统计，1931年为24.2 万吨，占日本进口总数的61％；1932 年为32.2 万吨，占进口的73％；1933 年为45.3 万吨，占进口的71％；1934 年为40.9 万吨，占进口的67％。鞍山和本溪湖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掠夺钢铁资源的两大据点， 1931年鞍山的生铁产量是27．6万多吨，仅次于当时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八幡制铁所的产量。1933年日本拓务省准许满铁把鞍山制铁所的设备，转给由满铁全额持股的昭和制钢所，以原来鞍山制铁所的3座高炉为基础，扩建炼钢设备。到了1937年，生铁的年产能力增加到70万吨；钢锭年产能力达58万吨。到了1943年生铁产量达130万吨；钢生产能力达133万吨。
1931年本溪湖的生铁产量是6，5万多吨，到了1944年生铁产量为37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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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年产生铁256万吨，伪满年产生铁约70万吨，总计是326万吨；钢，日本产量是648万吨，伪满50万吨，总计698万吨。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从我国东北大量掠夺战争资源，扩充军备。

日本对东北煤炭的掠夺在“九·一八”以前就处于垄断地位。“九·一八”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煤炭逐年增加：1932 年为703 万多吨，1933 年为885 万余吨，1934 年为 1055万多吨，1935 年为 1127 万余吨，1936 年为 1214 万多吨，1937 年达1266万余吨。在日本进口煤中，东北煤占60～70％。特别是抚顺煤，日本称它为“工业煤绝好典型”，完全用于重点地区和部门，但其价格却低于日本煤的好几倍。

日本对中国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最为突出的是抚顺的页岩油。“九·一八”后，通过不断扩建页岩油厂逐步提高了生产能力。1931 年生产粗油6.3 万吨，1935 年增至14 万多吨，1936 年计划达到30万吨左右。

日本对东北农业的掠夺，除了移民霸占土地外，还大量掠夺农产品，特别是大豆和玉米等。“九·一八”事变前5 年，东北平均每年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163 万吨，占大豆三品总输出的40％。“九·一八”以后，日本垄断资本“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以压低价格等手段掠夺东北粮食，运到日本和世界各地牟取暴利。1934 年东北运往日本的玉米价值290 多万元，占总输出的58％。1936 年至1937 年，东北每年平均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132 万吨，占总输出的46％。

这个抽大烟的张学良够大方的吧？这个与蒋介石有八拜之交的中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早就与蒋秃子商量好了配合日本的最好方法。

（1933年，中国的钢产量为３万吨，煤产量为９９８．３万吨）

就人力、财力、物力而言，从“9·18”到“7·7事变”，中国军队没有一天不在打仗，只是这些力量大多数没有用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是白白消耗在内战中。东北3000万人口中，如果以10%的保守比例计算(二战中德国征兵达到其总人口的16%)，本来能够用于对日作战的兵龄男子就达300多万，几乎相于8年抗战中中国军队的总伤亡。“9·18”之后，日本从关内骗到关外的劳工又有300万，这些人力都被送到矿山、工厂、或修筑秘密工程，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节省了日本大量劳动力用于战场。战后在东北地区日本工、矿企业及军事基地附近发现的万人坑中就有50～60万具劳工的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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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时，蒋在1931年以后立志要消灭的新开元收藏网、云南、广西等地的地方势力他基本上没有消灭，而且后来还和这些力量一起合作抗日了。这说明中国各种主要政治力量，虽然政见不同，但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是可以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的。即使仍有不顾大局的反对势力，也会由于抗战一方维护民族利益的正义行动而陷入孤立，最终加速其失败。比如1950年中国境内有国民党残匪200万，60多万特务以及60多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但是随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这些残匪很快都土崩瓦解了。这个事实说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其捍卫整个民族生存与安全的能力。
　　无论从人力、物力、军队、民心、士气等各方面看，中国在1931年，是完全有能力奋起抗战的。

列位再往下看：
“一·二八”事变
第19 路军孤军奋战，而蒋介石政权顾及舆论压力除派张治中率第5 军赴沪参战外，其余一概置之不理，即使是第5军参战也还有监视第19 路军不使其扩大战争的意图，蒋介石还下令不准海军、空军配合第19 路军作战。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终被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及对日妥协政策所断送。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
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历经5个月，最终以蒋介石政权屈辱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收场。这次失败中国损失巨大，给以后华北的局势带来了严重后果。《塘沽协定》的签订使中国失去了热合和冀东22个县。据战后统计，中国军人死亡16725名，负伤24019名，而日军仅伤亡2600名。至于失败的原因，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就不谈了，从军事上讲，中国军队失败的原因包括分散兵力、消极防御、死守阵地，一部分官兵素质差，缺乏斗志等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令蒋委员长不高兴了，最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军夹击之下最后失败，察哈尔沦陷。
绥远抗战

包括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大捷，锡拉木楞庙战斗。的确打的不错，尤其是百灵庙大捷影响最大。不过这是傅作义的晋绥军打的，和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就是蒋介石政权在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下对日本侵略者不断妥协退让的6年。有人说蒋介石政权需要时间准备，对，在这6年里蒋介石政权确实为抗战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可问题是你在准备，别人也在准备。实际上日本在1931年根本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可以说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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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国力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931年，日本是否有能力3天灭亡中国呢？实际上，1931年的日本并没有足够的国力来侵略整个中国，其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政治体制、动员程度、军事能力都不可能支持一场大规模战争，甚至无法支持一场长期的局部战争。
　　由于1923年东京大地震和1929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连续打击。整个20年代日本都不得不压缩军费开支，甚至裁减军队。30年代初期的日本并没有完成工业的军事化，重工业只占其工业的38%，军费只占财政支出28%。如果日本经济按正常经济规律运行，其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全面侵华战争需要。例如1931年日本军费为4.54亿日元，仅生产步枪3613支，机枪514挺，火炮90门，坦克12辆，汽车434辆，飞机410架。甚至弥补不了一次大规模战役的消耗。
　“9·18事变”时，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9.18’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在满之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销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控制，均无确实之把握……”。
　　1932年“1·28事变”时，由于19路军积极抵抗，日军4易主帅，3次增兵。在战局僵持不下时，日本藏相高桥是清曾说：“我国海外信誉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在海外筹划资金已不可能，这样下去，军费连3个月都维持不了”。
　由于日本的财政能力和侵略扩张野心之间的矛盾，造成军方和政府的矛盾激化，不断发生倒阁、兵变和刺杀事件。1930年由于滨口内阁压缩海军军费，签署了《伦敦条约》，同意限制日本海军规模，因此日本海军杀死了滨口幸雄首相。1932年“5·15兵变”，日本陆军杀死犬养毅首相。由于不能满足日本军阀对战争经费需求，在1936年日本皇道派军人发动的“2·26兵变”中藏相高桥是清被作为“国贼”乱枪打死。1930年到1937年间，日本共有2位首相2位藏相被杀。
　　政治动荡的背后的实质是日本财阀改变了他们的投资方向。财阀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投资于风险小、利润大的行业。“9·18事变”日本轻易夺取了东三省，使日本财阀改变了主要依靠商品和投资掠夺中国财富的老办法，转变为主要依靠战争掠夺的手段为主。因此他们在经济上投巨资于军工产业，在政治上抛弃了政党政治，转而支持法西斯政治。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不可少的政治、经济准备。
　　“918”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又一场赌博。占领东三省，使日本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资源、劳动力、商品市场，帮助日本摆脱了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政治、经济、军事上完成了向军国主义道路转变。支持了日本以后进行的侵略战争。1937年日本军费增加到32.7亿日元，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军费增长了7倍，步枪生产增长了10.8倍，机枪增长了3.2倍，火炮增长4.3倍，飞机增长2.8倍，坦克增长38.9倍,汽车增长20.8倍，这时日本才初步具备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能力。
　　关于侵略东北三省与侵略全中国的关系，《田中奏折》里说得很清楚：“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不夺取东三省的资源，日本就没有能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假如日本从华东方向侵略中国，那么日本就无法夺取足够的铁、煤炭等战争物资。日本的扩张战略带有强烈的赌徒色彩，它必须把本钱和一次赌博赢到的钱全部压上去，进行下一次更大的赌博，只要一次输掉了，它就只有倾家荡产，退回最初的起点。
　　如果中国在1931年能够奋起抗战，不但不会3日亡国，还可以避免后来半壁河山惨遭战祸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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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开始抵抗？

　　这个问题对一个正常的国家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既然中国有过汪精卫、蒋介石，所以还是值得讨论一下的。
投降派有个著名的三段论：(1)因为弱小，所以需要发展(2)因为需要发展，所以需要
和平(3)因为需要和平，所以必须投降。

　　投降派这个三段论是一种孤立、静止的看问题的思想方法，这里有两个致命的错误：

　　(1)他们假定敌人也是静止的。但是敌人的胃口不会因为第一次得到的利益而满足，既然轻易取得了利益，自然就会不断打上门来。历史上无数先例证明投降派总是麻烦不断，越是怕打仗越是要挨打。

　　(2)他们假定投降的代价小于发展的成果，但实际上投降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投降后发展的成果。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国际信誉、政权的道义基础、军民士气等等软实力的损失。

　　正确的结论是——必须从受到侵略的那一秒钟就开始抵抗。当一个国家面临侵略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敌我力量对比处于不利境地，在这时已经不能追求什么最好选择，只能使事情不要变得更糟。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

　　坚持这个原则，既是唯一正确的自卫方法也是对潜在威胁的威慑。例如越南战争时期的北纬17度线问题，有朝鲜战争时期麦克阿瑟越过38线后招致中国出兵的先例在，美国军队始终没敢越过北纬17度线。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信用也是她的实力之一。

　　抵抗失败也比不抵抗而失败要好。芬兰就是个抵抗战败的例子，强大的苏联红军攻占了柏林，但是没有占领赫尔辛基。因为芬兰军队在1939年苏芬战争中进行顽强的抵抗，使苏联认为占领芬兰得不尝失。假如芬兰也采取不抵抗主义，那么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芬兰了。抗战初期的国民党军队，虽然打了很多败仗，但由于坚持持久战，终于把日本经济拖垮。1937年的日本经济在高度动员情况下只能维持2年，后来尽管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但到了1941年，日本不得不实行粮食配给制，成年人每天只有330克粮食。因此日本只有冒险与掠夺东南亚，与美英开战，走上了加速灭亡的道路。

　　弱小的一方也可以越战越强。内因反面，国家可以更紧密的团结，调整投资和建设方向，从实战经验中检验平时建设的得失。军队也可以从战争中得到锻炼。外因方面，弱国对抗强敌，争取国际援助是很重要的。但是打胜仗主要还得靠自己的力量。人不自救，天莫能助。往往是先靠自己的力量打几个胜仗才有外来援助。如抗日战中的国民党军队在得到美国大批援助，火力大大增强。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胜利之后，苏联才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1941年12月苏德战争莫斯科大反攻胜利之后，美英援助才源源不断运到苏联。毕竟谁也不愿意投资给失败者。

　　战争中总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国力的强弱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胜负却不一定。双方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一个国家必须从受到侵略的哪一秒钟就必须开始抵抗。


　　谁的利益如此神圣？

　　1931年8月22日蒋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新开元收藏网，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9·18”的夜里，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电话给北大营下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蒋说的“我们”是谁呢？荣臻说的“国”是谁的国呢？

　　显然不是农民，从清末以来，每一次割地赔款的负担最终都落到农民身上，早就知道“最恨条约”的道理。不是工人，因为工人一向在列强和买办的血汗工厂里被敲骨吸髓。也不是知识分子，9·18之后不知有多少青年学生在请愿时被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是军人，保家为国是军人的本分，绝大多数军官和士兵都是坚决要求抗日的。甚至有不少地主，因为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大部分土地被日本人霸占了，在东三省，日本也计划霸占1/3的耕地分给日本的“开拓民”。

　　总是有人要求别人牺牲，牺牲工人，牺牲农民，牺牲知识分子，牺牲军队，牺牲一代人，牺牲国土，牺牲盟国……试问一个国家里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军队都牺牲了还剩下谁？谁的利益如此崇高？竟需要整个民族为之牺牲？

　　这个凶狠的怪物就是买办。蒋发表的讲话正是官僚买办集团利益宣言。蒋的不抵抗主义正是买办利益的要求。

　　买办诞生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列强必须通过买办在中国谋取利益。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主要有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武力掠夺三种手段，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侵略手段也不同：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主要是靠商品输出(鸦片贸易就是典型的例子)；北洋军阀时代重要依靠资本输出(主要依靠借款给军阀们打内战，作为交换攫取中国的铁路、矿山、关税等利益)；1927年以后主要转为武力掠夺，因为日本已经不满足于从半殖民地的中国获得的利益了，因此发动“9·18事变”夺取东北三省做殖民地。

　　在这三个阶段里，买办始终为帝国主义服务，同时分得一份利益，因此买办的势力也逐步增强。

　　最初买办除了有几个钱之外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到了洋务运动时期，由于封建势力需要加强和列强的联系，于是出现了所谓“红顶商人”。如1900年，上海40个大买办中有15个花钱捐了“候补道台”。但这仍是一个尴尬的形象，因为社会主流还是科举制产生的封建士大夫，因此很多买办还积极参加反清活动。

　　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出现了江浙、华南、北方三个买办财团，这时的买办通过资助各派军阀，积极参与政治。在广东，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陈廉伯甚至组织商团武装和孙中山的革命军作战。在上海，江浙财团导演了著名的“4·12事变”。

　　1927年后，由于江浙、华南两大财团和蒋介石政权的结合，买办发展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但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掌握了军政大权。1927年的蒋政权是个买办和大地主联合执政的政权，而1940年汪伪政权已经完全成为彻底的买办政权了，伪中央政治会议的30位委员大部分是买办。这时买办对帝国主义武力掠夺的最好服务就是不抵抗主义和投降，他们得到的利益就是继续掌权。

　　对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国民党逃台之后曾美化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年年国土沦丧，没有一天停止过内战。虽然军费一直占政府支出的80%，但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步。中国仍然不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国防需要的飞机、坦克、重炮。“黄金十年”竟是以南京大屠杀为结局的。

　　然而买办们在这十年里却大发横财，从1928年建立中央银行开始，到1937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已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至今还有人怀念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怀念黄浦江里的外国兵舰，怀念租界里手持棍棒的红头阿三和安南巡捕。这些人就是买办和租界文人，那是他们淘金的十年。

　　买办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卖了农民卖工人，丢了东北丢华北，至于从日本手中收复朝鲜和台湾更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之只要买办们能苟且偷安，继续捞钱，一切都可以出卖。唐朝时武则天有个男宠叫张易之，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个纸条上写：“看你横行到几时”，张易之竟狂妄的回贴：“为欢一日已以足”。后来张易之果然被愤怒的羽林军斩杀了。然而买办的本事比张易之要大得多。他们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瑞士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宋美龄，她豪华别墅的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南京30万中国人的血，她余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们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买办没有祖国。

　　因为买办没有祖国，所以买办不需要国防。蒋介石时代对海军的投资还比不上满清。30年代蒋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北洋军参照德国、日本军制，1个正规师里还有1个炮兵团，而1937年的国民党军最好的嫡系师里也只有1个炮兵营。买办经济只偏重于列强需要的纺织、原材料加工等轻工业，而所有和国防有关的航空、化学、钢铁等重工业买办都不能使买办获利。宋子闻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

　　买办也需要军队，但这是内战型的军队，专门用于镇压人民的军队。无论从装备、编制、教育、训练都是如此。由于缺乏火炮等重武器，蒋的200万军队按当时国际通行的标准，只是一支治安军，远远不能算国防军。1935年庐山军官训练团学的是《剿匪手本》，德国顾问教的是堡垒战术。这一套对付江西红军是有效的，但搬到凇沪战场上就成了日军飞机、大炮的活靶子。对红军的围剿动辄出动30万、50万、100万兵力，3000万军费。围剿抗日的19路军和抗日同盟军都出动了15万以上的兵力。而每次用于抗日的中央军不过几个师而已，19路军作战的经费竟是靠各界捐助的。

　　所有这些倒行逆施都说明，买办的利益依附于列强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买办经济不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脊梁。一旦买办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则必有投降政治、消极军事、破产外交和殖民文化。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就会坠入黑暗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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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日本的军事实力在这6年里是如何突飞猛进的：

军费的增长（单位：亿日元）

年度岁出总额军费比率

1933 22.5 8.73 38.8%

1934 21.6 9.41 43.5%

1935 22.1 10.32 46.7%

1936 22.8 10.78 47.3%

从1931 年至1936 年，在兵器生产中，步枪增长6 倍，计2.53万支，机枪增长3 倍，计2400 挺，火炮增长6 倍，计590 门，飞机增长2倍，计600 架。从1932 年至1936 年，年造舰能力（标准排水吨）增长7倍。

1931～1937 年日本兵器年产量

兵器名称1931 年1937 年增长倍数
步枪(支) 3613 42754 10.8

机枪(挺) 541 2295 3.2

火炮(门) 90 478 4.3

坦克(辆) 12 479 38.9

飞机(架) 410 1580 2.8

军舰(吨) 5100 51724 9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抗战中日军在中国使用的65%的枪支和山炮，70%的弹药产自当年白白丢给日军的沈阳兵工厂！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各项尚不包括31-37年间日本对中国华北等地的经济掠夺和对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

晋兴泉货

又是激进份子的假帖

古钱币!

蒋在1931年以后立志要消灭的新开元收藏网
       蒋是不会立志要消灭"新开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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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晋兴泉货 于 2007-4-19 11:35 发表
又是激进份子的假帖

批判卖国贼的不抵抗政策就是激进份子？！那就请你拿出东西证明该帖内容不实！否则就是诽谤！

天下爲公

说蒋是卖国贼，又有什么证据？天地良心啊 :h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