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新莽货币志（作者：张炯伯）

丙辰中秋

（一）
　　人类生活随着时代而演变着，货币形质随着需要而改良其始作之繁而拙艰且劳者也。上古之世，自给自足，各不相谋，继而见闻广智识启欲望扩而需求增于是删繁就简去拙尚巧，舍难取易，进而行用中介，龟贝登选，金币发明，刀布产生旋改圜，金又变方孔制钱循序递嬗，斑斑可夫龟贝不如刀布，刀布不如圜金圜金不如制钱，是故制钱是故制钱出而圜金废圜金出而刀布尚矣。独新莽好奇法古，倒行逆施，每有兴作，引轻傅名二十八品，泉布而外更增金银龟，贝错综纷纭历代循序演化久成陈迹之货币，一旦包罗万有，并行而兼使之，自古以来，未这前闻未期二等，两泉一布按莽历次改作，皆具深意兹博微莽傅，详汉志，参证实物，加以推究，首述莽之遭际时会，乘汉中微挟幼力寡窃取入。国次述莽之思想背景虚崇儒术假托符命意在欺世。班氏所叙间有疏略，是本诸货币原理，作有系统之研求，据平情以论断不矫而过正庶几一代创作昭然大明。
　　溯前汉二百余载之间，外戚凭借内宠擅权揽政，史不绝书吕霍上宫丁傅几危国者数为及元后王氏群弟更持国柄五将十侯权侵入，主成帝绥和元年，莽继四父权大司马辅，政几余内结卿上，外 收人心，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未几成帝崩，哀帝即位，莽避帝外家，受诏就第。哀帝在位六载，莽自宠归，疾首痛心，益如羽翼未成，免仰由人。嗣后迎立遂挟幼主，上胁元后下布腹心大权在握，踌躇满志。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减，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承意指而显奏之，莽复涕泣固辞，内以惑元后，外示信于众庶，自辅政而居摄，而假皇帝，以至篡窃，凡所措施，悉出权诈顾汉自高祖平天下，除暴秦苛，政兴民更始，当国刑罚用稀，衣食滋殖，文景仁贤，户口浸息，民遂乐业，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史称国家无事，民家给人足都鄙庚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距万贯朽而不可，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卢见升平气象，间或外戚权臣演成政变，大抵止于贵家限于京师，人民无与焉。武帝虽用兵四夷，然烦费，孔桑 言利析及秋毫，杜浮淫，抑兼并，蒙胧其害者商贾而已。昭宣元成之世天下无兵革之事，号为乐乐户口最故及莽虽汉诈中衰，流泽方长人心未去莽固知之念矣汉书食货志曰。
　　平帝崩王莽居摄遂篡位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潘百蛮宾服，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满，小汉家制度以为疏阔。
　　自古创业靡不力征经营以有天下，莽不费一兵，因利乘便取之如反掌，盖亦知得之太易，虑人主之不附乃思扬威域，天下从此多事。不度时宜动欲慕古，更私田为王田，张五均设六完，重赋税厚聚敛钱法屡更政令不信，海内骚然民心思乱祸机隐伏矣。
　　汉兴历精图治，崇尚儒术，好黄，老张良文帝后信之尢笃，唯时宗教未兴流风所及，深中人心，文帝信新恒平望之言，武帝郊记封禅，求仙访药，方术之士，相继登用李少君文成五利，位齐列侯身尚公主，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莽知其然，凡所兴作，必欲依古得经，刘歆依阿承旨传会上陈，所以笼络士心也。一方则假托符命，妄造识纬书著石，白雉献瑞，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以为愚民可欺也，自谓天命所归，违不详，乃力革汉制意在易天下之观欲人心之归附，而其举措苛碎烦细有不从者绳以严刑之，心劳日拙，适得其所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综观莽货名为法古实多瓶作其刀布形式大小轻重与周制异盖袭其名而变其实，匠心独运，其主旨在推翻汉室旧制也。史记平准书曰。
　　汉与接秦之弊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
　　列国刀布近世出土纷纭其形制虽分等差，而同一种类各地所铸大小轻重如一绝无参差不齐，可知当时未闻私铸。汉初开放铸权，人民得各自铸钱，比风既开，漫无规制滥示堪言状。今所见半两大自十二铢之秦钱，高后八铢，以次递降至于榆荚，有质小于万不盈握，叠之如堆宝塔。汉武更番改革，收回铸权设监京师令天下非三宫钱不得其道行，其钱文曰五铢轻重适中，整理之后大小划一，允称善制。史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可见历昭宣元成哀平之世，治铸相继，未尝中断亦未尝少变，民相习既久，乐于行用平帝在位五年莽擅权揽政，必续铸无疑， 同为五铢，旧制相承，孰为莽铸后世殊难判别耳。至居摄时，莽变汉更造，另行创作，兴五铢并行史有明文，然非指汉五铢也，名虽相沿质已殊异说，详下章。莽兴作频繁，制度纷更，食货俱废，法卒不行，顾莽识见卓绝，独出心裁，别开生面，二千年前思想所及，竟冥合乎近世货币原理，未可成败论人，将其制一笔一抹杀详结论中。
　　
　　（二）
　　记述莽货之书，如三通图书集成，通监，玉海册府元龟，及各家谱录，靡不本诸汉书，辗转传钞，且大抵有说无图。凡泉谱之有图者，率未见真品，向壁虚造，毫千里，沿误踵谬。嘉道以还，泉家辈出，锐意罗，莽货异品，十倍往昔，悉心据，瓣知创解，迭相阐发，翁刘鲍李，厥功尢伟。顾皆偏重文字订，忽视系统研究，莽制始未，改革因由，法古所本，利病所在，未尝措意及，不能无慊焉。吾人生当科学昌明之世，兼之交通大关，地不爱宝，旧藏则朋辈传观，新出则凫客辇至，见闻突过前贤，乃不自揣陋，爬罗而抉剔之，盖欲以竟前人未意之志，而启后进入学之门，为者正之，关者补之，使一代制始末分明。莽自居摄二年。变汉更造，迄天凤元年八载之间，制凡三变，分期叙述如左。
　　第一期 居摄二年所铸，制分五等，两泉两刀一布。
　　第二期 始建国元年所铸，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第三期 天凤元年所铸，泉凡三品，布一品。
　　
　　 第一期 莽傅居摄二年五月，更造货，错刀一直五千，刀一直五百大钱一直五十，兴与五铢钱并行。民多盗铸者，禁例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府受直，然卒不与直。食货志云，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五十。又造刀错刀，契刀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兴五铢钱凡四品并行。后者所纪较详，传志均契作契，大泉作大钱，大抵后世传刊之误。至错刀文曰平五千，志作直五千，则叙其事，非录其文也。本期为莽作之始志谓莽变汉制仿周制子母相权，更造大钱。春秋战国之际，行用刀布分等之制始见方足布三等，曰半斩二斩。尖足圆足诸布，仅分二等，其质以次递增，各如其重，盖衬直也。正符子母相权之义。至莽货所定，皆为名直，与周制乎不同。按大泉一直五十，刀一直五百，一刀一直五午重量级相差不过二三倍，而其直各十倍之，非将虚作实而何。莽变汉制，改纪重为纪直更须另定单位，方可相辅而行，传达室志皆云与五铢钱并行，则其单位之为五铢无或疑义，后世无不以汉五铢当之。然审察言观色，新制虚加其数倍折其直，势均力敌不能与名实并重之汉五铢兼行，章章明甚，传志中一则曰更造货，一则曰变汉制则旧制更造货，一则曰变汉制，则旧制自在必废之列。古谱所列小五铢，有定为沈朗钱者，观其形制非莽莫属。饶孝初氏在钱说一得中，已先余言之。罗君伯昭得其手钞本卷二论莽钱有云。
　　旧谱所谓沈郎小钱，制作极精，与小泉直一相仿，虽质小如豆，而字文明晰，笔画清楚，二年五月造大泉一直五十兴五铢并行，既言直，必有所直之钱，言五朱并行，则所直者五铢也。始建国元年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泉直一，与前大泉五十者为二品并行，后直者既为小泉五十，则前直者小五铢五十明矣。兹小钱如此工整，何必不出居摄改制时所铸，况史有并行之文可据乎。
　　饶氏之书，成于光绪甲辰乙已之交，有此精关论断，其识见信高人一筹，本期莽货作于居摄之际，革汉未尽，故犹沿用其文，而减其重，名曰五铢，实则不及一铢，与他品以轻作重，制尢相符，汉志叙事，语焉不详，后世不察，致滋淆乱，反将正直莽货，别归沈充其误甚矣。
　　近阅货币第二百四十九号至二百五十四号贯井氏作前汉小五铢考，以为前汉初期之物，非王莽所铸，的具理由似甚薄弱，无足深辩。
　　本期莽货级数分等，自一而十而百而千，应有直万者，方备其数，法周制，有钱有刀，应亦有布，以备其制。果尔，国宝金匮直万泉，发见于世上，环为大钱，下形仿铲币，形质厚重，制作工整，文字雄浑，其为莽货，一望立辩。顾班氏疏略，史载阙如，昔贤未见，古谱无微。古泉汇无正品中列一残品，据称在西安出土，为刘燕庭所得，制作不详。光绪二十七年西安农人掘土续得二品，则皆完好无缺，其一据余大雄氏所记，民十一之春，阁氏得于西安，初归张翁氏，旋让其先人挺生君，终归南林张叔驯氏，其一余见于E A NEWMAN牛门氏处，氏在光绪庚子辛丑之交，尝为西安邮务长，好铜器古泉，时端方督陕，相与友善，民十九春是，氏在沪寓，邀观藏泉，厥品赫然在焉。据云当时以廉直得诸农人，箧中其他珍异之品，不下十数，商让数四方获成交。
　　当世泉家，对于本品，间有怀疑，以为史头失微，终属无考，或谓吉语压胜。或谓一刀且错金，此泉直万何反无之。或谓应归诸第二期莽货中，非第一期之物。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似不能无一言以为之辩。兹就泉之形制文字，货币原理，及出土地点，加以推究，证明本品之为第一期莽货之终级，则铁案如山，不容轻易推翻也。
　　（一） 就形制而论，夫泉以形制文字定时代为公认不易之原则，本品环首布身兴刀错刀之环首刀身，若合符节，秦汉以隆六朝以上，虽代有鼓铸，无比诡形异式，物以类推，制以形断，谓非莽货不可得也。或疑本品直倍一刀，何反不错金，以意揆之一刀字简易错，本品字数增多，笔画繁，错金较难，故从省略，然衡之重量，与刀错刀，以次递增制极相合。
　　（二） 就文字而论 环上四字,文曰国宝金匮,布上二字，言曰直万皆顺读，文字位置，初兴两刀无少异尤资明证。方氏言钱别录古钱歌中，谓近吉语乃压胜钱，未敢赞同，按汉压胜吉语钱，其文大抵日入千金，长乐未央，辟兵莫当，去凶除殃之类，迹近迷信，兼附花纹，易于辨识。国宝金匮钱四字，词气堂皇，文意贵重，迥乎不同，况纪直皇皇，更非压胜钱所应有。又金品元氏在古钱大辞典拾贵下编中，驳余大雄氏之说，谓国宝金匮四字之出典无一可为王莽之佐证，是殆未读莽传之过，按莽居摄将篡之际，首有梓潼人误用章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尔金匮图，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坛，又下书曰，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合传国金策之书，予甚只畏，敢不钦受。其后金匮二字，传中又屡见不一见，何得谓无出典。莽每有所为，党与承其意指，哀章之作金匮，亦必莽所授意，既有金匮图，必有金匮泉，又为莽货之铁证。复按莽之第二期钱制，在原则上定级分等，自单位直一而十而百而千而万与第一期初无二致，何必改作，莽之所以为之者，盖篡窃之后，卢人心思汉，钱货为旦暮接触之物，金刀字样，隐射刘字样，隐射刘字，触景生情，莽所深忌，金匮泉之金字皇皇，避之唯恐不速，去之唯恐不尽。始建国年间，岂有更铸之理。况第二期泉货六品，布货十品，史载与实物若合符契，增之有余，损之不足。项阅泉币创刊号，蔡季襄氏国宝金匮时代与用途之探讨一文，将本品归之第二期，未敢附和。又云居摄二年所铸泉货四品，为求符合土德祥瑞起见，悉皆以五为文，如小泉曰五铢，大泉曰五十契刀曰五百，一刀曰五千，用五数者，土地之数也。然稽诸莽传，改正朔，易服色，定国号，王土德，皆初始元年冬季事也，非居摄年间所应有。泉货四品，虽皆以五为文然单位小五铢，沿汉旧制，并非纪直，乃纪重也，与其他三品，意义不上侔，未可相提并论，况数起于一，止于万金匮泉之纪直，达于顶点势无可更推而上之，似不可不察也。
　　
　　（三） 就货币原理而论吾国创制名直，行使大钱，自瓣莽始，踵而效之者，则有三国之蜀吴，五季之刘燕，南宋之淳祜，与晚清之咸丰，尢为昭著。夫大钱之与，每当乱世，国亡多制，与废无常，史阙有间，今日地不爱宝，异品层出，吾人证论断，必本诸原理，方有依据大钱以些微之铜，定倍之直，利之所在，民所必争，故令必不行行必不久，一钱折当，至于千万势亦不能单独行用，应有定级低者，方可相辅而行。直万之泉，世仅两见，唯此与刘守光应天耳。守光钱为四等，经余定，世无异词，本品与契刀错刀并跻同列，累级而进，若天衣无缝，且巧合而天成，其为同期分等，夫复奚疑。
　　
　　（四） 就出土地点而论 近世古学家推断古物时代，佥以出土地点，最有确据。今此金匮泉，百余年来发见三品，一残阙而二完整，悉在西安出土，可为莽泉之铁证，二千载沈地下，烟没无闻，一旦出现于世据以阐隐扬幽，定本期莽货之为五等，二泉二刀一布，足补班志之遣，岂不快哉。（一）小五铢（二）大泉五十（三）契刀五百（四）一刀平五千（五）国宝金匮直万
　　
　　 本期莽货铸于居摄二年五月，翌年改元初始元年，十二月以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国号曰新，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莽既窃位，虑人心思汉，乃力革旧时典制，以为一新天下人耳目，初期钱制行之岁余，以有金刀字样者，五品之中，竟居其四，皆隐射刘字，莽所深忌，不惜将手创钱制，重行更革，独留大泉，余悉罢废。
　　
　　 （三） 钱制第二期
　　
　　 始建国元年秋九月莽下诏曰：子前在大麓至于摄假，深唯汉氏三七之呃，赤德气尽思索广求，所以辅刘延期之术，历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几以济之。赤工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于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而兴王。刘之为字金刀也，正月刚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则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
　　乃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泉值一，兴前大泉五十者为二品，并行。
　　
　　食货志所纪特详曰
　　 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铸作钱布皆用铜肴以连锡，文质周郭，放汉五铢云。
　　
　　 所叙宝货另作简表汉志所载不胜录。
　　
     　附宝货名目表
　　 宝货之中，金银未尝范币。龟贝本无铭文，莫由稽放，姑置不论。所谓五物者，金银龟贝铜，六名者，金货银货龟宝贝货泉货布货。二十八品者，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宝四品，贝货五品，泉货六品，布货十品，适符其数。史载相应而统名曰宝货，取古泉货贝而宝龟之义也。
　　第一期单位小五铢既废，代以制同文异之小泉值一，外加么幼中壮四泉，合前大泉，是为泉货六品。两刀一布既罢，代以布货十品。宝物具备，无不二兴史志，相应，自足信也。莽改名更作，意在避忌刘字，史有明文，非有心于革新以便民也。本期类品多，名目众多，先究其重，次究其值，于以见莽制之勃乎，原理其不能推行尽利，盖有由也。
　　按二十八品中，龟宝四品，贝货五品，以度不以量，姑置不论。黄金重一斤，白银重八两为一流，泉货六品，自小泉重一铢，以至壮各相重二铢，唯大泉重十二铢，相差三铢。布货十品，自小布重十五铢，以至大布重一两，各相重一铢。汉志所载，诸品重量，次第井然，以意之，应是当时法令所定，与实际重量，原不相符。大泉五十行用最广，铸数多，官私纷杂，大小不一无从区别外，其他么幼中壮诸泉，今世所见无多出入，必为当时官铸品。实重与法定相差远。例如幼泉明文与兴汉五铢等，重而质不逮半，中泉小于三铢，而谓其重七铢，壮泉不如武帝半两，而谓其重九铢，可知法定徒有具文，不足为据也。又明文泉货六品，各以十进，相重犹二铢。布货十品，各以百进相重反仅一铢。反复颠倒，殊不可解。莽仿周制，子母相权，则母子之间，大小分等，应有相当差度，方可相权，今布货目百至千，以一铢之差，累级而进，子母之义何在，莽以信用货币之理想应用之于实质货币，而不明定主辅，欲求通行无阴，取信于民，可得哉。究其定直，莽以五种性质互异之货币，有贵金属之铜货，分为二十八品财是付之流通，古今中外，未见有如此杂之币制，欲定相当之直，本属不可能之事，莽托名法古，实为理想表面观之，所定各直，下自小泉直一上至黄金直万以次递进规制井然。细心审察，则贵贱倒置，虚实不分，比价漫无标准，定直不免矛盾，历处不尽货币原则相抵。按诸葛亮利于让渡，后者便于衡量，相互为用，夫唯交易媒介，本身须有实直，夫唯价直标准，本身务求画一，出入一律，公私并用而后取信于民，法令可行。乃莽知以性质互异，异贵贱悬殊之原料，充作货币兼行并使，而不知明定一单，确分主辅，主货实直，畏货不妨名直，颁布明令，上下通行，今二十八品复杂雷同，例如他银一流兴大布同值公龟兴差布同直，侯龟与幼布同直，子龟与小布同直，壮贝一朋与大泉同直，么贝一朋与中泉巅，小贝一朋与么泉同直，莽但求制之法古，不问法之能行，闭户造车，缘尢属荒唐，姑举数例，以其余。例如黄金一斤直钱万按本单位为小泉直一，然则黄金一斤，应直小泉万钱。又按小泉法定重一铢，大泉法定重一铢，大泉法定重十二铢，大布法定重二十四铢，依规定重量，大泉仅当小泉十二倍，大布当小泉二十四倍而其面直一则五十兴一之比，一则竟为千与一之比，相差奚帝倍。再按法定比价，大布既一当千，则十枚便易得黄金一斤，白银八两为一流，兴大布同直，是大布一入但可易得白银一流。依此规定，公私出入，是否一律，假使人民特大布以易金银，公家其许之乎。先是莽禁列侯以下不得带黄金，早在例禁中，此处诏令皇皇列诸宝货之首，而定直奇贱，则其用意在于搜括灼然如见，虽政令矛盾，亦所不顾。傅莽将亡时曰。

丙辰中秋

　   时省中黄金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铭质平准帑藏钱帛珠玉财物甚众。
　　
　　莽之苛敛无所不用其及，嗜利务得，多藏厚亡，易曰损上益下谓之益，损下益上谓之损。古训昭然，史载本期莽货颁行示久，市肆纷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傅云。
　　
　　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大小两行难知，又数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讹言大钱当罢，莫肯挟患之，复下书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衣。于是农商失业，食货具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莽以钱币旋不行，复下书曰，民以食为命，以货为资，是以八政以食为首，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就载烦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于是造宝货五品，百姓不从，但行大小钱而已。
　　此始建国十年事也。新制推选未及期年，二十八品之年，罢者二十六，留者小泉直一及大泉五十二品而已。食货志所纪略同，二诏词气前严后宽，初则雷厉风行，不顾一切，严刑相绳，强民必从。继知民悉而钱货之非可以力行也，宣明大小差品之故，便用乐民之意，委婉曲折，大示晓喻，迫不得已。俯顺民情，寝其龟贝布属，即泉货六品竟罢其四，汰繁去复，势所必至。本期莽制破天荒前绝后，幸汉志纪述务详后世得知梗概，以为研究之资，殊足多也。本期莽货就其性质可分为三大类，金银贵金属也为类，龟贝非金属为一类，泉布铜质贱金属也为又一类。据古籍所载，黄金为币，宿见不鲜，如管子轻重，数言黄金为中币。史记平准书，处夏之币金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汉志周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史记又云秦币三汉志周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史记又云秦币三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汉志则谓秦井天下，币为二等，汉沿周制，仍以斤计史称黄金为币，计重以镒以斤。孟康曰一镒二十两。或曰二十四两一斤，少亦十六两。黄金最贵，莫释。秦钱不过十二铢，史志已谓重难用，则黄金之直，千百倍于铜两者之间，贵贱悬殊，秤重单位相差倍，同时付之流通，谓能并不悖，有是理乎。意者史载之所谓币，乃充聘享之需，不作媒介之用，说尚中通。非然者诚百思而不得其解。且载籍所傅，古时黄金之富，若番土，而处处不免有侈言失实之嫌，不足信也。白银范币自汉武始，白金三品，耳熟能详，实物无稽，难知究竟。莽列诸实货，序次黄金，顾未尝范为钱币。彼时人民生活简单，社会经济犹在幼稚手工业时代中，铜质货币中足资历应用，即国家度支，商友好交易，亦非必赖 金银，方能流转。本期限莽以金银冠军之宝货，事出好奇，意在聚敛，徒有具文，未尝实施。至于龟贝久废品率，莽不度时宜，竟尔采及，有名无实，形同虚设，初期五等已难通行，本期叠床架屋，倍增繁，贵贱显倒轻重错出，宜乎行未期年递造罢废。统观莽货金银龟贝刀布金钱，无所不备，莽事事法古，圜师公刘歆 承其意，依托轻傅，凡所兴作，有所本。
　　
　　平准书曰。
　　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
　　
　　莽货一一兴前记若合符契，其必采自史公之说，盖无疑义平准者又曰。
　　
　　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史公之说，则来自易之繁辞下章论圣人制器尚象，庖牲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史公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则必农工商品粮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与焉。然而史记五帝本纪，上溯黄帝，不及包牲神农，乃出以遁词曰，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磨得而记云。然于虞夏之币，则云金银龟贝具务，刀布金钱兼全，不惜详哉言之，一若班班中，究其所本殆出于管子轻重八山权数日，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粮卖子者，汤以壮山之史公以为金钱刀布之币既兴与神农之世，自必灿然大备于虞夏之时，穿盘傅会，以周秦之衣裳冠，绘虞夏之图象，后世辗转袭，谬为相种，若杜氏通典，罗氏路史，郑氏通志，马氏通，甚且追溯益远，荒诞无稽，而益不可信。独莽法古变制，窃取史公之说，付诸实施，不得见于虞夏之世者，竟行于西汉之末，史公死而有知，当亦哑然失笑。
　　
　　 （四）
　　 食货志曰，后五岁，天凤元年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而，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兴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泉行久，罢之恐民挟不上。乃令民且独行大泉，兴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无得复挟大泉矣。
　　
　　 傅纪地皇元年下曰，是岁罢大小钱，更行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枚直一，两品并行敢盗铸钱，伪行布货，伍人知不发举，皆没入为官奴婢。傅志所纪，详略少异铸时两面三刀岐。志曰天凤，傅在地皇，相差六年。详加推究，应以食货志天凤元年为是。唯此处云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买直，而前叙事中谓洒但行小泉直一兴大泉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且寝，何以后五岁复增减其买值。先后抵捂，可怪殊甚。大小泉行之五年，民已相安，何必改作。国将亡，必多制莽性躁扰不能无为，纷更扰民，终至上下交困。夫铸造成之权，操之于上，原为酌剂盈虚，散敛轻重，期在利用便民。若滥铸滥发，视为谋利之途，则利之所在，民所必争。本期莽制较诸以上两期，繁简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莽始终不忘情于法古。故犹泉布并用以货泉代六泉，以货币代十币。言乎泉文，纪值既失信于民势在必废，纪重则为汉旧制，理不相沿。乃采币为文，泉曰货泉，布曰货币。后世发见布泉一种，书作悬针，制肖货泉，汉志失载，古谱聚讼，翁戴鲍李定为莽物而未判，明其时代。近人多引莽傅作证，以为史有明文，布钱即布泉也曰。
　　
　　 始建国二年，吏民出入持以入宫殿门，欲以重而用之。与平氏在东亚钱志中，甚且附和洪志，列入厌胜，其巫无特深辩。莽制三期，各有殊点，一望而知，循类以求，布泉与货泉同制，其为第三期之物，无或疑义。始建国元年所铸泉货六品，布货十品，纪直皇皇，布泉厕于其中，不伦不类。可知传中所谓布钱，乃使吏民特之以副符傅，斜事简明，后入误征，物固可证，故本期限应为三品，两泉一布其制如左。
　　
　　 货泉法定重五铢，枚直一，莽已隐然有回复汉制之意。布泉名相类，重相等，直必相同。史又称大泉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兴新货泉具枚直一，并行然则本期名分二等，实为四品初等货泉布泉大泉，三品同直。次等货布一品，一当前者二十五。莽货纷纭，靡不旋废。独大泉与其制相终始。行用既久，官私发沓，轻重岐异其折当亦俞隆而愈低，至于货泉同直。莽既府从民意，当五十之大泉，还而当重蹈，岂不怪。盖莽始终扭于周制子母相权之说，虽废纪直之文，不改名直之制。今以实直之货泉布泉，实过于直之大泉，与虚直之货布，付诸流通，衡之葛来歆 原则，孰不隐慝，良币而行使劣币。此人民所以偏行布货。莽虽绳子以严制，卒不能禁。汉志曰，莽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陷大刑事。莽以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恶。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这犯者愈众，及五人上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 传达室送长安，钏官悉苦死者什六七。作货布后六年，匈奴侵寇甚。语云苛政猛于虎，钱制不良尢甚至。货币之于人民，一日不可须离者，关系切肤，利之所在，虽明知陷井，蹈之如蚀。于是摇手触然，不得乐业。且立五人连坐之条，罪及无辜。富者无以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依且山泽，浸淫日广而大乱作，莽亦以是身死国灭。甚矣，制度失中为书之烈军也。
　　
　　 （五）
　　 吾尝谓天下万物，平凡通常，莫若货币。而性质之神妙玄奥，原理之错综复杂，种类之繁伙颐，变化之万绪千端，亦未有过于货币者也。货币为物，上自帝王公卿，下逮贩夫走卒，无分男女长幼，不别贵贱，人人这所接触，日日之所必需，使执途我机时问之，无不望而立辩。若论性质原理，不仅常人瞠目结舌，即世界专家，比重穷究，著作等身，也聚讼盈庭，莫一是。昔日金银本位之争，今者通货管理之创，学说纷纭，书籍充栋。本志所论，限于历史，货币进化，各有程序，靡不有其时间性，新陈代谢，既往不复。独莽在短短十余年，综合了千古以来之所经过，包罗万众，付诸实施，天下皆知莽之法古，而不知实属创新。试观莽之刀布，刀非齐赵之刀，布非列国布。言夫铭文，一则纪地纪重，一则纪名纪直，形殊制异非可同日而语。盖莽性多疑好，异疑者虑人心之向汉，异者思托古以欺托古董以欺世。然详加扒究，则莽在二千年前，其理想观念竟合乎近世货币原理，思想之卓异见识之超绝，不得不令后世钦佩，至于五体投地。彼时信用货币未创，莽之心脑中无此印象。不然，飞钱之名，早见之于西汉之末，不在唐宋之时矣。兹将莽制特点，一一换而出之，以见莽之独出心裁，目立创作，假上法周制之名，行变汉更造实，形迹班班，可得而。
　　（一）改纪重为纪直也，自秦行半两，汉初因之，沿其名而减其质。武帝初作三铢，继改五铢，改其名而袭其制。历照宣元成哀平之世，未尝少变。称量之习，由来已久。独莽深知币制行用之际，不许其重而计其直。按半两之用耶。莽知其然，乃改纪重为纪直，且创十进制，与近世圆珠笔十折而为有，角十折而为分遥遥相应。吾尝慨夫吾国货币纪直既见之于新莽，而秤量观念，相沿不变。至于光绪末叶，度支当局，封疆大吏，仍复断断相争于七钱二分与一两之间，甚矣积习牢不可破如是其甚也。
　　（一）改实直为名直也，列国刀布，虽大大小小分等，其质以次递增，差度相当于，各如其重，盖符子母相权之义。而莽制所定，明文与实际，重量既然不相合，而重量与定直之间，相去更奚帝王将相零碎壤。例如大泉规定重十二铢，作当五十之用，大布重二十四铢，则所增者权一倍，而作当千之用。依此比例欲求通行无阻，其可得乎。
　　按诸货币原理，货币本为交易中介，饥不可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民事而平天下也。其最重要之点，在乎公私出入，通行一律，依规定面直，公家无限制收受，未尝不可取信于民。故近世货币学家，其学说亦分二派，一主实直，一主名直。主实直者曰，货币本身必有实直方能通行，不论为非金属之龟贝珠玉布帛壳粟牛羊，或金属之金银铜，始能为价值之标准，故至今仍有主张回复金本位者。主为直者曰，货币仅为交易媒介，不在本身之有无实直，纱币不过一纸之微，百金千金可以风行，是其明证。近时世界各国上继进行通货管理之制，大抵采取后者学说。当莽之时，仅有实质货币，龟贝金银铜凡历代用为通货取为币材者，莽悉并行而兼施之。而其面文定直皆为虚数，所浮者巨，一刀而当五千，一布而作直万其第二期限中冠诸宝货之首之金银，则定甚低，反复颠倒公私既不并用立再意端在欺民，理想诚合乎原则，制度决不能推行，一变再变，徒滋纷扰而已。然其诏令中有言曰，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就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既此寥寥数语，晚近欧美各国，确定本单划分主辅之精意，尽在其中。吾国自秦汉以降，明清以还货币本位为铜墙铁壁单位 为钱，二千余年陈陈相因，未尝有丝毫进步，制度之幼稚，无怪外人视为落伍国家。独莽采取金银行用十进定级分等，兴时行使用权金本位制国家，初无少异规模盖已具体而微，处处不兴原则相符也。病在过于架床叠屋，而不定本单，不分才辅，公私出入，又不一律，以致不能推行尽利耳。吾于莽制平心理断，既不以成败论人，不欲褒贬过当，乃作结论如此，以求教于当世之究吾国货币史者。
　　
　　 本篇初作于民国二十六年，载在日本货币第二百二十一期，极为简略，至不惬心，乃为改作。四载以来，稿凡数易，仍未当意。去秋有泉币之刊，家相索稿，苦无以应将此塞现，非定稿也。钱范之制，上自八铢半，两下迄六朝五铢，近百年来发现某多，而莽范居十之七叔驯仁涛两家所藏，合之不下百数十品，汰其重复亦几百品，始意附于本志之末，加以说明，嗣以墨拓未及搜集，姑矣异日。

金如意

莽币系统研究之宗始,有学问的人

钱币林

布衣泉友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