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收藏家的故事[连载]

懒禅

马传德　徐渊

　　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泉币》杂志合订影印本、《中国泉币学社例会记录》影印校注本以及《寿泉集拓初集·寿泉集拓二集》影印本等的先后出版，使人们对四十年代初成立的中国泉币学社各项活动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戴志强先生还说到学社例会活动和寿泉会活动“在五六十年代又有续弦”的情况①。唯1946年3月中国泉币学社第二届社长陈仁涛率眷去了香港，继后副社长罗伯昭又因事去了重庆，泉币学社一度曾无人主持。因此，在四十年代后期泉币学社是否还存在?如果存在又由何人出面?有没有对外界发生过影响?一份民国卅七年(1948年)九月二十五日由德高望重的丁福保先生以中国泉币学社社长名义向当时上海市社会局以及财政部的呈文副本，作出了解答。

　　该呈文副本，为马定祥先生生前所藏，我们最近在整理其藏品时发现。原用两页长222毫米、宽165毫米的打字纸打印。呈文末尾，分别盖有楷书“泉币学社”及篆字“丁福保字仲祜”两个红色印鉴。原文没有标点，现试加标点后，将全文抄录如下(封三)：

    呈为呈请对于我国历代有关文化之金质古币、银质希币，恳即明令依照金饰、银饰办法及援用财政部卅二年规定银币、银类兑换法币之条文，准许人民继续持有、转让，藉保国粹事。窃查我国政府自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三日颁布施行法币政策，规定流通硬币限期收兑，但对于有关文物或纪念物品之金银质古币，并不规定在收兑范围之内。迨三十二年九月廿三日，财政部重申前令，复公布银币、银类兑换法币办法，其第一条规定：“凡持有银币、银类者，应送交就近收兑机关兑换法币，但左列各款不在此限，一、工业、艺术或其他必须用为原料之银类，经政府许可者；二、古币、希币或有关文化之银质古物；三、确为现时服用之银制成品。”具见政府对于保存古币文物，认为有维国粹必要之至意，仍许人民对古币、希币持有及转让。但此次政府改革币制、颁布《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对于有历史性之金银古币、希币仍许持有一条未见明令规定，以致无所适从。按具呈人所设立之泉币学社，为全国泉币爱好之士所组织，成立已逾廿载，在钧局亦早登记有案，并曾刊行《泉币》杂志，原系仿照欧美钱币学会(NUMISMATIC ASSOCIATION)之同样性质，专事研究及交换钱币为宗旨，而该会亦以我国金银质古币、希币为其中重要之一部门。查美国钱币学会，总会有会员一万五千人之众，分会不下有五十处之广。世界各国，亦莫不皆有同样之组织。具呈人之社员虽未满百，但历年对于本国币制均能悉心研讨，曾经印行考古书籍，刊发学报，且与欧美各国互通声气。上年，本市藏家有人被邀赴美，纯以中国希见之金银古币在华盛顿博物院展览，并在财政部曾经备案，因此有关中国文化之希币竟极博得国外之盛誉。会员中有前任财政部顾问之西人阚恩君者，就其搜集之中国金银古币正在埋首著为专书，几经寒暑，不久即将问世。阚君最近且在大陆、字林各报(见九月八日两报)揭载其个人意见，建议此次币制改革对于古币之保存，政府亟应规定。凡此诸端，具呈人虽成就者尚小，而影响所及者实大，不但对于币制沿革长留麟爪，即对国粹保存亦不无微劳。此次政府改革币制之重大措置中，对于前述古币一事未予论列，将来难免发生误会。且查《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对于纯属装饰奢侈用品之金饰银饰，尚且准予人民继续持有及转让，则有关我国历代文化之金银质古希币物，更宜保存，庶免毁灭国粹。具呈人鉴于斯，故特呈请
钧局鉴核，仰祈转呈

财政部，对《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予以补充解释，准许人民持有及转让金银质之古币、希币，庶几我国文化古物得与欧美友邦相互争光，实为公便。谨呈
上海市社会局，转呈
财政部。
    具呈人 中国泉币学社 设安福路七号
    社长丁福保 年七十五岁 无锡人
    住大通路瑞德里六号
    “泉币学社”(章) “丁福保字仲祜”(章)
中华民国卅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附呈《泉币》杂志壹本)

　　呈文的中心议题，是要求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能对《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予以补充解释，准许人民持有及转让金银质古币、希币，从而使有关我国历代文化之金银质古希币物得以保存，免于毁灭。

　　其起因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为发行金圆券，以搜括民间金银，颁布了《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作为《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附件之一。其中提到：“自本法公布之日起，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在中华民国境内禁止流通、买卖或持有。”“人民持有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国币券者，应于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委托之银行”“兑换金圆券”、“购买民国三十六年黄金公债”或“存储于中央银行”。“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一律禁止携带出国”。“不于限期内兑换或存储者”，“其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国币券一律没收”等②。条文中尚有“人民持有之金饰、银饰准许继续持有及转让”，却并无“允许人民对历代有关文化之金银质古币、希币持有及转让”的字句。这对于专事收藏和研究我国历代金银质古币、希币的钱币收藏家来说，犹如当头一棒，“无所适从”，以至连担任过财政部顾问的外籍人士、中国金银币收藏家耿爱德(即呈文中的阚恩君，其时正在整理其《中国币图说汇考》专著)也在9月8日于大陆、字林两报上就金银古币的保存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个人意见。作为中国泉币学社创始人的丁福保先生，更是责无旁贷，毅然以中国泉币学社社长的名义，援用财政部在民国二十四年及三十二年所规定银币银类兑换法币之条文中尚有“古币希币或有关文化之银质古物”“不在此限”的条文③，有理有据，义正辞严地向当时上海市社会局、并通过市社会局向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呈上了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呈文还介绍了中国泉币学社的活动情况：
　　文中说：“泉币学社为全国泉币爱好之士所组织”，社员近百人，“成立已逾廿载。”大家都知道，中国泉币学社创办于1940年5月，至1948年仅八年。但在此之前，已有1936年成立的中国古泉学会，至1948年已有十二年。更有在1926年首办的古泉学社，至1948年整整有二十二年了。故丁老的提法是有根据的。

　　文中提到：“上年本市藏家有人被邀赴美，纯以中国希见之金银古币在华盛顿博物院展览”，“竟极博得国外之盛誉”。这是中国金银古币在国外引起高度重视的实例。该藏家我们认为是施嘉干先生。这可在施氏所著《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之“编辑缘起”中找到依据：“编者于1946年有第二次赴美考察工业之行，同时应旧友之招，曾在旧金山、华盛顿两处，于货币**中，作中国硬币(本书称铸币)之演讲”。“美人酷好中国硬币者颇不乏人，出其私藏，来相质询”。书中还提到：“美国最大集币会之一，有会员一万五千人以上，各城市亦有同样之会员数十人至数百人，而大小会不下百数”。“况世界各国均有此种**，为数当不止盈千已也。”④丁老在呈文中所述世界各国钱币学会情况，显系来自施氏访美归来之介绍，同时也反映了当年中国泉币学社“与欧美各国互通声气”，开展国际间学术交流的情况。

　　呈文称，泉币学社成立之后，“历年对于本国币制均能悉心研讨，曾经印行考古书籍，刊发学报”等等。事实正是这样，诸如《古钱大辞典》、《古泉学纲要》、《历代古钱图说》等等，都是这一时期所编纂的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另外，早在古泉学社时，即曾刊办过一期《古泉杂志》。中国古泉学会成立后，又创刊了《古泉学》季刊，并连出五期。中国泉币学社自1940年7月至1945年9月，更连续编辑出版了《泉币》杂志双月刊达三十二期之多。呈文末尾有“附呈《泉币》杂志壹本”字样，正是为了宣传其学术研究成果，肯定泉币学社的历史作用。

　　丁福保先生在呈文中还不无谦虚地提到自己“虽成就者尚小，而影响所及者实大，不但对于币制沿革长留麟爪，即对国粹保存亦不无微劳。”确实，丁老在泉币学方面的学术成就是举世闻名、有目共睹的。正如马定祥先生所称：其“编著之勤，鲜有与之匹者”，其著述的“历史功绩，将永远不会磨灭”⑤。

　　而这份向上海市社会局及向财政部的呈文，同样是丁福保先生为钱币收藏与研究争取应有地位的力作，是中国泉币学社的重要文件，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注释：
　　①引自《中国泉币学社例会记录》(影印·校注本)“序言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3月版。
　　②引自《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见第753～755页。
　　③同上，见第184页。
　　④引自施嘉干编《中国近代铸币汇考》，1949年6月出版，第2～3页。
（录自《中国钱币》1996年第3期）

懒禅

段炼

　　最近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征集到一批名人信札，其中有一封丁福保致叶恭绰的亲笔信函，附有实寄信封(图1)。信札长300、宽205毫米，原文如下：
誉虎先生鉴敬启者：

    吾国古泉以悠久之历史、精美之制作，冠绝欧亚古今。彼日本通都大邑咸组集团，相互研求，不厌其详。反顾国内独付阙如，不无遗憾。吴稚晖、张静江、张?伯诸先生有鉴于此，拟发起组织中国古泉学会，遍征同好，冀有所发明宣扬。拟乞赐衔倡导，众望所归，收效自宏。而会务前途必臻发达也。如蒙慨允，尚希示知。俾资遵循为祷，耑此敬颂

    曼福
    弟 丁福保敬启

    (无锡丁福保印)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祐，别号畴隐。原籍常州，生于无锡。擅长数学、医学、词章考据学等，著作颇丰。尤喜好泉币，著有《古钱大辞典》、《历代古钱图说》、《古泉学纲要》等专著。曾任中国古泉学会会长，中国泉币学社社长等职。

　　叶恭绰(1880—1968)，字玉甫，又字誉虎，别署矩园，广东番禺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为国民党元老。曾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等要职。擅书法、精鉴赏、收藏甚富，1935年上海市博物馆临时董事会成立，叶恭绰出任董事长。

　　另外信中提到的吴稚晖、张静江亦为国民党元老，政界显要，张?伯系明华银行总经理，都是社会著名人士。可见当时钱币收藏已登堂入室，古泉研究日益兴起，成立集藏研究组织已成必然趋势。叶恭绰时为“党国元老”，热心公益事业，在社会各界都具有相当的威望，因此丁福保请他领衔发起，以扩大中国古泉学会的影响。后来，古泉学会成立，丁福保请叶恭绰任会长一职，叶恭绰坚辞不就。他说：“古钱与历史学、经济学互相关联，但我已研究史料过多，不能精专于此了。”只答应出任副会长之职，并欣然挥笔为该会会刊《古泉学》题写刊名(图3)，这是后话。在这封信上还可看见叶恭绰的亲笔批示：“七月九日复赞成”。很显然，叶恭绰对于丁福保发起成立中国古泉学会之事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赞同，而且更是在行动上全力支持。

　　1936年初，中国古泉学会正式成立。丁福保任会长，叶恭绰、张叔驯任副会长，理事长为吴稚晖。会址设于上海梅白格路(今新昌路)204号。这是中国第一个研究钱币的学术团体，该学会以组织学术讨论为主要活动形式，成立后共举行了9次活动。同年6月又创办会刊《古泉学》，共发行5期。可惜中国古泉学会仅仅活动了一年多的时间，因1937年“八·一三”淞沪日军进攻的隆隆炮声中国古泉学会停止了活动。1940年春，丁福保、张?伯、张叔驯等人于上海再次发起成立了中国泉币学社，是为中国古泉学会的恢复和改组。丁福保以其在钱币界崇高的声望再次当选为中国泉币学社社长。

　　可惜此信函没有署明年、月、日期，信封上的邮戳较为模糊，时间已不可知，据推算应为1935年7月之前。这一信函展露了中国古泉学会成立前尘封的一段往事，极具史料价值，不失为一件珍贵的文物。

懒禅

可居

　　彭信威先生病故于一九六七年，到今年三月，是十九年祭。对于一位默默耕耘而有成就的学者，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其名著《中国货币史》至今仍受到重视，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信威先生生于一九○八年，江西安福人。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后于一九二八年官费至日本，就读师范学校，学英国文学。及至“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归国，在上海神州国光社从事编辑工作。一九三五年赴英国游学，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听过课，又旁听牛津大学英国文学史，其间曾在一间夜校攻读法文。彭氏自少时喜文学艺术，为研究欧洲文学而学多种语种，原未想到来英国后，却转而致力于货币史，并且日后终生专攻此学。其在伦敦两年间，生计甚为困难，曾为出版商翻译过中国民间故事和给人抄书以糊口，为的是在大英国图书馆抄阅货币史资料。一九三七年回到香港后，出任香港中国银行襄理，此为写货币史进入银行界者。一九四一年到重庆，在复旦大学任教，出版过《银行学》一书。解放后，继续在复旦经济系任教。

　　概括来说，他的前半生的大部分时间，为写货币史作准备，后半生则是专心撰述。六十一万字的《中国货币史》，是从一九四三年着手，历时几十载，其间数次易稿，至一九五四年方始初版面世。此后三年中，作者对全书做过一次大幅度修改，压缩十一万字，一九五八年出版第二版本。至一九六二年，又完成生前最后一次的七十七万字的增订稿工作，即一九六五年三版《中国货币史》的底本。从初版问世，到完成最后一次的修订稿，八年间三易稿，其治学勤奋与一丝不苟精神以至如此。此书几经修订，全书结构并无变动，三种版本均为八章二十四节，只是对某些章节子目做了一些调整，基本观点一脉相承，显示出彭氏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前后一致性。他将历代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物价、货币理论、货币史、钱币学、信用机关等类内容，组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是对中国货币史总体设计上的创制。全书不仅以体例谨严和征引文献资料丰富见胜，而且重视钱币实物和考古资料，对国外货币史事也时作比较引述，故此书特点是说理辩义性强。试举三事为例:

　　(一)过去的货币专史，重视实物图录的甚少，而钱币学家的著录，又往往不问货币史研究的成果，存在两相脱离现象。唯彭著《中国货币史》初版，收货币图版九十一幅之多，及至第三版增到一百二十二幅图版，均按货币原大影印。在同一类著作中，鲜有大量采用图版的，自彭先生开图文并重风气之先，在货币史研究领域中堪称是一次有意义的突破，也是他强调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一个范例。

　　(二)此书类例统一明确，各章节内容充实而相互关联，浑然一体，但如分析开来，则各自独立成篇。设使依类相从选辑编次，便可成为简编专史。河南省钱币学会尝从第三版《中国货币史》中，辑出历代钱币学专文六篇，编印为中国钱币学简史性质的专集，颇受读者欢迎。举此可知，即就推广钱币学知识而论，其贡献也是很大的。

　　(三)史称金章宗铸过承安宝货银币，往昔没有实物流传下来，《古泉汇》也说未见过，而在旧谱中则有大如折三承安宝货圆钱样，前人多已论为赝鼎，可能是乾嘉间旧作。别有小形圆钱，也是后铸，当是依史文杜造出来的。鉴于旧谱伪品杂出，难免有歧说(近时专著中，仍有举证承安宝货铜钱者)。然则，信威先生早在黑龙江省发现承安宝货银铤实物之前二十年，已作出如下精审论断:

　　章宗承安二年(公元一一九七年，南宋宁宗庆元二年)铸造承安宝货银锭，自一两到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不过承安宝货没有实物遗留下来，钱币学家和收藏家所见过的承安宝货，都是铜钱，而且是方孔钱。史书虽没有说明它的形制，实际上恐怕是铤形。所以铜钱系假造出来的。如果当时确有铜钱的铸造，那就同天兴宝会铜钱的性质差不多(见《中国货币史》，第三版五五○页)。

　　此据翁树培《古泉汇考》转引《敬斋泛说》中，有“金道陵承安中，以白金一两铸作小银锭，直二缗”一说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论点不仅与《金史》之说相合，且从一九八一年黑龙江省发现錾文“承安宝货壹两半”银铤得到验证，实物铭文并可补史书缺略。其研读史文之审慎，非同一般。

　　总之，彭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优点甚多，三十多年来享有盛誉，但也不是说毫无缺点，如有些引述是采用转引资料，没有见到原书，难免未尽详实。而作为一部近八十万字的巨著，出现某些忽疏处是可以理解，如天假以年，他会修改得日臻完善的。

　　我和彭先生是一九六三年在上海认识的。从最初接触中，感到他是一位思路敏捷而严肃的人，但兴致所致，也颇为健谈。有一次，从他买到一件袁寒云山水扇面，谈到绘画艺术，因知喜藏名家书画，对广东名画也饶有兴趣。后见托在广州代买一部汪兆镛《岭南画征略》，附印的手书，是他收到书的回信。论年龄和学识，彭先生是前辈，我和他接触少，了解不多，不合适写这类小文。转念一想，既有一段文字缘，虽不能全面介绍其学行，记录下某些旧事也是应该的。于是，略述所闻如此。

　　附记:有关彭先生履历方面的资料，是蒙彭夫人韩绮芸同志提供的。因志于此，并致谢意！

懒禅

我与罗伯昭先生从来未曾谋面。听说罗伯昭先生是在我1985年从事钱币研究之后，而逐渐认识罗伯昭先生，却是通过他撰写的文章和收藏的钱币。

　　罗伯昭先生(1899—1976)，曾名罗文炯，号沐园，四川重庆人。先生幼敏于学，早年就读于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主要经营桐油生意，事业有成。抗战爆发后，罗先生因不愿与日本人合作、发国难财，遂毅然放弃经商，潜心于钱币收藏与研究，其志节之凛然，品格之高洁，至今想来，仍令人感佩不已。1940年罗先生与丁福保、郑家相、王荫嘉、张絅伯等人一起创建中国早期钱币学术团体“中国泉币学社”，创办《泉币》杂志，并将自己的家(上海安福路七号)作为中国泉币学社的活动场所，而且大力资助《泉币》杂志出版，又在每期撰稿，创见性地抒发自己对钱币收藏与研究的心得，独树一帜，对钱币副业的发展和学术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中国现代古钱币著名收藏家，罗先生所收藏的钱币不仅遍及中国古今，其收藏的质量之高也是屈指可数的。丁福保先生曾评价云:“伯昭在同好中年较幼，好泉较晚而癖嗜之，深搜罗之勤，余叹不如。其所藏虽不逮叔驯仁涛，然箧中不乏新颖可喜之品，两宋銕范尤为可观。”杭州泉人张晏孙则曰:“罗君伯昭深于泉学且富收藏，久为同好所推崇，比来搜集益勤，所得尤多珎美，在昔移雄巴蜀，个且争长中原，为南张北方之劲敌矣。”(《沐园四十泉拓》题辞)这些评价确非溢美之词。《沐园四十泉拓》一书，是罗先生于1941年为庆贺自己四十岁生日遴选自藏四十珍品集拓而成的。该书收录的钱币有:’西周”圜钱、景和、六铢、乾元重宝背十、天成元宝、鎏金天策府宝、乾封泉宝背天大铜钱、保大元宝背天、永平元宝、祥符元宝折三型铁母、天圣元宝折二铁母、熙宁通宝折三铁母、元丰重宝、绍圣通宝背施铁母、绍圣通宝大字、元符重宝、政和重宝铁母、靖康通宝篆书大字折二、靖康通宝铁母、建炎通宝铁母、乾道元宝铁母、淳熙元宝背利折二铁母、贞祐通宝、大朝通宝银钱、至元通宝背玉篆书、咸丰重宝宝河当五十木雕母等。这些钱币均为一时之上选，而先生的眼力，亦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在当时，罗先生与罗两位钱币界泰斗方药雨、张叔驯一起共享“北方南张巴蜀罗”之盛誉，当非幸致。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泉币》及五十年代罗先生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钱币留拓中，进一步领略到罗伯昭先生之收藏水平:“音刀”直刀、“垣?”布、“文雁乡”三孔布、“市坪”圜钱、壮泉四十、大蜀通宝、天策府宝铜钱、应感通宝、应运元宝、祥符元宝折三型铁母、元丰重宝、天禧通宝折二铁母、绍兴通福背四大钱、中统元宝、大元通宝小平、巴思八文大元通宝母钱、弘治通宝大钱、天启通宝篆书折二、洪熙通宝及清代雕母等等。这些钱币举世罕见，多属大珍品、大名誉品，对研究中国钱币铸造与流通所具有的重大历史价值，不言而喻，充分反映出罗伯昭先生超凡的鉴赏力与胆识。更难能可贵的是，罗伯昭先生将自己几十年的心血，义无反顾，化私为公，慷慨捐赠给国家，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表现出一位知识分子崇高的思想境界。

　　罗伯昭先生不仅是一位收藏大师，而且对钱币富有研究，所撰所述，无不散发出真知灼见，可谓是泉币界少的“研究型”藏家之一。仅在1940—1945年出版的《泉币》杂志三十二期中，罗伯昭先生先后撰写或提供藏品的文章就有一百零一篇，平均每期有三、四篇之多，著述之丰，令人叹为观止。先生治学严谨，文章讲究实在，一点一滴，有感而发，言简意赅，虽廖廖数百言，而立意深远，足启后人之思者每每可见。罗伯昭先生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考述，一是鉴赏。在考述文章中，罗先生广征博引，阐释发微，《临安府二百文省释疑》、《建武五铢范年月日考》、《太平百钱非吴制说、《珎与宝》、《再说珎与宝》、《南汉钱史》、《西川嘉定铁钱之分析》等都是掷地有声之作。在《临安腐二百文省释疑》、《再说临安府贰百文省》、《?字余音》三文中，罗先生经过大量的考证，认为产生于南宋末年的临安府钱牌，其钱文的“?”字应释读为“贰”而非“一”，所谓“考古文弌可作一，弍可作二，若从贝则遍觅字书无此?字也。字既不见经传，而强释之为一，于义终未安也。且钱牌之用，期以流通市里，出入贩夫俗子之手。果如翁氏所云，?从弌作一百，其字贤士大夫犹不识之，而盼贩夫俗子能知之可乎，其不起市井之纷争也几希。故余曰?即贰，从俗书也。”这一观点被近半个世纪后所发现的实物证实，足见先生眼光之敏锐、立论之高明。而在《建武五铢范年月日考》一文中，罗先生则力排众议，从古文字“十”和“七”入手，假以汉代年历，提出了建武五铢钱范的铭文纪年应为“建武十七年”，而不是“建武二十年”的观点，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奉为圭臬。《南汉钱史》一文，是第一篇系统研究有关五代十国时期南汉铸钱发展的文章。在文章中，罗先生开创性地将南汉铸钱分为三个时期:刘隐铅钱时期，铜钱时期和铅钱时期，这对后人了解和进一步研究南汉货币史具有指导意义。在鉴赏文章中，罗先生将考证与欣赏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考证钱币铸造和版别，而且对钱币真伪、来龙去脉，一一辨析，探赜索隐。如《泉币》第二期《绍圣通宝背施》云:“此品白铜厚重，当系铁监母泉，旋读通宝已属创见，而背下施尤奇也。考施乃施州，今湖北恩施县是也，北宋时属剑南道。哲宗本纪，绍圣二年五月置施州广积监铸钱，于史有证，尤属可贵。按今施背铁钱未见。”又如《泉币》第六期《统和元宝》:“辽钱统和变化最多，所见有大字小字之分，或背上月，或上月下星，或背无文。此品盛大字，元字不挑，宝足带隶，背上月文，白铜绿锈，色泽可爱。曩成都龚熙台藏一品，小字，元宝全仿开元，背无文，绝少，寻归齐斋。”

《泉币》第七期《建国通宝钱考》一文，可视为罗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代表之作。在该文中，罗先生究其真伪，挈其要害，详加考证，大胆推测，淋漓酣畅。首先，辨别建国通宝钱之真伪。建国通福钱以前没有见过，钱谱上也没有著录过，历史上也没有“建国”这一年号，这对于鉴别建国通宝钱的真伪来说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如果一旦确定这枚钱币是真品，那将是一个大的发现，可补历史记载之阙，这又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为了弄清该枚钱币的真伪，罗先生不辞辛劳，毅然北上，将钱取回上海，以其睿智，审视再三，断定果非赝作。“铜色金黄，膛底松花绿锈，面对黑斑，锖色坚美，权之得三公分六厘。版式狭穿大字，宝含圆贝，四字平整，一气呵成。遍查建炎各种图式，建通宝三字，决无此书体，焉能以炎改国。此钱轮郭风气，酷消政和宣和，亦逼近美制大字圣宋，其为北宋官铸钱无疑。试比南宋之制，固大相径庭也。”其次，考建国通宝钱铸造之可能。北宋时没有“建国”这一年号，但有“建中靖国”年号，确定钱币上的“建国”两字是否是取“建中靖国”年号中首尾“建国”两字，意义重大。罗先生以北宋时所铸的太平通宝钱和祥符元宝、祥符通宝为例，指出“徽宗巧技成性，或以靖国二字，不足以概括建中靖国四字之义，爰取首尾二字，一度铸钱，理或然欤。”接着，推定建国通宝钱铸造之时间。罗先生以元祐背陕钱和圣宋、宣和、政和钱相比较，指出建国通宝钱铸于陕西炉铜铁兼铸之时，“徽宗既铸圣宋，何遑铸建国乎。”并认为，“建国一度之铸，当在建中靖国元年之初，而圣宋之制，当在建国鼓铸之后。意者，建国钱乃建中靖国改元试铸品，旋以其制不合，而改圣宋欤。”最后，设想建国通宝钱应成对钱。“余按北宋钱自天圣以降，率真篆成对，今篆书建国已发现，真书建国容或有之。”整篇文章条分缕析，层层推进，极有见地。事实证明，建国通宝真书也确有其品，遗憾的是，现仅见一纸拓片矣。

　　《沐园四十泉拓》是先生唯一一本发行的专集。在书中，罗先生对所收录的钱币，或辍以绝句，或加以考证，文字清丽简约，展现出罗先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历史卓见。如对保大元宝背天钱，罗先生在书中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至今备为一说:“《十国春秋·楚世家》；乾祐三年十一月，希萼帅师陷长沙，杀希广，自称楚王。明年春，奉唐朔，称保大。九年二月甲辰，遣使入贡于唐。三月，唐以王为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封楚王。十月辛卯，唐将边镐引兵入醴陵，希萼奔衡山，希崇降。十月，迁马氏诸族千余人于唐。余按保大钱乃希萼奉唐朔后所铸，文字制作与小样銕乾封不异，背天尤为明证。”

　　作为钱币学界的晚辈，虽然无缘与罗伯昭先生这样的前辈大师相见，但通过拜读先生撰写的文章，欣赏先生收藏的钱币实物及拓片，使后学的我充分感受到了这位钱币界前辈的手眼风范。同时，也使我深深体会到，只有如先生那样，不停留于收藏之表面，而是融历史考证于一体，才能使收藏集大成，研究具新意。所以，在罗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很乐意地接受了罗伯昭先生女儿罗炯女士之约，撰写此文，以志纪念。
（录自《中国钱币》2002第1期）

懒禅

丁宗琪*　忆述　丁蘖　整理

　　蒋仲川先生，苏州名人、泉界先贤也。他是引导我对千姿百态的中国钱币终身痴爱的导师之一。我待他亦师亦友，交往是我所永远难以忘怀的。

　　蒋仲川先生生于1890年阴历正月初六，其父蒋季和先生为清末苏州著名士绅，仲川先生在年轻时即投身戎行，系陆军军需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以后长期负责军需工作。由于军内派系之争，于1933年脱离军界，回到苏州创办实业，在市郊木渎镇置有“绣谷”和“乐园”公墓。同时，在市内祥符寺巷90号购得占地数亩的某宅大园，投巨资，经三年大兴土木，落成有中式厅、西式厅、别墅式住宅楼等一座规模较大的庭园式私宅。为将其父蒋季和先生所遗大量古籍抄本妥为保管又建有书房和书库。1936年，他又创办《生报》三日刊。不久，抗战即告爆发，蒋奉命重归军队，仍掌军需，任第三战区兵站总监部少将参议。1937年秋，日寇从上海金山卫登陆后沿沪宁线进犯，攻陷南京前夕，蒋所在五十条载有大量军需物资的船队在安徽东坝水坝受阻，不能前进，在日寇追击下，部队溃逃散失，蒋本人绕道广德，入浙江，经杭州至宁波再乘船逃至上海，居拉多路多年，与王逸民合伙开办钱庄，后来经营失败，无法再在上海生活，遂于1943年潜回苏州。这里要着重提一下的是：1937年11月中旬苏州沦陷后，蒋被日寇列为“问题人物”，住宅被查封，侵占，成为汪伪特工队魔窟。所以，此时蒋回到苏州后，为躲避日寇通缉，不敢露面，外人只听说他去了重庆，我以前也以为他去四川避难，直到最近，详细询问蒋氏后人，才解开了他这段时间的去向。原来从1943年直到抗战胜利的这二年多时间里，蒋白天装扮成农民，躲在哥哥蒋伯年的庄园(即现在的东园，旧时亦称蒋园)内种地，天黑后才又小心翼翼绕道僻静小巷回到租借在?葭巷的陈氏大宅内。此时的蒋，杜绝一切交往，过着半人半鬼的生活。抗战胜利后，蒋才恢复正常生活，不久钱大钧出任吴县参议会议长，蒋任参议会秘书。

　　解放前夕，钱大钧准备去台湾。再三动员蒋也去，但蒋留了下来。原来，由于蒋家自清末起，在苏州有一定影响，而在自办的公益事业——公墓经营中又乐善好施，苏州**d地下组织亦把蒋作为“争取对象”，蒋遂打消了去台的念头。解放初期，市政府曾多次动员蒋出来做些工作，据说，希望他到政协任职，不幸的是蒋于1950年10月中风，以后连续复发三次，病情日重，瘫痪卧床，不能动弹，历时数年，于1954年阴历11月26日病故，享年64岁。

　　现在，有的文章中写道：“蒋仲川是袁世凯的外孙女婿”，此纯系误传。又“据说还曾为江苏都督程德全之属员，在军械处工作过”，亦不实，按年龄推算，程为江苏都督时蒋不足二十岁，其时正在求学也。

　　蒋仲川先生终身钟爱银币收藏，并著有《中国金银币图说》一书行世。他在民国二十一年深秋从泉友卢仙裳处购得大面袁像银币。得到此宝，他好不高兴，逢人便说“这是民国以来最名贵的纪念币了。”在他得到此币的第二天，我即登门蒋府，观赏此币。蒋对我侃侃而谈，说：“这是袁世凯穿西装的开国纪念样币，存世极少，此币之所以未被使用，可能是袁世凯不喜欢穿西装之故，袁只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仪式上穿了一下西装，为的是做给军人和国民看，现在是民国了。之后，他再也没有穿过西装。北方有人说，袁说过，穿西装太别扭，打心底里不喜欢!”对蒋的这些话，我是深信不疑的。此币四十年代中期，被误认为“属程像”，当时的蒋处境困难；经济拮据，随时都可能遭到不测，并已切断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也不可能有什么雅兴去写反批评文章。据蒋伯埙先生说，记得在一位邮友处见到过一张明信片上有袁氏西服像，经他提醒，我也仿佛有淡淡印象。但是，这种明信片却始终没有找到。如果有人要问：蒋仲川先生为什么能一眼认定此币属袁像呢?我分析：那是因为他年轻时正在北方保定求学，自己又身在军界，对政治人物和政治问题比较关心。袁氏二次就任大总统，多数人对他就任正式大总统时的情况记忆较深，而对他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场面，知之甚少。另外，此币产生袁、程之争时已是四十年代中期，对于三十多年前的往事知情者更少了……由于上述原因，才发生了关于此币的争辩。
*丁宗琪系原中国泉币学社社员。

（录自《中国钱币》1996年第2期）

懒禅

唐石父

　　今年5月2日，洛阳博物馆名誉馆长蒋若是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洛阳逝世。噩耗传来，不胜悲痛之至!谨撰小文，以寄哀思。

　　我与蒋先生的感情，不只限于我俩之间的友谊，还有对他研究成果的敬佩。相识之前，早已读过他编写的《洛阳烧沟汉墓》中的钱币部分，这是两汉五铢钱科学断代的新成果，是前所未有的认识，十分钦佩。

　　及至相识之后，时常相聚，聚必谈论钱币。一次，他对我说:“前辈古钱大家，都被我‘打倒’了。唯有你不在此列。”我说:“这话的前半，完全拥护，由衷地赞成。可是后半句就不能同意了。一则，我虽年长几岁，仍是平辈，不是前辈，当然不在‘打倒’之列。二来，对五铢钱没有研究，没发过言，轮不上‘打倒’的份。”两人相对拍手大笑，继而又谈将下去。这段记忆，印象极深，犹历历在目。然而，不幸得很，蒋先生竟然离开了我们。使我失去一位良师益友，念之不胜悲伤!

　　蒋先生与前辈古钱大家对钱币研究的资料，是大不相同的。蒋先生的资料，来自科学发掘，有二百余座汉墓出土的大量五铢钱为研究依据，通过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以及有纪年的随葬器物，用考古学类型学的方法排比梳理，对照钱币实物，得出相对年代。进而结合纪年钱范母、文献，推定绝对年代。这样获得的结论，在只有文献和流散钱币、钱范等条件下的前辈古钱大家，是根本作不到的，至于类型学研究更是作梦也想不到的事。相形之下，高低是显而易见的。蒋先生两汉五铢钱断代研究公布三十五年来①，一直是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籍。在众多的文物、考古书刊上发表的五铢钱研究文章和专著，多是根据蒋先生的型式分类结果作比较研究的。

　　蒋先生担任《中国钱币大辞典·秦汉编》主编。他利用这个机会，周游各地，访问并收集到众多汉墓出土的资料，作为编写《中国钱币大辞典》辞条的依据。这一手，远胜“翻破万卷书”的旧观念。这件事说明:他不满足于现状。要深入研究，要扩大范围到秦汉钱币全部，从全国各地收集发掘资料，可见他是要“更上一层楼”的。特别是对满城汉墓出土的五铢钱，他认为其中就有赤仄五铢钱。在《中国钱币大辞典·赤仄五铢钱》条下说:“根据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精制②五铢钱型和陕西西安汉城孟家村、后卫寨出土的五铢钱范，赤仄五铢应为刘胜墓出土之精制五铢钱。”

　　在悼念蒋先生的时候，讲上述情况，是希望我们同志继续钻研，以争取更大成就，为钱币研究谱写新篇章。至于蒋先生的研究成果，有无不足之处?在满城汉墓发现以前，并没有看出问题。满城汉墓的发现，出土了一批新资料，从而提出了新问题，才知道是有不足之处的。不过，我以为这类问题的发现，是件好事，它将鞭策我们，要求我们研究不止。

　　根据新资料修正旧认识，是逐步完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科学研究必由之路的正常现象。目前，三国至隋五铢钱的断代，尚未见新成果，可见五铢钱断代研究，不是可以毕其一功于一役的，还要后来人的继续努力，完成前人未了的工作。以慰蒋先生于九泉之下!
　　

注释:
　　①《洛阳烧沟汉墓》的编写工作从1953年7月开始，到1954年9月15日结束。1959年12月出版。
　　②精制是制作精工的意思，不是精致。
（录自《中国钱币》1995年第1期）

懒禅

〔美〕　曾泽禄

　　余久慕荫嘉先生对钱币鉴别精明，考据深审，又留心掌故，阐扬先贤，所以笔者不吝为这位古钱前辈记述其生平事迹，如有遗漏不正之处，尚望海内外贤达指正与补充。

　　王荫嘉先生字苍虬，江苏苏州人，祖籍浙江秀水(今嘉兴)，咸丰年间移居苏州，光绪十八年(1892)10月22日诞生于苏州，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父入京城，遂留在北京读书，先生之父王次欧先生自日本考察宪政返国，原拟在湖北省任官，后因病而逝，至宣统二年返苏州，前后在北京一共有五年之久，先生由京返苏州后，即留在苏州掌理家业，娶妻周氏。

　　先生喜治目录，浏览宋本，中国古典文学造诣颇深，所藏古籍版本甚丰，琳琅满架，先生尤留心钱币有关掌故，予以注解或转载，在四十年代的《泉币》杂志，先生特辟有“泉纬丛谈”，例如有绍兴二十七年御书通宝钱，万历本泉志十五卷，赵?叔手稿本章安杂说，明代蠔涌钱之载记，咸丰宝钞官票上条陈十四条，以及近代史料如张文襄公粤省购办机器试铸银铜钱全案，湖北银元局丛稿(张之洞请铸银圆折)，先生得其原稿，得知来历，询其究竟，纲目毕张，此种孜孜为学之研究精神，最为吾辈学习，身后所遗之善本悉由夫人于1954年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王荫嘉先生自北京返苏后，就跟他的一位父辈之古钱收藏家周仲芬先生(名德馨)邂逅于苏州古玩店肆，时时切磋研究，在1920年左右，先生获得嘉兴金砚云氏(名忠淳)全部藏品，金砚云为嘉庆年间的一位古钱收藏家(忠淳著有砚云甲乙编古泉考)，在金氏藏品中有不少珍罕稀品，例如大蜀通宝(后赠给蜀人罗伯昭)，铁广政，泰和通宝小平，至正之宝权钞伍分，南宋临安府贰伯文，叁伯文，伍伯文三等钱牌，以及安南刀环绍丰钱等等，由于有这些大量藏品实物可研究，加上他的古典文学基础好，研究有志，又得周仲芬先生之指点，遂渐入佳境。久之，先生之研究与鉴定古钱学问造诣日深，蜚声姑苏，与当时江浙一带及上海等之钱币收藏家，如张叔驯、郑家相、张絅伯、戴葆庭均有来往，研究讨论钱币。先生日后又得拾古斋泉，中有奇品，如半半五五、天福元宝大字等，之后又得刘铁云小部份藏品以及关渭卿藏品，其中有通行泉货面星背月，大样阔缘，以及洪武三济等。先生也得小部份周仲芬之藏品，提起周仲芬藏品之授受源流，藏家均喜知其详。光绪年间福山人王文敏氏，好古好古泉，他是发现殷商遗物古龟甲骨文的第一位，官居北京团练大臣，在庚子之乱殉难，后其藏品归刘铁云氏，加上刘氏自己先后搜集，数量巨多又精美，宣统元年七月八日刘铁云殁，享年五十三，身后藏泉见于市肆，然大部份归于吴县周仲芬，后周仲芬又得归公麟物，其藏更富矣，齐斋(张叔驯)得先生作缘，得其最精稀品十余种，然大部分归日本平尾氏，成为昭和泉谱之蓝本。

　　先生在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初旅沪期间，也时有所获，例如由上海马定祥先生获得元丰篆书折二铁母钱，咸丰祖泉宝苏小平，光绪宝福铜母钱，当年马定祥先生少年英俊，目光如炬，致力收集，往返申杭北京天津等地，获得奇珍罕品不少，先生喜爱乡土之物，素有“宝苏局钱癖，当年马定祥让给先生的咸丰宝苏祖泉，爱不释手，系之袖带，珍同拱璧。先生在战前就集成八十余种咸丰宝苏局，战后尽付荡如，可惜之甚，虽然战后重新收集宝苏局，已难得以前之成绩了。在先生最珍贵的是棋祥通宝宝苏小平样钱，现已归上海博物馆收藏。先生喜爱自己乡土之物，也能体谅他人对乡物之珍惜，当年罗伯昭笃好五代十国钱，身为蜀人，而没有乡物之大蜀钱，很是遗憾，于是先生把自己之藏品，大蜀通宝送给罗伯昭，楚弓楚得，此种逸趣韵事，遂留于钱币界传为美谈。

　　先生集三十多年的古钱，其数目在万枚以上，尤喜爱中国北宋宣和钱，明钱，太平天国钱以及清钱，对外国如朝鲜、安南、日本也有研究，早年有意以自己藏品为主，把中国古钱有系统归类起来，奈何日军侵占苏州后，苏州藏泉之一部份被洗劫一空，因此十余年之长编巨作愿望与爰搜罗之心力，付之东流，令人惋惜。所幸的是部份珍贵钱币与文稿尚由哲嗣王健舆先生保存下来，例如天德重宝背殷，此钱为殷王延政天德二年铸天德重宝当百泉，传世至罕，尤以隶体为所藏古泉之冠，爰自号曰“殷泉”，又有通行宝货背月，永乐通宝折三、棋祥通宝宝苏局，不幸的是有一张稀世彩绘《湖北官钱局银元壹大元》之祖票及文稿均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散失，1986年，藏品由哲嗣王健舆悉归上海博物馆收藏

1937年春，先生应张叔驯、陈仁涛两位先生之约，自苏州赴上海商议成立上海泉币社及出版泉币杂志等事，然适逢上海八·一三事件，遭日军兵燹，沪杭一带亦先后沦陷，翌年张叔驯先生一家移居美国，故成立泉币社一事亦暂告停辍，1938年罗伯昭先生由重庆移居上海，大力搜集古钱，提倡古泉学，钱币界顿时热闹非凡，于是泉币社之成立，寿泉会之成立，泉币双月刊出版，其一切经费大部份是由罗伯昭负责。泉币社每星期六午后四至六时半开谈论会于罗伯昭家里，当时罗家是在上海巨泼来斯路七号，专讨论钱币，并备茶点，又每月第一星期三晚上聚餐；寿泉会是由丁福保、罗伯昭、张絅伯、郑家相、王荫嘉、戴葆庭、张季量、陶庭耀、陈亮声、蔡季襄等十人组成，依时间排定，而先生为第一位寿星，是日同好公宴于罗君宅，并各位出拓三品珍泉，每品十份，分别粘订十册，名为《寿泉集拓》，各人一册，留作纪念，当时罗伯昭拓大阴大布、嘉定元宝利州，伍寿千万岁三泉，取荫嘉千万岁义也，张季量拓有王氏济荫圜钱、嘉定元宝背大吉等三品。

　　泉币杂志双月刊是在1940年7月出版，编辑者为郑家相，校正者为王荫嘉，发行者为丁福保，会计庶物为戴葆庭，先生任泉币杂志校正责任重大，勤劳尤著，每稿校正四、五遍，为了工人排字错误，又亲自到印刷所纠正，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弄得身疲力尽，后来因血压高身体不适，在1942年4月30日率眷返苏州静养，然先生仍不忘关心泉币杂志，用邮寄继续负责校正出版事宜，并同时介绍苏州社员参加，并潜心著述，当时军事倥偬，纸张印刷困难，物价腾涨，经费不足，到了最后一期胜利号，印刷费高达中央储备券六十万元，其中罗伯昭负责四十万，戴葆庭负责二十万，这样胜利号始得出版。先生返苏以后，虽然古泉古书未有新获，但与吴郡一带爱好钱币者有不定期之聚会讨论钱币，虽对古钱未有所获，但对近代银币也颇有所得。

　　有关泉币之学，先生著述良多，先生不仅注重那些珍贵钱而且也对普通钱提倡研究，这才是真正求学之道，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先生先后撰写泉币文章有百篇以上，这包括杭州之《新光》邮票杂志，上海古泉学，在上海《泉币》双月刊就有八十五篇，在日本《货币》杂志中讨论古和同银，并草珎与宝辩一文，日本田中启文推先生为中国人在其志中讨论日本钱之嚆矢。先生的文章用“殷泉”、“苍虬”、“荫嘉”、“二十八宿研斋主人”等署名，同乡俞簪一先生，台北蔡养吾先生年青时也时时求教研讨古泉之学，簪一先生出版《连理钱谱》一书，请先生为序，该书共有三十拓图，是为庆贺其而立之年，先生又为罗伯昭先生之“沐园四十泉拓”序跋，王健舆先生曾为此撰文于1987年香港钱币年刊。

　　在1943年9月先生写信给后素楼(张絅伯)的信，曾提到先生之病情，谓“近加臂痛剧烈，医谓寒湿痰之留恋，每草一文，作一书，动以绝笔自虞，多见其不支矣，然泉币之兴致不衰，一线生机未绝，病魔其如予何?看来先生的泉币之癖好战胜了病魔，先生不幸在1949年脑溢血溘然长逝，年仅五十七岁，钱币挚友闻此噩讯，无不由衷悲恸，时光荏苒，弹指已近四十年，为缅怀古钱先辈收藏家而特撰文，以飨读者。

　　最后以先生的同乡蒋伯埙先生自述作为结语:“里友王君荫嘉惠我实有足多者，君英年深思，好泉匪懈，淹博远过于余，令人钦迟不置，每乞假归省，恒将彼叠叠者，历正于君，促膝纵谈，钩奇索隐，废寝戒日者屡矣，而乐此不疲，且岂癖好使然，抑探幽入胜，醴味无穷，可以知己道而未足为他人诉其衷趣者耶”。
（录自《中国钱币》1988年第3期）

懒禅

蔡养吾

　　1999年元旦后七日，于盼望等候中的健舆学长兄寄赠之《王荫嘉品泉续录》一书，果然出现在我的眼前。细加阅读，计全书所载约215页，共列泉品达290品，除1992年《王荫嘉品泉前录》以外又见如许漏网之鱼，续录之出现，恐将荫老生前手记拓片批语，已尽在二书中矣。诚如辑校本书贡献至巨的邹志谅兄所言：“……一系列公开发表的著述背后，实际上还堆砌着层层叠叠的研究心得笔录以及十分丰富和有系统的藏品拓本。”正确地阐明了本书的要旨。本书的完成，更有志谅兄及陈浩先生二位投下了精到的批注和释文，达成了完美的程度，使人为之钦佩不已。

　　书中释平肩空首布之“同”为“铜鞮”之简及齐六字刀中“造邦”、“建邦”均以改读“返邦”为宜，符合史实，自具卓识。笔者向称战国方孔钱中“?货”及“明”为二组中较不易搜得之品，荫老断以所示拓本中一完整之“燕”字，应更正“?”为“燕”，可佩。荫老观察入微之处尚有如永平五铢有些宜隶属魏肃宗熙平，且其时已近于永安，可信。笔者曾发现北魏五铢确应有远于太和而近于永安者，经此点醒，心中存疑得一大白，足慰。

　　1983年在西汉宣帝杜陵墓内出土甚多的往时所认为是王莽居摄年间的小五铢，将莽铸旧说推翻。惜荫老早归道山，但年来尚有，苏州陈五铢、置样与大统之疑的新论、丝路出土唐大历及建中钱、南唐铁永通泉货大钱在长江出水及高邮出水纯熙铁钱等均未为荫老及身得见。哲人远去，使后学更增思念。大夏真兴及太清丰乐二钱以前者仍持无考之说，后者断似梁泉均可信。盖此二泉卅年代以来古钱学人均有考释而无定论。

　　天德重宝为荫老藏品中白眉，笔者昔年曾请一观，终以1949年烽火中离散而未如愿(此已详记于笔者即将出版中国古钱讲话之附录“古钱余话”中，读者可参考之)。

　　宋钱中珍品罗列可观，如咸平省宝、熙宁旋读、篆元符阔通、铁庆元背七(因六年已诏改明年为嘉泰)、嘉泰同三试范铜小平钱，并述出因热衷东瀛皇朝十二品，将此珍泉易一“饶益神宝”，古人癖钱率真处皆类此、端平铁母及嘉定铁钱铜试铸于获入箧时喜跃之状而特撰一长题。淳祐通宝小平钱令笔者回忆到昔年港估持来一品，因议价不合而入他人之手，令人怅然久之。至今只见折二、当三之出现而小平始终未见。关于文政和通宝小平笔者曾藏一对(衡门续谱四十二号见载)，其中一枚即所谓：“四字均楷书式，通宝二字仿自崇宁者。”(见本文拓1)。宋初李顺蜀中起事所铸应感、应运钱，荫老得之十年后又转归沐园。笔者古泉余话中载有台北藏家张君自四川购得之应运铅钱，已审为铜品同范之铅铸，可改变辽钱之说。

　　金元钱拓中可称者，如阜昌重宝篆楷成对，大定阔缘注谓“夹银”或可信，今一般都称白铜。而贞祐通宝小平确属罕见。元代钱中，笔者亟赏一枚至大通宝折二者。至正背八思巴文三种面值，五个年期，笔者曾搜齐十五枚全套其中以“寅”及“午”年者为难得，续录所列，即此二种。权钞钱五种集全不易，续录二枚均为全套五枚中之最难得者。洪武三福忆于1969年时笔者曾见一枚，怀疑多天擦身而过，其文字版式与续录载品完全雷同。天启十一两密为集齐天启套钱中主要之品，传世极稀，读者可参阅衡门正谱七三及续谱七八——八二诸号，当年即因得此密背大钱而编入。荫老注泰昌重点通为十年创见，笔者有一异泰即泰字足右并列二点(见附拓2)，遍查旧谱及讯及藏钱好友，咸不知有此枚。

　　清初试铸之“试铸大吉”与另枚背“宁”字者，以及“道光通宝”背“壹钱”、“壹分”二枚，至今仍不易见。清代年期较近，故雕样、试铸尚易。但自两岸开放以来，钱市每见新刻清样钱出现，或云北京有高手摹刻，姑存疑。惟荫老生前卅年代所见，皆可靠之珍品。咸丰钱中珍稀如林，如宝陕钱局、小平广局，肉铸计重一两五钱、背浙当五十、武局当五、巩局部颁钱等。祺祥、同治当十及背桂、广等样钱。至奇者光绪篆书背日月钱注云宝福局产，惜台湾终未见此品之出现。

　　太平天国小平阔字天国背圣宝及当十之仿宋字及荫起文大钱均可贵，平靖胜宝右营及通宝篆“中”字、嗣统通宝等都令人瞩目。而皇帝通宝背圣、天朝通宝背永、开元通宝背武及太平通宝背文四钱在今日罕见之情形下，颇为难得。

　　他钱类中之福建省造二文最为特出，其他如银币、铜元及日本、琉球、朝鲜、安南等均具东南亚地区珍钱之身份。荫老更详细地揭示出若干膺鼎伪钱为同好参考，可赞。

　　纵观此前后二录，已将荫老生前所摩挲手批之钱品，为古钱后之来者开一更广阔之视野，其中所含珍贵史料，足可云是钱谱，亦是读本。故本书之付梓嘉惠于钱友，厥功至伟。此项珍钱史料赏拓之资讯传世，实有助于古钱之发扬且有其肯定性的正面贡献。
　　

（录自《中国钱币》1999年第2期）

懒禅

  王宇　王琳

　　蒋寿銈字伯埙，江苏省吴县人，他多年在邮政部门供职，对邮票艺术及其收藏造诣颇深，曾为《新光》集邮杂志的编委之一。同时，蒋先生又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钱币收藏家。故而，在他的倡导、努力下，《新光》杂志辟有副刊，专供钱币学者发表文论。蒋先生与泉界巨擘丁福保、张叔驯、陈仁涛、戴葆庭等互有往还，交流有无，成立泉社、创办泉刊，奖掖后人，促进了钱币研究。但人们一般多不知晓蒋先生与大连泉界与东北泉界及朝鲜、日本的同行也颇有缘份，曾十分积极参与这些地区各个泉会的相关活动。

　　二十年代，大连的中日古泉爱好者成立了大连泉友会，定期聚会，观摩藏品，交流体会，互通有无。泉友会还创办会刊，选登会员收藏的精品，以及有关钱币的研究文章。泉友会组织得力，活动丰富，影响愈来愈大，同省内、东北及国内外各方面的联系日益广泛。泉会将会员分为正式会员、赞助会员，在东北居住者为正式会员，在东北以外地区者可为赞助会员。蒋先生不失时机地申请入会，1933年加入大连泉友会，成为赞助会员。他积极参与泉会的活动，几乎每期会刊都可见他的珍拓。只是受会刊篇幅所限，每期蒋先生只送一纸泉拓，到1936年，他在该泉友会共发珍泉拓片近20件。有流通币，有压胜钱，有中国币，有安南币，日本币，还有中欧国家匈牙利币。所发之蒋钱均有其特点。其中“平靖胜宝”背“御林军”、阴文的满汉文“天下太平”钱、当十“崇祯通宝”、匈牙利1674年银币、安徽铜币等更是极罕见的珍品。

　　1934年底，朝鲜的泉币爱好者们经过努力，成立了“朝鲜古泉会”，刊行《海东》。蒋先生同崔活泉，浦田凡泉等大连泉友会的骨干们一样，踊跃地给《海东》投稿赠拓。到1936年9月，《海东》发行9期，每一期都有寿銈之泉。

　　在加入大连和朝鲜的泉会的同时，伯埙先生还与日本泉界建立了联系。1930年前后，他加入了日本的“东洋货币协会”。此会是日本很早建立起来的泉币组织，其前身为“东京古泉协会”，成立于1899年，当时是日本最大的钱币爱好者组织，会员不仅遍布日本诸岛，并吸收大量中国、朝鲜等国同好。蒋先生不仅自己积极参加活动，1935年，还介绍张贻孙参加“东洋货币协会”。

　　今天，我们翻看这几份会刊，不仅能看到蒋先生的珍泉，还可知晓他的几种藏泉印，还有他出售、收购古泉的活动，以及他从1930年到1943年间迁徙的情况等。

　　三四十年代，社会动荡，蒋先生生活也很不安定。1930年，他供职于四川重庆邮局，1932年转到江苏苏州，1937年迁到浙江，1938年又一度在上海，1941年在浙江的丽水县邮局，1943年又调往浙江省龙泉邮局……

　　1936年以后，蒋先生忙碌于同国内泉家一起筹建泉学社，创办《泉布》，又由于战争等原因，他逐渐减少了与大连等地泉会的联系
。
　　蒋寿銈先生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参加上述各泉会的活动，广交了朋友，扩大了影响，为中国货泉整理研究做出了贡献，我们特草此以志其事。

（录自《中国钱币》1995年第2期）

懒禅

关汉亨



　　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生于浙江温州。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考古学家。建国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①。三十至五十年代，郑氏为抢救和保存我国民族文化、国宝文物及珍贵的古代版本书画等作出巨大贡献。其中一次在五十年代初，主持收购流至香港的陈仁涛藏泉，经过一翻努力，最后成功地将这批珍贵古货币收购回国，受到钱币界人士的称颂。四十年前即1958年10月，郑氏在出国访问途中不幸殉难，无疑是我国文物界及文学艺术界的一重大损失。


　　金匮室主陈仁涛(长庚)为上海富商，浙江镇海人。生于本世纪初，自言比张叔驯小两岁，五十年代末期病逝于香港。生平喜好收藏，精于金石文字。三十年代初得清钱名家张絅伯的指导而爱上古泉，于是广事搜罗，收藏渐富，多位泉家旧藏尽入其室。陈氏与?伯情谊甚深(一说他是张絅伯的干儿子)。1934年春，由张氏作缘，仁涛出价十余万元购得方若旧雨楼全部藏泉。


张絅伯曾有一段文字记述：“陈子才智过人，雄心勃勃。即得方藏，意犹未足。近年所收钞版，钱范以及金银铜币，增益奚啻倍蓰，足为原藏生色。学识鉴别与时具进，异日成就，未可限量”②。张、方、罗、陈四家之藏，陈氏已占其二。由于得张絅伯、戴葆庭、马定祥等人提供钱币藏品，至四十年代后期，陈仁涛已收集到迄今我国最完备的一份古货币，其中不少是硕果仅存的稀世珍品。例如北魏天兴七年金质方孔钱，宋“行在会子库壹贯文省”铜钞版等。陈氏在《金匮论古初集》中曾自述：“余嗜古成癖，从事弥勤，孜孜矻矻二十余年，无论金石、瓷玉、泉币、书画，凡见闻所及确信为至精至稀之品，而可以货财相市者，辄不惜重价，多方访求，务期致之而后快。日积月累，所聚益伙”。“盖余之收藏货币最富，自周逮明清以至现代凡金属之铸，钞券之行，莫不粲然大备③。五十年代初，香港学者徐镕先生观看过陈氏藏泉后评说：“金匮室所藏历代货币，多逾万种，孤品尤伙，皆故宫之所未备”。上海解放前夕，陈氏离沪赴港，金匮室珍藏亦编号集箱运出境外。五十年代初期，陈氏有意出售其珍藏钱币，再次通过张絅伯作缘，提出以半捐半卖形式，将整批钱币售予国家文物局，并索价港币七十万元。


此时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正筹备组织一个收购文物小组，积极回收流至香港的珍稀版本及古代名画。当郑氏获得陈仁涛有意出让藏泉的讯息后，立即写信给在香港做具体收购工作的徐文垌先生(徐文垌字伯郊，浙江吴兴人，系文物版本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哲嗣，由于家学渊源，对古籍版本研究颇有心得，伯郊曾任上海市银行经理，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五十年代〔1951至1955〕在香港为国家秘密收回流出的国宝文物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卓著。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曾接见徐伯郊，勉励他继续做好工作)。1951年4月郑振铎给伯郊的信中写道：“收购事，拟成立小组，由兄负责接洽、鉴定并议价事，由中国银行沈经理及温康兰二位负责付款等事，由你们三人成立一个小组，如此可省责任过重也”④。在另一次通讯中郑振铎谈到：“如何在港组织一个小组，来主持收购，如何把已购之物带穗等，这些问题，正在与有关方面商谈中。我们的收购重点，还是古画(明以前)与善本书，因其易于流散也”。


在同一信中郑振铎提出：“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陈仁涛的一批古货币。这一批东西是重要的，但其中颇有波折。这一批古钱的所有权，是陈仁涛与张絅伯共有的(张占十分之一)。曾把陈的目录和张研究一下，张深知其收购的经过(大半是他代经手的)，且也曾代为进行出售过。有几个问题必须先行解决，才能决定收购与否?(一)陈托张代为出售时，只索价港币七十万元(有函为证)，如今我们出了九十万元，可见陈之狡猾异常。你赴港时，只好推翻前议，以他从前所索之价为准。如不肯卖，只好暂搁一下。否则我们凭空多出了二十万，实在交代不过去，我们必须对人民负责。(二)目录中物，重要者均在，但能不能担保(陈)不以伪换真呢?如被换了重要的几件，则全部的东西便顿然减色了。故必须查对目录，更必须审定是否原物，如何审定法子呢?最好是在穗，即先将古钱运穗，验明无误后，才能付款。万不得已，只好在澳门，或先将款提存某银行，双方(我陈)签字为凭。俟验明后，才由双方签字提款。这个办法，他是否同意呢。(三)如果陈对以上二点均同意了，如何把这批古钱，安全的运到穗呢?(必须不让它出半点差池)以上三点，请先行研究后，即函告我为荷”。郑氏特别强调：“古货币如能在七十万上下收下最好，最多不能超过八十万，因陈君向张絅伯说过，是半捐半卖也”。


　　关于购买古钱的费用，郑氏在另一信中亦提到：“陈仁涛古钱币事，因今年(1951)第二季度经费已罄，拟专案办理，另请专款，想可以办得到的。张絅伯已有书面的详细说明送来，拟于第三季度办理，但价值方面，最好能够减少”。1951年8月及12月，郑氏给伯郊先生的信中再次谈到收购古钱专款一事。“在本年度因预算不多，需在明春才可付出”，“陈仁涛的古币事，正在向中央请款中，一俟决定，即可汇交(广州)朱(光)市长，大约明年春初，当可有办法”，“你可照已定的办法做，……当请张絅伯先生亲自到穗一行，他的一成款子，如何扣除，等和他接洽后再告。此事迁延甚久，甚以为歉。此刻已成定局，只要款到，即可进行了”⑤。1952年春当专款批下，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八十万港币成交⑥。这批珍贵的古货币，包括历代发行的金、银、铜币以及纸钞和钞版等，共17000余件，又重返祖国并入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徐伯郊在香港还先后收购不少国宝级重要文物，包括故宫珍物王献之、王珣的二希法帖(即《中秋帖》、《伯远帖》)，唐·韩滉《五牛图》，陈澄中的善本书，潘世兹捐赠国家的宋、元刊本百余种等等。这是另话，本文不复赘述。珍宝钱币文物得以保存，不至流散于海外，国人为之庆幸也。郑振铎、徐伯郊诸君孜孜不倦的努力，实在功不可没。


注释：
　　①李华兴主编：《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459页。
　　②丁福保主编：《古钱大辞典拾遗》张序。
　　③陈仁涛著：《金匮论古初集》自序。
　　④⑤刘哲民、陈政文编：《郑振铎生平书信集》380页、384页。
　　⑥陈福康著：《郑振铎传》。
（录自《中国钱币》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