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收藏家的故事[连载]

懒禅

方地山(1872-1936年)，名尔谦，以字行；又字无隅，别署大方，江苏江都人。与弟尔成(泽山)少时在乡里并负文名。《古钱大辞典》有传。

　　地山初治经学，娴于辞章，擅长书法，对金石书画和古籍版本诸学多所精通，尝延为袁世凯西席。居天津20年，唯泉币是好，晚来以精研泉学著称于世。以其赋性放达，虽寝馈于古泉间，却不作著述传世想，遗留下来的言泉文字甚为少见。他的友人宣哲(愚公)所撰地山小传中，引录方氏《述钱德》一文，乃其罕见的专论文章。移录于下:

　　金文多阴款，钱独用阳识；钟鼎彝器虽有文字，傅以无文之铜，或数倍至数十倍，钱则无文字处之铜最少矣；彝器文多古籀，古钱中刀布即具此体，而唐以后钱，篆、行、草、隶各体备焉；金文之书者，皆无主名，唐以后钱出御书或书家之手，史传可征、金文取证经典，穿凿附会，强半曲说，其时代尤滋聚讼，钱则面文既多纪元，其铸造所在地及钱监之名，时见幕文，视正史《食货志》尤可信；作彝器者，虽多属王朝侯国世禄之家，然市粥之物亦不少，铸钱督以专官，为一代经政，故工尤良，质尤粹，是古钱之可宝贵，胜其他古器物者有六焉①。

　　读过这段论文，可知方氏对古彝器及其铭文并非无所知，只是对古泉特为钟爱情深，故为之表述钱德。方家原是饶于资财，又精鉴赏古器物，富收藏，而因专好古泉，旧藏金石书画等名器，多出以易泉，所藏古币称富一时。民初时期，为泉坛所艳称的天成元宝、大蜀通宝和建炎元宝等大珍品，地山皆有之，其他精异之品甚多。其为人豪爽率真，其他事务不与闻，谈到某处有珍贵泉布，便精神为之一振，往往不计值购求，务求必得而后可。家无储蓄，以至晚年尝举债度日。闻其困顿时，友人资助多金，不作谢意，而有旧友困苦，犹复当年豪举，解囊相助无少吝，不以盛衰变态，故为亲旧所重。平时腰缠钱串累累，虽冬夏不去身。据郑家相先生回忆，说及他于1917年在上海会见方地山先生时的情景，饶有风趣。摘录于下:

　　松丈(即郑希亮，字松馆，民初时期的泉家)尝来沪。一日予偕(张)絅伯往访之。至四时许，同游五马路之怡园，遇(程)云岑、(邓)秋枚、(张)叔驯正在翻阅摊间占泉。未几，(宣)愚公偕大方至。大方者，江都方地山尔谦也，时亦在沪。于是围坐品茗谈泉，并各出新得，互相传观。独大方所携最多。在其衣袋间出泉十余串，每串二三十或四五十不等，大小不一。唯钱经摩擦，色泽如新，真伪难辨。串中虽多伪品，而珍希亦不鲜。内有绍定元宝大钱及贞祐通宝折二，为海内孤品。絅伯及予，均看不忍释。予戏问之曰:“先生置如许古泉于衣袋间，不亦重乎?”地山曰:“予冬日袋十六斤，夏日八斤。视古泉为第二生命也，何重之有?”地山善谈论，笑话百出，满座为之春风②。

地山不讳言所藏钱中有赝鼎，有时迳自称伪泉大王。其实他对古泉独具只眼，凡经目验的泉币，即刻能判断等次不爽。崇庆泉之真伪众论歧出，地山独排众议，出高价收之，识者无不奉手钦服。有时明知其伪，只要制作精妙美好，不惜重值收之。尝谓:五百年前旧作与新铸并列，宁取其精，不重其旧云。论者以为奇癖。郑氏称其藏泉多伪品，非贬义，乃标榜方家藏泉特点耳。

地山集泉轶闻佳话固多，然无如其为女儿订婚、出嫁一事为移风骇俗。请述之:袁克文(寒云)及袁世凯次子，为方地山入室高徒，对其师敬事惟谨，深得心传，以风流文采著声于时，有民初四公子(之一)之称，亦长于古泉学。方、袁有师生之谊，既是吟咏声党，又为孔方兄同道，过从益以深。寒云长子家嘏(伯崇)，娶地山之女方根(初观)为妻。当初双方定婚，毫无仪式及世俗礼币之赠，两亲家只是各出一枚珍贵古泉交换，算是完成了定亲之仪。乃至结婚之日，仅在旅邸中一交拜而已，地山即兴制一联记其事云:“两小无猜，一个古泉先下定；万方多难，三怀淡酒便成婚”。如此自记破俗故事，为前所未闻。郑逸梅老先生是寒云故交，熟悉其旧闻，往承寄赐所著《袁寒云的一生》③一文，因得略知这一佳话梗概。

　　地山写联文，多记风月场中事，上录联语乃述子女婚事，略及时事者，殊为少见。已故周叔弢丈在1980年7月11日致我信中有一段谈到地山联学，称:“大方先生书扇，顷已检出。兹寄去二枚，祈查收。大方先生名尔谦，字地山，江苏扬州府江都县人。幼有才子名。以擅联语名于世，有‘联圣，之称”④。在此之前，承见告大方先生书赠给他的对联和扇页不少，尚存写扇二三十把，后检出送我两把留念。两扇均未上过扇骨，是扇面高市制七寸半的大扇，两面书写，皆有叔弢丈上款。书法清逸潇洒，笔意天真焕发，气象雍容阔达，很是有点名士派头。有一位与笔者交往深的前辈，对书法研究精到，见之激赏不已，尝奉赠一扇。另一扇亦为其携去京寓观赏，近始归还。现将此扇发表出来，以与泉友共赏。

　　往昔我从旧报刊上辑录一册《寒云泉简钞》，以叔弢丈与寒云友善，特持呈请题首。蒙见允作长题。老人家书法高华韵雅，文词简贵，书题如平常言事，娓娓而谈而意蕴深厚。对方氏泉学掌故如数家珍，读之旨趣环生，有引人入胜之妙。全文录下:

　　大方先生、寒云二丈，余时与往还。寒云居沪久，藏泉随手散去，余未得见。大方先生则过从甚密。藏泉束之腰间，每见必取出相与摩挲，昂首高谈，狂态逼人。书中(案:指笔者辑本《寒云泉简钞》一书)所言，如四画大观、端平、咸平、大绍定、崇庆、招纳信宝、天兴宝会，皆余所习见者，至今记忆犹新。大方逝世，余适不在天津。归来，其藏泉已不可踪迹，是为憾事。余甥孙鼎，亦好古泉，所藏甚富，生前献之中国历史博物馆，可为泉幸得所。贵忱先生精于古泉币之学。顷来天津，余得畅聆教益为快。这段因缘不可不记，并书琐事数则于后云。一九八一年九月，周叔弢记，时年九十一⑤。

周叔弢先生，名暹，安徽秋浦人。生于1891年7月，1984年2月在天津病逝，享年九十有三。先生是德高望重的著名藏书家，渊博资深的古籍版本学者。旧藏宋元刊本及名家钞校本等珍贵图籍富极一时，为近七十年间藏书家中未尝散失之硕果仅存者；晚近又喜集明清活字本，所得亦甚多，俱已先后捐献给国家。五十年代初，笔者初习为版本之学，有幸得与先生邂逅于天津天祥商场书肆，获蒙指点版本之学。其后，因循未能通候二十余年。至1980年初，始得晋谒请教学艺事。公性谦和敦厚，每寄呈习作小文求教，偶有一得之见，辄许之，或宠以鼓励词。对晚辈诱学之热心，在此题记奖饰语中亦略可见之。周丈中年时期爱好过泉币，晚年则著意于古籍研究。这篇题记是老人家91岁高龄时写的回忆录，介绍的又是民初泉坛名宿，因为泉之，并附记数语联结故事也。
　　

　　附注
　　①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拾遗·总论》。
　　②郑家相《梁范馆谈屑》(六)，《泉币》19期，1943年7月。
　　③郑逸梅《清娱漫笔》(增订本)，上海书店印行，1984年7月第2版。
　　④⑤均见《周叔弢先生遗札十四通》，《社会科学战线》第一期，1985年。
（录自《中国钱币》1992年第1期）

懒禅

黄成

(一)
　　郑家相先生，字葭湘，号玉泉真隐，别号梁范馆主，浙江鄞县人，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公元1890年1月8日)生。

　　少年时，家相先生继承父志，喜集古书法帖，专攻碑版之学。民国初，家有善本万卷，珍拓千种，已为甬地藏书大家。对于古钱，只是附带收藏，虽有千枚，只是读钱文、识时代而已。

　　民国五年，是家相先生收藏生活的转折点，追究其因，实是一场笑话引起。这一年，长家相五岁的鄞县同乡张絅伯收藏古钱已颇富，他邀友同宴，席中有家相先生作陪。杯觥交错时，张絅伯大谈收藏泉币之经验，时而说“皇祐”，时而道“成化”，讲得津津有味。家相先生正当年轻，不知天高地厚，打断絅伯高谈阔论，说这些钱有何难得，我家也有。絅伯闻之惊喜万分，席间恳切求之，望一睹为快。第二天，絅伯至家相家中品视珍泉，大失所望，所谓“皇祐”者，“嘉祐通宝”也；所谓“成化”者，“洪化通宝”也。这次笑话后，家相先生遂整理家藏泉币，走上了专集古泉的道路。

　　家相先生集泉，犹如异军突起。其收古泉法，在初集时有四：
　　一为贴纸招收。家相先生在鼓楼前闹市开一元泰纸号，他收买古泉即以此店面为据点，每天，按他招贴广告而投售古泉者纷至沓来，家相先生坐镇店内，目注手择，进行收购。
　　二为请人搜罗。其时元泰纸店门前，有小贩陈信高，对古钱小有兴趣，家相劝其停小贩行业，为郑专门至各乡村收钱。陈信高用白布一方，绘泉图，注价目，肩荷此图，手敲小锣，一路行走，一路收购。乡人视图知价，纷纷投售，陈信高即拣择珍品而归。陈信高由本邑收至他邑，由本省收至他省，足迹遍及浙江、江苏、安徽、福建。家相先生古泉藏品初具规模，得他搜罗之力不少。
　　三为驻他处坐收。郑家相、张絅伯、张季山人商议，因甬地古钱精品，已为搜罗一遍，来源不畅，应谋他处收买。遍视浙东，以绍兴多文人雅士、幕有食客，古钱必不会少。于是三人集资，推张季山驻绍招收。张季山于绍兴城中花巷，租一临街小屋，贴广告收买，家相也亲往督阵。每天清晨，即有人持古钱来，至黄昏方止。驻绍收钱二月，得钱二千余枚，有莽刀、莽布、莽泉、六朝之丰货四铢、唐代建中、大历、十国之广政、西夏之乾祐，以及其他珍稀品。驻绍收购，使宁波集泉之风，播往会稽。
　　四为于小摊觅求。如郡庙前之叶大椿父子摊、王君义摊、甬东之方绍棠摊、绍兴行商陶老安都为郑家相提供珍品。家相先生之铅开元背闽字钱，小字折二篆书靖康通宝，南北宋铁母，嘉靖通宝折五钱等，都在此类小摊上觅得。

　　一年余，家相先生古泉收藏已具一定规模。

(二)
　　民国六年起，家相先生先后入司法、财政、军事、商业、铁路各机关任职，足迹遍及浙、粤、直、鄂、晋、豫、苏、皖诸省，所到之处，不忘搜奇集异，积三十年，得泉万种。家相先生集泉，自有一套办法，今为之概括四条。

　　一是精于鉴定。民国七年，家相陪周笃夫购钱，为之选一崇祯通宝背敕二钱，此钱厚大，铜色金黄，文字深峻，明显带有凿刻痕迹，周笃夫遂疑为伪，家相先生花二元自购之。其实此乃雕母钱，用精铜雕成，为绝稀之品。

　　民国九年，方药雨得一半两式“三朱”，满身硬绿，费八十大洋。家相审之，乃半两钱伪刻，断处以生漆填之。药雨以小刀将填漆处一剔，果然一划断裂，刻痕暴露，药雨信服。

　　民国十一年秋，家相返甬，偶游城西冷摊，见有行书元丰通宝阔缘厚肉钱一品，较折二钱微大，细审之下，自忖元丰折二无如此大样，遂以小银圆壹角购之，携归比之于铁钱，证实此钱乃一铁母。家相先生凭鉴定之力得珍品于普通品中，自然快乐无比。

　　正是这种鉴定水平，使家相先生能在高手林立的钱币界出类拔萃，获得许多珍品来充实自己的收藏。

　　二是勤于访摊，救许多名品于冷僻之中。民国六年秋，家相先生客居杭州，一日至堂子巷访古泉，摊间陈列，皆普通品，家相一一检视，终于挑出裕民通宝背一分二字颠倒钱一品，咸丰当百、当十背满汉文浙字钱二品。民国九年，家相在天津，天津东北城角，地摊林立，陈列古泉不少，家相每日必到，每次必选购数品，作为配缺，一日选半两钱，一品绿锈累累，文字不明，花二个铜元购下，归后缓剔硬锈，赫然一枚文帝四铢颠倒半两，此乃访摊得钱之乐趣也。民国十二年春，家相返甬扫墓，在乡村各小店中，搜索制钱，陆续兑换达万枚，携归家中细细选择，得崇祯通宝背季二、江二、局二个一，虽非大珍，也属稀品。竟从兑换制钱中得来，岂不快哉？！访摊而得名品，乃家相先生可以自夸之处，得珍也实在不少，如民国七年得王莽货泉范，民国九年得大样厚肉之乾祐元宝，银质大朝通宝，中样乾统元宝，重熙清宁等辽钱，民国十一年得行书乾祐元宝平钱，民国十三年得中泉三十、幼泉二十、壮布、第布、阜昌通宝重宝等等，此类例子举不胜举。正是这种勤于访故肆冷摊的习惯，使家相先生能在摊肆之间觅得珍品，既得到了自己喜爱之物，又使这些珍品重见天日，不至终年埋没，家相先生可谓泉中伯乐也。

　　三是善于追踪，绝不放过偶然得到的泉币信息和可以觅求的机会。此事举一例即可明之。民国二十四年冬，家相先生在铁路局任职，居于南京，一日病休于寓邸，有客携数范来，乃面五铢，背四出之合土范，有段有片，或整或残，尽收之。询问而知当时通济门外因筑路填塘，为工人所刨出，家相遂再三嘱客复访现场，二日后又得十几范，皆大块而齐整，有列四泉者，有列八泉者，有款文者，又尽收之。家相一边嘱人代收，一边带病自上工地搜求，前后达到五个月之久，获范二千余方，整理得一百六十余种。此乃梁五铢土范也。家相收藏此种梁范名甲天下，人称土范富翁，名其居曰梁范馆，家相先生自此后遂以“梁范馆主”为别号。这种善于追踪的脾气，使家相先生能抓住苗头搜集珍品，并使许多同类品种系统化，为他的研究作了成功的铺垫。

　　四是乐于助人，此乃泉币界之美德，亦可谓之“泉德”。民国六年，家相先生得太平通宝钱一品，径三寸，重三两，色泽古旧，文字雄伟，颇为爱惜。民国八年，方药雨见此，托张絅伯相求，家相即首肯，此乃家相先生首次古泉转让，自谓:太平钱一失，从此藏泉遂不太平。

据家相先生自己记载，割爱让人者极多，今举五例证之:
　　民国八年得天德通宝大钱，铜质厚重，色泽古旧，轮廓平整，制作尚精，面文隶分，遒劲有神，为一珍稀之品，民国十年赠方药雨。
　　民国九年得戴文节公藏泉拓本，此拓本乃戴熙弟戴煦手拓，何其可贵！民国十一年，在上海知陈叔通专集泉拓，慨然赠之，补陈叔通独缺戴氏拓本之憾。
　　民国九年得齐造邦六字刀背上字与化字传形各一，甚为珍稀，秋，方药雨病，家相赠之此二刀，药雨感激之至，相谢曰:“承惠二刀，得速疗吾疾，古泉之魔力，诚伟大哉。”
　　民国九年，得一精美绝伦之徽宗御书崇宁通宝钱，铜色青白，赤仄乌白，肉间点点翠绿，甚为可爱。因方地山专爱徽宗钱，有徽宗功臣之称，遂赠之。
　　民国九年，得一咸丰重宝背满文宝济当百钱，铜色青黄，面文隶体，“丰”字左右，各具星文，为孤品也。此时同乡张絅伯已专集清泉，即赠之补其缺。
　　割爱而成全泉友，此是何等胸怀。家相先生的泉友遍海内，这与他精湛学识固然有关，但其成人之美的“泉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
　　家相先生集泉，并非停留在单纯猎奇访异的兴趣上，而是进一步研究探讨，著书立说，从而使他成为泉币名家。家相先生几十年辛勤笔耕，收获颇丰，有《中国古币考》、《上古货币推究》、《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古布釿字之研究》、《明刀之研究》、《半两之研究》、《五铢之研究》、《古化文字汇编》、《梁五铢土范考》、《泉家小史》等论著。家相先生泉识渊博，文章过人，故四十年代能以其名望而担任《泉币》杂志主编，泉德泉识天下公认。《近代古泉学家与谱录》称他:“阐明古币之源流，创立系统之学说，并断定铜贝刀布之时代，以文字形制及出土地点而分别其何贝何刀何布属于何时何国何地，辨别精详，系统分明，为自来泉学一新耳目。”评价公允，无可指摘。

　　家相先生对泉学刻苦钻研，故学术成绩硕果累累。其治学可嘉者有三:
　　其一，实事求是，不护友人短，不受名家误。
　　方药雨，与家相为忘年交，友情颇笃。药雨藏品，家相为之一一过目，见有伪品，从不隐之，均直言道破。药雨也能从谏如流。惟有数泉，虽屡次评伪，药雨仍收入《古化杂咏》和《言钱别录》。为免贻误众人，家相遂在《梁范馆谈屑》中公开指出:“宁字布、宝字布，制作恶劣，文字粗率，不合战国时物，虽铜色尚旧，也属后铸，药雨强入于秦，可谓惑也。一大样铜永安一千，文字柔弱，与铁钱不符。药雨已得永安一千小样，永安五百，永安一百，永安一十，独缺此大样一千，故收入强为凑数。”

　　丁福保，海内泉界泰斗，与家相友好，然丁氏失误，家相也公开披露。民国十年，家相见一清泰元宝，钱形大如折三，面文对读，元字在右，铜质微黄，色泽甚旧，索价太巨而未能购。民国二十四年，钱为戴葆庭先生得之，丁福保先生定为后唐末帝钱，辑入《历代古钱图说》。家相作文批评:“清泰年号，仅见后唐末帝。改元亦仅二年，但五代钱无元字在右者，制作固不符，铜色也不类，可断其非是。钱文元字在右，始见南宋隆兴铁钱，至景定咸淳，元字皆居右……此铜质微黄，亦类元钱，无锡丁氏采入《历代古钱图说》，列为后唐末帝钱，明眼人其谁信之。”王荫嘉先生读后称之:“此钱非宋以前物，往常疑莫能明，郑君断为元钱，文字制作悉合，遂定论矣，佩服，佩服。。”①

　　李佐贤之《古泉汇》，出版于清同治三年，是清代重要钱币学专著之一，李氏本人及其著作均为后人推崇。民国九年，家相先生曾与友人访罗振玉。罗氏藏有《古泉汇》书所举之泉，共十六函，每函七、八板或十余板，每板列刀布二、三品至五、六品，列圆钱十余品至二十余品，计有千余枚。看到实物，对照李佐贤之《古泉汇》遂能定孰为改刻，孰为后铸，于是知《古泉汇》所列，不可相信者颇多。家相先生遂一一录出，作《古泉汇伪品》一文，以使众人，不受名家之误。

　　其二，随时总结，著书立说，以利提高，以利传播。
　　民国九年，家相先生在数日内收圆折明刀四百余枚，尖首刀八十余枚，成白邯郸刀四十余枚和博山出土方折明刀二十余枚。他将两种明刀细细比较，发现出土地点与文字制作有一定联系，圆折明刀出土在京师、易州与辽阳，为战国时燕地，当属燕铸。方折明刀惟见出土于博山，为战国时齐地，且刀之背文有铸齐字者。当属齐地所铸。即作《明刀之研究》，提出一为燕明刀，一为齐明刀的新观点。此说至今，犹为定论。

　　同年，家相先生得齐造邦六字刀，即墨之法化刀、安阳之法化刀、齐之法化刀、齐法化刀、齐之化刀共六十余品，此批钱为陈斋旧藏，曾辑入《古泉汇》中，家相先生细审之下，发现“齐之化”刀为“齐法化”刀改刻，刀痕隐约，此品亦收入《古泉汇》，于是知《古泉汇》所载之“齐之化”刀乃伪物也。经过对诸多齐刀之分析，家相先生认为:齐刀之分类，可按边缘与“之”字来分，边缘不断者，莫不曰“法化”，边缘断作隆起者，莫不曰“之法化”，“齐之化”刀，边缘不断，不可能有“之”字，要有“之”字，边缘必须断而隆起。规律何等鲜明！可惜1957年出版的王毓铨先生大作《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中，图版34，依旧将此“齐之化”一品列入。

　　其三，精益求精。对于自己的失误，不隐瞒，不掩短，常常作文公开，以益于人，也使自己获取新的知识。

　　民国七年，家相先生已小有名气，一日得龙瑞太平钱一品，疑为厌胜钱而弃之。后据友人告知，龙瑞太平乃安南李日尊年号，时在北宋嘉祐年间，为海内孤品。先生失一珍品，已为可惜，但他却对自己的疏忽作了总结:是重其所经见，而忽其所不经见，对创建品尚没有能够把握②。此后，他对创建品则不轻易放过，往往能较人多思三分。

　　民国十年，家相先生在沪任职，一日黄昏在五马路古玩市场遇三钱，一天德通宝，一龙凤折二，一造历平钱，遂费二百五十元购之。归家细审，发现除龙凤为真品外，天德、造历均伪。不由感叹万分，认为只知名誉钱之可贵，好贪便宜，莫不上当，告诫自己与众人，搜集古泉不可不慎。

　　家相先生涉入泉币界后，从历史角度考察泉币，认为只有对大量行用的普通货币作考证，才能真正获得知识，真正确定货币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认为:“近悟古泉学问，不在珍稀而在普通，盖珍稀品仅能得其一时期之制作，而不能求其全盘之系统。”故作《半两之研究》、《五铢之研究》，此乃真正治学之道，也为今天的古泉研究者立一楷模。
　　注释:
　　①《泉币》第二十二期。
　　②《泉币》第十八期。
（录自《中国钱币》1994年第1期）

懒禅

王贵忱

　　戴葆庭先生(1895—1976年)是钱币学界名宿，我开始接触古钱币便闻其名，但至1956年夏，才承北京骆泽民先生介绍，得与戴老通信请教泉学。后数年，至上海方始获亲言教，订交成为我初涉泉学的业师。算来奉手问学之始，已是近四十年前的事了。

　　由于戴师和我分居沪、穗两地，见面机会少，主要是靠通信请教学术。“文革”开始，我藏先生手札约有三四十通，嗣恐查抄信件累及戴老，遂多火之。有参考价值者，则去掉上下名款，裁存下来有五通。这里发表的没头没尾的一通残札，就是戴老在1963年致笔者的手札裁存件。以信文关系到由商承祚、王贵忱、谭棣华合编的《先秦货币文编》书稿以及古币名品鉴定等问题，现将信文录下:

      我在南方，对于北方之先秦化币经手不多。所以较为生疏，拓本存得亦甚少。前次所奉几纸，微不足道。尊处著书在引用书名上，照你的拟意(《足斋泉拓拾余》)甚好。否则，不引亦无关系。

      第19、第16等品，本来说是秦之权钱，不是行用品。此类最大数字为第廿五，四十年前我得自绍兴本地。北地土锈，当自北地流布。厚重，甚精。归张叔驯氏收藏，只留一腊墨拓本。兹影描附上。

      “河阳”甚精，老生坑，系圜钱，制作同“东周”、“西周”。1932年冬出自成都，携沪归张氏收藏。张叔驯、郑家相、张絅伯三先生均释为“洮阳”。此间也只有一腊墨拓本，兹一并影描一纸呈阅。

      拓本已承寄下者，拟贴专册以留纪念。如有新得的话，随便再请赐拓。已拓者，请毋烦再行拓寄。

      我过去失于学习，现更老朽无用，不能有所供献为歉。兹把承询者，告之如下。或有错误，则请鉴谅。

    (一)京一釿，制作完全不合，系翻沙伪作。
    (二)“阴晋”呆板，不生动，亦是伪作。图说33上页“晋阳”圆首圆足者，亦不可靠。
    (三)卢氏半釿，澜生坑，不精，是真品，已见过三四品。
    (四)及(五)(六)三孔布三种，均真品，但可惜均在日本。
    (七)阴文断足布，我未寓目。听说是旧制，并听说过去董康氏也有过一枚。但是否正用品，我不明白。
    (八)三孔“文雁乡”十二朱，只发现一品，系方氏旧藏。
    (九)同上(忱案:即指“文雁乡”)一两者，真伪不明。
    摹本奉赵。

由商老领衔编纂的这部《先秦货币文编》书稿，从编例研讨，到选定钱币铭文，始终得到戴老的大力帮助。及至1965年底完成初稿，商老曾为此修专函致谢。戴老复信甚客气，并回赠一枚孙吴“大泉五千”拓本。至今恰恰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上引戴老手札提示诸事，便是应我为《文编》选钱遇到难题请教的答复。尤为可感的是，将其所藏先秦币拓本，复手自影描“河阳”圆钱孤拓等见赠，又循笔者之请，定书名为《足斋泉拓拾余》。是书和戴老辑本《足斋集珍拓》，俱见《先秦货币文编引书目》登录(唯将《足斋泉拓拾余》之“泉拓”二字误置为“集拓”)。及至1983年3月，《先秦货币文编》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戴师已先此七年作古，来不及见到此书。此深可遗憾者。幸好我应约参加1983年在洛阳召开的中国钱币学会第一届年会，因将收到的样书奉赠给戴志强先生，略舒负疚之感。

　　今值葆庭老师百年冥诞之际，谨述往昔先生无私助人一事，以寄追念之思!
　　

（录自《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懒禅

王贵忱

　　《戴葆庭集拓中外钱币珍品》一书，是钱币学界资深望重的已故戴葆庭先生晚年手自选辑，经其哲嗣戴志强、沈鸣镝先生整理，由中华书局采用新工艺印制出版。此书特点是：体例严谨，选拓审慎，内容丰富，纸印精美，堪称为钱币学著作中的善本。请述读后感于下：

　　(一)戴先生研究钱币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实践经验丰富，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收集、整理和著录上有着一系列的可贵心得和独到之外。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分，便是他在这方面的成果之一，为其晚年留给后人的一部学术性强的巨作。本书不收普通常见品，不作陈陈相因的文字说明，类例明确，层次清楚，要以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以珍贵稀有品为上选。所收中外名贵钱币拓本二千余枚，多不可经见之品，有很多是出谱钱，足补史籍缺略，学术研究价值大，参证性强。

　　在近百年来刊行的中国钱币图谱中，多是按近世习惯著录范围，除了收中国古钱外，就是收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古代铜钱，绝少及近代机制币。近时孙仲汇、胡薇先生所编《古钱币图解》出版后，颇得时论好评。原因之一是选收近代机制金、银币和铜元，切合实际需要。戴先生此书不但古钱与机制币兼收，而且并容世界很多国家的金银币，可谓无美不备，信必会引起中外钱币学者广泛重视。我国正史重视货币，非但详细记录历代币制和鼓铸诸事，也不遗外国钱币。早在两千多年前成书的《史记》和稍后的《汉书》，已经记载安息、大秦国等的金银币。往时一些学者说外国银铸币流入中国是明末清初的事，有的说是在明代万历年间，而以元代输入说为最早。其实，这是对史籍失察所致。记录外国银币的最早文献是司马迁的《史记》，记录外国金币以班固的《汉书》为初见。其后续修国史，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对中外货币多有记载。及至钱币学兴，钱币谱录之作也继承我国史学传统，不仅对中国钱币形制著录详明，也重视收录流传到中土的外国钱币。古佚钱谱，已不得其详。就传世的宋洪遵《泉志》一书，收入钱币348枚，其中外国钱币85枚，占全书总数的四分之一。其后，历代所修钱币谱录，除专谱和断代之作外，多收外国古铜钱，而著录机制外国银元并为刊印钱图者，以清代倪模《古今钱略》一书开其先，继之者有张廷济《张叔未古泉拓本》、盛大士《泉史》等书。只是在清同治、光绪之后所出谱录，则绝少见有收机制外国银元者。可知戴先生此书古近中外并收，原是接续传统著录法。否则，就不能反映客观历史。书中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编制通代钱币谱录不能忽略机制币，著录外国古代钱币不宜排除域外金银币。

　　(二)戴先生在此书中的另一个贡献，是在编制上的突破。本书不是按通常的钱币图谱编法，而是将自古以来的金属铸币分为古钱、机制币两部分。前者按历史断代分为：春秋战国、秦、西汉、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唐、五代十国、北宋、南宋、辽、西夏、金、元、明、清、民国、压胜钱、钱范和朝鲜、琉球、日本、越南及待考品，各依历史时序排列，隋无珍贵钱币流传下来，故未列隋朝。后者分为中国机制币(收金、银、镍、铝、铜五种币材铸币)和外国机制币(收金、银两种币材铸币)。只有这样编制，才能兼容古近中外各种形制铸币，客观反映出金属货币发展历史和铸造工艺革新过程，以及币材日趋多样化的状况。
　　　
　　一部钱币图录，应该富有图像史料的客观性，选录有价值的钱币，体制宜严谨，尽可能减少议论性的文字。图录之作，是要讲究一些文字经济学的。戴先生此书可为范本，全书除了篇名、类目等少量文字外，别无本人写的序跋或解说之类的遗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经验，渊博的学识和晚年的心力，用在本书的选钱和总体结构设计中。此书体现了先生的学风，值得探讨和学习的地方甚多。说到戴先生的学风问题，笔者曾经在《清末民国时期的钱币学》(收入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1985年出版)一文中，对其为人为学方面略作介绍。此书的出版，比我那篇单薄的小文更能说明问题。也因此在这篇短文中，只试举两点读后感想，其他优胜处，想读者自在明鉴中。

（录自《中国钱币》1991年第2期）

懒禅

唐石父

　　余少尝读先生所著，如《古泉新知录》等，知先生勤于考订，所论多前人所未道。一九五七年春，余主办货币展览，邀古泉前辈莅临指导，先生远道光临，逐一品评。由是过从始密。一九七○年以来，隔数日不相见，辄寄函相邀，随函附寄新著清本，积十余万字。函中有云：
　　函一：石父仁兄台鉴，……上次摹送之“忠孝传家宝”铜牌及关于 阳布商榷意见，未悉尊意云何，并盼示知为幸！”
　　函二：石父仁兄台鉴：拙作《货币纪数》一稿，前已写毕寄上，想已收到。兹又写《说钱》一稿，先将第一部分呈阅，……兹以养疴多暇，愿以此作为消遣，且可供互相商讨，盼高明多予指教，勿以弟不善藏拙见笑为幸。……”
先生垂老之年，攻古不懈之情，读先生函俱可概见。不幸遭唐山大震，先生移居窝铺，从此身体日弱，藉以破闷之书籍、古泉，尽寄存戚家，著述遂稀。昨年夏，竟捐馆舍，享年九十。
　　先生之于古泉研究，不同于好事者流，亦不同于收藏之家。盖好事者流，争奇斗胜，餍欲即足，不事解经证史；收藏之家，珍藏自秘，奢言出谱，未必探源溯流。先生则观察入微，能发人所未发；涉猎渊博，能见人所未见。所论古泉之作，时出新解。今值先生逝世周年之期，略述先生一二新说，以见先生研究一生，果多过人之处，并寄哀思。
一、明刀类刀钱发展次第
　　明刀类刀钱，出土动辄千百，吾津地处燕赵故土，此类刀钱，固屡见不鲜也。先生取习见之物，阐明前人不曾发现之规律，诚古泉断代之有力论述也。
　　先生搜集明刀、尖首刀、针首刀资料，分析推敲，获其铸行先后之据，可有三端：
　　(1)刃口。具刃口者先，刃口有外郭者晚；
　　(2)刀首。尖锐者先，圆钝者晚；
　　(3)刀脊。刀脊之隆起厚者先，薄者晚；
　　面背隆起止于刀、柄相接处者先，通连刀柄者晚。
　　其理由，先生阐述极为详尽。今撮要述之：刀钱本出于实用刀，实用刀必具刃口。早期刀钱之刃口，虽不必仍其锋利，然必无凸起之外郭，本属实用刀特征之残余，即其原始性。无异于早期布钱之空首，为实用农具铲特征之残余。及至刃口加外郭，则为刀钱脱离其原始性之始。实用刀之脊必厚，使用时方才得力，而柄则不必如此，以便把握。早期刀钱，刀脊厚而不通连刀柄，正实用刀之残余。其刀脊渐次低薄，以至与刃口外郭同一浅平，并通连刀柄，即其原始性消失之始。各种刀钱，自始铸至于后期，在制作上常有不少变化。其演变情形，虽不尽一致，然在大体上，确有规律存在，已如前述。对实物本身之反映，先生更有具体描述。并指出，针首刀、尖首刀，首端皆尖锐，后期尖首刀之着“明”字者，首端尖锐程度即已大降；成为明刀以后，更加下降；而公认为晚期刀钱之直刀，首端竟以次由圆而平，乃至全失。因而，据其首端尖锐程度之递降，可以推定相对时间之早晚。唯“ 化刀”之首端，虽亦颇为尖锐，但此刀自始刃口即有高厚外郭，遂不能与上述之原始性——有刃口无外郭者相提并论。换言之，此刀本无原始性特征之残余，可见其相对时间必居晚期。故其首端尖锐程度，并不能作为判别时代早晚之据。先生为之图，进而阐明尖锐程度与相对时间之关系。
说明：1.早期尖首刀。
　　

　　2.后期尖首刀。
　　

　　3.着“明”字之尖首刀。
　　

　　4.沧县出土的早期明刀。
　　

　　5.中期明刀。
　　

　　6.后期明刀。
　　前人研究古币年代，多荒诞不经，或笼统不明。晚近始有早、中、晚分期之说，虽仅就其相对年代估定，确有所前进。然而，具体论据终嫌不足，美犹有憾。先生据马克思主义货币原理，着眼于古币本身特点，辨其演变中之差异，从而推断其相对年代，梳比成序，天衣无缝。先生此说既辨且确，又为首创，微先生之功力、识见不能也。
二、明刀中“百”数之发现
　　古币著录中，所释数字，仅只百数以内，未见百及百数以外者。惟明刀独异，旧已释出“千”字，今竟发现“万”字(“万”非简化字，明刀原本如此。近年出土)。尝念数字中既有“十、千、万”，而独无“百”字，诚属可异，又不可解。先生云：“‘百’、字(实指‘百’、字释文)，在旧谱中虽找不到，但以情理推之，却是应该有的。”据此设想，在先生广稽博考之下，始知实际并非无“百”字，在著录明刀最多之《古泉汇》中，即已著录“百”字，且数量不少，只因当时未能释出而已。经先生释出“百”字后，为古币数字补阙，询大快事也。先生认为“百”字写法，可有下列四种：
　　(1) 。例 ，释一百。见《古泉汇·亨六》第七页，
　　(2) 。例 ，释二百。见同上书页，
　　(3) 。例 ，释三百。见同上书页，
　　(4) 。例 ，释五百，见《泉古汇·亨八》第六页。
进而推得，百之倍数写法，由二百至六百各例皆备。百以上奇另写法，证以甲骨文、金文，得知：“ ”为百廿；“ ”为百卅。
　　六国文字，本多分歧，在文字学研究中，向即难识，而刀钱文字简短，内容单一，破译尤难。同光以来，收明刀者大有人在，而于数字释识，独阙“百”字，至先生始揭此谜，诚如先生自谓：“‘百’字的本来面目，隐蔽了殆二千年，至今始重新显白于世。”先生释百之说，有功古泉学、文字学研究，岂非浅鲜，况属创见。
三、长足布之研究
　　布钱，向皆系之三晋，晚近有所谓“燕布”者，迭有发现。而研究者尚少有人注意，未见有关专论文章。先生于此，曾作全面分析研究，揭示特征，约有八点：
　　就形制言：
　　(1)首上端较阔，因颈部较狭，上端愈觉其阔：
　　(2)肩多上耸；
　　(3)腰细；
　　(4)足枝长；
　　(5)背有有郭及平夷两种(三晋布币背平夷者偶见)；
　　就文字言：
　　(6)背有郭者，着“左”、“右”字，或在左或在右；
　　就质地言：
　　(7)有铅质者；
　　就流通范围言：
　　(8)随明刀流通，可达辽、吉、朝鲜等地。先生据其足枝长之特征，命名曰：“长足布”，并举出同类各布如次：
　　

　　<1>益昌布
　　

　　<2>平 布
　　

　　<3>安阳布
　　

　　<4>匋阳布
　　

　　<5> 予布
　　

　　<6>右明新冶布
　　

　　<7>  布
　　“长足布”一名之确定，出于先生多年之研究，较定名“燕布”，更为确切。依上举特征，屡验不爽，前人固不之知，即近人论述，亦未有撷而出之者，谓是创见，诚非溢美。
　　总之，先生一生，致力古泉学，始终不缀，上举三则，皆系年登八句之作。至于其他著述之属创见、创解者尚多，于以见先生著作之弘大博深。先生已逝，遗稿藏于家，其谁为之梓印耶？若果得付梓，则有功古泉研究，嘉惠后学，实多多也。
注：图4匋阳布旧释匋阳，今改释安阳，曾与先生觌面论释安之据，先生固发旧释之非，而此稿仍作匋阳者，盖临颖偶疏，或年迈健忘，有以致之欤？
（录自《中国钱币》1983年第3期）

懒禅

王增山

　　李佐贤、字仲敏、号竹朋、山东利津县人。生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卒于光绪二年(1876年)。道光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汀州知府，又是钱学家、金石学家、鉴赏家。编著有《古泉汇》、《书画鉴影》、《石泉书屋类稿》等，尤以《古泉汇》著称于世。

　　李佐贤于弱冠即爱好古币，原居乡里，囿于一隅，见闻未广，道光八年(1828年)，中解元后，游学于济洛、邹滕、京都之间，随地访求古币及有关学问。道光十五年(1838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道光十八年，加科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于国史馆有机会阅读抄录了大量的古籍。鲍康在《观古阁丛稿》中说:“李竹朋久居京师，借抄《永乐大典》中关于古泉一门，颇为详备”。为后来研究古币、金石、书画，集累了大量的文字资料。

　　李佐贤居国史馆九年之多，虽公事纷繁，但在公余，常到街市、厂肆浏览购买古籍、文物。当时，北京的琉璃厂、海王村是他经常出入的地方。每遇珍品，常节衣缩食，不惜重金购买，丰富了收藏，开阔了视野。他的同窗好友张铨对其长期备尝艰辛地专心收集古币、金石、书画十分钦佩，曾赠诗曰:

　　敝衣淡食心自欲，海王村里觅古籍。
　　收藏切磋几十载，泉汇画影成巨著。

　　李佐贤为官后，宦游京都各地，与海内同好鲍康、刘喜海、陈介祺、吴式芬、吕尧仙等结为金石之盟，对所得古币，金石书画，以实物或拓片相投赠。他在《观古阁泉续说》和一些信札中，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结盟金石、切磋考据之学的情形:“致刘燕庭观察:聚首都门，时令教益……都市近鲜古泉，数月来未得异品，惟得一‘蒲板币’尚属精好，仅将拓墨呈览。又忆‘太和五铢’、‘直百五铢’尊处颇多，倘肯分惠数枚更佳，尊处所缺各品亦望开示，倘都门物色有获当寄呈”。“复陈受卿京师:敝藏古物无多，兹将精拓五十种寄奉请鉴，业已倾筐倒箧，仍撮土无增于太华，细流无益于江海耳”。之后，陈介祺则以“孝建四铢”拓本一册寄李佐贤。

李佐贤每得古泉，随时分类嵌置板上，装套如书，极为珍视。每有余暇，常把来摩挲玩味，其时古色古香流溢于几砚之间，其乐无比。他几十年坚持不懈，广泛搜集，日积月累，收藏了大量古币。

　　咸丰三年，李佐贤辞官归里，咸丰七年复居京都，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古钱币的整理上，咸丰九年，开始编著《古泉汇》。他于治学十分勤奋严谨。终日身处陋室，摭拾资料，整理拓片，注释文字，每遇新异必偕同好反复验证。杨恺令在《鲍子年先生传》中说:“李竹朋与子年，编拓四五千品，暇则断其时代先后，证其笔画之异同，辨其面轮背廓，剖其微厘，至忘晷刻”。对所载之泉尤为审慎，鲍康在《观古阁丛稿》中写道:“竹朋对所载古泉，慎之又慎，仅见拓本，未经审定原泉者不载”。
　　　
　　李佐贤癖泉数十载，于刀布从不臆断年代，亦不强分先后，常为一泉之划代，辨其真赝与同好争论不休。同治癸酉元月，陈介祺欲订泉汇，以手评稿寄之，有些看法竹朋不能悉从，与之辩论不休，直至分写于册中。

　　同治三年(1864年)《古泉汇》编辑成书。鲍康作序并跋，胡士查工书，张铨题词。此书历经三十七年之多，凝聚了李佐贤毕生心血。全书共64卷，17册，集钱学著作之大成。收古钱拓本6000余种，钱范75枚。分元、亨、利、贞四集。元集大布，亨集大刀，利集圆钱，贞集异泉杂品，该书对春秋战国时繁多的刀、布首次加以考校分类；著录农民军及地方割据势力的钱币；兼收受中国钱法影响的日本、朝鲜、越南历朝钱币；将钱范及钱母列入钱谱中。其中不少钱币是旧史籍中所未载者。《古泉汇》着重记述了钱币的出处，铸造方法和文字变化及流通手段。

　　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佐贤与鲍康同辑《续泉汇》十六卷，补九百八十四品。随之又辑成《观古阁续泉说》，补鲍康《观古阁泉说》之未备，续说三十余篇，记述了钱币收藏研究的情况。

　　《古泉汇》是我国钱币学史上的一部巨著。它集录了从春秋战国到明代流通的各种钱币近6000种，钱范75个，其中不少是过去史籍未载者。《古泉汇》着重记述了古钱币的铸造和文字的变化，是研究古钱学的重要资料。

　　《古泉汇》刊行已百余年，部分手稿存利津县文物管理所，其刻板早已散佚，李氏之旧泉现存辽宁省博物馆。
（录自《中国钱币》1991年第3期）

懒禅

  汪昌桥

　　清代乾、嘉年间，是我国钱币学初盛时期，一时名泉家辈出，如翁宜泉、宋芝山、初尚龄、倪模……，但与其齐名的江德量却因英年天折，著作佚散，知之者甚少。在其逝世200周年之际，作小文以纪之。

　　江德量(1752-1793年)，字成嘉，又字量殊，号秋史。生于江都(扬州)，原籍安徽歙县江村。其父江恂，乾隆拔贡，宰清泉县，署安徽兵备道，外徽州府知府。为官清廉，有政声，好金石文字，工诗书绘画。其伯父江昱，通声音训话之学。德量少承家学，自幼勤奋好学，孜孜不倦。及长，励志肄经，其学益进。乾隆丁酉拔贡生，巳亥举人，庚子(1780年)以进士第二(榜眼)及第，28岁被授于翰林院编修。出为顺天乡试同考官，迁江西道监察御史，转掌通御史。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北行忽染疾，遽率！年仅42岁！

　　先生广间多识，博通掌故，临事敏捷。人有所咨询，口立断，洞见始终，又熟知吏治，深湛谨密，于刑狱、河渠、漕运、灾赈、损益等均能分端讲习，以备施用，久于其道者亦拱手谢不及。为人性情浑融，不妄取予。公事之余，每闭门以文籍自娱。固承其父衣钵，自幼喜收碑版金石书画，绘画以花卉见长，效北宋体法；工八分书，所书《武成王庙碑》，为世所重。但所尤好者古钱也，悉心搜罗，常年不懈。将所得之历代刀布泉币，分藏于两只特制的半月形楠木箱，置于书房。并大量集录古泉典籍史料，悉心研究，详加考证。与当时的名泉家翁、初、宋、倪等过从甚密，常相切磋。由于他精于小学，故在古钱释文方面多有建树。如对明(刀)、藿人(小布)、蔺、两甾等均有所论证。

　　江秋史是我国清代最早著书的名泉家，他用毕生心血著成《钱谱》24卷，《古泉志》30卷，还有《广雅疏》等，皆因谢世过早而未刊行。凤阳府学教授倪迂存在其《古今钱略》中列了《钱谱》的卷目，并介绍说:该《钱谱》不仅有图拓，且多附考据论证。其卷一为“国朝钱”，卷二至卷五为“古刀布”，卷六至卷十七为周至明“历代钱”，卷十八为“奇品”，卷十九“杂品”，卷二十“厌胜”，卷二十一“伪品”，卷二十二“外国”，卷二十三“洋钱”，卷二十四“钱范并钞”。倪模曾于壬子(1792年)借阅《钱谱》手稿数月，并录其大略。倪氏后来完成的巨著《古今钱略》34卷，吸收了不少江秋史的研究成果。彭信威先生在其《中国货币史》中说:该《钱谱》“除了一些正确的释文外，还把钱同农具联系起来，这是难得的。当然释文方面也有错误，而且也收罗一些假钱，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钱谱》中有“外国”、“洋钱”二卷，这是中国人著录外国钱币最早的。江左下工在其《江秋史别传》中也列了《钱谱》的卷目，并说:“是书各拓本图，间加考据，议论精当，其泛常之品则无论断。殒后，其稿为晋人宋芝山携去，交山东初颐园中丞代为授梓，其后阅十余年，有颐园之弟号渭园者所著《吉金所见录》出版矣。而江氏之书遂不传于世，岂不惜哉！”
（录自《中国钱币》1993年第4期）

懒禅

杨鲁安
(一)
　　寒斋藏有清代著名金石家陈介祺监拓其“千化范室”所藏“齐法化”范墨本四册，册末标有陈氏亲笔篆书第十三册、第十四册、第十五册、第十六册的字迹。册面高32、宽22厘米，淡青色发笺纸装皮。册内除前后衬页外，均为“齐法化”范拓片，计162件。这是我在四十年代收得的散帙，同时买到陈氏监拓秦诏瓦量文字墨本一册，亦极精致。姑按全帙二十册推算，当装有化范墨本800件以上，符合“千化范室”之称号。几经劫乱，得以倖存下来的162件“齐法化”范墨本，于今看来亦属洋洋大观了。

　　这批“齐法化”范墨本，系用旧制极薄的六吉棉连纸所拓，扑墨极精。每范分拓面背于一纸的正反两页。正面右上方钤有陈氏写的“沙”字朱印，以示其为沙质砖范；右下方钤有陈氏的两方印章，白文的有“簠斋”、“千化范室”、“齐东陶父”、“海滨病史”、“古陶主人”、“十钟主人”、“万印楼”、“簠斋藏古”、“三代古陶轩”、“宝康瓠室”、“古瓦量斋”、“秦铁权斋”、“收秦燔所不及”、“有周陶正之后”、“秦前文字之语”、“文字之福”等，朱文的有“千化范室”、“三代化范之室”、“秦诏瓦量之斋”、“平生有三代文字之好”、“半生林下田间”等，为翁大年、王石经二家所刊。这批墨本拓工精美，当出于陈氏所养拓工姚公符之手(参证于《吴愙斋尺牍》)，实属珍品。

　　陈介祺生于清嘉庆十八年癸酉，卒于光绪十年甲申(1813－1884年)，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十钟主人等，山东潍县人，嗜金石，富收藏，精于鉴别，平生搜集三代鼎彝、陶器，秦汉玺印、诏版，魏晋造象等古器物既精且伙，以所藏西周重器毛公?鼎(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十钟(已流入日本)称著于世，所蓄古印近万、化范逾千。从目前资料看，“齐法化”范绝大多数出土于齐故地临淄地区，陈介祺身处潍县，收得大量刀范，自然是很方便的。故额其居曰“万印楼”、“千化范室”。陈氏讲求墨拓之法，别具心裁，撰有《簠斋传古别录》一卷授之，其监拓之墨本，精妙绝伦，举世罕比，至今视为墨林珍品。陈介祺之契友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愙斋，江苏吴县人，亦雅好金石，收集古器，研究文字，撰有《说文古籀补》，曾以先秦文字写《孝经》、《论语》等书。吴氏对陈家器物及墨本赞不绝口，在致陈介祺的一批信札中述及：“三代彝器之富，鉴别之精，无过长者。拓本之工，亦从古所未有，先秦文字及周玺、汉印、泥封、秦汉瓦当毕萃于尊斋，不可不精刻之以传不朽”(引自《吴愙斋尺牍·卷二》清光绪元年乙亥十二月三日信札)。又云：“古玺五、银玺一极佳，拓亦至精无上。齐法化二范， 六化范石，六化、四化残范，皆海内瑰宝。窃谓三代泉刀、刀币范宜附彝器款识之末，此古今有数之品，即墨拓亦极可贵……如尊藏各拓，空前绝后，二三同好外，知者绝少。唯大澂好之最笃，得有重份亦不轻与人”(引自《吴愙斋尺牍·卷二》清光绪二年丙子七月十二日篆书信札之第三、四页)。“藏器之精，纸墨之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非好之真，不知拓之贵，亦不知精拓之难”。吴氏偿付求墨本之银所费不赀，曾谓：“前月子振兄处有购铁回潍之便，托带《长安获古编》稿本一部，秦铜权拓一纸，又银五十两，以四十缴古刀拓价，所余十金，可否属姚公符精拓毛公鼎一份，其文可作逸周书读。大澂仅得一不全本，梦想十年，不知终惠教之否也”(引自《吴愙斋尺牍·卷四》清光绪五年己卯六月八日信札)。从引文中得以看出光绪五年(1879年)吴大澂花费四十两纹银，以付古刀拓价，其墨本之昂贵可知也。

(二)
　　遗存下来的我国古代各种钱范，属于研究历朝币制和当时铸币工艺的重要物证和可靠资料，是极为宝贵的。二百多年来根据专著记载和考古资料，在山东地区发现的“齐法化”范共有三种：一是铜母范，见于著录者只有三件，均为“齐法化”；二是石范，灰白色，所见不多，有人测定此范长26.4，宽12.2，厚2.7厘米；三是含沙砖范，青灰色，传世较多，有人测定长26.5，宽11.5，厚2.9厘米，陈介祺所藏即是此种。范并列刻划三件刀化(有的为刀面铭文，有的为刀背铭文)，范的下端刻一个总流槽，较为宽大，便于注入铜汁，下分三个支槽，连接刀柄环部。

　　陈介祺监拓的四册“齐法化”范墨本(以下简称《范拓》)，虽为残件，但其刀化形制与流槽布局，大体与上述含沙砖范的特征相符，故而是可信的(图见插4)。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批刀范总流槽的两旁，或左或右都刻有不同的文字，俱作阴刻(参阅附图)。

这些文字及标记可以说差不多与历年发现及著录的空首布和刀币上的几十种背文相同或相似。
　　今就刀范上几个难识之字，试作如下考证，求正于海内外专家。
　　(一)《范拓》第十三册第7页之 字(见43页附图一)，初见疑为“亦”字，战国“亦”字作 ，形体相差甚远。今检古文“丙”字，甲骨作 ，西周《兄日戈》作 ，东周《静卣》作 ，春秋《?侯?》作 ，战国《子禾子缶》作 ，“丙”字中间从“火”，不从“人”。可知 字实是“丙”字，与他范乙、丁等字相匹。
　　(二)《范拓》第十六册第6、7、8、12、13、14、15、16各页范上所标的核对，知其并非符号，实是“阜”字的多种变体。空首布上亦标有“阜”字作 、 形，据此以证《范拓》第十三册第11页之 ，也应释作“阜”字
三)《范拓》第十三册第20、21、22各页之 、 、 (见43页附图二)，均为“中”字，可参考倪模《古今钱略》之 字，刘体智《善斋吉金录·尔录》之 字，李佐贤《古泉汇》之 字，愈是可信。
　　(四)《范拓》第十三册第5页之 字，取证于战国《鄂君启节》之 字，方知当释为“居”字。
　　(五)《范拓》第十三册第6册之 字(见43页附图三)，与空首布之 字对校，知是“鬲”字初文。
　　(六)《范拓》第十三册第32页之工，第31页之工，第34页之工，第35页之 ，俱是“工”字，当衍为“贡”字，为国铸刀也。
　　(七)《范拓》第十六册第24页之 字(见43页附图四)，初疑为“分”字，非是，取与金文，布文对校，方知当释作“半”字。
　　(八)《范拓》第十六册第25页 、第26页 、第27页 ，均为“山”字变体；而第28页 、第29页 (见43页附图五)、第35页 ，则当释作“火”字，并非“山”字。
　　(九)《范拓》第十六册第31页之丰，实是古“ ”(丰)字，对照金文，西周早期作 ，战国时作 ， ，造型一致，可信也。
　　(十)《范拓》第十四册第20页范面总流槽右方直刻 (齐法)二字，左方刻一 字(图见插4)，可释作“毛”，或许是铸工信手刻记之自家姓氏。

(三)
　　齐国铸刀以临淄故城为中心，分开数路，广为传用，这从一个历史侧面，反映了当年齐国商业发达、交通便利之盛。而陈介祺旧藏的这一批“齐法化”含沙砖范上所刻的种种文字，也表现出当时齐国铸刀工匠的文化水平。他们为什么要在范面上刻划这些文字呢？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几个来由：

一是他们粗通文字，只能刻划一些笔画较少的简体或变体文字，也可以说它是文多于字的；
　　二是他们承袭了前辈铸币工匠的传统工艺，把以前布币和刀币上的背文继续沿用下来；
　　三是他们在范坯上刻划文字，用作标记，便于区分炉次，因为用泥沙做范坯只能铸刀一次，很可能是事先刻上标记，在铸刀后入库存放，以备日后查核铸刀数量的。
　　还有一个很有趣味的迹象，就在这批“齐法化”含沙砖范的背面留有指印，三个一列，成三、六、九之数。笔者认为，工匠制范坯时，把母范与子范相扣合，然后用三个手指按范背，借以使母范造型深印于范面。由于拇指和小指较短，只能用中间的三个手指去按挤范坯之背，按一次成三个指印，两次成六，三次成九，所以才排列成三、六、九的指痕。
　　“齐法化”为齐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手段和条件，这正如列宁所讲：“货币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物的凭证”(引自《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那么，《范拓》中屡见的那个“工”(贡)字不是足以发人深思的吗？
（录自《中国钱币》1987年第4期）

懒禅

　　                      ——纪念泉界前辈张?伯逝世三十周年
                              马传德　徐渊

　　近日，沪上张杰先生以两张明华商业储蓄银行礼券相赠，我们受“礼”后兴奋之极，因为，这两张礼券与我国钱币界前辈张?伯有关!故特撰此文以作介绍。

　　两礼券一红一素，均为直式票。长217，宽135毫米，系厚质纸张、彩色精印，图案设计美观大方，十分逗人喜爱。

　　红色礼券，其正面洋红色花框之内，上首为横书“明华商业储蓄银行”中英文行名，行名下印有一展翅飞翔的五彩凤凰，凤凰右下侧，有“今由来人存到”“国币贰圆”“凭券照付本息”的直书黑字，左侧洋红色花纹中，有“礼券”两字，字下有一红色齿边大圆块。右下边有红色编号。左右上角分别为“贰”“圆”字样，左右下角，分别为“贰圆”及“ 2”的面值。素色礼券正面文字布局与红色礼券相同，唯面值为“肆圆”，中外文行名下印的是展翅飞翔的白鹤和朵朵祥云。其图案花纹为绿色，“礼券”两字下为一绿色的齿边大圆块。

　　两券背面，除左右上角分别为“贰圆”或“肆圆”字样，余文字图案均相同，唯前者为洋红色，后者为绿色而已。花框内上首，均为横书“明华商业储蓄银行”中英文行名，下面为相同的直书文字。

　　首先是“礼券储金之意义”，内容为：“礼券之制，由来已久，然其性质多为兑货，徒资消费，无补俭德。礼券储金法良意美，赠者有崇俭之意，受者得储蓄之益，本行有鉴于斯，特设礼券储金，以应社会之需。”

　　接着是“礼券储金章程”，共四条：“一、开发。此项礼券由顾客指定种类、数额，向本行开发，以盖有硬印及储蓄主任印章者为有效。二、种类。分红素二种，数目有一元、二元、四元、八元、拾元五种，并备特式一种，数目得以顾客指定，随时填写。三、利息。此项礼券储金自发给之日起，以年息四厘计算。四、兑取。此项礼券储金得随时向本行兑取本息，他埠各分行所发者，可按代收款项手续办理。”最后是“中华民国年月日发给”字样。礼券背面底下，还有“上海协顺印局代印”的小字。由于两张礼券均未盖有硬印，也无储蓄主任印章及填发日期，应为未填发之礼券。

　　明华商业储蓄银行是沪上私营银行之一，开办于民国九年(1920年)，总行设于上海，在青岛、天津、北京设有分行，资本定额为500万元，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底，实收275万元，同时有公积金473840.72元，存款总数10305143.03元。当时的董事长为童金辉，董事有张?伯、林尔卿、童广甫、张亦飞、余月亭、邵生华等，总经理为张?伯。该行在开办之时，即设储蓄部。礼券储金为该行新开发的项目之一，以适应市民婚丧嫁娶送礼之需要。由于可在该行各分支机构通兑现金，颇受市民青睐。当时诸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亦有红素两种礼券储金之发放，凡在红白喜事场所，往往可见此类红素礼券出没其间。礼券的通用性，不仅吸引了储户，亦为银行起了广告宣传之作用。

明华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张?伯，名晋，字?伯，别号后素楼，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乙酉七月廿六日生，浙江鄞县人。其父张让三是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上海南洋公学的创办人之一。张?伯20岁时进南洋公学，23岁毕业后赴日本学习商业专科一年，1910年到1920年在宁波第四中学任教员兼海关学堂英语教员。张氏有深厚的国学根底，擅长骈体文，并具有很高的英、日文水平。1921年起，到哈尔滨、天津和青岛工作过，在青岛负责筹建明华商业储蓄银行青岛分行。1927年任该行上海总行总经理，兼青岛分行经理。来沪后，寓于莫利哀路(今香山路)三十号。前面介绍的“礼券储金之意义”，从文风看，应出于张?伯的手笔。

　　张?伯不仅是银行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仅明代宣德炉即收藏了数百只，为国内收藏宣德炉的拔尖人物。在古钱币的收藏与研究方面尤为突出。早在1916年于宁波当教员时，他即与同乡泉友郑家相经常一起钻研泉学，“朝夕讨论，深夜不倦”，并相约在民间贴广告、发传单征集珍稀钱币，1941年在其《寿泉集拓壬编》的自序中还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当年两人“争收竞购，互相羡妬”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随后，他又与郑家相一起，遍游沪、杭、平、津，访问各地同好，鼓动泉学兴趣。由于张?伯对清钱的收藏与研究功力极深，被誉为：“海内清钱名家”。其所著《咸丰大钱考》最初发表于《银行周报》四百号增刊，长期被泉界视为研究咸丰钱的经典之作。

　　张?伯的《咸丰大钱考》被收入丁福保所编的《古钱大辞典》，同时收入该书的，还有张氏的《刀布圜法概论》、《刘燕钱史续考》、《五代刘燕钱史再考》、《五代十国货币考》等论文。他还为《古钱大辞典拾遗》作了序。另外，日本《货币》等杂志亦曾发表过他的泉学研究论文，可谓是声名远播。张?伯对钱币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亦十分重视。如早年在北京见到成书于清乾隆时的张端木《钱录》抄本，即借来手录了一本，1926年赠张叔驯，1927年又予以刊行。

　　1936年上海成立“中国古泉学会”，张?伯是评议员。在会刊《古泉学》上写了《后素楼清钱谈》一文，言及清朝祖钱应有四五百种，而他得百品之多，足见其清钱收藏之实力。在另一篇《何谓泉货学》中，提到作为中介作用的货币应必具的六个条件：“一、数量充足；二、价值稳定；三、性质耐久；四、分割容易；五、携带便利；六、辨认普遍。”显示其货币理论基础之扎实。

　　1940年，“中国泉币学社”在沪成立，他是赞助社员，并被推为评议员和《泉币》杂志编辑(在学社后期改选中被推为总编辑)。在他为《泉币》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中，提出了办好泉币刊物的六条要求，都是很有见地的。如第二条中提到：“凡创一议，立一说，必本诸货币原理，史志依据，实事求是，言之有物，力避穿凿，不尚空谈。”这种提倡钱币研究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努力发扬的。他在《泉币》杂志上连载《新莽货币志》，撰写了《两铢泉考》、《行在会子考》、《方孔制钱考》、《说?》、《泉钱辨名》等三十余篇文章，确实颇有学术水准。他还和郑家相、王荫嘉、罗伯昭以及丁福保、张晏孙、蔡季襄、赵权之、汪夷白、戴葆庭、杨成麒、马定祥、陈亮声一起，共同发起泉币学社的例会话动，并成为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我们在整理《中国泉币学社例会记录》(该书之影印·校注本已余1993年出版)时发现，张氏参加例会活动共达120余次之多，其中有的记录还是他的手迹。在例会活动时，他经常出示所收藏的清代祖泉、母钱及其他古今中外的珍稀钱币，使与会同好大开眼界。

张?伯还和丁福保、张晏孙、郑家相、陶庭耀、王荫嘉、陈亮声、戴葆庭、蔡季襄、罗伯昭等十人组成寿泉会，各以生辰排定，每逢生日，各出所藏珍钱三枚各拓十纸，分装十册《寿泉集拓》，每人一册，作为纪念。罗伯昭在《?老古稀足齐花甲两翁祝寿泉帖序》中，称“张君性豪爽，胸无城府，下笔千言，其论新莽泉制、刘燕钱谱，至今泉家奉为定论”，赞张?伯、戴葆庭“两翁皆古泉界功臣”。王贵忱先生在《<寿泉集拓初集>题记》中，亦高度评价张?伯为“我国近现代影响较大之钱币学家”。

　　张?伯是著名大收藏家陈仁涛的干父。早年由张?伯出力介绍，使陈仁涛获得方药雨的全部藏泉。而陈氏从事清钱研究，著《绿雪馆泉谈》，则受到张氏的影响并参酌其藏泉之成果。后来，张氏的清钱珍藏均归于陈氏。五十年代初，陈氏所有的钱币藏品欲出让，经张氏联系，由国家文物局以重金从香港购回，全部归入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抗战胜利后，张?伯常往思南路中共驻沪办事处参加座谈会，不久，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46年6月23日，他和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胡厥文、阎宝航、雷洁琼、吴耀宗、包达三、陈震中、陈立复共11人组团赴南京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在下关竟惨遭国民党特务殴打，震惊中外。尔后，他不顾特务的监视，仍奔走于各界人士之间，演讲时事形势，发表政见，还多次掩护和帮助青年学生转赴解放区。1948年底，张?伯在中共帮助下，转道赴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是民主建国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政务院外交部条约司专门委员。1969年1月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4岁。

　　今天，我们在这里介绍由张?伯任总经理的明华商业储蓄银行的两张礼券，以作为对这位泉界前辈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王健舆先生与杭州的于军先生曾提供过部分资料，特此致谢。)

懒禅

天津　唐石父 　　鲍康，清代泉学大家，向为同志所称道。于《古泉汇》之编辑、付梓，其功实未可泯。往读先生著述，得窥其治学态度严谨、资料不自秘、能奖掖后生，诸多可资借鉴者，乃著《鲍康学风简述》一文，以表彰之。今又得王贵忱同志《鲍康著述及其彩笺遗札》一文，除备述先生著述外，又出所藏手札，公之于世，并论及遗札之价值极为可贵。惟于先生卒年，引拙论，谓卒年不详，诚属憾事！
　　前写《简述》时，仅有资料，未及考证，故仅知逝世月日，尚不知卒年。
　　尔后留意此事，而仍未有获。特检《民国歙县志》①，《见其卷十》人物志·士林》有传。略述与吕佺孙、李佐贤、刘燕庭等人之交往、收藏诸事，以及著《泉说》，刻《观古阁丛稿》，刘燕庭、刘师陆等人著作。特别拈出李佐贤撰《古泉汇》亦恒倚康相助一事。足见纂志者对先生之景仰。独于其生卒年，竞亦无所记载。又见光绪《奉节县志》②，但记先生在夔政绩，而无传记，亦莫由知其卒年。
　　杨恺龄《鲍子年先生传》③，备述先生一生搜集、研究泉币及著述、交往之事。而于其生年、卒年，均无明白记载，仅于传未述及“先生以光绪某年、卒于某某，寿七十有几。”具体卒年、卒地、享年，都以某字代之，知杨恺龄先生，固不知先生卒年也。
　　先年曾撰《鲍康年谱》一卷④，逐年系事，也仅及光绪二年。有云：
　　光绪二年，丙子，六十七岁。
　　所系事迹，由二月至十二月，《丛稿三编》刻成止。此后，三年、四年，都无事迹可考。光绪五年，仅有：
　　光绪五年，已卯，七十岁。
　　仍无事迹可考。
　　前年，偶读《福山王文敏公墨迹手札》⑤，竟得先生逝世月日：
　　鲍年丈，已于三月三日逝世。
　　这一资料，虽极可贵可喜，但未知当系诸何年，仍属憾事！手札上疑所署“松溪三哥”，究为何人？又不知其详。嗣于王崇焕辑《王文敏公年谱》⑥中，捡得有关松溪资料一条，转录于下：
　　光绪七年，辛己，三十七岁。
　　新年至烟台，住二日。二月间北上。
　　过黄县，住族人松溪太史家。
　　　
　　并注：
　　(松溪太史)讳守训，山东黄县人。
　　光绪丙戌科进士，官翰林院检讨。与公为兄弟行。至相契洽，有逾手足。据此可知二事：
　　①松溪为王守训。黄县人。与王懿荣为同族，兄弟行，亲密异常，有逾手足。
　　②王慈荣于光绪七年新年至烟台，二月间北上，过黄县，住王守训家，此二事洽与“鲍年丈，已于三月三日逝世。”手札正相吻合。王懿荣此札当作于本年，具体月日当略晚于三月三日，正是二月间北上，过黄县小住不久，继续北上途中改王守训者。王札既已考定为光绪七年，则鲍之卒年，也可迎刃而解，即光绪七年三月三日，更有何疑？适足弥补前憾，亦快慰事也。
　　注释：
　　①《民国歙县志》卷十，二十二页
　　②《光绪奉节县志》卷十一，三页；卷廿五，五页。
　　③《古泉学》第一期，十五页。又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总论，七七页。
　　④唐石父《鲍康年谱》稿本。
　　⑤有正书局早年石印本。
　　⑥《中和》月刊，四卷七期二十四页。
（录自《中国钱币》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