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收藏家的故事[连载]

懒禅

　　　　　　
                                  罗宏才 　　鲍康(1810—1881年)①是清代末年著名的钱币学家和金石学家。安徽歙县人，字子年，因曾以观古阁名其书斋，故常喜以观古阁主人自号。晚年去官退隐臆园，又号臆园野人。

　　鲍康一生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及光绪五朝，阅历丰富，官至夔州知府。喜收藏、精鉴赏，与刘燕庭、路子端、吕尧仙、潘伯寅、吴清卿、吴子苾、戴醇士、陈介祺、李古农、陈式甫、龄霖宇、钟丽泉诸金石泉学大家广泛交往。著有《谥法考》、《臆园手札》、《观古阁泉说》(附《泉辨》)、《观古阁丛稿》、《大钱图录》、《古泉丛考》、《古泉考略》及《观古阁泉目》等。

　　鲍康在长期的收藏鉴赏生涯中，与诸金石、钱币学名流有大量的书札函件往来，仅就已发现的鲍康彩笺遗札来说，目前所知有王贵忱、童子玉二先生所述的六通和刘春季先生所述的四通。以上资料已分别发表在《中国钱币》杂志1986年1期与稍后一期上。除此以外，在1990年初夏笔者采访西安文物收藏鉴赏家阎秉初先生时，阎先生又慨然向笔者提供了与王、童、刘三先生所述皆同式的鲍康彩笺遗札共四通，合而计之，迄今已发现鲍康彩笺遗札至少已达十四通。

　　阎先生收藏的这四通鲍康彩笺遗札，已装裱在一件册页上。该册页头尾均有阙佚，鲍康所用信纸均系竹纸所制，纵23，横12.7厘米；装裱后之册页纵28，横31厘米。

　　这件头尾阙佚的册页，除鲍康所书的四通彩笺遗札外，另有陈介祺所书的素笺及彩笺遗札各一通(已另文发表)。按装裱顺序，陈介祺手书的遗札在前，鲍康手书的遗札在后。

据阎先生讲，这件册页是五十年代初期他在西安南院门开设和平古旧书店时收购的，因时间关系，原售卖人及售卖价钱已无从回忆，唯约略记得其原似藏于西安一回民古玩商家中。从装裱形式及信札内容看，其装裱时间应不会晚于清末民初，装裱的地点似应在西安。从其头尾均有阙佚的状况看，推测原装裱时的信札数量应不仅仅只囿于现存的数通。所佚信札很可能已被后人撕去。

　　鲍康手书的此四通信札，与王、童、刘三先生所述的十通鲍氏遗札相同，均用鲍氏生前自制的彩笺。笺面正中平列蓝印“平周”尖足小布，“安阳”刀各一枚以为装饰图案，顶端横行红印隶书“冯君传语报”五字，右下角有“鲍氏吉金”红色篆书印文一方，左侧真书“观古阁寄书笺”六字竖行红色印识一则。细观鲍氏自制彩笺的制做方式，应为木刻三色套印，图案文字轻扫淡印，构图准确，工艺颇精。其四通遗札之品相均佳。与刘文相比，四通遗札的后尾部没有“臆园野人”印识，可知此四通遗札不是鲍氏晚年时的手笔。

　　为叙述方便，本文特将鲍氏手书的四通遗札，按装裱顺序编为1—4号，另将其按编号顺序分别加标点抄录于后。

七兄如晤:
    连寄二书均到否，时盼来信不得，念甚!念甚!新年惟合第安吉为祝。陈寿翁又有书，望捡收秦中近出铜器大件头寄寿翁，小件头及帛币、印章等务乞为弟留之，源源寄京，至祷，至祷!陕中人便最多，或交袁大人，或交沈大老爷际清均可。瓦头出色者，潘大人托觅，均望留意。此信到，先示复一纸为要。此颂新祺，令郎令甥均祉!弟鲍康顿，十二月廿一日。

    十一月廿九日由程小泉交寄到手书，知合第均佳，深慰，深慰!六面印甚好，古泉亦都收到，外此官印尚望多为购求，即由蔚泰厚银号转寄最速(或仍交程宅)。再，康所收周元泉，背文星月，按八卦方位，四正四隅全备，并开元泉各种星月及各种地名(背文如襄、荆、蓝、洪等字甚多)，存在湘子庙街王宅，去冬往取，则一概无存，殊费多年心力。此等泉陕中易得，望为代觅，多多益妙。并五代泉及北宋小平钱亦存在王宅遗失。尚遗失南宋钱泉数百，此物川中可觅，惟唐泉、五代泉、北宋小平泉望查照《古泉汇》所载，便中费心觅寄(随时寄夔最好)，至祷，至感!价值得便即寄去也。壮布，弟布二种尤祈留意。匆匆手泐，布复。即颂两兄均祉。令郎、令甥并念!弟鲍康顿，十一月廿九灯下。

    昨由马递一信，已收览否?惟近祉多佳，为祝花(?)，寄去十金，为六兄设奠，又三十金为买古玩之用。余再寄汉章以官印为佳，弟所藏官印全被王宅遗失，只存军司马章一方，良可惜也。各物托程师爷速寄川省是嘱。此颂，合第均吉，令郎、令甥并念。弟鲍康顿。三月十一。

    迳启者，六月初二日由蔚泰厚号寄到原封纸包一件(但并无信函)，内印章、泥封、泉范、龟符、古泉(十二方)均如数收到，一无遗失损坏，可喜之至。各件俱佳，而泉范、龟符尤妙极。费神之至，感谢，感谢!其值容陆续寄缴，仍望多为搜索，即交蔚泰厚号寄川最妥、最速。能得一鱼符及诏版则尤幸也。官印逾多逾好，重复者可不收。匆此，即颂，七兄近佳，令郎、令侄(?)、令甥均念。弟鲍康顿，六月初八。

以上四通信札，除1号信札署名写给“七兄”以外，其余三通信札俱未署名。查王、童、刘文所谓十通信札，亦俱未署名。可知此当为鲍康信札的一种习惯，其收信人名当由鲍氏书在信封表面。信内不署名，盖为文辞精炼之故。与鲍氏信札文辞简明扼要之风吻合。

　　四通信札中数次提到的“六兄”、“七兄”、“两兄”当为鲍氏此四通信札收受者。按清末西安有著名的回民大古玩商苏六、苏七兄弟二人，与当时的诸金石钱币学大家颇为熟稔，以清咸丰二年(1852年)售给陈介祺毛公鼎一事最为著名。苏六者，名叫苏兆年，苏七者名苏亿年。自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降，鲍康以“试礼闱不第旋秦，时先大夫已捐宾客，余归榇不得，奉母侨长安”②。以及伯兄子远、仲兄子周亦寓居长安等缘故，曾长期在长安侨居，于搜求钱币及诸钟爱古物之际，得以与苏氏兄弟相识，依靠其得到了大量珍贵精美的钱币及封泥、龟符、印玺等物。《观古阁丛稿》中述及其与苏氏兄弟此类交往之事颇多，此四通信札则为他们频繁交往的一个缩影。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鲍氏当时痴迷古钱及所爱古物而与古玩商人交友的事实，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

　　四通信札中1号信注明“七兄如晤”，当是写给苏七无疑。2号信中有“两兄均祉”一句，推测似应写给苏六、苏七兄弟二人。3号信中有“寄去十金，为六兄设奠”一句，知此时苏六已故，该信亦应是写给苏七无疑。4号信尾问及“七兄近佳”，估计此信似应写给苏六。如上述推论准确不误的话，那么，这四通信札的写作时间顺序应为2、4号在前，1、3号在后。因为当苏六健在之时，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鲍康不会摒弃苏六而专给苏七写信的。

　　四通信札末尾俱未注明写作年代，但据信中屡见“寄京”、“寄夔”、“寄川省”、“寄川”之说，可知鲍康此四封书札基本都是从四川夔州知府任上发往西安的。查鲍氏因故忤上官去职离夔州知府任事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信中又数谓其在西安湘子庙王宅寄存钱币等物遗失一事(此事应与同治元年花门之变有关，详见下文叙述)，知此四通信札的年代应在同治二年(1862年)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之间。

　　同治元年鲍康在西安湘子庙街王宅遗失钱币物品一事，为鲍氏收藏鉴赏生涯中的大事。关于此事的原委及感慨，鲍氏在其多种著述中曾频繁提及。《胡石查手拓观古阁藏铁泉序》说:“余所藏，以频上公车，行箧不能携，存长安一戚好家，旋儤直药省，道远未由致，秦中累遭兵燹，遂悉数失之。仅案头十余枚而已。念之辄怅甚。”《观古阁泉辨》说:“秦中寄存泉币书籍碑版，省垣戒严时，悉数散失。”

　　除鲍康本人以外，鲍的同好亦纷纷为其不幸而感叹遗憾。如胡石查就曾在《观古阁藏铁钱拓本序》中评介说:“南北宋铁泉，蜀中多有出土者。刘燕庭先生官蜀藩日，搜罗最富。余尝见拓本约近四百余品，为自来谱录家所未见，洵足补宋史食货志之缺。同时行辈稍后而留意铁泉，所藏足与燕庭先生相抗者，则惟鲍年翁世丈。盖丈与燕庭先生本戚谊，又同嗜，互相投赠，所积遂多。旧藏南北宋铁泉亦不下四五百品。先是，大昆仲有官陕省者，因寄庋陕中，庚申辛酉间，兵燹屡经，零散殆尽”。

以上所述鲍氏寄藏在西安湘子庙街王宅之钱币物品遗失一事，与鲍氏在2、3号信中所述同事吻合。其中2号信述及:“所收周元泉，背文星月，按八卦方位，四正四隅全备，并开元泉各种星月及各种地名(背文如襄、荆、蓝、洪等字甚多)……益州并五代泉及北宋小平钱……南宋钱泉数百”；3号信述及“所藏官印全被王宅遗失，只存军司马章一方”等等，尚可弥补以往记载的空白及不足。

　　鲍康在数十年所费心收藏的珍贵之物瞬息间化为乌有之后，虽一时心中颇为不快，认为此事“念之辄怅甚”，“殊费多年心力”，“良可惜也”……但痛定思痛，“为人廉静和易，泊然寡营”③的鲍康，却并未一味沉浸在痛苦之中，他以收藏家所少有的博大胸怀，认为“物之聚散靡常……天下事往往失之意中，得之意外，有人所不能料者，大率用心挚，用力勤，斯其取偿也亦必厚”④，尝暗自庆幸物虽有失而拓本幸存。一面做诗云:“但使庐山真面在，任他流落到人间(藏泉屡失，曾得石、土各泉范十余，失于长安，幸拓本存耳)。”以抒其怀，一面下决心从头做起，“爰致书友人，兼收博取”，“久久始稍复旧观”⑤。1号信中所谓“泉币印章等务乞为弟留之”，以及2号信中所谓“惟唐泉、五代泉、北宋小平泉望查照古泉汇所载，便中费心觅寄(随时寄夔最好)，至祷至感”，和4号信中所谓“寄到原封纸包一件，内印章、泥封、泉范、龟符、古泉(十二方)”等记述，正是鲍氏在旧物佚散之后的新举措，新收获。

　　1号信中所述的陈寿翁即陈介祺，袁大人即袁小午，潘大人即潘祖荫。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收藏鉴赏家，与西安古玩商人有着长期的关系，并且都是鲍康的同好。其中陈介祺是苏氏兄弟的老主顾，袁小午当时曾佐襄左宗棠军务而寓居西安，通过苏氏兄弟获得岐山所出大盂鼎。鲍氏在信中提及以上一干人等，托苏七与之搜觅古物并进行联络，故当时西安古玩商人所与达官显宦频繁交往。过从甚密的微妙关系，于此略可窥其一斑。

2号、4号信中所说的“程小泉”、“程师爷”、“程宅”以及“蔚泰厚银号”当时俱在西安。疑“程小泉”与“程师爷”为同一个人，“程宅”为其家，“师爷”为其职业。三者每每混述一起，约略使人可辨其中必有直接的内在关系。依笔者之见，作为师爷的程小泉其人当为蔚泰厚银号的帐房先生，其与鲍康的私交一定颇好，而蔚泰厚银号也很可能在四川(夔州)等地设有分号或委托办事机关。

　　3号信中所提及的“昨由马递一信”之马姓者，疑为当时西安回民古玩行中的马姓商人。据西安古玩行老人言⑥，清末跟随苏氏兄弟拉纤，做中人的回民古玩商人颇多，著名者有马姓、泉坛人物金姓和白姓者。不知3号信中所述之马姓者是否即西安古玩行老人所言的马姓?但不管如何，从马姓者亲为苏氏兄弟与鲍康传信一事看，知当时西安古玩行商人的足迹已经涉及到交通落后的四川等地了。

　　以往述及苏氏兄弟的资料，多偏重介绍苏氏经营古玩行业的趣事及做伪技能，未曾涉及到古玩业之外的个人生活，3号信中所述的“寄去十金，为六兄设奠”之事，不仅弥补了以往史载的空白与不足，而且明确的提供了苏六的去世时间，这对研究苏氏兄弟的生卒及其他相关之事，确是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过去所见的鲍康手书信札，绝大多数是鲍氏与诸金石、钱币学同好所交流、探索收藏鉴赏技艺的酬酢问答，似未见及有涉及古玩行商人的信札出现。此次四通鲍康手书给西安古玩商人的信札的发现，无疑为鲍氏尺牍增添了新的内容。

　　一百多年以前，著名金石考据学家王廉生曾盛赞鲍康之书法，谓其“千百年后，皆剧迹也”。今观所发现的四通鲍康手书彩笺遗札，其字体刚正峻立，潇洒清秀，遣词通远简洁、行文清新流畅。因此，新发现的此四通鲍康遗札，不惟在研究探索鲍康生平以及金石学、钱币学方面有珍贵价值，另外在了解鲍氏的书法、文风等方面，同样具有珍贵的价值!
　　

　　注释:
　　①关于鲍康的卒年，文中采用了唐石父先生的观点。参见唐石父《鲍康卒年考》，《中国钱币》1986年3期。
　　②鲍康《观古阁泉辨》。
　　③胡石查《观古阁藏铁钱拓本序》。
　　④⑤鲍康《胡石查手拓观古阁藏铁泉序》。
　　⑥除西安古玩行老人所言之外，已故陕西文史馆馆员刘安国老先生亦持此说。
（录自《中国钱币》1995年第1期）

懒禅

                             杨渭生

　　《泉志》是我国现存最古、亦为世界上最早的钱币学专著。它是汇辑中国古代历朝钱图、记载详博、富有见解的一部学术著作，很值得研究，向为钱币学界所重视。然而，对洪遵的家世与生平，政治上的建树，学术上的诸多贡献，文化界的广泛影响，却乏人研究，几乎成为一片空白点，为此，本文拟就这些方面略加记叙。
洪遵家世与生平

　　洪遵(1120—1174)，字景严，号小隐，宋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

　　其父洪皓(1088—1155)①，字光弼，政和五年(1115)进士。宣和六年(1124)，秀州(今浙江嘉兴)大水，晧为州司录事，发廪赈济，又冒“不赦之罪”邀留浙东纲米以救灾，谓“宁以一身易十万人命”，深得民心，号称“洪佛子”。建炎三年(1129)，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使金，完颜宗翰(粘罕)逼仕刘豫，坚拒不从，几被杀害。流放冷山，后徙燕京。拒受金人官职，屡次派人入宋密奏金朝政情，乞兴师进击，以图恢复。留金十五年，备受艰苦，是一位很有骨气的爱国志士。绍兴十三年(1143)始还临安。遂除徽猷阁直学士，兼权直学士院。为权奸秦桧所忌，以论事不合，罢守乡郡，旋被贬谪，安置英州九年。绍兴二十五年(1155)徙袁州，至南雄州病逝，享年六十八②。

　　洪遵兄弟八人，有兄适，弟迈、逖、逊、邈、邃、迅。迅未仕，馀皆出仕为官。洪氏一家在南宋为江西望族。洪遵既是洪氏家族鼎盛的发迹者之一，又是在这样的家族中薰陶成长起来。

洪遵自幼聪慧，端重如成人，从师业文，不以岁时寒暑而辍。其父使金、滞留漠北，母亲病故，当时家境也十分困难。他与兄弟在僧舍攻读，夜枕不解衣。以父荫补承务郎。绍兴十二年(1142)，洪遵与兄适、弟迈同至临安(今杭州)赴考，寓南山净慈院(今净寺)。与兄适同登博学宏词科，中魁选，赐进士出身。高宗说：“父在远方，子能自立，此忠义报也，宜升擢。”遂授秘书省正字。南宋词科中选即入馆，自遵始。时奸相秦桧之子秦熺为长官，洪遵不阿附，为其所压制。次年父自金还，为秦桧所贬，洪遵即被外放，先后为常、婺、越三州通判。绍兴二十五年(1155)，复入为正字。八月，兼权直学士院。其后父逝居丧。绍兴二十八年(1158)，服除，召对，极陈父冤，说：“先臣与龚?同出疆，?仕于刘豫，以妄杀兵官为豫所诛，而秦桧赠以节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岁乃得归，顾南窜岭外，臣兄弟屏迹在外。桧不分忠逆如此。”③高宗虽加慰勉，并把责任推给已死的秦桧，说：“洪某三子皆可用”，实际上这个惯于玩弄权术的皇帝实无心重用忠臣良将。所以，洪遵陛对后，虽拜起居舍人，迁起居郎兼权枢密院都承旨。绍兴二十九年(1159)，拜中书舍人。三十年(1160)正月，试吏部侍郎，后曾兼权吏部尚书。旋即罢去，绍兴三十年(1161)出知平江府。孝宗即位，拜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知隆兴元年(1164)贡举，拜同知枢密院事。同年七月，以端明殿学士(第二次)提举太平兴国宫。乾道六年(1170)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又徙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兼行宫留守。不久又罢。淳熙元年(1174)，提举洞霄宫。同年十一月病逝，年仅五十五，谥文安，赠太师④。

洪遵的卓著政绩
一、忠于职守，正直敢言，颇有创设
　　绍兴二十八(1158)年五月，洪遵以起居舍人身份奏乞以经筵官除罢及封章进对、宴会锡予、讲读问答等事，悉行编录为一书，名为《迩英记注》。其后，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壬子，又有《祥曦殿记注》，实自遵始⑤。同年七月，又因与高宗面对，论铸钱利害，高宗对大臣们说：“遵论颇有可?”，⑥均嘉纳之。本来宋朝旧制，修注官、经筵官许留身奏事，而在南宋洪遵时则近例无有。洪遵以记注官陪侍经幄，因奏请依讲读官许留身奏事。同时，他又说，“自绍兴九年(1139)至今《起居注》未修者殆十五年，乞今两省除见修按月进入外，馀未毕者每月带修”。皆从之⑦。

　　遵以正直敢言著称，在皇帝面前亦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例如，高宗说：“正立法，自今功臣子孙序迁至侍从，并令久任在京宫观。”遵曰：“侍从，朝廷高选，非如磨勘阶官，安有迁序之制?”退而又上奏言：“今内外将家无虑二十人，若以序迁，不出十年，西清次对皆可坐致。太祖开国功臣子孙不过诸司，惟曹彬之子琮、玮以功名自奋，遂为节度，初不闻有递迁侍从之例。今旨一出，使穆清之地类皆将种，非所以示天下。望收还前诏。”⑧

　　对于当时讨论欲复鄱阳永平，永丰两监鼓铸事。洪遵议曰：“唐有鼓铸使，国朝或以漕臣兼领，或以分道置使，或?为三司。自中兴以来，置都大提点官，事权太重，官属太多，动为州县之害。但当随时之宜，为救弊之计。间者亟行废罢，事出仓卒，既罢之后，又无一定之论，初委转运使，又委提点刑狱，又委郡守贰，号令纷纷不一，鼓铸益少。……遵等窃以为复置便。”⑨复置永平、永丰二钱监，对解决当时临安钱钞的危机，起了重要作用。

　　洪遵在吏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时间虽很短，却治绩显著。例如，当时选人诣曹改秩，吏倚为市，巧生枝节，推延不办，多所索贿。洪遵则针对时弊明确规定，照章办事，草除恶例，吏不敢欺。洪遵为官清正，既不阿附权贵，又不人云亦云，以势利待人。如汤思退罢相，遵草制无贬词，竟因此而被劾罢官，实属难能可贵。可见他是一位堂堂正正、颇有作为的政治活动家。

二、注重边防，积极抗金，忠贞爱国
　　洪遵生活于女真奴隶主贵族南侵掠夺的大动荡时代，对于北宋灭亡、南宋横遭攻战掠夺，深怀切肤之痛。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洪遵在中书兼承密旨，有关边防民隐必为奏言，十分注重边防之守卫，军器之利弊，曾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案。“众谓熟于军旅者所不及者。”⑩对于金使(北使)提出的一些要求，洪遵都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例如，北人(金)来索绛阳郭小的、安化刘孝恭二百家，遵执以为不可。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的一支金兵由海道窥犯两浙，宋廷命浙西副总管李宝抵御。李宝驻兵平江，宋廷又命洪遵知平江府。李宝以水军袭击金兵于膠西获捷。膠西之战，资粮、器械、舟楫都是洪遵供应的，此战成功，遵之助力为多。

三、关心民瘼，勤劳于政，安靖一方
　　洪遵不论在朝为官，或在州县地方，均以民为“本”，关心民间疾苦，多方为民着想。洪遵在地方当长官，以保境安民为己任。比如，高宗车驾往金陵(今南京)，沿途各州县都被禁卫兵士苛索骚扰。至吴(当时洪遵知平江府)，这些禁卫兵卒相告说：“内翰在此，汝毋复然。”当时，宋廷曾一度海禁，以“虑商舶为贼(所)得”为名，把商船悉拘入官不还，甚至把沿海船舰及水手、民兵也扣留起来。这对江折沿海商民是极大的困难。洪遵因此奏论，以船还商，而听水手自便，老百姓非常感谢他。

　　乾道六年(1170)，洪遵知太平州期间，圩田坏，民失业，遵役工筑圩几万数。严冬盛寒，遵亲自到筑圩工地，载酒食以饷民工，用实际行动鼓舞民众，人忘其劳。时转运使张松忌功，妄奏圩未尝决，民未尝转徙，要责令圩户自筑，并裁减募工钱米之半。遵连疏抗争，请求派遣朝臣覆按。于是宋廷派遣将作少监马希言、监察御史陈举善下来查处，黜松言，圩遂成，合四百五十五所，政绩显著。

　　当时，楚(淮南)一带大旱，周围州县赈灾措施失当，百姓流离失所。洪遵认为，遇灾首先要安置百姓的生活。他精简工作人员，随远近老壮以差赋给，减免租税至十九，又告籴于江西，使百姓得活者不啻万计。戌兵乘时盗利，曹伍剽于野，尽执拘以归其军。所以，虽有大灾荒而村落晏然，保一方平安。孝宗命当制舍人范成大，褒其治绩。

　　洪遵的这些政绩，体现其忠君爱国，以“民本”为其核心的政治思想，充分表现其治国安邦的雄伟抱负。
洪遵的学术贡献

洪遵不仅是一个有所作为的政治活动家，而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他家学渊源深厚，博学强记，知识面极广，著述宏富。据(宋)周必大所撰《同知枢密院事赠大师洪文安公遵神道碑铭》载，其著作有：《文集》八十卷，《东阳志、谱》各十卷，《钱谱》五卷等(11)。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洪遵著述有：《泉志》十五卷、《翰苑群书》三卷、《翰林遗事》一卷、《洪氏方》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为鄱阳洪氏，未署名。实即《洪氏集验方》。)、《谱双》一卷、《小隐集》七十卷(12)。
　　(元)脱脱《宋史·艺文志》著录洪遵著述有：《翰苑群书》三卷、《泉志》十五卷、《东阳志》十卷、《小隐集》七十卷、《中兴以来玉堂制草》三十四卷、《三洪制稿》(适、遵、迈撰)六十二卷(内洪遵二十卷)(13)。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洪遵著述三种。
　　《订正史记真本凡例》一卷(编修程晋芬家藏本)、《翰苑群书》二卷(浙江巡抚採进本)、《泉志》十五卷，湖北巡抚採进本(按：《四库总目》卷一一六，子部谱录类存目)。

　　由上可知，洪遵著作在流传过程中多所散佚，诸书著录亦不尽一致。但至今传世的作品(或为后人辑佚)，也不少。据今人刘琳、沈治宏编著《现存宋人著述总录》著录洪遵著作有下列七种：

　　《订正史记真本》一卷，《学海类编》(道光本，影道光本)；《翰苑遗事》一卷，《知不足斋丛书》第十三集《翰苑群书》；《泉志》十五卷，计有明万历三十一年胡震亨刻《秘册汇函》本(上海图书馆藏)、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北京馆藏)、《学津讨原》(嘉庆本、影嘉庆本)第八集，一九九一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线装本；《洪氏集验方》五卷，计有宋乾道六年姑孰郡斋刻公文纸印本(北京馆藏)、《士礼居黄氏丛书》本(14)，计有一九五五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宋人医方三种》之一、一九八六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本；《谱双》五卷附录一卷，《丽瘘丛书》本；《洪文安公遗集》一卷(15)，清劳格辑本清丁丙跋(南京馆藏)；《翰苑群书》(辑)，《知不足斋丛书》第十三集。

　　综上所述，洪遵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博通文史，通晓宋朝翰苑故实，好藏金石、钱币，能诗善文，既明医方，又是游艺能手，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专家学者。比如，我们今天研究他的《泉志》，他就是古代一位难得的钱币专家。我们要把洪遵放在南宋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从多方面综合研究，予以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

注释：
①　按：洪皓，《宋史》本传作洪皓。周必大所撰《宋宰相赠太师魏国文惠公神道碑铭》，许及之所撰《宋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学士正议大夫赠特进洪公(适)行状》，均作父皓，从日从告。见洪适《盘洲文集》卷80附录，影宋本第12册。又，与洪皓同辈诸名皆从日，如皓六弟曦、晔、?、晖、曜、杲；彦升之子洪昕等。故以皓为是。参见王德毅《洪容斋先生年谱》，台北宋史座谈会《宋史研究集》第2辑，第408页，1964年版。
　　②　事详洪适《先君述》，《盘洲文集》卷74，影宋本第11册。参见元脱脱《宋史》卷373，《洪皓传》，点校本(三十三)，第11557—11562页，中华书局，1985年新版。
　　③　洪遵入对申父冤，事见洪适《敬书先忠宣赐谥制书后》，《盘洲文集》卷62，影宋本第10册。此处引自《宋史》卷373，《洪遵传》，点校本(三十三)，第11565页。
　　④　事详(宋)周必大《同知枢密院事赠太师洪文安公遵神道碑铭》，《周文忠公文集》卷70，《四库全书·文渊阁》，台北商务印书院影印本第1147册，第739—743页。
　　按：(宋)楼钥《小隐集·序》云：“公讳遵，字景严，若世系治行，则文敏(洪迈)所作《行状》甚详。”
　　参见《宋史》卷373，《洪遵传》，点校本(三十三)，第11565—11569页。(清)洪汝奎《洪文安公年谱》，《四洪年谱》本。又，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六，辑录有洪鰑、洪适、洪遵、洪迈等四洪的一些轶事资料。见下册第878—88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⑤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9，绍兴二十八年五月丁丑条，《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第3册，第327/531页(按：327指《四库》原台北影印本第3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下引《要录》同此版)。
　　⑥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0，绍兴二十八年七月戊寅条，影印本第3册，第327/537页。
　　⑦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0，绍兴二十八年九月申申条，影印本第3册，第327/545页。
　　⑧　《宋史》卷373，《洪遵传》，点校本(三十三)，第11566页。
　　⑨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2，绍兴二十九年闰六月辛未条，影印本第3册，第327/585—586页。
　　⑩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2，绍兴二十九年五月丙午条，影印本第3册，第327/580页。
　　(11)　周必大《周文忠公集》卷70(《平园续稿》三十)，《四书全书·文渊阁》影印本，第1147册739—743页。
　　(12)　以上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01(《经籍考》28)、卷202(《经籍考》29)、卷223(《经籍考》50)、卷229(《经籍考》57)、卷240(《经籍考》67)，中华书局本下册，第1685页、1690页、1799页、1834页、1903页，1986年版。
　　(13)　以上据《宋史》卷203、卷204、卷208、卷209《艺文志》，点校本(十五)第5104页、5117页、5160页；点校本(十六)，第5375页、5400页、5401页。按：《宋史·艺文志》此处载《三洪制稿》六十二卷，与(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影宋刻本第12册)卷51，《三洪制稿序》所记“文惠公(洪适)内外制凡十四卷，文安公(洪遵)二十卷，文敏公(洪迈)二十八卷”，共六十二卷，相符合。
　　(14)　按：《丛书集成》初编收入有《士礼居丛书》本《洪氏集验方》五卷，据该序称此为重刊宋本。书尾有洪遵于乾道庚寅(六年，1170)十二月十日所书：“右《集验方》五卷，皆予平生用之有著验，或虽未及用而传闻之审者。刻之姑孰(熟)，与众共之。”他身居高位，不忘百姓疾苦，集验方以救民，可谓功德无量!
　　(15)　按：周必大《洪遵神道碑》说有文集八十卷；楼钥《攻媿集》卷52，有《洪文安小隐集序》(见《四部丛刊》初编本)。《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小隐集》七十卷，而今未见有藏本。可见洪遵著作散佚甚多。
（录自《中国钱币》2000年第3期）

懒禅

——兼谈古代钱币文献存佚情况
                             王贵忱

　　钱币学，是研究钱币形制铭文及其制作特点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门学科，在我国是包括在金石学范围之内的。金石学创始于北宋，而钱币学的产生，比金石学早得多，已有一千五百年左右的历史。一枚古代钱币，或多或少总会反映出其时的货币政策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史影，而钱币本身的艺术造型和铭文，对研究当时的工艺水平、文字、民俗以至验证历代年号等方面，有时还会提供在史书上找不到的可贵资料，起到补史证史的作用。正是由于它本身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宝藏物，形成被广泛引起研究兴味的钱币学科。

著录和研究钱币实物的专著，至迟在南朝萧梁时代(502—557年)就有了，因为这一时代的顾?《钱谱》一书里就已经引用过一部有姓佚名的《刘氏钱谱》。《隋书·经籍志》著录刘潜(484—550年)《泉图记》三卷，此书隋时已佚，与顾?引用的《刘氏钱谱》书名既不合，又是一亡一传，当不是一部书。《崇文总目》著录萧梁时人顾协(470—542年)有《钱谱》一卷，仅此一见存目，如确有其书，也早已亡佚。为后世传相引述的萧梁时代的钱币学著作，只有顾烜《钱谱》一卷。顾谱为《隋书·经籍志》收录，注明撰者是顾烜，其次列有佚名的《钱图》一卷。这两部书在著录程序上，显然不是一个人之作，《唐书·艺文志》只著录顾氏有《钱谱》一卷，可见《钱图》一书别有撰者。见于著录的隋以前的这五种古谱久已失传，但可略见南朝时著录钱币之风甚盛。相沿以承，代有著者，唐封演《续钱谱》，即续顾烜《钱谱》之作。唐代的钱币学著述，见于史志收录和诸家称引的还有：《钱本草》一卷，张说(667—730年)撰；《薛氏家藏钱谱》三卷，薛元超撰；《姚元泽钱谱》；《钱谱》一卷，张台撰，连同封谱在内，这五种钱币谱录也久已失传，其内容多不可考。惟赖洪遵《泉志》一书，保留下封演《续钱谱》内容四则；洪氏引用张台《钱谱》二十八则，内含上自先秦布币，下至五代十国时期楚马殷的天策府宝，由知张台当是五代十国或宋初时人。此外，在《泉志》中还引录敦素的钱说十则，又数次引据佚名的“徐氏”之说，这两家论列的都是唐以前的钱币，他们可能也是唐代人。宋代的钱币学著作，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十余种之多，其中著称者有：陶岳的《货泉录》；金光袭的《钱宝录》；李孝美的《历代钱谱》和董逌的《钱谱》十卷，此四种均已失传。此外，还有一部成书于北宋后期、著者佚名的《货泉沿革》一书。此书向无单行本，以见于收入元至顺刊本《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原本在台湾)为最早；其后别有后至元刊本《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北京大学藏本)；明永乐刊本《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和明成化刊本《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目类要事林广记》，以类书传本无多，不为学者所重，知有《货泉沿革》一书者甚少。直至近年始有姚朔民先生整理本问世，收入《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一辑。而八百多年来影响为大而又传世不绝的，是成书于南宋初年的洪遵《泉志》一书。

从以上略举古代钱币文献存佚情况，不难看出我国不仅钱币学源远流长，而且钱币学遗产也是非常丰富的。但这些古代钱币学专著多已亡失，幸赖洪遵《泉志》保留下不少上自南朝，下到北宋人钱学论说和见闻纪录，借此可见我国古代钱币著录有着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善于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继承钱币学遗产很有必要。洪遵就是一位善于继承前人遗产的钱币学家，《泉志》是一部考疑徵信、学术价值很大的书。惟其成书已八百多年，历代抄写和传刻难免失误，以致有以讹传讹之处，读之者不免产生瑕瑜互见之憾，誉之者恒见不鲜，诋之者也有其人，须要扒疏整理，恢复其本来面目。

一
　　洪遵(1120—1174年)，字景岩，宋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他是宋代名臣洪皓之子，与兄洪适、弟洪迈，皆以文章名世，有“三洪”之誉。洪遵年二十三中词科，赐进士，特擢为秘书省正字。历官有建树，累进资政殿学士。著有《订正史记真本凡例》、《翰苑群书》、《谱双》等，而以《泉志》一书最著称。卒谥文安，《宋史》有传，附洪皓传中。

　　《泉志》十五卷，成书于绍兴十九年(1149年)，是年洪遵三十岁。此书见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收录，但宋、元两代无刻本，据明万历刊本《泉志》所载洪遵序文和正文中，遇“国朝”二字升格，可知此刻本原是据宋抄本或传抄宋本所从出。万历刊本《泉志》有几处文字作墨钉(《津逮秘书》本同，清光绪元年隶释斋本则改作空方)，以示有缺文，还有三则文字结尾处有脱句，显然是依古抄缺文本所出。再就《泉志》传抄本而言，以《永乐大典》本为最古①，其次是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著录的明嘉靖元年(1522年)秋茶梦庵抄本，两个原本恐久已无存。现在传世的最古版本，是万历年间徐象梅(仲和)摹图，由胡震亨、毛晋所刻《秘册汇函》丛书本《泉志》十五卷。其后三百余年中，《津逮丛书》本，诸如《昭代丛书》本隶释斋李和清末民初间影印本、重刊都是出自这个祖本。此外，清初陶?编刻《说郛》、李世熊编辑《钱神志》二书中，都收录有《泉志》目录，不知出自何种底本。

《泉志》一书收录钱币三百四十八品，除洪氏本人所得百余品实物外，其余则是从他人钱谱和史书中抄录而来。洪遵将这些钱分为正用品、伪品、不知年代品、天品、刀布品、外国品、奇品、神品、压胜品等九类。在钱币学形成独立学科的初期，古人对形制繁杂奇妙的铸币，所作的上述类型分类，仍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即就上述九种类型而言，其内容不外乎是：一是正用品，包括所谓的“伪品”，即史书上所说的“僭伪品”，盖批发曾经流通过的铸币；二为待考的铸币；三是以形制区分的刀布币；四为外国品；五是以艺术造型等次分甲乙的天品、奇品、神品；六为压胜品。如果把九种类型加以调整顺序，严格区分，不外乎是曾经流通过的正用品、非正用品和外国品三类。这一古典分类法不无可取，元、明、清和民国初年编撰的谱录，基本上是承袭了这一分类法，在洪志基础上发展起来，略作损益而成就的。

　　洪志一书资料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古史、稗官杂记和古代钱币谱录而来；再者是洪氏本人见闻所及，以前者占的分量为大。《泉志引据的前人著作多达九十余种，其中原书不少已经失传。即就古代钱币专著而言，借助洪氏之书，保留下古佚《刘氏钱谱》内容二则，顾烜《钱谱》三十四则，封演《续钱谱》四则，张台《钱谱》二十八则，陶岳《货泉录》三则，全光袭《钱宝录》四则，李孝美《历代钱谱》五十余则，董逌《钱谱》十三则，引用著者无可考的《旧谱》六十则。这些洪氏之前的古谱著者，由于历史条件和资料所限，考证并非皆精当，引述也是各就见闻而已。古人的这些论说，无论详略得失，都是各具苦心，不少论述是经过旁考博稽而成。我们正是借助这些史料，方可略知古佚谱录内容梗概。洪遵辑录古钱币文献之功不可没，古史料丰富正是《泉志》一书的最大特点。

二
　　再就《泉志》一书体制而言，这部书编撰精当，著录程序明确，引述前人文字先正史，次笔记杂说，再次为钱币谱录，洪氏本人论说则以“余按”别之，为纪录体制之作。其优胜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1.体例严谨，考订审慎
　　通篇文字精练，言必有本，凡引据文字详著作者书名，洪遵本人论说，每多深思熟虑精到语。如述南朝刘宋的“景和”小钱，先引顾烜《钱谱》之说，谓“废帝景和元年铸，重二铢，文曰景和”。洪氏加按语说：“此书李孝美不入谱。烜，梁人，距宋不远，其说当审矣。”传世确有景和小钱，绝稀。近年新发现的景和钱与史书记载相合，钱文俱作右起横读，与《泉志》所载景和钱文作直读为异。或如“汉兴”、“孝建”小钱故事，既有横读也有直读例，特尚未发现直读者亦未可知。洪遵未见景和钱实物，不轻加是否，只援据文献作推论之说，确是相当审慎的。又如，汉武帝铸三铢钱，史有明文称“重如其文”。但以铸行时间短，传世较少，封演、李孝美和洪遵均未见过实物。封氏把四铢半两钱面穿下有三竖文的当作三铢钱，这是误解。洪氏则称：“余案：此钱史氏以为销半两，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则三铢之文明矣。李孝美又画半两钱于其下，盖蔽封氏之说也。”尽管洪氏也未见过三铢钱实物，也别无创见，而能精读中文，持说则审慎，洪氏对旧说有分析的接受，不作一味信从，这是难得的。《泉志》卷十三龟背钱，插图作六角龟背甲形，其下是太平百钱图样。洪遵加按语称：“此钱今世尚有之，面文曰太平百钱，篆书，钱字湮晦叵见；背文夷漫，为龟背形，与顾氏所画背文相类。旧谱谓之龟背文钱，画其背为龟甲非也。”他虽然也在书中沿用六角龟背甲图，在这里却是作为否定的图例，既保存了旧说，亦阐明了己见。

　　2.著录翔实
　　见于谱录的五铢钱中，有一种在钱正面穿上刻划一“平”字，论者以为是“平当五铢”，可能也是根据《泉志》著录的“平当五铢”钱。而洪遵原文是：“径九分，重三铢。肉郭夷坦，当字湮漫，或云汉代所铸。”这是纪实之言。所谓当字湮漫，其实是原无当字，乃为范铸流铜所致，并非“当”字。至于所附钱图，五铢作小篆，“平当”二字作楷书，不伦不类，足以说明楷书“平当”二字是后人随意补加上的。如果这一钱图为《泉志》所原有，也是洪遵照旧谱移植过来。可贵的是洪氏的记述是根据实物，又并存旧说，不作依附之论。同样的例子，如卷七所载越南古代的天福镇宝、太平兴宝、天感元宝等，统列属“不知年代品”中详著其形制特征，留待后人考实。其中的天感元宝传世绝少，是越南李太宗天感圣武年间(其元年，即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奉乾王李日中铸。形制有异于中国钱，其特点是红铜美制，钱身厚，穿孔小，文字深刻美妙而钱身视中国钱则小一轮。越南古代的铜钱，不论大小轻重，与中国铜钱毕竟或多或少是有区别的。但有不少越南仿铸中国年号钱，有的很难分辨，生活在南宋初年的洪遵，对越南稀见币“天感元宝”，提出“疑外国所铸”，确是法眼明断之资，令人敬服。在卷十四中引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述“应元宝运”钱，沈氏并未见到实物，但确有其钱，应旋读为应运元宝。有闻必录，拾遗补缺，是史家应尽之责，洪遵就是这样做的。它如记永安五铢，说别有背穿上土字和背四出文者，以及说南汉铅乾亨重宝钱等，俱与传世实物相合，可见是目验之谈。此外，洪氏《泉志》著录辽钱天赞通宝、应历重宝(应作通宝)、重熙通宝、清宁通宝、大康通宝、大康元宝、大安元宝、寿昌元宝、乾统元宝、天应元宝和西夏文钱等，与传世实物无不合符，可见洪氏提供的实物资料也是可靠的。

3.重视考究域外钱币
　　南宋初年成书的《泉志》，所著录的外国钱币，包括辽、西夏等兄弟民族的铸币，有八二余种之多，占全书钱图四分一左右。日本的和日开珍、神功开宝(《泉志》作神功开珍，误)、万年通宝、隆平永宝、乾元大宝(即《泉志》卷十一所载之“乾文钱”)、延喜通宝；朝鲜的海东通宝、三韩通宝、东国重宝；越南的太平兴宝、天空福镇宝、天感元宝等外国钱币，都是洪氏首次著录的。又有不少外国钱为洪氏所未见，不仅摹刻的钱图多无所本，文字记载也失之简略。《泉志》记录外国钱币翔实之处亦复不少，如卷十二记迦毕试国(今阿富汗之卡菲里斯坦地方)钱币又卷十记大食国(阿拉伯)的钱币等。

三
　　阅读今本《泉志》最大的障碍，是关于包括东南亚等国的域外铸币。有些外币铸以本国文字，洪遵当时未必能考辩；有些国名是采用当时的译音，如今很难索解，这类问题一时难以解决。

　　其次是《泉志》一书，为一些论者所诟病，主要是因为刻本所附插图引起的，而且往往归咎于明徐象梅摹钱图凭臆杜撰，这是不尽公允的。通观全书，可知古本是有图的，今本钱图失真和图象画错之处，可能所依据的底本就是如此，自然，也不能排除徐氏会有改动之处。而且，万历本中的钱图，绝大多数是照实物画出来，有一些压胜钱图拒绝甚为精细，先秦古币有些描写变形，也还有影子在，对熟悉古币的人来说，仍可辨认出原币形状的本来面目。不可能是臆造出来，其所以变殂，就是几经传摹失真所致。徐氏所画钱图应是有所本的。徐象梅不应，也没有迹象可以说明有擅改原书钱图之处。问题是他没有尽到校勘之责。不管怎么说，徐绘本《泉志》是现存钱币学著述中最早的插图本，也是《泉志》一书的第一次刻本，洪志能得传于今是有赖于徐象梅绘图和胡震亨、毛晋斥资传刻之功，说他们是洪氏功臣并不为过。

《泉志》一书的症结，主要是钱图问题。此书摘录有关先秦、两汉和外国钱币文字，一些钱恐洪氏未必见过，也未必信有其钱，原是记录旧闻性质。如果洪氏原书辑录史文诸条之下，确是各系以毫无特征的方孔圆圈(以示原钱形制)，很可能是从他种钱谱照样描画过来，或者是留作待向备访的标志。后世把这些方孔圆圈一律看作钱，又据以对《泉志》加以指责，那是未深入理解原书的缘故。但无论如何，这些无所本的钱形圆圈，容易被初学者误认为铸币，有画蛇添足之憾，诚为洪志一书之疵累。

　　以上是举其大要者。这部书的缺点，也还是有的。除了钱图问题外，分类有些杂出互见，考证也有空疏处，承袭了前人的某些错误。清末金嘉做考订，有所订正，成《洪氏泉志较误》四卷；近人丁福保先生有删节本《泉志菁华录》，对进一步研究《泉志》是有帮助的。总的来说，《泉志》一书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不会因为有一些不足之处，就影响这部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作为八百年前成书，保存了大量古钱币资料，采摭丰富，体例严谨，堪称是我国古代钱币学的一部经典著作。

注释：
　　①　清翁树培有校《永乐大典》本“泉志”，今藏北京图书馆。由知大典本《泉志》，乾嘉间犹存。
（录自《中国钱币》2000年第3期）

懒禅

                                  可居

　　我国不仅钱币学遗产非常丰富，而且早在一千四五百年前就有了钱币学专著。南朝萧梁时代的顾烜《钱谱》中，曾经引用过一部有姓佚名的《刘氏钱谱》，隋以前的钱币书还有几种，均已亡佚；唐至北宋的钱币图书之作也不少，然亦已失传，古谱幸存于今只有南宋洪遵《泉志》一种，其成书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洪遵(一一二○——一一七四年)，字景岩，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他是宋代名臣洪皓次子，与其兄洪适、弟洪迈皆以文章见称于当世，有“三洪”之誉。洪遵年二十三中词科，赐进士，擢为秘书省正字。历官有建树，累进资政殿学士。卒谥文安，《宋史》有傅，附洪皓传中。著有《订正史记真本凡例》、《翰苑群书》和《谱双》等书，以《泉志》一书最著称。已故罗伯昭先生撰有《洪文安公年谱》(《泉币》第九期)和《洪文安公藏泉表》(《泉币》第十期)二文，记述洪氏仕履及其泉学较详。《泉志》成书于绍兴十九年(一一四九年)，是年洪遵三十岁。其致力于研究钱币当是南渡后初期的事，否则难有成就。他在《泉志》自序中称“得古泉百有余品”，从载录诸钱看，可知多非常见品。此书通篇文字要而不繁，著录程序谨严，引正史以至稗官杂记和钱币谱录达九十余种，可谓征引浩繁，以“余按”记本人考说，是一部内容充实、体制精审之作。其后，于绍兴二十九年(一一五九年)与宋高宗廷对钱法事，后一年又议置永平、永丰钱监，可见洪遵不仅是一位钱币学家，也是究心于鼓铸得失的

《泉志》见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著录，但宋元两代无刊本。据明万历刻本《泉志》洪氏自序和正文中，凡“国朝”二字皆升格，此乃谨守避讳文例，由知刊本原是依据宋抄本或传抄宋本格式照刻的。这一刊本文字有mt 处缺文作墨方(《津逮秘书》本同，隶释斋本改作空方)，另有三则正文结尾有脱句，显然是据古抄缺文本所自出。见于著录的《泉志》抄本，以《永乐大典》本为最古。原本恐已无存，仅有清代翁树培校大典本《泉志》，今藏北京图书馆，因知大典本乾嘉时尚在内府中。其次是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所载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秋茶梦庵抄本《泉志》，此后三百年间未见公私书目著录，可能久已失传。今传世的最早版本，是万历间徐象梅摹图，由胡震亨、毛晋所刊《秘册汇函》丛书本《泉志》十五卷。近三百余年中的几个刊本及影印本，都是出自这一祖本。《泉志》为一些论者所诟病，主要是由于刊本钱币图样引起的，而且往往归咎于徐象梅杜撰。其中，尤其引起争议的是描绘七十七个方孔圆圈钱式，既无文字，也无任何区别标志；另有十二个圆形无孔的绘人面、动物等图形的外国钱，有些金银钱可能有依据，惟描绘钱样失真，无从辨别；还有三枚仅画三个无孔的圆圈用示钱状，这类只有大小之别的圆圈图式，其实与洪氏本文并无多少直接关系。这些钱图可能是后人(包括徐象梅)补绘，更有可能原本就有这类图样。不管怎么说，毫无意义的钱图无论是何人绘制，毕竟容易引起误解，实属画蛇添足，反为《泉志》之累。徐象梅是晚明时画家，《古泉汇》说他有《徐氏钱谱》已失传，不知内容如何。徐氏在《泉志》跋文中说:“《泉志》一书，自鄱阳结撰以来，率为好事者帐中之奇，故阅千余载而迄无刻本。”此文纪年署万历三十一年(一六四九年)，上距绍兴十九年(一一四九年)《泉志》成书，仅四百五十四年，却被他说成“千余载”，粗忽失考以至如此，难免为论者所批评。但如说《泉志》插图为徐氏杜撰也非公允，因为一些变形的刀布币还存有迹象可寻，应是历代转相传录失真所致，非臆造所能出，而历代著文圆钱多是按照实物描绘，如无图样是创作不出来的。原书应有图，著文钱样也有依据，只是几经传录失真而已。而且，《泉志》正是有赖于徐摹本流传下来，是此书的第一次刻本，也是传世最早的木刻插图本钱谱，胡震亨、毛晋、徐象梅三人传刻古谱之功不可没。

　　《泉志》一书，著录钱币三百四十八枚。其中揭示的名贵钱币，如文信、续铢、永光、景和、天成、乾封泉宝大钱、天策、永隆、天德、通行泉货、天赞、天感和广政、永通泉货、西夏钱等，无不与后世流传下来的实物相合，日本、朝鲜、安南的钱币，是他最先载录的。可见不仅引述有据，著录的实物也是可靠。洪氏对诸钱考订之审慎，俱见《泉志》中。在这里，更应该提到的是，对先秦铸币断自春秋战国的论点，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

余谓春秋之时，下迨战国以铸泉立币，各擅其利。惟齐制见之《管子》，故暴白后世，诸国无所稽考，遂致淟汩不传耳(《泉志》卷一)。

　　洪遵的这一见解，比成书于嘉庆年间的《吉金所见录》把刀布币断归春秋战国之说早六百多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有此独到之见，是他善于把文献和实物结合起来研究的结果。在《泉志》中保存不少古谱资料，是此书的另一特点。他在书中引存《刘氏钱谱》内容二则，顾烜《钱谱》三十四则，封演《续钱谱》四则，张台《钱谱》二十八则，陶岳《货泉录》三则，金光袭《钱宝录》四则，李孝美《历代钱谱》五十余则，董逌《钱谱》十三则，不知年代的《旧谱》六十则，正是借助这些已佚谱录资料，可知我国古代钱币学是有着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丁福保先生在《泉志菁华录》序言中，说《泉志》中保存的资料是一字千金，从古代钱币文献赖以得存这一角度上说，丁氏之说是有道理的。此书并非没有缺点，即如移录旧说也承袭了某些前人失考之论，洪氏本人引述也有致误处，类列上也存在一些疵弊。他虽著述审慎，但限于一时一地见闻，难免有所空疏。总的来说，《泉志》一书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不会因为有某些不足之处就影响这部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作为八百年前的成书，保存下大量古人论说，采摭丰富，体例严谨，堪称是我国古代钱币学的一部经典著作。

（录自《中国钱币》1985年第4期）

懒禅

                              邹志谅

　　中国从司马迁作《史记》而下，史书中往往专门列有“平准书”或“食货志”，其中大都论及当时的货币，但这些都是从货币史、币制史的角度来写的，既不研究各种钱币之选材、重量、形态、制造、纹饰、文字，也不研究货币如何能耐用、怎样可防伪，因此这些并非是钱币学专著。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更迭。大大小小政权大多推出体现自己政权的钱币，在社会上当时新莽所遗的各种钱币，甚至更早的先秦钱币尚能偶见。此外又出现各种各样主要用于通神、辟邪、吉祥的厌胜钱。形态各异、品种繁多的钱币激发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收集和研究钱币之风蔚然兴起。人们开始为钱币作志、作图记、作谱，孕育着钱币学的成长。翁树培云：“书名钱谱多矣，必著撰人名氏以别之。”顾烜所撰《钱谱》集中体现了中国钱币学初创阶段的学术成果。

　　顾烜，字信威，南朝萧梁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生于五世纪末，先后任临贺王正德记室兼吴郡五官椽、建安令等职，赠侯爵。汉代，其上祖顾摇始迁吴郡，顾烜系摇第二十八世孙，父顾时秀为萧梁东中郎武陵王参军事，其子顾野王为梁、陈之际中国著名文字训古学家，有《玉篇》、《舆地志》、《符瑞图》等名著传世。顾烜在世时为萧梁治国出过不少有益的主意，在道德观念上崇尚儒家学说。虽未见史书为顾烜专门立传，但在史书经籍、艺文志中录有他的著作，在史书相关列传和地方文献中能散见到他的踪迹。清人所著《吴门表隐》①记云：顾烜“多善政，著有《钱谱》一卷”。《陈书·顾野王传》记：野王父“以儒术知名”。《陈书·顾野王传》又记：“及侯景之乱，野王丁父忧，归本郡”(时野王供职扬州)。考侯景举兵反梁，兵破吴郡，于吴郡大肆烧杀掠夺，时在太清三年(549年)。由此考定顾烜卒年为公元549年。后人对顾烜等顾氏先辈十分崇敬，座落于苏州的顾氏贵、雍、烜墓地虽历经一千几百年沧桑，在各时期有识之士的相继努力下，迄今依然得以完好保存②。

顾烜在学术上的贡献莫过于他编著的《顾烜钱谱》。南宋洪遵《泉志》“序”开篇即云：“泉之兴，……岁益久，类多湮没无传，粱顾烜始为之书，凡历代造立之原，若大小重轻之度，皆有伦序，使后乎此者，可以概见，唐封演辈从而广之。”《顾烜钱谱》原书钱谱一卷、钱图一卷，《隋书.经籍志》有记，著录并见《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至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连江陈第(季立)编《世善堂藏书目录》中有《顾烜钱谱》，知此书万历年间尚有存世，再往后就无闻踪迹。一千五百年前成书的《顾烜钱谱》(下文简称“顾谱”)虽已佚于明末清初，今未见有辑、刊本或钞本传下，但由于“顾谱”钱论历来为众多的钱著引用，特别是南宋洪遵《泉志》，书中引“顾谱”论钱多达四十二处，使今人还能读到许多顾烜论钱的原话。汇合这些“顾谱”钱论，“顾谱”辑佚本已编入《中国钱币文献丛书》③，虽不能见“顾谱”全貌，尚可知其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使今人可体察到中国钱币学创立时的概貌。

　　重读顾谱论钱原句，知顾谱对六朝钱论述最为生动、详细、贴切，对与六朝同期的北方或蜀地钱，以及当时已属古钱的品种，则是处在逐一认识过程之中。

　　顾谱论钱述及六朝钱最多，若孝建钱、景和钱、鹅眼钱、天监五铢、公式女钱、五铢铁钱、五铢大吉、五铢大通、五铢大富、女钱、稚钱、对文钱、五朱钱等等。顾谱所论六朝钱因种种原因有的曾被后人起疑，有的被后人否定过，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好些又被重新得以肯定。

　　关于刘宋景和钱，顾谱曰：“宋中废帝景和元年铸，重二铢，文曰景和，其年还用古钱。”北宋人李孝美于绍圣年间作《历代钱谱》十卷，或因未见景和钱，将景和钱删去。南宋洪遵作《泉志》时，虽未曰见此钱，但信赖顾谱所记，对李孝美之否定再加否定。洪遵“余按”：“此钱李孝美不入谱，烜梁人，距宋不远，其说当审矣。”此后几百年中，景和钱虽罕，还是一次又一次被人们发现，证实顾谱记载无误，对顾谱之重新肯定的确有理。

　　关于萧粱天监五铢、公式女钱，顾谱曰：五铢“天监元年铸，径一寸，文曰五铢，重四铢三絫二黍，每百枚重一斤二两”，又曰：“天监元年铸公式女钱，径一寸，文曰五铢，称量如新铸五铢，但边无轮郭，未行用。又听民间私铸，以一万二千易上库古钱一万，以此为率。普通三年始兴新铸五铢，并行用，断民间私铸。”五代人张台《钱录》对天监五铢作补充：张台曰：“五铢钱皆无好郭，唯此一种有之。”④长期以来钱币界据顾谱、《钱录》认定那种径近汉五铢的内郭五铢为天监五铢。但自清末以来，有钱家以为梁钱均粗劣而否定此说。1940年以罗伯昭为代表发表文章认为内郭五铢为陈五铢⑤，又有以为内郭五铢为北周钱者⑥。直至近年在江苏镇江萧梁五铢钱范出土⑦，天监五铢和公式女钱的形制才被方家公认，证实顾谱、《钱录》对两种萧梁钱之认定正确无误。

关于梁铁五铢与铁大吉、大通、大富五铢钱，顾谱曰：“五铢铁钱，径一寸一分，文曰五铢，背文四出。”又曰：“普通四年铸大吉铁钱，大小轻重如五铢，文曰五铢大吉，背文四出。”论大通、大富钱与论大吉钱同。可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未发现大直径的梁铁五铢，都以为梁铁五铢无顾谱所云之大直径者(梁度一寸一分折今公制约26毫米)。如彭信威云：“但留传下来的铁五铢没有这样大的”⑧，甚至有在梁铁五铢钱范出土之后，还是否认有径一寸一分的梁铁五铢。不仅如此，还有怀疑发现的这些铁五铢范系伪品⑨。但地不爱宝，八十年代后期在江浙之交吴江、嘉善等地出土了大批直径为16—26毫米不等的梁铁五铢⑩，事实证明顾谱记述是正确的。

　　从这些认识过程可以发现，关于六朝钱币的考述与研究，自萧梁顾谱问世以来，人们的认识历经许多反复，顾烜对六朝钱币之研究在后人否定之否定中得以深化。现在看来，顾谱中对六朝钱币的论述基本上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是研究六朝钱币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文献。

　　顾谱论钱述及六朝同期的北方钱和蜀地钱亦多，若直百钱、直百五铢、传形五铢、定平一百、太平百钱、太和五铢等等。顾烜南朝萧梁吴郡人，在吴郡供职，读顾谱论六朝同期北方和蜀地钱原句，凡云“三吴诸属县行之”，均为吴地流通较多者，若定平一百、直百钱、传形五铢，论述相应比较详细；凡吴地少见而顾氏不知底细者，只作客观记述，若太和五铢，顾谱仅记作“七种异钱，今世见有”。顾烜此等实事求是的治学之风，仍为今人学风之楷模。

　　关于直百钱，顾谱曰：“直百钱，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刘备铸”；关于直百五铢，顾谱仅对其径、重作客观论述，未云铸主。《三国志·易志·刘巴传》注引《陵零先贤传》记“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据此，钱币界从刘备入川时铸直百钱说，但有人将直百五铢视同直百钱，亦归作刘备入川时铸。彭信威以为史书所记直百就是指直百五铢，以为是史学家省略，云：“史书之所以只说直百钱，而不提五铢二字，是因为当时五铢已流通了几百年，没有别的钱，铸钱必定是五铢，没有提的必要”(11)。但该两种钱大小轻重差异明显，一般而言，不会同时推出。顾谱中对两种钱虽都有说，但铸主只言直百为刘备入川时铸，或顾氏确不知直百五铢铸主，不知即不臆言，不至贻误后人。关于刘备入川时铸直百钱，史学家所记与钱币学家之记如此吻合，他们不可能不约而同都简略了“五铢”两字，不可能都疏漏了直百五铢。钱币学和史学之间的互证说明，顾谱记刘备入川铸直百钱而不提直百五铢确是客观记述；释文献中直百钱为直百五铢之说，大有进一步推敲之必要。

顾谱论钱还述及一批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见所闻奇异稀有钱，若大泉五铢、两铢、若台主衣库钱、罗纹钱、翅纹钱、轩辕钱、若双十钱、双五钱、井文钱、日月钱、柄文钱、星月钱、四五钱、八星钱等等。

　　凡顾烜亲自所见，顾谱都有“今有”、“今有此钱”、“今世见有”之记，且作比较形象的论述。台主衣库为南朝官方专设的收藏机构，《南史·梁元帝》有记：“帝常开(台)主衣库，以皇后宠姬观之。”顾谱记台主衣库钱：“中王之钱，台主衣库，今有此钱，径四寸，重八两，面文曰中王之钱，钱背文曰五铢七千。”当为台主衣库特有的镇库钱。顾谱又记：“罗纹钱”、“翅纹钱”“二钱台主衣库今有”，当为该库之藏品。据顾烜的社会地位和他的这些钱论，当年他很有可能进入台主衣库研究过这批库藏钱。

　　凡顾烜只见他人记述而未亲见的，不作信口开河的附会之说，仅引举出处照原样引存。如顾谱引“星月钱”、“四五钱”、“八星钱”、“两铢钱”，言明：“刘氏钱志所载，并未见，奇异稀有，原始未闻。”给后来研究者提供参考。

　　两铢钱今亦偶见，其铸主一直未能定论。1998年12月北大考古系在重庆忠县刘宋墓发掘出一批刘宋钱币，内有四铢、孝建、永光、景和钱和两铢钱共存(12)。两铢为刘宋铸二铢钱之一，已确认无疑。顾谱所载其余各种奇异稀有钱有的今亦能见，如大泉五铢、双十钱、双五钱、轩辕钱等，是否是当时的铸币、纪念钱、厌胜钱或戏作品、误铸品，不能一概而论，今虽能见与顾谱所记钱名呼应之钱，但好多是后代人据顾谱所记而作的把玩之品，鱼龙混杂，首先需鉴别时代，只有在确认是六朝或其前之物，才可讨论是否顾谱所指。若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王荫嘉所收集的二枚“五五”钱，定为梁物(13)，或即顾谱所指双五钱。

　　顾谱论钱述及六朝以前的周、秦、汉钱币有：周钱、景王钱、秦半两、荚钱、八铢钱和契刀、货币等。顾谱似多取史书之说，若景王钱，顾谱“以大泉、宝货两存之”，明显是取自《汉书·食货志》：“景王患钱轻，更铸大钱，文曰宝货，肉好皆有周郭。”由于时代的局限，顾谱在这些论述中尚有强套史书之处，产生了某些张冠李戴的问题。若汉荚钱，《史记》与《汉书》都有“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之记，顾烜误将当时所见的汉兴钱与史书所记“汉兴”对应起来，“荚钱”条记曰：“今犹有小钱，重一铢半，径五分，文曰汉兴，小篆文。”错把汉兴识为荚钱。此错被后人沿用多时，千余年中未能纠正，直至清乾隆年间梁诗正编《钦定钱录》时遂得以辨正，始认定汉兴钱为李寿据蜀时铸。

　　通过对“顾谱”的重温，不仅可进一步领会顾烜的钱币学说，更使我们对中国钱币学初创时期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从中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中国钱币学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
　　2.中国钱币学应当重视当代钱币之研究，并由近推远，以成系统。这在中国钱币学初创时期已经明朗。那些把“钱币学”等同于“古钱学”，或以为钱币学研究对象是退出流通领域的货币，是对中国钱币学研究对象的误解。
　　3.所谓“钱币”，除了通常狭义地指作各个历史时期的铸币外，中国钱币学一开始就把那些具有铸币外形特征而主要不作为货币使用的铸品，如用于镇库的台主衣库钱，面背具北斗轩辕象和矛盾、龙凤形的轩辕钱等，主要用于通神、辟邪、吉祥的厌胜钱，纳入了钱币的范畴。
4.中国钱币学初创之际就特别崇尚调查研究，持有实事求是的治学作风。

　　感谢顾烜为我们留下了这份极其宝贵的钱币学遗产，自顾谱问世至今的约一千五百年中，中国钱币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钱币学经典著作层不出穷。足见钱币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凝聚了开创者艰辛，创立以后又融入一代又一代研究者的心血。钱币学更需要当代和将来的有志者不断努力，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和有所发现，不断充实、完善与发展，让中国钱币学更好地为人类进步服务。
（录自《中国钱币》2000年第3期）

懒禅

                               邹志谅

　　顾烜《钱谱》见于《隋书·经藉志》，已佚。据南宋洪遵《泉志》述古钱币)“岁益久，类多淹没无传。梁顾烜始为之书。凡历代造立之原，大小轻重之度，皆有伦序，使后乎此者可以概见”。顾烜《钱谱》被推作中国第一部钱币学著作。然而关于顾烜的身世和传略却鲜见记录。

　　近年来，苏州穹窿小王山文物古迹保护小组根据资料，在听取当地群众追忆和实地勘察后，发现了顾烜之墓，并采取了保护措施。有关情况概述如下:

　　1928年，陕西省长李根源先生在《吴县木读志》上发现三国时期东吴丞相顾雍的墓在吴县穹窿小王山的记载，通过民间查访发现了《顾氏家谱抄本》，于是根据墓地方位遍山寻找，结果在小王山南麓发现了一块风雨剥蚀，苍苔满布的大墓碑，碑后并列三墓。墓碑中部有文三行:“汉驰义侯顾氏迁吴始祖贵，吴丞相封醴陵侯顾雍，梁建安令赠侯爵顾烜之墓。”左侧有文二行:“祖传顾氏上世并附于此，宋文节公彦成及谩庄先生禧，皆附葬此墓。”右侧有文一行:“嘉庆丙子岁初冬，裔孙顾锡周、卿云、尚耀、震云敬立。”

　　李根源发现此墓后，先重修顾氏墓地，再葬其母于该墓地，并将顾氏墓史料编刊于《松海》之中。以后李根源本人亦葬于此。李根源曾以隶书将顾氏墓概况录于山崖，高五尺四寸，宽九尺，分书十四行，现尚完整保存在李根源墓后桃林之中。其文抄录于下:“小王山一名琴台山，又曰小黄山，穹窿中干也。葬汉驰义侯顾公贵，吴丞相顾公雍，梁建安令顾公烜，宋秘书正字周公南，顾文节公彦成，顾谩庄先生禧，潘氏南渡世祖、清赠刑部郎中王公元相，暨我母阙太夫人共九墓。刊石纪之，以告来者。中华民国十七年九月。前国务总理、农商总长、陕西省长李根源敬书。”

　　由于地方史书的记载仅突出了东吴丞相顾雍，因而顾烜就很少引起后人注意。如今“顾烜之墓”在国家和人民群众的重视之下再次被发现并得到了保护，为钱币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贵资料。

(录自《中国钱币》1987年第1期)

懒禅

                            李红光　周维新

　　“予久居塞北，学识浅陋，搜罗费力，敝帚自珍。就近三十年所罗致，有关清史者，一一载入。但他谱已载者本册不载。间有一二载者，皆系头炉，或系官私试范之钱，否则不取。恐日后翻砂仿铸，尤易乱真，巨眼莫辨，贻误将来。况祖钱、母钱、象牙钱系钱中星凤，宝藏、军饷、竹钱筹尤属寥寥。毡拓成册，籍资流传”。这是周铁衡先生《清钱轶录》序中的一段文字。

　　《清钱轶录》一书尚未出版，本文对此书及作者作一粗浅介绍，以飨读者。

　　周铁衡先生，祖居河北翼县，原名周德舆，以字行。号半聋。因癖集清泉，故颜其居：“清泉堂”。精研青瓷，又曰：“东壶斋”。晚年又称“野香亭”：“东风新舍”等。生于一九○三年五月，卒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八日，享年六十六岁。周先生之祖，父皆嗜古成癖，父曾任热河县令，对古代钱币收藏颇富，亦精于鉴别。在其父熏陶下，先生幼时便善此道，亦喜绘事，后随父迁居沈阳，十七岁随父进京，拜齐翁白石老人为师，攻诗、书、画、印，本人以医为业，毕业于满洲医科大学。一九二六年留学日本时与郭沫若先生相识，并结为终生挚友，以后互有诗画赠答。先生早年为东北艺专教授，解放后任东北文物管理处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辽宁省美协副主席，沈阳市文联副主席等职。

周铁衡先生在考古学、中国古代陶瓷、绘画、古代乐器等方面均有研究成果。著有《中国古琴潜考释》、《东窑考》、《妇科扶微》、《半聋楼谈画》、《半聋楼印草》等著作。先生之绘画、法书、篆刻曾多次参加各种展览，中国美术馆、博物馆、各美术院校均有收藏。先生对党、对新中国非常热爱和拥护，在一九四八年担任东北文物管理处顾问期间，除个人捐献文物二百件外，又动员他人捐献。抗美援朝时，将其所著《半聋楼印草》拓印百部义卖捐献，为抗美援朝做贡献，于印坛亦称佳话。

　　周先生对古泉有较深的研究。先生认为，历代泉币“唯清朝为最精，唯清朝为最多，钱法之紊乱，币制之庞杂非各代所能比。外侮之频繁，用财之浩大，亦非各朝所能及。清钱之浩瀚渊沦虽大力搜集，亦难窥其全豹”。故在收集了历代货币后，又致力于清泉的收藏、研究。从一九三八年起收集清代之祖、母钱及其它绝少者，达五百品之多。先生为志其事，刻印为“五百钱富翁”。此印作长跋云：余暇中流览各代古泉，均有其赝，唯清代大泉样多易辨。戊寅七月起集有清代大泉五百之多，友人咸称余曰富翁，余不避玩物丧志之叹，图余两手泉锈之讥。并刻一印曰：“清泉堂”。先生还曾刻一“聋翁宝藏第一”印，跋为七绝曰：“素楼雪馆喜穷搜，乾隆神品尚未收，自被聋翁藏弇后，小平无语尽低头”。并为其所藏之泉刻有：“鉴藏清朝钞板货币珍品之记”、“神品”、“聋翁宝玩”、“聋公藏有”、“清泉致宝”、“第一稀有”、“通神堂”整整十枚，周先生爱泉之情深、藏泉之精绝于印中可见一斑。

《清钱轶录》成书于一九五六年，增删数次，多易其稿，于原稿中可见改动痕迹累累。书中收录了后金钱币，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及南明的钱币，清朝各代钱币，太平天国钱币，军饷银饼及此期民间商号使用的货币等，均系实物拓片，甚为珍贵，其中大部分钱币不为外人所知。如鎏金咸丰元宝当千祖钱(见图)系重二两，用精铜雕琢而成，中央金口不开。棋祥重宝当十祖钱，可称泉中星凤。祺祥为穆宗即位之初拟改年号，铸有祺祥通宝小平，重宝当十两品，后改元同治，诏令销毁，此钱遂以稀为贵了，当十祖钱更为难得。据马定祥先生告知，满文天命幕穿上有一圆圈者，唯周先生一人有之。此品书中可见精拓。此外，书中还载有一枚满文草书天聪之宝大钱，也属罕见。

　　在论证上，此书也有许多独到见解。如后金天命钱币的铸钱时间，有关史料均记载为天命元年。周先生经过详细考证，认为天命铸钱时间应是天命六年，地点在辽阳，不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公社)。又如，满文“国宝流通”，《东亚钱志》列为回鹘钱，文不可识。先生认为，“回鹘国在唐肃宗乾元二年铸钱，铜质赫褐，字划模糊，钱法多半仿效开元通宝之制，……西域各国之钱，多用紫铜制作欠精，肉中带砂，砂多欠平，字划粗率，棱角发秃，迹近行书，有时又像草书绝无中原之美。而此钱钱质为红铜，制度明晰，字划楷正，轮廓齐整，以铜质溶法而言，与天命天聪钱相同，以字体书法而论，确为天聪时物”。先生又以“达海”碑文为佐证，认定此钱为清初开国试铸之吉语钱。

　　此书为周先生精力而成，可谓用心良苦。引证币论、史、志、泉谱、辑要、通考等中外文献可查者为五十余种。先生充分利用他久居北方的有利条件，对于清代钱币用力最深，收集、交换不吝资财。书中所示拓片十之八九为先生所藏，其他为同好所赠。

　　如今先生已长逝多年，所藏之泉一部分献捐国家，绝大部分遗失于文革期间。所幸者遗稿尚存，现介绍给读者亦可告慰先生于九泉。

懒禅

可居



晚清时期，在古籍版本和金石学界颇孚盛誉的杨守敬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古泉学家和著名书法家。

　　杨守敬(1839-1915年)，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同治元年(1862年)举人，曾两赴礼闱不授，遂考取景山官学教习，期满用教职。后充任驻日公使黎庶昌随员。回国后，选黄冈县教谕，寻调黄州府教授。继保知县，加五品衔。张之洞督湖广，延为两湖书院教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经济特科，之洞奏举名列第一。选授安徽霍山县知县。未赴任，仍请以内阁中山用。民国期间，潜志于著述。生平嗜古成癖。以其勤奋治学，博闻强记，故能多所成就。收藏金石资料、古籍善本甚富，精鉴赏，以长于考证著名于时。于历史、地理、簿录、金石诸学，尤为专长。又致力古泉币研究，于光绪初年与古泉学专家饶登秩校勘、监刊倪模《古今钱略》三十四卷，以校刊精审，世称善本。尝摹拓《激素飞青阁钱谱》传世，台湾故宫博物院有藏本。杨氏又得李宝台所作古泉拓本，编为《古泉薮》二十四册，并为之撰前言张之，原稿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已收入新编《中国钱币文献丛书》中，不日可与读者见面。举此数事，可见其于传播古泉学用力之勤矣。著述甚多，其著者有《望堂金石》初、二集，《三续寰宇访碑录》十六卷，《水经注疏》，《历代舆地详图》，《日本访书志》和《邻苏老人手书题跋》等书。



杨氏生前便以书法名世，求书者虽出多金亦难得真迹一纸。及其殁后，守敬书迹益为名贵。印行《邻苏老人手书题跋》，则因其书名特盛也。笔者藏有杨氏致梁鼎芬(节庵)书札数通，今为附印其求梁氏代撰贺缪荃孙(筱珊)寿联文一通，用存一代名流佳话。此百年前泉家手泽，读来饶有清趣，唯其行草书间有较难辨认之字，试为释读如下:

　　节庵仁弟足下:贵恙当已全癒！顷闻缪筱翁不日七十寿辰。敝处拟制一联为祝，而未能作联辞，弟所知也。恳为我捉刀，是所至盼。特着小孙诣府，立待　撰就掷下。恃爱不情，唯　原谅。即请　大安！不庄。兄守敬顿首。三十日
　　如不可即就，烦寄东百老汇一百三十二号舍下为恳。


案梁鼎芬善作文情并盛之短札见称于时，又特长制联语，一时名流若陈夔龙、朱益藩、黎湛枝、朱汝珍诸人，常请其代作。杨梁两家为金石文字交，故有请鼎芬代为操觚耳。
（录自《中国钱币》1993年第3期）

懒禅

                                可居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卒，浙江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他是清代著名文学家，又是在思想界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人物，其著作对学术界发生过广泛影响。龚氏生当嘉庆、道光之际，其时考据之学方兴未艾，金石文字诸学号称大国，研究钱币的风气因之而益盛。继乾隆间官修《钦定钱录》之后，翁树培(宜泉)、张廷济(叔未)、初尚龄(渭园)等人倡导泉学于前，刘喜海(燕庭)、戴熙(淳士)和龚自珍诸人继承于后，著书立说不绝，研究成果跨越前代。定庵致力于钱币学功力甚深，只因钱学著述俱已失传，又以文名特著，集钱成就终于为学望所掩矣。

　　定庵与当时的文人学士多有交往，其本人又以治金石文字学见称于时，曾于道光五年(1825年)得汉凤钮白玉印一方，制作精妙，文曰緁伃妾赵”四字，考释为汉赵飞燕的遗物，贮之宝燕阁，遍征题咏，艳传不绝。龚氏不仅在当时泉坛上孚有声誉，在对古币的研求上也甚为勤奋。在清季钱币学家杨继震的未刊稿《差不贫于古斋论钱杂稿》中，有一则记录龚定庵欲求翁树培遗稿《古泉汇考》事，有云:“龚年丈定庵尝求此谱于朱虹舫先生。先生为宜泉门下士，曾谋刻是书而未果。见绣山《泉史》跋语(孔跋称其博洽精审)。”由知龚、杨二人原是世交，皆是钱币学家，其于翁宜泉《古泉汇考》一书俱加重视，故息息相通者。文中的“绣山”，即孔宪彝的表字。绣山昆仲与定庵友善，其过从行事见绣山《对岳楼诗续录》和定庵《己亥杂诗》中。杨继震所引绣山跋语原文，载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刊本盛大士《泉史》中，录之于下:

　　彝向在京师闻翁宜泉先生所辑泉谱博洽精审，龚君定庵属彝求其书于外舅朱虹舫先生家。盖外舅系翁之门下士，欲谋锓版未果而殁，是以翁氏谱流传绝少。其后，彝随宦淮壖，执经于娄东盛子履先生。先生与宜泉先生同抱古泉之癖，?寓都中得遍观苏斋(笔者案:翁宜泉之父翁方纲是著名金石书画鉴赏家，并以富收藏见称，苏斋是其室名)珍秘。南归吴门，犹寓书往来，辨析泉币源流，累累千百言。是书博采诸家谱录，征引繁富，不遗稗乘，而必以正史为折衷，编年系世秩然不紊，名之曰史，盖亦史学之支流也。彝与山阳郝君分校是书，附志数言于后。异日携至京邸质诸龚君，当必有欣赏不置者。而即此以推翁氏之谱，亦可以识其崖略已。道光甲午仲冬朔日，阙里受业孔宪彝识。

至于定庵藏钱情形，已不能尽得其详。近人宗惟恭在其编印的《癖泉书室所藏泉币书目》中，著录有龚定庵手辑、马起凤手拓本《古泉蜕影》一册，内容不详，不知此本尚存人间否?此外，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列举龚氏收藏古器物之著者，分为“三秘”、“十华”、“九十供奉”三类。今将后两类中的钱币条目照录，其中“十华”类仅著录君宜王侯五铢钱一枚；而在“九十供奉”类中，则有康熙朝各行省铸钱板块三块和古布、金错刀、万石币、刳币(文日松)、涅金、大安邑、上行文币有宝字、武安、大布黄千、梁当金、直身古刀第二枚、莒刀桼千、且、垣、安阳七品、定平一百、孝建四铢、大明月、壮泉三十(笔者案:应作 十)、大货六铢、王金五铢、汉女钱、七罗汉大造象钱等。在上列诸钱中，如“壮泉”等希见币向称大珍，借此可略见定庵藏钱确是非同凡响。自乾嘉以来，言钱家每以有无王莽六泉十布论高低，而六泉十布又殊难成组配套，纵大力者欲罗致其全亦非易事。如能收得其中三几种，亦可视同泉林中之小康人家也。昔戴淳士在《古泉丛话》一书中，略述嘉道间诸家追求十布情形时，说:

　　“次布”以下，向不可得。吴逸庵从薙发人腰带间得一壮布，世无不知者。张燕昌始得全拓本，刻入《金石契》中。后蓄泉者问其富，则数布以对。然诸布尚有壮布，只吴氏一枚。其他如龚定庵宗政巩祚“次布”，夏松如明经之盛“么布”，燕庭“小布”，皆余所目睹手拓，而定为真物者也。

近百余年间，古币出土日多，往昔被视为奇珍的六泉十布，在近世藏家中虽间或有之，但数量也不多，泉布配套的尤为罕见。即如“壮泉四十”，仍属显晦之间的“逸品”；想求一组十布亦非单恃财货所可力致的。而龚定庵在《甲乙编》中自述则称:“莽之十布，余获藏其八品，独少壮布、幼布耳。”据此可想见其藏钱之概。

　　综上所述，龚氏选钱眼界高，所藏不乏珍品，身后则不知所归，并其专著《泉文记》一卷亦久已亡佚，故为辑录旧闻，草成此小文，以存龚定庵集币故事云。
（录自《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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