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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1 20:5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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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国民党不抗日",以及"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可现在又有人说,这全是受了**d的欺骗,事实上**d才不抗日,而国民党是抗日的中坚。
大陆来的人,咋一听颇有新鲜感,再一听似乎也有些道理。
不是吗?大多数人谈到抗日战争,除了平型关大捷,就只剩下一连串电影了。从"平原游击队"和"铁道游击队"到"地道战"和"地雷战",再加一个"狼牙山五壮士"。当然,"鸡毛信"和"小兵张嘎"在幼年的心灵中也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或许,至今那小妞甜甜的"嘎子哥"犹余音绕耳呢。
回想过去,我们至少对"台儿庄大捷"不甚了了,更没有听说过还有什么"昆仑关大捷"。再以抗战开始时全国陆军的兵力来看,近200个师中_**d的军队只不过占了3个,还有海军和空军呢?光凭着**d军队的那点儿兵就能抗日,也太托大了吧?
再说,连毛泽东也感谢日本的侵略,则**d"不事抗日,专事乱中夺权"该是铁板钉钉,再不能翻身了。看来,反共人士对张学良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如果没有抗战,**d哪能坐大?如果没有抗战,大陆怎能沦陷?如果没有抗战...
但是仔细一回味,又不对了。"如果没有...如果没有...",说穿了,不还是"抗日误国",只能"不抵抗"吗?
一次在纽约欣赏"黄河大合唱"音乐会时,碰到一位来自台湾的文化界老人。说起"黄河大合唱"他特别激动,他第一次听到这曲子是在五十年前的抗战时期了,他的中学音乐老师教会了他。后来那位音乐老师去了延安,说到此,他不由得十分感叹地说,当年的好青年都是**d啊!
其实同样意思的话,在刘_宾雁先生那里早就读到了。那是他在忏悔早年受**d欺骗而误入歧途时说的。他说,因为当时看到的只有**d的书,所以云云(大意)。可见当时的**d对青年人确实有吸引力。
对于红旗下长大的几代人,怪罪于**d的欺骗当然毫无问题,然而认为三四十年代**d的舆论也能一手遮天,那就不免自欺欺人了。
可惜的是,当年的国民党,就落了个"不抗日"的骂名,以至于国共再次合作一成功,大批的青年就从全国各地奔向延安。用现代的语言叫"用脚投票"。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边..."那伤感的歌声催人泪下。首开记录,使全国上下痛切体会到南京当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误国的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春以来,日本在东北地区相继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并公开在沈阳街头搞军事演习,其侵吞东北的野心昭然若揭。 可是,那位蒋先生想的却是:"今日中国唯一之敌人为赤匪。"(6月5日在南京立法院讲话)"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d利用,...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7月蒋给张学良电) 因此,7月24日蒋发表《告国民书》称:"排日运动,荼毒国家,并损坏政府而已。"取缔了在南京等地举行的抗日集会。 然而,日本的侵略步伐并不因南京当局的妥协退让而稍缓。老蒋自己不抵抗,就只能依赖国联了。
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发了铣电,声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9月12日,事变前夕,蒋介石特地前往石家庄召见张学良,当面指示:"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
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完全将东北军置于索手就戳的地步。
9月18日,柳条湖一带日军炸毁南满铁路的轰响刚过,南京军委会立即电示东北军当局,称:"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阵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令。切切此令。"致使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坐以待旦,静候日军演习结束。为了表示不抵抗之意,不仅张学良早就下令收缴军械入库,辽宁政府更于凌晨3时打开沈阳城门,以至于日军于破晓时分从洞开的城门堂而皇之入城。甚至当日军向北大营发起进攻时,荣臻还命令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鼓吹"以公理对强权","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使得日军在短短的4个多月中,侵占了东三省全境,32年3月1日,满洲国粉墨登场。而蒋介石满怀期望的"国联"调停,最后却弄出一个《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该报告书纵容侵略,反对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主张东北实行自治,由国际共管。名义上虽属于中国,中国却不准在东北驻军。即使这样的调停最终也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而不了了之。
当时,中国军队在东北地区占有明显的优势,在人数上8倍于日军。如果国民党当局全力支持东北军抗日,区区2万多日军是不难对付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方势力的一场军事冒险,正是国民党奉行的不抵抗主义使日本侵略者侥幸获胜。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宝孝良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就透露:"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军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利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控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无比愤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声名狼藉。张学良首当其冲,得了个"不抵抗将军"的美称;蒋介石难辞其咎,被迫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从此再无人敢公开鼓吹"不抵抗"。
国民党再次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出其不抗日的真面目是在次年发生的"一二八"事变。
32年初,日本又在上海滋事,军队和装备源源不断运往上海,准备挑起战端。驻沪的十九路军积极布防,准备自卫。全国舆论也一致主张抵抗,而南京政府却仍无抵抗决心。此时蒋介石名虽下野,实际上仍然操纵着大计。一二八前夕,何应钦于1月24日赶到上海,要求十九路军按日方无理要求,后撤三十公里,且担心十九路军"行动越轨"急于下令该军换防调离。1月28日夜,日军向闸北驻军发动突然袭击,驻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经过一昼夜的战斗,日军屡攻屡败,付出了伤亡800人的代价,被迫缩回租界。
淞沪战起,上海各界民众和国内外同胞冲破南京当局的种种限制,热情支援前线,各种战地服务队亲临前线,50多支义勇军共2万左右活跃在前线和后方协同作战。相反的是,十九路军不仅未得到军政部一枪一弹的补给,反而欠发十九路军军饷600余万达8个月之久,甚至要将国内外同胞的捐款抵充军饷。
十九路军一再要求南京政府增援,驻守京沪、京杭线的国民党军官兵也纷纷要求赴沪参战。何应钦却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直至最后,仅有张治中获蒋介石批准于2月16日率领第5军投入战斗。2月21日军政部更通令各部队:"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致使京沪、沪杭线上国民党军6个师任凭十九路军苦战而坐视不救。
淞沪战争中,国民党海军更置身事外。驻沪海军居然按蒋介石授意,与日军达成互不侵犯条约:"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岂非咄咄怪事。使得日军的兵力和物资源源输沪,畅通无阻。 十九路军等部以装备简陋的7万之师,抗击优势配备的8万之敌达33天,迫使日军三易主帅。中国军人的爱国激情、牺牲精神和英勇战斗,在国际上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一位美国军官观战后评论:"果使中国军队一心一德,坚持到底,则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
3月初,十九路军终因后援不继,退守待援。 老蒋的希望仍然寄托于国联的调处,极力谋求对日妥协。3月2日,趁两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南京当局赶紧接受了停战条件,最后以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告终。从此上海成了不驻中国军队、不准有抗日组织和抗日活动,由英美法等列强共管的自由市。而违令抗日的十九路军被强令离开京沪,成为蒋介石整肃的对象,种下了以后福建事变的前因。
《淞沪协定》签字后,激起全国上下愤慨莫名。当天上海的《时事新报》评道:"国民主战而政府不战,国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国民力援十九路军,而政府坐误戎机,国民纷纷组织义勇军,置身火线,而政府拥兵200万,参战者不过四十分之一,国民反对议和而政府毅然签字,则一切责任,显然独在当局。""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 老蒋"不抵抗政策"连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依据遭人唾弃。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王造时撰文指出:"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
第三次是国民党当局自己不愿抗日,也不准别人抗日,以重兵压境破坏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
33年日本侵略之势直逼华北。热河之战,又以国民党当局妥协,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告终。5月,停战协定还在谈判时,日军侵占了察东多伦等地,全省危急。以冯玉祥为首一批爱国将领,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毅然与**d合作,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5月26日正式宣告成立,通电全国,誓师抗战。
6月21日方振武、吉鸿昌受命指挥北征军出发,义旗所指,所向披靡,出师后10天之内,连克察东3城。尤其是7月7日开始的多伦之战,吉鸿昌亲率敢死队,袒臂冲锋,血战5昼夜,伤亡官兵1600余,终于收复了察东重镇多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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