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曲线救国”论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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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新开元收藏网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蒋介石却接受国民党河北保安司令张荫梧“曲线救国”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对其心腹们说：
    “对日本这场战争，我本是不主张打的，后来没有办法，非打不可，也只得打了，看看现在成何局面！战争初起时，我在庐山曾对一些高层领导说过，希望在抗日战争中削弱新开元收藏网力量2A5，可是目前新开元收藏网越来越多了，力量越来越大了！日本也发现了这个危机，因此已把重心指向新开元收藏网，我们也早该把重心指向新开元收藏网了！千万不能够让新开元收藏网再进一步获得人心，千万不能够让汪精卫利用这个局势获得日方信任，我们要在剿共方面同日本方面有所配合，让日方对我们有信心！万一有人说闲话，你们不要管，这是‘曲线救国’，你们要按照我的口号去做，‘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
    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是在蒋介石授意下，由汉奸陶希圣代笔写的。这本小册子只不过是希特勒《我的奋斗》在中国的翻版而已。它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歌颂中国封建主义。
    《中国之命运》的出版，受到日本和汪精卫的特别关注。不久，戴笠就收到上海的秘密电台报告说，最近将有一个“神秘人物”，前来重庆。蒋介石左盼右盼，终于把汉奸吴开先盼来了。蒋介石即派朱家骅、潘公展、洪兰友、杜月笙等百余人赴机场欢迎，又有军警周密保护。
    汪伪政府要员吴开先来到重庆的第3天晚上，蒋介石即单独同他谈话，蒋说：“本来，我老早要请你来，无奈外面流言太多，不得不这样做，不得不这样做。”
    吴开先一躬到地，答道：“委员长的处境，南京、北平、上海各地友人都很清楚。自汪先生以下，都委托开先致敬请安。动身之前，日本军部小林少将说：日本同重庆迟早会化敌为友，共同反苏反共。今日之下，准许汪先生的政权独立，完全是希望蒋委员长回来的准备，即华北也可以恢复战前政委会的组织形式。”
    蒋介石道：“这个，慢慢谈罢。”
    吴开先又道：“日本方面要开先向委座劝驾，双方合作，共建亚洲和平，他们这样说：如果中日和平了，日军便可以从广州、武汉撤退，方便我们从武汉、广州派兵北上剿共；不过南京与沿海一带暂归日军掌握，待新开元收藏网全部肃清后归还；华北定名为剿共区；至于汪先生的去留问题，倒容易解决。”
    蒋介石道：“这几个条件，我当然可以考虑的，双方都为和谈再创造些条件。”
    蒋介石感到“蒋日合作剿共”而让日方出面，问题更好办了。于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何行健，得到蒋介石默许后，在苏南率5万人向日军投降。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苏北游击总队第二支队司令张良才、晋绥军副师长蔡雄飞等，在蒋介石“可略走曲线”的指使下先后投敌。庞炳勋于1943年5月在豫北投敌后，即被敌伪委任为晋冀鲁豫“剿匪”总司令。山东国民党李仙洲部队联合日军夹击八路军，公开宣称“奉中央命令来打八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