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宋钱境外流通浅薄研究之宋钱在辽朝的流通 （作者：lihaonan）

天赐宝福

中国学者对于辽金史的研究，一直是各个断代史的薄弱环节，本人最初对辽史的兴趣，也是主要从开始读辽史学者的书籍并阅读《辽史》开始的，但是《辽史》由于好多文献在金元之际遭到严重破坏，到元朝末年仓促编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基本摘取辽朝实录和金陈大任的《辽史》并参考《契丹国志》而编纂而成的《辽史》，在今日学者看来，有着内容贫乏，首尾欠缺，残缺不全，混乱不堪等一系列缺点。（1）而进行的辽史研究，难免有重复研究多以及孤证使用过多之嫌。这样一来，一些学者便竭尽全力搜集关于辽金史的其他文献，特别是宋代文献，宋史学者王曾瑜先生撰写的《金朝军制》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先生还有关于辽史的论文，比如《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一文，利用对唐宋官职的丰富知识，以唐宋官制为骨架，以辽代史料为例证，将辽朝官员的职、衔系统加以复原。是非常成功的一篇论文，可以说是研究辽代官制的精品。他在《金朝军制》的序中说“研究辽史 金史等，却必需求助于唐 五代 元史知识，特别是宋史知识。辽金史研究者不仅应当广泛翻阅丰富的宋人记载，从中网罗有价值的辽金史资料，而且在更高的层次上，似可选择若干互相贯通的课题，进行综合的深入的比较研究。”他极力主张辽金史研究者应兼治宋史，以改变就《辽史》论辽史、就《金史》论金史的状况。“治辽金史者若不以广泛查阅宋史资料为满足，而能同时展开若干宋史课题的研究，变有可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而有助于在辽金史研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或突破。”（2）在王先生的“提醒”下，本人也买了一些宋史的书籍，进行了一些浅薄的微不足道的研究，本人在研究辽史时，发现了一个现象，辽朝虽然有自己的钱币，但是主要的钱币却是使用宋朝的钱币，不仅辽朝，西夏 金朝也有类似的现象。本人决定进行浅薄的研究。本人对于辽史史料的掌握还是有一些信心，于是决心先写辽朝的文章，加上一些宋史的资料，以及一些小考证，得出一个小结论。谢谢大家。要谈宋钱在辽朝的流通，首先要涉及辽朝自己的货币状况，我们先从这个谈起。
一辽朝货币的发展
契丹族发源于鲜卑宇文部，备受欺凌。但是也因此同周边许多民族发生了关系，与中原的关系也日益密切。早在北魏时，契丹就与中原王朝进行简单的“交市”“贡献”以物易物等交易，获得中原的产皮，一些契丹人被安置在大凌河畔，初步接触了农业。（3）到了唐朝，交易范围更广，数目更大，比如唐玄宗开元八年正月已巳“契丹遣蕃中郎将张少免等三百五十四人来朝，并授游击将军 果毅都尉，赐绯袍 银带 物各二千段。”（4）如果数字确实，赐予的绸缎多达70万段，数目惊人。契丹在唐朝开元时经历了从大贺氏部落联盟到遥辇氏部落联盟的巨变，遥辇氏初步建立了国家机构，遥辇氏后期，迭剌部的耶律氏崛起，后来取代遥辇氏建立了辽帝国。关于契丹人最早铸造货币的史料，见于《辽史》，上面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父亲撒剌的“鼓铸之法，先代撒剌的为夷离，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5），关于这条史料的可信度如何，人们是各执一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6），本人现在决定在吸收批判刘 田等先生的论文基础上，进行我自己的论证。
首先从契丹上层人物尤其是迭剌部耶律家族成员对中原的了解来看，一般来说，这些人的意识是超出当时契丹迭剌部本部人之上的，这可以从他们自七世祖涅礼起，就不断进行学习中原农业的记载，《辽史》说“涅里究心农工之事”（7）“涅里教耕织”（8），这并非虚言，唐朝官方文书里有唐玄宗致涅礼的书信，其中谈到契丹人“背叛于我（唐朝），终日自防，丁壮不得耕耘，牛马不得生养。及依附突厥，而课税又多，部落吁嗟”（9），这里出现了因契丹和唐朝交恶“丁壮不得耕耘”，说明涅礼发展的农业还是规模可观的，至少对四夷少见多怪的唐朝人已经注意了。然后就是接下来几代注重农业的记载，阿保机祖父匀德实为迭剌部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10），叔父述澜“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11），到了阿保机时代，他竟然在为汉人安置的汉城“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12），对于《辽史》的这些记载，一些学者表示怀疑，但是是靠不住的。（13）。在学习中原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契丹也学习了汉族的精神文明，辽朝创业的第二代人物，汉文化水平已经是很吃惊，比如义宗耶律倍“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概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14），太宗耶律德光自夸“中国事，我皆知之。”（15），说明他们对中原文化有一定的理解，起码是表面的文化现象，比如铸币。而这些又不是一朝能完成，毕竟要有数代的积累。更何况近来学者论证在契丹建国前，契丹文化与回鹘文化发生了碰撞和融合。（16），回鹘人长于商业，应该给契丹人带来货币的知识。
再从政治上说，契丹周边的国家和强大民族无一不在衰落之中，唐朝早已经是昨日黄花，与契丹接壤的河北藩镇也不听唐廷号令。自成一套。渤海腐败衰落，回鹘汗国崩溃，新兴的黠戛斯汗国也没有能够填充漠北的力量真空，昙花一现。其他的奚 室韦 鞑靼等民族也不能对契丹构成威胁。而遥辇迭剌部却日益自大，遥辇氏部落联盟本身不能对它实行强有力的制约。从政治形势上看，契丹周边没有能够制约契丹的势力，这种情况下铸币，不会引起周边的震动的。
总之，我个人认为，契丹在建国前铸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以确认为史实。但是，铸造的数量不会很大。
辽朝在建国后，继续发展铸币事业，辽太宗时，“太宗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17），太师是唐朝官名，在唐朝后期“节镇有带六曹尚书，有带三省长官，有带三公，三师，其属亦率带六品以下朝职。”（18），而契丹最早从河北藩镇了解和接受了这些官名“其後习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於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19），辽朝的南面官的太师是虚衔。而北面官是实职，因此这个官是属于北面官的，今《辽史》也将五冶太师列入北面官中。（20），接着“石敬瑭又献沿边所积钱，以备军实。”（21）
在辽景宗时，又铸造了新钱，庆历年间逃亡北宋的辽朝史官赵英（赵至忠）记录说“景宗朝，置铸钱院，年额五百贯，则契丹铸钱久矣。”（22），这是铸造新钱，但年额却只有小小的“五百贯”，使得大多数学者无法相信，这个以后加以讨论。我们可以拿宋朝钱监做比较，北宋的饶州永平监年产钱61.5万贯。（23），韶州永通监在北宋大观年间也曾达到岁额83万贯（24），以至于北宋的一个小钱监，岁额也在十万贯左右。辽朝增铸新钱后尚且如此，之前铸造也就可知。即使增铸新钱也感到不足，如辽圣宗统和十四年夏四月“己亥，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25），需要挖掘前人的藏钱来解决现实问题，可见辽朝铸钱数额之少。今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1961年北京南郊发掘的赵德钧墓中，有七万多枚铜钱，绝大多数为唐钱，竟无一枚辽钱，墓下葬年代是应历八年，为公元958年，辽穆宗年间，侧面证实了景宗之前铸钱数目极少。（26）
关于辽朝铸造的钱币通货种类，辽史只记载了道宗的四个年号钱。南宋人洪遵的《泉志》以及其他一些钱币著作也收集了一些辽钱，有：（27）
通行泉货 天赞通宝 天显通宝 应历重宝 应历通宝 乾亨元宝 保宁通宝 统和元宝 统和通宝
开泰元宝 太平元宝 太平兴宝 太平通宝 重熙通宝 清宁通宝 咸雍通宝 大康通宝 大安元宝
寿昌元宝 乾统元宝 天庆元宝 天庆通宝
今人考古又发现了“会同通宝”“天禄通宝”“应历元宝”“清宁元宝”等通货以及其他国号 年号钱，纪年钱，瘗钱，压胜钱，生肖钱，巡贴钱，契丹文钱等钱币。（28）
宋人记载在陕西变成铁钱区后“契丹亦铸铁钱，易并边铜钱。”（29），今发现实物较少，不取。


（1）《经史说略 二十五史说略》李锡厚《辽史说略》页416--418
（2）王曾瑜《金朝军制 自序》
（3）《魏书》卷一百《契丹传》
（4）[宋]王钦若编《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外臣部 褒异二》
（5）《辽史》卷六零《食货志下》
（6）以著名契丹文字专家，辽史学者刘凤翥的论文《辽钱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见《辽金史论集》第五辑）为代表，批判契丹建国前铸币说，认为契丹在建国前没有取中原王朝而代之的打算，因而不敢轻易铸造钱币，只有等到建国后，才有可能把铸钱提上议事日程。而内蒙古学者田广林 周锦章著《契丹货币经济史》第89--95页则针对刘凤翥先生的论点，一一针锋相对。并从政治 经济和文物进行了契丹建国前铸币为可能的论证。
（7）《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二》
（8）《辽史》卷四八《百官志四》
（9）[唐]张九龄《曲江集》卷九《敕契丹都督涅礼书》
（10）《辽史》卷五九《食货志上》
（11）《辽史》卷二《太祖纪下》
（12）《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第一》
（13）如李锡厚先生认为这些说法是辽朝在与宋朝全面抗衡下，“仿照黄帝以及神农氏等的传说编造出一段契丹人独立创造文明的神话。”“如果我们据此断言契丹人当时就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诸领域如何如何，显然是靠不住的。”《临潢集》页240-241，李先生认为这些事物并非契丹人独立创造，是从汉族人中流入契丹的说法，是可取的。但是显然把历史看得简单了一些，但是像农业 手工业不光汉族有，周边的渤海 新罗 乃至室韦 回鹘等国家和民族都有，何以谓只能像汉族学习呢？就算是只能从汉族学习，唐史和五代史也缺乏安史之乱后汉人同契丹人交往的事情，对契丹了解非常贫乏，李先生也是认可大贺取代遥辇的事实的，但是唐史和五代史都认为阿保机崛起后，大贺氏才灭亡，显然连此重大事件都不了了之。从此二点可见李先生观点之偏颇。韩茂莉先生认为这些是可信的，并从契丹和周边的来往来论证。见《辽金农业地理》页13---16
（14）《辽史》卷七二《义宗倍传》
（15）《资治通鉴》卷二八六
（16）王小甫《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四期
（17）《辽史》卷六零《食货志下》
（18）《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胡三省注
（19）《辽史》卷四七《百官志三》
（20）《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二》将其列入“北面坊场局冶牧厩等官”中
（21）《辽史》卷六零《食货志下》
（22）[宋]洪遵《泉志》引赵至忠《虏廷杂记》
（2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引毕仲衍《中书备对》
（2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诸路铸钱增损兴废本末》
（25）《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
（26）《考古》1962年第五期《北京南郊赵德钧墓》
（27）主要参考舒焚《辽史稿》第6章第2节，第7章第一节
（28）见《契丹货币经济史》页96---151
（29）《宋史》卷一八零《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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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宋钱在辽朝的流通（1）
（一）宋朝史料关于宋钱在辽朝境内流通的记载
关于宋钱在辽朝境内流通的史料，辽朝方面的史料由于过于缺乏。几乎没有找到一条宋钱在辽朝境内流通的记载。但是宋朝方面的史料有一些，可以补充辽朝史料缺乏的不足。
比如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间宋朝君臣议论银价时提到铜钱外流。“此外则两蕃（辽朝 西夏）南海岁来贸易，有去无还。”（2）这是君臣间议论的真实记录。
神宗时期的沈括分析钱荒的成因之一，曰“四夷皆仰中国（宋朝）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议者欲榷河北之盐。盐重则外盐日至，而中国之钱日北。”他还讲到京师百官所食之牛羊皆取自辽朝“牛羊之来，于外国贸易皆易以中国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3），这里是沈括回答皇帝的问题，而且是正式场合，相信他不会信口雌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铜钱流入辽朝境内的数目是很大的，以致成为宋朝君臣讨论钱荒问题的“常客”。
还有一些宋朝出使辽朝的使臣，以自己所见所闻生动地记载了宋钱在辽朝境内的流通。
如哲宗年间出使辽朝的苏辙说“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4），看来宋钱在辽朝境内流通数目之大为使臣所证实，以致辽朝“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
哲宗绍圣年间，郑价出使辽朝，看到“北界支到抬箱入例物见钱七十余贯并是国朝新铸钱宝。”（5），看来宋朝没增铸新钱，不久就会流通到辽朝境内。
从宋朝君臣的讨论和宋朝使臣的所见所闻可以得知，宋钱确实在辽朝境内流通数量很大。
（二）从宋朝钱禁窥知宋钱入辽一景
宋朝为了防止铜钱外流，制定出一些列法律和法规，从这些法律和法规，我们可以窥见宋钱入辽的情况。
在仁宗庆历元年，由于铜钱外流的严重性，宋朝最早制定出禁止铜钱外流的法律“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决配远恶州军本城。”（6）
但是此法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仁宗嘉祐年间，又制定出更加严厉的《嘉祐编敕》，内容是“一将铜钱出中国界者，河北 陕西 河东不满一百文杖一百，一百文徒意念，没一百文加一等，至徒三年，决讫刺配远恶州军牢城；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从者决讫刺配远恶州军牢城。”（7），与庆历元年的法律相比，金额在一百文以上就要处罚了，可见法律不仅没有起到遏止的作用，反而更加严重，因而指定出了更加严厉的法律。其中河北 河东都是针对辽朝的。
仁宗天圣七年，针对河北士兵与辽朝交易而使铜钱流出的问题，宋廷下禁令“河北州军自今厢禁军兵士与北客（辽朝商人）偷递违禁物色并见钱及与勾当买卖捉获者，内禁军从违制定，厢军从违制失断遣，并刺面配广南牢城收管。”（8）
宋朝在两国在边境上设立榷场，进行正当交易，如雄州 霸州 广信军 安肃军等。宋朝为了防止铜钱外流，屡次下禁令，如仁宗皇祐三年下令
“雄州 广信安肃军榷场北客市易多私以铜钱出境，自今巡防人等凡三告扑得所犯人，并迁一资。”（9），这是鼓励抓捕。
神宗熙宁三年规定“雄霸州，安肃军三榷场”“合支见钱除充北客盘缠等钱外，余令算腊茶行货，如违，其监专使臣等并依透漏违禁物条，从违制并故失公罪。”（10），这是防止辽朝商人将铜钱带出境外。
哲宗元符元年三月颁行“将铜钱出雄霸州 安肃广信军北梢门并过鲍河入两地供输地分等法”（11）
但是依然没有发挥巨大作用，徽宗政和元年四月，宋廷下令“自今将铜钱出雄霸州 安肃广信军等处随所犯刑名上各加一等断罪。”（12）
以上这些条款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一般说来，统治者屡次下令禁止的事物正是专制朝廷行使权力的薄弱环节，否则他们便会自吹自擂而不是三番五次下禁令了。如果禁止铜钱外流的法律执行的好，宋朝就应该出嘉奖令或者是自夸行使地好的诏令，但是没有。而是屡次下令禁止铜钱外流，而且处罚一次比一次严厉，三番五次地禁止。我们切不可被宋廷的法令蒙蔽，从这些三番五次的法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宋钱在日以继日地不断又宋辽边境流向辽朝。


（1）本节主要参考汪圣铎先生的《两宋货币史》
（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八五
（3）《长编》卷二八三
（4）[宋]苏辙《栾城集》卷四一《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利事》
（5）[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四
（6）《栾城集》卷四一
（7）[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
（8）[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食货三六之二二
（9）《长编》卷一七一
（10）《宋会要》食货三八之三一
（11）《长编》卷四九五
（12）《宋会要》刑法二之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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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古挖掘显示的宋钱在辽流通情况
上面列举了一些宋朝史料关于宋钱在辽朝流通的情况，但是毕竟是单方面记载，而由于辽代文献屡经兵火，传世史料非常稀少，给研究带来一些难度。（1）幸运的是，建国以来，中国的考古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发掘了一些辽代的遗址和文物，其中不少涉及辽钱和宋钱，下面，本人根据前辈学者整理的成果，把能找到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辽钱 宋钱情况给大家看。（2）
1930年夏至1931年8月，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苏木，出土辽“大康通宝”30枚；
1940年在北京房山，出土辽“天显通宝”1枚；
1962年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工作者对辽上京遗址进行钻探勘察过程中，发现货币66枚，其中“唐‘开元通宝’10枚，‘乾元重宝’1枚，其余55枚均为北宋钱币。”（3）；
1972年春，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小辛庄，出土钱币560市斤共60000余枚，其中“分四十七个年号，有汉 唐 五代 北宋和辽钱。宋钱居多，辽朝铜钱44枚，有9个年代11种。”（4）；
1972年9月，在通辽市库伦旗奈林稿乡前勿力布格村，出土辽钱1枚；
1974年春，在乌兰察布市兴河县鄂卜坪村，出土钱币250市斤，其中辽钱2枚，货币下限为金“大定通宝”对于辽钱比例还是不无参考的。；
1977年5月，在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出土辽钱1枚；
1977年6月4日，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土木富州乡宝力嘎沟村，出土辽钱1枚；
1980年6月10日，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土木富州乡大良沟村，出土钱币47市斤，6383枚，其中唐钱占22.5%，1437枚；宋钱占77%，4900枚，余有汉 五代 辽钱（8枚），所占比例极小（5）；
1981年6月8日，在赤峰市巴林左旗丰水山乡中号村，出土钱币637枚，其中辽钱1枚；
1981年夏，在包头市石拐矿区，出土钱币5市斤547枚，其中辽钱3枚，货币下限为元代“至大通宝”；
1981年，在赤峰市林西县小城子乡三道营子村和巴林右旗羊场乡上石匠山村，共出土钱币1910市斤，近25万枚，其中辽钱林西县为226枚，巴林右旗123枚。唐钱占20.5%，宋钱占78.47%；
1982年6月，在吉林省九台县卡伦乡十里村，出土钱币330市斤，31180枚，有少数辽钱，但是货币下限为金代的“大定通宝”
1982年8月29日，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白塔子乡灰通河村，出土钱币105市斤，12289枚，其中辽钱4枚，其中货币下限为金代的“正隆元宝”。
1983年，在山西省浑源县林场乡破兑白村，出土钱币16市斤1875枚，其中辽钱1枚；
1984年，察右前旗发现辽代窖藏铜钱，共计8728枚，“其中属于中原各朝铸币占99%以上，而北宋钱币又占绝大多数，辽代自铸钱币很少。”（6）；
1985年7月，通辽市库伦旗出土钱币140市斤近2万枚，其中有辽钱；
1985年7月，赤峰市郊区当铺地乡大兴隆庄村，出土钱币600市斤，其中有辽钱，有辽钱，货币下限为金“大定通宝”；
1985年10月，包头市固阳县新建乡画匠渠，出土钱币520市斤48193枚，其中辽钱2枚，货币下限为元“至大通宝”；
1985年，呼伦贝尔市布特哈旗扎兰屯，发现辽代窖藏钱币共28市斤，辽钱2枚，而“北宋钱币占绝大多数。”（7）；
1986年，赤峰市巴林左旗小辛庄，出土辽钱1枚；
1986年秋，辽宁省海城市牛庄镇西响村，出土钱币几十公斤，其中辽钱6枚；
1987年2月5日，伊盟乌审旗陶利苏木桃儿庙嘎查，出土钱币860市斤115707枚，其中辽钱23枚；
1987年春，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三道营子乡榆树营村，出土钱币175市斤1795枚，其中辽钱1枚；货币下限为金“正隆元宝”
1987年7月，赤峰土产公司回收发现窖藏钱币44市斤，5391枚，其中辽钱2枚；
1987年7月4日，辽宁省康平县西关屯乡边台子村，出土钱币134市斤15404枚，其中辽钱6枚，下限为金代“正隆元宝”；
1987年10月，通辽市库伦旗平安乡，出土货币600市斤80000枚，其中有辽钱；
1988年9月，兴安盟科右前旗跃进马场13连，出土货币404枚，其中辽钱2枚；
1988年11月，辽宁省朝阳北塔出土辽钱2枚；
1989年12月，辽宁省凌源出土辽钱1枚；
1990年2月，呼和浩特市托县五什家乡大北夭村出土辽钱1枚；
1990年8月9日，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小海子乡8号村出土钱币40341枚，其中辽钱4枚，下限为清“道光通宝”；
1991年5月，辽宁省桓仁县二户来镇碑登村出土钱币400市斤，其中有辽钱，货币下限为金“大定通宝”；
1991年，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出土辽钱；
1991年10月，在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区风华粮库出土辽钱1枚；
1992年5月2日，辽宁省东沟县新农乡马圈子村出土钱币640市斤9173枚，其中辽钱5枚；
1992年挖掘的河北宣化下八里村辽代韩师训墓出土铜钱62枚“共21种，除唐开元通宝，十国的咸康通宝，开元通宝对钱外，期于均为北宋钱。”（8）；
1993年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出土辽钱1枚；
1994年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彦琥硕镇巴彦琥硕村，出土钱币628枚，其中宋钱50枚，占总数量的83%（9）；
此外北京地区陆续出土一些辽代藏铜钱，多为宋钱。朝阳区出土宋钱56公斤，顺义区出土宋钱三批，分别为256公斤 150公斤 50公斤，通州区出土宋钱200公斤，平谷县出土宋钱150公斤。还有唐宋钱，其中通州区出土30公斤，延庆县90公斤。北京学者分析“辽代幽燕地区使用的铜钱，大部分是北宋钱。”（10）
通过多次考古挖掘，辽代使用宋钱比例大约在70%---90%之间，甚至更多，从考古上证明了宋钱在辽朝境内的广泛流通，同时出土的辽钱相当稀少，而且多为辽朝后期兴宗 道宗 天祚帝时期的。可证辽代景宗时置铸钱院年额500贯不虚，至于之前的铸钱数目更小，仅仅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也证明了一些学者对年额的怀疑“这个‘铸钱院’如果作为中央级的管理部门，怎么会仅仅掌握着‘年额五百贯’的铸造量！”（11）的怀疑是多余的。



（1）关于在蒙金战争中文献的损毁，请看拙作《金朝抗蒙将领王晦事迹考略------兼对“忠义”及对金朝抗击蒙古的一些评价》
（2）本段主要取自田广林 周锦章著《契丹货币经济史》附录三《出土发现辽钱统计表》和李锡厚 白滨著《辽金西夏史》关于辽金钱币的论述，本文只取在原辽境内出土的钱币，其他地区出土辽钱则不取
（3）《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4）《临潢史迹》页145
（5）康立君《内蒙古巴林左旗土木富州出土辽代窖藏钱币》，《内蒙古金融 钱币上册》1987年
（6）乌盟文物站《察右前旗出土窖藏钱币》，内蒙古钱币学会第二次年会材料
（7）张跃庭《扎兰屯市辽代窖藏钱币初探》，《内蒙古金融》1986年《钱币专刊》
（8）《文物》1992年第6期《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
（9）王刚 赵永芳《巴林右旗巴彦琥硕窖藏古铜钱考》，《内蒙古金融研究 钱币专刊》1996年第1期
（10）《北京考古四十年》页156
（11）何天明《辽代政权机构史稿》页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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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由辽代使用宋钱引发的思考
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中国王朝，在钱币上铸造上自己的年号，作为政治上的象征。但是像辽朝这样一个与宋朝分庭抗礼的“北朝”，为何大规模使用宋钱呢？而且我们发现不仅在辽朝，西夏 金朝也有这种现象。我想，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当时中国几个境内政权的“互动”也是重要因素。辽朝虽然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但是在政治 经济 文化上还是同宋朝有着差距的。但是，辽朝并不甘心永远落后，他们积极引入宋朝的政治制度 经济和文化典籍，经过文献和考古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辽朝学习宋朝的例子：
如苏轼说辽朝“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取中国（宋朝）之象。”（1）
苏颂说辽朝“耶律氏修好中国有年数矣，爵号 官称往往仿效。”（2）
还有宋代文献关于辽朝皇帝倾心于宋朝制度的记载，如辽圣宗“诏汉儿公事皆须体问南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举止，其钦重宋朝百余事，皆此类也。”（3）
如果这些只是泛泛而谈的话，那么一些例子表明绝非偶然和巧合。
比如宋朝在英宗治平三年“议者间岁贡士法不便，乃诏礼部三岁一贡举。”（4），就是规定科举考试由原来的一年一次转变为三年一次，而根据《辽史》科举考试周期的记载，在辽道宗大安年间到辽朝灭亡，辽的科举考试大体也改为三年一次，这决不是偶然，而是辽朝学习宋朝科举的结果。
再如经过学者的研究，辽朝的行政区设置不是《辽史》所说的有“道”一级行政建制，而是和宋朝一样有“路”的建制，只不过宋朝的路由安抚使 转运使 提点刑狱 提举常平构成，而辽朝的路只单纯有理财的职能，“路”只有宋朝有，辽学习也只能从宋朝学习。（5）
宋朝为了文化繁荣，建立了馆阁学士制度，辽朝也要学“辽人嗜学中国。先朝建天章 龙图阁，以藏祖宗制作，置待制 学士，以宠儒官。辽亦立乾文阁，置待制 学士，以命其臣。”（6）
甚至在城市制度上也学习宋朝，经过考古挖掘表明，辽朝中京“可知辽代中期建设的中京城，是完全模仿北宋汴京开封城的制度。”（7）
如果大家奇怪辽朝是怎么学习的，其实这并不难回答，答案是------使臣，每年都有大批使节来往于宋辽两国，他们不仅担负礼聘往来的使命，而且要了解对方的政治军事动态，辽文献不讳言这一点，如贾师训充“南朝正旦国信副使”“比还，密侦宋人军国事宜，具**闻。上（辽道宗）阅之，不释手者数日。”（8），使臣不过是间谍更为安全的外衣而已。
总之“宋朝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大势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和领头作用”主要不是表现在军事征服上，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上，无论辽 金还是西夏“都对宋朝所代表的先进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自觉不自觉地表示出认同，追随，仿效和移植。”（9）
写到这里，又有喜又有忧，喜的是向大家许诺的三篇帖子终于全部完成，可以松一口气。忧的是这篇帖子是我从来没有进行哪怕浅薄的研究的区域，对于经济学，本人是一窍不通。对于宋史，只是读了几本书而已，谈不上研究。同研究宋史的研究辽金史只是增添几本文献相比，辽金史的爱好者稿宋史显然是困难很大。比如汪圣铎先生在《两宋货币史》中，已经对宋钱外流有了详尽的研究，并分析了具体原因，不知道我这个辽朝学习宋朝的因素是否是画蛇添足还是狗尾续貂？本人诚恳地希望得到宋史和学经济学的朋友的批评和指教。如果大家认为这篇还可以将就，那么本人想继续写西夏和金朝的内容。如果太差就算了，辽史毕竟是本人最熟悉的断代史，它如此，其他的岂不更差，贻笑大方？谢谢大家。

（1）[宋]苏轼《东坡应诏集》卷五《策断》
（2）[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六六《华夷鲁卫信录总序》
（3）[元]伪托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七《圣宗天辅皇帝》
（4）《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
（5）关树东《辽朝州县制度的“道”“路”问题探研》，《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6）[宋]朱彧《萍州可谈》卷二
（7）《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页78
（8）向南《辽代石刻文编》页478-479
（9）卢云国《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7辑
参考文献：《辽史》《宋史》《资治通鉴》《契丹国志》《辽代石刻文编》
书目：《经史说略》《金朝军制》《凝意斋集》 《临潢集》《辽金农业地理》《契丹货币经济史》《辽史稿》《两宋货币史》《辽金西夏史》《辽夏金经济史》《辽代政权机构史稿》
论文：《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四期
《辽朝州县制度的“道”“路”问题探研》，《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7辑

海岱李子

不错,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