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30周年口述史：“蛇口风波”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浮云过眼

1978—2008改革开放30周年口述史第22期　　
　　
　　曾宪斌　　 　　中国十大房地产策划专家之一，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房地产总裁班教授。历任万达集团总策划师，刘永好及新希望集团地产总策划，曾创下年度销售20亿的业绩，业界称为“曾旋风”。20年前，31岁的他作为《人民日报》评论部实习生，发表了《“蛇口风波”答问录》，掀起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但他也因此，不得不告别热爱的新闻事业。　　
　　
　　曾宪斌是“蛇口风波”进入高潮之前，最后一个接力的记录者。
　　相对于其他“蛇口风波”的见证者和当事人的缄默，曾宪斌的反应让人喜出望外。
　　“终于来找我啦！”是他接到南方都市报记者电话的第一反应。
　　“我知道总会有一天，会有想了解这件事情的人来找我；我也相信，历史会给我一个说法：‘蛇口风波’的意义，时间越久，越能明晰显现。”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历史自觉”，尽管曾经因为“蛇口”而遭遇人生的挫折，沉入谷底的曾宪斌，仍然小心翼翼地保存着那个时候的文稿和报刊，他相信那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跟很多等待历史结论的人们不同，这个历史的“说法”，对曾宪斌已经没有任何现实的“好处”，他已经是拥有无数业界“粉丝”的著名房地产策划人，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房地产总裁班的教授，每年飞行100多次，忙于授课和顾问工作。他在一间证券公司的大户室跟记者约谈，含蓄地向记者表示，他也是在证券市场最早试水成功的人之一。春天，他刚刚为结婚25周年买了一幢带泳池的别墅，感谢在大学当教授的妻子与自己荣辱与共30年，并教育出一个好女儿。
　　他希望历史给他的结论，其实他的人生已经证明。　　
　　
　　“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

　　　　　　　　　　　　　　　　　　　　　　　　　　　　　——袁庚　
　
　　整个报社的主流力量是带领人民冲锋陷阵
　　大家会在评报栏激烈争论，内部的气氛是很有活力，很鼓励年轻人尝试新事物的。
　　
　　1988年7月，写《“蛇口风波”答问录》时候的我，是中国社科院为《人民日报》定向培养的二年级新闻学研究生。我那时候已经在海军服役多年，军衔是上尉，也已经有在全军获过奖、立过功的新闻作品。读研究生期间，我的导师就是《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实际指导我的是评论部副主任于宁老师，我学习期间其实一直以实习生身份在报纸工作。
　　从作为实习生的我来看，那时候的《人民日报》，基本上是舆论界思想解放的火车头。那个时候，从上到下，整个报社的主流力量，是要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口，带领全国人民冲锋陷阵。大家会在评报栏激烈争论，内部的气氛是很有活力，很鼓励年轻人尝试新事物的。
　　我因为有新闻工作的基础，在研究生里算是小有名气。我在1987年就在头版发表署名评论《要尊重公民隐私权》，报纸的“前卫”可见一斑。
　　在“蛇口风波”之前，我就曾经在人民日报写过不少争议性报道：《一位国家级专家竟去读硕士研究生——程抱全的选择发人深思》，对用人体制的弊端提出问题；《与雷宇对话》采访了因海南“汽车事件”遭到查办，而又在1988年初东山再起被选为广州副市长的雷宇。对话中我们还提到“新闻界多来点批评监督，以保护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至滥用乃至错用”……
　　我曾经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写过《自立菩萨自拜佛》，反省新闻中的一些禁区，其实是自我设限。
　　
　　袁庚表示绝不允许发生以言治罪的事
　　他说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我先是从其他媒体上，零零碎碎了解到一些“蛇口风波”的信息。
　　“青年教育专家”们在讲台上高扬的理想和道德，与人们实际生活中的价值观的冲突，在当时已经是心照不宣的事实。一方面是在公共场合还得随大流；一方面人们在私下讨论的完全是另一套价值与逻辑。可是，媒体却很少实事求是地反映这些冲突。
　　“蛇口风波”正是把冲突摆上台面的一个好线索！一方是改革最前沿阵地的年轻创业者，一方是誉满天下的青年政治思想工作专家。足够有典型意义了。但鉴于《人民日报》的地位，这样敏感的题材，不能轻易出手。我在等待时机。
　　1988年，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段，上半年，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讨论逐渐热闹起来。这当然不是坐而论道，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需要与之适应的价值观。四五月间，海外媒体都在关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都在谈思想工作改造，要适应商品经济新秩序，符合生产力标准等等。那年是人民日报40周年庆，主管宣传的中央领导来到人民日报，还跟我握手谈过话。他在关于宣传工作的讲话中，强调要在新形势下，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宣传舆论机关要在这方面多做工作。
　　报社领导在传达领导的讲话后，要求各部门出选题，落实讲话精神。我当时刚开始在评论部实习，于是拿着一堆“风波”的剪报，找到周修强和于宁老师。他们和当时的副总编辑范荣康都支持我试试。
　　我先是写了一篇评论《风波过后当反思》，对专家在辩论时质问发言青年名字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周老师审稿的时候只说了两点：可以把专家名字点出来，讨论问题要光明磊落；另外肯定他们以往政治思想工作“卓有成效”不妥，“充其量只是形式上的某种改进，观念上还是老一套。曲啸第一次出来讲演我就说了，他在演单口相声。”但送审时，报社领导认为，人民日报的言论有着特殊影响，这样直接批评专家，让读者有误解；而且，短短一篇评论，总有简单化之嫌。
　　于是我只好开始第二方案：报道。7月5日，我到北京师范学院，与李燕杰、曲啸、彭清一、郭海燕四人座谈。没有想到，他们非常愿意谈，而且情绪激动。因为事情过后，报刊上的文章没有为他们说话的，而他们跟我谈到的情况，又与之前报道的大相径庭。我暗自庆幸，还是老师们有水平，没有贸然发表倾向性评论。当晚，我坐上了去广州的15次列车，7月中旬到了蛇口。
　　当初大多数年轻人都是自发来的，散了会，就找不到了。不过幸好组织者团委、《蛇口通讯报》(记者魏海田是我吉林大学的同学)等单位的人，和那位上了材料的“名片青年”李云忠也找到了。
　　说实在的，我希望能平衡报道，找到赞成专家们意见的人。我就又去找了袁庚、乔胜利等领导，可我没有想到，盘桓数日，访问十几个人，竟然就是找不到一个支持专家的人。
　　为了客观还原事实，我急着找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吴厚信当时录下的座谈会磁带，这几盘磁带几经转手，后来还是袁庚下了死命令，才找了回来。听完整个现场的录音，我心里有底了，但仍然担心报道有倾向性，因此最后是围绕几个焦点问题——这次座谈会是“突然发难”吗；会上争论的有哪些问题；名片插曲和“材料”是怎么回事；对这次座谈会应如何评价，用问答题方式，让13个受访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下旬，我挂号寄出稿子，也将专家们那部分的发言寄给他们自己审阅。
　　在《“蛇口风波”答问录》中，袁庚同志说：“有两点可以明确表态：一、既然不是到这里来传经送道，就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我们还是要提倡，坚持不论对内对外，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在这里探讨。……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力。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浮云过眼

　《蛇口风波答问录》引发全国性大讨论

　　到9月14日止，人民日报共收到来信来稿1531件，70％的来稿，认为这是新闻改革的成功实践
　　
　　1988年8月6日，这篇7000字的《“蛇口风波”答问录》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转二版，全文见报。同一天，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表了此文。

　　《答问录》立刻引起了巨大反响。

　　重庆出版界一位老同志来信说：“8月6日的《答问录》我连续读了两遍。当我确认不是‘内参’，而是代号为1－1的人民日报时，使我感到仿佛从报面上再次看到已经实行了的改革、开放，看到了能兑现的公开化，和真格的透明度。”

　　北京的一些作家在座谈会上说，自打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蛇口风波”答问录》，他们开始自费订阅人民日报了。

　　从刊出文章，到随后开辟“关于‘蛇口风波’的议论”专栏，到9月14日止，人民日报共收到来信来稿1531件。70％的来稿，认为这是新闻改革的成功实践。

　　正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的博士生王武来信中说：“看到贵报新闻改革迈出大步……增加了我们对改革的信心和早日报效祖国的决心。”

　　对这篇文章最为关注的是全国各地和人民解放军广大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们非常欢迎这样的文章，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讨论思想工作的新观念、新方法。

　　11日，当事人李燕杰对人民日报评论部一位同事表示，人民日报是在“批判三家村”。他认为我不把蛇口方面的说法给他们审阅，是不对的(他们以为我的报道只是关于他们的说法)。

　　8月27日，李燕杰等几位又以“北京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名义，写了一份题为《关于“蛇口风波”报道群众来信来访情况综述》的材料，报送中央领导机关。这个材料说，“我们想问一个问题：蛇口还走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蛇口一些‘淘金者’的思想，实属不要党的领导，是绝对的自由人。发展下去，特区必然要走向邪路的。”

　　材料最后说：“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认为，对‘蛇口风波’有不正确看法的同志，包括新闻界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因为未能全面客观地了解‘蛇口风波’的真相。对这些同志，他们完全予以谅解。但，确有少数人在有意歪曲事实，制造混乱，对这种人必须予以揭露。”

　　事实上，评论部接到的1531件信稿中，只有17.4％倾向或赞同李燕杰他们的观点，可评论部选择刊登的信稿中，44％支持他们的观点。因为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评论部努力避免造成一种“批判”专家们的印象，因为本意在讨论问题。为了肯定李燕杰他们的贡献，报社还特意约了文章对李燕杰他们的探索作了较高的评价。

　　从8月中旬到11月中旬，全国几百家报刊纷纷就此发表文章，有些报刊甚至提出“应该有一个‘蛇口环境’，一个使人免于恐惧的环境”。
　　
　　我去《人民日报》的报到证再用不上了

　　从《人民日报》评论员的事业前景，到天河区的一个副科级科员，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落差。
　　
　　1989年3月，人民日报从1531件来稿和海内外报刊发表的评论中选取了110篇文章，编辑出版了《蛇口风波》一书。

　　1989年上半年，我在《人民日报》的办公桌已经安排好，报到证也开了。但后来报到证没有派上用场，我只好揣着那张没有用的报到证，回到广州的部队；之后不久，我便转业了。

　　尽管我有很好的作品和成绩，也有欣赏我的人极力推荐，可是在广州媒体工作的机会一一落空，转业的时候一度没有单位要我，我甚至跟爱人做好了回老家南雄的打算。最后，一位熟人推荐我成了天河区的一个秘书。

　　刚刚到广州的时候，我还能收到《人民日报》转来的读者来信。蛇口的朋友也告诉我，袁庚在干部大会上说：曾宪斌这个人，要是遇到困难，蛇口得帮他；他来了，所有蛇口人都要善待他。蛇口的一位企业家方国幡还给我寄了500块钱——那时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虽然我多少在写《答问录》的时候就预料到，前面不见得是坦途，但从《人民日报》评论员的事业前景，到天河区的一个副科级科员，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落差。

　　我很快发觉，机关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的一个系列报道发表在当时的《天河报》上，很受好评；而我的一位上司勃然大怒：为什么不署他的名字？回头想想那段日子，阴影还是很重。

　　虽然呼唤思想解放，但其实我们这代人，离开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还是有个过程的。

　　1990年，我的同学策划了一套丛书，让我帮忙推销一下。我在单位办公楼里跑了几趟，一周之内，就赚了2400元！这算是让我领会到市场经济的魅力了！
　　
　　蛇口风波丢了饭碗　市场潮里大有收获

　　我成了中国第一代房地产策划人，全国至少一半房地产公司员工听过我的课
　　
　　真正让我下了决心改变的，是小平同志的南巡——它表明中国改革的路向，仍将在当初推动的方向发展。1992年以后，我也就有了一些“一只腿下海，一只腿岸上”的下海经历。我把关系挂在一家商业电台，同时也一再尝试“市场经济”。我倒国债、做股票，早几年也是有盈有亏，交过学费。我还在第一家有外资背景的报纸《投资导报》做过广州首席记者。

　　我有过很多今天想起来哭笑不得的失败。曾经在一个港资企业成功应聘了10万年薪的总裁助理，最后却落到企业下属工厂去做了两天车队队长。我跟过一个小房产企业老板，他没有车，我骑摩托带他去谈生意；他资金链断裂的时候，失踪了，还卷走了我给他筹的20万。混得很糟的时候，我甚至想过买辆轿车，连人带车出租去。我那时候鼓励自己：我能写，能翻译，身体结实能干力气活，总不会饿死的！

　　1992年夏天，我到了蛇口，找到蛇口工业区发展研究室主任余昌民——我决心去到深圳、尤其是蛇口工作。在体制内，很难有比蛇口对我更理解、与我的气质更契合的单位了。在他和袁庚关照下，我差一点要到《蛇口通讯报》工作，但之后，却因为某些原因去不了了。1993年，我又去找余昌民，兴致勃勃地描述我的创业计划——宠物培育中心，他还取了个名字叫“相依”，但我们却凑不出启动资金30万。那一次，余主任带我去见了袁庚，见面很愉快，只是创业计划泡了汤。

　　终于，1993年，我还是离开机关，去了《房地产时报》做执行总编。房地产市场，是市场化启动最晚的一个领域。广东算是走在前面一些，我做执行总编的时候，在为房地产企业做广告的过程中，发现——原来，国内在楼盘的文化定位和市场策划上，完全是一片空白。我们这些有传播经验和人文素养的人，正好能派上一点用场。于是就这样摸石头过河，做起了房地产策划。

　　我正式告别体制内的编制，是1994年，我先是去香港考察了一趟房产市场策划，接下来正式去“翠湖山庄”的公司全职上班。

　　当时，广州市的豪宅区仍在淘金北，天河北豪宅概念还没有成型，周边楼盘价格多在2000元／平方米左右。根据这种状况，翠湖山庄在广州第一次提出了度假式生活居所的概念，楼盘的销售额在1997年广州的成交数据中排行第一，当年曾创下2天销售1.25亿元的纪录。

　　我跟王志纲等一批最早的房地产策划人互相影响，相互扶持。他1996年离开碧桂园的时候，就推荐我去做了碧桂园总裁杨国强的助理。在那里，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别墅。

　　随着操作楼盘经验的增加，我对这个行业有了更多心得。1998年，福利分房政策终止，1999年成为房地产转折年。当年，建设部在上海举行住宅发展论坛，我在一个上午发言之后，会议方根据与会者的要求，下午议程取消，请我继续讲。

　　就这样，渐渐地演讲机会越来越多，我想全国至少一半的房地产公司的员工听过我的课；而今天在房地产业界的顶梁柱们，不少是我1998、1999年的学员。旅行途中我发现，大多数地级市都有我的学生，总有人请我吃饭(笑)。

　　回过头来看，当年我对市场经济的坚信，是正确的。市场经济让我这样的人获得了多少机会呀！它让我摆脱了体制的羁绊、获得身份的自由，财务的自由，充分释放自己的能量。

　　今天我的生活跟“蛇口风波”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从不提起它。只是有些时候，在给总裁班上课的时候，一些较年长的学员问我：“您是‘蛇口风波’的曾宪斌吗？”“真的是你啊！”他们热切的表情，又一次把我带到20年前。

　　(本文参考马立诚《“蛇口风波”始末》、曾宪斌《射门前后》，一并感谢！)　　
　　
　　■历史背景　　

　　20年前的“蛇口风波”　　
　　
　　是否对国家社会有贡献，重要的不在于主观的思想动机，而要看客观的行为；在没有触犯法律的前提下，即便只是为了赚钱的“淘金者”，也是为社会出力的建设者。

　　这些道理，今天已经成为常识；但在20年前，却曾经引爆被称为“第二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争论，从深圳蛇口招商局大厦一间会议室里，席卷全国，这就是“蛇口风波”。
　　
　　青年与青年教育家的交锋

　　1988年1月13日晚上，“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在蛇口举行。

　　与会的专家分别是“启迪青年心灵的灵魂工程师”北京师范学院德育教授李燕杰；电影《牧马人》原型、中宣部局级调研员曲啸；中央歌舞团前舞蹈演员彭清一。

　　座谈会有近70名蛇口青年参加。开始时，三位报告员以他们习惯的修辞，表达了对蛇口的良好印象。但接下来，这一场没有主题的座谈会上，专家们的每一个观点和套路，无一不受到青年们的挑战。

　　争端开始于曲啸关于“淘金者”的说法。他认为，青年人应该考虑到祖国的命运，而且应把这个放在第一位。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也很厚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这遭到听众的反驳：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淘金者赚钱，但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对错。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一定要说得清清楚楚，看起来挺虚伪的。

　　在如何表达对祖国的爱的问题上，双方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一青年说：我们讲实际，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表达对祖国的爱。蛇口青年挣了钱，也创造价值，他大可不必想着我现在是为了国家……彭清一说，明天我就在大会上当着那么多的人讲你的话，你叫什么名字？明天你们市长都要去……在笑声中，这位青年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接着，双方又对如何对待青年人的自主意识、个体户捐献大部分收入给国家是否应大力提倡、进口小汽车和体制改革问题、中国特色等问题激烈争论了一番。最后报告会在专家们“坦率”、“诚恳”的好评中结束，而一位青年也代表发言人表示感谢。
　　
　　媒体与青年教育家的交锋

　　然而，两天后，一份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李燕杰任所长)的名义起草的《“蛇口座谈会”始末》就写了出来，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名片青年”李文忠也上了材料。

　　材料整理者郭海燕(该所外国青年研究室主任)认为“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而蛇口方面则称这是“一份不光彩的材料”，是一个“小报告”。

　　2月1日，《蛇口通讯报》在头版发表了一条消息：《蛇口青年与曲啸李燕杰坦率对话——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战》。很快，《羊城晚报》，2月12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该报记者邹启明写的千字通讯：《“热门话题”和它的余波——记蛇口青年的一次座谈》。

　　3月到4月，《蛇口通讯报》刊出记者魏海田的两篇文章：《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和《蛇口青年与曲啸等同志还有哪些分歧？》。文章中还论及尖锐问题：“个体户不应当永远置于受审地位……个体户只有在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我们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蛇口风波”掀起的涟漪，通过各家地方媒体，由南往北悄然扩散。

　　早春天气中的人民日报大院，9号楼4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所在地——来自广东的研究生曾宪斌，把《羊城晚报》头版那篇报道蛇口的通讯，小心地剪了下来……　　
　　
　　■记者手记　　

　　永远的“蛇口青年”　　
　　
　　1988年1月13日与青年教育专家的座谈会，蛇口青年们多是自发前来参加，会散之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他们今天在哪里？他们如何看待20年前的那段往事？

　　让记者意外的是，当年留下姓名的人，大多数选择了拒绝采访。“语境不同了，当年那些问题，今天还有争论的必要吗？”一位亲历者说。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对争论气氛司空见惯的蛇口人，“蛇口风波”先是让他们惊诧，随后全国范围内的支持又让他们欣慰。然而，第二年夏秋之际，“蛇口风波”被视为出于某种“居心”而刻意制造的事件，相关的人员被追究责任。譬如，当年《蛇口通讯报》的总编辑张梦飞，在1989年不得不离开报社，直到后来在一次意外中去世，他再无机会从事新闻工作。

　　他们默默无言地承受自己的命运，20年来，甚少有人发觉，他们在为一代人、或今后的世代承担。

　　不难找到一些“蛇口青年”的BLOG。在那里他们热热闹闹到处旅行访友，相守偕老，含饴弄孙，写着美文趣文。但蛇口仍然是一个打开往事闸门的口令。一般那里都有关于改革先行者袁庚的纪念和回忆，有“蛇湾情话”这样的朋友群。

　　他们生命中最耀眼的一段，在蛇口。那里有市场经济的最早实验，有坦白的思想交锋，有民主选举的初试啼声。20年前的蛇口是属于年轻人的，不管他们是二三十岁，还是更年长，蛇口人只有两个名字：“创业者”和“年轻人”。

　　以“心如古井”来婉拒记者采访的袁庚同志当年的“爱将”、原蛇口工业区发展研究室主任余昌民，在他的BLOG上如此描述20年前的那场风波：

　　“三位老师在观念上同生活工作在蛇口的人们存在着明显的距离。他们精确地记得过去各次演讲时获得掌声的次数，他们表白去了一趟沙头角‘只买中国这边的东西，不买香港那边的东西’，他们情不自禁地质问与之论争的青年的名字，大有不会善罢甘休的意味……这是一次不经意的碰撞，自然无拘地升级，谁也不曾料到。若论蛇口这一方蕴藏有什么样的基础，那就是这些青年生活在现实里，并且习惯了直言他们的感受和心声。”

　　岁月是会老的，蛇口的青春，却永远在历史中定格。　

转自南方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