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中亚建立的防御体系述论

阿萨兰回鹘

许序雅【内容提要】在显庆至天宝年间，唐朝确有在中亚抵制大食东扩的战略，即利用当地的政治势力抵抗大食，力求以最小的军事力量保持西域地区的相对安宁。唐朝还在中亚建立起一个针对大食的防御体系，该体系先后以突骑施、康国为中心，中亚九姓胡基本上加入这个体系中。【关键词】唐朝大食中亚
唐朝是否有抵制大食的战略，唐朝与大食在中亚是否有过争夺，这是牵涉到如何认识唐与中亚诸胡关系、唐与大食关系和一系列相关历史事件的重大问题。法国汉学大家沙畹认为，唐朝曾在中亚地区抗御大食。[1]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沙畹之论述不充分；在西域地区，唐朝与大食的关系始终处于同盟友好状态；唐朝并没有支持突骑施抗击大食。[2]孰是孰非，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





一、设立中亚羁縻州府贞观初期，西突厥统治中亚地区。贞观五年（631）十二月，康国即遣使请臣。[3] 这是九姓胡第一次主动请求臣服。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阿拉伯人尚未东扩，他们没有对中亚诸胡构成威胁。康国的请臣、内附，带有明显的摆脱西突厥控制之倾向。然而，唐朝初定天下，无意与西突厥争夺中亚。所以，唐太宗与群臣议说：“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傥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4]实际上，唐朝西域方略的当务之急为夺回天山南北两路。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平定龟兹，设置了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碎叶、疏勒。[5] 在此以前，唐朝在西域的活动带有明显的防卫和消弭边患的性质。这时，唐朝在西突厥中心地区碎叶设置军镇，标志着唐朝西域政策的重大转变：从防卫走向开拓，从西域东部扩张到西部。唐朝在西域东部的一系列胜利，沉重打击了西突厥的统治，促使中亚诸胡不断来朝，积极发展与唐朝的政治、经济关系。中亚诸胡的不断来朝，又反过来促使唐朝把统治范围不断向西扩展。值得注意的是，大食在永徽年间开始用兵征服中亚。永徽五年（654）五月，“大食引兵击波斯及米国，皆破之。”[6] 兵祸也殃及康国。《唐会要》卷99“康国”条称：“永徽中，其国频遣使，告为大食所破，兼征赋税。”康国这次为大食所破，显然与米国被破在同一年。但就在大食加紧征服中亚之时，唐朝在显庆三年（658）十一月，在康、石等国设置羁縻府州。[7] 《旧唐书•波斯传》记载：波斯王子“卑路斯龙朔元年奏言，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诏遣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充任西域，分置州县，因列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显然，波斯都督府的设立，是对波斯王卑路斯抵抗大食侵扰的有力支持。中亚等地的羁縻州府，是在大食东侵河中的背景下而设置的。大食入侵米国等地之事亦已为唐朝所闻。唐朝在设置这些羁縻州府时，不可能不知道此举与大食的利益会有冲突。早在贞观五年，唐太宗曾担心接受康国内附，会导致“师行万里，岂不疲劳”；而在显庆、龙朔年间，唐高宗面对大食东侵的严峻形势，毅然在河中和吐火罗设置羁縻州府。因此，唐朝在中亚等地设置羁縻州府时，应当有对付大食的心理准备的。就九姓胡而言，和平进入中亚的唐朝既使他们摆脱了西突厥的统治，免除了西突厥强征贡赋之苦，又使他们看到了抵御大食东侵的希望。他们与唐朝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阶段。在显庆至先天年间（656—712年），中亚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把中亚纳入羁縻统治范围，中亚诸胡国与唐朝的关系发展成为君臣关系。二是在葱岭和西域东部地区，吐蕃、突骑施兴起，与唐朝争夺西域控制权，西突厥反复无常，这严重阻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唐朝势力一度退出西域东部（葱岭以东）地区。咸亨元年（670），唐朝被迫废罢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碎叶）。[8]如意元年（692年，四月改元），唐朝大败吐蕃军，迫使西突厥附唐，最终恢复碎叶、龟兹、疏勒、于阗四镇，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并派遣三万汉兵戍守，结束了唐朝与吐蕃在西域东部地区的拉锯战。[9]三是大食日益东扩，基本完成对中亚的征服。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直接影响到唐朝在中亚的战略。

705年，屈底波（Qutayba ibn Muslim ）出任呼罗珊总督，开始了对中亚的征服。阿拉伯人在中亚横征暴敛，实行竭泽而渔的政策。据10世纪中叶波斯历史学家纳尔沙喜记载，布哈拉（安国）历来的年税收额不高于20万迪拉姆银币。[10] 呼罗珊总督乌拜都拉逼迫布哈拉赔款100万迪拉姆，其数额相当于布哈拉5年的税入；屈底波还强迫布哈拉每年纳贡21万迪拉姆，这无疑大大加重了安国的负担。屈底波强令撒马尔罕（康国）一次缴纳200万迪拉姆，以后每年交纳20万迪拉姆以及3,000“头”奴隶（每头奴隶折价200迪拉姆），这对康国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11] 719年二月，俱密国王那罗延在给唐朝的表文中，描述了大食的残暴统治：“……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12]因此，中亚诸国就频频东来，希望与唐朝联手抗击大食。唐朝则在道义上、政治上支持九姓胡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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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朝在中亚的防御体系

大食在中亚站稳脚跟后，就企图把势力扩张到葱岭以东。塔巴里《年代记》卷2，第1276页称，呼罗珊总督屈底波在征讨拔汗那（713年）后，东侵喀什噶尔。[13] 万伯里(A.Vámbéry)完全接受了塔巴里的记述。[14] 但是，屈底波东侵的真实性已为吉布所否定。[15] 巴托尔德也接受了吉布的考证结论。[16]我们在汉籍中也未见大食军东侵喀什噶尔一事之记述。但是，塔巴里的记述折射出大食有东越葱岭的企图。此推测已为《资治通鉴》之记述所证实：开元五年（717）七月，“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17]

面对大食的咄咄攻势，唐朝肯定曾有抵御大食东侵的战略。就唐朝而言，尽管它无力出兵援助九姓胡，但它又不甘心彻底放弃对中亚羁縻府州的控制。因此，唐朝一方面主动册封中亚九姓胡，增强它们的抵抗信心，维系唐朝与九姓胡的羁縻关系﹔另一方面，扶持突骑施，让臣服于唐朝的突骑施成为抵御大食的中坚力量。

在696、698年，唐朝两次册封康国王，以期加强唐与九姓胡之首的康国的关系。731年（开元十九年）四月，康王乌勒伽上表请封，唐朝封康王子咄曷为曹国王，默啜为米国王。曹国、米国均是独立的政权，有自己的王统。看来，这次封册并没有王统继承权的意义。738年（开元二十六年），由于曹王没羡去世，唐朝又册立曹王弟苏都仆罗[18] 继兄王位。这说明在738年以前，曹王是曹王室成员苏都仆罗之兄。囿于史料，我们不清楚没羡是否继康王子咄曷之后而登上曹国王位。从咄曷738年又被唐朝册立、继父王位来看，他在731—738年间不大可能就任曹国王。731年唐朝的册封，肯定有悖曹、米国的政治形势。唐朝为什么会如此做呢？无独有偶，早在715年，大食呼罗珊总督屈底波与康王乌勒伽签订和约时，也保证使乌勒伽成为撒马尔罕、佉沙（Kesh，史国）、那色波（小史）国王。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唐朝的册封是针对16年前屈底波之保证的。唐朝也力图提高康国在九姓胡中的地位，以此来笼络康国。

唐朝对康国王子的册封，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731年初（回历112—113年），康国军队参加了抗击呼罗珊总督居纳德军队的 “关隘之战”。[19] 同年四月，康国使者到达唐廷，他们当会向唐朝报告此捷。唐朝对康国王子的册封，实有发挥康国“邻国承命，兵马强盛”[20] 这样一种中心国的作用，让康国领袖曹、米诸国之意。当时突骑施尚未与唐朝为敌。[21] 康、曹、米三国联盟对付的只能是大食。

唐朝还把九姓胡中的石国、史国纳入唐朝的西域防御体系中。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夏，唐碛西节度使盖嘉运与突骑施大首领莫贺达干率石王莫贺咄吐屯、史王斯谨提及拔汗那王共击突骑施苏禄之子吐火仙；次年八月，破碎叶，入怛逻斯，生擒吐火仙。740年（开元二十八年）三月，因此功，莫贺咄吐屯被册为顺义王，史王斯谨提加拜为特进。[22] 石王、史王受碛西节度使盖嘉运节制，说明唐朝的防御体系扩至中亚地区。正因为如此，739年（开元二十七年）四月，史国王斯谨提与拔汗那王及突骑施大将索俟斤并遣使献表起居（起居，意问候）。[23] 这是中亚诸胡唯一一次献表起居；742年（天宝元年）正月，石国王上表为其长男那居车鼻施请官，唐朝诏拜那居车鼻施为大将军，赐一年俸料。[24] 这是唯一一次九姓胡王室成员接受唐朝俸料的文献记载。显然，史王、石王均以唐臣自居。

唐玄宗在天宝三载（744）赐外家姓“窦”给拔汗那王，又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下嫁宁远（拔汗那）王。[25]和义公主下嫁宁远（拔汗那）王，是唐朝与中亚诸胡唯一一次和亲，其意义自是非同一般。唐朝对拔汗那的恩宠具有特殊意义。

唐朝抵御大食东侵的战略也为河中、吐火罗诸地各国所知晓。开元七年（719）二月，安王笃萨波提、康王乌勒伽分别遣使上表，请求唐朝援助抗击大食，同时献上大量贡品。同年三月、六月，安国、康国又分别遣使朝贡。两国请求唐朝援助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康国上表请求唐朝“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等苦难。其大食只合一百年强盛，今年合满。如有汉兵来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 安国则“伏乞天恩兹泽，救臣苦难，仍请敕下突厥（骑）施，令救臣等。臣即统领本国兵马，计会翻破大食。”[26]

唐朝当时在西域的主要敌人是吐蕃，经营的重点是葱岭南部地区，[27] 无力插足中亚争端。在开元二十二年（734）以前，唐朝力图在中亚地区建立以突骑施为核心的抵御大食东侵的防御体系。719年十月，唐玄宗册拜苏禄为忠顺可汗，苏禄成为整个西突厥十姓之地的可汗。[28]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见到唐朝册封苏禄的册文。考虑到安国上表请援在二月，唐朝册封苏禄在十月，很可能唐朝册封苏禄时就委以“西头事”，让突骑施抵挡大食的东扩。719年（开元七年）二月，俱密国王那罗延上表，“伏望天恩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征税。”[29] 720年七月，“南天竺国王尸利那罗鲁伽摩请以大象兵马讨大食及吐蕃，仍求有以名其军制。玄宗嘉之，名为怀德军。”[30] 727年，吐火罗也上表说：“又承天可汗处分突厥（骑）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其事若实，望天可汗却垂处分。奴身缘大食税急，不救[不]得好物奉进。”[31] 从安国和吐火罗的表文看，突骑施可汗苏禄当时是打着唐朝的旗号在中亚地区活动的，否则安国、吐火罗等不会请求唐朝下令突骑施出兵；而且从表文中的语气看，唐朝委任突骑施抵御大食应该是可信的，正因为突骑施接受了唐朝的委派，但又没有完全履行义务，安国等才会向唐朝提出这样的请求。

而且，突骑施自己也承认曾与拔汗那联合抵御“逆贼”。741年（开元二十九年）三月，西突厥酋领遣首领来朝贺正，具献方物。西突厥酋领上表称：“顶礼天可汗，礼诸天，奴身曾祖已来，向天可汗忠赤，每征发为国出力，今新年献月，伏愿天可汗寿命延长，天下一统，所有背恩逆贼，奴身共拔汗那王尽力枝（杖）敌，如有归附之奴，即和好。……。”[32] 此处的“逆贼”，应包括大食。

而且，突骑施确也在中亚地区抗击大食军队。731年初（回历112—113年），呼罗珊总督居纳德（Junayd）率军渡过阿姆河，从史国（Kish）向撒马尔罕进军。大食军受到突厥（即突骑施）可汗军队的阻击。突厥军中有康国等国军队。突厥人采用火攻，大食军饥渴交加，一败涂地，居纳德仅率千余人逃脱。阿拉伯历史学家塔巴里(Tabarī)把是役称之为“关隘之战”。[33]

根据以上史实，我们很难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在西域地区，唐朝与大食的关系始终处于同盟友好状态；唐朝并没有支持突骑施抗击大食。[34]

734年（开元二十二年），突骑施由于羊马贸易而与唐朝交恶。[35]面对突骑施与吐蕃结盟攻唐的严峻形势，唐朝一度改变了敌对大食的战略，于开元二十二年（734）与大食计会连兵，共击突骑施。但双方的联合行动并未实现。[36]
看来，唐朝与大食计会连兵举措并没有对中亚诸胡产生影响。阿拉伯人的强制伊斯兰化政策及巨额税收，致使九姓胡与大食的矛盾日益尖锐，九姓胡迫切希望摆脱阿拉伯人的统治，他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唐朝身上。所以，在738年以后，石国于741年、东曹和安国于752年（天宝十一载）遣使唐朝，请击大食；745年，曹国王歌逻仆遣使上表，请求内附。如果我们注意到东曹仅在武德年间入唐朝贡一次，已有120多年没有入朝，就可以发现东曹的“请击大食”之心是多么迫切。754年（天宝十三载），东曹国王设阿、安国副王野解以及诸胡九国王共同上表，请求与唐朝共击黑衣大食。[37] 这次中亚诸胡上表的规模是唐代最大的一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已是怛逻斯战役（751年）后的第三年。

综上所述，在显庆至天宝年间，唐朝确有在中亚抵制大食东扩的战略，即利用当地的政治势力抵抗大食，力求以最小的军事力量保持西域地区的相对安宁。唐朝还在中亚建立起一个针对大食的防御体系，该体系先后以突骑施、康国为中心，中亚九姓胡基本上加入这个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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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兰回鹘

[1] 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10——214页。

[2]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7─179页。

[3] 欧阳修等《新唐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5]刘昫等《旧唐书•龟兹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欧阳修等《新唐书•龟兹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六《四裔•龟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

[6]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九五《外臣部•交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7] 欧阳修等《新唐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王溥《唐会要》卷九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则记：显庆四年（659年）“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关于唐朝在中亚设立羁縻州府的时间，详见许序雅《〈新唐书•石国传〉疏证》，《西域研究》1999年第4期，第19——26页。

[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王溥《唐会要》卷七三，卷九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参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68—172页。

[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刘昫等《旧唐书•龟兹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欧阳修等《新唐书•韦待价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欧阳修等《新唐书•王孝杰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10] Narshakhî, The History of Bukhara, Cambridge，Mass.，U.S.,1954， p.36.

[11] Narshakhî， The History of Bukhara, Cambridge，Mass.，U.S.,1954，pp.37—43.
H.A.R.Gibb，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London，1923，pp.17—27.
王治来《中亚史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41—244页。

[12]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13] 引自W.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London，1977，p.185.

[14] A.Vámbéry ，History of Bokhara，New York，1973(rep.)，pp.31—32.

[15] H.A.R.Gibb, The Arab Invasion of Kashgar in A.D. 715. BSOS, vol.Ⅱ, pt3, 1922, pp.467—474；
H.A.R.Gibb，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London，1923，pp.52—53.

[16] W.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London，1977，p.185.

[1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王小甫认为，开元三年、五年大食与唐朝的冲突，纯属子虚。他声称亦已证明此论（《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9页，注释50）。然拜读其书（第145—178页），未见其证。

[18]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外臣部•封册二》 记为“苏都仆罗”；《外臣部•朝贡四》记天宝元年曹国王为“哥逻仆”；欧阳修等《新唐书•西曹传》记天宝元年曹王为“歌逻仆罗”。

[19] H.A.R.Gibb，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London，1923，pp.73—75.

[20]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88页。

[21] 《全唐文》卷二八六《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刘昫等《旧唐书•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22]欧阳修等《新唐书•突厥传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刘昫等《旧唐书•突厥传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把史王斯谨提记作“拓羯王斯谨鞮”。

[23]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24]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外臣部•褒异二》；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25] 欧阳修等《新唐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26]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27] 开元五年（717）——十七年（729），唐朝在葱岭及其以南地区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吐蕃的外交和军事活动。王小甫有详考：《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50─171页。

[2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欧阳修等《新唐书•突厥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29]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30]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九五 《外臣部•交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31]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32]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33] H.A.R.Gibb，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London，1923，pp.73—75.

[34]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7─179页。

[35] 张九龄《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见《全唐文》卷二八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刘昫等《旧唐书•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36]《张曲江文集》卷八，《敕瀚海军使盖嘉运书》；卷十，《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四部备要•集部•唐别集》）。张九龄《敕河西节度牛仙客书》，《敕碛西节度王斛斯书》，见《全唐文》卷二八四，二八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张日铭认为，唐朝与大食联合，并未见诸实现。参张日铭：《开元年间（731～741）唐、大食关系之研究》，台北：《食货》第5卷第6期（1975年12月），第8—13页。

[37]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七m《帝王部•来远》；卷九七四《外臣部•助国讨伐》，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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